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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31日 星期日

林榮基挺身說出被失蹤真相

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股東及工作人員從去年秋天先後在泰國、東莞、深圳乃至香港失蹤後，除老闆桂敏（民）海外，已經先後回到香港，最後一個回到香港的是書店店長林榮基，他於六月十四日回到了香港。
「中央專案組」負責審查高幹
與其他幾個回來的同仁一樣，他率先到警察局銷案，表示不需警察協助了。銷了案，就不存在他們被失蹤的問題，似乎以前的一切，就可以煙消雲散，乃至無中生有。這也是中共當局放他們回來所要做的第一要務。然後他們必須再回去，也許是繼續配合調查，再回來。
林榮基應該也循這一個模式，根據他後來接受傳媒的訪問，他的確拿了中共當局所要的資料硬碟準備回去，但是地鐵坐到九龍塘要轉車時，他猶豫了。他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是不這樣做，自然要付出代價，未來將面臨很不安全的人生。但是最後他還是選擇在十六號晚上由何俊仁律師陪同下，召開記者招待會，講出事件經過。
他被關時，當局對他說，香港人不關心他們的遭遇。但是他回來後，知道曾經有數千人示威抗議他們被失蹤事件，讓他很鼓舞，決定說出真相，與香港人一起對抗強權。
他最重要的是說出他們的被失蹤是由「中央專案組」處理，關他的地方最早是在浙江寧波。
中央專案組最早聽說是在文革審查劉少奇，由周恩來負責。劉少奇後來被定為「叛徒」；林彪也是中央專案組給他定罪的。總之，它是調查高級幹部的專案組，由於層級很高，等於一路開綠燈，沒有任何機構可以阻擋，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由中央專案組來執法，除了表明層級高於政法部門，也可能是執法部門已經無法信任的原因，就如文革期間已經「砸爛公檢法」。
銅鑼灣書店那五個人算什麼高級幹部？連低級幹部也不是。因此可以肯定，只是要通過他們查出背後的高級幹部，也就是銅鑼灣書店背後的巨流出版社，他們出版的有關中國事務的書籍，是什麼人向他們提供資訊的，尤其是有關習近平的私生活及其他「機密」。這就意味著，這是黨內鬥爭的因由。又因為權力至高無上，毫無禁忌，所以才可以越境執法，甚至到泰國綁架。
浙江最能貫徹習近平意圖
他們抓桂敏（民）海的理由，說是因為二○○三年他在寧波酒駕撞死人而悔恨並主動從海外投案自首。這可能是捏造的案情，以便可以在浙江的習近平老窩來秘密處理此案。即使桂真的有此案，那時他根本還不認識林榮基、李波等人，他撞死人干林榮基什麼事情，要把他抓到寧波？審問也無關車禍，完全是出版事宜，可見那個藉口多麼可笑。
近年來浙江幹部被大量提升，成為「習家軍」的重要成員，因此浙江的幹部也必然最會貫徹習近平的意圖。銅鑼灣書店事件爆發後，習近平派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到廣東處理事件，造成廣東公安是事件肇事者的假象，不但騙了香港人，也可能要欺騙習近平的黨內政敵，不讓他們知道這個行動主要是對付他們的。所以後來編出奇奇怪怪無法令人置信的謊言，就是堅決不能道出真相，結果要讓團派的胡春華在廣東背黑鍋。
事件當然引起出版界與新聞界的緊張，這是中央專案組的副產品，這個副產品對中共控制香港有利，自然也樂得這樣說。就如當局要銅鑼灣書店交出讀者與顧客的名單，甚至派人接管對出版事業毫無認識，只對名單有興趣的人士，主要就是要查出名單內有沒有他們的政敵，連帶橫掃成批自由派的讀者與顧客。總之，對當局來說，這是一箭雙雕，何樂而不為？
習近平在香港的政敵自然是江澤民派系的人馬。他們在「六四」後經營十幾年，人脈廣泛，例如香港商界的上海幫之外，還有許多當年合作的華資商界，更有一批新中資進入，明明暗暗，其中不少與紅二代及官二代有關；當然是江澤民朝代的。
文化界因為曾慶紅本人的重視，也派在文化部任職的弟弟曾慶淮長期進駐香港。一九九○年代從上海出來一批新聞文化界人士進入香港傳媒，九七後很多人躍升為一些親中傳媒的骨幹。這些人大部分親江澤民與曾慶紅，這從香港親中傳媒後來大肆吹捧薄熙來可知一二。
《環球時報》文章被撤當局一團亂
二○一二年特首選舉，江澤民派系長期培養的唐英年落敗，但是梁振英早就在香港政商兩界橫行，也不是習近平的人，而是以自己利益為先拉幫結派。所以習近平在香港沒有什麼自己的勢力，建制派的內訌是以利益為前提，鬥得不可開交，陷香港於亂局。而主管香港的港澳協調小組負責人也是江澤民派系的張德江，所以內鬥的結果就是香港一團亂。
林榮基在接受採訪時說，專案組列出一批名單要他認，也可見其中的奧妙。是懷疑這些人提供資訊給出版社嗎？他更表示因為受不了精神虐待而一度萌生死意，只是找不到地方可以「自掛」。然而《環球時報》還洋洋得意說沒有虐待，讓人失去自由就是最大的虐待，可見中共完全沒有人權觀念。
但是，更奇怪的倒是《環球時報》賣力為以前所說的「強力部門」護航，其兩篇文章中的一篇是社評，竟然在凌晨上網後幾個小時就被刪掉。可見當局在如何處理林榮基「造反」的問題上意見紛紜，尤其習近平正在歐洲訪問，北京陷於群龍無首的局面。可見中共高層的鬥爭是何種情況。
因此他們最後的法寶就是策動與強迫案件的其他人士圍攻林榮基，而這些人願意出來，也說明中共治下的白色恐怖與人性的弱點。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就通曉人性的弱點而不斷操弄，不是白色恐怖，就是金錢利益，或者權色誘惑。林榮基就透露他被關在韶關時，半夜有一高一矮的女人來敲門要進來。如果他動心，之後有把柄被抓，更加無法出聲。中共把中國人調教得服服貼貼，紅色江山得以永不變色。
我們都是林榮基不要被分化
林榮基挺身而出，讓撲朔迷離的綁架案露出部分真相，也讓香港人進一步認識中共的無法無天與特區政府的軟弱無能，所以再有六千人出來遊行支持林榮基，喊出「我們都是林榮基」。只有每個香港人都是不怕強權、敢於對抗強權的「林榮基」，香港才能保住自己的核心價值。
由於今年九月香港有立法會選舉，於是有人利用這個話題，說整宗事件是個「陰謀」，是為泛民拉票，因為何俊仁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也是支聯會主席，不久前，為紀念「六四」與年輕的本土派／獨派人士有爭議。這種說法是醜化林榮基的英雄行為，林榮基被關在中國，怎麼會了解這些事件？何況他本來就與何俊仁相識，何又是律師，支聯會過去也長期處理被中共迫害的異議人士。何況林榮基也表示中共對香港如此手段，「獨立」將是未來香港向前走的選擇之一。在這個香港需要團結對抗強權的關鍵時候，只要認同民主，「中華膠」與「本土膠」應該合作支持林榮基，更應該防止任何分化香港人而有利專制獨裁的言行。
來源轉自：
【2016年7月號 爭鳴 總465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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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再度輸出「世界革命」？

毛澤東時代，中共對輸出「世界革命」沒有什麼掩飾，最大的受害者是東南亞諸國，因為不但鄰近中國，居住在那裡的華人（當時俗稱「華僑」）更是手中的革命工具，例如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就是。一直到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為了挽救經濟，吸收外資，才停止這種擴張行動。但是到了中國經濟崛起，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尤其習近平上台，崇拜毛澤東當年的所作所為，企圖打造中華大帝國朝貢體系，遂再度覬覦東南亞。此時，經濟成為它的重要擴張手段。
印尼九三○事件華人被殺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其路程是經中亞、中東諸國到非洲與歐洲，但是起頭卻是東南亞，其中的標誌是為這些國家打造鐵路或高鐵，包括直通泰國到馬來西亞泛亞鐵路，還有印尼的雅加達到萬隆高鐵。除此，還有開挖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的運河，甚至建造緬甸與斯里蘭卡的港口，進入印度洋等等，可謂「宏圖大略」。
但是起手式並不太順利，原因有許多，除了中國宣傳的誇張，或由於手段的不正當，乃至於中國的擴張行徑引發這些國家的警覺，尤其南海島權爭議不斷擴大的時候，雖然在利益拉攏之時也不乏有政治壓力，其中當然也有歷史的記憶。
法新社報道，印尼政府今年四月十八日召開為期兩天的研討會，討論發生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的排華屠殺事件。這是印尼政府首次支持此類研討會，但官方同時表示，不會就此事道歉。
這個事件指的就是「九三○事件」，即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發生的軍事政變後延續發生的排華屠殺。中國說是右派軍人的政變，掌權後的印尼官方則說是共黨軍人翁東中校發動政變槍殺了六名將軍後被他們粉碎。經過總參謀長納蘇蒂安上將短暫執政後，就由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代替親中的蘇加諾出任總統，做到一九九八年大規模示威逼他下台，印尼才實現民主化。
這場軍事政變據傳被殺的有幾十萬人，當中有相當數量的當地華裔居民。之所以會出現排華行為，除了因為華人一般較印尼民眾富裕，容易被煽起排華情緒；但是從政治上來看，則是因為中共介入當地政治太深，不但與全球第三大的印尼共產黨（黨員約三百萬人）來往密切，中共在印尼也有自己的地下組織。
