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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學者：中共驅逐外來民工 不敢說出其內幕


北京大興發生火災後，中共當局以確保安全為由，在北京展開大清查，趕走幾十萬的被當局稱為「低端人口」的外地務工人員。網民表示，中共僱用的清查打手，就像清理猶太人的黨衛軍。（網友提供）
北京近日驅逐所謂「低端人口」的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憤慨和關注。旅美經濟學者認為，中共不顧國際形象暴力驅趕這些百姓，真正的原因是目前國內經濟下滑，這些外來人口一旦失去工作，有可能成為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力量，從而導致中共政權的不穩甚至覆滅。
經濟下滑 外來人口或成不穩定力量
周五（11月30日），美國之音播出《焦點對話：「低端人口」，中國政局的最大變數？》的評論節目。在節目中，旅美經濟學者秦偉平說：「北京這次驅逐幾十萬所謂低端，其實真正的原因公眾看不到。」
他認為：「城市務工人口大約有五六億，他們奉獻了青春、血汗獲得微薄的收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是當局認為的不穩定因素。在經濟發展時期官方稱他們是新市民，經濟下滑沒有就業機會時，當局害怕他們鬧事於是一趕了之。
「中共要在經濟全面倒下之前的節點上，讓危險人口回流。因此預測驅趕點端人口的舉措全國各大城市都會效仿。」
秦偉平還說，社會學裏的確對人群進行了不同階層的劃分，比方底層、中層、上層。中共標榜無產階級是主人，實際是中國5%的精英階層才是真正的主人。中國有2.8億人口是赤貧，就是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是真正的低端。
「低端人口」聚集社會能量 讓中共恐懼
秦偉平說：「中國經濟變革之後，草根流民階層在原籍沒有發展機會、沒有未來，於是遷徙到大城市，但同樣面臨生活的艱辛。他們在多年付出後獲得了些許金錢，但是沒有養老保障、沒有醫療保險。
「政府所謂清理低端人口其實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這些人口是一股巨大的社會能量。」
秦偉平分析：「中國現在的環境有別於二十年前的經濟增長期，現在的經濟是強弩之末。這點百姓不知道，但是當局了解。」
「只要不繼續印製鈔票和繼續給經濟輸血，經濟就危在旦夕。全國幾億草民在城市雖然是無產者，但是他們有眼界、有組織能力、有社會關係，一旦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他們沒有飯吃，在居住的城市很容易引發危機。這樣的情況讓政府恐懼。」 秦偉平說。
經濟快崩 蔡奇不顧形象強驅外地人
秦偉平說，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離中國新年只有兩個月，北京當局連兩個月的寬限都不給，急於驅趕外地人。「蔡奇是個懂宣傳的人，知道輿論的後果，所以並非他選擇授人以柄，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必須提前採取措施，不能再等，所以強制。」
「也許中共認為在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內經濟可能斷層，如果大批人突然失業，生活無以為繼的話，他們給當局的威脅顯而易見。現在他們還有口飯吃，所以即使被驅趕也還不會造反。如果沒有了飯碗，估計當局開槍也打不走。這是當局無法說出口的理由。」
「其實，上海的類似行動早已開始，通過調高房租來逼走所謂低端人口。 」
「我認為不光是低端人口，高端人口也將被危及。一旦危機爆發，中產階級也將被重創，可能財產蒸發，被打回原型。 」
來源轉自：
【徐簡綜合報道 2017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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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5日 星期五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超級愚蠢」

台灣海峽兩岸被「一個中國」困擾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一個中國」也困擾著全世界。任何人、任何國家都要在這個概念下選邊站隊。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不可以實事求是、不可以有良知正義，否則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就要被北京視為仇敵，飽受中共政權的折磨。
