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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1日 星期日

中正不來台 紅旗已遍地

作者： 銳 夫
臺灣三度政黨輪替，兩黨良性競爭或多黨互動應該越來越成熟，民主普選也應該越來越受尊重，尤其是兩岸四分之三地區的民众尚未一人一票，中華民國在寶島的憲政實踐，别具意義。
二二八是悲劇，中央政府知道問題嚴重，特别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調查並宣慰：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各級長官先選本省人，同一職務本省外省同酬，共黨之外的參與者從寬免究。期間以至其後捕殺的人不少，寃枉的也所在多有，只不過，台灣共産黨確實積極活動，謝雪紅更有武裝「起義」之舉，其二七部隊﹝即民主聯軍，命名因二月二十七日發生慘案﹞一度攻佔台中市政府及軍械庫等數處，聲勢不弱，而彼時國共在大陸已打得不可開交，劍拔弩張之下，省政軍警焉能不繃緊神經，有殺錯冇放過？請注意，這話不等於殺得好。
蔣介石在台灣維護中華民國正統
中共「開國」﹝似乎此前之國不算﹞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但早在一月底已進北平，國民政府之前雖極力搶救平津知識界，特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但領情上飛機者稀，以為不過換政權而已。蔣介石於共軍入城前下野，卻堅拒出國，且幾個月前的四八年，經已將中央銀行黄金和故宮博物院重寶密運臺灣，做長期準備。民初時，政府無餉之苦，蔣委員長深深瞭解，自古以典章文物代表國家，他當然也明白。因此，克難時期的自由臺灣，才有一點點本錢；四七年底的憲法，藉着完備的典章制度，維持了中華民國正統，而聯合國的席位也保護到一九七一，整整二十多年。現實上，PRC替代了ROC的國際代表權，莊敬自強、十大建設卻造就了經濟起飛的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誠然，臺灣有所謂白色恐怖，從二二八的一九四七到一九八七的解嚴──解除戒嚴，四十年限制了自由，很多人因匪諜罪身陷囹圄，甚至死亡。但在臺灣生活過的人、讀過書的僑生都可以作證，六十年代的台北，通宵夜行無人管，那可是戒嚴時間啊！同一時期的大陸，甚麼狀况呢？首先，共軍進城不久，思想改造已在醞釀，十一月就有朱光潛的「自賤文」，再經周恩來﹝總理﹞五小時以身作則的自我批評，京津二千餘高知感動之餘，紛紛努力自批並互批，所謂「中國脊樑」無不摧折。幾年後，反右時的五六十萬「運動員」，連家屬高達幾百萬？大躍進三面紅旗創造餓死三四千萬的人類紀錄，波及的人口數字和幾年後的十年文革旗鼓相當。
請問：以上恐不恐怖？老實說，不敢說，因為没經歷過，文字圖片視頻倒看了不少。如果臺灣的叫「白色恐怖」，毫無疑問，大陸的叫「紅色恐怖」，或者「血腥恐怖」比較視覺嗅覺齊備。
假如當年共軍佔領台灣或者和平統一，台灣會怎樣講到毫無疑問，請看：
二二八起義成功，會發生甚麼事？
四九開國的十月下旬，解放軍東渡金門，而且已經登島，可惜三天之間全軍覆没，否則解放成功；九年後，八二三砲戰，厦門發砲百萬，造就金門鋼刀名聞天下，又開單打雙休的半戰爭先河，如果解放軍贏了國軍，臺灣能不插滿五星旗嗎？
回頭再看蔣中正，如果他内戰輸了走人，臺澎金馬拱手讓給「歷史和人民選擇」了的中共，偉大祖國早就「和平統一」，甚麼白色恐怖、嚴防匪諜、黨外團體、政黨輪替、轉型正義、前瞻計劃、一例一休，通通没有，因為從未發生，也永遠不會出現！
民進黨朋友們，請不要再恩將仇報！柏楊坐九年牢出來，不恨蔣經國。民國的大陸時期，最高層級的會議記錄，中共高層馬上收到；胡宗南包抄延安，毛等及時逃逸；傅作儀仗無不勝，竟甘願交出華北幾十萬大軍給兵臨北平的解放軍，為甚麼？因為，共諜正在擔任文書，司令官旁邊的人﹝包括親人﹞就是地下黨！
剛剛才敗退大陸，驚魂甫定，猶如驚弓之鳥，臺灣不實施戒嚴，怎能保持寶島風采、美麗島名稱、福爾摩沙靚譯呢？
蔡英文總統：您是明理人，第一次出訪簽名時寫「台灣總統」，外加省畧的字母ROC；第二次外訪簽名前手拿紙條，謹慎地寫上「中華民國總統」。何以前後一年，有此轉變？因為閣下知道這整全稱呼才是您莊嚴的身份！今天，繼「去蔣去孫去中國」，立法院將要強行以多數通過所謂「促轉條例」，一旦投票，所有「威權時代」的所謂不義，無論建築物、大小街道、各級學校的中正二字，必須剷除。
銳夫一介百姓，懇求蔡總統 以史為鑑， 設法煞車，適可而止。 並呼籲民众大力發聲制止，不能再讓對岸以及世人看笑話了！
來源轉自：
【2017年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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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0日 星期二

