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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2日 星期四

8-2 共產黨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殺人」,「科學神殿教自殺昇天」,「人民聖殿教九百多人集體自殺」,人人不寒而慄,恨之入骨。但是共產黨這個邪教害人要超出千萬倍,因為它有幾個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獨到之處。
(一)邪教國教化

(大紀元配圖)
        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裏,你說你不信哪個宗教,你可以不看那個宗教的書、不聽那個宗教的理,照樣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國大陸,你就不能不學習共產黨的邪教教義、不得不聽邪教宣傳,因為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把共產邪教變做了國教。
        共產黨灌輸其政治說教,從小學、幼兒園就開始,以後的升學晉級總脫不了政治考試(核),而那些政治考試題,根本就不容學生獨立思考,必須靠死記硬背共產黨的標準答案才能及格。可憐的中國人,為了考試,不得不從小自動重複著共產黨的說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給自己洗腦。政府的上層幹部提升,不論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到黨校去學習。合格的畢業之後,才能晉級。
        以共產黨為國教的中國,不容任何異見團體。連被拿來當政治花瓶的「民主黨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會,都得宣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先忠於共產黨,再信奉上帝,這就是共產黨的邪教邏輯。

(二)社會控制極端化
        邪教國教化的基礎是共產黨對人民的控制和對自由的剝奪。這種控制空前絕後,因為共產黨剝奪了人民的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是自由的基礎。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城市裡的人只能在黨控制下的企事業裡工作謀生,農民必須在(黨的)公社土地上種田吃飯,誰也別想擺脫共產黨的控制。在社會主義的國度,共產黨的組織從中央直達鄉村街道社會最基層,通過黨委、支部等各級黨組織,把社會牢牢控制。這種嚴密控制的結果,人民徹底喪失了自由:遷徙的自由(戶口制),言論的自由(五十五萬右派都是犯的言論罪),懷疑的自由(林昭、張志新因懷疑黨而被殺害),獲取信息的自由(看禁書、聽「敵台」皆有罪;上網也要受監視)。

(大紀元配圖)
        可能有人說現在中共也允許私有制了。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改革開放,是因為社會主義搞到了吃不飽飯的地步了,搞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共產黨為了免於滅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並沒有放鬆對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進行的對法輪功民眾的殘酷迫害,也只有在共產黨國家才會出現。如果中共真的如願成為經濟巨頭,可以肯定其對人民的控制只會更加變本加厲。
(三)崇尚暴力、蔑視生命
        幾乎所有的邪教都會使用暴力來控制信徒,或對抗外來壓力。但是很少有像共產黨這樣毫無顧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數加起來,也無法和共產黨邪教害死的人數相比。在共產黨邪教來看,人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殺人也是一個手段。所以共產黨迫害起人來,毫無顧忌,誰都可能成為迫害的對象,包括黨的支持者、黨員、黨的領導人在內。
        中共扶植豢養的紅色高棉,典型的說明了共產邪教的殘暴和對生命的蔑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啟發下,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共為「消滅私有制」,在執政的三年八個月中,在這個人口只有不到八百萬的小國卻屠殺了二百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為了人們不會忘記共產黨的罪惡和紀念死難者,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一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被關進這裡並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鑽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連專門拍攝臨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檔與欣賞的攝影師,也是中共培訓的。
        就是在這個S-21監獄,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製了鑽腦機,取人腦來製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一個椅子上,置於鑽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快速旋轉的鑽頭,就從被害者的後腦鑽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8-1 共產黨的邪教特徵

        共產黨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為害人類的邪教。
        共產黨雖然不稱自己是一個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見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天地間的絕對真理。奉馬克思為精神上帝,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

(大紀元配圖)
表1.中共的宗教色彩
宗教的基本形式 中共的形式
教堂,講壇 各級黨委,講堂從黨的會議到整個黨控制的媒體
教義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氏 「三個代表」 ,黨章
入教儀式 宣誓,永遠忠於共產黨
信仰專一 只信共產黨
教士 黨委書記等各級黨務人員
神的崇拜 詆毀一切神,再自立為不稱神的神
死稱為「升天、下地獄」 死稱為「去見馬克思」
經書 領袖們的理論著作
布道 大會小會,領導講話
念經、盤道 政治學習,黨員的組織生活會
聖歌 歌頌黨的歌曲
捐獻 收斂黨費,硬撥預算(人民血汗)
懲戒 黨紀,從「雙規」、「清除出黨」,直至害死、株連
        共產黨與正教有鮮明的區別。因為正統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靈魂為目的,而共產黨不相信神靈,並且反對傳統道德。
        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證明它是一個邪教。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中心的共產黨教義,導致了充滿血腥暴力與屠殺的所謂共產革命。共產黨政權的紅色恐怖持續約一個世紀,禍及半個世界,導致數千萬至上億人喪生。這樣一個創造人間地獄的共產黨信仰,正是人世間的頭號大邪教。
        對於共產黨的邪教特徵,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六條:

(一)編造教義,消滅異己
        共產黨奉馬克思主義為教義,標榜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共產黨的教義缺少仁愛寬容、充滿狂妄自大。馬克思主義是生產和科學很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的產物,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根本沒有正確的認識。這樣一個異端邪說,卻不幸發展為一個國際共產運動,為害世間約百年之久,直到被實踐證明完全錯誤,被世人所拋棄。
        從列寧以來的共產黨領袖們,還不斷為共產邪教教義添加新的內容。從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再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共產黨的歷史上充斥著諸如此類的歪理邪說。雖然這些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導致災難,而且前後自相矛盾,卻還是要標榜為一貫正確,並強迫人民學習。
        消滅異己是共產邪教傳教的最有效手段。因為共產邪教的教義和行為太荒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滅異己才能強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奪取政權後,「土改」消滅地主階級,「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本家,「肅反」消滅了民間宗教勢力和前政權中的人士,「反右派」讓知識份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傳統文化連根剷除,真的實現了人人「讀紅寶書」,「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的共產邪教一統天下。在後毛、後鄧時期,共產黨又認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會與共產黨爭奪群眾,故必慾剷除而後快。因此發動了一場滅絕性的大迫害,至今無法收場。

(二)崇拜教主,惟我獨尊
        從馬克思到江澤民,共產黨領袖的畫像要懸掛起來讓人膜拜,領袖的絕對權威不容挑戰。毛澤東成為「紅太陽」、「大救星」,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身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國政治。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含標點符號總共才40幾個字,卻被中共四中全會的決定笑話式地標榜為「回答了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甚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斯大林濫殺無辜,毛澤東發動文革浩劫,鄧小平下令「六四」屠殺,江澤民搞迫害法輪功,都是這種教主獨裁的惡果。
        中共一方面在《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在《黨章》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把黨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則到處發表「重要講話」,稱人大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要「堅持黨的領導」。根據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全黨服從中央,說到底,「人大」實際要堅持的是「一黨獨裁」,並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產黨的「一黨獨裁」。

