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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6日 星期六

中共網路攻擊減少？ 數字背後的故事


FireEye分析師觀察發現，中共駭客攻擊活動量減少。但是很多人懷疑，中共可能重新精簡了網路間諜的目標，更加精確而又有針對性的侵入和竊取。（Getty Images）
新美國學會會士馬語琴（Mara Hvistendahl）近日發表評論文章稱，一些調查顯示美國遭受中共的商業間諜攻擊有所減少，但實際情況可能更複雜。很多人認為，中共可能重新精簡了網路間諜的目標，從之前的「吸塵式」間諜轉為現在的更加精確而又有針對性的侵入和竊取。
編譯／李清怡
6月，網路安全公司FireEye發布了一份報告，描述自2013年初以來，來自中國的商業網路攻擊次數明顯減少，從2014年中開始，FireEye分析師觀察發現，駭客攻擊活動量減少。
奧巴馬與習近平於2015年9月簽署了一項協議，抑制網路攻擊盜取知識產權的行為。
對於奧巴馬政府官員來說，這種跡象也許可以證明：同時使用胡蘿蔔與大棒政策應對中共對知識產權的盜竊行為是可行的。
懷疑論者比比皆是
據觀察發現，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次數的確有所減少，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其中有一個具有挑釁的說法，他們質疑：中共政府花費大量力氣竊取信息，從美國戰鬥機計畫到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的2200萬份資料。或者說，中共較少投入商業間諜。
但是，如果這個理論成立的話，中共61398部隊進行的針對商業的攻擊行為就可能是解釋不清的謎團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網路間諜分析師發現了一個令人好奇的變化。多年來，FireEye分析師持續記錄了中共對美國、日本和歐洲客戶的攻擊次數。2013年9月，攻擊次數達到高峰，每月超過70次；2015年9月初，奧巴馬和習近平簽署協議之前，減少至每月10次，這種巧合看上去只是中共網攻大轉變的註腳。
從「吸塵式」間諜轉向針對性攻擊
事實上，眾所周知，長期以來，中共駭客的方法和使用的手段是鬆散和分散行動的。網路安全專家曾驚訝地發現，幾個中共駭客團體同時集中針對同一個目標。2013年關於61398部隊（或APT1）的報告中顯示，駭客們使用的是中共軍隊的駭客設施，在中共的防火長城之外進入他們的私人臉書和推特帳戶。
東西方研究所（EastWest Institute）研究員、《中國網路政策》（Cyber Policy in China）一書作者Greg Austin表示，中共這些團體只是減弱了噪音，可能重新精簡了網路間諜的目標，更加精確而又有針對性的侵入和竊取。如風靡的太陽能板，駭客不僅收集價格信息，也一併收集設計規格。但是，如果中共駭客轉向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網攻，則商業網路攻擊隨之減少。
上述解釋可以幫助回答很多謎團。長期以來，北京政府鼓勵收購外國技術，而IP地址被盜取在中國公司屢見不鮮。中共政府沒有主要的情報盟友，卻有一系列重要的情報要收集，包括監督異議人士、跟進南海爭端、跟蹤西藏和新疆的活動人士等等。我們也不知道，這些中共政府支持的駭客所竊取的數據將會如何系統地傳遞。
儘管中共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關係密切，但是，哪家公司可以得到政府竊取來的商業機密，則不得而知。拿61398部隊起訴案為例，這份指控顯示，駭客隨即將那些竊取的文件轉給了某家中國公司或者是向美國出口太陽能產品的中國公司。
中共網攻 事關美公司和國家安全
曾任美國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副部長、美國駐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使的Ken Blackwell，近日在美國《國會山莊報》（The Hill）發表文章，中共創建了一個由成千上萬人組成的網路駭客大軍，掌握技術的軍人從各個行業、科技或國防領域相關的公司竊取知識產權。
中共再用這些駭客盜取來的知識產權，生產出雷同的產品。更糟糕的是，中共還將這些產品傾銷至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市場，其產品的價格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競爭。最近美國鋼鐵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美國鋼鐵公司投資幾百萬美元研發出新型、輕便而堅固的鋼鐵產品，中共駭客進入美國公司竊取研發成果，生產這種輕便而超級堅固的鋼鐵產品且向全世界以超低的、無可競爭的價格出售。
更過分的是，鋼鐵在中國，卻冠以在他國生產的標籤，然後，將這些鋼鐵產品通過他國傾銷至美國，這麼做可以躲避國際貿易法關於多少外國鋼鐵產品能夠進入美國的規定。
不僅僅是鋼鐵行業在抵擋來自中共的巨大網路戰和明目張膽的貿易違規。CNN近日報導，中共已經駭進美國銀行業的心臟——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西屋電氣、阿勒格尼（Allegheny）技術公司以及光伏企業（SolarWorld）都遭受駭客攻擊。工程技術、製造業、芯片設計、電信通信以及藥品行業的公司也都在處理網路攻擊和智慧財產被盜事件。
美國司法部將中共的駭客攻擊描述為「龐大的大腦搶劫」（Great Brain Robbery），最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出具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公司的潛在損失高達3000億美元。而這一數字還不包括因品牌價值所遭受的損失以及為IP安全而增加的幾百萬美元成本。
來源轉自：
【第506期201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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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立法會選舉幾個突破


參選人填寫「確認書」，以此阻止把「港獨」作為參選的政綱。
今年九月四日舉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在揭曉後可以說，出現了香港選舉史上沒有出現過的一些突破。
非建制碎片化當局使用茅招
