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局委員、前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接替令計劃的職務，但孫罕見地未兼任政協副主席，港媒日前披露，孫未兼任政協副主席的3大原因。（網絡圖片）
（記者張頓綜合報導）
中共前統戰部部長令計劃落馬後，作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接替令的職務，但孫罕見地未兼任政協副主席，港媒日前披露，孫未兼任政協副主席的原因。
網傳孫春蘭女兒被抓
《中國密報》雜誌近期披露，孫春蘭出任中共統戰部部長後，未出任中國政協副主席可能是由於：孫春蘭因女兒涉嫌貪腐被舉報，目前尚未定論；工作能力很差；調任統戰部部長是明升暗降。
報導稱，孫春蘭因女兒涉嫌貪腐被舉報，目前尚未定論。早在今年3月21日，有網友在推特上爆料稱：「請自行核實，萬達集團漳州總經理、前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女兒（年薪1,000 萬），今天被中紀委帶走！」
報導援引北京政治觀察人士稱，孫春蘭個人能力很有限、很差，把她放在天津市委書記這個位置上，實際上有些 「趕鴨子上架」。
該觀察人士稱，孫春蘭任天津市委書記後，天津沒有任何進展，當局在很多方面對「孫春蘭的表現並不滿意，這才有了將其調任統戰部長，明升暗降，低職高配，甚至可以說是遭到貶職。」
此前多家報導稱，現在副省部級及以上官員的任命，都需要經過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會的核准。對於副國級官員的任命，如政協副主席等，更需要經過常委們，尤其習近平的同意。
統戰部升級同時 孫春蘭醜聞爆發
5月20日，習近平出席的統戰會議，前所未有地從「全國統戰會議」更名為「中央統戰會議」。
去年12月31日，中共前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被免職。12月31日，中共政治局委員、原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出任統戰部長。
因中共統戰部屬於中共政協的重要統戰組織，一直由政協管轄，近年來，中共統戰部長在政協副主席中排名第二，而孫春蘭罕見地未兼任中共政協副主席，這是30多年來，首名中共統戰部長未兼任政協副主席；同時，當局調任中共政協副主席、國家民委主任王正偉兼任統戰部第一副部長。統戰部出現了兩名副國級任職的罕見局面。
外界分析認為，孫春蘭從拱衛京師的直轄市的天津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調任實權縮水的統戰部部長，不僅是明升暗降，新任統戰部副部長王正偉是政協副主席，可越過孫春蘭、直接接受分管統戰的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俞正聲領導，從一定程度上說，孫春蘭的權力被削弱和「架空」。
在孫春蘭轉任統戰部長前後，其醜聞也在海外網絡爆發。
報導稱，這名鐘錶女工出身的官員，當年接替薄熙來擔任大連市委書記，將薄熙來提拔的市長夏德仁擠出大連。
她還善於打老鄉牌，與當時的政治局常委賈慶林，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攀上了河北老鄉，由王推薦，當上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官至正部。此後由曾經在「福建戰鬥和生活」的賈、王提名，當上福建省委書記。
作為政壇唯一女地方大員，孫春蘭討好高官更是有一套。有一年清明，時任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返回晉江老家掃墓，孫春蘭獲悉之後，也馬上驅車由福州跑到晉江，拜會宴請張高麗。
之後，孫春蘭再率領福建省黨政代表團到天津考察，拜訪張高麗，「與天津市領導進行了兩次集中交流」。這為孫春蘭晉身政治局之後主政天津埋下了伏筆。
也有報導稱，孫春蘭和落馬的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等一樣，都曾追隨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殘酷迫害法輪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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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
「法律至上」與黨紀治國不能協調