(大紀元配圖)
(三)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
        共產黨的組織非常嚴密:發展黨員要有兩個介紹人,入黨要宣誓永遠忠於黨,黨員要交黨費、要過組織生活、要集體政治學習。黨組織遍佈各級政權,每一個鄉鎮村莊,每一條城市街道,都有黨的基層組織。黨不僅管黨員、黨務,連非黨群眾也同樣在其控制範圍之內,因為整個政權都得「堅持黨的領導」。而共產黨教會的「神父」──遍佈各級組織的黨委書記們,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裡,從來都是幹甚麼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內行。
        生活會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種普遍而長期的對黨員的精神控制手段。共產黨在歷史上多次「清黨」、「整風」,抓「叛徒」,殺「AB團」,「整黨」,週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來培養黨員的「黨性」,使他們永遠與黨保持一致。
        入黨如賣身,在國法之上還有黨紀家法。黨能開除黨員個人,個體黨員卻不能脫離共產黨而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如要退黨,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產黨邪教一統天下的文革時代,黨要你死你不能活,黨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殺,那是「自絕於人民」,還要連累家人也要為之付出代價。
        黨內決策黑箱作業,黨內鬥爭絕對秘密,黨的行文是機密文件。做了壞事最怕曝光,動輒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處理異議人士。

中共邪教教主崇拜,精神控制(大紀元配圖)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鄧小平講:「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
        江澤民講:「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
        共產黨鼓吹暴力,在歷次運動中殺人無數,教育人民「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紅旗被說成是「烈士的鮮血染成」,共產黨對紅色的崇拜實際上是對鮮血的崇拜。
        共產黨大樹英雄榜樣,鼓勵人們為黨犧牲。在延安為生產鴉片燒窯而死的張思德,被毛澤東稱之為「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在瘋狂的年代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等「豪言壯語」充實著物質貧乏的瘋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惡多端的「紅色高棉」政權。中共雖然氣惱萬分,但是因為中國和柬埔寨沒有共同邊界,所以無法直接派軍隊去支援「紅色高棉」。於是中共以「對越自衛反擊戰」為名,行「教訓」越共小兄弟之實,在中越邊境發動對越戰爭,結果使數萬名中國士兵為這場共產黨之間的爭鬥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和鮮血,他們的死其實與國家領土主權毫無關係。數年後,中共卻廉價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風采」,把那些被無謂犧牲掉的天真燦爛的年輕生命,化作對「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一筆劃給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時,中共讓年紀輕輕的護士小姐們「火線入黨」,然後封閉在醫院中護理「非典病人」,將這些年輕人推到面臨生命危險的最前線,並藉機樹立共產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輝形象」,而與此同時江澤民卻貪生怕死地率親信從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火線入黨,為教犧牲(大紀元配圖)
(五)否定有神,扼殺人性
        共產黨宣傳無神論,把宗教說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在其統治範圍內,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滅或者征服。然後再把自己神化,實現共產邪教的一統天下。
        共產黨在破壞宗教的同時,破壞傳統文化。它把傳統、道德、人倫說成是封建、迷信、反動,以革命的名義而剷除。文革中大量出現的夫妻相互揭發、學生打老師、父子反目、紅衛兵濫殺無辜、造反派打砸搶等違背中華傳統的醜惡亂象,正是中共扼殺人性的結果。
        建政以來,強制少數民族歸順共產黨領導,導致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喪失或變異。
        19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國民對政治前途徹底失望,從此全民向「錢」看。
        1999年至今,殘酷迫害法輪功,與真善忍為敵,導致社會道德飛速下滑。
        進入新世紀以來,新一輪圈地圈錢圈物使不少民眾被拋落街頭,上訪人數激增,社會矛盾激化。大規模抗議多次發生,遭到軍警暴力和武裝鎮壓。「共和國」的法西斯性質凸顯出來。社會更無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窩邊草,現今行騙要騙親朋好友,曰「殺熟」;以前國人最重貞節,現今「笑貧不笑娼」。以前醫生、教師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醫院坑病人、學校坑學生最黑。中華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壞之歷史,一首民謠盡情表現:「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顧各人,90年代見人就宰人。」

(六)武裝奪權,壟斷經濟,有政治經濟野心
        共產黨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進而實施國有制和壟斷性的計劃經濟。共產黨的野心不可謂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斂財與之比較,只能是小鬼見魔王。
        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裏,在通常的國家機構之上,又附著一個權力更大的黨組織--各級黨委及支部。「黨附體」控制著國家機器,直接從各級政府調用經費,共產黨如吸血鬼,不知從國家社會搶走了多少錢財。

【九評之八】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前言)


(大紀元配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約百年之久的共產國際運動宣告失敗;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異數存留下來,而且統治著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就是,今天的共產黨還是不是共產黨?
        首先,在今天的中國,包括中共在內已無人再信共產主義。搞了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之後,它現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進獨資外企,對工農進行最大限度的壓搾,與所謂共產主義的理想背道而馳。但與此同時,中共繼續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在2004年最新修訂過的憲法中依然硬性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今天的共產黨,猶如「豹死猶留皮一襲」的一個「皮囊」,被中共繼承下來,維持著共產黨的統治。
        那麼,中共繼承的共產黨這張皮,這個組織,它的本質是甚麼呢?

7-7 結語

        由於中共的消息封鎖,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在其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舉的各個運動就至少致死了6千萬人,此外還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內蒙、雲南等地對少數民族的屠殺,相關史料就更難找到。《華盛頓郵報》則估計中共迫害死的人數達8千萬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還有多少人被致殘,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氣死、嚇死、鬱鬱而終,我們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個人的死亡,對家庭成員來說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慘痛悲劇。
        日本讀賣新聞曾經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佔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李井泉在聽到別人告訴他四川省餓死了許多人的時候竟然若無其事地說「哪個朝代不死人?」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千萬人,佔前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萬,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紅色高棉迫害死200萬,佔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現在北朝鮮餓死的人估計也超過100萬了,這都是共產黨欠下的血債。
        邪教用殺人來血祭其供奉的邪靈,共產黨從出現開始也不斷用殺人、甚至是殺不了外面的人就殺自己人的做法來祭祀其「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邪說,乃至把自己的總書記、元帥、將軍、部長等等擺上其邪教的祭壇。
        許多人認為應該給中共時間讓它變好,並說它現在殺人已經很有節制了。且不說殺一個人也是殺人犯,從更大層面來說,因為殺人是中共達到恐怖統治的手段之一,那麼,殺多殺少就是可以根據需要來調整的。其表現可以概括成「不可預測性」。在人們的恐怖感不大時,多殺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們的恐怖感很大時,殺少量的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不由自主地害怕時,中共只是嚷嚷殺人(不用殺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經歷了無數的政治殺人運動,對中共的恐怖形成條件反射之時,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殺人。宣傳機構的大批判調子就足以喚回人對恐怖的回憶。
        一旦社會上人們對恐怖的感受有變化,中共就會調整它的殺人力度。所以,中共殺多殺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殺人的一貫性。中共並沒有溫和,更沒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來要求甚麼,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絕不會猶豫和客氣的。
        也正因為要維持恐怖,隨機性的殺人是維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於歷次大規模殺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確運動對像、定罪和量刑標準,為避免被劃進可能被殺的範圍,人民往往退縮到一個自我劃定的相對「安全」區,這個區域有時比共產黨劃的還要小得多。這就是為甚麼每次運動人人都是「寧左勿右」,每次運動都是「擴大化」,是因為一級一級的主動加碼以求自保。運動越往下越殘酷,這種全社會的恐怖自動放大效應就來源於共產黨的隨機屠殺。
        在長期殺人的歷史中,中共演變成一個變態系列殺人狂。通過殺人來滿足其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的變態快感;通過殺人來緩解內心的恐懼;通過不斷殺人來壓制以前殺人所造成的社會冤仇和不滿。時至今日,中共由於血債纍纍,已無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壓與專制維持到它生存的最後一刻。即使有時採用「殺人,平反」的模式來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質從來沒有變過,將來就更不可能改變。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7-6 殺人模式及後果