右派軍人的屠殺政策當然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印尼共產黨掌權，華裔的處境就一定比蘇哈托時候好嗎？如果看看柬埔寨共產黨當政華人被趕到鄉下，白骨纍纍，那恐怕還要感謝蘇哈托容許華裔從商的「德政」。雖然對華人文化採取強行同化的政策，但是看看共產黨在西藏與新疆的漢化與鎮壓，難道比蘇哈托好嗎？
印尼有中共創黨時期的黨員
一九五○年代我在印尼雅加達讀初中與高中，就見證學校裡的中共地下黨員老師，其中一些是一回國就得到證實，有些則是在文革爆發後，造反派衝擊中央僑委，有地下黨名單洩露出來，華僑中口語相傳而知道的，有些二○年代「老黨員」的資料，現在上網也可以赫然看到。例如雅加達中華中學教導主任張國基是毛澤東湖南第一師範的同學，參加過南昌起義。我就讀的巴城中學教導主任劉耀曾，一九二六年入黨，在上海與周恩來見面時奉周之命到南方工作，一九三一年到達巴達維亞（雅加達）。他們在屠殺發生前已經回到中國。
二○一二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一書，我第一次看到「僑黨」這個名詞：「抗戰時期，中共就已經通過香港，在東南亞華僑中開展統戰工作，組織僑黨。」香港八路軍辦事處「陸續派出王任叔、杜埃、陸詒、董維健、金仲華、胡一聲等人到星馬、印尼、菲律賓、美國紐約等僑居地開展華僑工作。」
中共建國後，由於九成華僑居住在東南亞，「世界革命」影響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因此一九五二年中共解散泰國的僑黨，其他海外僑黨也「應經過一定步驟做到最後取消」。一九五四年周恩來、毛澤東先後向緬甸總理吳努表示不在華僑中組織共產黨，實際上根本是謊言。到了文革，馬共、緬共的電台乾脆把基地設在中國，日夜進行顛覆活動的宣傳。
印尼是南洋群島中距離中國最遠的，以當時的交通狀況尚且如此，如今中共會不滲透嗎？其規模又會有多大？因此即使印尼對五十一年前的屠殺事件作出反省，也不應該成為中共再次推行世界革命的機會，因為目前中共在印尼的統戰工作，已經做到嚇人的程度，還不止是對華裔的統戰。
去年三月才介入印尼高鐵建設的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在九月打敗從二○○八年就開始調查與設計方案的日本，令外界十分驚訝。五十五億美元的造價，中國不要印尼政府對中國貸款作出還款保證，一旦印尼的合作企業無法還款，等於中國白送印尼高鐵，這顯然是基於反日的政治需要。
中國搶建高鐵有政治考量
中國事先完全沒有做前期準備工作，工程如何開展？有評論推測是印尼的貪官將日本交給印尼政府的工程圖紙交了給中國，這種消息暫時無法證實。然而今年一月二十一日破土動工後一個星期，即被印尼政府叫停，說是手續不完善，真實原因不明。但是到了三月中旬，印尼交通部正式批准，中國被授予雅萬高鐵五十年的特許經營權。交通部長約南表示：「這是交通部首次將鐵路的特許經營權授予一家外資持股的企業。而且，你們在一月高鐵破土動工後不到兩個月，就獲得了特許經營權，速度之快遠高於印尼國內其他鐵路項目。」他還表示，交通部將會盡快頒發高鐵建設所需的另一個法律文件──施工許可證。新的文件將高鐵長度與費用都有所減少。
一個多月後的四月二十七日，印尼軍方拘捕七名擅闖雅加達哈利姆機場空軍基地的人士，包括五名自稱參與建設雅萬高鐵的中國公民，其中有兩人完全不能出示任何有效證件。這條由印尼──中國高鐵公司承建的高鐵，曾提議將哈利姆機場標記為雅加達段終點，遭印尼空軍拒絕。這麽多中國職工的來到，還摸到軍事基地，自然會引發許多聯想。
在印尼交通部長宣佈批准後不久，三月二十一日，中鐵也宣佈，正式啟動由中鐵投資二十億美元興建的「大馬城」項目。並以此為中心，推動其在東南亞地區的鐵路、公路等基建項目。有分析指出，中鐵收購大馬城有助其競標星馬高鐵，該鐵路線路是泛亞鐵路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投資自然也引起外界注意。
東南亞國家對中國輸出「世界革命」的憂心，還體現在中國對華裔政策的可能轉變，那就是中國是不是要承認外國華裔的雙重國籍？
去年十二月，北京中關村推出「華裔卡」試點計劃，即時引來大批海外華人熱議。由於北京當局不承認雙重國籍，沒有身份證令不少海外華人在中國工作、生活變得十分麻煩，這卡是以變通方法解決實際問題。表面上這是中國內部的問題，然而「中國僑網」也承認，有分析認為華裔卡是「真實承認雙重國籍」，並藉此增強海外華人的「國家認同」，因此有許多海外華人建議當局應考慮開放雙重國籍。
華裔卡是開放雙重國籍前奏？
然而如果承認華裔的雙重國籍，就涉及雙重效忠，首當其衝的就是東南亞國家的華裔，因為他們在人口中佔相當大的比重。目前的海外華裔，即使加入了當地國籍，但是還有許多仍然效忠自己的「祖國」──中國。不要說東南亞華裔的種族優越感，即使入籍西方國家，在選擇北京還是入籍國舉辦奧運時，他們的多數人還是選擇北京，缺乏對入籍國家的認同。當年還因為CNN對中國不夠友好，美國華人還包圍抗議，更加不屑的還充當中國的「第五縱隊」。這種吃裡扒外的現象，令人不齒。美國正在大力捕捉為中國政府盜竊技術的華裔商業間諜，而東南亞國家就會回憶當年更嚴重的顛覆活動。
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電子網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刊出《北大教授後悔了：當年選擇歸國太幼稚》的採訪報道，採訪對象梁英明教授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我爸媽在印尼梭羅華僑公學的學生，後來是我在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時的歷史老師。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搭船回國，我是六月十九日。當年他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立即入黨，沒有一年的預備期，我才恍然大悟他早在印尼時已經入黨了。後來我移居香港，他多次來香港，我們有見面，那是八○年代的事情了。
雖然，梁英明談了他的回國經過，不但當時已經與祖母永別，後來甚至也與父親永別。（我則是父親在一九七四年來上海幫我申請出國時見過一面，我到香港後，因為當時無法以合法手續回到印尼而在父親病逝時無法再見一面。這些是因為我們回國時，都蓋了十個手指印發誓此生再也不回印尼，當時我們都是義無反顧的。）
梁英明承認當時「太幼稚、太天真，但那不是罪過，是成長過程必有的階段」。他沒有表示後悔，這點前述標題有誤。而這些其實不是採訪的重點，重點就是雙重國籍問題。他說：「今天見到中國官員主動把海外華人當『華僑』，他持保留意見。」「他在受訪時指出，近年，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一些中國官員在東南亞國家發言時，開始含糊地把海外華人統稱為『海外僑胞』，無視中國政府對華僑（海外的中國公民）和華裔（擁有他國國籍的華人）的明確區分，甚至有意無意釋放海外華人應回到祖國懷抱的信號，這樣讓印尼官員感到不舒服，當地的華人社群也感到不妥。」
北京要海外華裔效忠中國
報道還說：「他也提醒說，當年，一些東南亞國家提防中國動員海外華僑來影響所在國政治，例如通過馬來亞共產黨等組織顛覆東南亞國家政權。為消除東南亞國家的顧慮，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於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萬隆舉行亞非會議期間，與印尼簽訂《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取消華僑的雙重國籍身份。中國在一九八○年頒佈國籍法時，也確定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反對雙重效忠。」 梁英明還特別指出：「近年來，已故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和美國原駐華大使駱家輝分別從各自國家的立場發表對中國的批評時，部分中國民眾很不理解，認為他們是『數典忘祖』。但在梁英明看來，李光耀和駱家輝既然分別是新加坡公民和美國公民，代表本國利益說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我在二○一二年十二月號的《動向》雜誌寫過一篇《新加坡排華，華排駱家輝》，就是以戲謔的口氣批評這些中國人的觀念，看來我與梁老師的觀點相當一致。而且我也擔心雙重國籍問題一旦發酵，東南亞國家就可能再度爆發排華浪潮，倒霉的就是當地的華裔。一九九八年印尼再度爆發排華浪潮時，當時中國政府就推說這些華裔已經入籍，由印尼政府全權處置。這就是中國政府對華裔的態度，可以利用時充分利用，關鍵時候將他們拋棄。這些國家的華裔，如果不吸取教訓認識共產黨急功近利與忘恩負義的特性，因為「愛國」而願意被利用，真的最後掉了腦袋還不知道是怎麼掉的，就像一九六五年那樣。
而現在周遊列國的中國人，不少是近年官商勾結的暴發戶，不但不懂作客之道，而且言行囂張，神憎鬼厭，連非洲人都討厭他們，未來如果發生「排中」事件，當地的華裔難免也會被拖累。這點，各地的華裔居民應考慮與中國人作出適當切割，以免遭殃！
新加坡對族群問題最敏感
因此梁英明認為：「放寬綠卡政策比恢復雙重國籍更理想，也不應以華裔卡之類的形式為華裔提供特別的方便，應對各種族海外人才一視同仁。這一方面可避免東南亞國家再生疑慮，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其他種族的海外人才感到受歧視。」不知道中國政府是否會重視他的意見，因為中國政府對「炎黃子孫」有特別優越感。
