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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6日 星期五

「第一個一百年」完全沒有希望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結束，習近平核心地位確立，以致絕大多數對體制仍抱希望的改革派人士擔憂個人崇拜加劇、「文革再來」的風險增大。其實大可不必，這是因為：一方面「三個任何」的約束作用遠大於「一個核心」之權能，即六中全會公報稱「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任何理由違反」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再成爭議焦點；另一方面，核心名義下的集權是中央小集體的再集權，這種集權的前提是中央回到經濟上的父愛主義去，承擔地方經濟失敗後果。
貧困人口將大幅增加
六中全會公報很奇葩，也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二個最失敗政治文件，失敗程度僅次於中共九大黨章。它像隻破筐，既裝傳統紅色貴族的個人崇拜情結又裝平民子弟背景的新貴高級分權訴求。沒有這個文件，中共內部可能還不致迅速大亂；有了它，中共則到了利深禍速的地步。可以預見，「一個核心」政治的失敗首先是在經濟上。也就是說，全面從嚴治黨所服務的「兩個一百年」目標當中的一個現在全面失敗了。
「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說是到中共建立一百周年（二○二一），中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第二個則是到中共建政一百周年（二○四九）「實現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包括統一台灣。然而，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決定二○二一年中國會出現大面積貧困──中小城市貧困人口絕對數量上升一億左右，農村會有一千萬以上的脫貧家庭重新返貧。其實，不用預測那麼遠，僅以二○一六年的兩大社會經濟難題看，就知道小康目標全面泡湯：第一是平均工資水平大降背景下的房價高漲，儘管總體來看是有價無市，但這加劇了社會不公平程度；第二是養老保險金已經難以承擔更多支出而老齡化已不可逆轉，養老金個人賬戶記賬總額出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虧空。
對於名義記賬的養老金虧空問題，我做過一個粗略計算：以一九九七年不變價格計算，從該年虧空一百四十億到今年底預計虧空五萬億，其虧空速度年均百分之五點六。在現實中，許多中小城市已經出現了遲付退休工人養老金的情況，這還是在中央政府默許下違規使用了當期收入（年輕人所繳部分）所維持。如果建立一個還清歷史舊賬即地方財政對養老金個人名義記賬全部補齊，那麼，市縣兩級一般財政行為將完全停滯。
傳統紅色貴族欠治國實力
不僅是我這樣的有異議背景的經濟學家不看好「全面小康」，就算體制內的經濟學家多不看好「全面小康」。比如，中國體改研究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雖未提「第一個一百年」，但他說「未來五到十年，將有幾千萬的中國家庭艱難度日」，並且，到二○三○年中國經濟「可能仍低於高收入國家下限」。再如，曾力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前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所長賈康說，現在是「改革疲勞綜合症明顯，很多人已經不相信能夠真改革」。從國家升級的角度看問題，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用討論，多數民眾感受到的是國家內外環境都在變壞。
當然，內外環境變壞的公眾認知給了傳統紅色貴族「重新革命」的理由，「一個核心」與中央再集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而無論推出什麼新概念，中國的經濟成績與環境質量都無法讓公眾滿意。從「基本面是好的」到「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再從「全面深化改革」到「提高供給側質量」，沒有能達成一個十分簡單的邏輯預期：犧牲兩三年的經濟增長，換取好的環境（狹義到大氣）質量。
經濟大衰退而空氣質量沒變好，直觀地說明傳統紅色貴族沒有治國素養。那個群體既缺乏國際視野又沒有歷史辨析思維，這樣，社會公眾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空氣質量監測設備要放在公園裡」之類怪現象。歷史有訓，中央集權程度越高，非中央部分的欺蒙手段也就越高明。
最壞經濟政策文件已出台
在反腐的制度方面建設方面，傳統紅色貴族體系一方面堅決迴避「官員財產公開」；另一方面，不得不集中精力抓「關鍵少數」。不惟中下層反腐已無指望，而且，重要經濟領域反腐也是越反越腐。比如說，國企機械採購與社會公共品性質的項目招標，有三個指標可觀測，它們分別是供貨（投標）方的尋租支出與結算價比率、製造成本與結算價比率、本次交易毛利潤率，在二○一三年以前，它們大體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二十三。現在尋租比上升百分之七而達百分之二十二、成本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而達百分之四十一、毛利潤上升百分之十四而達百分之三十七。這些個體研究數據說明了這樣的情況：採購招標中的腐敗比反腐以前厲害了，工廠或投標者難以賺錢了，但能賺到錢的工廠或投標者基本交易策略是降低質量以節省成本、多送好處費以大幅提高利潤。該三率的詭異變化跟非中央機構在公園裡放置空氣質量監測器是一個道理，而實體企業的市場環境也更加不公平。
中央集權的經濟後果終會導致金融體系不堪重負。現在，一個質量上比政治文件六中全會公報更次的經濟政策出台了：中國銀監會准許省級政府增設資產公司，以便把省級國企債務甩給國字號的銀行。這與我在三年前所預測的「地方債打包上交中央」情形基本相同（參見《爭鳴》雜誌二○一三年八月號），不同的只是先打包地方國企債務、尚未打包地方城投平台債務。為了挽救理論上已破產的省級政府，中央集權的小集體不得不以經濟父愛主義包過債務，結果是損害存款人、銀行股購買者的利益，也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接上了「引信」。
來源轉自：
【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大陸）綦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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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李飛之「理非」


望之不似人君的垃圾，基本法『萎』員會主任李飛，一直致力不倦禍港，世稱李公公。
十一月七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人大辦公廳舉辦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對香港《基本法》一○四條釋法新聞發佈會上，誇誇其談作了冗長的講話，借「說明」為名，行篡改《基本法》之實，使釋法造成對香港法制的傷害雪上加霜，李飛名副其實成了「理非」。
釋法是最高的法律權威？
李飛副秘書長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香港基本法一○四條解釋，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履行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權力作出的與基本法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釋，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
中國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權力；香港基本法列明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然而，中國《立法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和通過法律解釋，兩者採用完全不同的法律程序，其制定的法律及通過的解釋法律，法律效力不盡相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必須經由國家主席公佈主席令程序，並列明法律生效日期；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毋須國家主席公佈主席令，僅需出席會議過半數委員通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即生效。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一○四條的法律解釋，它不是法律，但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卻又不能與香港基本法有同等效力。香港基本法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法律解釋，怎麼可能與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同等效力呢？