(一)共產黨殺人的理論指導
        共產黨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惡。它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知識份子,用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販賣徹底的無神論,用共產主義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和實踐統治國家,同時又結合併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文化中背離傳統的最惡部份。
        中共用它發明的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框架模式來改造世界,保證其一黨獨裁。其理論分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部份。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要鞏固上層建築,特別是黨的政權,必須首先從經濟基礎進行革命。這其中包括:
1. 殺地主解決農村生產關係。
2. 殺資本家解決城市生產關係。
在上層建築層面,殺人也在反覆進行,為的是保障意識形態上的絕對壟斷。其中包括:
1. 解決知識份子對黨的政治態度問題
        中共長期以來多次發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超政治觀點、超階級思想,自由主義等等,洗腦誅心,令知識份子斯文掃地,一些在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優良品格,包括仗義執言,捨身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達則兼善天下,貧則獨善其身」的傳統幾乎蕩滌殆盡。
2. 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而發動文革殺人
        先是從黨內到黨外發動群眾運動,從文學、藝術、戲劇、歷史、教育等領域殺起。先是全國人民殺幾個人,如「三家村」、劉少奇、吳□(日含)、老捨、翦伯讚等,發展到殺「黨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再發展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互相殺戮。武鬥消滅肉體,文鬥消滅靈魂。那是黨操縱下的一個混亂和極度暴烈的時期,人性中惡的方面被黨的危機充電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個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義」下、在「捍衛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名義下任意殺人。這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滅絕人性的全民操練。
3. 為解決文革後社會上的民主呼聲,中共在「六四」開槍殺人
        這是軍隊首次公開殺人民,為了壓制人民反貪污、反官商勾結、反腐敗的呼聲,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呼聲。為了達到軍隊相互鉗制和軍隊仇恨群眾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佈置了燒軍車、士兵被殺死的場面,製造人民子弟兵屠殺群眾的慘案。

(大紀元配圖)
4. 屠殺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領域是中共的命根子。為了中共的歪理邪說能夠欺騙一時,中共在建政初期就開始消滅會道門和各種信仰體系。而面對新時期的精神信仰──法輪功群眾,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輪功修煉「真善忍」,「不會放毒」,「不搞暴亂」,「不會造成社會不安定」來取得鎮壓經驗,進而消滅其他一切信仰群體。這一次是中共黨魁江澤民親自跳到前台殺人。
5. 為掩蓋消息而殺人
        控制民眾的知情權是中共手裡的另一張王牌,中共也為封鎖消息而殺人。過去「偷聽敵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現在面對各種電視真相插播,江澤民下達了「殺無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劉成軍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蓋世太保機構610辦公室、警察、公、檢、法和龐大的網絡警察系統,監測群眾的一舉一動。
6. 為私利剝奪百姓生存權
        共產黨的繼續革命論,其實就是不能放棄領導權的問題。在現階段,中共的貪污腐敗,已經發展成為黨的絕對領導權與老百姓的生存權的衝突,當民眾起來在法律範圍內維權時,又見共產黨動用暴力,不斷對「為首分子」舞動屠刀。中共為此已經準備了超過一百萬的武裝警察,比起六四時臨時調動野戰軍來,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殺人的準備。而當民眾被逼上絕路的同時,中共也在將自己逼上絕路,其政權到了草木皆兵、風雨飄搖的程度。
        綜上所述,人們可以看到,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邪靈,為了它的絕對控制權,不管在一時一地表現有甚麼變化,它過去殺人,現在殺人,將來還會殺人的歷史不會改變。

        2005年12月6日,中共出動武警在廣東汕尾開槍射殺依法維權的村民,造成多人死傷。(大紀元配圖)
(二)不同情況用不同的殺人模式
1. 輿論先行
        中共使用過各種各樣的殺人方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模式。絕大多數的殺人都是「輿論先行」。共產黨常說的一句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倒好像是共產黨應老百姓的要求殺人一樣,實際上,「民憤」卻是中共煽動起來的。
        比如戲劇《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間的傳說故事,《劉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編出來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這種妖魔化「敵人」的做法歷來都用,連國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對法輪功更是通過偽造的「天安門自焚事件」,來挑動仇恨,而後對法輪功民眾施以群體滅絕式的迫害。這種殺人模式,共產黨不但沒有改,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越用越登峰造極,過去是騙中國人,現在連外國人一起騙。
2. 發動群眾殺人
        共產黨不但自己通過專政機器殺人,還「放手發動群眾」殺人。如果說開頭還有一點規章法律的話,待到群眾殺得興起時就毫無節制了。例如「土改運動」中,一個土改委員會就能決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 先殺靈魂,再殺肉體
        殺人的另一個模式是「先殺靈魂,再殺肉體」。歷史上最殘暴的秦王朝也沒有出現過精神屠殺,而中共卻絕不給人慷慨就義的機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讓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樣沒有任何尊嚴地去死,否則慷慨赴死的氣概會激勵來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恥,才達到了中共「教育」後來人的目的。中共現在迫害法輪功極其殘暴的原因就是法輪功把信仰看得重於生命,在無法摧毀他們的尊嚴時,中共便竭盡所能地折磨他們的肉體。
4. 有打有拉地殺人
        在殺人的過程中,中共會「胡蘿蔔加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從來都是說「打擊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絕大多數人」永遠是好的,永遠是「教育」的對象。這種教育分為「恐怖」與「溫暖」兩種。「恐怖」,就是讓人看到與共產黨對立絕沒有好下場,對被打擊的人要避而遠之。「溫暖」,就是讓人們看到如果能得到黨的信任,與黨站在一起,不僅安全,還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點人血饅頭。林彪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慶幸躲過了一次運動的人會成為另一次運動的犧牲品。
5. 「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
        如今,中共還發展出「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農民抗爭越來越多見,中共本著「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原則,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來,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權自由越來越成為世界共識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處一個法輪功學員死刑,可是在江澤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縱容下,各地普遍出現酷刑致死法輪功學員的慘案。又如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上訪權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僱傭地痞流氓,搞「截訪」,抓人、遣送、甚至勞教民間上訪的維權民眾。

