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貫作風是操縱媒體，宣傳自己，隱惡揚賤。
公開提起天安門事件會觸動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公開討論六四會有危險，一般人都不敢玩命，以致很多跟這名女職員年齡相當的人聽到六月四日傍晚在天安門實際發生的事情時，通常都不敢置信。當局已經有效清除這個事件，對事件了解有限的年輕人甚至贊成政府採取的取締行動。《成都晚報》的女職員幾乎對天安門事件一無所知，但這只部分反映了中國媒體受國家嚴格並有效掌控的事實。因為如此，十幾億中國人不只不知道自己國家的過去，甚至對中國以外的世界認知扭曲。
到《成都晚報》登廣告的男子也試了城裡另外兩家報社。但兩家報仕的職員起了疑心，打電話請示上級並得到予以拒絕的指示。沒有媒體報導該名男子是否被捕。《成都晚報》刊出廣告後，副總編輯和其他兩名編輯遭到解雇。
這個事件除了顯示中共對討論中國當代史之真相的恐懼幾近病態以外，也揭露今日中國媒體內部利用重重的謊言、真假難辨的輔導和錯誤的消息編織了一個超級大網，這個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光是中國媒體的規模，就對宣傳黨的政令相當有利。到二零零六年為止，中國境內有九千四百六十八種全國發行的期刊，每天、每週、每月印行的刊物加起來有二十五億份，另有一千九百三十八種報紙，印行量多達四百二十四億五千二百萬份。之所以有這麼多報紙，原因之一是過去政府會強迫人民訂報。這種制度直到二零零三年才逐漸廢除。當時政府關閉了六百七十餘家報社，因為它們「對社會或經濟並無幫助，也可減輕農民和民間企業的財務負擔。」這些報社共收十八億元的訂報費，砍掉這些報社，就少印了十五億四千萬份報紙。
舉個例子，四川省某貧窮村落的鄉黨委書記朱玉龍就說，他的辦公室每年都訂二十份報紙和雜誌，一年要花十五萬元。可是他辦公室的行政預算總共才三萬元，他說「每年傳媒銷售代表來訪我就頭痛。要我從哪裡吐出錢？可是如果拒絕，他們就會一直跟著我，這些人都是政府機關的代表。」
《上海消防》是上海關閉的雜誌社之一，由上海消防局發行。過去消防局強迫上海某大型物業管理公司一個月訂二十本月刊。這家公司的某經理說，「這本雜誌提供了一些預防火災的有用資訊，可是另外十九本都沒人看，錢都白白浪費掉了。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們只會訂一本。」
取消強迫訂閱的制度之後，國營媒體還報導報業日漸「對市場敏感」。換句話說，現在即使對黨來說，獲利也比宣傳社會主義的福音更加重要。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認為，這一次的新聞改革將「幫助媒體更有效地監督政府、維護社會正義，這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改革目標。」但喻國明的這段評語基本上毫無意義，看媒體的其他報導就很清楚。二零零四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某官員談到相關的媒體改革，他說「不管怎麼推動改革，黨對新聞媒體、幹部和大眾媒體及媒體資源的「指導角色」，絕不會改變。」
北京口口聲聲說要「改革」媒體，但有個原則非常清楚：黨會絕對控制新聞媒體的刊載內容。控制中國大量報章雜誌是十分浩大的官僚作業，要花費數百萬元和數千萬工時。中國有很嚴密的監控系統，政府在最局位置經由層層而下的組織監督新聞業者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這個系統嚴格又有效力，因此新聞業者日漸養成自我監督的習慣。
電視也受嚴格管控。中央電視台是「政府的傳聲筒」，其晚間新聞約有一億四千萬人收看，節目安排千篇一律，都以地位由高而低的高級幹部的政治活動為主。新聞主播也一板一眼，很少像自由社會的新聞播報員一樣幽默風趣。因為節目形式不容更改，新聞部的六個主播近十年都沒換過。二零零六年底，央視末先預告就啟用兩名新主播李梓萌和康輝，呈現較輕鬆的播報方式。雖然報導的內容跟以往一模一樣，但他們親切的態度激起了較多的網路討論。
末先預告人員調動的作法也可見中共對人民的態度：人民只是消極接受的容器，黨認為什麼適合他們，他們就該接受。舉個例子，二零零三年中國第一次把太空人送上太空，這在其他國家應該是舉國歡慶的大事，但中國卻未實況轉播。二零零五年第二次發射太空船雖然實況轉播，卻在前一天才公佈消息，而且確切的發射時間在發射前幾分鐘才公佈。
要是越出黨「認定的界線」，該新聞就會面臨立即而殘酷的處罰。中國入獄的報章記者比世界其他國家都多。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對媒體的控管甚至比前主席江澤民更徹底。