第一，非建制派參選組織之多打破紀錄。除了老泛民政黨，新的有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熱普城（其中的普羅書苑黃毓民是原先泛民激進派的議員）、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黨、小麗教室等等，因此被喻為「碎片化」。到正式報名後，本土前與香港民族黨參選人被取消資格無人參選。建制派在中聯辦指揮下，就是原先那幾個政黨。
第二，第一次要參選人填寫「確認書」，以此阻止把「港獨」作為參選的政綱。這是香港選舉史上第一次，但是不但這個舉措沒有法律依據，最後由什麼機構或什麼人有權決定哪些人不可以參選也沒有規定。最後由不同選區的選舉主任出面確定六位不得參選。然而被禁止的，有的已經簽下確認書應承不提出港獨主張仍然被禁止參選，例如本土前的魅力領袖梁天琦；而更多人沒有簽下確認書一樣可以參選，包括主張港獨的人在內，可見要簽確認書只是封殺幾個特定參選人的茅招，至於其背後黑幕應該進行追究。
第三，這次投票率達到百分之五十八，創歷史新高，顯然選民是受了某種刺激而出來投票。由於選舉結果是非建制派的席位有所增加，可見刺激他們的當然就是建制派及其背後的中國主子，也就是梁振英的強硬統治，以及中聯辦公然插手香港內部事務，踩到了香港民眾的紅線，逼使他們出來投下神聖的一票。
第四，上一屆立法會議員，由普選與功能界別選出的非建制派議員是二十七席，這次是二十九席，增加了兩席，功能界別還有一位既非泛民，也非港獨、自決、本土的第三勢力，然而傾向非建制派的議員，因此也可以說非建制派擁有三十席。這也是史上最多的一次。
本土年輕上位中產投票反梁
第五，雖然由選舉主任出面，剝奪了被指為「港獨」的六位參選人，但是作為港獨於主張自決、本土的參選人，也恰好有六名當選。這是冥冥之中的反作用力。他們不但創下最年輕的二十三歲（羅冠聰）與二十五歲（游蕙禎）的紀錄，也創下港獨、自決派、激進本土派進入立法會的紀錄。
第六，投票時間之長創下紀錄。因為有些選民等候配票的資訊而延遲到下午與晚上去投票，加上工作人員放慢手腳，以致投票站排長龍，尤其在太古城中產階級聚集地，原先兩個投票站改為一個，生活優裕的中產階級厭惡排隊，就可能回家睡覺而不投票了，這樣可以減少不滿梁振英的票數。然而那晚太古城的中產居民不睡覺也要投票，導致原本十點半結束的投票延遲到凌晨兩點五十七分才結束。
第七，泛民的世代交替創下紀錄，其中最顯著的是民主黨。現任主席劉慧卿退下為林卓廷抬轎，前任主席何俊仁也退下為尹兆堅抬轎；港島區與超級選區也分別由許智峰與鄺俊宇兩位年輕的區議員出戰，結果都取得成功，因此民主黨成為非建制派的第一大黨。 第八，選舉中發生的弊案也是前所未見之多。最明顯的是一個叫做傳真社的機構，在全港五百七十一個票站收集九十六個票站的資料，五個票站總共多出八百三十一票。這些票站與投票人數約佔總數六分之一，因此多出來的可疑票數大約有五千多張。
中共代理人打擊「青年新政」
最後一個被突破的紀錄，是中共利用選舉大演內鬥戲碼。中共一向對黨內的權力鬥爭諱莫如深，對境外媒體的報道，大致不予理睬，因為難以解釋。但是有時會突然咆哮，發動大批判，例如圍剿某些刊物或個人，尤其對揭發他們財產的外國媒體，後來發展到綁架出版社與書店人員。但是絕不會透露與黨內鬥爭有關的事項，因為「團結對敵」是中共鐵的紀律。
這次卻破例了。選前的八月上旬，總部設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發出題為《北京涉港機構亟待整肅重組》的分析報道，炮轟香港中聯辦逾越聯絡部門職能，自視為中央治港化身，造成港人對北京不滿。多維老闆是港商于品海，被視為親習近平人馬，能發表這種新聞，自然是北京有人點頭，否則哪敢太歲頭上動土？這就把港澳辦與中聯辦的矛盾公諸於世。發展到後來，中資控制的《成報》居然公開指名道姓向中聯辦與梁振英開火，然後引發香港黨報的反擊，指《成報》老闆是通緝犯。中共內部如此公開指名道姓駁火實屬罕見。
到九月三日投票前一天，《成報》更以頭版整版的大標題《中聯辦梁振英禍港捧青年新政扮港獨》，報道他們如何利用劉迺強炮製青年新政這個傘後參政團體。劉迺強是一九八○年代初民主派論政團體匯點的創始人，匯點後來與港同盟合併成為今天的民主黨。但是劉迺強因為強烈的民族主義而與他們分手營商，被中共青睞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問題就在於，《成報》為何要拋出黨內機密把負有分化非建制派特殊使命的劉迺強拋出，而青年新政是真港獨還是假港獨？
利用中共矛盾 不可存有幻想
這以前的七月，法庭審理去年區議會選舉的舞弊案，一位姓鄭的網站主持人自稱奉某中資之命聯絡青年新政粱頌恆等，給錢他們，認同他們宣傳本土路線，卻選定某幾個參選區域，旨在分掉非建制派的票，後被青年新政的人偷錄揭發。
中共內鬥，讓一些香港人認為北京有反梁振英的「開明派」，從而也可以把票投給建制派。這種想法顯然是錯的，如果北京有真正的開明派，中聯辦如此踐踏一國兩制，就應該拔除他們。沒有拔除，就是希望他們狠狠地扼殺香港的自由與法治。
對中共內部鬥爭，非建制派應該充分利用他們的矛盾，擴展抗爭的空間，也不要忘記揭露他們的本質，不能讓香港民眾對中共存有幻想。
香港政情未來會怎樣發展？有一批新人問政，自然會有新的思維與新的問政方式。然而目前立法會的結構性缺陷，例如功能界別的設置，非建制派始終無法取得多數，遑論進行根本性改革，所以不能忘記與街頭抗爭的結合，甚至採取一些有效手法給當政者較大的壓力，力求有些微的進步。
來源轉自：
【2016年10月號 爭鳴 總468期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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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默認在加拿大毒品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中共政府同意跟加拿大皇家騎警合作，打擊非法芬太尼流入加拿大。這等於默認了中國龐大的制毒行業對加拿大人吸毒的致命影響。 (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記者秦雨霏／報導】
中共公安部和加拿大皇家騎警週四（11月24日）宣布，雙方同意共同打擊非法芬太尼流入加拿大。學者認為，這等於默認了中國龐大的製毒行業對加拿大人吸毒的致命影響。
《環球郵報》報導說，兩個執法機構將在下週正式啟動聯合調查。
卑詩省是毒品危機最嚴重的省份。但是官員們謹慎指出，情況不會一夜改觀。
《環球郵報》今年早先的調查揭示了，芬太尼是如何在中國製造，以及如何輕鬆的流入加拿大。
毒品可以在網上訂購，它的高強度允許人們通過普通郵件投遞。
中國製毒行業幫助促進了加拿大芬太尼地下交易的猖獗發展。芬太尼是一種比嗎啡效力強一百倍的毒品。
渥太華上週召開了首次全國鴉片峰會。卑詩省衛生廳長特里•雷克敦促聯邦政府跟中共當局合作，切斷非法芬太尼流入加拿大的途徑。
衛生部長簡•費波特在峰會上承認，卑詩省正面臨著一場加拿大人吸毒斃命數量以驚人速度上升的危機。在卑詩省，今年迄今至少有622人死於毒品過量。60%的死者身上檢測到了芬太尼。
費波特說，她正在跟公共安全部、司法部和外交部的同事合作，以「扭轉局勢」。她週四告訴記者，她很高興地看到，中、加高級執法官員之間舉行討論，「不僅僅是為了解決非法芬太尼和其它類似產品的流入，而且是為了能夠切實採取措施，從源頭杜絕這種產品。」