從滿清覆滅 看中共2018窮途末路


今天的中共當局也面臨變還是不變，選擇拋棄中共的平穩過渡還是選擇被人民推翻，清王朝覆滅是前車之鑑。（Getty Images）
文／唐銘
2018年是中國傳統紀年皇曆的戊戌年，被許多人認為可能出現巨大變革的年份，有預言稱，中國2018年將有大變動，還有台灣媒體認為，古代三大預言「不約而同」都指向了2018將改朝換代。
且不論有關預言的準確性，不過我們知道，當某一事物發展到極點，就會發生質的變化，當國家到了內外交困，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政治經濟體制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就需要大的變革來疏通，甚至改朝換代。從各種跡象來看，今年戊戌年或許真的會有某種大變革。
看歷史上不平凡的戊戌年
縱觀中國歷史，每60年一次的戊戌年通常會有政局的變革。比如清朝道光帝在1838年戊戌年決心禁煙，當年11月道光帝令禁煙甚力的林則徐入京，期間8次召見林則徐，兩人密談的時間超過4小時。1838年12月，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給中國近代史的開篇寫下厚重一筆。
清朝末年的「戊戌變法」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間的戊戌年1898年，也稱為百日維新，在這短暫政治改革運動的變法中得到慈禧太后默許，由光緒皇帝主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道路。戊戌變法失敗後僅過了十三年就發生了改朝換代，滿清政府被中華民國取代，結束帝制政體。
再過一甲子，來到1958年的戊戌年，毛澤東發起所謂「大躍進」運動，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所謂「超英趕美」，要提高鋼產量，動員全民煉鋼，結果除了煉出一堆爛廢鐵外，人民公社的莊稼因無人耕作而顆粒未收，導致空前大飢荒，中共並沒有立即糾正錯誤，而是將大飢荒持續3年，中國百姓多達4千多萬人被活活餓死。
同時，對農村還有一次重大改革，就是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俗稱吃大鍋飯，村民的自留地被收回，家裏不許開夥做飯，將鍋、盆、桌、椅全部交公，這一切似乎為後來的大飢荒和橫屍遍野作好了充份鋪墊。國家的變革通常是為民謀福的，而中共的這一次殺戮性變革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
中共的政治經濟已 窮途末路
其實中共也在變革，但僅僅侷限在體制內，比如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雖然經濟搞上來了，但滋生大量腐敗，習近平一上台就反腐，拿下「老虎與蒼蠅」130多萬，從村長到將軍沒有任何一個階層逃過。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制止腐敗，當局的反腐從側面反映了中共官員幾乎達到無官不腐的程度，這樣反下去再用幾十年甚至永遠也不可能根除腐敗。並且新接替的官員本身也不乾淨，沒有促使變清廉的政治體制和道德體系，不可能不與中共腐敗大潮合拍，所謂反腐還不如一鍋端，拋棄唯物主義尋求政治變革。
但是中共像滿清政府一樣，遲遲邁不出政治變革這一步，造成權貴經濟的畸形發展，中共鼓動各地瘋狂發展地域經濟，而帶來的負面效應也隨經濟攀升。由於政治變革沒有跟上，造成貧富不均，多如牛毛的經濟案件自然偏向權貴而無法公正，使北京成為一道獨特的訪民集散地；中共黨魁一句話就可以鎮壓一個群體甚至活摘器官，造成遍地冤案；中共因作惡多端而又害怕邪行曝光於世，拚命封鎖網絡和壓制民眾；文革的階級鬥爭仍然沒有泯滅，北京劃分「低端人口」，也就劃定了一個階級，北京正在驅趕這個階級，當今中國民眾的疾苦和冤屈比比皆是。
中共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其邪惡的流氓嘴臉已經到了毫不遮掩的程度，表現得越來越露骨，國內國外各種社會矛盾已達到非常激化程度，內憂外患，內外交困遠遠勝過清朝末年，政治經濟已經走到盡頭，中共被人民推翻還是自我解體也走到一個關鍵時期。
借鑑歷史看今朝
我們都知道戊戌變法，當時外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敲開中華國門，各種思潮湧入國內，不斷遭到守舊的滿清政府的抵制，1895年，甲午戰爭清政府敗給日本，被「割地賠款」，引發民眾不滿，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份子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於是湧現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北京「公車上書」，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萬言書呈上光緒帝。
1898年6月，光緒令頒佈《明定國是詔》，表明變革決心，百日維新由此開始。但是變法與滿洲統治這一根基相抵觸，引起滿清反對派的抵制，認為祖宗留下來的法不能變，並且剪辮子、改穿西服、改元維新等等系列舉動令墨守成規的反對派無法接受，慈禧太后也無法適應這場巨大變革，驚覺事態嚴重，9月發動「戊戌政變」，重新訓政，斬殺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光緒帝則被軟禁於中南海瀛台，結束了103天的戊戌變法。
但是歷史要進步的潮流誰也檔不住，戊戌變法的失敗引發民間一場更為激烈的革命主張，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的呼聲已勢不可擋。戊戌變法為後來孫中山的改朝換代起到重要的鋪墊作用。
清朝政府如果能夠把握好戊戌變法的時機進行大膽改革，像日本和英國等發達國家一樣實行君主立憲制，實行民主共和，把權力交給人民，讓國家制度發生根本性翻天覆地變化，變法才可以成功。
今天的中共當局也面臨變還是不變，選擇拋棄中共的平穩過度還是選擇被人民推翻，清王朝覆滅是前車之鑑，同時也有另一個可以借鑑的版本，就是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基本可以不流血的解體。如果像滿清一樣迂腐的拘泥守舊，不合時宜必然滅亡。
中共正在利用一切手段 鞏固政權
但是，我們看到中共似乎並不想進行根本性變革，而是在如何更好地洗清罪惡及輸出意識形態上下功夫，搞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變革，首先，把經濟搞上來就可以向世界證實中共的成功，不管他姓共還是姓資，是左轉還是右轉，都統統叫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特色，中共有了一個虛胖的經濟，想再營造一個虛胖的政治，這樣可以對內欺騙國人，對外企圖讓世界認同邪惡的共產主義。
因此，成為爆發戶的中共，不顧民生疾苦向世界撒錢，比如投入大量財力，利用「孔子學院」在許多國家輸出中共意識形態；搞所謂「一帶一路」向許多國家投入巨資；對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援助更是大手大腳，甚至對風口浪尖的北韓也不放棄；被廣泛質疑活摘器官的中共，竟然組織召開「國際器官移植大會」；中國互聯網自由度蟬聯倒數第一，中共竟然在仍然嚴密封鎖網絡的背景下，連續召開國際性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消極抗戰的中共竟然大搞「抗戰勝利大閱兵」；還多次修改中共不光彩的歷史，包括修改「文化大革命」，如此種種手段欺騙國人和世界，為自己的合法性尋找出路。
中共這一系列不知廉恥行為，企圖把自己的殘暴，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專橫跋扈的獨裁統治等等強加給正義世界，企圖通過主辦國際性會議像洗黑錢一樣洗清自己的罪惡！結果，除了撒錢和得到更多嘲笑外，中共戰略上並沒有得到預期目的。比如，搞了多年的「孔子學院」，已經被一些國家認識其險惡用心而抵制；又比如，被中共稱為國家級頂層戰略的「一帶一路」，也遭遇一系列挫敗，「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上的關鍵一環，結果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等國出人意料地拒絕中共的投資；還有一些國家政權發生變故，中共大筆投資付諸東流。
中共進行了一系列荒唐的所謂變革措施，企圖讓世界推崇共產主義的邪惡動機處處碰壁，萬國來朝的「中國夢」，註定不可能在中共的統治下實現，相反讓世界各國更認清了恬不知恥的醜惡面目，中共唯一能夠實現的，只不過萬國來嘲罷了！
古人說，變則通，通則久。唯有變通，拋棄中共才可以走出困境，否則不變則亡，將與慈禧不變革的後果一樣，中共的滅亡和千古罵名也是必然的。
習近平是否在講述 瀛台歷史
就中國目前現狀，習近平究竟有怎樣的打算和舉措呢？我們看到習近平曾經在中南海瀛台會見來訪的國王和政要，還與奧巴馬舉行「瀛台夜話」，是否在正面講述清末那一次失敗的變革？是否在講述戊戌變法以及光緒皇帝被軟禁瀛台的「戊戌變法」的故事，習近平如此之舉是想釋放一個甚麼訊號呢？
對特朗普的來訪，直接安排到故宮，而故宮是甚麼地方？是毛澤東都不敢涉足的地方，滿清作為外來民族但同化於中華民族之中，故宮具有中華民族文化輝煌的正能量。而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的馬列邪教怎敢入駐故宮，毛澤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怎敢越雷池半步，他深知馬列是外來邪靈，不代表中華民族。習近平夫婦陪特朗普夫婦遊故宮，是否也釋放要拋棄馬列邪教的訊號呢？
光緒帝已經正式實行了100天的維新，最終敗於「戊戌政變」，今天的習近平從沒有正式表達搞政治變革，但害怕政治變革的勢力已經發動了多次未遂政變。光緒帝變革的失敗，主要原因是老人干政和沒有集權的結果，今天的習近平在19大後已基本集權，能夠清除武警和軍隊的各種勢力，背後的老人干政局面也基本被終止，已無光緒之憂，具備舉起變革大旗的能力。
但是，變還是不變誰也不知道習近平或者當局在想甚麼？是振臂一呼拋棄中共朝自由民主開放的方向變革，還是用更加邪惡的變革手段不惜生靈塗炭以鞏固中共政權？皇曆戊戌年即將開始，我們拭目以待。
清朝末年就因為滿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使國人看到了落後挨打的、跟不上時代節拍的腐朽制度，而引發了戊戌變法，最終導致滿清王朝滅亡；當今中共又賣國又撒錢，這一切並非外來勢力的「被迫」，而是主動挖空中華民族的版圖和資源與世界打交道，更勝過「割地賠款」的屈辱多少倍，中共盜國賊們以為通過洗腦和網絡封鎖就可以讓國人永遠麻木和沉默。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響徹中華大地的時候，滿清王朝滅亡了；當「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喚醒被中共麻木的國人的時候，中共的滅亡就在今天或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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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文革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 網絡文摘
1980年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到文革死了多少人時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文革結束後葉劍英講話，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千萬人，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文革結束時華國鋒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作家秦牧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
「幾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七百七十三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偏高，但是應在二百萬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一1966年紅色恐怖殺人10萬
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橫掃」，始於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達11萬4千多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千8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8千餘戶被抄。全國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份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五類份子」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他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不能勉強。」謝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廳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公安廳長問：「拘捕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他們不衝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們拘捕打死人的紅衛兵，你們就要犯錯誤。」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江青傳達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打死人合法化，在這批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毛只是沒有當面表彰他們打死人的行為，他利用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以壓制對手。
各省市公安局長們還是有顧慮的，他們擔心放手讓學生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會被追究。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復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殺人睜一眼閉一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後來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1千7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10萬人。
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里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發不出聲，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場槍斃了。
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裡塞進壓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劊子手割斷其喉管。
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等，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予以割喉這一「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至1975年處死張志新時，遼寧省已有30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瀋陽監獄當局割張志新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旁邊一個女管教員見狀，慘叫一聲，嚇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20萬人
除了被殺，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巴金回憶道：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該。」
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導致這場運動的瘋狂。有文革學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10萬至20萬之間。
武鬥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30到50萬
1967-1968年的武鬥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國性的武鬥起於67年新疆。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陝西省數據，勉縣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縣784人。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
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2千餘人，另有8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191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二十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餘間。
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13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4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悍然槍殺了3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60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5063人被揪鬥，236人死亡。寶山縣揪鬥1702人，死亡達334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審查，14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抿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佈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伙人就是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同伙，是黑窩」，該局1200余乾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44人。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34萬余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516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殺政治犯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2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佈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1970年十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里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安徽淮南市監獄，「十尺零六寸長的監房裡，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放樣板戲。然後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你！」「你！！！」驚天動地哭叫，隨著是一排攝人魂兒的槍聲……。」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佈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在15至20萬之間。
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千8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兩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5百至1千人。譬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千3百人。」
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來源轉自：
【2017年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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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人權觀察揭中共 建數據庫採集人聲