目前這個雙重國籍問題還沒有引起其他國家注意，但是卻引起新加坡的注意而由《聯合早報》採訪，只是編輯題目可能引起誤解。新加坡這點最敏感，因為李光耀反共起家，也非常注意新加坡內部的族群問題，因為華人佔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但是絕對不許以多欺少，以大欺小，才保持這個小國的和諧，這是李光耀治國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點中國人很難做到，尤其崛起之後，真以為自己是天朝與天子。而正在興起的獨立與自治運動，可能要改變中國的命運。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動向總369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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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基反抗的意義

【撰文☆（大陸）楊　光】
習近平曾說，「腐敗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追回來繩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不承想，第一批被跨國跨境追捕歸案的，並不是攜鉅資、持絕密叛黨叛國的中共外逃貪官團夥，而是香港一間小小書店裡一不小心觸怒了龍顏、冒犯了國威的五位文弱書商。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世界上最大的一黨專政大國，執意要將一間小小的書店設定為假想敵；如果一個「中央政府」，一個一向為所欲為的中央集權政府，不顧後果、不計代價地對五位書商窮追不捨、「雖遠必誅」，結局似乎沒有什麼懸念。人們都已經看到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根本抵禦不了「中央專案組」的野蠻行徑。瑞典國籍、英國護照也未能有效保護桂民海、李波的基本人身安全──事實上，瑞典、英國兩國政府對桂民海、李波的冷漠，對中共當局的「溫柔」，比港府有過之而無不及。
林榮基反轉中共編導的劇情
隨著中共當局對桂民海審判在即，隨著其餘四位書商因「主動配合」之功而陸續重獲自由，回港「銷案」，其中三人作心悅誠服、俯首帖耳狀，對所經歷之事三緘其口，諱莫如深，曾經在香港和國際媒體上喧囂一時的銅鑼灣書店集體「被失蹤」事件眼看著就要按照中共既定的劇本順利落幕了。一手製造了事件、一手操控著事件發展而且一手遮天的中共當局差一點就要大功告成，彈冠相慶了。值此緊要關頭，被秘密囚禁了八個多月剛剛獲釋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克服了內心的恐懼，單方面撕毀了「自願」協議，中止了「合作」遊戲，踢爆了事件「內幕」。他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敢於直面全球媒體，全程公開自己「被失蹤」期間的奇特經歷，包括被強行抓捕、千里轉運、密室囚禁、試圖自殺以及被迫簽署認罪書、在「有導演有台詞」情況下作「電視認罪」等痛苦經歷的香港書商。
林榮基的「幡然悔悟」偏離了劇本，反轉了劇情，令輿論譁然，亦讓籠罩在無邊黑暗之中的銅鑼灣書商系列失蹤案件透出了一線亮光。感謝林榮基，他的勇敢行為對得起六千港人的街頭抗議，配得上「一國兩制」的原初涵義。而其他幾位當事書商在內地均有近親屬，其獲釋之後不聲張、不求助、不爆料，深居簡出，避人耳目，言行舉止頗為不近情理，顯然，他們要麼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要麼陷入了無法克服的恐懼──而最深的恐懼，則是對恐懼的恐懼。其實，林榮基也不是了無牽掛，他有把柄抓在中共當局手上，雖無近親屬居於內地，但內地女朋友的人身安全與人生命運極有可能受其嚴重拖累──尤其是考慮到其女友作為幫助林在內地郵寄「禁書」的「同案犯」身份──這些因素或多或少會讓林在終止與「強力部門」合作時背上道德與情感的包袱。
中共當局手忙腳亂四處滅火
現在，局勢已變，輪到中共當局手忙腳亂，四處滅火了。人們看到，除了外交部發言人和《環球時報》無法自圓其說的荒謬辯解，中共當局最主要的傳聲筒似乎是銅鑼灣書店事件除桂民海（仍然在押）之外的另外三位受害人。李波、呂波、張志平幾乎同時打破沉默，對林榮基的言論進行了反駁。李波否認說過「非自願被帶返內地」，也「沒聽說過『中央專案組』這回事」。呂波指斥「不能用個人的過錯蠱惑人心和攻擊一國兩制」。張志平指林榮基「說謊」。林的內地女朋友責罵林「不是男人」、「不考慮別人死活」──此話無意中暴露了該女友的人質屬性。
這是一個奇怪的格局，五位受害人，一人繫獄，一人「翻供」，其餘受害人及其關係人則一邊倒地站在加害者一邊。誰的言論更加真實可信？嚴格說來，李波、呂波、張志平以及林的女友的反駁與林榮基的言論不在同一個層次，完全沒有相與辯難、一決高下的資格。因為毫無疑問，記者會上面對面的公開答問，國際媒體上的即興訪談，即使有細節上的瑕疵，也必定比特定媒體獨家披露的言論更加真實；對八個月囚禁經歷的全程公佈，無論有多少記憶上的錯誤與缺失，也必定比藏藏掖掖、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片言隻語可信一萬倍。要證明中共當局沒有「越境執法」再簡單不過了，根本無需華春瑩與《環球時報》出馬，只需李波像林榮基那樣，把他偷渡內地那一天前前後後所發生過的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即可，他敢嗎？中共敢嗎？
對於林榮基與中共當局來說，已經發生過的事實不可能重新來過。當林榮基在按要求攜帶訂書客戶資料硬碟返回內地途中忽然變卦，毅然決然折返香港，從那一刻起，他改變了事件，也改變了自我、改變了命運──從此成為一個「有種香港人」。他也給全體香港人和全體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們審視陸港兩地當下嚴峻的政治現實：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香港？一種什麼樣的「一國兩制」？一個什麼樣的中央政府？銅鑼灣書商集體「被失蹤」事件，作為衡量「一國兩制」現狀的指標性事件，必將對香港政情的發展、陸港關係的變化產生長遠和深刻的影響。
自由的意志與抗爭的勇氣
林榮基真正的可貴之處，似乎並不在於他踢爆了「內幕」，揭發了真相。其實，事件雖然撲朔迷離，但真相一點兒也不複雜。李波是不是遭遇了「越境執法」，桂民海是不是遭遇了跨國綁架，抑或二人都是「愛國」心切，「自願」偷渡入境，自投監牢，這是決定銅鑼灣書店事件本質的兩個核心事實。人們雖然不知道此中詳情與細節，但傻子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事件已經清晰到一向揣著明白裝糊塗的《環球時報》也難於繞彎子、羞於編瞎話的地步。林榮基真正的可貴之處在於，在經歷了囚禁、恐嚇、誘供、「電視認罪」、人質要挾等等人身與精神的折磨之後，依然保留著不屈的精神、自由的意志與抗爭的勇氣。
因為這是一場一般人經受不起的不對稱的戰鬥：一個專制大國，竟不顧「一國兩制」的顏面，不顧國際關係的準則，只為報復一間小小的書店；一個所謂「中央政府」，竟毫無顧忌地自毀「依法治國」的形象，踐踏本國公民和外國公民的基本人權，只為懲罰五位名不見經傳的「禁書」書商。這當然不是法律行為，也不是政治行為，而是它自己都不敢承認的、極度野蠻的準戰爭行為。普通人很難猜透獨裁者的心思，究竟是什麼樣的了不起的「禁書」，讓專制政府如此大動肝火，氣沖牛斗，做出此等愚蠢荒謬之極的準戰爭行為？
港人不要給中共錯誤信號
書店與書商誠然不足與中共交手，二者並非旗鼓相當的對手。如果林榮基選擇了沉默、屈服和順從，將心比心，人們並沒有理由過分責備他。而最終，在這場一個大國對一間書店的不對稱戰鬥中，五位書商竟然沒有全體降服，尚餘一位反抗意志堅不可摧的志士存在，其中的象徵意義遠比事件真相與細節的爆料本身更為可貴。茲事體大，事關港人榮辱，事關「一國兩制」尊嚴，正如林榮基所說，「如果我作為五個人裡面負擔最少的都不出聲，香港就沒得救」。
此話有理。如果所有的當事人、受害人都對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屈辱經歷保持沉默──不管他有什麼樣的正當理由或難言苦衷，甚或成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對專制政府的「寬大處理」感恩戴德，對加害者的「洗腦」和「改造」欣然接受且為之曲意辯解，那不僅會導致是非混淆、正義蒙塵，讓那些人權的侵犯者、「一國兩制」的破壞者們正中下懷，從此愈加有恃無恐，只要中央足夠強勢，足夠霸道，則真相可掩，萬事大吉。如果沒有林榮基的反戈一擊，銅鑼灣書店事件傳達給中共當局的，或許就是這樣一個信號：治港需用重典，狠的比柔的管用。若中央政府按此信號行事，或從此以「專案治港」方式排擠壓縮「港人治港」空間，並使之常態化、模式化，則「一國兩制」萬劫不復。
終有一人是男兒
【撰文☆四　維】
不顧安危挺身而出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銅鑼灣書店五子中終有一人是男兒，林榮基先生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用八個月被大陸有關當局拘禁的慘痛經歷現身說法，揭穿了中共當局自詡的「法治國家」、「依法治國」，並列舉了中共當局破壞「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的種種事實，使世界各國萬千關心銅鑼灣書店案件的人士，釋疑解惑瞭解真相。
林榮基先生等被拘押八個多月來，無論是媒體詢問警方，還是港府通過與大陸的聯絡機制，只知道銅鑼灣書店五子人在大陸，卻不知道身在哪省哪市；負責該案是公安還是國安、地方抑或中央！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陸當局承辦該案，為什麼要鬼鬼祟祟躲躲閃閃，藏頭露尾捉襟見肘，可見其自知理虧心中有鬼。現在謎底被揭穿，出人意表的本案主辦機關竟是十年浩劫「文革」中臭名昭著罪惡纍纍、現今又死灰復燃沉渣泛起的「中央專案組」。
