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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習大大19大狂想症又表演

北京12月初，習大大請來外國二百多個政黨來開會，介紹19大，說要引領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件事頗似毛文革要當世界革命領袖一樣狂妄可笑。這些黨多來自有組黨自由的國家，印度大選時就有上千個政黨。毛時代還有掛個毛像章自稱狗屁黨來北京騙資助的醜事。今天這些黨為何而來？為了支持一黨專制嗎？為了騙吃騙錢嗎？只有天曉得。

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將於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召開。
報導說，來自12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的領導人將齊聚北京共商大計。會議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牽頭組織，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
進入現代社會，世界主流和大部分的國家，實行的都是議會和選舉制度，多黨通過選舉輪流執政，當今只有以中共為代表的少數國家，實行一黨專政制度。因此，中國共產黨與正常國家政黨的概念截然不同。
在美國和歐洲等國家，任何一個政黨都是一個政治團體，如果其理念獲得民眾認同，可以通過選舉獲得組成執政資格，到期可能被其他政黨取代繼續執掌政府。民眾組黨自由，入黨自由。因此，政黨、政府和國家之間的概念完全不同，界限分明。
在中國，中共一黨獨大，一黨專制，民眾沒有組黨自由，甚至在發下毒誓加入中共之後，沒有退出的自由。在中國，黨就是政府，黨就是國家，黨永遠排在政府和國家之前，黨綁架了政府和國家、民眾。
中共在十九大之後，邀請12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政黨，舉辦所謂全球政黨大會，打著聽起來高大上的招牌，也只能糊弄搞不清中共與正常政黨之間區別的人。相當一部分國家的所謂政黨，可能只是一些黨員很少、沒有什麼社會影響小政黨團體，這些政黨和人員與他們的政府和國家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他們到中國來，只是代表這個組織和個人。中共出資的免費旅遊，好吃好喝好招待，何樂而不為呢？這樣的事情，天底下也只有腐敗的中共可以做的出來。
更加荒唐的是，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眾所周知，以中共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政權，一個多世紀以來，凡是共產主義政權所到之處，都是伴隨著飢荒、戰爭、暴力和殺戮，中共殺戮上億中國民眾，毀壞中國傳統文化和信仰，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仇恨神佛，犯下滔天大罪。
特別是這幾十年來，中共利用經濟手段，向全世界推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全面滲透西方世界，其目的是要把全世界變成紅色共產主義社會，最終毀滅人類。因此，與中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意味著與中共捆綁在一起毀滅，只有在全世界消除了共產主義政權，才能真正「共同建設美好世界。」
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剛剛發生了引發世界關注的「排華事件」——北京當局驅趕「低端人口」，以及令人髮指的幼兒園虐童事件，這只是中國社會巨大危機的冰山一角。中共政權肆虐中華60多年造成的經濟、道德等多方面危機，已經使得中共走到了窮途末路。同時，在世界主流已經認清和清除共產主義的大背景下，中共召開全球政黨大會，其實就是中共繼續統戰世界和推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舉，也是中共末路的一場鬧劇，凸顯了中共內心的恐懼和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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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雜誌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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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信的中共政府發言人

　　專制獨裁或極權國家的政府發言人都是說謊不臉紅、講話不可信者。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伊拉克薩達姆新聞部長薩哈夫，此人外號「小丑阿里」，在二○○三年四月九日美軍攻入巴格達市內時還在聲稱「巴格達沒有美軍」，但說完立即乘車逃了。
還有那個利比亞卡達菲的發言人易卜拉希姆，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已失守時，他還在廣播裡說：「六千名志願者已抵達利比亞，要為卡達菲上校而戰」。
在中國，人們記憶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時的那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他的「名言」是「天安門沒死一個人」，同年六月下旬卻為他的女兒申請去美國。今年有報道，如今他已在美國舒適地當寓公了。
這些獨裁政權發言人在公開發言時，都是振振有詞地說一套為虎作倀的騙人謊話，私底下幹的卻是另一套見不得人的勾當。由於這個緣故，多年來網上的「中國每年人渣榜」都會選出中共政府發言人。
荒謬發言天下恥笑
　　談過歷史，回到當今。今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例行記者會上拉長了臉說：「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二十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沒有主權、沒有治權、也沒有監督權。」
一個大國政府的外交部發言人，居然發出如此荒謬的言論，令天下恥笑，也令人擔憂。在國際交往中，誠信是重要原則，沒有誠信，不守諾言，談判和簽約還有什麼意義？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由趙紫陽與撒切爾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訂的，當時鄧小平和李先念也在場見證。兩國政府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互相交換批准書，並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因此，這是一份國際協議，不能說沒有法律效力。《聲明》是向國際社會的承諾，英國和國際社會均有責任監察中國有否恪守承諾。根據此正式文件條款，中國明確承諾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同於中國內地的自由和司法獨立，怎麼可以才過了二十年就翻臉不認耍無賴呢？
如果說作為歷史文件，就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那麼，分別於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簽訂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均早於《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日期，作為歷史文件，也應該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了！
不久前中印在邊界洞朗地區發生兩軍對峙，中共把一八九○年歷史界約規定的錫金段邊界線作為根據。如按照陸慷的說法，一百二十七年前的歷史界約早就成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了，還提它幹嗎？
自己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中共在國際上能如此稱霸嗎！中共外交部也覺得出錯了，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於七月八日在香港出席國際法研討會時不得不承認：「中國從未否認『聯合聲明』是一份協議，並已登記在聯合國秘書處，不能說沒有（法律）效力。」這是徐宏給陸慷刷了一個耳光。
再說，當時新界是一九九七年租借到期，但香港和九龍是永久割讓的，英國可以不還，就像俄國至今不還給中國割讓的大片領土一樣。但英國一起還了，就是要通過一國兩制這種制度性的保障，通過法律達成的協議，保證香港人的權利。陸慷現在說這些協定無效了，邏輯上說，既已無效，永久割讓的就不必歸還，並有俄羅斯不歸還的實例，等俄羅斯歸還給中國時一起辦吧。
政府發言人與習近平不同調？
　　今年七月一日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大會上說：「我明確講過，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習強調「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陸慷說《中英聯合聲明》已是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有人以為《聯合聲明》與「一國兩制」不是同一件事。事實是《聯合聲明》第七條說明上述各項聲明和本《聯合聲明》的附件均將付諸實施。而附件一的第一部分就是講「一國兩制」。所以，習與陸講的是同一件事，陸與習明顯不同調。
另一次習近平講話與外交部發言人不同調是有關中印對峙之事。同一個陸慷七月六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關於中印兩國領導人在峰會期間是否有會晤安排，目前沒有可以提供的資訊；近日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非法越過邊界線進入中方境內，損害了雙邊關係政治基礎和整體氣氛；中方要求印方尊重邊界條約規定，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立即將越界邊防部隊撤回到邊界線印方一側，維持中印邊界地區的和平與安寧，這是中印之間開展任何有意義對話的前提。