至於李飛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一○四條的解釋，拔高到「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更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中國憲法規定，唯獨憲法才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所有法律都不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何況是僅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法律解釋！
效忠特區一制必須效忠另一制？
李飛說：「第一百零四條當中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樣關乎『一國』，大家看這個條文在講特別行政區之前明確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特區本身就是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說效忠特區而不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就是把香港特區視為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政治實體，明顯違反『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基本法。基本法要求香港特區有關公職人員政治效忠是基本法的必然要求，是天經地義的。」
上述謬論在邏輯上以偏概全、偷換概念；法理上篡改《基本法》，將「一國兩制」篡改成「一國一制」。《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說明香港與中國是部分和全體的關係。故而，效忠「部分」有別於效忠「全體」；效忠「一國兩制」中這「一制」，不等同也效忠彼「一制」。
鑒於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基本法第一○四條規定有關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按一○四條宣誓的人員中，七十位立法會議員內，最高可能有十四位是外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中可能有數百外國籍人士。上述外國籍公職人員，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他們按照基本法一○四條規定，宣誓擁護基本法，因為基本法中，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他們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基於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些外國籍公職人員宣誓效忠「一國兩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制」，絕不等於他們已經同時宣誓效忠「一國兩制」中的另「一制」，即效忠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接必須效忠中國共產黨。李飛的謬論在「創造性發展馬列主義」，將《基本法》一○四條的就職宣誓內容，變成可以同時效忠資本主義的香港和社會主義的中國，李飛已經將「一國兩制」篡改成「一國一制」。
立法會議員和各級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員中的外國籍人士，毋庸置疑有相當多人願意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不會同意效忠「一國兩制」中的社會主義這「一制」。再則，基本法第八十二條「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九十二條，香港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上述被聘人員，倘若一定要他們同時宣誓效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很多人不願應聘，香港一定會喪失大量法官和司法人員。
近二十年來，幾屆立法會不少民主派議員依法宣誓。按李飛所說，他們已經在政治上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實是不少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至今多少年都回不了中國大陸的家鄉。李飛等人一方面奢談公職人員要擁護「一國」，宣誓效忠是政治效忠，一方面又不准香港立法會中不少民主派議員進入「一國」中的大陸，豈非咄咄怪事。
「釋法」有追溯力嗎？
李飛又說：法律解釋是對法律原意的一個闡明，它不是重新立法，所以它的效力是它所解釋的法律生效時就存在。李飛「欽定」法律解釋似乎「具有法律追溯力」！
拜李飛謬論所賜，香港近日掀起了接二連三的司法覆核潮，株連人員不僅包括十幾位已經宣誓獲得通過的立法會議員，而且連四年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宣誓情況，亦新賬老賬一齊算。試問李飛，香港《基本法》或其他法律，有哪一條哪一款，規定法律解釋有追溯力；規定法律解釋的效力是它所解釋的法律生效時就存在？
中國《立法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之後中方著手起草香港特區《基本法》，一九九○年四月四日全國人大予以通過，同日國家主席公佈，列明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實施。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基本法》第一○四條法律解釋，是因出現宣誓風波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它的效力怎麼可能與在十九年前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基本法》生效時「就存在的」呢？可以明白無誤的說，香港《基本法》從來沒有條、款，規定法律解釋有所謂的「追溯力」！
來源轉自：
【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 四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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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納粹對待律師如出一轍──談司法部的六條最新禁令

在關注國內律師之命運時，筆者發現，當今中國律師所遭受的一切厄運，大半個世紀前納粹德國的律師都曾經遭受過。儘管處在不同時期，但德中兩國統治者對律師的管制驚人地相似：他們都取締本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都制定新的法規抵觸原有法律。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信奉暴力的極權主義政府「實際上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極端到蔑視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們所制定的剝奪律師權利的「惡法」，無一不散發出腐朽的惡臭。
六條禁令如納粹取締憲法權利
在「朕即國家」的時代，是沒有律師這個職業的，例如中國所經歷的毛時代。但一些獨裁政權往往要披上法制外衣行獨裁之實，製造「以法治國」的假象。因此它們會虛設律師職業以掩世人耳目，再制定各種惡法給律師戴上緊箍咒，把本應為當事人服務的律師控制、操弄在自己手裡。
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後不久，就公然拋棄追求社會正義的魏瑪憲法，頒佈了服務於納粹的幾部惡法，如《民族與帝國緊急狀態排除法》、《保護德國人民法》、《保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政府防止顛覆法》。這些惡法任意剝奪公民的個人權利，取締個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訊秘密、言論和集會自由、結社權甚至私人財產權等公民權益。
就像是有意效法納粹德國，中國司法部日前發佈了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該辦法被稱為「司法部關於律所和律師的六條最新禁令」。在網絡上轉發此文的國內網友為此感到心驚，大都加上「我只看看，不說話」、「我不評論」等語。