掩耳盜鈴欺世惑眾
根據大陸警方公佈的材料說：桂民海先生去年十月，因幾年前的交通肇事罪曾被判刑兩年而回中國「被自首」，收監時「發現」桂民海涉嫌香港銅鑼灣書店「非法經營罪」，確實按刑事訴訟程序，當由寧波市公安局立案偵查。基於李波、呂波、張志平、林榮基涉嫌同案，所以寧波市公安局對桂、呂、張、林四位，採取不同的刑事強制措施。表面上看這一切似乎合法合理天衣無縫，其實卻是十足的掩耳盜鈴欺世惑眾，寧波市公安局乃台上「龍套」而已，幕後操控最終拍板則是一手遮天的「中央專案組」！
試想，寧波市是浙江省省轄市，寧波市公安局僅是副廳級機關，怎麼有權力和能耐在去年十月十七日，侵犯泰國主權越境綁架瑞典公民桂民海，並偷越泰國國境將桂民海劫持到大陸。接著十一月三日再次侵犯泰國主權派「阿偉」等四人，到桂民海在泰國芭提雅寓所非法搜查；十二月三十日，故態復萌公然破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越境綁架李波先生。
按中國外交部、公安部等聯合公佈的法規，瑞典公民桂民海去年十月「被自首」後，外交部四十八小時內已收到詳盡的報告，並應在七天內通知瑞典政府。結果是外交部違反自己參與制定的法規，對小小的副廳級寧波市公安局侵犯泰國主權、違反國際法的卑劣行徑，外交部竟然熟視無睹不予制止，相反被拖下髒水同流合污，繼而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在瑞典政府召見中國大使時，中國大使明知瑞典公民桂民海囚禁在寧波市，故意不予告知。接著又違反《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及中國法規，八個月內僅僅在今年二月讓瑞典大使館人員會見桂民海一次。誠然外交部也有一本難唸的經，面對「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中央專案組」，外交部再有滿腹牢騷，明知在外交事務上一錯再錯錯上加錯，也只能裝聾作啞忍氣吞聲，按中共的「政治規矩」、「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了。
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
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沒有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按規定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故而林榮基在香港的所有行為，大陸警方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無法可依」，因他們沒有管轄權。無論是警方或「中央專案組」拘禁林榮基，都屬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
如果大陸警方或「中央專案組」以港人林榮基等在香港的行為因涉及大陸，而該行為大陸認為涉嫌犯罪而採取刑事強制措施，亦屬違法。二○一二年香港選舉行政長官，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奉命在深圳將建制派選舉委員會成員先後召到深圳面授機宜，致使梁振英以六百八十九票「當選」行政長官。劉延東及指派她的最高層，操控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使梁振英當選，違反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屬刑事罪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劉延東及其指派她的人，是否也應該被香港司法當局判罪？
大陸警方公然違法亂紀
「非法經營罪」在中國《刑法》屬普通刑事罪，《刑事訴訟法》規定寧波市公安局對港人林榮基拘留後，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林榮基家屬。警方第一次訊問林榮基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林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寧波市公安局及其幕後的「中央專案組」，明目張膽違法亂紀，竟然給林榮基「一張紙叫林簽字，『放棄聯絡家人』，『不聘請律師』」，視莊嚴的法律如廢紙，戳穿了中共當局自詡的「法治國家」、「依法治國」；「電視認罪」時，「有導演有台詞」，舉一反三，桂民海「要求」放棄瑞典國籍，「要求」瑞典政府不要過問他的案情，也是「中央專案組」的「傑作」。這一切的一切，已讓世人看清中共當局所謂的「法治國家」、「依法治國」，究竟是什麼東西！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來源轉自：
【2016年7月號 爭鳴 總4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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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養女公開指劉雲山是廢物


前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倡導文化、觀點和思想解放，反對個人崇拜，遭「左王」鄧力群貶黜。後因支持「六四」學生而被囚禁近一年並失去官職。（資料圖片）
近日，前中共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去世。大陸知名女記者、中共已故元老葉劍英的養女戴晴，在撰寫的回憶文章中稱李洪林是「思想理論文字高手」，還表示，同為「筆桿子」，李洪林與鄧力群、劉雲山等「廢物」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質。
文 ／方曉
倡導思想自由被黜 支持學運遭免職
6月5日，被譽為中國「新啟蒙運動」旗手、受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重用的前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遺體告別儀式上，李洪林生前好友及北京知識界數百人到場，其中有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夫婦、楊繼繩、戴晴、鄭仲賓、俞梅蓀、章立凡等人。
李洪林6月1日在北京病故，終年91歲。李洪林1956年開始在中共中央從事理論工作，是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最早致力於思想解放的理論工作者，代表作有《理論風雲》、《中國思想運動史》等。
李洪林曾先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歷史博物館工作。胡耀邦因喜歡李洪林的〈科學和迷信〉一文，點名把李洪林調到中宣部任職。李洪林倡導文化、觀點和思想解放，反對個人崇拜、迷信 領袖。80年代初，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入主中宣部，李洪林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貶黜至福建社科院任院長。在八九學運期間，李洪林因支持學生而被囚禁近一年並失去官職。
戴晴鄙視其他「筆桿子」 譏劉雲山
日前，「端傳媒」報導，戴晴與李洪林素有交往，也曾因「六四」而被關押秦城，端傳媒特邀戴晴撰文，憶李洪林其人其事。
戴晴在文章〈做筆桿子卻不做喉舌的李洪林〉中記述了一些其與李洪林過去交往的舊事，並評價李洪林是公認的「思想理論文字高手」。
文章提及毛澤東時期的「筆桿子」胡喬木、陳伯達，並說：都是「筆桿子」，但是，在這裡，李洪林表現出與陳伯達、胡喬木、鄧力群，包括今天的劉雲山等「廢物」完全不同的特質……
近日，媒體《縱覽中國》亦發表了戴晴的上述文章，文中出現上面那句話時，劉雲山被以.....替代。
來源轉自：
【第484期201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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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外逃潮後爆發自殺潮


據大陸媒體不完全統計：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年間，中國有八十一例官員自殺事件，自殺者以黨政核心部門中層官員居多。官員相較民間對制度環境更為敏感，他們參與具體行政、政治和制度運作。在中國人概念裡，政治就是隱秘權術和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而在民主國家，政治含義截然相反，政治就是可見可參與的選舉、遊行等權益自治、公開透明的權力運作，以及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教育、醫療、養老、社保等安全保障與自由組織。以專制威權混合而成的、壟斷並掠奪政經文化財富資源和新技術的新極權國家，市場經濟部分發育，經濟自由略為寬鬆，而政治權利則延續禁錮與壓制性特徵。
官員自殺以畏罪者居多