中國相對來說較敢言的雜誌之一《冰點》二零零六年被迫停刊，因為有篇文章暗指中國教科書未說出中國全部的歷史真相。作者袁偉時大膽批評的還不是教科書上歌頌的共產黨「功業」，而是書中呈現的中國末代王朝清朝。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袁的文章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北京政府總是快速撻伐日本教科書扭曲歷史，但卻不以同樣的標準要求自己，往往刻意刪掉「負面內容」，重構歷史。
《冰點》後來又獲准復刊，但撤掉了前衛敢言的編輯李大同和盧躍剛。兩人在日後發表的聲明上問：「人民要的是什麼？」根據亞洲自由電台的報導：「是憲法賦予的新聞、言論自由，是對自己生存環境有價值的信息，是對人間不公的調查和披露，是對強勢集團的遏制和對弱勢人群的扶助，是對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深刻思考。」亞洲自由電台還引用另一名敢言的中國律師及人權鬥士浦志強的話，「我想問題在於宣傳部違反了中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種作法肯定是違憲。」
在「黨指導報章」的原則下，中國媒體不准報導《冰點》停刊的相關新聞。李盧兩人被貶到新聞研究所，李對主張新聞自由的「保護記者委員會」說，這是個「給老人和小孩待的地方」。但這兩個勇敢的人總算躲過了入獄或更悽慘的遭遇，很多想做好新聞工作的記者都逃不過這種命運。
再看看另一個例子。記者蘭成長二零零七年初到山西省調查某非法煤礦，遭礦坑人員毆打致死。地方官說他沒有得到正式許可，所以沒有採訪資格。後來又有人指控蘭成長以刊登不利礦場的文章為要脅敲詐礦主。最後礦主侯振潤被判無期徒刑，其他涉案人被判五到十五年徒刑。另外侯也要付蘭的家屬約五萬美元的賠償金。
二零零五年底，浙江省台州市的記者吳湘湖寫了篇批評警察對電動摩托車亂收費的文章，引起台州公安部底下的椒江交警大隊隊長李小國不滿，要求更正文章、懲戒記者。李甚至攻擊吳，隨後叫來三十多名警察，強把吳從五樓辦公室拖進警車。中國媒體雖然報導了大致過程以及李小國遭停職的消息，卻沒提吳兩年前才動過肝臟移植手術，由於不堪毆打終究身亡。
另外，《紐約時報》研究員趙岩被控「洩露國家機密」並入獄三年。他犯了什麼罪？據說《紐約時報》猜測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將在二零零四年九月退休，就是他洩的「密」。但後來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無法成立，一個原因是《紐約時報》否認趙岩提供消息。儘管如此，二零零六年八月趙仍因被控先前在北京某報社工作期間涉嫌詐財而判刑三年，在這之前他已在獄中等候判決兩年。中國媒體後來再也沒提起《紐約時報》那篇江澤民將退休的報導，反正找到罪名他們就滿足了。趙岩二零零七年九月服滿三年徒刑出獄，沒有減刑〈儘管判決前他就坐了兩年牢〉。
二零零五年四月，新加坡《海峽時報》的中國記者程翔因間諜罪被捕，隔年被判刑五年。據說調查證實他出賣中國的政軍機密給台灣人。他的太太和雇主都否認，他被捕一事也引起國際抗議。他在二零零八年二月假釋出獄，但之前已經坐了將近三年牢。程翔出獄之際，呂耿松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四年。他犯了什麼錯？撰文揭發中國大規模的貪瀆事件。
鼓吹新聞自由的團體「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二零零七年初中國就拘禁了三十一名記者，「新聞編輯固定會收到一張禁止報導的題材單，也許是農民示威、失業人口或藏人的新聞。什麼都逃不過審查，因此編輯室籠罩著一種惶惶不安的氣氛。」他們還說，「一連串紀念日正在籌備期間，包括毛澤東逝世三十週年和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新聞出版總署在七月提出警告：『新聞出版是意識型態教育的重要工具，嚴控新聞製作才能維護國家安全。』「嚴控新聞製作」這種說法好像新聞是在工廠裡生產的產品，可以任意調整其大小、色彩、內容和包裝，而大眾就好像別無選擇接受了某項商品，只能狼吞虎嚥接受，不能有疑問。