皇家騎警發布聲明說，皇家騎警總監鮑勃•鮑爾森和中共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同意「加強協調執法行動，破壞芬太尼和合成鴉片的供應」。
皇家騎警全國毒品協調員呂克•齊康尼說，北京當局的參與將對加拿大提供巨大幫助。
他說，跟中共合作的挑戰之一是，芬太尼在中國吸毒者當中沒有很大的市場，這意味著中共當局可能沒有太大動力控制芬太尼的非法交易。
齊康尼說，「現在，兩國政府終於達成合作協議。」
參議員弗農•懷特說，他希望該協議能轉化為行動。
他說，中共曾經跟其它國家也達成合作協議，但是未能將談話轉變為行動。比如澳大利亞仍然有從中國流入的冰毒前體。
卑詩省公共安全廳廳長麥克•莫里斯說，週四的宣布「對我們解決卑詩省和整個加拿大的芬太尼危機將是非常關鍵的」。他說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共也開始將芬太尼前體列為管制品。
當被問及他認為中、加協議將多快看到成果的時候，莫里斯說：「基於我先前在皇家騎警工作的經驗，我認為這是很大的一步，但是它是跨國境的，它是跨海洋的，因此我不知道，我們可以多快看到切實的結果。」
莫里斯也說，很難預測流入加拿大的芬太尼能夠減少多少。
西蒙•弗雷澤大學犯罪學教授羅伯特•戈登說，毫無疑問有大量的芬太尼已經從中國流入加拿大。
他說，直到現在，中共當局方面很少做出努力，制止這股毒品的流動。
戈登說，週四的協議表明，中共承認中國製造的芬太尼對加拿大產生了影響。 「很難否認這一點。我敢肯定，中共政府對此感到尷尬……這等於承認了他們是這種合成毒品的一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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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6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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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暴行


『四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感到所擊處的，五臟六腑，渾身肌肉像自顧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當痛性的滿地打滾，當王姓頭目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 我向他求饒過。』
難以置信的真相
四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感到所擊之處，五臟六腑、渾身肌肉像自顧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當王姓頭目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我的求饒換來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瘋狂的折磨。....「你丫的不是說共產黨用酷刑嗎，這回讓你丫的全見識一遍。對法輪功酷刑折磨，不錯，一點都不假，我們對付你的這十二套就從法輪功那兒練過來的，實話給你說，爺我也不怕你再寫，你能活著出去的可能性沒有啦！把你弄死，讓你丫的屍體都找不著。」...不知何時，有人在我頭上、臉上撒了尿。三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毫無尊嚴地滿地打滾。十幾分鐘後，我渾身痙攣抖動得無法停下來。....接著，我被架著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在那裡，人類的語言，人類的感情沒有了絲毫力量。
這是高智晟律師在他的《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所描述自己所受酷刑的一個片段。此前他對法輪功學員所遭受迫害的情況作了大量的調查，並以致中共領導人公開信的方式公佈於世。他是最早、也最勇敢地揭露中共當局迫害法輪功的少數幾人之一。說實話，我幾次沒有讀完就放棄，幾次想要接著讀卻不敢。我多麼希望那不是真的，但那的確是真的。人承受苦難的能力是有限的，正如T·S·艾略特所說，「人類無法承受太多的真實」。
為了報復法輪功，為了讓他們放棄信仰，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和折磨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從中共最高黨魁的指令，到下面執行者的「寧左勿右」、「兇殘比賽」，十五年來，法輪功學員遭遇了一場巨大的人權災難。「六一○」和其他工作人員打死法輪功學員，不會受到法律追究，這成了一條不明文的規則。而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任意綁架和關押，更不會受到什麼約束和處罰。這一正在進行的反人類暴行，完全出自政府的命令、策劃和指揮。據明慧網統計，從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一六年九月，共有四千零三十名法輪功學員慘遭迫害致死，被害者平均年齡五十四歲，東北三省和河北省迫害致死的法輪功信眾都超過四百五十人。從大量不忍卒讀的虐殺細節來看，完全可以和奧斯威辛相比。二○○七年，加拿大前亞太國務卿、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兩人進行獨立調查，結論是「曾經發生，且至今仍然繼續存在，對非自願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大量器官摘取」，並以「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形容；且從取得的證據顯示，這種器官摘取在中國許多省份都在同時發生著。
沉默是助紂為虐
我不打算在這裡重新描述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慘絕人寰的折磨，在這個互聯網時代，想找到這些信息易如反掌。但比這些屠殺、暴行和酷刑細節讓我更震驚的，卻是世人可怕的沉默！
在中國，人們對法輪功問題閉口不談，好像完全沒有存在過一樣。在互聯網上搜索不到法輪功的任何消息，在微博、微信上，幾乎沒有這個話題的任何討論。記者絕不會花一秒鐘去考慮採寫關於法輪功的新聞，無論綁架一百人還是弄死一百人，知識份子和作家不會以此題材進行寫作，學者絕不會去做相關的學術研究。絕大多數律師對法輪功案件避之唯恐不及，有些自稱的「死磕律師」也拒絕代理法輪功案件。甚至一些民主人士、異議人士、人權工作者也從不提及法輪功問題，好像這不是一個和人權有關的問題。 在國外，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主流媒體不願意報道法輪功的新聞；政客不談、作家不寫、學者不研究，甚至相當多的人權機構也不願意談及法輪功。他們不知道真相？