(大紀元配圖)
6. 殺雞儆猴式的殺人
        迫害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等等。
7. 用不殺人來掩蓋殺人
        國際上有影響的人往往中共只鎮壓而不屠殺,目的是為了暗中殺那些影響力小的。比如鎮反時,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如龍雲、傅作義、杜聿明等倒是沒有殺,殺的都是國民黨的中下級官員和士兵。
        長期以來的殺人異化了人的靈魂,現在中國許多人的殺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時,大陸網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聲,鼓吹「超限戰」的說法也不絕於耳,這實在讓人思之不寒而慄。

7-4 輸出革命,海外殺人

        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紅色高棉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這裡暫不討論紅色高棉的纍纍罪行,但卻不得不說一說它和中共的關係。
        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澤東的教誨。早在1965年11月,波爾布特就曾到中國訪問三個月,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這些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佔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八萬人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王賢根著《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
        這裡僅舉一例,西哈努克國王的兩個兒子被柬共殺害後,周恩來一句話,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殺人的時候是連腹中的胎兒都要斬草除根的,免得養虎貽患。而對周恩來的要求,波爾布特二話不敢說就執行了。
        周恩來一句話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對於柬共屠殺二十多萬華人,中共卻抗議一聲都沒有,當時華人去中國大使館求救,使館竟然坐視不理。
        1998年5月發生的印尼大規模屠殺、強姦華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聲,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國內拚命封鎖消息。似乎海外華人死活與中國政府毫無關係,連人道主義援助都不予提供。

7-3 黨內殘酷鬥爭

        由於共產黨是一個靠黨性、而非道義結合的團體,其黨員、尤其是高干對最高領導人是否忠心就成了問題。因此,在黨內也需要殺人,也需要製造恐怖氣氛以讓活下來的人看到當最高獨裁者要搞死誰的話,這個人會死得多麼慘。
        因此共產黨的內鬥十分出名。俄共前兩屆政治局委員,除列寧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處死或自殺;當時五名元帥中斃了3個,五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斃了3個,全部二級集團軍司令10個人全部槍斃,85個軍長中斃了57個,195名師長中斃了110個。
        中共也一向鼓吹「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鬥爭殺人不僅僅針對黨外,早在江西的時候中共就開始殺AB團,最後殺得幾乎沒有多少會打仗的;在延安的時候搞整風;建政之後收拾高崗、饒漱石、胡風、彭德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內部的老傢伙們幾乎收拾一空。中共的歷任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劉少奇這個中國的國家主席,曾經的中國第二號人物就是在極其悲慘的情況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劉少奇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他的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隻手中塞一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到1969年10月,劉少奇已經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洗澡,也不准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堅固的碉堡地下室裡。在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少奇已經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兩天後的半夜按烈性傳染病處理火化,用過的被褥枕頭等遺物均被焚化一空。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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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可以將堂堂國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7-1 殺人如麻

        毛澤東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換句話說,早在中共進北京之前就已經下定了實行「暴政」的決心,並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以下僅列舉一些運動為例。

(大紀元配圖)
(一)鎮反與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佔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本來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台灣政府那種贖買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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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時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鬥爭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當時農村裡有些田地的都被定為「霸」,經常欺壓百姓的叫「惡霸」;經常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的叫「善霸」;甚麼也不做的叫「不霸」,這種劃分並無實質區別,因為不論哪一「霸」的結局常常一樣──當場處死。
        中共公佈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這種「鎮反」和「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鎮反」和「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說「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農村基層的話,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城市中的屠殺運動。
        「三反」是從1951年12月開始的針對中共內部幹部腐化而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也處決了腐敗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一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三)大饑荒

大飢荒 (大紀元配圖)
        中共建政後死亡最多的政治運動是「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千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實際上海內外學者對餓死人數的估計在3千萬到4千5百萬之間。
        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由於「大躍進」使全民煉鋼,大量莊稼拋灑在地裡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卻「爭放衛星」,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甚至一手導演炮製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正好廬山會議後,中共在全國「反右傾」,為體現其一貫正確,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
        賀亦然曾經說:不管柳州地區餓死多少人,也要爭個第一!有的農民被搜刮得家裏僅剩藏在尿罐裡的幾把米。環江縣馴樂區委為讓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甚至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過去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蔑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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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人倫慘劇到底發生了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卻知道造成這無數人倫慘劇的罪魁中共,卻把它變成了黨領導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頌歌,並繼續號稱自己「偉光正」。
        1959年廬山會議,為民請命的彭德懷遭到整肅,一大批敢於說出實話的幹部被撤職、關押、審查,到大饑荒發生時已經無人敢說真話,幾乎全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掩蓋餓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肅省在陝西主動提出支援他們糧食時還以糧多得吃不了為藉口拒絕了。
        此次大饑荒也是對中共幹部的一場檢閱,按照中共的標準,這些幹部當然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寧可看著數千萬人餓死,也不說實話,相信再也沒有甚麼人情天理會成為他們跟黨走的良心負擔了。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

(四)從文革、「六四」到法輪功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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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了這樣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如老捨、傅雷、翦伯讚、吳晗、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對「階級敵人」的虐殺就極其殘酷和野蠻。
        「改革開放」卻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海外很多記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並將坦克追著將學生壓成肉醬的屠城錄像在海外電視台播出。
        十年之後,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鎮壓法輪功。到2002年年底的時候,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有超過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7個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殺人數量遠遠不像過去龐大得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但是實際上這出於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人民被中共的黨文化異化得更加犬儒;另一個是中共由於巨額貪污和盜用國庫已經造成「輸血型」經濟,外資成為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對「六四」之後的經濟制裁記憶猶新,深知此時明目張膽地殺人會導致外資撤離,從而危及其統治。
        但是中共背地裏卻沒有停手,只是在極力掩蓋血污。

【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前言)

        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甚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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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鬥堡壘」。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中充滿了人與人的關懷和愛,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神的感恩。東方人說「己所不慾,勿施於人」;西方人說「要愛人如己」。唯有共產黨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為了維持一個「鬥」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動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殺人,還要挑動群眾互相殺。讓人民在不斷的殺人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種種非人的殘忍暴行面前,變得習慣與麻木,使得僥倖逃過暴行成為最值得慶幸的事,從而使中共的統治可以憑藉殘酷鎮壓得以維繫。
        因此,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6-4 結語