人權觀察10月12日在紐約表示，中共當局正與安徽科大訊飛公司（Iflytek）合作，開發一種試驗性監控系統，自動識別目標人聲。（大紀元資料室）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10月12日在紐約表示，中共當局正與安徽科大訊飛公司合作，開發一種試驗性監控系統，自動識別人聲，採集公民「聲紋」樣本，以建立全國聲紋數據庫。中共正在編織一張日益嚴密的監控網，引起外界擔憂。
文／李新安
據人權觀察網10月22日報導，國際組織人權觀察10月12日在紐約表示，中共當局正與安徽科大訊飛公司（Iflytek）合作，開發一種試驗性監控系統，自動識別目標人聲。人權觀察已於2017年8月2日致函科大訊飛公司，查詢該公司與公安部的商業合作關係等，但迄今未獲回覆。
採集聲紋 民眾不易察覺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共一直在採集民眾的聲紋特徵，但整個計畫缺乏透明性，也沒有法律來規範採集目標以及相關信息的用途。這樣的數據太容易被當局濫用。
人權觀察指出，中共為了大量監控和社會控制，不斷建構大規模的生物特徵數據庫，採集公民數據。和採集其他生物特徵如指紋或DNA樣本不同，中國民眾根本察覺不到自己的聲紋已被採集。
報導稱，相較於公安機關其他生物數據庫，聲紋數據庫尚在起步，樣本數量不多。截至2015年，公安機關已在試點安徽省採集到7萬份人聲樣本。
報導援引官方文件稱，公安機關採集聲紋時，將同時收集其他包括指紋、掌紋、人像、尿液和DNA樣本，做到信息採集「標準化」、「一體化」。這種技術被外界認為應用在反恐和「維穩」，打壓異見人士。報導稱，中共正在編織一張日益嚴密的監控網。
安徽是試點省
人權觀察發現，中共公安部於2012年開始建設全國聲紋數據庫，安徽省為試點省分之一。2014年，安徽省各地公安局陸續添購聲紋採集終端設備。2016年，居住著1100萬維吾爾族的新疆開始大量採購聲紋採集設施。此外，廣東省、福建省安溪縣、湖北省武漢市和江蘇省南京市公安機關也都建有聲紋數據庫。
普通公民的聲紋也遭到採集，例如用於追蹤流動人口。2017年4月，安徽省宣城市公安機關稱將對轄區內農民工的聲紋、指紋和血樣進行採集；2017年4、5月，河南省鄭州市公安機關分2次發布信息，稱該市已對維吾爾流動人口的聲紋和其他生物特徵進行全面採集。據人權觀察早先報導，新疆居民申辦護照時須由公安機關採集生物特徵，包括聲紋樣本。
理查森認為，中共當局的監控工具推陳出新，隱私權卻遠遠滯後。當局應立即停止採集高度敏感的生物特徵數據，直到建立明確可靠的法律保障機制。
人權觀察指出，鑒於生物特徵數據的敏感性，政府官員應當避免採集或利用這種信息。除非對偵辦重大犯罪確有必要，不應用於輕微犯罪或行政目的。採集和使用應僅限於涉案人員，而不包括沒有涉案的廣泛人口。個人應有權利知悉政府握有其何種生物特徵數據。
科大訊飛助公安部建全國聲紋數據
人權觀察指出，科大訊飛建成全國第一個「海量語音自動說話人識別監控系統」，生產全國80％的語音識別技術。科大訊飛助中共公安部建成全國聲紋數據庫，是新疆和安徽公安廳指定的聲紋採集系統供應商。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發表公開信，指中共當局正與科技公司合作採集公民「聲紋」樣本以建立全國聲紋數據庫，引起外界擔憂。（Creative Commons）
科大訊飛開發完成「關鍵詞檢測」，可用於「公安」、「國防」等領域。但網站並未說明其「關鍵詞」的安全威脅具體所指。該公司2013年8月提出的專利申請，在電話網或互聯網上發現「音頻檔重複模式」的系統，可被用於「輿情監控」。
科大訊飛和清華大學電機系設有聯合實驗室。而清大電機系是公安部金盾工程的要角，在開發電話自動監控的語音和說話人識別技術方面有很多年。
科大訊飛還開發出一系列文字語音轉換和語音識別的手機應用程式。一款專供中國安卓手機使用的語音支援應用軟件，其用戶已達8億9000萬人。該軟件提供海量語音數據集，其中可能包括監控功能。
人權觀察指，科大訊飛為商業用途收集的個人信息，在何種程度上與公安部分享不得而知。該公司的客戶隱私聲明雖然承諾維護保密性，但該公司又說可以「依據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提供個人信息。
2014年人大開會期間，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曾敦促當局「盡快利用大數據反恐，加快建設聲紋庫。」
微信公眾號「法證達人」2015年12月曾發文稱，2012年，安徽省公安廳、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建立「智慧語音技術公安部重點實驗室」，雖然建在安徽合肥，但卻給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提供服務。
文章並指，「天網」目前所獲取的都是畫面信息，警方或將在探頭上加裝收集聲音信息的麥克風。一旦取得成功，「天網」就將裝上「順風耳」。
來源轉自：
【專題新聞 第557期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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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日 星期日