中國大陸人口自殺率全球最高，中國官員自殺率雖然只佔自殺人口很低比例，但在貪腐普遍的制度環境裡，他們享有的特權卻居全球前列，危害巨大。習近平出於威權需要而發動的凌厲反腐運動，在外逃、裸官日益困難情形下，每個官員成為潛在的反腐清算對象。按中國刑法規定，公職人員收受五千元財物，即構成貪污受賄罪。律法設置和空前反貪，令腐敗與反腐事實上成為收買官員忠誠的政治交易。
「社會正義」在一個專制政權內部永遠缺席並不作為執政倫理，正義價值遠遠低於忠誠回報。同時，當法律對於官員大開綠燈，或者權力本身就代表法律，權力場就是墮落而醜陋的。官員非民選且終身制，利益和情欲作為人類兩大天性，不受監督的權力制度為大小掌權者提供絕佳的土壤。一方面弄權縱欲，即使一權獨大的村書記都是土皇帝；另一方面對上級權力者和黨組織俯首為奴，卻對無權百姓百般欺壓。這是官員作為權力者與社會人最為分裂的地方，於是謊言欺下和行賄大官成為官場常態。
與中共建政後的前三十年，官員因權力鬥爭失敗或政治運動而自殺不同，近二、三十年官員自殺，多以紀委清查、貪腐即將敗露而畏罪自殺。官方和媒體多以自殺官員身患抑鬱症和工作壓力大，搪塞欺瞞社會公眾。官方自說自話，公眾自然不信任，彼此心知肚明。此種潛規則，往往隱藏官員自殺真相。
根據刑事訴訟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這一法律並不支持對自殺的問題官員繼續調查。一些官員風聞紀檢監察部門調查啟動，感覺問題即將暴露，未成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殺了。相應的調查終止，事實上自殺官員變相的享有刑事豁免、保全名譽的特權。
官員自殺不同於普通老百姓，自殺成為官員保護所牽連利益共同體、保持個人名節和保全所貪腐錢財的止損閥。利益共同體破滅，自己反正要被查坐牢，名聲敗壞，不如給妻小留下一筆豐厚金錢和物質。真應了這句黨宣句式「死了他一個，幸福一家人」，其妻兒家人就保住了「貪腐的果實」；還有「死了他一個，保住一群人」，自殺官員作為貪腐窩案中的一員，自殺切斷了紀委調查線索，保護了其他人。
自殺潮與外逃潮的因果關係
胡溫執政十年，曾是貪官外逃黃金期。成千上萬名官員攜帶數萬億財富資金成功逃往西方國家，引渡抓逃回國者寥寥可數。官員犯罪出逃與持不同政見者及家屬子女政治逃亡，是這十年的政治顏面。習近平上台後，嚴控官員因公因私出境、上交護照和港澳通行證、工作和個人生活報備，時刻處在監控之下，出逃之路被堵；八條規定禁止官商公開吃喝，加上厲行反貪風聲鶴唳，特別是處置國家級巨頭周永康、軍隊實權派徐才厚、地方諸侯薄熙來、政府管家令計劃；隨著他們作為高層保護傘倒下，依附旗下大大小小的權力嘍囉們，內外交困，這些才是無論好官或貪官抑鬱症多發、工作壓力大的實情。
在中國貪官遍地的政治生態裡，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也貪，這恰恰印證制度性腐敗。中國歷來反腐等同於掌權者清查官場，選擇信得過、忠誠於己屬下，以維護權力穩固，歷朝歷代莫不如是，並不證明政治清明和制度文明。
這些自殺官員多是權力大、少被監督的黨政核心部門首腦，位居清水衙門者只佔少數；最具諷刺意味的則是，他們選擇在黨國門禁森嚴的政府大樓跳樓自殺，可說將特權發揮到極致，是在宣示忠誠，還是以證清白，甚或心有不甘，還是滿懷恐懼，但不論死因如何都不值得同情。
與其說官員畏罪自殺，不如說害怕被查而被嚇死的。只要看看電視上公開的落馬高階官員一夜白頭，就知「雙規」如進鬼門關──多有曝光刑訊逼供等酷刑，讓為官者不寒而慄。當然，這僅是自殺原因之一，其它原因，文中已作分析。假如自殺官員真有為官之本份，完全有機會留下自證清白的遺言，然而未見披露。
官員自殺延及非核心部門
除去黨政核心部門，官員自殺幾乎涵蓋各行業，以高校為例：二○一四年十二月，西北政法大學退休校長陳明華跳樓自殺；二○一五年四月，南京中醫藥大學原黨委書記黃成惠，在紀委巡查期間於校園沉湖自殺；二○一六年五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院長石應康跳樓自殺；六月，甘肅農業大學已退休黨委書記兼校長王蒂，在校園辦公樓跳樓自殺身亡……。近年中國多個大學校長自殺，全球罕見，但中國大陸大學又是官衙，校長、書記自殺就不足為奇。凡是權力存在的地方，貪腐如影隨形，可見不受制約的權力已是專制制度之癌。縱觀蘇東、韓國和台灣制度憲政轉型，體制內部力量不可或缺。
貪污失控，其實就是官員失控、權力失控，這是最為真切的中國現實。中國人崇尚做官，向有貪腐文化基因，「學而優則仕」通過做官實現個人抱負和光宗耀祖。官本位構成制度惡性腫瘤，一旦為官，終身享受特權。服務國家和公眾，本是公職人員普世信念，但中國官員忠誠於一黨和上級，這是專制威權制度本性所決定；新極權將鉅額財富和新技術用於鞏固黨國利益，和官員個人利益及情欲最大化滿足。但是，這種落後、野蠻的政治生態，與人類文明和政治倫理背道而馳，本質上是反文明、反人類和反民主的，亟需改變。
今天的中國人，對官員貪腐和特權，已然麻木冷漠。社會公眾一則沒有納稅人概念，官員所貪，就是公眾血汗錢；二則受傳統觀念「無官不貪」誤導，對官員貪腐和被捕，屢破貪腐紀錄，已經習以為常；三則受中國專制政治「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影響而認命為奴。
官員自殺潮只是這個邪惡制度的怪胎副產品之一，僅僅暴露專制威權制度殘暴的一個側面。以當今中國官員貪腐額度和普遍程度，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官員自殺甘做制度的殉葬品，他們在自願死亡那一刻，沒有絲毫表露為官不仁的懺悔之心，也未交出分毫貪財。「死者為大」適指良善之輩，自殺官員罪證應予查證公開。打破制度痼疾下的官場劣質生態，唯一出路是開放公民社會，制度憲政轉型，促使國家民主化。
來源轉自：
【2016年7月號 動向總371期（大陸）劉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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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時代大變化中沉淪

中國共產黨再次慶祝它的生日。這一次，是為「九五」之壽。再過五年，是它的百歲。不過，「九五」之後，或百年之後，它是何模樣，卻很難說。
看上去，它還很強大，很有活力，很有韌性，也有人認為，它的統治已進入「殘局」。奇妙的是，它很頑強地表現它的自信，而它的不自信，同樣表現得很明顯。
比較體制的活力、創新性
不知怎麼，這讓人想起了那個曾經很著名的說法，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個百年前的論斷出現之際，全球化正在成為趨勢，資本的全球本性正在顯現，於是，資本主義的「垂而不死」更引人注目。
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資本主義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大蕭條，依然顯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新的技術革命，新的產業革命，匯聚為互聯網時代，還伴隨著人工智能新進展，以及新的軍事革命。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與印度兩大國，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進程，標誌著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其晚期，而它所容納的生產力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同時，民主政治也在紛亂的危機壓力下有新變化的跡象。
再看中共及其體制，它們的活力，它們的創新性，與資本主義相比，差得太遠了。
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依靠政權之力量，創建了它的「社會主義」，然而，因為「苦於資本主義不發展」，也就是，缺乏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缺乏資本主義全球化支撐，這種「社會主義」先天不足。即使以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作為其驅動力量，也無法改善其元氣，反而不斷地地損害著社會主義對於民眾的吸引力。「文革」失敗，社會普遍貧困，思想壓抑，在沉重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改弦易轍，以改革開放轉向市場化，而這一過程，仍一再地受制於中共僵化的黨國思維，市場的支配地位在政府干預下被扭曲，經濟轉型難以進展。
顯然，中共及其創建的黨國體制，缺乏內在的生機與活力。當它承諾「耕者有其田」、承諾民主政治之時，它得到民眾支持，奪取了政權，但是它隨即背棄諾言，從根本上喪失人心。它的「社會主義」脫離社會現實，脫離民眾生活，失去了自然的本源，就逐漸枯竭。
不過，一向自詡其「先進性」的中共，倒是沒有人說它「垂而不死」，而「殘局」，往往因其特殊的格局，反而顯出獨特魅力。不過，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其晚期，仍有「中盤」氣象，這就使得中共及其體制難相形見絀。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在中共理論的演變中表現得很明顯。
思想貧乏依賴口號補救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是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實際是拋棄馬克思學說而另搞一套的開端，而其實踐，亦即「文革」，理所當然地慘敗，如今只是在「左派」思維中維持其「精神勝利」，而所謂「鄧小平理論」，則是正視現實的務實態度與墨守黨國教條、迴避爭論的混合體。此後，「三個代表」勉強算得上屬於黨建理論，「和諧社會」為掩蓋社會矛盾尖銳化而做，「科學發展觀」掩飾經濟高增長背後更高的社會生態環境代價，而「中國夢」和「四個全面」之類，則盡顯思想貧乏而依賴口號補救的窘境。