問題也許不是無法知道，而是人們不想知道。一九九九年全中國展開對法輪功的瘋狂鎮壓，開啟全部宣傳機器、輿論機器，對法輪功進行大批判和妖魔化：自焚、得病不吃藥、圍攻中南海等等。在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幾乎到了人人過關的程度。我記得當年我在北大讀博士，每人都要寫一份對法輪功的書面認識交上去。我、許志永和另一位北大博士還被安排參加一個座談會，北京很多所高校和文藝界人士都有代表參加，坐在我前排的正是姜昆。整個會場只有我和許志永批評政府的做法違反法治，但沒有人搭茬兒。
即使中國的GFW（Great Firewall of China，意指中共的網絡封鎖）對法輪功信息進行了最嚴密的封鎖，但法輪功組織發明了使用方便的各種翻牆軟件，會翻牆的人不可能接觸不到這些信息。審查網絡的網管員們會被告知「法輪功、李洪志、活摘器官」是敏感詞，律師們會被告知法輪功案件是敏感案件。其實不用這些告知，人們「自然」會知道這是言論禁區。根據「沉默的螺旋」理論，每個人都有一種類似「第六感」的「准統計器官」（quasi-statistical organ），不用民意測驗，人們也能知道什麼是壓倒性的主流民意。人們害怕被孤立，而且不需要做什麼專門的調查就自然知道哪些言論、哪些行為會被孤立。不可說的敏感話題，包括天安門屠殺、西藏自焚、新疆維族的人權狀況、高官腐敗等等，而法輪功是所有話題當中最不可說的、所有禁區中最不可碰的高壓線。人們知道高智晟、力虹、王永航、劉如平的遭遇，人們知道自己的某位同學或鄰居因為修煉法輪功一次又一次被綁架或不明不白地在洗腦班死去；人們知道若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就可能會辦不成護照、丟工作，甚至被勞教、失蹤。人們知道，最明智、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看、不聽、不說」。
那些觸目驚心地存在、卻被明目張膽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實，英文裡把它叫「房間裡的大象」。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在《房間裡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中把它解釋為「我們知道，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該知道」的事。這類似奧維爾在「一九八四」裡所說的「雙重思想」。人們清楚地知道，某些事情是不應該知道的。人們記住某些事情，目的是為了徹底遺忘。人們看到解放軍在廣場上殺人，但人們必須告訴自己沒有看到；人們在私下清晰地記住這個畫面，為的是在公共場合徹底地將它遺忘。人們完全知道法輪功是中共當局不想讓人們知道的事情，無論什麼方面；所以人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知道」關於法輪功的一切。人們「不說，不看，而且不問，此後，再不好奇。」
面對真相需要勇氣
人們知道，談論法輪功本身就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二○○七年我在代理王博案時，就深刻體會到那種恐怖。法庭內外，空氣裡瀰漫著敵意和恐怖。開庭後我被四個法警抬著扔到石家莊法院大門外，街上戒備森嚴，死一般寂靜。這種恐怖氣氛，明顯比代理其他人權案件時要強烈。可以想像當我們在互聯網上公佈精心研究的辯護詞《憲法至上、信仰無罪》時，當局的震驚和惱怒。辯護詞徹底否定了當局迫害法輪功的合法性、揭露了當局粗暴踐踏宗教信仰自由的罪行。
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這些酷刑的細節和施惡者的兇殘邪惡，太恐怖、太超越人類底線以致常常被認為是不真實的。「真的嗎？」「這可能嗎？」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充滿懷疑。對早期蘇共罪行的報告被斥為是「里加謠言」，對納粹屠殺的早期披露被說成是猶太人的歇斯底里。「這可能嗎？」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這正是可怕的地方：最應該被人類正視的、最殘酷的真實，聽起來卻不像是真的。
直接面對真相需要勇氣。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寫了一本關於揭露法輪功被迫害真相的書名為《大屠殺（The Slaughter）》，資深記者諾丁·格爾（Jay Nordlinger）在為此書寫的書評中承認，因為事實太過可怕，讀起來非常艱難，「我承認我跳過了一些章節，也不忍看一些照片。」我至今仍記得，在讀到高智晟公開信時所產生的不安、沮喪、驚恐和企圖否認。
這正是人性掙扎的關鍵時刻。正如面對奧斯威辛。奧斯威辛讓人們不安，讓人們的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思維和情感受到劇烈衝擊。為了心理上的安慰，人們更願意把這類事件當成人類文明或歷史常規的一個例外，一個可以忽略的低概率事件。只有把它們排除在思考之外、排除在現實之外，人們才感覺到踏實，周遭的事物才可以把握和理解，生活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下去。
但總得有人正視這些，正視這些極端的邪惡和極端的苦難。不要說這並非人類文明的偶然分叉，就算是，也是人類必須面對、必須重視和反思的嚴肅事件。經受了心理或情感的巨大震盪，我們的心靈會變得更加強大。這些邪惡和苦難不會因你的無視而不存在，恰恰相反，人們的無視是作惡者日益囂張的條件。
有時候需要的只是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或者對周圍事物的一點反思或好奇。有個朋友跟我講過這樣一件事：他大學畢業要從山東去廣東找工作，但是工作單位要求他開具「沒有犯罪記錄、沒有修煉法輪功證明」（辦護照、找工作等往往要求開具這樣一份證明，我本人也開過。）他從沒聽說過法輪功是怎麼回事，更不明白為什麼要證明自己沒有修煉法輪功。於是就「翻牆」搜索，然後，他就覺悟了。
說出真相即是抗爭
但公開說出真相，這一看似簡單的道德要求，卻並非易事。不但要冒著遭遇有權力者鎮壓的風險，而且將面臨周遭「沉默的大多數」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巨大壓力。說出真相會讓邪惡大白於天下，會傷害一些人的切身利益；說出真相會彰顯沉默者的不道德，會打亂人們希望維持的安全、甜蜜的生活節奏和心理想像。人們喜歡心靈雞湯、催眠曲和春節晚會，不喜歡血淚、恐懼和死亡，但越是在這種環境下，說出真相越可貴，越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人性意義。在沉默流行的地方，在專制和謊言橫行的時代，說出真相不但是反抗的開始，而且是反抗的核心。