二月二日，在中央黨校「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的開班式上，習近平告誡中央各部門和全國省部級主要負責人要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樹立憲法法律至上觀念。這是中共歷代最高領導人首次提到「法律至上」這個觀念。應該說，這一說法比前最高法院長王勝俊曾提出在司法領域「三個至上（黨、人民、法律）」的觀點靠譜。但在中共控制一切的條件下，「法律至上」無法落到實處。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但「六四」事件時，趙紫陽想通過憲法和法律解決問題，結果被鄧為首的「老人幫」廢黜，黯然下台，黨的總書記成了反黨分子。而「遠華」案東窗事發後，賈慶林的妻子牽涉其中，後賈與妻子離婚以切割，江澤民提拔賈「入常」，這是以黨（黨紀、權）治國還是「法律至上」？周永康以「維穩」之名行濫殺無辜之實，憑手中權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又何嘗不是以「在黨的領導下實行依法治國」的名義進行？現在，習氏一方面在黨政軍高層以黨紀進行「選擇性反腐」以集權立威，另一方面大肆抓捕為實施依憲治國而奔走呼號的知識精英以維穩，這又如何體現「法律至上」呢?!考慮的只是中共與個人的私利，中華民族的利益被拋到九霄雲外。
就像一個女人既當婊子又想立貞節牌坊不可能實現一樣，一黨專制必然走向獨裁擅權，各級黨委書記在各自權限內大權獨攬，而中共總書記則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是名副其實的皇帝，可以為所欲為。真正的「法律至上」要求限制各級領導幹部的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為什麼中國人在上司面前要唯唯諾諾、奉承討好、小心謹慎？無他，因為上司對下屬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官權膨脹而民權不彰！為什麼官員可以憑權力尋租撈到盆滿缽滿？無他，因為一黨專制讓他們掌控著大大小小的權力，而權力是中國最好的「香餑餑」，可以轉化為無處不在的利益，民權被侵佔而官權中飽私囊！一黨專制是「法律至上」的攔路虎！堅持黨的領導實質是堅決維護權貴利益集團的利益，一邊打擊平民出身的權貴，一邊卻讓新權貴大量滋生，這反腐敗如何反下去？法律又如何發揮其應有作用？那黨的領導和「法律至上」又怎能協調運行呢？
按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並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一月十六日全天召開會議，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這不是明目張膽地以黨紀治國和權大於法嗎？習總這麼做，如何取信於民？
憲政民主才能實現「法律至上」
由於台灣實現了憲政民主，人民的政治權利與政黨緊密結合，「九合一」選舉，各政黨同台獻「技」，最終由大多數台灣同胞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讓贏者兢兢業業為人民服務，使輸者深刻反省以贏得未來，這就是「法律至上」的具體體現。台灣各政黨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規範運作，既競爭又合作，人民當家作主得以充分體現，實至名歸。而一黨專制則不然。總結歷史經驗，中共提出的許多大政方針，往往是說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能落實到基層，人民得不到實惠，根本原因是中共壟斷了權力，以黨治國，權力目空一切，沒有建立競爭機制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和行政行為混亂，貪腐無處不在，法律被撂在一邊，權大於法。
一黨專制保持不變，不同的領導人實施不同的政策和法律，法律不能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法律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制度和人品的相互影響和強化，大陸公民已成了最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遇風吹草動，中共就可能崩解，國家四分五裂。一個人得了重病治癒後要想恢復健康，不能只靠保健食品，保持心態平衡、營養均衡、適度鍛煉、睡眠充足等才能讓身體逐步康復。制度的「技術性」修補可能帶來短暫的驚喜，但根本性的變革才能使「法律至上」成為常態，實現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只有實行憲政民主才能將問題轉化為繼續前進的方向和不竭動力，實現正常發展並不斷超越。不對制度進行「壯士斷腕」式的改革，不從專制獨裁走向憲政民主，各級領導幹部為了私利在執行法律時就「任性」依然、「出軌」依舊，法律成了一紙空文。法律不敵黨紀，紀委反腐疲於奔命，防不勝防，如此反復折騰，中共就玩完了，而廣大人民也跟著陷入新的折騰。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民主、文化和優美的自然環境會有更多的渴求，「法律至上」必須超越以黨紀治國。中共的領導可以堅持，但要有條件，如果開放黨禁後，中共能在競選中獲勝，那就按中共的主張治國理政，否則，就應由在競選中勝出的政黨執政，以創新理論引領未來發展。
「法律至上」是正路，一黨專制狠扼殺。正路不走走邪路，走投無路後悔遲。「法律至上」需條件，憲政民主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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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於上周對台灣空難台灣當局的救援工作作出「指示」，被指是干預台灣。資料圖片