         最可憐的是台灣，台灣在世界上的邦交國幾乎被「一個中國」剝奪殆盡，只剩下二十一個無足輕重的蕞爾小國，幾乎成了國際孤兒。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每天提心吊膽生怕某一天要因為「一個中國」而國破家亡、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不過台灣人仍屬幸運的，他們好歹以往六十多年沒受中共的統治，沒有在鎮壓反革命中被槍斃，沒有在三年大饑荒中被餓死，沒有在文革中被鬥死，沒有在六四被坦克壓死，也沒有在房子被強拆時砸死。
何謂毛澤東的「超級愚蠢」？
         台灣人的幸運，固然得益於國民黨，更得益於毛澤東的超級愚蠢。
         如果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喊那一嗓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改為在南京總統府前喊一嗓子「新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今天成立了」，然後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毛澤東住進了總統府，國務院搬進了中山北路國民政府原址，那麼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就真的沒戲了，就算是轉進到台灣，據守一隅，也不會有「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說了。世界只會認為中華民國發生了一場通過大規模戰爭實現的一次政黨輪替，中共政權就名正言順的接管所有中華民國駐外使館，接管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的位置，也不再發生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來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建交，也不至於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搜盡枯腸才寫出《上海公報》中的一句話，「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因為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已經被共產黨的中華民國取代了。
         有人說毛澤東不可能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對於毛澤東來講，只要有利於奪取政權，沒什麼不可能的：他可以喊斯大林「親愛的父親」，他可以感謝日本侵略中國，他可以頌揚美國的自由民主、三權分立、批評國民黨的獨裁。為了替共產政權贏得合法性，他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和繼承者。所以他不是不可能做，而是沒想到。那時，他正對中南海皇家的紅牆綠瓦、碧水林蔭垂涎欲滴，是皇帝夢做得正酣的時候，也是他超級愚蠢的時候。
         據說當年有人建議毛澤東，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他沒有接受。據說毛澤東晚年時對當年沒有沿用「中華民國」國號深感後悔，但晚了，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雖敗，卻沒有敗亡。這都是毛澤東的超級愚蠢所致。
何謂蔣介石的「超級愚蠢」？
         而後中共政權就不得不強迫世界接受「一個中國」、強迫世界接受中華民國已不存在。時間一久，「一個中國」的謊言便成了大多數國家認可的事實。本來台灣不至於淪落到世界孤兒的地步，下面就要說到蔣介石的愚蠢。
         聯合國大會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由中華民國政府擁有的聯合國中國席位代表權。這使得聯合國創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被稱作「竊取」聯合國席位的國家，而竊取聯合國席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倒是「恢復」聯合國席位，這也成為中共政權「一個中國」政策的重要依據。此時正是考驗中華民國領導人政治智慧的時候，誰知總統蔣介石高揚「漢賊不兩立」的精神，決然退出聯合國，於是便鑄成至今四十多年間中華民國飽受中共政權「一個中國」的凌辱和世界各國的歧視之痛。我們從當年的影視資料，看到在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案表決前夕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憤然離場的畫面，那畫面非常悲壯，也非常愚蠢。