陸慷說出這些話之後，媒體有分析認為，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是暗示習近平不會與莫迪見面。但七月八日在德國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習近平與莫迪會面了，而且讚揚印度「打擊恐怖主義的堅定決心」，讚賞印度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並祝福印度取得更大的成就。
眾所周知，中共是專制獨裁、下級服從上級的國家，一個級別不高的外交部發言人怎敢與黨魁習近平不同調呢？所以，實情很可能是陸並不是真的與習唱反調；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只是木偶，在記者會上是按照上級指定的發言規定背書而已。之所以出現看似不同調的言論是事先安排好的，讓發言人扮紅臉，習近平扮白臉，兩者目的是相同的，就是讓人上當受騙。
虛張聲勢不敢開戰
　　中共當前形勢是內外交困，色厲內荏。十九大即將召開，內部權力鬥爭日益尖銳。外部則四面受敵。東有朝核危機和日本虎視眈眈，南有越南隨時準備動手，西有印軍陳兵待戰，北有蒙古的反北京總統。即使是習近平亟力討好的俄羅斯也在俄東部軍區部署瞄準中國的彈道導彈系統！在此四面楚歌境遇下，腐敗的軍隊經不起打仗。中國民情本已接近火山爆發點，也有可能因開戰而一起爆發，到時候中共或壽終正寢。所以，習近平不敢開戰，更不敢大打，只是虛張聲勢叫喊一陣而已。習近平上台五年來多次對外挑釁，每次都是虎頭蛇尾，顯示紙老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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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訊 史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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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文革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 網絡文摘
1980年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到文革死了多少人時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文革結束後葉劍英講話，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千萬人，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文革結束時華國鋒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作家秦牧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
「幾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七百七十三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偏高，但是應在二百萬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一1966年紅色恐怖殺人10萬
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橫掃」，始於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達11萬4千多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千8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8千餘戶被抄。全國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份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五類份子」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他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不能勉強。」謝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廳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公安廳長問：「拘捕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他們不衝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們拘捕打死人的紅衛兵，你們就要犯錯誤。」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江青傳達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打死人合法化，在這批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毛只是沒有當面表彰他們打死人的行為，他利用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以壓制對手。
各省市公安局長們還是有顧慮的，他們擔心放手讓學生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會被追究。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復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殺人睜一眼閉一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後來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1千7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10萬人。
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里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發不出聲，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場槍斃了。
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裡塞進壓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劊子手割斷其喉管。
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等，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予以割喉這一「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至1975年處死張志新時，遼寧省已有30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瀋陽監獄當局割張志新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旁邊一個女管教員見狀，慘叫一聲，嚇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20萬人
除了被殺，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巴金回憶道：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該。」
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導致這場運動的瘋狂。有文革學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10萬至20萬之間。
武鬥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30到50萬
1967-1968年的武鬥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國性的武鬥起於67年新疆。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陝西省數據，勉縣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縣784人。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
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2千餘人，另有8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191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二十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餘間。