更大的問題是，習近平要繼承毛澤東的衣缽，但是他難有毛澤東的幸運。
中共走上武裝對抗國民黨，以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之路，毛澤東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從嘯聚山林到逐鹿中原，非同兒戲。毛澤東的幸運，來自朱德的支持。
朱德是從戰爭實踐中走出來的軍事家，既有豐富經驗，又有留學經歷，更為微妙的是，他避開了率領軍隊起義而失敗的厄運，從率領敗兵起步，實踐他的軍事思想，形成獨特的作戰風格，奠定了他在中共軍隊中的地位。
周恩來到軍中之時，毛澤東正在失勢，但最終仍是毛而非周得到朱德支持。毛澤東並非庸才，他能夠敏銳領悟朱德的戰略戰術，辨別朱德的價值，把握兩人之間分歧的分寸。而周恩來，他與朱德本來更有淵源，但他習慣於盲從共產國際及其顧問，儘管政治上的狠毒與毛澤東不相上下，但領袖素質相形失色，後來他逐漸失勢，直至淪為毛的僕臣，就不奇怪了。
戰爭結束，中國終於再次面臨進入市場經濟長期發展階段的機會，這時，軍事家退到一邊，在市場中運作的企業家展現身手的時代到來。毛澤東的運氣用完了，他領導的中共無視歷史趨勢，想方設法繼續支配一切，幹部集團壓在企業家頭上，致使中國發展之路極其坎坷。
現在，中共扭轉改革開放的勢頭，轉為「國進民退」，繼而再將國企置於中共黨委控制之下，同時，屢對外國企業、非政府組織，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顯然，習近平與毛澤東一樣，對「馬上得天下」的歷史津津樂道，迷戀權力的控制與運用，而對於市場，對於企業家，他嘴上會說說漂亮話，其真本事，比毛澤東還差得遠呢。
既如此，這位自以為全能的「全面主席」，會把中共引入更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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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在哪裡，敵人就在哪裡──後極權社會解讀

村民精神領袖林祖戀「被認罪」
烏坎村的村民對媒體說，林祖戀是烏坎村的精神領袖，他對事情拿捏得很準很到位，是他一直在和省工作組、陸豐市、東海鎮的領導就村民土地權利問題進行溝通。
正是這種溝通遭遇梗阻，政府遲遲不兌現二○一一年對烏坎村民土地權利落實的承諾，致使林祖戀不得不與村民商議再次啟動集體上訪事宜，結果就在召開村民大會計劃上訪的前幾天的六月十七日，林祖戀忽然被當地政府出動大批警察上門抓走。六月二十日，廣東省陸豐市檢察院通報，烏坎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林祖戀涉嫌收受賄賂，數額巨大，其行為已經觸犯刑法有關規定。並隨之通過電視播放了林祖戀背書式的認罪鏡頭。
然而，更引發人諸多質疑的是，林祖戀的孫子被抓及家屬請律師遇阻的情況。六月二十日林祖戀的孫子被警方帶走，隨後出現林祖戀電視「認罪」，外界認為是當局在導演「挾孫子以令爺爺」，因為早前著名記者高瑜就被當局上演過「挾兒子以令母親」認罪的鬧劇，並且現在公權力在對政治犯甚至拆遷戶時已普遍使用親情脅迫手段，在如此背景下，就不由得讓人懷疑林祖戀受賄的真實性。同時，林祖戀家人依法聘請的律師居然遭到司法當局強令退回律師費及在前往會見時遭半路攔截的情況。這就更使人看到辦理林祖戀案的黑箱化與背離法制化。在這種情況下，村民有理由相信林祖戀就是因為帶領村民維護土地權利而遭到當局構陷迫害。
林祖戀，一九六九年退役，任職烏坎村村委會副主任、民兵營長。後擔任東海開發區負責人和東海鎮商業支部書記，一九九五年退休。二○一一年九月烏坎村民發起土地維權，在與政府的衝突中，林祖戀表現出高度的理性、責任心與勇於擔當精神，贏得了村民的普遍信賴與尊敬。二○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林祖戀被選為烏坎村黨總支書記，同年三月，當選烏坎村委主任。由此可見，林祖戀出任烏坎村官，是當地眾望所歸，民心所向。
如此一個深孚眾望者正在帶領村民維權時遭當局以「涉嫌受賄」罪拘押，使人不得不產生當局正在抹黑摧毀民間精神領袖，鎮壓為民請願的代表，採取與民為敵的立場的認識。
與民心為敵是後極權普遍現象
認為中國當局與民為敵，逆民心而行，並非是偏頗之論，在現實中有充分的理據。
中國今日官僚集團腐化墮落至曠古絕今的地步，懲治與扼制腐敗是民心所向，然而有一批背負社會責任，順乎民心，借鑒世界反腐成功經驗，起而呼籲官員公示財產與落實公民權利者，如郭飛雄、許志永、趙常青、丁家喜等，卻紛紛遭到當局以尋釁滋事等罪名判處重刑。另有，多年來一些奔走於全國各地替弱勢群體維權，為含冤受屈者鳴不平的人權捍衛者，不僅屢屢遭到公權力傳喚、軟禁、毆打，甚至還被勞教、判刑、關黑監獄，有的被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劉傑、劉萍、秦永敏、吳淦等等。
還有，那些網絡大Ｖ與公知，凡是敢為民發聲，替民不平，有點代表民意的勢頭，就必遭滅頂之災。這幾年來，大Ｖ被弄上電視認罪，公知被送入監獄服刑，已司空見慣。遭遇如此打壓者，如大Ｖ董如彬（網名「邊民」）、禹晉永、薛蠻子、周祿寶等等；公知律師浦志強、記者高瑜、信孚教育集團創始人信力建等等。
再有，環保人士、勞工權益活動者、民間NGO負責人，因切實關注民眾生活與權益，且真正得到民眾信賴，而使他們的機構遭受日益嚴苛的法規限制，他們自身遭受被失蹤、拘押與判刑命運。如環保人士董良傑、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立人鄉村圖書館負責人李英強、廣東勞工NGO負責人孟晗等等。
甚至那些敢於依法為民伸張正義而拒不與官僚權貴妥協合作的律師，在二○一五年的七月九日後，竟遭到公權力全國性抓捕，不僅三百多人先後被拘傳，而且有十餘人至今仍被羈押並不給律師會見。
這些廣泛分佈於中國社會各領域而遭公權力拘押判刑者，不管他們各自的罪名（從尋釁滋事，到煽動顛覆，甚至非法經營等等）有多麼不同，但他們在各自領域順民心辦事，代民意發聲，因而獲得民眾很大程度的認可與信賴，贏得了民心，這是他們一致的。
事實上，中國統治集團這種對民心所寄望者的打壓不只是發生於現在而是由來已久。如果說在所謂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集團面臨求生存爭政權奪天下的目標時，曾大肆借用民心、順應民心，那麼到一九四九年奪得政權後，中國就進入了後極權社會，政權就一步步走到了民心的反面，一步步將民心所向，變成了專政對象，出現了誰順民心，誰就成為權力集團敵人的情況。當年關注民生的務實派劉少奇、彭德懷、習仲勳等等被打倒，以及後來致力全面改革的胡耀邦、趙紫陽被廢黜，都是因為他們在一定程度尊重事實而順應民心，結果就成了權力集團革除的對象。當然，一大批為民請命而敢於直言的右派，以及要求反腐推進民主與人權的八九愛國運動參與者，因為反映民心，結果招致權力集團「引蛇出洞」與定性「動亂」的瘋狂鎮壓。
如此歷史與現實的纍纍事實，一再證明著中共權力集團從獲得政權後就一步步脫離民心，進而將順應民心者，無論是權力集團內或權力集團外的人，都等同敵人，實施嚴酷專政。由此可見，敵視民心是中國後極權社會公權力的普遍現實。
與民為敵實質乃公權力蛻化變質
現代文明社會認為，公權力源自公民權利的部分讓渡，公民通過選票授權是權力的唯一合法來源。權力的職責是為公民權利提供保障，維護社會正義與秩序。可見權力來源於民而服務於民，權力必須且只能順應民心，否則就失去合法性，就必為民所拋棄。
然而，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極權社會，統治集團打著解放全人類的旗號，要求國民作出犧牲，卻將獲得的權力變成了滿足私欲的私器。於此，權力失去了服務於民的職分而蛻化成了謀取小集團或個體權力擁有者利益的工具。這種權力由公器蛻化成私器，就是公權力的變質。
變質的公權力自然將天下變成欲取欲奪的獵場，將民眾變成肆意獵取的對象。民眾任何意欲質疑或逃避被獵殺命運的嘗試，都必遭致權力集團的提防與打殺。如此，民意自然就成為了權力集團的敵人。為了將那一切不安心於作獵物的心思意念絞殺於萌芽狀態，為了剷除一切可能聚集民心促成變革的力量，權力集團將任何代表民意，獲得民心的人與事予以鎮壓，就成為一種自然常態。那些民意代表，為民維權者，當然成為權力打壓的對象，於是「民心在哪裡，敵人就在哪裡」，成為了極權的本質特徵。如此，那些林祖戀、郭飛雄、趙常青、信力健乃至趙紫陽、胡耀邦，等等等等，敢於站到民意一邊者，必然遭致權力集團的敵視與鎮壓。就此而論，今天習近平、王岐山所主導的強力反腐，也是順應了民心，那就意味著必將成為權力集團的敵人。如此，只要公權服務於民的本質不能回歸，那麼習與王如同胡與趙一樣被統治集團拋棄乃至鎮壓就絕非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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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號 動向總371期（大陸）王德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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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恐怖乃覆沒前之徵兆


「雷洋事件」不斷出現