         當年美國等國投了反對票，沙特阿拉伯提出要中華民國保留聯合國席位的方案，獲得很多國家的響應，卻被中華民國斷然拒絕，還是因為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沙特阿拉伯後來也不得不與中華民國斷交。如果不是蔣介石的超級愚蠢，中華民國現在仍然是聯合國成員國，世界上多數國家將實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重承認，就像承認西德也承認東德，承認韓國也承認朝鮮一樣。這樣一來，世界就有了「兩個中國」，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仍然有廣闊的生存空間，「一個中國」也不復存在了。
         時間只不過過去四十六年，「漢賊不兩立」的國民黨早已與共產黨穿一條褲子了，並煞費苦心的與共產黨一起編造「九二共識」。反而國民黨的反對黨民進黨倒有點與中共政權「漢賊不兩立」樣子，你說這歷史荒唐不荒唐。
台灣已無蔣介石大陸仍有「毛澤東」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偉人、中華民族的英雄：他追隨孫中山，為中國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他北伐東征統一中國；他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打贏了一場撼天動地的衛國戰爭；他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道路；他退守台灣保住了中華民國的國統、法統、道統；他在台灣實行和平土改，開展經濟建設，為台灣的經濟起飛奠定基礎。但他丟掉了中國大陸、讓中華大好河山和億萬人民任由中共蹂躪，讓中華民族陷入萬劫不復之中，再加上他一九四七年在台灣製造二二八事件屠殺手無寸鐵的台灣人，實屬罪不可恕。而蔣介石作為一國之領袖，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毫無遠見、不知應變，竟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單的比作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蜀漢與曹魏，一句「漢賊不兩立」幫助中共政權在國際上營造了「一個中國」的局面，這種超級愚蠢也是不可原諒的。儘管偉人蔣介石的超級愚蠢與魔鬼毛澤東的超級愚蠢不可相提並論。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在實行獨裁專制或威權統治時表現出他們的超級愚蠢，他們的個人意志、個人喜好便是國家的政策、便決定國家的命運。如今台灣已不再有蔣介石，但大陸仍不斷有「毛澤東」。鄧小平的六四屠殺，習近平的鎮壓異己，都將葬送這個國家，是罪行，也是超級愚蠢。他們其實是和常人一樣吃喝拉撒的肉身凡胎，他們的智商有的還不如街上行走的平民百姓。他們一旦掌握了權力，就變成了魔鬼和表現出超級愚蠢。為了防止他們禍國殃民，唯有爭取國家實現權力的監督和制衡，把他們關進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的籠子裡，或者把他們推翻、打倒，此外別無他法。
來源轉自：
【2017年3月號 動向 總378期（美國）程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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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日 星期日

嘯聚叢林 膜拜等級 獸化幫規


（Getty Images）
寫這個主題，也是因為「有幸」身居黨國體制內幾十年的頗多積累。當下身處自由社會，回想曾經親歷種種黨產怪胎，仍難抑厭惡之生理反應。
而我們，你們，他們，這些曾經或仍在魔黨邪教治下的中國人，幾乎人人都由看不慣到看習慣，再到無可奈何，直到有一天，終於完成「久居鮑肆，不聞其臭」的嗅覺轉換過程。現在想想，這種人類天性的變異，真的好可怕。
也就難怪馬大留學生楊姑娘舒平，不過說了幾句美國好空氣，好自由的真心話，便被網紅，遭吸不上好空氣的可憐孩兒們、按黨宣旨意自由罵人了。最可憐的是，他們奉旨罵人，已不會好好說話，並不覺得自己可憐。
就像《動向》雜誌楊光先生的文題〈中國人最沒有資格嘲笑北朝鮮〉。我看這個世界上，美國人、日本人、俄國人、緬甸人甚至西非馬達加斯加人都有資格，唯獨中國人沒資格嘲笑北韓。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鏡子，過去是，現在還是。嘲笑北韓，就是嘲笑自己。
有人會說，嘯聚叢林，那是共黨當年做匪，可現在它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執政黨、全球經濟老二啊。多少同胞正是被此迷眼！於是便看不到：匪就是匪，把全球最頂級的面霜扣臉上，它也畫不出個紳士妝。一瞪眼一呲牙，還是匪相！
從舉著梭鏢菜刀喊殺、到買來二手航母，幾十年翻了N次方跟頭，匪首的窯洞大襖換上毛料人民裝，數變質沒變，還是那個叢林黨的思路，以為執政不用大腦只用小腦，大腦只是用來拍的，小腦勤灌水就好使。灌滿了也沒路，不有機關槍、開花彈代替梭鏢菜刀麼。上一次危機的時候用過，那是28年前了哦，對了，還獲得一個被全世界罵翻的榮譽：六四屠城。