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13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4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悍然槍殺了3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60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5063人被揪鬥，236人死亡。寶山縣揪鬥1702人，死亡達334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審查，14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抿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佈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伙人就是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同伙，是黑窩」，該局1200余乾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44人。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34萬余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516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殺政治犯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2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佈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1970年十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里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安徽淮南市監獄，「十尺零六寸長的監房裡，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放樣板戲。然後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你！」「你！！！」驚天動地哭叫，隨著是一排攝人魂兒的槍聲……。」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佈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在15至20萬之間。
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千8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兩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5百至1千人。譬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千3百人。」
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來源轉自：
【2017年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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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7日 星期三

台灣人為何對南京大屠殺冷感？

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週年，中共日前擴大紀念80週年，相較之下，台灣朝野聲音較小、台灣人甚至冷感，對此，台師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則在臉書上分析原因！

中國政府13日在南京舉行南京大屠殺80週年的國家公祭日紀念儀式。（路透）
台灣人對南京大屠殺無感，范世平在臉書上分析，台灣是選舉社會，若大家在乎，「國民黨會不辦相關活動？民進黨敢不辦？馬英九執政8年，較為關注此議題，但仍無法力往狂瀾」。
至於是因為李登輝、陳水扁搞「去中國化」造成的「遺毒」嗎？范世平說，政府沒這麼厲害，李、陳也沒這種神本領，網路社會，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這種土壤，開不出那種花。
為何台灣人覺得距離遙遠？范世平認為，隨著本土化日深，外省第一代凋零，社會上不覺得應該特別關注南京大屠殺，當馬英九凸顯此議題時，反而讓人覺得奇怪；此外，台灣人太哈日，相對中共對台的文攻武嚇與外交打壓，日本似乎才是好友，「如此，南京大屠殺對台灣人來說，就跟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一樣，最多是感到遺憾而已」。
范世平說，中共把南京大屠殺進行政治操作，若日本人殺害30萬中國人應被譴責，那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害死了4500萬中國人、文革害死了2000萬，「中共怎麼不批判？」若中共紀念南京大屠殺是用政治角度消費這議題，不是真的從人權與人道的角度出發，那活動辦的越盛大，台灣人越排斥。
來源轉自：
【2017年 作者：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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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從漢族知識分子說到「漢族黨」

         英國作家保羅‧約翰遜有本大作叫《知識分子》，中譯文早在一九九九年就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引用了第三十四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對知識分子的調侃：「一個人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來說出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當然，這定義充滿了對「文人」的鄙薄。知識分子好誇誇其談，往往脫離實際，譬如大哲學家羅素，寫過如椽巨著《西方哲學史》，但對日常事務卻是陌生的。「他愛喝茶，卻不會煮茶。」約翰遜的最終結論是：「任何時侯我們都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藏族作家阿來的觀點和啟示
         《南方周末》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版，刊出了藏族作家阿來的專訪：《瘋狂的蟲草，瘋狂的松茸和瘋狂的岷江柏》。阿來說：「我不認為民國是個好時代，但凡愛說民國范兒的肯定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或者只能算是漢族知識分子。須知中國從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不站在這個基礎上看中國就看不清中國。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按：孔子說的『遠人』實際上就是相對於中原人的邊疆族群。修明政治讓邊疆族群心服口服。）總說民國范兒而不能看到那些知識分子身上的局限，尤其是他們對邊疆族群與文化的疏忽，這個文德修得可不怎麼好。（按：我們忽視了邊疆族群的習尚、語言、文化，採用的是漢化的策略，讓他們忘卻民族的記憶。一位少數民族女歌手唱道：『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可惜我不能用母語來述說……』這多麼悲淒。）知識分子一定是從整個國家的全局來看問題，傳統儒家還有『天下』的觀點（按：天下不等與國家，正如國家不等於黨，愛國與愛黨不是一回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的不是國家興亡，在中國歷史上多以家、國、天下連稱。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統一諸國稱有天下，由統一而分裂稱失天下。）連這樣的眼光都沒有，你說的那些東西就純是扯淡。」
         阿來繼續說：「少數民族佔十分之一的人口，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些方面要跳出漢族圈子。你的知識學問，你在談社會問題的時候，要談中國問題，不要只談漢族問題，而且只是東南這一溜的問題，上海、北京、東南沿海……問題，不談甘肅，不談新疆和西藏，多半個中國都忘記了，算什麼知識分子？」
         阿來這兒涉及的一個「痛點」，也是一個「盲點」，但這「痛點」與「盲點」不是中國「漢族知識分子」造成的。中國大陸的網絡、紙質媒體、視頻都把民族問題視為禁區，弄不好就會大禍臨頭，說你是在煽動民族對立，挑起民族矛盾，根子是「媒體姓黨」。「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天職是保持獨立的人格，做社會的良心和監督者，而現實中知識分子為了個人的利益，大都投靠於政治集團或者商業集團，對既定的社會秩序喪失了批判的鋒芒。」（《知識分子‧譯序》）這種被收買了的喪失了批判力的知識分子在我們的傳統中叫「犬儒」。
         但在中國邊疆：甘肅、新疆、西藏到底有些什麼不為人知的狀貌或發生了些什麼未被「漢族知識分子」重視之處呢？
         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是不是為「犬儒」們所渲染的在共飲一杯和諧美酒呢？（美）愛德華‧薩義德說：「與其透過調和來理解音樂，不如透過不調和」。他引用古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普魯塔克的話：「想要在音樂中創造和諧，一個人先得研究不和諧。」這話懂音樂的人都能理解。不管是貝多芬還是莫扎特的交響樂，它都是管樂、弦樂、打擊樂眾多樂器共同完成的。音樂家要把這諸多音響、旋律、音色、節奏組成一個共同的音樂體（樂章）和諧一致地演奏出來，音樂家首先就得弄清楚這些樂器的不和諧之處，然後才談得到組成和諧的樂章，這就是辯證的統一。
         對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和諧統一也應作如是觀。
         今日中國的西北邊疆，自焚不斷，暴力不絕，藏民居住區與維族居住區軍警密佈，工事林立，場面如同戰爭。我們研究過其中的原因麼？有一份《呼籲人大糾正現行民族政策》的呼籲書說：「二○○八年拉薩事件，西藏當局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但至今未將足夠的證據公諸於眾；二○○九年烏魯木齊事件後，新疆當局稱『事件是境內外三股勢力精心策劃的』，至今也未向公眾交待具體情況，建議人大就此問題向有關單位質詢並公佈結果。」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呼籲書》最後說：「把民族問題的外部原因，當做掩蓋官方錯誤的藉口和對執政責任的開脫，只會使問題不斷加重。」
政治專制導致族群迫害和宗教迫害
         其實，官方宣傳有些東西是心照不宣的。官方一直宣稱：達賴集團是在搞「藏獨」，是分裂主義者。據韓達潮說，他在布魯塞爾瞭解到的達賴喇嘛尊者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達賴堅持的是反分裂的堅定立場。化解漢藏仇恨，放棄西藏獨立的訴求，要在中共現行的法律框架和政治制度下謀求西藏自治。達賴以為人類相互殺戮血腥殘暴不符合藏傳佛教的教義和精神以及現代文明發展的趨勢。他採取這一政策也是出於政治現實考慮，是為了保全西藏民族文化和宗教。