嘯聚叢林 膜拜等級 獸化幫規


（Getty Images）
寫這個主題，也是因為「有幸」身居黨國體制內幾十年的頗多積累。當下身處自由社會，回想曾經親歷種種黨產怪胎，仍難抑厭惡之生理反應。
而我們，你們，他們，這些曾經或仍在魔黨邪教治下的中國人，幾乎人人都由看不慣到看習慣，再到無可奈何，直到有一天，終於完成「久居鮑肆，不聞其臭」的嗅覺轉換過程。現在想想，這種人類天性的變異，真的好可怕。
也就難怪馬大留學生楊姑娘舒平，不過說了幾句美國好空氣，好自由的真心話，便被網紅，遭吸不上好空氣的可憐孩兒們、按黨宣旨意自由罵人了。最可憐的是，他們奉旨罵人，已不會好好說話，並不覺得自己可憐。
就像《動向》雜誌楊光先生的文題〈中國人最沒有資格嘲笑北朝鮮〉。我看這個世界上，美國人、日本人、俄國人、緬甸人甚至西非馬達加斯加人都有資格，唯獨中國人沒資格嘲笑北韓。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鏡子，過去是，現在還是。嘲笑北韓，就是嘲笑自己。
有人會說，嘯聚叢林，那是共黨當年做匪，可現在它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執政黨、全球經濟老二啊。多少同胞正是被此迷眼！於是便看不到：匪就是匪，把全球最頂級的面霜扣臉上，它也畫不出個紳士妝。一瞪眼一呲牙，還是匪相！
從舉著梭鏢菜刀喊殺、到買來二手航母，幾十年翻了N次方跟頭，匪首的窯洞大襖換上毛料人民裝，數變質沒變，還是那個叢林黨的思路，以為執政不用大腦只用小腦，大腦只是用來拍的，小腦勤灌水就好使。灌滿了也沒路，不有機關槍、開花彈代替梭鏢菜刀麼。上一次危機的時候用過，那是28年前了哦，對了，還獲得一個被全世界罵翻的榮譽：六四屠城。
我要說的匪黨另一個業績，是其異常膜拜等級。在永遠面臨垮臺的危機下，強化組織，嚴苛等級，是幫派存活保障。表面看，它比世界上任何政黨都崇尚抱團取暖，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解體恐懼。
在下從前有幸（我還是說「有幸」）在黨國某最高機關混過若干年。耳聞目睹親歷了該幫會森嚴的等級。那會兒年輕不諳黨情，因自己選擇女友未合本單位黨的意識型態慘被打壓，一時氣盛，無意中竟發展到對抗至高無上的黨委。
本以為我不過是談個女朋友，貌若天仙還是歪瓜裂棗，干黨屁事。誰想黨不這樣想，挑戰權威這還了得！哇，一時間處長、局長、黨委書記輪番談話，批評威脅，上報組織部長批示，再層層下傳三幾級領導，又一輪談話，家訪，寫檢查，威脅開除……。
直到本人身心俱疲，只得綏靖了一下，表示接受黨的「關懷」，實際則是不得已向地下黨看齊，由公開活動轉入隱蔽戰線，變剛性對抗為悶頭吃瓜，此事才偃旗息鼓。面對造成的轟動效應和指指點點，本人也繼續假清高，行不更衣，坐不斜視，低調和同事們打哈哈。
現在想來，還是嚴密的等級和幫規僥倖「蔭澤」了我：在下是正式在編的國家幹部，不是臨時工，說開除就開除，不符合政治正確的黨規；各級領導再狠，也不好意思拿不上檯面的癡男怨女問題問責，誰不知道他們幾乎個個都是有眼兒的蘋果。
事情不了了之，但那些上下其手挖隱私、特別是依規運行的黨幹眾生相，啟動了我的思辯細胞。灑眼一望，這個奇葩黨國之所以如此朽氣薰天，不能不說與這種等級至上，層層制約、虐殺活性的環境相關。
自打共黨奪了政權，就開始論功行賞，封官分肥。黨系太反胃，不表。論行政級別，那時還不知何為公務員，只是毛領著一群忠誠大吏，開個會，就排出了座次：幹部官分23等，最低23級（軍隊排級），最高1級（國家主要領導）。
其中最要緊的一條紅線，猶如南北韓三八線：13 級「高幹」線。在中共效法蘇式「供給制」時，高幹被戲稱為「肉蛋幹部」，特別是「三年大饑荒」，黨國不管餓死幾千萬P民，我敢斷言，13級以上高幹及其家屬，全國沒餓斃一位。
你想啊，農民樹皮扒光，草根吃絕，高幹們卻糧油充足，每月二斤豬肉、二斤雞蛋照供不誤，餓死一個，天理難容。13級以下的「糖豆幹部」也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吧。這就是最早的「特供」。
當然，特供遠不止這些。物質上涵蓋了衣食住行。單說車吧。本人曾供職的單位設有車隊，那時私家車還不普遍，看病、接人、出遊用車一律高幹優先且免費，是為「待遇」。費用打入每年「國撥預算」。
房呢，正副處級至正副部級，房子從兩室50到200平方米，嚴格定位，不可逾越。
加上大幹部可以有公派保姆、警衛員、祕書，看病開刀公費全報，住高幹病房，吃進口藥，死了還能進八寶山公墓（夠級別喪葬報銷，還有一次性撫恤金）。
這還不是最要緊的。那個「政治待遇」更是重中之重。哪個升職離職處分雙規了，黨委、組織部必下發紅頭文件。再遇其人，或臉放油光、躊躇滿志，或蔫頭耷腦、溜邊而走。在下差一點淪為後者。
特別體現在開會座次和看檔級別上。某官能為自己被誤排順位怒吼祕書飯桶，某長能因沒及時看到黨媒內參而咆哮會場。因而習王打虎以來，座次、露臉也就成為某虎政治生命是否終結的風向標。
21世紀人可能會說：這個不當吃不當喝的勞什子「生命」有什麼呀？嘿，這「政治生命」可太有什麼了！為什麼很多靚女不嫁百萬富翁，卻青睞看似窮嗖嗖的公務員？在匪偽趙國，公務員就是錢，就是官，就是房。級別一層層長，幸福一波波來。
這個奇葩國的制度結構設計，就是以公務員——官員為先的。不了解這個，就在黨國白活了。當然，小的們也別玩過了，如今到老王那兒報到的，也多是公務員。
最後說說幫規。公允的說，世界各國政體不管什麼屬性，為保證運轉，也都有管理結構和人員崗位，當然也有行業範圍和層級高低，但相應的是科學設置、責任對應，加上嚴格的准入錄用。
而且一切都是在法律保障框架下，但黨國不是。法律是紙上寫的，幫規是隨意改的，一切以黨的意志為膜拜中心。
黨國沒法律嗎？不僅有，還越來越細越厚，但是，從來沒有黨自詡的爹——人民參與制定、聽證。都是某官大喇喇一指：你，你，你，你們幾個定一下這個。我看最近這個問題很嚴重，弄不好要亡黨亡國，三天給我報告。你說什麼？專家？走訪？調研？大膽！這事誰說了算？想不想幹了？
雖然不一定口氣這麼匪氣，但每個高級黨幹的心裡都是這麼回事。因為，從他入黨做官的第一天起，他的頭領就這麼做給他看的，黨章也寫著：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他不這麼幹，就不配做這個黨的活人和死鬼。
大家都看到了，那些被從牢裡拎到電視機前演出的部級以上黨幹國賊，不一個個都哭咧咧的說辜負了黨的栽培、服從黨的裁決麼？！幫規深入黨心，到死都不能逾越，就算那些「賊」們都被開除了黨籍，還一口一個黨啊的叫著，比叫親媽都甜。這麼說吧，入了匪行，還能講個匪道；入了共黨，媽都換了！
沒政權時，共黨是殺人奪權為先；奪到了權，便全天候上演《魔獸爭霸》，攀爬等級的階梯，腳踩同人的肩膀，直取名利的金山。
金三胖正恩氏，北韓萬民時不時對之山呼萬歲、痛哭嚎啕，你總以為北韓同胞都神經了，但退回50年，你看到的就是本國神經了的國民。看到韓國的先進科技和文明，你就知道，沒了金三，沒了共產黨，今天的韓國，就是明天的北韓。2000多萬刀魚臉襯托著的那張北韓唯一無二的白白淨淨的大柿餅子臉背後，也是森嚴的忠誠等級，反抗殺無赦的土匪幫規。沒有這些，朝共、中共，一天也沒得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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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評論 第534期 201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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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時評：「一國兩制」的過去與未來