這個惡狠狠的六條禁令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縱容律師實施六類行為，違者將遭受不同程度的行政處罰。例如，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關靜坐、舉牌、打橫幅、喊口號、聲援、圍觀等；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以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
這個可與納粹律師制度相比較的六條禁令，不僅強制規範律師的執業行為，就連律師訴訟之外的思想、言論也進行規範，其內容不僅違反現有的中國憲法和《律師法》，還違反《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袁裕來律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這六條禁令的內容「違憲」，即違反了中國憲法規定的言論、結社自由與媒體新聞自由。
在《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二○一五）裡，有一些保護律師權利的原則，例如，律師在履行職責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各國政府應確認和尊重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聯絡和磋商均屬保密。
既違背本國憲法又違背聯合國基本原則，中國司法部六點禁令有嚴重的造法嫌疑，應該歸於惡法之列，是中共當局向人類文明的又一次挑戰。自去年「七○九大抓捕」以來，當局以各種卑劣殘忍的手段，肆意迫害幾百位堅守道德良知的中國律師及其家屬。現在，他們將威脅與恫嚇律師的做法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將無法無天的迫害合法化了。
六條禁令抵觸中國《律師法》
早在一九一九年，被認為是理性睿智的德國人就創制了一個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憲法──《魏瑪憲法》，「司法獨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則。當時，在法庭上辯護的德國律師，享有刑事辯護豁免權，他們對法官專權與檢察官暴虐起到有力的制約作用。
但到了納粹時期，保護律師權利的魏瑪憲法被拋棄，納粹頒佈了類似中國六條禁令的《律師執業資格法》，對律師進行政治審查，實行種族歧視，幾千位猶太律師以及曾參加共產主義活動的律師被取消律師資格。其他德國律師為了自保而效忠於納粹，無法堅守職業承諾，更無力制約法官的專橫。
中國於二○○七年修訂的《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明文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這就肯定了律師的辯護權，但是在六條新禁令裡，司法部無視並抵觸了原有的《律師法》，毫無理由地給律師和律所增設了一些新的義務和罰則。
例如，不准律師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聲援以及個案研討之類，這就侵犯了律師的個人言論以及執業自由。該禁令還授權律所任意辭退、除名律師，這種做法，勢必引起各地方律協、司法局、廳執法混亂，導致官僚濫用職權任意欺壓律師。
由此看來，這個重擊律師群體的新禁令，是一把斫殺公平正義的利器。一個國家的法治進步需要廣泛社會輿論的監督，如果律師不能自由地發表合法言論，正義就難以實現。然而，中國當局卻在審判維權律師時，讓他們央視亮相認罪，利用輿論未審先判。這是赤裸裸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律師自由職業，卻被強迫姓黨
研究納粹德國司法系統的法學家英戈‧穆勒指出：「憲法政府的大多數里程碑式的成就──國家權威屬於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一些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在『納粹革命』期間就被廢除了。」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時德國律師被強迫成為國家的「法律衛士」，成為國家公務員的一部分。
古往今來，西方國家一般將律師界定為「自由職業者」被視為是「獨立的司法人員」。日本台灣等國稱律師為「在野法曹」，這些稱呼都強調了律師的民間性質和獨立性。各國法律確立「自由執業原則」，使律師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他們為客戶提供服務，其關係是私人性質的。
然而，這個普世的律師自由職業原則在希特勒時期被取締了，因為納粹稱「元首的意志為法律的淵源」、「希特勒就是法律」。他們逼迫律師成為公務員的一部分，使律師不再能夠效忠於法律，而只能效忠於領袖希特勒。這樣，就改變了西方律師由行業管理的傳統，把律師完全置於納粹黨的控制之下。
就中國現有涉及律師的法規看，雖然不很完善，卻還是有一些條款肯定了律師獨立的民間性質。例如《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律師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的授權大都來源於社會和當事人，而不是來自國家。
當司法部最新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出台，我們只能感歎：中國共產黨的做法簡直與納粹黨如出一轍。納粹強迫自由職業的律師成為公務員，中國當局在這個《辦法》中，除了規定律師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外，還要求律所「及時成立黨組織」。
如果律師都變成納粹公務員或者共產黨員，那麼，這個角色的變化會帶來什麼後果呢？毫無疑問，本來是維護個人權利的律師職業，會因此被徹底扭曲和顛倒。被強迫效忠共產黨的律師，其辯護很可能對其代理人不利。例如，我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因政治言論開庭受審時，中共當局曾要求我的律師必須是共產黨員，而且規定，我的律師在辯護時不能為我做「無罪」辯。
這樣下去，姓黨的中國律師肯定會成為一個偽職業，這個虛設的職業只會是政治的附庸，是執政黨任意使喚的統治工具，甚至可能成為為虎作倀的鷹犬。在趙家人癲狂的時代，許多不甘淪為奴才的中國律師前赴後繼進行抗爭，卻未能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與救援。當真正優秀的律師全都消失，中國的法治就徹底走向腐爛。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這六條禁令不僅僅是針對律師與律所，而是以邪惡的力量，企圖控制與敗壞整個中國社會。
來源轉自：
【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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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新核心面對老陷阱

今年，核心意識，由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看齊意識簇擁著，一月出籠，五月受挫，十月，在六中全會公報上，終於做成皇冠，加冕習近平，從此，黨國便由毛核心、鄧核心、江核心，過渡到習核心了。
老核心皆殷鑒，可不鑒乎
可當年毛澤東，儘管很霸權，很老子天下第一，蘇共這老大哥的赫魯曉夫也瞧不起。一九四五年，毛從黨的七大進入核心地位後，口裡仍滿口說的民主集中制，從不自命「核心」，他那本《毛主席語錄》第一句，仍寫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核心，並不說是他個人，而說的是黨。
核心，是與邊沿、外圍等相對的概念，老毛從鄉村邊緣人〔史家余英時教授定語〕操到權重位高，達到一言九鼎之威，一人拍版之雄，他在中共八大開幕詞裡，還說：「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類客氣話，以顯他還有點謙卑樣子。
而他由一個鄉村教員，由汪精衛賞識，介紹他入國民黨，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長，到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他鬧秋收暴動失敗，上井崗落草，結盟綠林王佐、袁文才，混到蘇維埃國中央頭領了，又遭李德、周恩來國際派奪了他山寨派的權。長征路上，再聯合張聞天、王稼祥，才從李德、博古奪回權。逃竄陝北，還叫從第三國際歸來的張浩，假傳第三國際命令，叫比毛軍力大十倍的張國燾服從毛指揮，把張指揮的數萬四方面軍，引到回軍馬鴻逵等騎兵地盤被殲滅，冒好大風險，包括延安整風批王明教條主義，批周恩來經驗主義，才獲得主子斯大林毛稱的老闆首肯，爬到黨魁地位。他這有核心之實無核心之名的黨魁，還是斯大林批准，不是自已加冕的。
就是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權傾天下，玩狡兔死走狗烹、清君側那一套：從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仍非輕而易舉。毛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堪稱對權力層與文化層進行犁庭掃穴式的滅絕了，他的夢是把黨天下變家天下，不仍由四人幫垮台，皆亡於秦城監獄而破產嗎？