        傳統文化實際上從宋代開始不斷遭到破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五四」以後,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識份子也試圖從否定傳統文化,靠攏西方文明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但是文化領域的衝突與演變一直是學術性的爭鳴,而沒有國家暴力的介入。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把文化的衝突上升到關係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對文化採取了搗毀砸爛式的直接破壞和「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式的和濫用式的間接破壞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壞過程也是建立「黨文化」的過程。共產黨在人們心中顛覆著良知理念,使人們背離民族的傳統。民族文化徹底摧毀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實亡之時,這絕非危言聳聽。
        同時民族文化的破壞還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物質傷害。
        傳統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共產黨號召「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中國現在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與黨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僅以水資源為例,中國人拋棄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對自然進行瘋狂的掠奪和污染,目前中國五萬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魚類無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幾年前就超過了三分之一,現在仍然在繼續惡化。淮河上甚至出現這樣的「奇觀」: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點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躥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圍的十幾棵柳樹被燒燬,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飲用這樣的水怎能不生各種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區的荒漠化、鹽鹼化,工業發達地區的污染,都與人心中失去對自然的敬畏有關。
        傳統文化敬畏生命,中共號召「造反有理」、「與人鬥其樂無窮」,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整死、餓死幾千萬人,由此帶來人們對生命的漠視,造成了假貨、毒貨的流行。以安徽阜陽為例,許多本來健康的孩子在餵養期間開始出現四肢短小,身體瘦弱,尤其是腦部顯得偏大,並有8名嬰兒因這種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為賺錢而販賣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餵螃蟹、蛇、烏龜,用工業酒精兌假酒,用工業油拋光大米,用工業用增白劑漂白麵粉,河南省一個縣有八年的時間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質生產有毒的「食用油」,月產上千噸……這些有毒食品絕不是局限在一時一地,而是遍佈全國的普遍現象。這與文化破壞後,人心失去道德約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質享樂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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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黨文化」絕對的壟斷和排他性不同的是,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時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與道家、儒家思想和諧共處,真正的傳統文化對於現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亞洲四小龍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們的騰飛已經明證傳統文化並非社會發展的阻礙。
        同時,真正的傳統文化以人內心的喜悅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衡量人的生活品質。「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陶淵明窮困但並不潦倒,依然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情逸致。
        實際上如何發展生產,採用甚麼樣的社會制度,並不是文化要回答的問題,它只是在道德領域起著重要的引領和約束作用。真正的傳統文化回歸應該是恢復人對天、地、自然的謙卑,對生命的珍視和對神的敬畏,讓人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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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黨文化

        中共在破壞傳統半神文化的同時,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不知不覺中樹立起中共自己的黨文化。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輕一代,也影響著年幼的一代。其影響極深極廣,甚至包括許多人試圖要揭露中共的時候,也不可避免的會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黨文化除了深得外來馬列邪說之「邪」外,還把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負面因素,如宮廷鬥爭、結黨營私、整人權術、詭詐權謀和共產黨宣傳的暴力革命、鬥爭哲學有效地結合起來。在幾十年生存危機的掙扎中,不斷充實發展和「發揚光大」其「假惡鬥」的特徵。
        黨文化的性質是專制與獨裁,為其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服務,它從四個方面構成了黨恐懼專制的「人文」環境。

(一)統治方面
1、封閉文化
        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一個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統的崩潰。舉例來說,「六四」時不肯與學生對話就是怕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隊就都會要求對話,中國就會走向民主,這就等於挑戰一黨獨裁,因此寧可殺人也不能行這個方便。現在動用數萬網警監控國際互聯網,直接封殺中共不喜歡的海外網站。
2、恐怖文化
        共產黨五十五年來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高懸的鞭子,高舉的屠刀,不知何時降臨的災難,「規範」了人的行為方式。人們在恐懼中,乖乖地當起了順民。民運人士、自由思想者、體制內的懷疑者、各種信仰團體成員都是殺一儆百的對象,要把異己消滅在萌芽狀態。
3、網絡控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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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對社會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戶口戶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員會制度、各級黨委結構、「支部建在連隊上」、「村村有支部」、過黨、團組織生活等,並提出與之相應的一系列口號,如「守好自己的門,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訪」、「堅決落實包保責任和責任追究制,嚴密防控,嚴肅紀律,確保24小時防範管理不失控」、「610辦公室將組織督辦組,不定期對各地,各單位檢查督辦」等。
4、株連文化
        中共全然不顧現代社會的法治原則,大搞株連政策,從對「地、富、反、壞、右」家屬的專政,到「出身論」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對因領導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導致法輪功人員進京滋事的,對主要領導實行追究責任,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一人煉(法輪)功,全家下崗」,一位職工煉功,扣發全公司的獎金等。中共還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類」等歧視政策,提倡與黨一致,「大義滅親」,並通過人事、組織檔案制度,「外調製度」,「檢舉揭發」,「立功受獎」等進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體一哄而上,集體幫腔。必要時搬出各級黨、政、軍、工、青、婦領導表態支持,人人過關。
2、鼓吹暴力文化
        「八億人,不鬥行嗎?」,「打死白打死」,「超限戰」,「原子彈是紙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還可以在廢墟上重建我們的家園」。
3、煽動仇恨文化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成為根本國策,對階級敵人的殘忍被視為美德,宣傳「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強嚥下,仇恨入心要發芽。」
4、謊言文化
        「畝產過萬斤」,「『六四』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我們已經控制了薩斯」,「當前是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三個代表」。
5、洗腦文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6、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一切歸功於黨」,「我把黨來比母親」,「用生命保衛黨中央」,「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戰無不勝」的黨等等。
7、走過場的文化
        一個接一個地樹榜樣,抓典型,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教育」,結果運動一過大家該干甚還幹甚麼,所有的報告會、讀書會、心得交流都成了「認認真真的過場」,社會道德繼續大步倒退。

(三)人際關係方面
1、嫉妒文化
        宣傳「絕對平均主義」,「出頭的椽子先爛」,嫉妒有能力和有錢的人。「紅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對面的鬥爭,背靠背的揭發」,打小報告、寫黑材料、無中生有和無限上綱都成了靠攏黨組織和積極要求進步的標誌。