         從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七，香港主權以中英妥協、和平移交的方式從英國回歸中國；從一九九七到二○一七，「一國兩制」從「偉大構想」變成現實體制。經過了二十年充滿抗爭、衝突與撕裂的政治實踐，人大釋法爭議、二十三條立法風波、人大否決○七／○八「雙普選」、反國民教育運動、人大「八三一決定」強推「假普選」、佔中運動、港獨思潮、銅鑼灣書商「失蹤」事件、議員宣誓風波等等，一次又一次將「一國兩制」捲入風口浪尖、推向政治困境。目前的香港政制現狀、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均已至進退維谷境地。
         以今日香港經濟與社會局勢、中共最高當局對香港民情與政局的總體態度而論，若說「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或言之尚早，但展望未來，則前景黯淡，不容樂觀。一方面，香港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度下降，多數港人對港府、對中央、對香港政制現狀的不滿持續加劇；另一方面，習近平當局對港獨的疑慮加深，治港政策更趨強硬，香港「真普選」之路遙遙無期；而北京的干預愈強，香港的反彈愈烈，二者水漲船高，「河水不犯井水」的脆弱均衡已接近完全破裂，「一國」侵蝕「兩制」、「兩制」難容於「一國」的變化態勢已逐漸清晰，所謂「五十年不變」，恐將成為神話。
         二十年的「一國兩制」實驗不長也不短。說不長，是因為往事歷歷在目，人們曾經對「一國兩制」寄予諸多美好期待。當年內地人因香港回歸所激發的幾近狂熱的「同胞」之情，香港人對「高度自治」題中應有之義的特首普選化、代議制民主化的強烈期許，都還印刻在人們心中。說不短，是因為風雲變幻，世事滄桑，陸港兩地的「同胞」情誼漸漸淡薄，香港民主化之路也越走越窄、越走越偏，致使二十歲的「一國兩制」已經顯出了老態，露出了敗跡。這些變化足以讓我們看淡「一國兩制」的未來。
         「一國兩制」之所以陷入「一國」與「兩制」的深層次矛盾與困境，主要是中共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多番推延和阻撓所致。因為普選既是香港人民的普遍意願和長久期待，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在要求：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之不同於殖民地政府或大一統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的根本之處，就在於自治政府的合法性的根基只能是多數民意的支持，而不可能是宗主國或中央政府的委任，因此，持續、穩固的「高度自治」體制必須與政制民主化相配套方能成立。香港人的尊嚴，對「港人治港」的內心感受，也只能建基於民主化的政治基礎之上。一九九七年以來，每一任香港特首幾乎都是迎著嘲諷聲上台、背負罵名下台，顯然，這不是特首的個人品行問題，而是「小圈子選舉」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一個不獲多數港人支持和信任的特首，即便有中央的全力支持也是斷然不可能承擔「高度自治」之重責大任的──中央的支持在民主缺位的情況下通常只能對特首的民望形成拖累。
         中共對普選的推延和阻撓，一是出於防範香港民主化可能對「一國」產生衝擊，二是出於專制政黨對普選式民主根深柢固的仇視和恐懼。普選是否有可能選出一位反中共、反中央甚至反中國、搞港獨的人士出任特首？鄧小平曾經直白地表露其疑慮：「普選就一定對香港有利？我不相信。……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正是因為中共對香港民主化將引起「兩制」衝擊「一國」的懷疑和畏懼，促使其選擇要麼不普選、要麼假普選的應對之策，某種程度上，佔中運動及其後迅速由隱而顯、由街頭到議會的港獨思潮，恰好坐實了中共對普選後果的懷疑和畏懼，也就給了中共高層的強硬治港派更加嚴厲地阻撓香港民主化以口實。
         於是，「一國兩制」在香港陷入了怪圈：港人越期盼普選，中共就越是要阻撓普選；中共越擔憂「兩制」衝擊「一國」，香港激進本土派就越是要擺出一副衝擊「一國」的架勢；特區政府越缺少「高度自治」的政治權威和民意信任，現行政制就越是提供不了這樣的權威和信任。
         但歸根到底，「一國兩制」的困境是中共造成的，更準確地說，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時，今日困境就已經隱伏其中。對中共而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用於香港本來就是權宜之計，它的初衷並不是要給予香港和香港的中國公民一個永久性的「特別」憲政地位，而是為了暫時安撫香港人反共恐中、抗拒回歸的心理，為了香港回歸之前的平穩過渡和回歸之後的短期治理。八十年代的中共政府很清楚，拿回香港並不難（英國政府穩健務實，並未給中國出什麼難題，後來關於中英談判之艱難曲折的官方言說，在英國是為了掩飾其外交上的軟弱，在中國是為了凸顯中共的歷史功績，雙方都有意無意地誇大了談判的艱難程度），但管治香港委實不易：按照中共的專制套路治港，只會嚇跑香港的人才和資金，「下金蛋的鵝」將死去，「改革開放」的天然跳板將不復存在，對統一台灣的示範效應也必轉為負面；但若繼續沿用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治港，當年對自由資本主義、法治體系、市場經濟尚一竅不通的中共政權又實在是一籌莫展、無能為力，因此，權衡利弊得失，一定程度的中央權力「虛君」化、香港政體自治化、陸港關係聯邦化勢在必行，「一國兩制」遂成首選。
         但「一國兩制」既是權宜之計，就需服從於根本大計──如「黨的事業」、「國家核心利益」之類，就難免有好用則用、不好用則棄的打算；若只是勉強可用，一旦時過境遷，當「一國兩制」的實際狀況不符合中共的意願，也就難免生出變卦之心。在這方面，中共早有先例。其實，「一國兩制」並非鄧小平匠心獨運的「偉大構想」，論「一國兩制」的原創性和操弄技巧，鄧小平不過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而已。一九五一年，解放軍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已事實獨立達四十年之久的西藏噶廈政府不得不向中共求和，與中央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西藏只需交出軍事、外交權，內部事務實行高度自治，「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中共政府由此以和平手段實現了西藏的「主權回歸」。此後所形成的中藏政治關係與現行「一國兩制」的相似度極高，「十七條協議」即相當於當年的「西藏基本法」。鄧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當事人之一，當鄧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香港問題的時候，他必定想到了西藏的先例。後來，儘管吹鼓手們大肆吹噓「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想」，但鄧本人並未自我確認其獨創性。鄧曾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頭銜，亦曾自誇過「『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但他從不敢說「一國兩制是我的發明」。
         與「一國兩制」一樣，「十七條協議」亦是權宜之計，中共早已為協議的廢除預留了方便之門。在協議談判過程中，中央要求在西藏設立直屬中央管轄、權限不明的「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香港特區也有類似機構，即中聯辦和駐軍司令部），當西藏方面對「軍政委員會」的目的表示不解，認為與中央關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的承諾有所牴牾，立刻遭到了中共代表的怒斥：「你們是在說你們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對嗎？那你們就回去好了，沒有必要再呆在這裡。」當年，毛澤東對西藏的口頭承諾是「十一年不變」，但當西藏主權和平移交之後，「軍政委員會」對西藏事務的干涉越來越頻繁，西藏政府的執政壓力越來越大，中藏矛盾越來越顯性化，而「十七條協議」的存在也就越來越令中共感到厭煩。八年之後，中央政府撕毀協議，在西藏實施武力「平叛」，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國外。毛澤東輕蔑地將背信棄義的責任推給別人：「現在，（廢除『十七條協議』）條件成熟了。這就要感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了。」很不幸，「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現狀與困境，隱約可見「十七條協議」的歷史投影，令人擔憂「一國兩制」的未來與命運。
來源轉自：
【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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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工廠堂而皇之