這便是中共第一代核心史與悲劇結局，也是老毛那馬克思加秦始皇權力的破產，今天步他核心地位者，不可將這失敗當成功來認識重步後塵吧！
再看第二代核心鄧小平，他自稱第二代核心，他在六四鎮壓，北京最賣力的李鵬，被上海的江澤民，搶了總書記之位，鄧怕內鬥，便說：要有核心，當年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若你江澤民哪天能說了算，我就放心了。共黨的核心，就是這麼明確提出的。但是，鄧小平操到自已稱核心，也經過三次被打倒，三次復出，復出後，還搞掉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個總書記，才以經濟增長，來掩蓋他那雙政治血手。可是，他這核心，不敢於死後進八寶山那大小核心們歸宿之地，仍叫把他屍灰揚入大海，怕後世清算時被鞭屍！這說明鄧核心的歷史結局，仍存在對未來的恐懼，算成功嗎？
那麼，江核心也難掩他講悶聲發大財縱容貪腐的清算，這核心地位，保他駕哼哈二將的徐才厚郭伯雄兩上將獲罪，他江核心也難保，豈不說明鄧小平的封贈也無效，習近平自已支使一批人如袁世凱那麼勸進自封，就更難自保了。
看來，習總那「數英雄人物還看今朝」的氣慨，憑東廠式打了一批貪官，比毛鄧除的對手、異類差遠矣，更急著鬧文革那種大樹特樹領導的個人崇拜，重復毛鄧核心的悲劇結局，不顧民生與改革大局，甚至部份重復文革悲劇，這種王冠加冕，黃袍加身，未必就平安壽終？
老皇曆翻回去，還可能嗎？
文革結束，鑒於毛核心個人專權，他還把黨天下向家天下轉型，鄧小平等以廢除終身制，實行任期制，個人專權改集體領導，毛的絕對專制，僅文革便付出兩千萬生命代價，一億人受難和八千億損失，鄧小平才改毛的家天下回黨天下，當前，還能由個人專權與個人崇拜，再改回去走毛的舊路，豈不叫國家再遭二家罪嗎？再樹毛核心式新核心，再造輿論又呼喚破除任期制，擁戴新核心恢復終身制，是捧主子上神壇嗎？恐怕是又墜入老核心的歷史陷阱。
當今，是什麼時代了？即便習核心想效毛核心那樣來一次大換血式的吐故納新，即便如老毛那麼換成萬民頌聖的高頌萬壽無彊了，也非真情，仍如今日北韓專制逼出的假象，除了江青與毛遠新緊跟毛澤東，鐵杆保駕的林彪，也被逼反，之後，毛的接班人華國鋒，股肱之帥被他稱道的「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包括管八三四一近衛軍的大內總管汪東興，都成了打倒四人幫顛覆老毛文革的旗手。幾年後，復出的四千老幹部，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誰不是聲淚俱下地痛說中國的「毛病」與「毛禍」齊聲聲討毛澤東呢？豈不說明毛的清除異類異心異派那麼苦心孤詣經營畢生仍失敗嗎？今日習核心來效仿，只樹威，不立德，只除異，不妥協，就只重復失敗而已。
當今局面已不同於毛時代，那是計劃經濟，有絕對經濟專制，由壟斷一切進口食物專制到腸肚，又壟斷輿論包括要人們說話必與毛語錄對號入座的絕對思想專制，今天，都做不到了。毛時代，足踏進香港新界，罪名是投敵叛國，今天開放到每年三十多萬青年到美國留學，已是進步的開明派了，國家招賢納士，盡向他們開放。毛時代不發選票，今天也未發，允許移民，也就有可用足投票存在了，還能再回到毛時代，拜毛神說毛話，哪也是壓力的脅迫，如北韓之民餓著肚子稱在天堂，是出自內心嗎？
最突出的是：今天已是信息自由，帶來思想自由時代。任專制恐懼地修柏林牆式防堵，堵人的柏林牆已垮了，堵信息的長城，能不垮嗎？把谷歌堵出國門，也將現代先進科學文化信息堵在國外，豈非自愚與自殺嗎？北韓金家王朝就對信息過濾得最絕，那民眾之愚，也是空前絕後，這種超愚昧的愚民能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嗎？就永在那國家監獄裡做奴民罷了。吾國也參與這種防堵信息自由，還鼓勵網技網警創新，皆自戕自殺，後果，不僅衰敗於經濟界，也枯竭於科技界，僅對比日本在科學有二十七項諾貝爾獎，中國僅一項青蒿素醫藥獎，而人家的機器人正淘汰你賤價勞動力哩！用封閉信息愚民的後果，只是拉大與現代文明的差距。
因此，習核心要學毛核心，拖中國人回毛核心時代，有中國成語，叫刻舟求劍，用馬克思在他名文《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的話，如小拿破侖仿效他叔父老拿破侖，只把悲劇演成彆扭的鬧劇了。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若還想再做個Ｘ皇，不是嬴政的胡亥，也只是孫子子嬰了？豈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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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大陸）曾伯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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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台三角關係告急

毫無疑問，美國特朗普總統的橫空出世，必將給美國內政、美國與其盟國的關係、美中俄三角關係、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帶來諸多變化。至於這是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在世界各地將帶來什麼樣的連鎖反應，特朗普先生並沒有給出足夠清晰的答案。
中美台關係有變
不過，變化的方向是大致清晰的。從特朗普的競選主張和人事任命，人們已經知道，這些變化包括：在美國國內，奧巴馬醫保方案或將面目全非，美國的移民政策、能源政策、基建政策、環保政策、商務政策、稅收政策、教育政策都將迎來大幅度的改變。特朗普已經任命了認為美國環保署沒有資格存在，聯邦教育部、能源部犯下了根本性錯誤的反體制人士出任這些機構的首長，可見他對美國現行政策和華盛頓官僚機構有多麼不滿。在國際貿易與外交事務方面，除了TPP將擱淺，歐洲一體化和北約東擴進程將失去美國動力，美國為盟國無償或半有償提供的安保義務、為全球提供的國際公共品（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所定義的「國際警察」服務）將提高價格或減少數量等變化之外，最為顯著的變化，將會是美俄關係的修補和好轉，以及某種形式的聯俄制中、扶台抑中戰略的啟動。對台海兩岸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中美台關係告急。
美國政界有一句俗語：「人事即政策」。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這兩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職位將由具有強烈親俄色彩的蒂勒森、弗林二人出任，對俄親善意向已經十分明顯。
聯俄制中、扶台抑中戰略的啟動
對華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主要政策顧問葉望輝、白邦瑞都是對華強硬路線的代表人物。這兩位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知華學者，前者是著名的親台人士，是將列根時代對台「六項保證」寫入特朗普時代共和黨黨綱的推動者，後者是著名的軍事戰略家，《二○四九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的作者。白邦瑞年輕時協助基辛格打開美中關係之門，曾主張美中軍事結盟，但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以後，白邦瑞幡然悔悟，認為「美國的親華派都錯了」，美國受了毛澤東的騙、上了鄧小平的當，美國在戰略上、經濟上、技術上對中國的巨大幫助從來沒有、將來也不可能得到預期的回報，一個強大的中國只會對美國深懷敵意、恩將仇報，由此他轉而主張聯俄制中、扶台抑中。新設立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將由主張對華實施強硬貿易政策的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擔任，此人是《致命中國：美國是如何失去製造業基礎的》（特朗普自述對這本書的觀點傾心折服）、《臥虎：中國軍事化對於世界意味著什麼》的作者，他認為正是中國人搶走了美國白人藍領的飯碗，中國靠鉅額對美貿易順差而變得富有和強大，而一個依仗雄厚經濟實力而日益軍事化的專制中國，將會像二戰之前的大日本帝國那樣成為全世界的威脅。特朗普對華政策顧問的任用，顯示了他對中國的國際負面形象和美中關係的基本看法。
特朗普不理基辛格建議
至於因與習近平相識三十年、打過幾次照面而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來這個以往對外國人士表達最高敬意的官方稱謂現在已經變得十分廉價了）的艾奧瓦州州長佈蘭斯塔德被任命為駐華大使，則是特朗普給予美中關係的唯一利好消息。但這一任命只能解讀為特朗普對習近平個人的安撫，於兩國關係大局並無實質意義：一則駐華大使只是外交聯絡員兼偵察員，並不分享對華政策的決策權；二則佈蘭斯塔德作為美國中部農業小州任期最長的州長，對外交事務極其生疏，其所關注的對華關係首要事項是增加美國大豆、玉米和豬肉的出口，而對所謂「戰略夥伴關係」或「新型大國關係」素無見地。毫無疑問，駐華大使崗位將是一個讓做慣了州長的佈蘭斯塔德老先生如坐針氈、兩面為難的崗位。特朗普在一次演講中透露，候任新職的佈蘭斯塔德勸他說：我求求你了，你就少罵幾句中國吧。可見佈蘭斯塔德尚未上任即已感受到使命艱難、前程坎坷，美中關係的寒意已向他撲面而來。當然，特朗普並沒有聽從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少罵中國的建議，正如他也沒有聽從另一位名頭更響亮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九十三歲的老共和黨人、被華盛頓外交精英尊為「美中關係教父」的基辛格理解中國、不招惹中國的建議。