繼五月初的雷洋死亡事件發生後，接二連三的普通公民慘死於警察之手，或莫名其妙遭遇警察暴力的事件，則清晰無疑地證明了一個事實，這就是中共國家暴力機關濫用警權的行為，已徹底撕毀了中共「依法治國」的面紗，而普遍的恐怖氛圍，如同暴風雨將至前的漫天烏雲，已籠罩在中國大地上。
京城白領與人大碩士雷洋暴死於警察之手事件，至今沒給公眾一個滿意的解釋，照理說，公安部門應當借此機會整頓一下警察風氣，以便平息一下國內的普遍民憤。殊不知，這種心理期待僅僅只能在國運正常的時候才能得到滿足。君不見，中共政權已陷入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之困境，早已到了「亂世用重典」的緊急狀態。為了提防政權崩潰，就必須在民眾中製造普遍的恐懼，就必須警察國家化，於是，濫用警權、草菅人命的事件，接踵發生。
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左右，安徽合肥公民陳義政因與他人發生口角而被帶入派出所，次日上午十一點，其人死在了派出所的詢問室中。去世時，陳義政戴著手銬和腳鐐，脖子上不僅套著繩子，而且還有明顯勒痕。
六月二十五日晚上，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在青海西寧機場，因發現一件行李漏在了取行李處，便手持機票返身去取行李，結果被機場警察強行將雙手從背後銬死，同時以暴力手段強制帶至西寧機場派出所，並以擾亂機場公共秩序為由通宵審訊，次日二十六日凌晨，又將其送入西寧附近某拘留所拘留，翌日，萬瑪才旦出現頭暈、胸悶、手指發麻等多種不適，警察才於下午將其送往醫院救治。經醫院方檢查，其身上有多處嚴重傷痕及瘀青，很明顯，應是機場警察施用暴力所致。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重慶市渝北區刑警隊幾名民警在該區香語湖小區門口對公民李成燕實施抓捕，被警察暴力毆傷的李被抬上警車送往渝北區刑警隊。下午五點左右，李成燕被送往殯儀館，當晚九點五十分左右，渝北區公安分局雙龍派出所通知其家屬：李成燕「咬舌自盡」。據悉，平素身體健康的李成燕，上有年邁父母，下有十二歲的孩子，其妻還懷有七個月身孕。
從五月七日到六月二十八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從北到南，從東到西，暴虐的中共警察就痛快地做掉了三條無辜人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由於雷洋案發生在首善之區，事發之後，又有中國人民大學往屆校友先後數次發表聯名呼籲書，所以，雷洋案就成為了億萬網民對近期警察濫權表達憤怒的一個突破口。於是，北京警方無可奈何地拋出了昌平民警邢永瑞來平息已在全國各地愈演愈烈的怒火。令當局始料不及的是，邢的妻子為了保住其丈夫身家性命，公開在網上發聲鳴冤叫屈。她認為丈夫是被人用以搪塞輿論而當替罪羊問罪的。邢妻呼籲公眾監督檢察機關依法辦案，還其夫公平。
針對雷洋案的戲劇化轉折，七月二日晚，中共法制日報社高級記者、知名法治時評人陳東升，在其個人微信公眾號「法制洋蔥頭」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如果正義缺席，誰都有可能是下一個雷洋、邢永瑞》的短評。陳文稱，在雷洋案中，雷洋是主角，邢永瑞也是，他們的悲劇證明：如果正義缺席，則邪惡必然橫行，到頭來，誰都無法成為幸運者。
陳東升還在文中向當局發出了善意的警告：「政府、警察本為公共安全而設，但如果公權力經常越權、濫權而危及公民安全，則執政者應順應民心、高度重視，以制度設置對公權力予以規範、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關注雷洋案，與其說人們在為雷洋案的走向和雷洋一家的命運而牽掛、而擔憂，倒不如說人們在為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明天而焦慮、而期盼。因為如果法律和公平正義缺席，誰都有可能是下一個雷洋。」
在當下官民衝突已越過臨界點的節骨眼上，陳東升這篇充滿理性精神的網文，於惶惶不可終日的中共當局看來，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所以，很快就被網管部門果斷屏蔽掉了。坦率到了蠻不講理地步的習近平，當下需要的並非講道理與整治警察隊伍，而是強力維穩與擰緊高壓鍋蓋。出於好死不如賴活的生死抉擇，他必須把屁股坐在警察這一邊，非如此，紫禁城後面的那座山包上的歪脖子樹上，將會再吊死一個末代皇帝。
獨裁者從來就只迷信強權，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斯大林到齊奧塞斯庫，一直到東邊的鄰居金氏王朝，莫不如是。中外歷史向我們顯示，幾乎所有的暴政在覆沒之前，都有一個國家恐怖主義肆虐的過程，今天瀰漫在中國大地上的恐怖陰雲，正是中共政權行將滅亡的前兆。
然而，生活在一個社會控制相對鬆動，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普遍的國家暴力恐怖氣氛，只會激怒越來越絕望的民眾，反正人們的安全感在一個又一個徐純合與雷洋的悲劇事件發生過後已消失殆盡。
連相對安全的中南海都變成了高度危險的地方，平民百姓能指望在哪裡找到安全棲身之地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就在雷洋倒下去不遠的地方，一個名叫金重齊的京籍維權人士，因不堪警方長期跟蹤與騷擾，竟在大白天的公交車站手刃了兩名國保警察。 這個被網民們稱為「楊佳再世」的北京男子，以他的悲壯故事，無情嘲弄了習近平的警察國家與國家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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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號 動向總371期 淄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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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鐵胎死腹中毀習近平面子工程


六月九日，美國的第一條高鐵──從拉斯維加斯到洛杉磯的“西部快線”，宣布終止與中國鐵路國際（美國）公司的合作。 “西部快線”尚未動工，只是美中合作孕育中的一個胎兒，已胎死腹中。
六月九日，美國的第一條高鐵──從拉斯維加斯到洛杉磯的「西部快線」，宣佈終止與中國鐵路國際（美國）公司的合作。「西部快線」尚未動工，只是美中合作孕育中的一個胎兒，這個可憐的胎兒還未成形就胎死腹中。
習近平的面子掛不住了
近些年來，中國國力增強，便向世界急速擴張。其中尤以中國高鐵最為雄心勃勃，擺出了讓全世界的人都坐上中國高鐵的架勢。迄今為止，中國鐵路國際公司與三十多個國家簽訂了興建高鐵的協議書，但有印度、越南、印尼、泰國、墨西哥、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家，在協議書簽訂後向中國高鐵「說不」；還有老撾高鐵開工便停工，新加坡──馬來西亞高鐵懸而未決。不過，任何國家說「不」也沒有美國高鐵「西部快線」終止合作更令中國沮喪和惱怒。任何第三世界國家拒絕中國高鐵都被中國視為不識好歹，唯美國高鐵「西部快線」，不僅是中國高鐵進入美國高鐵市場的一塊敲門磚，更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的「面子工程」，容不得有任何閃失，卻偏偏胎死腹中。
二○一三年六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應奧巴馬總統邀請到加州安納伯格莊園作客，共商建立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其中的一項承諾就是中國要為美國建造第一條全長三百七十公里的高速鐵路「西部快線」。奧巴馬總統是美國少有的高鐵迷，他曾經誓言二十五年內要在美國建成覆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高鐵網，但遭到絕大多數州的拒絕，除了加州之外，所有的州都把聯邦政府撥給的高鐵建設款退回聯邦政府。此時習近平要為美國建高鐵，奧巴馬求之不得。二○一五年六月，中國鐵路國際公司在拉斯維加斯註冊成立中鐵國際（美國）公司，九月與美國「西部快線」公司簽訂組建合資公司的協定。當時習近平即將第二次訪美，中國官方媒體大肆宣揚稱：高鐵「西部快線」是習近平二○一五年訪美的三大成果之一。還說一百五十年前，中國先民來新大陸幫美國修鐵路，為美國經濟突飛猛進、躋身世界強國做出重要貢獻；這次習近平主席把中國高鐵帶給美國，比一百五十年前華工建設美國鐵路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云云。
美國高鐵「西部快線」定於今年九月動工，習近平在美國的面子工程眼看就要開始建造。誰也沒想到「西部快線」的開始突然變成了結束，習近平的面子掛不住了，中國官媒為此一陣狂怒，胡言亂語起來：他們將「西部快線」終止與中鐵國際的合作，歸咎於美國共和黨的破壞，還說「西部快線」的老闆托尼‧馬奈爾二世是個開賭場的，建高鐵是他自不量力。
美國正醞釀新的交通革命