越來越多的外國和中國公司也開始核查學位證書的真實性。圖為2005年2月26日，一位成都市員警展示被沒收的假證書與假圖章等贓物。（Getty Images）
2010年微軟中國分公司前總裁唐駿的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博士學位遭質疑。通過搜索會發現中國大陸的Yuhongzp和PhonyDiploma網站上可買到假文憑。分析說，比起獲得真正的教育，中國人更重視拿到文憑；文憑值錢，教育卻不值錢。
編譯／李清怡
2010年，微軟中國分公司前總裁唐駿的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博士學位遭質疑。調查發現，西太平洋大學不僅是一家未經認可的機構，且唐駿只花了2595美元就買到了這個博士學位。之後，扯出一堆董事長、總裁、總經理持有假學歷。
《福布斯》雜誌報導，長期以來，冒牌機構將文憑賣給客戶。這種學術造假一直在不道德的學生中廣受歡迎，但對於商業界的上層精英來說，還比較少見。
通過百度搜索引擎就會發現，中國大陸的兩家網站Yuhongzp和PhonyDiploma上，可以輕而易舉買到假文憑。例如香港大學的假文憑只需250美元，且允許用戶按照個人需求修改所有內容，從水印到證書的紙質，乃至紙的顏色，如老色、蛋殼色、米色。
《文憑工廠：售出百萬張假文憑的上億美元行業》（Degree Mills: The Billion- Dollar Industry That Has Sold Over a Million Fake Diplomas）一書的共同作者Allen Ezell表示，這一行業的範圍非常廣大，他對《福布斯》說：「我們發現最大的假文憑運營地設在深圳，他們可提供1000多家美國學校的假文憑。」
中國上大學（sdaxue.com）網站打擊了這一影子經濟。自2013年以來，該網站已經爆光了中國400家虛假大學或「文憑工廠」的名單，僅去年發布的第六批虛假大學黑名單就包括了30多家新機構。
上大學網站也提供一個「真假」窗口，用戶可以立刻核實某所學校是否列在名單上，被爆光的學校名單包括看上去似乎沒有問題的學校，如北京興華大學、北京財經學院。雖然這些學校的涵蓋範圍從上海到山東，但絕大多數都是設在北京。
證書的電子時代
兩年前，Attores公司的首席執行官David Moskowitz發現中國和印度的文憑工廠開始製作新加坡理工類大學的假文憑，於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使教育機構能夠使用以太坊區塊鏈（Ethereum blockchain）頒發和驗證其證書。
區塊鏈是一種利用網路達成的分散式、去中心化的資料運算、保存平臺。區塊鏈是一個不可更改和不可破壞的紀錄，區塊鏈本身是公開的，但其紀錄或「區塊」是通過密碼來得以安全保護的。在區塊鏈上的每一個證書都作為一項紀錄成為區塊鏈的一部分，因此偽造證書是不可能的。當一個證書頒發出來，會被分配一個哈希值（hash’ value）。就算證書最後被改過了，也和區塊鏈中存儲的數據對不上號。這樣潛在雇主就能驗證每個證書的真實性和具體來源。
Attores並不是唯一公司，還有其他防止侵犯版權的公司，如BitProof和Binded。
Ezell說：「這些假冒機構還收取額外費用提供驗證服務。位於巴基斯坦的文憑工廠Axact設置假認證，可以在虛假的學校網站上鏈接到認證機構。在欺詐學校網站上看到的認證機構越多，說明危險越大，而真正的學校只有一家或最多兩家認證機構。」
但是，要發現危險信號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尤其是有些文憑工廠學會了規避監管，因此，打擊學術造假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揭發假學術證書 面臨挑戰
信報網站EJ Insight報導，今年6月，上大學網站宣布，將不再更新文憑工廠的名單，原因是迫於「既得利益」的壓力，但並未具體指名何種既得利益。這些事件反應了偽造學術證書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處理這一問題的難度。
文憑工廠在中國和香港都有很大的市場，因為中國社會對學位非常重視，學術證書在職業生涯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偽造文憑在中國如此嚴重，香港政府已經下令，凡使用在中國頒發的學術證書的個人保險仲介，需提交認證，否則將面臨許可被吊銷的風險。
打擊文憑工廠也不總是那麼簡單。文憑工廠已經通過各種方法規避政府制裁，如在國外的服務器上設置網站，或者在被禁之後更改學校名字。例如國力書院（Lifelong Colleg）雖然還沒有被審查，就已經更名繼續運作。
企業用人需謹慎
謊稱教育程度從負面反映了一個人的誠信和信譽，有些實例表明，企業因此未能找到合適的候選人，還可能給企業帶來聲譽和經濟損失。
《經濟學人》報導，今年6月曝光了一起引人矚目的案件：68名學生付錢參加一個學習項目，原本以為與山東輕工學院相關。但四年後，他們卻發現，雖然開辦項目的機構的確存在，但那是一個騙局，後來項目的幕後策劃者失蹤了。
越來越多的外國和中國公司也開始核查學位證書的真實性。今年4月份，北京爆光了一個案例，一份亞伯拉罕林肯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博士證書未能通過真實性檢測，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這些案件並沒有阻止欺詐者的行為，還有學生仍然繼續為爭取更好的職業生涯買學位。在中國什麼都可以買到，為什麼就不可以買學歷呢？
上海交通大學的熊冰奇（音譯）說：「中國人更重視拿到文憑，而不是獲得真正的教育。文憑值錢，教育卻不值錢。」
來源轉自：
【西方看中國 第555期 20171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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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中國信心崩盤