二零零六年中國公佈新法，禁止海外通訊社發送中國的新聞，規定只有中共控管的新華社有此權利。中國媒體聲明，「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應當經由新華通訊社批准，並由新華通訊社指定的機構代理。」新法還規定，「外國通訊社不得在中國境內直接發展新聞信息訂戶。國內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新聞信息，應當與新華通訊社指定的機構簽訂訂用協議，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訂用、編譯和刊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信息。」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這是為了規範外國通訊社在中國發佈信息和國內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信息，促進新聞信息「健康」有序的傳播，保護外國通訊社和國內用戶的合法權益。」秦也說了官員常說的謊：「中國是個開放的社會。」
中國也以其他方式操控外國對中國的報導。二零零七年，中國環境保護部企圖打壓世界銀行進行的中國污染死亡人數調查報告，儘管這份報告其實是跟中國政府機關協力完成的。只不過北京對結果不滿意-----報告指出一年因污染死亡的人數有七十五萬－－最後還是將此數字從報告中拿掉。環保總局副局長周建表示，「我認為世界銀行的報告缺乏準確的科學基礎，不管它說中國有多少人死於污染都一樣。」然而，世界銀行說這份報告的最後版本要再商議，而較早的版本「沒有納入一些仍在討論中的議題。」
中國人民多半都知道媒體受政府箝制，但很少人察覺政府的箝制多麼徹底。中國人嗜喜閱讀，週末走進任何一家書店，都會看見好多人在挑書、讀書、買書。可惜書市跟報章雜誌一樣受到嚴格控管，近代史方面的書籍尤其是。二零零七年初，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禁止八本書上市，包括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和胡發雲的《如焉@SARS.com》。章的前幾本書也遭禁，因為書中提到中共想從歷史上抹除的政治運動，不過她本人說她並未接獲最近一本書遭禁的原因。胡的書也許是比較明顯的查禁目標，因為只要提到二零零三年在中國爆發、北京卻隱瞞的呼吸道疾病SARS，就會引來高度注意。
中共隱瞞SARS疫情，導致疾病蔓延全球，造成本可避免的人員死亡，但他們還是沒有學到教訓－－或者根本不在乎。二零零八年中國高官又掩蓋毒奶粉的新聞。這些奶粉摻雜了三聚氰胺，此化合物可於奶粉送檢時提高其蛋白質含量。但三聚氰胺一般用來製作塑料，吃了會引起腎結石，前後至少造成四名兒童死亡，五萬餘人住院。毒奶粉事件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底爆發，但中共隨即封鎖消息，因為擔心同年八月的北京奧運受影響。痛苦和死亡就跟SARS一樣，對中共來說比不上形象來得重要。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事發好幾個月後，北京才承認「實際」受害人數將近三十萬人。
近幾年網路在中國快速普及，一部分是因為人民厭倦了單調刻板且受政府管控的官方新聞。不過大多數人還是仰賴國家控制的線上媒體，不會往外尋求其他聲音。即使是有中國的英文媒體會發出負面新聞〈較符合事實〉，但主要是給外國人看的，目的在營造自由媒體的假象。以英文報導的新聞可能無法以中文面貌出現。不過中共在各級學校推廣英文，說不定會打造一批在英文媒體中尋求另類意見的年輕族群。
現在全球媒體幾乎每天都會出現中國的新聞，中共就想把本國的媒體政策延伸到世界舞台上。政要頻頻亮相、不斷發送中國經濟發展的相關新聞，再把自己營造成受害者以贏得國際同情等手法，都成了更全面「嚴控新聞製作」的策略。現在，中共甚至批評某些國際媒體報導的國內或國際事件，認為這些報導傷了「中國人的感情」。
二零零七年六月，布希總統出席紀念約一億名共產政權受害者的紀念碑落成典禮，秦剛以中國官員越來越常見的教訓口吻說，「美國一些政治勢力出於『冷戰』思維和政治需要，挑動意識型態、社會制度對立。」他還說，「中方要求美方放棄「冷戰」思維和以意識型態劃線的錯誤作法，停止干涉別國『內政』。」所有政治制度或戰爭造成的死傷不都同樣值得紀念嗎？在中共眼裡可不是，對他們來說黨的指示比事實更重要。
中共當局要費很大功夫才能守住它脆弱的遮幕，畢竟電子媒體越來越遮不住表象，甚至已呈半透明狀態，使人民得以「看穿」國營媒體，望見國際媒體的開放窗口。可惜中國人民接收了數十年的假新聞，短時間內不會了解持「相反立場」的國際媒體不會傷害中國，反而會提高他們尋覓國際對策及解決全球問題的機會。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六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