「一個中國」政策受到挑戰
當「春江水暖鴨先知」的俄羅斯主流媒體對特朗普充滿各種溢美之詞之時，在中國這邊，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特朗普尚未就任，美中關係的變化就已經提前開場，而且是以緊鑼密鼓、令人窒息的方式提前開場。競選期間幾乎天天批評中國但一次也沒有提到台灣和南海的特朗普（這正是特朗普在中國民粹民族主義者和「愛國」網民中間收穫眾多粉絲的主要原因）出人意料地拿台灣問題向中國出招。二○一六年十二月二日，特朗普接了蔡英文的祝賀電話，稱呼後者為「台灣總統」，一舉打破了中美台三方默守三十七年的外交慣例，也打破了美國候任總統接受現任政府外交諮詢、不給在任總統惹麻煩的三百年交接慣例（特蔡通話並未知會美國國務院）。美國主流輿論一片譁然，奧巴馬政府緊急滅火，但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稱：「這只是台灣方面搞的一個小動作，根本不可能改變國際社會已經形成的『一個中國』格局。我認為，也不會改變美國政府多年來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特蔡通話同一天在北京見過習近平的基辛格回美國之後誇獎習近平「反應冷靜」。但王毅的判斷未免過於樂觀了，特朗普對中國的「克制」並不買賬，除了繼續在推特上以台灣的鉅額軍售貢獻和中國在匯率、關稅、南海、朝鮮問題上的不合作行為替特蔡通話辯護之外，十二月十一日，更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的電視專訪時直奔主題：「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受制於『一中政策』，除非美國和中國在其他問題上達成協議，包括貿易。」他抱怨說，「我們被中國傷害得非常厲害」。《紐約時報》評論說：「特朗普不是第一個質疑這一政策的共和黨總統，但他是第一個把『一個中國』當作交易籌碼的總統。」當「一個中國」受到公開挑戰，中共當局的反應也失去了「冷靜」：派遣軍機繞台灣飛行、在南海公海上公然盜搶美軍無人潛航器、唆使聖多美普林西比與台灣斷交，除此之外，還有《環球時報》幾乎每日一篇指名道姓批評特朗普的社評和「一百小時之內打下台灣」的戰爭叫囂。
美台關係令中國陷入「兩難」
四十四年前，尼克松、基辛格與毛澤東、周恩來做了一筆大交易，美國以承認「一個中國」換取中國擱置台灣問題、聯手對付蘇聯，由此奠定了攸關中國國運的中美台、中美蘇兩個戰略三角關係。從那時到現在，歲月流轉，人世滄桑，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太多太大的變化。蘇聯已成歷史名詞，當年的第二超級大國變成了核武庫仍在但國力已急劇衰落的油氣出口大國；台灣經濟起飛，政治體制也實現了民主化、本土化，「反共復國」早已放棄；中國大陸通過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最頑固的共產專制國家；中美聯手抗蘇的中美蘇三角關係早已蛻變為三足鼎立的中美俄三角關係。但是，有一樣東西一直沒變，以「一中」換取中美合作和台海和平的中美台三角關係，在角色性質已變、力量對比已變、互動模式已變、未來願景已變的全新背景之下，歷經四十年風雨飄搖維持至今。
如今，特朗普公開質疑「一中政策」敲響了中美台關係的喪鐘。這一看似猝不及防的新人新舉，亦是中美台三方歷史變化因素的持續發酵、長期累積所致，偶然之中自有必然。現在的問題，並不是美國新政府會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依情理分析，這種可能性並不太大，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美國憑藉「一中政策」向中國索取戰略回報和貿易利益，而中國將陷入兩難：要麼實行軍事冒險，使特朗普手中的「一中」籌碼報廢；要麼在美國的壓力下疲於應付，從此陷入中美台互仇互害的新三角關係。無論如何，大陸和台灣藉由往日的美中台戰略三角框架而將戰略紅利轉化為和平紅利、經濟紅利的「免費午餐」將從此斷供了。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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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號 爭鳴 總471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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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川普質疑「一個中國」，此其時也

【按：姑息獨裁而孤立民主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已強橫推行四十年，被候任總統川普大膽質疑，符合民意和時代潮流。中共發出暴力威脅作為報復，前景如何？陳破空是北美新聞界頗具影響力的評論家。】
「我完全瞭解『一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跟中國在其他問題、包括貿易問題上達成協議，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還要受縛於『一個中國』政策。」
這是繼2016年12月2日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之後，2016年12月11日，美國備位總統川普再次就美中台關係表態，直接挑戰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中政策」。在國際間再次投下震撼彈。
川普的這幾句話，聽上去，有兩層含義：其一，如果中國不在貿易等問題上讓步，美國就可以放棄「一中」政策，以示反擊；其二，如果中國在貿易等問題上讓步，美國就可能繼續維持「一中」政策。於是，外界紛紛解讀，川普要把台灣當作籌碼，打「台灣牌」，逼北京就範。
話雖這麼說，但考慮到美國普遍存在的對中共不滿、對台灣同情的情緒，尤其在共和黨內，一直存在反思美中台關係的呼聲，而近年，這種呼聲日漸高漲。未來，美中台關係演義，不能僅用「籌碼」二字概括之，或簡單化。
美國已具備改變一中政策的條件
川普任內，美國究竟會在美中和美台關係上走多遠？其政策可能的選項如下：
其一，「一個中國」。像過去近四十年來歷屆美國政府因循守舊的那樣。然而，當初的「一中」政策，是華盛頓對北京的遷就，基於美國「聯中抗蘇」戰略的需要。 隨著蘇聯解體、東歐解放、冷戰結束，中國，已經不再具有那樣的戰略價值。換言之，美國已經具備改變「一中」政策的現實和民意基礎。
曾遭美國遺棄、淪為冷戰犧牲品的台灣，不公平地，被長期孤懸於國際社會之外。儘管處境艱難如此，但經濟上，台灣依然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政治上，台灣依然轉型為亞洲民主楷模。在浩蕩的太平洋裡，台灣如熠熠生輝的珠貝，反襯國際政治的庸俗與齷齪。遲來的川普總統，質疑「一個中國」，符合國際現實與文明潮流。
冷戰結束之後的二十多年間，相反的發展態勢卻是，中國逐漸取代俄國，成為美國和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對今日美國而言，聯俄抗中反而成為新的需要，可能成為新的戰略。川普與普京互相欣賞的態度，川普提名多位親俄人士入閣（包括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等要職）的架勢，都擺明戰略轉變的姿態。
其二，「兩個中國」。美國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認中華民國。這種情況，類似現實中的朝鮮半島處境，南韓和北韓分別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分別都是聯合國成員。也類似統一前的德國處境，西德和東德分別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分別都是聯合國成員。
如果美國改而奉行「兩個中國」政策，更容易影響其他國家跟進，進而獲得整個國際社會的回應。即便在中國大陸人民那裡，也更容易得到呼應。渴望民主的中國人，將支持中華民國；遭中共愚弄的中國人，則暫時依附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三，「一中一台」。在外交上，美國既承認中國，也承認台灣，而台灣不必拘泥於「中華民國」這個國名。這是大多數台灣人、尤其是追求獨立的台灣人所願。
如此一來，台灣大多數人民必歡欣鼓舞。但在中國大陸那邊，仍然是一黨專政下，沒有民主化來承載和化解有關統獨的紛爭，便有可能給獨攬大權的共產黨帶來機會，引發民族主義大火，甚至藉口導致兩岸陷入嚴重的軍事危機之中。
北京企圖拉國際恐怖勢力作為報復手段
針對川普翻轉「一個中國」政策的動向，北京的選項可能性如下：