中國的高鐵技術並非中國原創，而是日本和德國高鐵技術的山寨版。拿一個山寨高鐵來美國為習近平建造面子工程，才是有點自不量力。其實，美國並不存在一個「高鐵市場」，美國人習慣並享受駕駛自己的汽車在無所不至的公路上馳騁，或者乘坐方便快捷的飛機旅行。況且美國正醞釀新的交通革命，高鐵在美國人眼中已是落後的交通方式。一項由特斯拉電動車公司執行長馬斯克提出、由美國通用公司和法國國營鐵路局參與投資的超級高鐵計劃，五月十一日在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遠郊的沙漠中開始試驗。按照馬斯克的構想，超級高鐵是一種長途運輸方式，就是將排出空氣形成真空的管道，懸浮在地面上，讓人進入真空管道中，以接近音速的速度旅行，並且不受氣候和地震的影響。馬斯克提議首條超級高鐵建在舊金山與洛杉磯之間，這段路全長約六百五十公里，汽車行駛需要六個小時，普通高鐵行駛三個半小時，超級高鐵只需要三十五分鐘。法國之所以參與投資，是打算未來以超級高鐵取代法國的普通高鐵。超級高鐵也適合貨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與芬蘭赫爾辛基間，以及美國洛杉磯港和瑞士的隧道貨運系統，正在進行超級高鐵的可行性評估。
話又說回來，美國即使存在一個「高鐵市場」，美國人也不會讓中國的山寨高鐵來忽悠美國市場。
那麼，美方為什麼不顧習近平的面子，毅然讓即將開工的「西部快線」胎死腹中呢？原因絕非中國官媒所編造的那麼簡單，也不是「西部快線」所說「美國政府要求高鐵車廂必須在美國製造，中國高鐵公司在得到相關許可上面臨很多困難。」
美中合作工程的生死
一葉知秋。有分析認為：美國也許從高鐵「西部快線」看到，中國的經濟擴張正配合政治的全球擴張，首先要攻陷美國，引起了美國的警覺。美國中文報紙《世界日報》分析「西部快線」合作失敗的原因指出：美中兩國的關係決定了美中合作工程的生死。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美國政府否決了中資收購飛利浦在美國的晶片和車燈公司計劃；二月，中國央企華潤集團公司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因擔心無法通過美國政府審查而被拒；同月，由於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介入，中國紫光收購美國西部數據失敗；五月三十日，美國國防部出面阻止，中聯重科被迫放棄收購美國機械特雷克斯公司；六月一日，在紐約監管機構壓力下，中國安邦撤回收購美國信保人壽的申請。除了上述收購案破局外，有中國軍方背景的華為和中興，都被美國調查和制裁。據報道，美國和伊朗關係正常化後，美方要求伊朗提供中國違反國際禁運制裁的企業名單，伊朗把華為、中興都供了出來，結果不僅中興受美國制裁，被列入禁止出口名單，還影響歐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決策。此外，美國商務部指控中國鋼鐵出口美國的傾銷行為，因而大幅提高關稅，引發中國商務部強烈反彈，貿易摩擦連串發生。
另一方面，中國也對美國企業向中國投資，提高了門檻，擠壓其生存空間。六月在北京舉行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官員敦促中國解除對美國和其他外國企業的不平等關稅政策，允許美國及其他外企在中國公平競爭。美國財政部長盧傑克指出，美國企業甚至懷疑他們在中國究竟是否還受歡迎。
而「西部快線」終止與中國的合作，則是在六月六日到七日舉行的各說各話、一無成果的中美第八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剛剛結束時宣佈，顯然並非時間上的巧合。
美國高鐵「西部快線」胎死腹中，諸多原因的解釋都有根有據，但已無關緊要了。最要緊的是一個結果：毀了習近平的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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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號 動向總371期（美國）程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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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顯現人類良知的呼喚



70多年前，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本月2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計劃參觀日本廣島，他也將成為第一位在任期間訪問廣島的美國總統。
具有歷史意義的奧巴馬廣島之行
「七十一年前，在一個晴空萬里的早晨，死神從天而降，整個世界因此而不再一樣。一道光、一片火毀滅了一座城市，並向世界表明，人類有了可以毀滅自己的手段。」這是五月二十七日奧巴馬總統在日本廣島市中心的和平公園以此為開頭所作的《世界因廣島而改變》的演講。
五月底，趁參加在三重縣伊勢志摩舉行的七國峰會，奧巴馬總統隨後訪問了廣島，並發表了這篇長達十七分鐘的舉世矚目的演說。他呼籲人類應該以這個飽受核武之難的地方為起點，讓人類用自己的手來互相殘殺、從而毀滅人類自身的愚蠢之舉畫上休止符，攜起手來創造一個和平無核的世界。
從核武競爭走向無核世界，從羅斯福走到奧巴馬，中間有漫長的七十年。
第二次大戰末期，美國為了盡快終結這場戰爭，敦促日本放下武器，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和死亡，在廣島和長崎投放了人類用自己的智慧製造的最有殺傷力、也是威懾力最大的武器。這兩個原子彈奪去了二十四萬的生命，其中不僅有日本人，也包括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朝鮮人和韓國人。七十多個春秋過去了，至今還有無辜民眾在深受核輻射後遺症的折磨。
七十一年前的那一道光、那一片火之後，一個民族的囂張被徹底壓服，而另一個民族由此稱強，擔當起了世界的警察，維護起世界的秩序。輸贏暫且不論，其實那原子彈更在人類自身的體膚上劃開了一道無邊的傷口。民族與民族雖然在同一個地球上生活，卻無時不在虎視眈眈。
正義與寬恕才能鏈接和平
二十五年前，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五十周年時，美國國內對此次投放原子彈的否定或者批判還屬禁區。但是，如今高中教科書已經由清一色強調正當性的論調漸發生變化，開始從多角度介紹無辜受害者了。美國的民意調查也由一九四五年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認為投放原子彈是正當防衛，到去年已下降為百分之五十六。同樣，根據去年日本的民意調查，對投放原子彈至今仇恨的僅百分之二十三，不再仇恨已佔百分之五十四（見《讀賣新聞》和「廣島大學和平科學研究中心」的共同調查）。
並非時間洗淡了仇恨，而是人類的大樹上也逐漸長出了理智的正義的萌芽：寬恕才能與和平鏈接。
促成這次奧巴馬總統訪問廣島的前因是此前一個月克里國務卿與七國外長的廣島之行，就是這位國務卿在參觀了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中的一幕幕慘劇才下了決心的。比如，原子彈投下後的第三天，一位母親發現了兒子的遺體，那孩子還緊緊抱著一個焦黑了的飯盒不放，飯盒裡殘留著沒吃完的剩飯。回國後，克里促成了奧巴馬總統這次的訪問。
日本共同通訊社在奧巴馬總統訪問和演說的第二天進行民意調查：贊成，百分之九十八；對演講表示滿意，百分之九十二。
演說中雖然沒有出現道歉之詞，卻超越了道歉，超越了恩仇，讓兩國國民由此得到了互相的諒解和理解，字裡行間充滿了反省。反省那場死了三千萬人的戰爭，更反省人類自古以來只顧自己，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的自私行為。
直面自身的過錯需要勇氣和胸襟，而唯有敢於直面過錯的民族才會走向未來。不忘廣島，不忘歷史，並不是為了進一步的相互仇視，而是為了反省和和解。所以，奧巴馬總統的此次廣島之行，意義重大。
奧巴馬可不是一個只講文攻武衛，更不是靠撒錢釣來爛貨。倡導一個無核的世界是他一貫的信念和哲學，在當上總統之後不久他就主張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向伊斯蘭世界伸出友善之手而非以武力相伴，還和核大國俄羅斯簽署削減核武器的《布拉格條約》，由此獲得了二○○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無核世界是人類的共同夢想
很遺憾，奧巴馬總統在任期間削減核武器並未有明顯的進展，也許在他有生之年也很難實現。
想起了馬丁‧路德‧金，一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為民權、為消除對黑人的歧視而獻出了生命的人。他曾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要求通過新的民權法，給黑人以平等的權利，改變歧視黑人的現狀，為此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此後被刺殺時年僅三十九歲。
消除歧視，人生來就平等──當年金牧師的夢想被世人當作了空想，而正是由他的不懈努力，如今平等不僅成了現實，而且正在走向新的台階。
奧巴馬來廣島，跨越了民族間恩恩怨怨的籬笆，顯示出一個具有大國風範青史留名的偉大總統，令人想起了當年馬丁‧路德‧金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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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號 爭鳴 總465期（日本）老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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