包容是宗教情懷的要素
某些宗教信徒具有一種信仰的自我優越感，不願意承認其他信仰的平等地位；有些無神論者具有智識上的自我優越感，覺得信教者不夠聰明。法輪功學員被當作敵人、邪教徒、病人、瘋子、被洗腦之人、不可理喻之人，這種看法可以減輕行惡者的心理壓力，或者減輕沉默者的道德責任。有人更把責任推給法輪功受害者自身，這和把天安門屠殺的責任推給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一樣，是顛倒因果。
法輪功學員雖然很善良，但也不無缺點，我曾向他們當面提出過批評，有些學員有不容批評的傾向，這也許和所處的極端環境有關，但這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同時，他們自己是宗教不寬容的巨大受害者，因此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去對待批評者。此外，法輪功學員所辦的媒體的專業水準有待加強，有時把時事新聞、教義和一些傳言同爐冶之，顯得不夠嚴肅。雖然有時候傳遞信息風險很高，或者為了保護有關當事人只能採用匿名或者化名，但仍需仔細確認，避免任何誇大的描述，以免傷及媒體自身的權威性。我曾直率地向他們指出，法輪功學員受到的迫害和所受到的國際關注完全不成比例，他們必須考慮改進媒體的策略及加強專業性。
但是，這些完全不構成對法輪功所受迫害保持沉默的正當理由。我接觸的法輪功學員都非常友善、堅定、熱愛生活，即使是飽受迫害也心無仇恨。不過這不是問題的核心。就算對罪犯、「壞人」，這種大規模的任意羈押、羞辱、酷刑、摘取器官，也明顯跌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文明並不體現在如何對待「好人」，而是體現在如何對待所謂的「壞人」、「異端」、「瘋子」、「脫軌者」。
在沉默中爆發或是死亡
談到中國，人們看得見的、津津樂道的，是金碧輝煌的摩天大樓、鼓起來的錢包、高速公路、奧運金牌、孔子學院。但還有一些事實對於理解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歷史和社會更加重要，卻因為太過血腥恐怖、太讓人們心理不舒服而被有意無意地掩藏，或遺忘，包括西藏、新疆、法輪功、黑監獄和六四屠殺等等。江澤民、周永康和六一○機構的反人類罪行當然是迫害法輪功的罪魁禍首，但世人的沉默，這可恥的共謀，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無論如何，沒有數以億計的人參與到這「沉默的共謀」之中，法輪功問題不可能成為全世界範圍內幾乎是最大的「房間裡的大象」。
威塞爾（Elie Wiesel）說奧斯維辛「不僅是一個政治事實，而且是一個文化事實」，是「非理性的蔑視與仇恨的頂點」。對法輪功的迫害同樣如此。納粹的大屠殺真相已經大白於人世，作惡者已經受到懲處，人類對此進行可貴的反省。而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和納粹時期的集中營在今日中國仍然橫行，法輪功所遭受的迫害還在繼續，作惡者仍逍遙法外而且繼續施暴，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知而不言的沉默、冷漠，仍在成為暴行的共謀！這沉默和冷漠必將被歷史所記錄，人類也正在為此付出代價。讓我們再次發出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們看到真相卻一言不發之時，便是我們走向死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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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號 爭鳴 總468期 滕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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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兩個不同的「一國兩制」

一直以來，中國政府總是強調「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智慧，但實際上，一國兩制甚至一國多制自古就有。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大帝國都不是一個制度。無論埃及、羅馬，或是後來的大英帝國，都是在不同區域實行多種制度。這方面登峰造極的，應該還是中國人。比如大清帝國，最少就有蒙古和滿人的王公制、漢地的科舉制以及藏地的法王制度等。一國一制，是近代歐洲西方民族國家興起之後的事情了。
香港這個一國兩制，不知道北京的大佬們怎麼認識，但一般的理解，香港應該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更具體地說，香港應該維持「英制」。
英國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起源地。刨根問底，英制應該從17世紀末開始算起。除了蒸汽機和一系列導致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之外，英國在大憲章的基礎上，於1689年公布了《權利法案》。全稱《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An Act Declaring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e Subject and Settl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
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英國《權利法案》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成下列幾條：
‧國王不得干涉法律。
‧和平時期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維持常備軍。
‧沒有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
‧人民有向國王請願的權利。
‧人民有配帶武器以自衛的權利。
‧人民有選舉議會議員的權利。
‧國王不得干涉議會的言論自由。
‧人民有不遭受殘酷與非常懲罰的自由。
‧人民有在未審判的情況下不被課罰金的自由。
‧國王必須定期召開議會。