(四)潛移默化規範人的內在精神和外在行為方面
1、把人異化成機器的文化
        要民眾做「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兒,我們就打向哪兒」。「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裏需要到哪裏去,哪裏艱苦哪安家。」
2、顛倒是非的文化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開槍殺人是為了「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己所不慾,要施於人」。
3、自我洗腦絕對服從文化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狠鬥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命令,統一指揮」。
4、坐穩奴才位置的文化
        「沒有共產黨了,中國就會亂」,「這麼大個中國,除了共產黨,誰能領導得了」,「中國一垮,是世界的災難,所以要幫助共產黨維護其領導」。被共產黨長期壓迫的團體出於害怕和自我保護,時常表現得比共產黨還要左。
        凡此種種,還有很多。每個讀者都可能從你親身經歷中找到黨文化的各種因素。
        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對樣板戲、語錄歌、忠字舞記憶猶新,對《白毛女》、《地道戰》、《地雷戰》的對白耳熟能詳,實際上中共就是通過這些文藝形式對人進行洗腦,把中共多麼「英明偉大」,對敵鬥爭多麼「艱苦卓絕」,黨的戰士對黨多麼「赤膽忠心」,可以為黨犧牲一切,而敵人是多麼愚蠢狠毒等等強行灌輸到人的腦子裡,把共產黨所需要的價值觀通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強加給每一個人。今日回頭去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整個主題和表現方式都是「殺,殺,殺」。
        同時中共還創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謾罵式的大批判語言、肉麻的歌功頌德語言、空洞無物的官樣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說話就不自覺地墮入「階級鬥爭」和「歌頌黨」的思維模式中去,用話語霸權代替心平氣和的說理。它對宗教詞彙的濫用,更是在扭曲詞彙的內涵。
        真理前進一步就是謬誤,黨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傳統價值觀進行濫用。比如傳統文化中講「信」,共產黨也講,但是它講的是「對黨要忠誠老實」;傳統文化中講「孝」,共產黨可以把不贍養父母的人抓到監獄裡去,但卻是因為兒女不贍養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負擔」,而共產黨需要的時候,兒女還要和父母劃清界限;傳統文化講「忠」,但「君輕民貴,社稷為重」,共產黨講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詞彙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國共內戰時期稱為「解放戰爭」,好像是把人民從壓迫中「解放」了出來;把1949年以後稱為「建國以後」,而實際上在中共之前中國早已存在,中共只不過是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而已;把三年大饑荒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根本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徹頭徹尾的人禍。然而人們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這些詞彙時,卻會不知不覺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輸給人的概念。
        傳統文化中把音樂作為節制人慾的方式。《史記》的《樂書》上說人的天性是好靜的,感知外物以後就會影響人的情感,並按照自己的心智產生好惡之情,如果不加以節制的話,人就會被無窮無盡的外部誘惑和內心好惡同化而做出許多壞事,所以先王製作禮樂來節制人。歌曲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抒發感情,又對感情有所節制,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樣美好的東西卻被共產黨拿去作為給人洗腦的手段,像「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歌曲從幼兒園開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學,在哼唱的過程中,讓人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詞中所表達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間流傳下來的最好聽的民歌直接盜用其曲調,填上歌頌黨的歌詞,既破壞傳統文化又為黨服務。
        被中共奉為經典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文化和軍事稱為「文武兩個戰線」,並稱只有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的軍隊」,規定「文藝服從於政治」,「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無神論」和「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黨文化」和傳統文化完全背道而馳。
「黨文化」確實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與軍隊、監獄、警察一樣同屬暴力機器,只不過提供的是另一種暴力——「文化暴力」。這種文化暴力對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破壞渙散了人心,也渙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當今許多中國人已經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無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黨文化」等同於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許多人在反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並不清楚,他們實際反的是中共「黨文化」,而不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許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國的現行制度。實際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為主的文化基礎上的,主張「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選擇。中共這樣專制、非人的「黨文化」怎麼可能作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礎呢?

6-2 共產黨如何破壞傳統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為其政治服務的。為了攫取、維護和鞏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惡的黨性取代人性,用「假、惡、鬥」的黨文化替代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破壞和替代不僅包含著毀壞看得見的文物古蹟和古籍,更是從人的行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變人們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而在另一方面,卻把文化上無關緊要的表象視為「精華」保留下來,再以這些「精華」為門面,將其背後的內涵用黨文化偷梁換柱,然後打著「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
(一)三教齊滅
         傳統文化既然以儒、釋、道思想為根,中共破壞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們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宗教。
         三教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都遭到過破壞。以佛教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大的法難,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興道教而滅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滅,但卻尊崇儒教;周世宗滅佛其實僅僅是為了用佛像鑄錢,對於儒教和道教都未觸及。
         唯有中共,三教齊滅。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大紀元配圖)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8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蹟,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蹟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滅法方式

(大紀元配圖)
         列寧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中共作為一群馬列子孫,對這句話自然心領神會。
         釋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經》中預言他涅槃之後,將有魔王轉生成和尚、尼姑與男女居士壞亂佛法。我們當然無從考證釋迦佛具體所指,然而中共對佛教的破壞確實是從「統戰」一些出家人開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黨員,直接打入宗教內部進行破壞。文革的一次批判會上,就有人質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樸初,「你是共產黨員,為甚麼信佛教?」
         釋迦佛通過「戒定慧」而修成無上正等正覺,因此在涅槃前,他諄諄教誨弟子要「護持禁戒。勿得虧犯。」並警告說「破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憎厭。惡聲流布。……死即隨業受地獄苦。經歷劫數。然後得出。復受餓鬼畜生之身。如是轉轉無解脫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風。1952年,大陸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時,中共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規戒律應該廢除,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張「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也都應當自由,誰也不能管。」當時與會的虛雲法師看到佛教將因此面臨消亡的危險而挺身抗辯,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飾。正是這位虛雲法師曾被誣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內,絕其飲食,大小便均不許外出,還被勒令交出黃金、白銀和槍械。虛雲在回答「無有」後,慘遭毒打,頭破血流,肋骨折斷。當時虛雲已經112歲了。軍警將他從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來,看見虛雲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與1957年成立的中國道教協會,在其發起書中都明確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際上就是在「無神論」的共產黨領導之下。同時兩教都表示要積極參加生產建設,貫徹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為了一個世俗化的組織。而那些精進持戒的出家人卻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會道門的帽子,在「純淨佛道教隊伍」的革命口號下被監禁、勞改、乃至處死。即使如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無法倖免,根據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書的不完全統計,大陸神職人員被冠上『地主』、『惡霸』罪名而殺害的,竟達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三萬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殺害的,達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兩萬四千八百人。
         宗教無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門,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國」。釋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為尋求清淨寂滅的解脫放棄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穌成道前,撒旦帶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並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卻不受誘惑。然而被中共統戰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師卻編出了「人間佛教」、「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謊話,和「此岸與彼岸並不矛盾」的說詞。鼓勵出家人追求現世的幸福與榮華富貴,改變宗教的教義和內涵。
         佛教戒殺,中共「鎮反」時殺人如麻,政治和尚於是編造出「殺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說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間,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線殺人。
         再以基督教為例,吳耀宗在1950年搞了個「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教會,號稱要脫離和「帝國主義」的聯繫,並積極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個好朋友因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關進監獄二十多年,受盡毒打欺凌。這位朋友問吳耀宗,「你怎麼看待耶穌所行的神跡呢?」吳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揚棄了。」
         不承認耶穌的神跡,就是不承認耶穌的天國。連耶穌的天國都不承認,還能算做基督徒嗎?但是吳耀宗卻作為三自教會的創始人成了政協常委。當他步入人民大會堂時,一定已經完全忘記了耶穌的話「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
         中共沒收廟產、強迫僧尼學習馬克思主義來洗腦,更強迫僧尼參与勞動,乃至于以鼓勵僧尼結婚的方式來瓦解他們的佛教信仰。譬如1951年三八節前,湖南長沙婦聯會下令全省女尼必須在几天之內決定結婚!而年輕力壯的男僧人被強迫參軍,送到戰場上去當炮灰!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運動找根據。