上周台灣發生空難，據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即對救災行動「迅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盡快準確掌握相關情況，積極協助展開傷患救治，做好家屬安撫、善後處理等工作。」外媒稱，這似乎顯示，習認為自己身為中國領袖，可以對台灣政府下令。
台灣社會對大陸的干預表示憂慮，官方為免惹麻煩，就說，大陸有人在出事飛機上，有權要求參與調查。但習近平不是「要求調查」，而是對台灣作出「指示」。先莫說這種指示有何效用和意義，作出指示本身就有點「不知人間何世」。是不是自說自話的「統一」說多了，就以為這個「中國統一夢」已經實現了呢？
專權政治的領袖們，大概每天只看只聽匯報辦事，對具體現實的了解恐怕是一片空白。有時他們說些完全脫離香港現實的話，和做些自以為是的事情（比如白皮書和對香港院校的胡言亂語），香港一般市民固然瞠目結舌，可憐的是一些奴才還要抓破腦袋去強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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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
中共對於美國和印度拉近關係的擔憂可能暗示國內日益增加的經濟問題。
《時代》1月29日報導說，在奧巴馬歷史性的訪問印度之後，中共發佈一份令人困惑的聲明，淡化這場訪問的意義。就像白宮指出的那樣，這份聲明唯一有意義的是這個亞洲國家覺得有必要作出這份聲明。
中共和印度之間長期存在對經濟實力和在亞洲的戰略控制權的競爭。但是中共的嘲諷並不一定是對印度敵意的跡象，而是無意中承認它在該地區的霸權地位下滑。
中國曾經被視為經濟和軍事的霸主以及世界投資者的寵兒，但它現在面臨經濟和戰略的雙重挑戰，這些將放緩它的進步。
首先，中國經濟似乎在萎縮。隨著工業活動放緩並且降息未見效果，看起來中國的飛速經濟上升可能已經見頂，並可能在未來走向4%的GDP增長。困擾中國進一步的問題包括債務過剩，房地產泡沫，缺乏競爭，陳舊的工業經濟而不是更現代化的信息經濟。
此外根據IMF，印度的經濟增長預計到2016年將超過中國，這個事情對於中國作為亞洲霸主的地位不妙。這不是說中國將不再是一個經濟大國，而是說它可能不能再在世界舞台上發揮它過去擁有的影響力。
另外一個重大的轉變可能是，中共使用軍事實力確保自己在國際上商業利益的能力。這種能力可能受到印度和日本增加的軍事支出的打擊。同時，中共無法依賴俄羅斯的經濟支持，因為俄羅斯由於低油價和經濟制裁在面臨它自己的危機。這可能令中共孤立，並削弱它跟其他貿易夥伴之間的地位。
最後是民主因素。最近香港的抗議暗示中共嚴厲控制人民手段的無效，政治動盪可能將到來。
從經濟方面來說，公民對民主的渴望可能迫使中共放鬆對企業的監管控制，擁抱勞工改革，在不久的將來真正開放市場。但是中共政府對民主力量的反應可能是難以預測和嚴厲的。而且，由於自由市場帶來的勞動力成本突然上升可能擾亂中國的經濟生態，對國內和國外企業有負面影響。
基於這些背景，人們更容易瞭解為甚麼中共對於世界上兩個最大民主國家——美國和印度——發展更密切關係感到焦慮，以及為甚麼全球投資者應該謹慎對待中國的經濟奇蹟。當然，中國將繼續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國家，但是尋求從亞洲掙錢的投資者們應該用對中國現實的評估來錘煉他們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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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廣東省政協的新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再三強調自己沒有政治任務，不過拒絕承諾任內不再提出釋法，同時沒有表明任內不為《基本法》23條立法。
未能保證不釋法
袁國強昨日出席電台節時保證：「我一定會用中立嘅態度去履行我嘅職責，我會畀最中立、最中肯嘅意見畀特區政府，就算涉及到內地嘅嘢，我諗我哋要做嘅就係根據番香港嘅法律去辦事。」
袁國強雖然在節目中認同盡量減少釋法是正確方向，稱就算如雙非問題，也希望盡量在本港司法體系內解決，但他拒絕承諾不釋法：「如果我就咁開一張空頭支票話完全唔釋法，其實我作為一個大律師、作為律政司，喺法律上面個角度嚟講，我自己覺得係講唔通嘅。」
此外，袁國強亦沒有表明現屆政府不會為23條立法，認為政府做事有先後援急，現時要先處理民生問題，卻又留有後路稱「某情況下要有勇氣承擔政治責任」，「完全永遠唔做，唔係現階段可以貿然講嘅事情」。袁國強更暗示若將來要推行立法，「非常廣泛嘅諮詢少不免，冇諮詢、冇可以接受嘅草案，對政府、市民、中央都唔係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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