         我們的大中華要組成一個和諧的整體，首先應做到瞭解各民族的不和諧（即相異之處），寫好一曲有聲有色的交響樂。比如藏族與外界有一個明顯的不同處，即藏文化的文明積累是在遍佈藏區的寺院裡得以保存和傳承的；藏區的村鎮部落以寺院為中心，藏人以僧人為文化精英。摧毀寺院就是對藏民族的最大打擊。
         四川色達縣喇榮寺五明佛學院僧舍兩次被強拆，僧眾被驅遣，當局以為是在「整肅」秩序，其實是傷及了藏民族的心。「中國人不懂外國人的宗教感情，外國人不容易懂得中國人的政治意識。一個用宗教眼光看政治，一個用政治眼光看宗教。」（《大家國學‧金克木卷》P116）中國政府的眼裡宗教就是政治，他們對組織起來的宗教有一種恐懼感，對藏民族有一種恐懼感，在五明佛學院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阿來，身為一個藏族作家，也許比一個漢族作家更瞭解邊疆少數民族的習尚、心聲，也更瞭解少數民族的苦衷。
         其實，中共就是一個農民黨、漢族黨，它缺乏一個宏大的胸懷與寬闊的眼光。這個黨忘記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在未來聯合體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你不信宗教你就該去限制宗教、鉗制宗教麼？
來源轉自：
【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大陸）楊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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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4日 星期日

大陸警員持槍殺人 傳擬殺害40人


大陸湖南婁底新化縣員警持槍殺人後潛逃。圖為事件相關圖片。（視頻截圖）
【記者顧曉華、古清兒／報導】
12月22日晚，湖南省婁底市新化縣發生一起員警持槍殺人案，目前嫌犯陳建湘在逃。據當地網民披露，陳建湘是新化縣公安局國保大隊員警，其已擬好遺書點名要槍殺幾十名與他有過節的人，共40多人。
12月22日晚，湖南婁底市新化縣上梅鎮發生員警陳建湘持警槍射殺兩人事件。據當地網民透露，陳建湘屬縣公安局國保大隊副大隊長，幾年前曾是派出所副所長。
當地警方23日晚發通報稱，兩名死者身分確定。他們分別是36歲的新化縣教育局工作人員鄒某某和58歲的失業人員段某某，兩名死者均因瑣事與陳建湘曾發生過節。
殺人犯潛逃 傳有一份殺人名單
據報，陳已擬好一份殺人名單，包括公安局長陳鷹等警方官員及其同事等，共40多人。嫌犯還持有40發子彈。
由於疑犯持槍並傳身攜數十發子彈，湖南省當局高度緊張，公安武警和特警在當地大搜捕。並懸賞提供線索者5萬元人民幣（下同，約台幣23萬元），直接抓獲疑犯者10萬元人民幣。
陳建湘以前的同事羅先生對本報記者說：「他七八年前在我們派出所上過班，在我的印象中他人挺好，很隨和，在我們派出所做副所長。」記者正想繼續了解此事件的情況，對方就掛了電話，再打就不接了。
羅先生表示，這都是權錢交易惹的禍，殺的是公安局副局長。
記者致電新化縣公安局，接電話的女警表示，目前正在調查，不清楚情況。但她否認死者是公安局副局長。
事件曝光後，引起大陸網民熱議。有網民表示，「好像是把公安局副局長幹掉了。」「肯定有不為人知的內幕。」「知道一點情況，但我應該被監控了，所以還是閉嘴，以免受處分。」「現在全城戒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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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制裁北韓漏洞 陸「船對船」走私石油


多國官員透露，北韓正利用公海走私的方式進口所需物資。圖為北韓貨輪強盛號。（Getty Images）
【記者黃捷瑄／綜合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十輪制裁北韓的決議後，日本媒體報導，中國大陸船隻在內的外國船隻，在公海上將石油製品走私給北韓船隻，進而流入北韓。此外，北韓外務省週日（24日）首度就制裁回應，稱這是「對北韓主權的侵犯」。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多名日本、美國、韓國官員透露，北韓正利用公海走私的方式進口所需物資，方式是外國船隻先將北韓需要的貨物運到公海，交給北韓船隻，再由北韓船隻把貨物運上岸。
報導中說，日、美、韓官方認為，有中國籍的船隻參與這類走私行為。相關消息人士說，北韓9月間被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大幅限制進口石油後，便派遣貨船駛往東海，在公海從事這類走私行動。
美國政府早已注意海上走私的制裁漏洞，因此在新的第2397號決議中提到，北韓透過海上走私，非法出口煤炭和其它被禁物品，並且透過「船對船」的方式非法獲取石油。
決議授權各會員國扣留和檢查他們港口內或領海內的、涉嫌參與這些非法活動的船隻，並且命令所有國家禁止其公司為北韓船隻提供保險。
目前中共當局未就中國船隻涉入走私行為發表任何評論。
聯合國安理會22日一致通過新決議，禁止北韓九成的燃油進口、北韓外派勞力需在2年內遣返等制裁。
專家：北韓供油無大變化
美國總統川普9月曾在推特上說，北韓為獲得汽油已經排長隊了，以說明制裁的效果。不過，日本共同社報導，美國軍事專家貝穆德斯21日表示，從4月及11月平壤6處供油設施的商業衛星照片來看「車輛的移動基本上沒有變化」。
他說，最大一處供油設施4月和11月都有多輛大型卡車停在用地內，沿線有許多卡車和小型車輛通行，其他設施也有相同的傾向。
為制裁北韓第六次核測試，安理會9月首次決定限制石油。據悉，平壤的汽油價格一度高漲，但從10月下旬左右開始略微下降。
北韓嗆堅持核武路線
北韓官媒、朝鮮中央通信社報導，北韓外務省24日首度就聯合國的新決議發表聲明說，該決議是對「北韓主權的侵犯」，北韓堅持走「強化國家核武力」的道路，以抗衡美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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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時評：「一國兩制」的過去與未來

         從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七，香港主權以中英妥協、和平移交的方式從英國回歸中國；從一九九七到二○一七，「一國兩制」從「偉大構想」變成現實體制。經過了二十年充滿抗爭、衝突與撕裂的政治實踐，人大釋法爭議、二十三條立法風波、人大否決○七／○八「雙普選」、反國民教育運動、人大「八三一決定」強推「假普選」、佔中運動、港獨思潮、銅鑼灣書商「失蹤」事件、議員宣誓風波等等，一次又一次將「一國兩制」捲入風口浪尖、推向政治困境。目前的香港政制現狀、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均已至進退維谷境地。
         以今日香港經濟與社會局勢、中共最高當局對香港民情與政局的總體態度而論，若說「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或言之尚早，但展望未來，則前景黯淡，不容樂觀。一方面，香港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度下降，多數港人對港府、對中央、對香港政制現狀的不滿持續加劇；另一方面，習近平當局對港獨的疑慮加深，治港政策更趨強硬，香港「真普選」之路遙遙無期；而北京的干預愈強，香港的反彈愈烈，二者水漲船高，「河水不犯井水」的脆弱均衡已接近完全破裂，「一國」侵蝕「兩制」、「兩制」難容於「一國」的變化態勢已逐漸清晰，所謂「五十年不變」，恐將成為神話。
         二十年的「一國兩制」實驗不長也不短。說不長，是因為往事歷歷在目，人們曾經對「一國兩制」寄予諸多美好期待。當年內地人因香港回歸所激發的幾近狂熱的「同胞」之情，香港人對「高度自治」題中應有之義的特首普選化、代議制民主化的強烈期許，都還印刻在人們心中。說不短，是因為風雲變幻，世事滄桑，陸港兩地的「同胞」情誼漸漸淡薄，香港民主化之路也越走越窄、越走越偏，致使二十歲的「一國兩制」已經顯出了老態，露出了敗跡。這些變化足以讓我們看淡「一國兩制」的未來。
         「一國兩制」之所以陷入「一國」與「兩制」的深層次矛盾與困境，主要是中共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多番推延和阻撓所致。因為普選既是香港人民的普遍意願和長久期待，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在要求：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之不同於殖民地政府或大一統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的根本之處，就在於自治政府的合法性的根基只能是多數民意的支持，而不可能是宗主國或中央政府的委任，因此，持續、穩固的「高度自治」體制必須與政制民主化相配套方能成立。香港人的尊嚴，對「港人治港」的內心感受，也只能建基於民主化的政治基礎之上。一九九七年以來，每一任香港特首幾乎都是迎著嘲諷聲上台、背負罵名下台，顯然，這不是特首的個人品行問題，而是「小圈子選舉」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一個不獲多數港人支持和信任的特首，即便有中央的全力支持也是斷然不可能承擔「高度自治」之重責大任的──中央的支持在民主缺位的情況下通常只能對特首的民望形成拖累。
         中共對普選的推延和阻撓，一是出於防範香港民主化可能對「一國」產生衝擊，二是出於專制政黨對普選式民主根深柢固的仇視和恐懼。普選是否有可能選出一位反中共、反中央甚至反中國、搞港獨的人士出任特首？鄧小平曾經直白地表露其疑慮：「普選就一定對香港有利？我不相信。……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正是因為中共對香港民主化將引起「兩制」衝擊「一國」的懷疑和畏懼，促使其選擇要麼不普選、要麼假普選的應對之策，某種程度上，佔中運動及其後迅速由隱而顯、由街頭到議會的港獨思潮，恰好坐實了中共對普選後果的懷疑和畏懼，也就給了中共高層的強硬治港派更加嚴厲地阻撓香港民主化以口實。
         於是，「一國兩制」在香港陷入了怪圈：港人越期盼普選，中共就越是要阻撓普選；中共越擔憂「兩制」衝擊「一國」，香港激進本土派就越是要擺出一副衝擊「一國」的架勢；特區政府越缺少「高度自治」的政治權威和民意信任，現行政制就越是提供不了這樣的權威和信任。