中國十九大剛剛於十月十八日召開，北京政府的為這個會的準備工作真令人傻眼。據很多的報導，北京地鐵車廂裡有武警，站口全是武警，手拿微衝（即無托的自動衝鋒槍），人物同被檢查。

中共有信心讓全國幼稚園小朋友聽習近平作做夢報告。
北京人必須帶著身分證，警察手持電腦，對一下你的身分證號碼，要沒有馬上帶走，外地人上街一律帶走。天安門附近居民不准開火做飯，一律派送盒飯；警車鳴笛滿街呼嘯；外地郵寄到北京的包裹也被暫停；位於東、西長安街兩側沿線樓宇停火；加油站禁售散裝油；網絡封鎖再升級，很多翻牆軟件打不開；連菜刀都要禁止出售，快遞都要暫時停業，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維穩」。
為了開十九大，搞得雞飛狗跳，如臨大敵。儘管很多人可能認為習大大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權力，很了不起。對我來看，他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人。這些動作表示了他不能相信他的百姓已經到了草木皆兵、全國皆敵的地步。一個將軍對他的部隊沒有信心，擔心隨時子彈從後面打來，還能帶部隊打仗嗎？
雖然這樣，中共的官方喉舌新華社的社論還在讚揚中國式民主，說它是優於西方式民主。真是把百姓當白痴，以為可以欺騙全世界。記得70年代很多美國黑人開最大型的 Cadillac 轎車，比我早來的留學生解釋說因為他們的自卑感很重，他們以為開名車就不會被別人輕視。同樣的道理，新華社的說法只不過是走夜路吹口哨壯膽而已。懂得一點心理學的人，聽了只會心裡笑笑而已。
近年來，中國的高官及精英的逃離潮，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據說中共的中紀委做了一份祕密調查，2012年經香港「動向」雜誌曝光，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員、八成五中央候補委員、八成八中紀委委員的直系親屬，與情人，小三，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報導還引用美國政府的數據，說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修）的第二代有七成五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分，第三代擁有美國公民身分者更達到九成一以上。除高官外，外逃人員還有大陸知識界的專業人士，以及大陸富豪。這些逃離者進到西方國家後，在當地大力置產，移轉資產。在2010年，僅僅被立案調查的外逃貪官轉移到海外的資金就有2,378.2億人民幣。如果將那些未被立案調查的貪官污吏所貪污轉移的資金總和起來，數量更是驚人。據說到2015年，從大陸逃到西方的資金達到8.7萬億人民幣。
這種只要有能力的就出逃的現象，顯示這些中國百姓住在中國沒有安全感，對將來沒有盼望，沒有信心。對那些沒能力外逃的中國百姓，那就更是如此了，除了接受命運，他們還能怎樣？
所以今天的中國，上對下沒有信心，下對上也沒有信心，甚至對內幕最清楚的領導階層的官員，對中共的最高領導及國家的將來也沒有信心。對一個國家來講，還有比這樣更嚴重的信心崩盤嗎？而習近平政府採取什麼政策？原則上他只採取更嚴格的控管政策，控管力道愈來愈大，美其名為維穩。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學到鯀採用堵塞方法治理洪水，結果失敗，而他的兒子禹則採用疏導的方法，結果成功，這是多麼基本的道理。我們可以斷言中共會失敗，問題只在他們還可「維穩」多久？
作者： 蕭東賢
來源轉自：
【蕭東賢 於南加（原載台灣公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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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6日 星期一