在貿易和其他議題上對美國讓步，以確保美國繼續維持「一中」政策。其實，所謂讓步，只是停止對美國利益的損害。比如，停止蓄意製造美中貿易逆差、停止大規模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停止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等欺詐行為。
美國對北京的期待，只不過是希望後者改邪歸正公平貿易。這樣做並不難。然而，把政權安穩和既得利益擺在首位的中共當局，一定會擔心，如果遵守國際規則，停止補貼國營企業，失去巨額的中美貿易順差（即美中貿易逆差），就可能失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而經濟增長，已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支柱。
如權貴控制的國營企業，是中共的經濟命脈，事關其龐大的維穩經費和軍事開支，當前中國經濟已在加速下滑。削弱國企，便要承擔即時的政治風險。
代表強硬派和頑固派觀點的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出連篇社論和評論，公開羅列出（一旦川普改變「一中」政策）中共可能採取的報復手段：
其一，增加戰略核武器數量，作為「殺手鐧」，加大對美國、台灣和周邊世界的核威脅。如此，中共將違反它簽署的國際《核不擴散條約》的規定：（截至1967年）已經擁核的國家，不得繼續發展核武器，不得向無核國家擴散核武器；（截至1967年）沒有核武器的國家，不得發展核武器。
當然，中共可能效法北朝鮮，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無賴嘴臉。事實上，中共先後向巴基斯坦和北朝鮮擴散核武器、一直暗助北朝鮮發展核武器（經由中國鴻祥公司等機構），早已違反了《核不擴散條約》。但北京須知，如果想在戰略核武器上趕超具有壓倒優勢的美國，能不能承擔核競賽的巨大壓力？
其二，支持美國的敵人，「公開支持它們，或者暗中向它們提供武器。」所謂美國的敵人，無外乎國際恐怖組織如伊斯蘭國、基地組織、塔利班等；或如北朝鮮、伊朗等流氓國家。川普提名的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公開指出：「中國和朝鮮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同盟。」美國政治人物已經發出警告。
作者： 陳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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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號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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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亂局 打虎鎖定政治局 陰謀家張德江須首當其責

【評論文章 漢江泄】
本周五及六（6日及7日）在北京召開中紀委全體會議，屆時可預示今年如何把已經形成的反腐敗鬥爭壓倒性的姿態推向新台階。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屢次點名炮轟5名前高官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及令計劃等大搞政治陰謀活動，並指「他們在政治上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引起我深入思考」。據了解，中央「打虎」目標鎖定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組成人員。利劍高懸，與上述陰謀家走同樣路線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他主導的港澳系統及全國人大系統腐敗不堪，大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弄虛作假、任人唯利，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必須「首當其責」。
中共的「打虎」動作全年無休，習近平於上周三（12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此是他首次用「已經形成」字眼，反腐措辭出現重大變化，顯示反腐工作已經取得極大而重要成果。
習近平三度點名轟周永康等5前高官
周日（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刊發習近平於去年10月27日在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全文近一萬字，信息量極大，發言直白，羅列黨內存在的亂象及嚴重問題。在是次發言中，更三度點名狠批5名前高官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及令計劃等「腐敗分子」。
習近平三度點名周永康等人，如下：
1‧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着力紮緊制度的籠子，特別是清除了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腐敗分子，有效遏制腐敗蔓延勢頭。
2‧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人，不僅經濟上貪婪、生活上腐化，而且政治上野心膨脹，大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等政治陰謀活動。他們在政治上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引起我深入思考。
3‧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了近200名高級幹部，其中不乏省委書記、省長、部長、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特別是有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曾經位居高職的人，給我們黨的形象和威信造成的損害是特別巨大的。
「根子在上面」 羅列黨內亂象
筆者注意到習近平在發言中雖只是點名了5名已落馬的官員，但他用上「等人」字眼，即野心家及陰謀家不只這5人，還有其他。觀察局勢，能與這5大「老虎」匹敵的，張德江及劉雲山可說是走着相同路線。
問題表現在下面，根子在上面。香港亂局，正是抓香港路線的系統出現問題，令到「一國兩制」既走樣，又變形。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以及配合攪局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正正是在「根子在上面」，錯判民情，未有管好他們提拔起來的那些手下，在香港作惡多端，「罪行」難以細訴，差不多可把習主席發言所罵的亂象全部套上。
習近平在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重提自己於2014年10月8日的一番話，批評在幹部中「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了自己的所謂仕途，為了自己的所謂影響力，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製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願、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經到了肆無忌憚、膽大妄為的地步！」
習近平明言：「我們也清醒認識到，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是複雜的，黨員隊伍構成是複雜的，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因素也是複雜的，黨內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老問題反彈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還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他批評：「一些黨員、幹部對全面從嚴治黨認識上不到位、思想上不適應、行動上不自覺。」他警告：「如果我們讓已經初步解決的問題反彈回潮、故態復發，那就會失信於民，我們黨就會面臨更大的危險。」
黨內政治生活因素複雜 籲兩大層面解決
習近平提出，各級組織和黨員、幹部要解決兩大類問題：
第一：注重解決那些量大面廣、表現突出的問題。諸如「工作中搞獨斷專行、搞『一言堂』和自由主義、分散主義問題，作風上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濫用權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違法亂紀問題，有紀不依、執紀不嚴、違紀不究問題，不思進取、不敢擔當、庸懶無為問題等等。」習形容，這類問題群眾看得真切，界限尺度比較明確，重在嚴格執行制度，加強剛性約束。