         但歸根到底，「一國兩制」的困境是中共造成的，更準確地說，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時，今日困境就已經隱伏其中。對中共而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用於香港本來就是權宜之計，它的初衷並不是要給予香港和香港的中國公民一個永久性的「特別」憲政地位，而是為了暫時安撫香港人反共恐中、抗拒回歸的心理，為了香港回歸之前的平穩過渡和回歸之後的短期治理。八十年代的中共政府很清楚，拿回香港並不難（英國政府穩健務實，並未給中國出什麼難題，後來關於中英談判之艱難曲折的官方言說，在英國是為了掩飾其外交上的軟弱，在中國是為了凸顯中共的歷史功績，雙方都有意無意地誇大了談判的艱難程度），但管治香港委實不易：按照中共的專制套路治港，只會嚇跑香港的人才和資金，「下金蛋的鵝」將死去，「改革開放」的天然跳板將不復存在，對統一台灣的示範效應也必轉為負面；但若繼續沿用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治港，當年對自由資本主義、法治體系、市場經濟尚一竅不通的中共政權又實在是一籌莫展、無能為力，因此，權衡利弊得失，一定程度的中央權力「虛君」化、香港政體自治化、陸港關係聯邦化勢在必行，「一國兩制」遂成首選。
         但「一國兩制」既是權宜之計，就需服從於根本大計──如「黨的事業」、「國家核心利益」之類，就難免有好用則用、不好用則棄的打算；若只是勉強可用，一旦時過境遷，當「一國兩制」的實際狀況不符合中共的意願，也就難免生出變卦之心。在這方面，中共早有先例。其實，「一國兩制」並非鄧小平匠心獨運的「偉大構想」，論「一國兩制」的原創性和操弄技巧，鄧小平不過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而已。一九五一年，解放軍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已事實獨立達四十年之久的西藏噶廈政府不得不向中共求和，與中央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西藏只需交出軍事、外交權，內部事務實行高度自治，「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中共政府由此以和平手段實現了西藏的「主權回歸」。此後所形成的中藏政治關係與現行「一國兩制」的相似度極高，「十七條協議」即相當於當年的「西藏基本法」。鄧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當事人之一，當鄧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香港問題的時候，他必定想到了西藏的先例。後來，儘管吹鼓手們大肆吹噓「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想」，但鄧本人並未自我確認其獨創性。鄧曾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頭銜，亦曾自誇過「『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但他從不敢說「一國兩制是我的發明」。
         與「一國兩制」一樣，「十七條協議」亦是權宜之計，中共早已為協議的廢除預留了方便之門。在協議談判過程中，中央要求在西藏設立直屬中央管轄、權限不明的「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香港特區也有類似機構，即中聯辦和駐軍司令部），當西藏方面對「軍政委員會」的目的表示不解，認為與中央關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的承諾有所牴牾，立刻遭到了中共代表的怒斥：「你們是在說你們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對嗎？那你們就回去好了，沒有必要再呆在這裡。」當年，毛澤東對西藏的口頭承諾是「十一年不變」，但當西藏主權和平移交之後，「軍政委員會」對西藏事務的干涉越來越頻繁，西藏政府的執政壓力越來越大，中藏矛盾越來越顯性化，而「十七條協議」的存在也就越來越令中共感到厭煩。八年之後，中央政府撕毀協議，在西藏實施武力「平叛」，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國外。毛澤東輕蔑地將背信棄義的責任推給別人：「現在，（廢除『十七條協議』）條件成熟了。這就要感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了。」很不幸，「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現狀與困境，隱約可見「十七條協議」的歷史投影，令人擔憂「一國兩制」的未來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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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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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中國信心崩盤

中國十九大剛剛於十月十八日召開，北京政府的為這個會的準備工作真令人傻眼。據很多的報導，北京地鐵車廂裡有武警，站口全是武警，手拿微衝（即無托的自動衝鋒槍），人物同被檢查。

中共有信心讓全國幼稚園小朋友聽習近平作做夢報告。
北京人必須帶著身分證，警察手持電腦，對一下你的身分證號碼，要沒有馬上帶走，外地人上街一律帶走。天安門附近居民不准開火做飯，一律派送盒飯；警車鳴笛滿街呼嘯；外地郵寄到北京的包裹也被暫停；位於東、西長安街兩側沿線樓宇停火；加油站禁售散裝油；網絡封鎖再升級，很多翻牆軟件打不開；連菜刀都要禁止出售，快遞都要暫時停業，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維穩」。
為了開十九大，搞得雞飛狗跳，如臨大敵。儘管很多人可能認為習大大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權力，很了不起。對我來看，他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人。這些動作表示了他不能相信他的百姓已經到了草木皆兵、全國皆敵的地步。一個將軍對他的部隊沒有信心，擔心隨時子彈從後面打來，還能帶部隊打仗嗎？
雖然這樣，中共的官方喉舌新華社的社論還在讚揚中國式民主，說它是優於西方式民主。真是把百姓當白痴，以為可以欺騙全世界。記得70年代很多美國黑人開最大型的 Cadillac 轎車，比我早來的留學生解釋說因為他們的自卑感很重，他們以為開名車就不會被別人輕視。同樣的道理，新華社的說法只不過是走夜路吹口哨壯膽而已。懂得一點心理學的人，聽了只會心裡笑笑而已。
近年來，中國的高官及精英的逃離潮，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據說中共的中紀委做了一份祕密調查，2012年經香港「動向」雜誌曝光，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員、八成五中央候補委員、八成八中紀委委員的直系親屬，與情人，小三，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報導還引用美國政府的數據，說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修）的第二代有七成五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分，第三代擁有美國公民身分者更達到九成一以上。除高官外，外逃人員還有大陸知識界的專業人士，以及大陸富豪。這些逃離者進到西方國家後，在當地大力置產，移轉資產。在2010年，僅僅被立案調查的外逃貪官轉移到海外的資金就有2,378.2億人民幣。如果將那些未被立案調查的貪官污吏所貪污轉移的資金總和起來，數量更是驚人。據說到2015年，從大陸逃到西方的資金達到8.7萬億人民幣。
這種只要有能力的就出逃的現象，顯示這些中國百姓住在中國沒有安全感，對將來沒有盼望，沒有信心。對那些沒能力外逃的中國百姓，那就更是如此了，除了接受命運，他們還能怎樣？
所以今天的中國，上對下沒有信心，下對上也沒有信心，甚至對內幕最清楚的領導階層的官員，對中共的最高領導及國家的將來也沒有信心。對一個國家來講，還有比這樣更嚴重的信心崩盤嗎？而習近平政府採取什麼政策？原則上他只採取更嚴格的控管政策，控管力道愈來愈大，美其名為維穩。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學到鯀採用堵塞方法治理洪水，結果失敗，而他的兒子禹則採用疏導的方法，結果成功，這是多麼基本的道理。我們可以斷言中共會失敗，問題只在他們還可「維穩」多久？
作者： 蕭東賢
來源轉自：
【蕭東賢 於南加（原載台灣公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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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 俄國共產黨和德國納粹——談俄國革命及共產黨研究的思想與方法問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封面（網路圖片）
文／仲維光
筆者按：
去年夏天，孟浪先生來信約稿——總結反思十月革命百周年，為此，我為他編輯的《致命的列寧》一書撰寫了一篇紀念文字。這篇文章以德國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為案例，具體介紹了這一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共產黨問題的出現、發展及變化特點。在這篇文字中，我不僅強調了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且介紹了研究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論及歷史框架，以及具體的思想線索。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嚴肅的思想工作者總結紀念十月革命百周年不是口號，不能夠繼續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泛泛空話中，而應該深入研究具體歷史及思想問題。為此，對於在共產黨真理部培養下的這兩代人來說，方法問題、應該閱讀什麼樣的資料，也可以說是閱讀能力及方向問題——說到底是如何研究，如何表述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最忌諱的就是沽名釣譽的信口開河，切忌在一場總結反思中，最後無論在思想還是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都毫無推進。