(三)破壞文物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現代的中國人如果對歷史還稍有記憶的話,吟唱孟浩然的這首詩時恐怕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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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去即無法還原,但中共卻以「革命」的名義毀得理直氣壯。當我們歎息於英法聯軍焚燬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歎息於那毀於侵略者兵火的傳世巨著《永樂大典》,我們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毀壞要比入侵者更廣泛、更持久、更徹底呢?
(四)精神層面的摧毀
         中共除了要在物質層面毀滅宗教和文化之外,還盡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毀人們對於信仰和文化的認同。
         舉例來說,中共認為回民風俗屬於「四舊」,於是強迫回民吃豬肉,並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規定每戶每年要上交兩頭。紅衛兵甚至強迫藏傳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吃大便,命令哈爾濱最大的近代寺廟極樂寺三位僧人舉著一張紙做的牌子,上面寫著「甚麼佛經盡放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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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然而在毛家灣搜出的孔子語錄,卻在全國燃起了狂熱的批判孔子的運動。「梁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繪成「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詐的政治騙子」,一系列醜化孔子的漫畫、歌曲接連出世。
         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

(五)破壞無遠弗屆
         在中國古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只到達縣一級,縣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三武一宗滅佛,這種破壞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更不可能徹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還在民間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間。而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受到中共煽動後進行「破四舊」,卻是一種遍及全國的帶有「自發熱情」的草根運動,同時中共這種「村村都有黨支部」的嚴密社會控制體系,使得這種「革命」運動無遠弗屆,觸及到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
         同時,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還像中共一樣用詆譭和謾罵的形式,從人心中根除人們認為最神聖和最美好的東西。意識形態上的消滅,有時候比單純的物質消滅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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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還曾經推行過拼音化方案,希望從活的語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傳統,後來因實在無法實施才作罷。而同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於是在1951年9月,中共從北大開始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並要求在此基礎上「開展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一向是討厭知識份子的,他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的,從1951年批「行乞辦學」的武訓,到1955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知識份子還並沒有被大規模的劃成另類。然而到1957年,幾大傳統宗教已經被「統戰」到俯首稱臣時,中共終於騰出手來對付知識份子了,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鬥爭」。
         1957年2月底,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並誠懇地表示「言者無罪」。對於中共作為外行卻領導一切,以及鎮反和肅反中濫殺無辜早有不滿的知識份子們以為中共終於開明起來,於是開始說出心裏話,言辭也越來越激烈。
         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在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才奮起反擊的,其實並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傳達,其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接著,那些對「大鳴大放」並不感興趣的各級黨官忽然變得極其熱心誠懇起來。章伯鈞的女兒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道: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親自撥電話邀請章伯鈞參加整風座談會,並將他安排在頭排大沙發上。章不知是計,提了很多意見。整個過程中,「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章伯鈞隨後就成了中國的頭號大右派。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簡單的日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後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發表的言論。
         這些知識份子隨後當然都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全國有55萬之多。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份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七)偷樑換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觀和教堂,也在國內搞廟會,在海外搞文化節。這是中共對殘存的傳統文化的最後一次破壞與利用。這一方面因為中共無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黨文化」走向破產;另一方面,中共要借傳統文化裝潢門面,掩蓋中共「假惡鬥」的邪惡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內涵,末節是娛樂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娛樂功能來掩蓋破壞道德內涵的實質。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畫古玩展覽,舉辦多少舞龍舞獅的文化節、食品節,修建了多少畫棟飛簷的建築,都僅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時也利用這一點增加海內外對中共的文化認同,實質上還是以維護其統治為第一要務的。
        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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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無論是佛教、其它宗教還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們淪落到這步田地。

6-1 共產黨為甚麼要破壞民族文化

(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信仰為本道德為尊

(大紀元配圖)
        中國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黃帝開創的,因此把黃帝稱為「人文初祖」。實際上黃帝也是中國道家思想(「黃老之學」)的創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響,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朝聞道,夕死可矣」。記述天地、陰陽、宇宙、社會和人生規律的《周易》被儒家奉為「群經之首」,其中的預測學連現代科學也難望其項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禪宗思想對知識份子潛移默化,影響巨大。
        儒家思想是傳統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視家庭倫理,其中「孝」又佔了極重的份量,「百善孝為先」。孔子倡導「仁、義、禮、智、信」,但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家族倫理可以自然擴展為社會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大臣對君主的「忠」,所謂「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可以橫向延伸成朋友之間的「義」。儒家倡導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為君主對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傳統得以保持,社會倫理也就自然得以維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則是傳統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可以說無處不在,與道家思想淵源甚深的中醫、氣功、風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國地獄、善惡報應等等思想與儒家倫理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儒、釋、道信仰給中國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穩定的道德體系,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套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
        屬於精神層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
        以四大名著為例,《西遊記》本身就是神話;《紅樓夢》開篇是大荒山無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靈寶玉的對話,這段神話是貫穿《紅樓夢》的線索;《水滸傳》開篇講「洪太尉誤走妖邪」,這段神話是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的來歷;《三國演義》開始講天災示警,以「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觀結尾。餘者如《東周列國誌》或《說岳全傳》也都以類似的故事開頭。
        這絕非小說家們在創作時的巧合,而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們的文化作品對於後人存在著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中國人談起「義」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關羽這個「義薄雲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約三事」、「白馬之圍」、「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最後敗走麥城,「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等故事。談起「忠」的時候會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報國」,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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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的讚美就這樣通過知識份子創作的精彩紛呈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說教,通過文化的方式具體化,形象化。
        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慾人同歸於善」。這才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二)共產黨邪說與傳統文化的對立
        共產黨的「哲學」可以說和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截然相反。傳統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論,相信生死輪迴、善惡有報,共產黨不但信奉「無神論」而且「無法無天」;儒家重視家庭觀念,而《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傳統文化「明夷夏之辨」,《共產黨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視「仁者愛人」,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儒家主張忠君愛國,而《共產黨宣言》卻倡導「取消祖國」。
        共產黨要想在中國奪取並鞏固政權,就必須要先使其敗壞人倫的思想在中國立足,正如毛澤東所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產「學說」這個完全靠槍桿子支撐起來的西方思想垃圾無法和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禮,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華文化徹底摧毀,馬列「主義」方可在中國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礙中共的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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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民族文化的存在無疑是中共「無法無天」的巨大障礙。
        傳統文化中的「忠」絕不是「愚忠」。在民眾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還有「天」。皇帝並非永遠正確,所以才需要設立諫官指出皇帝的過失,同時中國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為帝王師」,皇帝做得好與不好是用儒家經典來衡量的。甚至在昏君無道的時候,人們可以起來去推翻他,一如成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後,原宋朝皇帝親自出面勸降,文天祥不肯,因為儒家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都是獨裁的中共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個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還有「天」、「道」、「神」等在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約束它;它知道用傳統文化的標準去衡量它的所作所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惡極的,只要傳統文化還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稱頌它「偉大光榮正確」;知識份子就會保留「文死諫」、「捨生取義」、「君輕民貴」等價值標準,而不會變成它的應聲蟲兒;全民就無法「統一思想」。
        傳統文化中對於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換地」、「戰天鬥地」的障礙;傳統文化中「人命關天」式的對生命的珍視,是中共搞「群體滅絕」恐怖統治的障礙;傳統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惡的最終標準,這等於剝奪中共對於道德的解釋權。因此中共認為傳統文化是它維持政權的巨大障礙。