第二：要着力解決政治性強、破壞力大的問題。諸如「在重大問題上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不執行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問題，對黨不忠誠老實、陽奉陰違、弄虛作假、做『兩面人』問題，選人用人上任人唯親、任人唯利和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問題，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政治野心膨脹問題，等等。」習形容這類問題，往往隱蔽性強，不到關鍵時刻難以暴露，重在確立判斷標準，及時查處典型，形成有效機制。
習近平不諱言： 「黨內政治生活因素複雜，具體到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單位，問題各不相同」。他提醒：「要堅持有甚麼問題就解決甚麼問題，甚麼問題難就重點解決甚麼問題，甚麼問題突出就着力攻克甚麼問題，無論解決甚麼問題，都要綜合分析、舉一反三，使每項措施、每次努力都有利於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有利於淨化黨內政治生態。」
巴結中聯辦政商界 未看清局勢
習近平的用字是非常講究準確，意思深遠，要細嚼，但偏偏靠攏野心家及陰謀家利益的團夥，包括依靠香港中聯辦官員撈取政治和經濟本錢的政商人士，迄今仍未看清形勢，不求真理，不幹實事，只求功名，繼續巴結。港澳辦及香港中聯辦已經作出人事換班，預示革新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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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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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小心葉劉淑儀！

這篇文章寫到一半，傳來梁振英放棄連任的消息，不禁歡欣鼓舞了一陣。不過，一轉念之間發覺嚴峻的局勢並未改變，稍一不慎將會重蹈覆轍。我也不敢輕率宣佈開香檳慶祝，等到明年三月的結果才可定案。以下是筆者的觀察，僅供參考：
梁振英治港四年多，使用的鬼蜮伎倆層出不窮，給港人帶來無限的傷痛和撕裂，惡貫滿盈，罄竹難書。近期一連串的「港獨問題」「釋法事件」「宣誓風波」是他繼承共產黨步步追迫，窮追猛打傳統的產品。為了搶救個人的權位，他竟可以調動所有的資源和勢力，包括中聯辦地下黨及其領導的群眾組織；騎劫控制了的特區政府官員；甚至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和人大常委會，可謂無所不用其盡。正是「卑鄙，是卑鄙者向黨邀功的通行證」（借用北島詩句）。中共評估梁振英勝選無望，失去使用價值，決定抛棄，是民主陣營凝聚力量，歷盡艱苦，堅持鬥爭的結果，這個階段性的勝利得來不易。
關於葉劉淑儀，筆者去年六月曾在文章《勝利的否決》中，對她有這樣的評說：「葉劉淑儀最值得可憐，這個一向充滿自由意志的硬朗高官，曾威風凜凜地帶領港府官員推行二十三條立法從不會哭。但自從投靠中共以來，自由意志便越來越少。她本是新民黨主席卻跟大隊離場，切底地摧毀了她的自由意志，使我更加相信我早前估計她己入黨的推論。」
我的推論，是由於傳媒報導她曾秘密上京。我注意到她上京前後的言行態度有非常明顯的改變。上京前她說話比較隨便，無論在港受訪或在國外受訪都毫無掩飾地表達強烈的權力慾望，想做特首到了垂涎三尺的程度，失去自知之明的智力令人齒冷。但上京之後，她的言行收斂很多，比較慎重，沒有那麼令人討厭。 好像慾望己經得到安頓，不用急於到處表達似的。這前後的變化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她知道要做特首必須先做黨員才可能得到中共的應許，而中共當然也樂於接受一個自投羅網的投誠者，可以留着備用。
今次立法會選舉後，她應召進入中聯辦一事，進一步證實我的估計。她是中聯辦發展的黨員，組織關係就在中聯辦。 只要對照一下她與何君堯有關中聯辦的應對，可以分別出關係深淺不同的態度。她閃爍其詞，不敢承認又不敢說謊， 連中聯辦不要讓人知道的吩咐也說了出來。這個黨員太幼嫩了，沒有經過地下秘密工作訓練，毛裏毛躁地暴露了地下身份。
現在葉劉淑儀即將宣佈參選特首，這是中共兌現她入黨的報酬。中聯辦留有這一秘密武器——替代品，是用以延續地下黨員當特首這政策的計劃，我未能準確估計得到。原來中共在梁振英與葉劉淑儀之間選擇了葉劉，她是得到中聯辦地下黨經上報中央批準的人選。但中央不會再次公開欽點而是通過地下渠道對地下黨組織發出支持葉劉的指令。在親共陣營暗中全力支持下，葉劉將接收本屬梁振英的所有「組織鐵票」，加上她自己的人脈票，將會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票數。如果她當選，就是地下黨員當特首的歷史重演。
希望民主陣營不要掉以輕心，在取得共識下集中票源，全力運用所得的三百二十六選票，像打擊梁振英一樣把葉劉打下去。否則的話，我們又要經歷五年地下黨員特首之苦。現在己經不是（Anyone but CY），而是（ Anyone but RY）。想不到，像那年回港時一樣，我又要高喊：「反對地下黨員當特首」這口號。
記得當年我一直認為梁振英是中共早幾年刻意培養的欽點人物，只是擔心他能否選出，才會出現所謂勸退和曾鈺成出選的消息，並不是要禁止他。但傳媒及評論卻力圖硬說唐英年才是真名天子必然當選。其實那是中聯辦地下黨放出的烟幕，意圖掩人耳目，使港人輕看梁振英背後黨的力量，讓他有機可乘。
現在當年梁振英與唐英年特首之爭的圖景又再出現，社會上謠言滿天飛，「消息人士」「知情人士」毫無根據的所謂紅綠燈論和曾俊華不受中央信任之說，充塞於媒體之中。這也是親共陣營為助葉劉競選而發出的烟幕，目的是打擊曾俊華，挫折他的銳氣，給曾俊華的支持者壓力。希望港人撥開烟幕，看出真相，不要再次上當。
曾俊華做事沉穩有親和力，有中央和商界人脈， 作為中央與本港的橋樑是不錯的人選，其實力足以擊敗葉劉。如果勝選是中央能夠接受的非黨員特首。但在優先實現地下黨員當特首政策下，親共陣營必視他為打擊對象，希望曾俊華有足夠的準備。
如果林鄭月娥參選，她必成為打擊曾俊華的葉劉選舉工程的一部份，只是一隻棋子。她沒有實力勝過葉劉背後的黨票，因為她不是黨員。那些勸進的親共派人士不懷好意拉她下水，希望她有自知之明不要淌這個混水。
胡國興是一位最能堅守普世價值，最合港人心意的參選人，但恐怕實力不足以趕走葉劉。筆者建議舉辦一場民間特首選舉，希望市民選出胡國興為民間特首，並由他組成民間影子政府，以便監督制衡來年產生的特區政府。
從政情大局來看，牽動二十四萬選民的特首選舉是反擊的主戰場。民主陣營在立法會戰場上失利，正被侵犯而處於捱打劣勢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但四位議員的司法覆核己經交由法院審理，的確是只能等待，沒有甚麼可做，這個戰場將有的損失容後再組織反擊取回。希望民主陣營團結一心，打好特首選戰這場仗。讓我們選出一個非黨員的特首，令社會休養生息，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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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2 日 作者：梁慕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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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日 星期一

張曉明 張德江 躲在「兩制」下搞特權

【評論文章 漢江泄】
今天是筆者於2017年刊登的首篇文章，先祝賀各位《成報》讀者新年快樂。筆者的「亂港四人幫」系列文章，跨年刊登，雖未到結局，但刻下已進入香港政局變革的關鍵時刻，愛香港的市民，一定要保持冷靜，辨清時局。中央電視台在昨天元旦日突然播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專訪，再惹香港市民熱議。
筆者在評論張曉明訪問內容前，首先提醒讀者要留意一個場景，思考兩道問題。
一個場景：中央電視台，一個江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控制用來伺機攪局的官方媒體。
三度在是非纏身時亮相央視
為何張曉明每次被傳負面消息之際，均是在央視現身呢？為何每次梁振英及張曉明要高調「反港獨」時，也是在央視呢？我們可以總結是：「央視愛小明」，「小明」得到劉雲山的「寵幸」。
2016年10月27日晚，在香港狠批中聯辦及梁振英聯手「播（港）獨」之際，央視新聞聯播有關中共十八大六中全會的新聞影片中，播出張曉明在小組發言「反港獨」的鏡頭；2016年12月16日，當梁振英突然宣布放棄連任後，張曉明久未在港公開露面兼臨時缺席不少獲邀公開場合，央視播出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片段，突然又有播出張曉明開會的鏡頭。在中紀委密集「打虎」之際，張曉明又突然亮相央視，還接受專訪，大談「反港獨」。據了解，每次張曉明亮相央視，中聯辦官員慎防「西環喉舌」及友好媒體看不見，也會特意通知，昨晚也是如此。
除了央視播放外，我們思考兩道問題：
提三條底線 硬套在「港獨」背景