中共欲以「國歌法」強化思想管控 港人拒蠶食

中共意識形態滲透引反彈 各界籲認清政權本質

中共人大前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令球場上「噓國歌」等行為日後有可能違法。昨日《城市論壇》上，多位講者強調中共試圖加強對港人的意識形態操控，製造恐懼。（蔡雯文 / 大紀元）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六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將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港實行。除了落實細節引起極大爭議，大陸《國歌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列明立法是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被指公然違反「一國兩制」，引起各界對中共意識蠶食香港的警覺。
民間批評當局試圖偷換「黨」「國」概念，強調中共借國歌法強加意識形態給港人，將適得其反。各界又藉此機會重溫中共殺人起家、賣國等不光彩歷史，呼籲讓年輕一代對中共本質有全面的了解。
九七後，中共接管香港，至今人心未「回歸」。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周六（11月4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被視為中共收緊對港操控的最新舉動。
人大稱體現「全面管治」
中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局長何紹仁稱，今次做法是實施對港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新華社隨即發表評論文章，引用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議事廳倒插國旗、有球賽觀眾噓國歌等例子，揚言港澳要「劃出清晰的法治『高壓線』」。
特區政府將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港落實《國歌法》。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稱，港府會進行本地立法和諮詢，將來立法會訂定法例條文，康文署等其他政府部門將會執法。被問到日後球賽發生「噓國歌」時是否由康文署執法，劉稱要待立法後再詳細了解。
最高3年徒刑 細節惹爭議
《國歌法》在今年9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於10月1日起在大陸正式實施，列明「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將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情節嚴重的更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剝奪政治權利。外界預料《國歌法》香港內容與內地大致相同。
其它落實細節也有多項爭議，包括是否有追溯力、何謂舉止莊重、國歌奏唱的場合、噓國歌的執法和刑責等。中共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稱在街上行走時聽到國歌亦要站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稱本地要強制中小學實行國歌教育，亦惹起重重疑慮。
各界斥國歌法洗腦教育
昨日《城市論壇》上，社民連主席吳文遠認為，在一個獨裁政權下，《國旗法》、《國歌法》根本要廢除，因為是用來限制市民的言論自由、表達權利。他批評是北京當局在港搞民族主義：「現在建制派很有系統地只要你對政府或政權有任何不滿，便將它等同為不愛國，或者不尊重這個政權，再下一步就說你不是中國人，最終目的不是罰那些球迷這麼簡單，就是要推行洗腦教育。」
吳又說，國歌法立法後讓港人扮假愛國，意圖模糊市民的反對聲音：「變成只要你反對它你便是不合群，你便是不愛這個民族，你便不愛這個國家。」
議員：圖令港人恐懼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認為，中共在港實施《國歌法》是製造恐懼氣氛：「幾場賽馬的賽事，那些人不起立，我們便要訂立《國歌法》來懲罰你⋯⋯在製造恐懼，令人民聽話，這是霸權及威權政府的表現。」
他反駁同場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稱市民可以在其它場合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我們在雨傘運動表達不滿的人到哪裏去了？都關在監獄裏面。我們在立法會表達不滿的人到哪裏去了？都被DQ了，也同樣在坐監⋯⋯訴諸刑法，罰他們坐監罰到他們害怕為止，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好辦法。」
許智峯強調定會在議會內反對，同時會要求當局以白紙草案諮詢：「我的界線非常清晰，如果這條國歌法最後會有追溯力，我會反對。如果強制學校一定要實施，否則罰你坐監，我也必須要反對。」
「強加意識形態適得其反」
青年學子怎麼看《國歌法》在港實施？論壇上，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的學生質疑，中共借國歌法強加的意識形態，將適得其反：「中央想強硬控制意識形態，加強民眾對愛國的思想，其實最終效果會否適得其反，反而加劇了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也有學生認為愛國應是發自內心，反對以立法強制。
香港眾志成員批評中共用國歌法灌輸盲目的愛國教育，「這樣的教育根本不會存在思考，只是一種愛國主義的灌輸。究竟這種最終的目的，是灌輸愛國的精神，還是有批判的教育？」
重提中共殺人賣國歷史
台下也有人回顧中共建政以來迫害民眾、出賣國土的不光彩歷史，強調中共是民族的屈辱。維園衝鋒主席「大陸朱」朱韶洪認為不尊重國歌的是中共：「（《義勇軍進行曲》）填詞人田漢就是被中共搞文化大革命迫害死的，這麼慘淡的歷程，中共都不配有國歌。」
民主黨區議員袁海文則提到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賣國：「中共江澤民將1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北方割讓給人，將一些領土十多萬平方公里，割讓給越南人。我想問這些是否民族的屈辱？我們在教書時是否應該全面去看？作為中國人對外這麼『鵪鶉』，對自己人便那麼兇狠，我覺得非常悲哀。」
港人心聲：是強制而非自願尊重

羅先生（25歲）文員
「如行行下要站立，跟住唱。在茶餐廳夜晚6點鐘食食下飯，你突然播國歌，難道要站立嗎？」他不認為有了國歌法會加深愛國情操：「如果你本身對國家是尊重，就算無法律也會尊重它。現在只不過是強制要我去尊重它，而不是我自願去尊重它。」
逼人站立會很困擾

尹先生（29歲）資訊科技業
「識唱國歌不代表尊重國家。它播國歌就播國歌，我不會噓，但也不會刻意站立。如果它真的嚴格執法，一定要人站立會很困擾，忽然播國歌我要站立，我可能趕時間要做其它事。」
社會主義滲透違反《基本法》
大陸《國歌法》共有16項條文，當中第一條開宗明義闡述制定《國歌法》的目的，就包括「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9月曾撰文提出，此目的並不見於《國旗法》之中。又指，《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均規定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基本法》第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張達明強調，人大常委會必須清楚表明，在本港立法時不能將任何涉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目的的內容納入本地的法例，以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召集人、退休教師韓連山認為，中共是借國歌法在港實行其全面管治權的政策，「國歌法中借刑罰恐嚇，要港人愛國。」他強調國歌法在港立法，尤其是在學校強行實施令他特別反感：「要學生愛國不是用一條法律威嚇，滲透愛國主義，這樣是行不通，只會令學生反感及更加反叛。」
他說，中共一直以全面掌握奴役人民的思想治國，「每一個範疇都是用操控、恐嚇及刑罰方式令百姓屈服。」因此，中共一直試圖對港人進行思想教育洗腦，如2012年的國教風波「想透過教育領域洗我們年青人的腦，讓他們盲目愛國。這完全是違反教育的本義。」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認為，中共一直很強調意識形態，尤其是毛時代發動多個運動，直到現在仍不放棄，「希望加強控制，尤其在觀念上，希望改變更多的人認同這個政權。」他說，立國歌法可能會令港人在公開場合表現比較尊重，但卻不是發自內心的，可能會適得其反。
如同希特拉統治
從事社會福利界的20歲市民郭先生認為，不會因為有國歌法就變得愛國：「有些事要強迫就失去本身意義，我覺得尊重是發自內心，如果要用法律限制人做甚麼或不做甚麼，件事好似失去本質。」對於球迷噓國歌，他說即使將有刑罰也無法減少不滿的怨氣：「刑罰我覺得不論甚麼形式或罰多少作用也不大，你可以迫人守法但改變不了內在的。」
從事工程的蔣先生形容聽到國歌要站立，如同希特拉統治：「好似希特拉的極端民族主義，行行下都要停下來站立，離譜些。」
中共滲透遭到全球抵制
《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中提到，「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又指共產黨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並以「洗腦文化」進行統治。
時事評論員夏小強指，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成為了全球僅存的唯一的共產主義大國。近年來，中共利用種種方式向西方國家的紅色滲透，遭到了多個西方國家政府和媒體的警覺與反擊。奉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越加孤立。
比如在美國和加拿大，多所中共開辦的特務機構孔子學院被關閉。特別是今年以來，澳洲和新西蘭發生的事件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澳洲媒體近日紛紛披露澳洲的情報機構正在調查中共滲透澳洲的政治、經濟等領域，並公開點名一些澳洲政要和提供政治捐獻的有中共背景的金主的關係。
在新西蘭，華裔議員楊健被揭隱瞞其12年中共軍方間諜背景，引起朝野震驚，紛紛呼籲重視來自中共的威脅和滲透。
在台灣，早前發生中共背景的「統促黨」在台大學校園毆打學生的濺血事件，使得台灣第一次針對中共滲透台灣展開大規模的掃黑行動。有台灣民眾通過政府平台提議「禁止公開懸掛中共五星旗」，並通過聯署人數門檻，台灣政府機關須在12月22日前回應。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僅僅半年多的時間，也多次就共產主義發表強硬批評。10月6日，他在白宮慶祝「西班牙文化遺產月」的活動中強調，要與古巴和委內瑞拉人民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專制制度。「壓迫古巴人民的失敗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給世界上每個地方帶來悲痛和苦難。共產主義屬於過去，而自由屬於未來。」
夏小強指，多國政府從被中共深度滲透的迷夢中驚醒，並且展開了有力的反擊。這其實也是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遭到抵制、被世界唾棄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這是共產主義行將滅亡的信號。
林怡、蔡雯文報道
來源轉自：
【2017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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