我要說的匪黨另一個業績，是其異常膜拜等級。在永遠面臨垮臺的危機下，強化組織，嚴苛等級，是幫派存活保障。表面看，它比世界上任何政黨都崇尚抱團取暖，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解體恐懼。
在下從前有幸（我還是說「有幸」）在黨國某最高機關混過若干年。耳聞目睹親歷了該幫會森嚴的等級。那會兒年輕不諳黨情，因自己選擇女友未合本單位黨的意識型態慘被打壓，一時氣盛，無意中竟發展到對抗至高無上的黨委。
本以為我不過是談個女朋友，貌若天仙還是歪瓜裂棗，干黨屁事。誰想黨不這樣想，挑戰權威這還了得！哇，一時間處長、局長、黨委書記輪番談話，批評威脅，上報組織部長批示，再層層下傳三幾級領導，又一輪談話，家訪，寫檢查，威脅開除……。
直到本人身心俱疲，只得綏靖了一下，表示接受黨的「關懷」，實際則是不得已向地下黨看齊，由公開活動轉入隱蔽戰線，變剛性對抗為悶頭吃瓜，此事才偃旗息鼓。面對造成的轟動效應和指指點點，本人也繼續假清高，行不更衣，坐不斜視，低調和同事們打哈哈。
現在想來，還是嚴密的等級和幫規僥倖「蔭澤」了我：在下是正式在編的國家幹部，不是臨時工，說開除就開除，不符合政治正確的黨規；各級領導再狠，也不好意思拿不上檯面的癡男怨女問題問責，誰不知道他們幾乎個個都是有眼兒的蘋果。
事情不了了之，但那些上下其手挖隱私、特別是依規運行的黨幹眾生相，啟動了我的思辯細胞。灑眼一望，這個奇葩黨國之所以如此朽氣薰天，不能不說與這種等級至上，層層制約、虐殺活性的環境相關。
自打共黨奪了政權，就開始論功行賞，封官分肥。黨系太反胃，不表。論行政級別，那時還不知何為公務員，只是毛領著一群忠誠大吏，開個會，就排出了座次：幹部官分23等，最低23級（軍隊排級），最高1級（國家主要領導）。
其中最要緊的一條紅線，猶如南北韓三八線：13 級「高幹」線。在中共效法蘇式「供給制」時，高幹被戲稱為「肉蛋幹部」，特別是「三年大饑荒」，黨國不管餓死幾千萬P民，我敢斷言，13級以上高幹及其家屬，全國沒餓斃一位。
你想啊，農民樹皮扒光，草根吃絕，高幹們卻糧油充足，每月二斤豬肉、二斤雞蛋照供不誤，餓死一個，天理難容。13級以下的「糖豆幹部」也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吧。這就是最早的「特供」。
當然，特供遠不止這些。物質上涵蓋了衣食住行。單說車吧。本人曾供職的單位設有車隊，那時私家車還不普遍，看病、接人、出遊用車一律高幹優先且免費，是為「待遇」。費用打入每年「國撥預算」。
房呢，正副處級至正副部級，房子從兩室50到200平方米，嚴格定位，不可逾越。
加上大幹部可以有公派保姆、警衛員、祕書，看病開刀公費全報，住高幹病房，吃進口藥，死了還能進八寶山公墓（夠級別喪葬報銷，還有一次性撫恤金）。
這還不是最要緊的。那個「政治待遇」更是重中之重。哪個升職離職處分雙規了，黨委、組織部必下發紅頭文件。再遇其人，或臉放油光、躊躇滿志，或蔫頭耷腦、溜邊而走。在下差一點淪為後者。
特別體現在開會座次和看檔級別上。某官能為自己被誤排順位怒吼祕書飯桶，某長能因沒及時看到黨媒內參而咆哮會場。因而習王打虎以來，座次、露臉也就成為某虎政治生命是否終結的風向標。
21世紀人可能會說：這個不當吃不當喝的勞什子「生命」有什麼呀？嘿，這「政治生命」可太有什麼了！為什麼很多靚女不嫁百萬富翁，卻青睞看似窮嗖嗖的公務員？在匪偽趙國，公務員就是錢，就是官，就是房。級別一層層長，幸福一波波來。
這個奇葩國的制度結構設計，就是以公務員——官員為先的。不了解這個，就在黨國白活了。當然，小的們也別玩過了，如今到老王那兒報到的，也多是公務員。
最後說說幫規。公允的說，世界各國政體不管什麼屬性，為保證運轉，也都有管理結構和人員崗位，當然也有行業範圍和層級高低，但相應的是科學設置、責任對應，加上嚴格的准入錄用。
而且一切都是在法律保障框架下，但黨國不是。法律是紙上寫的，幫規是隨意改的，一切以黨的意志為膜拜中心。
黨國沒法律嗎？不僅有，還越來越細越厚，但是，從來沒有黨自詡的爹——人民參與制定、聽證。都是某官大喇喇一指：你，你，你，你們幾個定一下這個。我看最近這個問題很嚴重，弄不好要亡黨亡國，三天給我報告。你說什麼？專家？走訪？調研？大膽！這事誰說了算？想不想幹了？
雖然不一定口氣這麼匪氣，但每個高級黨幹的心裡都是這麼回事。因為，從他入黨做官的第一天起，他的頭領就這麼做給他看的，黨章也寫著：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他不這麼幹，就不配做這個黨的活人和死鬼。
大家都看到了，那些被從牢裡拎到電視機前演出的部級以上黨幹國賊，不一個個都哭咧咧的說辜負了黨的栽培、服從黨的裁決麼？！幫規深入黨心，到死都不能逾越，就算那些「賊」們都被開除了黨籍，還一口一個黨啊的叫著，比叫親媽都甜。這麼說吧，入了匪行，還能講個匪道；入了共黨，媽都換了！
沒政權時，共黨是殺人奪權為先；奪到了權，便全天候上演《魔獸爭霸》，攀爬等級的階梯，腳踩同人的肩膀，直取名利的金山。