第一，為何香港中聯辦主任可在元旦日獨享接受國家級媒體央視專訪這厚遇呢？按照過往做法，澳門中聯辦主任只是在網站發表書面新年賀辭，今年王志民主任依循做法。至於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如既往沒發賀辭，卻罕見地在今年的元旦日高調透過央視現身。中聯辦網站火速上載張曉明的央視訪問影片，比更新副主任譚鐵牛履新的消息更快（註：昨終見更新譚鐵牛資料），可見極重視張主任這訪問。
張曉明在央視專訪的主題是「反港獨」，指出部分立法會議的宣誓風波，令人正視近年來「激進分離勢力」在香港滋長冒升，遏制「港獨」需要全社會強化底線思維和法治思維。他提出，要遵守三條底線要求：不容許任何人從事任何形式的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不容許挑戰中央的權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不容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動，破壞內地的社會政治穩定。張曉明強調，這三條底線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一國兩制」的基本規則。
上述三條底線，是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已知的鐵律，香港市民早已廣泛認同的；張曉明現在隆而重之在央視重提，目的只是把這三條鐵律，硬套在亂港野心家設定所謂的「港獨時代背景」中，為他們製造出來的「偽港獨」合理化而已。從昨天的民陣元旦日遊行可見，幾支「港獨」旗飄揚，根本沒有市民及記者理會（除了《大公》、《文匯》又誇大港獨示威聲勢）。
煽動內地民眾與香港市民的矛盾
第二：若說香港搞「港獨」，損害國家安全，為何張曉明不接受香港傳媒訪問呢？可想而知，他的目標觀眾不是香港人，也非外國人，而是「內地民眾」。由此可見，張曉明在訪問中以「激進分離勢力」這嚴重而敏感的字眼來形容「港獨」，曉以「民族大義」，有「煽動內地民眾與香港市民的矛盾」之意，居心叵測。每當說到「港獨」的事情，中聯辦向友好傳媒及政界吹風，不斷高舉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支持及讚揚」梁振英等遏制「港獨」。只要細心思考，張曉明等人祭出的理由，是名副其實的「偷換概念」，乃陰謀家的伎倆。這相當於你跑去問習近平：「拘捕賊匪好不好？」、「懲處貪污官員好不好？」等等，難道叫習主席答「不好」嗎？
在訪問中，張曉明還特別提到「習近平對香港事務非常重視」。筆者相信，當中央向泛民放寬回鄉證也事前不給中聯辦知悉時，國家主席的說話，推算也不用由一名小小的中聯辦主任傳話吧。
筆者看來「央視」的平台，「反港獨」的議題均是「亂港團夥」張德江、劉雲山、張曉明及梁振英等人的「救命草」，也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後稻草。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張德江和張曉明正是破壞「一國兩制」的元兇。張曉明接受央視時還厚顏地說，從中央政府和內地民眾來說，要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香港實行的制度，不能干預純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中聯辦「蒼蠅」屢擾商界傳媒及港府運作
事實上，在過去多年，張曉明及張德江等團夥屢次破壞「一國兩制」，干擾香港政府、商界及傳媒運作，例子不勝枚舉。張曉明何曾有尊重過「兩制」呢？回顧過去，他干預立法會運作，叫葉劉淑儀選立法會主席；自由黨周永勤暗示有中聯辦官員叫他棄選立法會；有傳媒機構在新聞近日多寫曾俊華動向，高層就收中聯辦主任助理陳山玲投訴，指示要求減少寫；中聯辦官員又指示政團及友好傳媒要營造梁振英「連任在望」的聲勢等等。
中共「打老虎」的戰績彪炳，決心毋容置疑，不過針對擁有基層政權的貪官污吏，「拍蒼蠅」行動仍見困難，基層抵制反腐工作屢見；中紀委機關報曾發文指出：「壓力還沒有完全傳導到基層，『上面九級風浪，下面紋絲不動』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為例，他躲在香港「兩制」下，竟夠膽公拒絕遵守中央定下的「習八條」，接受商人的巴結，以天價1,800萬元拍賣其題字書法，造成極惡劣的政治效果。
香港中聯辦的基層貪官污吏仍然肆虐，「蒼蠅」未拍打。眾多周知，政商界如要掛上內地各省市的政協及人大的銜頭，走的門路是巴結中聯辦官員，特別是地區工作部，只要取得亮麗的推薦信，就可比真正想報效國家的窮等人才「贏在起跑線上」。「蒼蠅」雖小，但貪的財富不比「老虎」小；「蒼蠅」不除，禍害更深。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我們期望中央核心撥亂反正，別給「亂港團夥」躲在「兩制」下搞特權，壞政治紀律、壞政治規矩。
來源轉自：
【2017年01月02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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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元旦遊行 市民轟梁振英濫用覆核打壓民選議員


小朋友參與遊行，心願是維護民選制度。

陳先生（右）帶同女兒遊行，希望社會關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林先生中風後剛出院亦參與遊行。

遊行人士高舉標語，要求徹查梁振英UGL事件。

過去五次民陣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
民間人權陣線昨日舉辦元旦遊行，由銅鑼灣維園操往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反對人大釋法及要求政府撤回針對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民陣表示昨有9,150人參與遊行，警方則表示高峰時有4.800名巿民參加。有遊行市民質疑政府一再提出司法覆核挑戰議員資格，乃是要削弱非建制派在議會的實力，亦有遊行人士擔憂人大日後會再釋法，干預本港的司法制度。
遊行隊伍昨午3時在四名遭司法覆核的議員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及梁國雄帶領下，由維園出發，沿途高喊「主權在民，反對人大釋法，撤回司法覆核，我要真普選，梁振英可恥」及「DQ（取消資格）四位議員，香港就玩完」等口號，龍頭下午約5時30分到達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的終點，之後舉行集會。大會晚上約7時宣布集會結束，較原定時間早約兩個小時完結。
恐梁種下禍根會繼續存在
兩個月前曾中風的張先生昨拿着柺杖參與遊行，表示自己入院前一日打兩份工，批評特首梁振英任內不但未有做好幫助基層的工作，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一事上亦未有盡力保障港人利益，形容這次釋法就如立法。他又表示不滿現時的特首選舉方式。
已退休的張先生與妻子一同遊行，他認為政府利用司法打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不可接受，批評梁振英一手造成這局面，是「博連任」之舉，「DQ」一事是否合理，「公道自在人心」。他續說，梁振英雖然放棄競逐連任，但他不會收回種下的禍根，問題會繼續存在；另一名遊行人士黃先生亦表明不滿梁振英與中聯辦組成的管治集團，以強硬手法治港，擔心即使7月有新特首，仍會以同樣手法繼續治港，問題是在制度上。
陳先生昨帶同四歲女兒參與遊行，表示要對政府不公義行徑發聲，同時希望市民繼續關注東北發展計劃及土地公義的問題。他批評政府自上次「DQ」梁頌恆和游惠楨後變本加厲，一次再「DQ」多人，「那他遲點會不會『DQ』所有的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他說，雖不知道遊行是否對事情有幫助，但始終要有盼望，要提出意見，很難評估時局的發展。退休公務員林先生則手持「雙規689及其亂港集中營」的示威道具參與遊行，指出政府執行政策時必須依足程序，梁振英已「過氣」，但點名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故宮文化博物館計劃上跨過程序，先斬後奏，自把自為。
民陣召集人為人數少致歉
對於遊行人數不多，民陣召集人區諾軒對此致歉，強調遊行人數是一個謹慎、現實、較以往保守的數字，沒有必要說出一個不現實的數字，而他承擔數字不理想的責任，希望市民不會認為出來遊行沒有意義。他估計人數較少，或因部分市民認為梁振英不連任便可以解決問題。
特區政府昨日發聲明回應元旦遊行，表示尊重市民依法享有的遊行及發表意見的權利和立法會議員由選民選出的事實，但強調立法會和所有立法會議員亦有責任遵守法律的規定，必須以符合法定的方式及形式宣誓。政府並重申，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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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2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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