‧詹姆斯二世的一些行為已經違反上述約定，因此被認為是非法的。
‧因「光榮革命」而逃離英國的詹姆斯二世被宣布退位。
‧羅馬天主教徒不得成為英國國王。
‧威廉與瑪麗是詹姆斯二世的繼承人。
除去不合時宜的有關王位的幾條外，其他基本上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人民」的具體權利，和限制了國王的權力。英國後來異軍突起成為日不落帝國，肯定與此有關。和英帝國同時期的幾個最大的帝國，比如奧斯曼和滿清，早已灰飛煙滅，但英國仍然維持了道統，也基本維持了繁榮，難道是偶然的？
香港維持的這一個制度，其實並不完全是英制或者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英國實行的殖民地法律。18世紀後期，英國下院公布了一系列法律，包括波士頓港口法、馬薩諸撒政府法、司法法、駐營法和魁北克法，這些被稱為「不可容忍法」的法律，剝奪北美洲人民的各種權利，實際上直接促使美國脫離英國獨立。
從這個意義上，香港脫離英國統治之後，仍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繼續實行殖民地制度。香港雖然維持了英國人留下來的殖民地「良治」，但卻依然保持著殖民地的惡法。然而長遠來說，「法」和「治」必須統一。對香港人來說，當然希望改變殖民地式的法律，實行更靠近現代的民主制度。而北京則希望維持惡法（比如不能直選確定自行長官），並推行對當權者更為方便的「惡治」。
因此，北京和香港對一國兩制必然有兩種不同的理解。過去，中國朝代崩潰，多與帝國內部不同體制的衝突有關。帝國統一的核心是文明認同，這卻是鐵血刀兵解決不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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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2期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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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治齊攪局 劉雲山子梁振英女齊捲摩通案





【評論文章 漢江泄】
俗語有云「朝中有人好做官」，外資機構深明此道。國際大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被指非法僱用聘用中國官二代以換取生意事件，美國證監會查足3年，最終決定與摩通和解，摩通支付2.64億美元（約21億港元）中止調查。該新聞掀出大批「特權分子」，包括特首梁振英幼女梁頌昕「破格」以中學生身份被安排入摩通實習，以及官二代劉樂飛，他的父親就是經常借文宣系統「攪局」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劉樂飛任職的中信證券去年就捲入一場涉嫌「經濟政變」風波。
《成報》前天頭版是一個題為《梁振英倘連任‧勢如核爆》的徵「反梁宣言」ABC套餐宣傳版面，相當醒目，有創意，也蠻有意思。雖然筆者的文章首次移往第二版，但與眾市民的心聲相比，實是微不足道。為聊表心意，支持這份老牌報章的非凡創意，我今天也光顧了。《成報》的市場企劃公司沒有因我的「評論作者」身份，給予「平價」的特權，但感謝對我的尊重，把我的宣言放在頭版。
老百姓看待「特權」不是好東西，少用為妙，但偏偏不少人愛「有權用盡」，梁振英為其中一人。繼梁振英一家今年3月發生的「行李們」事件後，相同主角再現——梁頌昕。
根據美國證監會11月17日的和解協議披露，摩通在2004年至2013年間，在全球通過一項內部名為「子女（Sons and Daughters）」計劃，僱用中共權貴子女「太子黨」多達222人，且多為實習生。
金融業界組織籲查梁
摩通於2010年在香港開設暑期無薪訓練計劃，即Summer Camp（暑期夏令營），包括社交活動、講課等，即使參加者無出糧，也可在履歷上列出自己在摩通實習，這是亮麗的成績。該調查文件引述兩名摩通銀行家指，在2010年及2011年，只要大客向摩通介紹累計300萬美元（約2,340萬港元）生意的大客戶，他們的子女就可以有機會成為摩通的實習生。翻看梁頌昕的LinkedIn紀錄，她於2010年7月至8月暑假仍是中學生，但卻在摩通香港辦事處做實習生，令人生疑。因為摩通香港的常規實習計劃不適用於中學生。
雖然特首辦已回應稱梁頌昕實習不涉及金錢，也與特首公職，以及時任摩通證券亞洲董事總經理方方無關，但由一班金融從業員組成的業界組織「思言財雋」昨天在社交網站facebook向證監會及金管局發公開信，促請調查特首梁振英的幼女梁頌昕六年前在摩根大通子公司JP Morgan APAC任職實習生一事。「思言財雋」認為，由於此事涉及公職人員及金額龐大，證監會及金管局有責任基於相關法例作出多項調查，包括梁振英當時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有否在招聘過程中利用他的公權力影響JP Morgan APAC的招聘決定；以及JP Morgan APAC管理層包括前亞洲區副主席兼中國首席執行官方方在過程中有否違規等。
梁頌昕獲破格取錄，是令人有合理懷疑。因她當時入職的摩根大通證券亞洲董事總經理是內地人方方。據了解，方方的「幕後老闆」是江澤民起用、主導香港政策的曾慶紅，他於2011年在香港創辦「華菁會」。華菁會有「中共太子黨俱樂部」之稱，梁振英擔任該會榮譽贊助人，該會與中聯辦關係密切。目前，香港華菁會第三屆主席團是江派人物、前港澳辦主任陳佐洱的女兒陳晴；而華菁會秘書長陳冉則是梁振英競選助理，當年更以非本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出任特首辦公室項目主任。
曾慶紅推方方搞華菁會撐場
本身是全國政協委員的方方被視為忠實「梁粉」，全力支持梁振英做特首，在梁當選翌年，即2013年獲委任為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方方在捲入摩根大通的「子女項目」醜聞期間，2014年先後遭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香港廉政公署調查。廉署曾到方方的辦公室帶走一批文件，但廉署調查沒有下文。方方最後在2014年3月提早於48歲退休。
曾慶紅的利益地盤還有巨型央企——香港華潤集團，而他的心腹、香港中旅（集團）前總經理王帥廷受賄、貪污案，本周三在廣東省深圳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王帥廷被指控在華潤電力任職期間受賄超4000萬元。王帥廷曾長期在華潤集團任副董事長、副總經理等職，他的貪腐窩案，意味着前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的案件也將掀開蓋子。
王帥廷被查 掀張曉明友宋林案蓋子
