韜光養晦是鄧小平的外交遺囑。之所以說是遺囑，是因為鄧是在安排自己「退休」以至身後事的兩個特殊場合說那番話的。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離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剛好三個月，鄧小平在家裡召見江澤民、李鵬、喬石等全體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萬里共八人，向他們表達了辭去軍委主席職務的意思並交待其內外政策，鄧說：「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幾天後，鄧在會見李政道時作出了更為直白的表述：「別國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中國的事情我們就得管。」
第二次是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時東歐巨變、蘇聯難保已成定局，主張對本國抗議運動採取「中國的辦法」（即六四鎮壓的辦法）的兩位東歐領導人都下場不好，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被迫下台，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夫婦則被機槍掃射、暴屍雪地。此情此景之下，國內國際都有人蠢蠢欲動，希望中國站出來說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或共產強硬路線的國際新頭頭。鄧召見江澤民、楊尚昆、李鵬三人，在原來三句話的基礎上又加了三句話：「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決不當頭」，重點是「不當頭」。鄧小平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所以，在東歐巨變進程中，儘管中共當局內心震動、驚恐萬狀，卻仍不動聲色地對東德倒台、兩德統一表示理解，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的慘死則表示「尊重羅馬尼亞人民的選擇」。
江胡忠實執行鄧外交遺囑
一九九一年蘇聯發生了「八‧一九政變」，蘇共保守派軟禁了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並設立所謂「緊急狀態委員會」。有證據表明，中共高層知悉這一政變計劃，而且興高采烈。在蘇聯宣佈政變幾分鐘之後，中宣部就立即安排中央電視台插播了政變新聞，江澤民連夜召集政治局會議，會上對戈爾巴喬夫被趕下台表示歡呼，並打算公開表態對發動政變的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蘇共同志」表示熱烈祝賀和支持──這是蘇共政變團體當時可望得到的唯一的國際支持，也是中共政府在六四屠殺受到西方國家廣泛制裁之後可望在國際舞台化被動為主動的唯一反制行動。但鄧小平親自阻止了這一計劃，鄧於蘇聯政變次日召見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四人，告誡他們「中國的表態要研究一下」、「再等等看」。實際上，鄧小平拒絕了中共介入蘇共內部事務和美蘇冷戰結局這一次最後與最佳的機會，這是因為鄧預估政變可能會失敗，而且即使政變成功，鄧也不希望中共高層興奮過度、鋒芒畢露，以至昏頭昏腦重新走上與蘇共結盟對抗西方的老路。這是鄧小平手把手地指導他的繼承人提前執行他韜光養晦的外交遺囑。鄧死之後，江澤民、胡錦濤倒也基本上忠實地執行了鄧的「既定方針」，所謂「辦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這句頗有孤立主義意味的外交流行話語體現了江胡時代對鄧小平韜光養晦戰略的理解和遵從。
習要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
然而，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絕口不提韜光養晦，此戰略似已完全不合時宜。官方媒體頻繁主張在東海、南海「亮劍」，習近平強調在國際事務中「積極有為」。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以「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為主題的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在會上習近平明確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這一判斷是基於以下理由：「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所以，「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這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透過其中語焉不詳的表述，習近平這番話的意思其實是說：中國的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對現行國際秩序發動革命、實施轉折的程度。從今往後，中國將會以全新的姿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這意味著，中國既要比以往更加強有力地應對國際挑戰、「爭奪發展制高點」，還要做一些以前不願做和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對全球事務「定規則、定方向」，在國際新秩序中確立其新的「地位和作用」──亦即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雖仍然沒有明說，但這等同於直接宣佈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戰略已經壽終正寢。
習近平的執政風格比江、胡更強勢，比毛、鄧更瑣細，他不僅把權力抓得很緊，也喜歡把事情都攬在手上。他打破了以往形成的高層分工格局，無論黨務、經濟，無論疆藏、港台，無論軍事、外交，都是身先士卒的一把手，既當最後拍板者，又是最高執行人，還是終局裁判員。「全球治理」當然也是由習近平親自出馬來解決，但是，習近平的「全球觀」似乎並未形成，對於國際新秩序的目標和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和地位並無清晰的認知，所以，他做了一些讓人看不懂的事情。「一帶一路」究竟是為了爭奪內亞戰略基地、建立中國的勢力範圍，還是僅僅出於消化中國過剩的鋼鐵水泥產能的經濟動機？一個小小阿富汗，美國尚且搞不定，中國豈有能力搞定矛盾複雜、衝突頻仍、投資風險極大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為了得到補給基地和軍港，中國已經在緬甸、斯里蘭卡白白扔掉了大把的基建投資，如何收場目前尚無可行方案，此「先行先試」的試點行動既已明白擱淺，又如何向前推進更複雜、更冒險的「一帶一路」全盤規劃？
再者，實際利益寥寥的南海爭端戰略意義何在？在中國的後院，習當局尚且沒有能力、更沒有信譽與他國一起「定規則、定方向」，又如何在其他地方、其他領域「定規則、定方向」？還有，在習近平的「全球」棋局中，朝鮮是棄子還是棋眼？日本是夥伴還是敵人？這些事情，習近平似乎都不甚了了。
習選擇了不太好的時機
想當年，毛澤東有「兩個陣營」、「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與其前後兩段截然不同的革命外交路線相對應（第一段是「一邊倒」，第二段是「反帝反修」）；鄧小平有「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戰略判斷與其專心內務、對外開放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相對應。但習近平的「全球治理」外交路線並無相應的戰略價值觀、戰略思維和戰略理論與之配套。而且，習近平恰恰選擇了一個不太好的時機──國內經濟減速、周邊爭端加劇。放棄韜光養晦、進入「全球治理」，這究竟是有意把國內焦點問題往外引，還是稀裡糊塗做大夢──即所謂「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抑或是另闢蹊徑，重拾已在蘇聯東歐中斷的國際共運世界革命大計？既然要花中國納稅人的錢去辦這些改變「全球治理格局」的事情，習近平就有義務把這些事情向中國人民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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