為了這個目的，現在在十月革命百年，這個噩夢般的日子，11月6日即將到來之際，我把這封介紹如何進行近代思想，如何進行俄國問題研究的私人通信發表出來，再次籲請當代和下一代年輕學人注意方法問題、閱讀方向及研究能力問題。不是誰都有能力談論俄國問題，但是沒有能力談論也沒關係，老老實實地承認，然後去看和介紹有能力談論的盧克斯教授等人的工作。
我為什麼推薦盧克斯，他所強調的方法和觀點是什麼，請您看下面我的這封信。
XX小友，你好！
由於剛買的這本書無論就方法還是思想理論框架都和我非常一致，甚至可以說說出了我要說的話，因此想到應該介紹給你這個一貫喜歡和我談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年輕朋友。
普天之下一個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居然談論科學哲學和思想，只有你這個非這個領域的人士的反應和思索最為對味，這真讓我唏噓，可說是中國人的悲劇；人。當然，細想起來就是在民國，在洪謙先生剛剛回到中國的那個時期，比如今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當時即如馮友蘭，乃至胡適們，對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啟蒙以來的思想史的認識也是極為有限的，所用的不過都是從西方物質的強大到大而化之的文化全面西化、意識型態化，即觀念化的宣傳而已，而沒有進入非常具體的研究解析階段。
當代十字軍式的的世俗宗教的東征，不僅起自西方，也起自我們自己的所謂知識菁英。而問題和方法的借鑒及學習，互相影響交流的起步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了方法和認識論的根本性，所以我們也就能夠說到一起去了。
從西方思想家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
這兩周買的兩本書都是07年左右出版的書，我十年後才購來閱讀，想來其實也是延誤了我的很多思索。這同時也再次說明，青年學生有一個好的導師的重要，會事半功倍，省去很多在路上尋找的時間。
這兩本書一本是《試論歐洲極權主義及對東德的分析》，一本是《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16 Skizzen）。前一本我已經跟你提過，後一本書，前幾天郵寄到。打開書，翻過兩頁就讓我直呼過癮。因為再次找到了知音。
過去幾十年來，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問題，我都不會輕易地提出自己的感覺和看法。有了想法後，我永遠首先去到西方學者中找，他們是否提出過，如何討論的。如果找不到那就對自己的想法要提出懷疑，寧肯放到抽屜裡繼續琢磨。因為西學，你是外人、外行，人家不會沒有聰明人如此提出過。如果真的是你提出的，那麼你也要找到你的提法的多方來源基礎，以及和這些提法的聯繫。過去四十多年，對此我有著深切的經驗。
例如現在你經常和我討論的認識論問題、波普問題。我1969年走向反叛和哲學之路就是循著這條路而來，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在1949年後之所以走向這樣一條荒謬的路，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根源，尤其是那些跟著共產黨推行過並且實踐過專制的知識菁英。可這個問題從我認識許良英先生開始就發生了激烈的對抗。而就是這個認識論問題使得我進入了波普，並且在他那裡找到最直接的論述。因為波普之所以自稱是啟蒙主義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就是因為其一生都是在認識論問題上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並且和追隨極權主義的知識菁英對抗。
在認識論問題上的對抗，貫穿了我和許良英先生1975年到2003年28年的交往歷史。1988年我來到德國，此後我和許良英先生有幾十萬字的通信，後世的人可以通過這些通信看到活生生的一個在黑暗中，在崎嶇的路上，對於科學思想的自學和探索的年輕人，如何與一位投身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晚年變為共產黨異議人士的人在思想上的對抗交鋒。在和許先生的對抗中，我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論述都可以在西方思想家，特別是波普那裡找到。同樣這四十多年來的，我的每一個思想幾乎都有著同樣的經歷，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而我現在之所以敢於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也是因為它的每條血管都連著西方學者和前人的思想，它能夠和所有過去的解釋和判斷相容。
如是，現在我來向你推薦介紹這兩本書中的《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因為唯讀了幾頁就讓我看到，這本書的內容幾乎都是我很久以來一直在思索並且想要尋找的文獻。
這本書的作者是盧克斯（Leonid Luks），他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學中歐東歐問題研究所的主任。這本書吸引我的當然是他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及使用的方法。
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
思想領域的問題和人生的很多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一樣，不是你可以不勞而獲，能夠輕易騙取，或者糊弄而來的。你沒有反叛過，沒有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下過功夫，沒有在思想史和文史上一招一式地下過功夫，你當然就不會得到真經，得到有實質性的、有分量的看法。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你只選擇薄的地方鑽，你得到的不會有好結果。
思想問題、思想史的研究絕對和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不可能輕易有所發現、有所真正的解答。淺嘗輒止，不可能對當代這個複雜紛紜的世界有所真正的認識，不然歷史就不會如此撲朔迷離、乃至混亂，發生如此巨大的災難。
1949年後，一方面中國發生了很多人為的災難，另一方面鎖國和知識封鎖讓人們對外只知道蘇聯和俄羅斯，馬克思和德國；對內只知道反封建、反傳統。為此，這個狀態對於已經喪失了感覺和思維能力的兩代知識分子來說，就成了唯一的一種知識和精神的出發點。它使得這兩代文化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稍有空隙鬆動的社會，卻依然充滿對俄羅斯傳統假大空的歌頌，及囫圇吞棗地歌頌德國的思想及歷史、永恆的昏話。而這其實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性的符號：凡是像以往一樣留戀依附，不假思索與疑問地歌頌俄羅斯及黑格爾以來的德國哲學傳統的，都是一些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缺乏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能力的人！因為事實上為什麼德國會出現奧斯維辛，在二次大戰後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問題，而七十年代後，蘇聯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平行於奧斯維辛問題成為世界文化政治思想生活中反省二十世紀的兩個大問題。
為此，為什麼會出現奧斯維辛，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我們稱這兩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為過！
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究及回答中，作者盧克斯說：它至今讓歐洲一想到自己所發生的一切，就感到心驚肉跳。因為這兩個人類文明中的巨大災難顯示的是歐洲所獨特具有的特點及現象。它記錄的恰恰就是這德國和俄國，兩個對於自己的學術、技術、文學和藝術成就感到驕傲自豪的古老的文化民族的情況。在歐洲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啟蒙思想的解放勝利進軍之後，這個進程卻在他們那裡發生了中斷。這個中斷是間或性的，只是短時期的。在這樣的中斷之後，在法治平等、普遍的選舉權以及從任何類型的家長制甚至更為甚的專制統治下的個人解放出來的方向上，歐洲都再次加速了向前發展。為此，或許可說這個中斷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上個世紀發生的災難，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性的大屠殺雖然曾經被匆忙地、或偶然地稱為亞細亞式的行為，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說法誤導了對於人們對此的認識。因為事實上，甚至在亞洲建立的那些極權主義政權，也完全是按照歐洲模式及其規則建立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而在歐洲，具有古老文化的俄國和德國，才是當代對抗歐洲近代傳統中的發生災難的圖景中心。
盧克斯認為，這個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發展的對抗涉及了兩種類型的革命，這兩種類型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毀壞了歐洲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的基礎，使得這種文化的捍衛者捲入兩方面的對抗戰爭。他們不僅以平等、公正和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名義，而且也以等級結構分明的精英原則的名義，毫無妥協寬容的階級、國家和地區孤立主義名義，種族思想的名義出現在當代。

（Pixabay.com）
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出現
為什麼這兩個敵視當代文明的潮流出現在俄國和德國，並且採取如此極端的形式？為什麼當代這種極端的反人類政治思想企圖能夠在這兩個古老文化的民族中如此輕易地取得勝利？盧克斯同意並且引述海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解釋。