宋林同樣是曾慶紅的心腹，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關係密切。根據中紀委去年在通報中說明，經查宋林嚴重違反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牟取利益，索取收受賄賂；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用公款支付應由個人支付的費用，違規兼職取酬，揮霍浪費公共財產，違規領取薪酬和項目開發獎；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用公款打高爾夫球等；貪污公款；與他人通姦。其中，貪污、受賄問題涉嫌犯罪。
宋林在香港是梁振英堅實支持者，而最諷刺的是，梁振英曾委任宋林擔任香港廉政公署道德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負責推廣商界防貪工作。
除了梁頌昕被安排入摩通實習事件惹關注外，推薦人更包括中共江派現任常委劉雲山之子、中信證券副董事長劉樂飛等人。
劉樂飛於2010年向摩通推薦兩名培訓生均獲聘用，當年劉雲山時任宣傳部部長，而劉樂飛則營運一個與中信有關聯的私招股權基金，還是中信證券副董事長。
去年內地股災，被稱為「救市主力」的中信證券包括董事總經理徐剛、總經理程博明等11人涉嫌內幕交易、洩露內幕資訊被查。被抓的徐鋼是劉樂飛的親信。據知，中央高層視該場事件為一場「經濟政變」，因中信證券涉嫌存在利用事先獲悉的政府救市措施自身牟利，還涉嫌引導救市資金為其輸送利益，即是中信證券作為國有控股的第一大券商，在國難當前還落井下石發國難財。
來源轉自：
【2016年11月2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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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銀壞帳續增 不良資產蔓延內陸


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率持續上升，且分布區域有向中國內陸蔓延之趨勢。（Getty Images）
【記者蘇晨、李泓博／綜合報導】
中國多地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依然居高不下，甘肅等西部地區的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率呈現雙升走勢，而黑龍江、吉林、河南等省的不良率仍高達3%以上。分析表示，不良資產正逐漸從東南沿海向中國內陸地區蔓延，後期不良可能還會繼續上升。
截至11月23日，上海、浙江、寧波、黑龍江、吉林、甘肅、廣東、廣西、貴州、河南等十地的銀監局公布了2016年第三季度銀行業不良資料。其中甘肅截至第三季度末，不良貸款率達2.04%；黑龍江、吉林及河南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3.3%、3.46%和3.18%；儘管上海、浙江和寧波呈現雙降趨勢，但浙江和寧波的不良率仍高達2.41%和2.92%。
中共銀監會資料顯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規模達1.49兆元人民幣，不良貸款率1.76%。可見，上述多地的不良貸款率處於高位水準。
據東方資產管理公司近日發布的〈2016：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在上一輪不良資產周期，由於處於發展初期，不良資產地域分布特徵並不明顯；而在本次周期，不良資產的區域分布表現出從東南沿海向中國內陸地區蔓延的趨勢。而江浙地區不良資產分布集中，今年以來逐漸向中西部地區蔓延，不良資產的成長呈現由點到面的態勢，仍然集中在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
市場分析人士表示，由於中西部地區大型國企集中程度高，市場化程度低，所以其調整速度會慢一些。預計未來不良的分布和產業的差異化依然會很明顯，後期不良可能還會繼續上升。
報告也指出，新一輪銀行不良貸款上升周期預計將持續3年左右。200多位受訪者中，近八成業內專業人士認為，不良貸款真實風險相比帳面風險存在較大低估；五成認為2016年銀行業不良率在2~3%之間，甚至有兩成認為將在3~4%之間，還有近一成認為將在4%以上。
報告指出，2016年商業銀行面臨較大的信用違約壓力，一是去產能過程中，商業銀行投向過剩產能行業的信貸風險迅速暴露，一些停產、限產、破產企業或項目違約可能性很大；二是目前資本市場上出現比較嚴重的債券違約風險，如果沒有得到有效管控和化解，會波及商業銀行。
報告認為，不良貸款的形成主要來自於製造業，其中，銀行風險暴露最嚴重的行業是鋼鐵冶金和煤炭業。
來源轉自：
【2016年11月2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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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走私鈔票案激增 地下錢莊搬錢出境？


（Getty Images）
【記者李泓博／報導】
今年1至10月，深圳海關查獲違規及走私攜帶人民幣出境案件大幅度增加，不排除是「地下錢莊」利用雇員偷帶進行跨境「洗錢」。
「地下錢莊」雇員偷帶跨境「洗錢」
據深圳海關通報，今年1至10月，該海關在口岸旅檢通道查獲違規及走私攜帶人民幣出境案件1012宗，案值折合人民幣1.71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8.8%和24.5%。海關負責人稱，涉案人員中有八成是香港人，他們專門幫人攜帶而非法牟利。不排除是「地下錢莊」利用雇員偷帶進行跨境「洗錢」。
11月20日下午，羅湖海關在一名香港旅客手提包內查獲其超帶23萬元（人民幣，下同）。一個小時後，又在另一名香港旅客的背囊內查獲其超帶28萬元。當事人聲稱，因近期人民幣貶值，故攜帶至境外兌換或理財。
11月23日下午，一名香港女性旅客出境時未向海關作申報，被羅湖海關關員抽查，在其手提包內查獲嶄新的3捆人民幣，共計30萬元。按規定放行其2萬元後，超帶部分已立案處理。當事人辯稱，帶這麼多現金過關是為了到香港裝修房子用。
根據有關規定，進出境旅客攜帶人民幣現鈔限額均為2萬元，外幣現鈔限額折合5000美元。而出境旅客根據進出境頻率，可攜帶的外幣限額還細分有三種情況：一是當天內第二次及以上，限額等值500美元；二是15天內第二次及以上，限額等值1000美元；三是15天內第一次，限額等值5000美元。
北京當局升級控制資本外流
11月14日央行數據顯示，中國10月份央行口徑的外匯佔款餘額為人民幣22.643兆元，環比下降2678.6億元，為1月份來第二大降幅，顯示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下，中國資本外流持續走高。