(四)傳統文化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傳統文化中包含「有神論」和「天命論」。承認「天命」就得證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運」;承認「有神論」,就得承認「君權神授」。而中共的執政理論是「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中共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宣揚「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而通往「人間天堂」之路就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即共產黨的領導。承認有神論等於直接挑戰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前言)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嚐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中華文化變得更為博大精深。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使盛唐時期達到舉世矚目的輝煌。

(大紀元配圖)
        雖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擊,其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代代相傳。「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己所不慾,勿施於人」,是為人的起碼美德;「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中華文化體現出誠(實)、善(良)、和(為貴)、(包)容等優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涵。中華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儒釋道的修煉信仰為根,能夠包容,能夠發展,能夠維護人間道德,能夠使人有正信。
        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於犯罪之後的懲罰,而文化對於道德的育化卻起著預防犯罪的作用。一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達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也因此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當時歐洲、中東、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來朝,重譯款塞。秦朝以後,中國常常被少數民族佔領,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數民族割據的朝代,但是他們幾乎都被漢化,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者(大紀元配圖)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中國文化的「命」。
        更為惡劣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偷梁換柱的辦法,把從古到今,人在背離傳統文化後產生的宮廷鬥爭、權謀詭計、獨裁專制等等「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套它們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並讓人認為這種「黨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利用人們對「黨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拋棄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這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更被中共強行灌輸了其邪惡學說。

4-4 結語

         共產主義實踐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徹底失敗了。世界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魁首江澤民,在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曾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現在仍然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者已經寥寥無幾。
         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其違背宇宙規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勢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靈的懲罰。
         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次次變換嘴臉,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過危機,但其最後的結局舉世瞭然。中共雖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麗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貪婪、兇狠、無恥、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鉗制人的思想,扼殺人類的道德倫理。它對人類的道德文明,對人類的和平進步也仍然極具禍害。
         茫茫宇宙攜帶著無法抗拒的天意,或稱之為神的意志,或稱之為自然規律,或稱之為大自然的力量。人類唯有敬天意、順自然、尊重宇宙規律,關愛天下生靈,才可能有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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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對更新

4-3 與天鬥,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認識無限的時空
         愛因斯坦的兒子愛德華曾經問他:「爸爸,你為甚麼這麼有名呢?」愛因斯坦說:「你看到這個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蟲嗎?它並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線是彎曲的,但是愛因斯坦知道。」這句話實在意味深長,中國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認識一個系統就必須跳出系統之外去觀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觀察宇宙無窮的時空,人類將永遠無法窺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類的永恆之謎。
         科學無法逾越的障礙自然是形而上的,這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信仰」的範疇。
         信仰這種人內心世界的活動,對於生命、時空、宇宙的體驗與思考完全不是一個政黨應該管理的範疇,「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共產黨卻憑著他們對宇宙和生命可憐又可笑的認識,把他們理論之外的一切都稱之為「迷信」,還要將有神論者洗腦,轉化,批倒批臭,乃至肉體消滅。
         真正的科學家宇宙觀是開闊的,是不會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無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學家牛頓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數學原理》。書中詳述了力學原理,解釋了潮汐,行星的運動並推算了太陽系的運轉方式。獲得巨大成功與榮譽的牛頓自己卻一再表明他的書完全是一種現象性的描述,他絕不敢談論至高無上的上帝締造宇宙的真正意義。《數學原理》第二版出版時,牛頓曾在書中寫下這一段以表達他的信念:「這一盡善盡美的包括太陽、行星、彗星的大系統,惟有出於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個盲人對於顏色毫無概念一樣,我們對於上帝理解萬事萬物的方法簡直是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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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說是否有超越時空的天國世界,是否修煉人可以達到返本歸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惡有報,因果關係的原理。正統信仰能夠將人類道德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從亞里士多德到愛因斯坦,他們都相信宇宙中有一個普遍的規則存在。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麼除了科學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煉不也可能是發現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徑嗎?
(二)中共摧毀人類的正信
         世界上每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對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人們才會在內心約束自己,才能維持社會道德的水準。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東方的儒、釋、道都告誡人們: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共產主義的中心指導思想就是鼓吹無神,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因果報應。由此,各國共產黨都鼓勵窮人,流氓無產者無須信神,無須償還業力,無須安分守己,反而應該巧取豪奪,造反發家。
         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共產黨則自己代表天意,所謂無法無天,絕無絲毫限制,結果製造了一個個人間地獄。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認為,宗教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他害怕人們相信神和上帝從而不信他的共產主義。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對門捷列耶夫參與研究「靈學」團體的批判。
         恩格斯說過:「中世紀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類理性審判台前辯護自己存在的理由。」說這話的同時,他已把自己與馬克思當成了審判台前的法官了。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像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撻伐,或陰謀迫害。」
         而傳統的正信,對共產黨人的這種企圖構成了天然的障礙。
         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可以說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無數的寺廟被砸爛,僧人被遊街示眾,西藏90%的寺廟被破壞,中國至今有數萬的家庭基督教會成員被關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龔品梅被中共關押30餘年,1980年才來到美國。他在90多歲臨終前立下遺囑:「等到共產黨不再統治中國時,將我的墳墓遷回中國上海。」一個人為信仰而被殘暴的邪惡勢力單獨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無數次逼迫他,只要同意歸中共的「三自愛國委員會」領導,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幾年,中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鎮壓,正是中共「戰天」的延續,也是中共力圖強售其奸的必然結果。
         無神論的共產黨要領導和控制人們對神的信仰,「與天鬥,其樂無窮」,其可笑之程度,絕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萬一。

5-6 結語

        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江澤民充分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地位、整人手段、運動機制而發動了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中國共產黨,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與正義和善良為敵,以鎮壓為手段,以迫害為能事,以一黨統天下的思想控制為其統治基礎;共產黨出於其本性,懼怕真善忍,仇視法輪功,其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澤民和中共在打擊「真善忍」時,使假、惡、暴、毒、邪、腐敗等乘機氾濫,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淪陷,社會風氣惡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與江澤民之間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把二者的命運也綁在了一起。法輪功正在起訴江澤民,當江澤民被繩之以法的時候,中共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

丑角謝幕(大紀元配圖)
        對修煉真善忍的一群好人進行毫無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澤民和中共的惡行,也將給人類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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