普萊斯納認為，至少是德國，也包括其他一些國家，他們錯過了十七世紀，也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啟蒙思想和在政治上人道主義的開創性的擴展洗禮。這尤其是對於德國，由於它錯過了這個世紀，因而使得他們變成為遲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成為對西方的攻擊者，並且由此在其後引發出來一些獨特的觀念。
至於俄國，盧克斯接下來明確地指出，在德國錯過了十七世紀的時候，俄國則是錯過了整個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歷史，而發展出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判據。為此一道看不見的牆使得俄國和西方隔絕開來。直到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改革才開始努力填補這一段空白，重新構築俄國和歐洲的聯繫。但是作為這個動向的反應，在俄國同時就產生了一種所謂民族認同的傾向。這種對於「民族認同」的強調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兩個多世紀，在俄國親西方派和親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此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在回到奧斯維辛和古拉格問題，難道因此就可以說，這是因為在歐洲近代形成的價值在德國和俄國沒有足夠深入到他們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社會中去？或者西方的思想對他們來說讓他們感到是外來的，或者是一種退化瓦解的思想？而這是否也就是對西方來說，感到德國和俄國是遲到的民族，而對於德國和俄國來說，是他們在尋找一條特殊的第三條道路的原因？
亦或這就是一些批評家所說的，歷史不是火車站，不是鐵路交通，我們不能夠用有的人早到了火車站，有人準時也有人來晚了？
上述這些疑問也在對「特殊道路」的分析討論中詳盡地進行討論過。他們提出，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會展現出他們獨自的特點，但是在他們的發展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某些規範，有的是遵循這些規範發展，而有的則離開了這些規範。
為此，究竟如何來解答這些疑問，盧克斯認為，歐洲的學術界、思想界一直等待對於左的——在俄國產生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和右的——在德國產生納粹極權主義的根本原因更為詳實準確的研究，以及進一步對於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的對比及分析研究。1945年，納粹失敗，二次大戰結束，使得很多納粹時期的檔案得以研究，這讓對於納粹的研究在1945年後能夠不斷深入具體地展開。但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由於鐵幕及共產黨的封閉統治，卻是直到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才有了可能。而這個可能也就使得對比兩個極權主義的產生的研究，在八九年後有了一個在共同的水平線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極權主義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
然而，這一比較的可能卻絕非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它其實依然面臨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對於納粹與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實際上並非如人們想的那樣，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非常富有成效。盧克斯說，實際情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當時的社會氣氛、知識界的氣氛，一方面史達林去世後解凍給人們造成的幻象，讓世紀初的迷霧繼續蔓延，另外一方面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及綏靖，即所謂緩和政策，使得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經歷了短暫的二次大戰後，冷戰初期的重視以後，在六十年代不僅在知識界，精神文化界，而且在歐洲社會都被排擠到邊緣，而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八十年代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在描述、解析、揭示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特點，及其起源問題上，可以說只有少數學者關注這方面。為此可以說，它遠非今天人們所想像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深入並且充分。對此，盧克斯甚至認為，極權主義理論甚至在六十年代後歐洲對於法西斯納粹問題的討論中，完全遭到了忽視。因為在這二十多年的討論中，學界或者更多地使用的是所謂現代專制，或者乾脆就是把法西斯及納粹作為一種獨特專門的概念使用，而很少有用極權主義這個更為普遍化的概念。
由於這樣的偏差，盧克斯認為，這就使得幾乎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後在德國歷史學界發生的關於納粹問題爭論，都很少有共產黨和納粹的比較分析。
對於盧克斯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在研究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家布拉赫教授時就已經注意到，布拉赫教授是少有的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的人，他並且在堅持使用這個理論時就指出，這個理論可以清楚地讓人們看到這兩個極權主義的共性。
所以盧克斯開章明義地強調讓我們再次看到，實際上對於法西斯納粹極權主義和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對比研究不是如一般中文界認為的已經展開並且有著豐富的文獻，而恰恰相反，它幾乎是在很晚才被認識到，並且依然是在一個起步階段。對於這種情況，盧克斯還特別引述了主持1996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斯特凡•庫爾圖瓦（Stephane Courtois）的看法。
庫爾圖瓦自己就曾經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崇拜者，他在主持出版的黑皮書的前言中明確地提出，應該把共產黨和納粹相提並論，為此這引起了異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討論中，庫爾圖瓦在談到共產黨問題和法西斯納粹問題的比較研究問題時，提到在此前不久，即在1986年到1988年在德國發生的關於如何認識納粹問題的歷史學爭論。對於在專業領域中回答這一問題的現狀，他說，能夠進行比較研究的「歷史學家必須同時對納粹和蘇聯制度都有卓越的認識，但是這樣的具有雙重知識的歷史學家到今天還沒有。」
實際上，庫爾圖瓦的這個看法，對於這種知識的缺乏可能會導致這一研究步入歧途的擔心，引發德國這場爭論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也早已經看到。他在這場爭論爆發後的第二年，1987年就公開做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訓練及知識造成對於蘇聯研究的欠缺和無能。
他說，他自己淺薄的俄語知識只能夠索引有限的文獻及內容。他的知識不足讓他直接並且廣泛地閱讀原始的俄語文獻，從而使自己具有直接了解並且把握真正在俄國發生的意識型態等問題的發展變化情況的能力，他只能夠泛泛地談論蘇聯的問題。
然而，儘管在這一領域中的學者都認識到這個必須，但是盧克斯說，過去幾十年在這一領域中的情況還是，在對於納粹的研究和對於蘇聯問題的研究之間依然沒有可以提供溝通比較的橋梁，依然是分立隔離的。為此，他還特別強調，正是因為這個比較研究對於瞭解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問題極為必要，所以就一定要避免那種泛泛的、大而化之的空洞比較。
布爾什維克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烏托邦
盧克斯的這本文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是想要對於為什麼極權主義會產生雙重面孔這個問題給出答案，填補隔離這兩個研究之間的鴻溝，而是只是試圖提供一些接近這個題目的途徑和資料。這本文集由十六篇文章組成。這些文章以前曾經發表過，結集出版時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
對於這本共分為三部分的文集，盧克斯說，它的第一部分圍繞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這個雙重革命的發生。對此他指出，上世紀初期發生的致使歐洲文明災難性的中斷和破壞的這兩個革命，首先是在歐洲人的頭腦中形成的，為此，他研究了最初提出這些觀念思想的人及其思想特點，以及在當時一些作家、知識分子對此所提出的警告，及他們試圖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努力。
為此，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有兩篇文章涉及到列寧，一篇是〈二十世紀的雙重革命的綱領性的說明：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和列寧的《怎麼辦》〉；另一篇是列寧和當時俄國敵對國德國的合作和互相利用關係。其餘兩篇涉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萊徹克（Heinrich Gotthardt von Treitschk），在俄國和德國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反猶問題，以及另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弗朗克（Semen Frank）對於極權主義的分析。