面對規模巨大的資本外流，中共近幾個月來升級資本控制，凍結或限制了允許個人及機構對海外投資的機制，即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QDLP）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中國銀聯在10月末也收緊大陸人赴港刷銀聯卡買保險產品的規定。對於大陸民眾青睞的比特幣境外交易，近日有傳聞說中共計劃予以禁止。此外還包括當局打擊地下錢莊、虛假貿易等資本外流途徑。
據路透社報導，官方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根據湯森路透數據，中國海外併購交易規模第三季已較第一季減少一半以上，至384億美元，也低於第二季的425億美元。
有四條渠道將資金轉出中國
香港《經濟日報》11月15日報導，國際金融反洗錢特別工作小組（FATF）已發現，在北京當局嚴控資金外流的情況下，將資金轉出中國仍有四條渠道：用車偷運現金、融資渠道、貿易和影子銀行。近期人民幣貶值，意味著這些途徑正在被大量使用，其中用的較多的是虛假貿易。
報導說，中國大陸從香港的進口以及香港對大陸出口的數據，兩者本來應數額相等，但近期兩者的差距卻日益增大，反映資金可能借道貿易、虛開貿易發票流入香港。
根據路透社的數據，截至9月底的三個月移動均值顯示，兩者之間這一「原因不明」的差距，達到今年最高水平的14億美元，佔雙方之間總貿易額的70%。
上海Z-Ben Advisors資深分析師Johnny Fang說，近幾個月官方已經加大了對跨境貿易的交易監控力度。香港聯合財富情報組今年前三季接到59,732宗可疑交易報告，數據較2015年同期增長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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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 星期四

梁振英涉捲摩通案 疑政界身份介紹生意薦女實習


梁頌昕被揭中學時曾於摩根大通實習。

摩根大通較承認聘用中國高官子女。
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較早前就違法聘用中國官二代一事，以逾20億港元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有社交網站facebook專頁昨天有帖文聲稱從特首梁振英幼女梁頌昕的社交網站LinkedIn紀錄發現，她早在中學時代已在摩通香港辦公室任暑期實習生，而摩通的常規暑期實習生並不適用於中學生，遂質疑梁振英是否透過介紹佣金最少達300萬美元（折合約2,326萬港元）的生意予摩通，令梁頌昕得以做實習生。特首辦回覆《成報》查詢時稱，梁頌昕六年前在摩通實習，事件不涉及金錢，亦與梁振英的公職無關。
美國《華爾街日報》較早前引述摩通與美國司法部、證交會及聯儲局達成的刑事和民事和解協議報道，摩通在2006至2013年期間，聘請約百名由中國政府官員介紹的員工及見習生，安排他們在集團20間位於內地和香港分行及公司工作。
摩通在本月中旬承認指控，並同意以2.64億美元（折合約20.5億港元）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換取集團及有關員工不被起訴。
特首辦否認涉金錢及公職
facebook專頁「前線科技人員」昨天有帖文聲稱，根據梁頌昕在LinkedIn的紀錄，發現她在2010年仍然是一名中學生時，已曾在摩通香港辦公室做暑期實習生，但摩通的常規暑期實習生並不適用於中學生。該專頁之後談及摩通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一事，認為從和解協議中或能「提供一些線索」，例如「摩通香港在2010年於常規實習生計劃以外，特別開辦『夏令營』（Summer Camp），讓客戶的子女參加」、「夏令營的收生準則只視乎客戶跟投行的關係，而非參與者的能力」，以及「要推薦子女參加該夏令營，該客戶需至少貢獻300萬美金服務費（佣金）的生意給摩根大通」。
該帖文最後列舉梁振英當年有三個身份，包括「戴德梁行亞太區主席、行政會議召集人，以及第11屆全國政協」，並質疑「究竟梁振英用哪個身份踏入摩根大通的USD3,000,000服務費門檻，以推薦自己的女兒參與該『夏令營』？」
特首辦昨晚回覆《成報》查詢時表示，梁頌昕六年前在摩通實習，事件不涉及金錢，亦與梁振英的公職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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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擬譴責鄭松泰倒插國區旗


謝偉俊希望修改《議事規則》阻「拉布」。


西環契弟謝偉俊真廢物出廢物，壞事做盡趕絕自滅，看愛國撚們又點對待牠們的所謂”國家”？閣下又能如何？
建制派議員曾經將國旗區旗插在桌面。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計劃動議譴責熱血公民的鄭松泰，上月在立法會會議中把建制派議員枱上的國旗及區旗倒插。議案如獲三分之二議員同意通過，鄭松泰將會失去議席。鄭松泰批評謝偉俊的行為，是將政治鬥爭帶入議會。
建議鄭松泰爭取機會道歉
鄭松泰在上月19日的立法會大會點算人數期間，把建制派議員座位上的國旗及區旗倒插。謝偉俊昨天去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稱，鄭松泰行為不檢，以及侮辱國家和《基本法》，有機會違反《基本法》第104條相關條文，認為不能夠容許這件事完全沒有任何跟進。謝偉俊認為，鄭松泰在民建聯蔣麗芸勸阻下，仍然堅持其行為，明顯是故意，建議鄭松泰「爭取最後機會鄭重道歉」，否則將會繼續推動譴責動議，並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褫奪其議員資格。
鄭松泰稱，完全不擔心失去議席，又認為自己無違反誓言。他批評謝偉俊的做法窒礙議會正常運作，呼籲建制派議員能明白市民對立法會的期望，不要把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帶入議會。
根據《基本法》第79條，立法會議員如因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立法會主席便要宣告他喪失議員資格。
另外，身兼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謝偉俊透露，秘書處正研究針對「拉布」情況修改《議事規則》，包括批准議員於辯論期間，提出動議中止辯論，阻止其他議員無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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