該書的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布爾什維克和納粹對於權力的極權主義烏托邦，是這本書的核心部分，包括十二篇文章。在第二部分中，盧克斯不僅對比描述分析了左的和右的這兩種極權主義基本的不同，而且對比分析了二者之間的令人困惑的類似性。為此，他還討論了為什麼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型態專家往往錯誤地判斷極右翼的運動，以及為什麼人們往往都忽略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區別。此外，他還分析了三十年代，本來是一個意識型態化結構布林什維主義運動如何成功地演變成一個領袖型的政黨制度。
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後蘇維埃俄國的極權主義運動」。它包括兩篇論文。在這裡盧克斯描述了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後蘇維埃俄國，過去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左的極權主義潮流和右的潮流之間存在的鴻溝，在過去十幾年中卻在逐漸彌合。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極權主義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反民主的傾向。這種共同的傾向只是在1923年在德國發生魯爾危機中共產黨的行動中，在1939年到1941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結盟中讓人們看到過。但是，在這兩個時期，人們看到的二者只是短暫的聯合，而在後共產黨社會的俄國，人們看到的卻是一種永遠的合作現象。為此，盧克斯描述了俄國出現的新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以及一種新的、對抗傳統歐亞社會的，新的極權主義的歐亞國意識型態的復興。
研究一定要從原文及原始文獻開展
我之所以非常推薦這本書有以下三個原因，我想，這也是你最感興趣的三方面：
第一在方法論上，我想這也是你我最重視的問題，這同樣也是盧克斯強調的問題。對此，盧克斯認為，如果是研究，就一定要從原文文獻、原始文獻來研究問題。否則就至多只是一種茶餘飯後的閒談，或者轉述。任何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泛泛地空談，或者從一些道聽塗說的資訊中肆意發揮。
寫到這裡，我必須加一筆，在徹底被意識型態化的中國大陸，以及受到近代意識型態污染的海外知識界，居然這一最基本，最簡單的研究的基礎和前提遭到徹底地忽視和遺忘。所以，在這裡我認為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或許比具體的納粹和共產黨對比研究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盧克斯所特別強調的「方法論」問題和「知識基礎」問題，即原始資料的閱讀能力和研究能力。
我之所以在以前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明確地把金觀濤作為典型提出，因為我認為，被中國這一代年輕學人在八十年代引為導師，同樣居然也被港臺捧紅的金觀濤，無論他談的問題，還是在該問題的領域，他既沒有閱讀能力，更沒有研究能力。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任何嚴肅認真的學者是不可能認真對待金觀濤的所謂討論及著述的。因為那都是一些不著邊際、不懂學術規範及語言概念的東拉西扯。
事實上，金觀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是典型的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培育的一代的代表。他繼承的是他的前輩王元化及顧準的傳統，他們的所謂研究工作同樣存在著如此荒謬的問題。他們以為有了史觀，即所謂教條教義，以論帶史就是在研究歷史。所以他們以為憑藉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知識，讀幾本通俗通史讀物，看幾本黑格爾翻譯文字，就可以談歷史發展規律，談黑格爾和德國哲學，就什麼都可以談了。這個傾向一直持續至今，特別是在最近十幾年談論俄羅斯及其傳統問題上的氾濫。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盧克斯對於俄羅斯問題的研究，不僅觀點而且方法，對中國學界都是一個當頭棒喝！？
對於這個在華人學界居然依然沒有引起重視的方法論問題，我以為無論盧克斯的看法和研究，還是他引述的庫爾圖瓦、諾爾特對於討論一個問題的基本能力問題的看法，都足以讓中文知識界振聾發聵。如果中文界的知識菁英稍微還有一點感覺和理解能力，就應該立刻看到：當今中文界，不是膚淺，而是意識型態化的胡扯、癌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
極權主義雙重面孔下的共同根源
第二，盧克斯描述分析這個極權主義雙重面孔問題的思想及理論框架和我高度的一致：
我驚奇地發現，在對於文藝復興後，歐洲在政教分離後發生的社會及其文化思想的變化，即最近二百年的歷史的看法上，我和盧克斯驚人的一致。首先我們都認為，當代極權主義是歐洲文化特有的產物，其次我們都認為極權主義在表面上表現出極不相同的左右的兩副面孔，但是它們有著同樣的社會及文化思想根源。這個根源就是他們缺少，或者說偏離了近代歐洲人所特有的精神及思想覺醒的啟蒙運動。
大約三十年前，由於我完全持這種觀點，所以我到德國的目的就是想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親身體會一下這種文化思想的氣氛。為此，在九零年，當我看到波普直接指出，德國從康得後選擇了黑格爾而背離了歐洲文化傳統，導致他們在二十世紀發動了對抗歐洲的世界大戰，覺得一針見血、十分深刻。但是這樣一種思想在解釋義大利、法國等出現的這種傾向的思想潮流的時候，在解釋包括像薩特、哈貝馬斯等那些左派，以及弗格林那類保守思想的時候，卻是變得極為複雜和模糊。這尤其是在解釋為何極權主義會出現左右兩副面孔，他們的共同性在何處。為此，最近幾年，我把這個理論框架推展到後基督教社會論。這就使得對此的解釋變得極為簡單。無論極左還是極右的極權主義，都是這個基督教社會被世俗化以後，產生的一種世俗宗教、替代宗教、政治化宗教的結果。所以極權主義的一黨制特點，泛政治化特點，控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乃至人的精神的特點，黨同伐異的殘酷性，都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獨有特點。極權主義的這種綜合性的集大成，是別的任何文化中的專制制度及社會所從來不曾有過的。
在這個框架下，我把政教分離，基督教從歐洲社會退出去，在近代化中歐洲社會重新尋找一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多元包容基礎上的新的社會及文化型態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為此，曾經被我自己及盧克斯看作是遲到的民族或者錯過了一課的德國和俄國，就可以和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一樣，同樣被看作是在向現代化發展中，基督教世俗化、世俗替代宗教的強烈表現。而遲到的民族的解釋，卻使得解釋美國、義大利、英法的問題，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極權主義問題，以及時下在伊斯蘭社會的問題變得極為複雜，甚至無法自洽。
第三就是盧克斯這本書關注研究的現象及資料，都是我早已經關注，但是或者是因為我不掌握那門語言，如俄語，根本沒有能力談及研究，或者是我沒有精力顧及，如諾爾特發起並且參與的那場歷史學，我收集了資料，但是卻還沒有細緻地閱讀思索的。所以這本書填補了我所關注的思想問題中，我必須了解把握的領域的很大的一個空白點。它讓我直呼過癮！
搭便車又搭錯車的中國民族
在結束這封信的時候，由於我們關心的實際上還是歐洲問題對於中國問題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國時下陷入及面臨的問題，我很想借用一下盧克斯的描述方法。他認為，德國和俄國錯過了文藝復興及其後啟蒙主義運動，後來才輾轉曲折地跟隨歐洲的民主之車，是遲到的民族。對比借鑒這個說法，我認為，對中國來說，沒有「錯過」和「遲到」的問題，因為中西不是在同一條文化之路上，但是，卻大約可以把當代中國看作是「搭便車的民族」。
對於遲到的民族，八九年時大家都聽到的戈巴契夫的名言：「誰來得太晚，誰就會受到生活的懲罰」。對於懲罰，這二十多年的俄國是一個歷史案例。德國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懲罰，而俄國還在接受懲罰。
但是，對於「搭便車的民族」中國來說，事情卻也並不簡單。搭車首先就是要拋棄傳統家園，拋棄了自己的行駛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車，就存在一個搭錯車的問題，即誤上賊船問題。我們居然搭上的是遲到的或者說在航線外游離的德國及俄國的船。人家是遲到、迷路，可你，由於根本沒有人家的家底和遺傳，由於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僅是懲罰，而是蹂躪和毀滅。
上船容易下船難！當代中國人在人性上、文化上、思想上、傳統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無家可歸的、讓人鄙視的流浪兒、寄生者！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淪落於此，情何以堪！
藉此，對比中世紀的西方，它讓我想到中國現在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文藝復興、文化復興，找到自己的支點、落腳點。這就是說，在這個徹底世俗化、物質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國人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啟蒙運動。我這裡所說的啟蒙，是中文的啟蒙，而不是特指西方的啟蒙運動的啟蒙。藉此對比也讓我感到，這個中國人迫切需要的啟蒙，或許和西方類似的是：五百年前，西方回到希臘汲取靈感和衝動，尋找新的出發點，而我們則可能是回到先秦，亦或是大唐！
暫此祝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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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評論 第557期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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