金三胖正恩氏，北韓萬民時不時對之山呼萬歲、痛哭嚎啕，你總以為北韓同胞都神經了，但退回50年，你看到的就是本國神經了的國民。看到韓國的先進科技和文明，你就知道，沒了金三，沒了共產黨，今天的韓國，就是明天的北韓。2000多萬刀魚臉襯托著的那張北韓唯一無二的白白淨淨的大柿餅子臉背後，也是森嚴的忠誠等級，反抗殺無赦的土匪幫規。沒有這些，朝共、中共，一天也沒得跳。
來源轉自：
【自由評論 第534期 201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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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 星期六

北韓連射導彈恐嚇中國 習川定百日寬限


今年以來北韓已9次試射彈道導彈。北韓於5月20日曾再次宣稱已發展出可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北韓高官還指，中國已被納入北韓核武射程。圖為北韓3月6日試射4枚導彈。（Getty Images）
北韓5月29日再次試射多枚導彈。
北韓高官稱，中國已被納入核武射程；金正恩在內部談話甚至揚言用原子彈轟炸北京和上海。
面對威脅，中國並未真的對北韓禁煤。
4月6日川習會談定下「百日寬限期」，中朝貿易可能7月底才會真正中斷。
文／齊先予
韓聯社5月29日報導，南韓聯合參謀本部（簡稱「聯參」）表示，北韓於當天清晨5時39分許在江原道元山一帶試射了「飛毛腿」系列飛彈，且所射飛彈不止一枚，飛行高度最高達120公里，飛行距離為450公里。從飛彈飛行高度和飛行距離分析，北韓此次可能選擇正常角度發射，而非高角。這已是北韓今年第九次試射。
北韓於5月20日曾再次宣稱已發展出可以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今年以來北韓已第9次試射彈道導彈，這也是南韓新總統上任以來，北韓在短短約兩周時間發射了3次導彈。前兩次試射導彈則於5月14日和21日。
5月19日，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五角大樓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如果通過軍事手段解決這個問題，將會造成規模巨大的悲劇。我們將會努力與聯合國、中國、日本和韓國合作，設法找到一個擺脫目前局勢的出路。」
美國出於人道主義表現出了對軍事行動的遲疑，這反而給一貫耍流氓的北韓政府增加了挑釁的動力。加上中共在制裁北韓上做得不徹底，使北韓依舊有能力來進行試射。
北韓高官：中國已被納入核武射程
5月24日，南韓媒體《朝鮮日報》轉載美國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稱，多位北韓兩江道消息人士表示，5月20日在北韓兩江道黨委員會會議室裡舉行的面向道級幹部的演講中，來自勞動黨中央的演講者宣稱：「近期研發成功的新型導彈火星12號是能夠對整個中國實施切實攻擊的核武手段。」
消息人士稱，有關「中國暴露在北韓的核武器之下」的說法，北韓幹部在私下經常提及。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稱：「像勞動新聞這樣的媒體都在公開批判中國，在非公開場合還有什麼話說不出來。」他說，在北韓官媒中，類似「我們的攻擊範圍不受限」這種露骨的威脅，中方也應該非常清楚是針對自己的。
2016年5月，日本《產經新聞》曾報導，金正恩不滿中方支持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在內部談話中揚言要用原子彈轟炸北京和上海。近期，隨著中方加大對北韓的制裁力度，北韓官媒接連刊文攻擊北京。中朝官媒罵戰不斷升級。
美媒：北韓導彈或用中共衛星導航

美國媒體分析，衛星為導彈擊中目標提供導航，而北韓導彈試射可能使用了中共的衛星導航系統。圖為2017年4月，北韓閱兵式展示的導彈。（Getty Images）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5月23日刊文說，關於北韓導彈試射，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一個問題是，衛星為導彈擊中目標提供導航。平壤沒有衛星導航網路，令外界猜測北韓究竟是否在使用這樣的制導系統（guidance system）或接入了中共衛星導航系統中。
儘管有關北韓軍事項目的信息難以核實，但2014年的報導顯示，北韓工程師在中國接受關於中國衛星導航系統──「北斗」（指南針）衛星導航系統，如何運作的技術培訓。同年晚些時候，另一則新聞報導也引述一位中共軍事專家的話稱，中方無法阻止北韓將「北斗」導航系統用於軍事行動中。
除「北斗」外，北韓其他主要的衛星導航選項是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GPS）和俄羅斯的格洛納斯系統（GLONASS）。
「北斗」衛星於1994年開始發射，促使中共在東亞和其它地區布署了一個類似於GPS的系統。像GPS一樣，「北斗」支持兩種服務：一種為民用和商用，另一種對軍事用戶來說，據說抗干擾，也更為精確。
民用版本的「北斗」容易受美、日、韓電子干擾的傷害，因此不太可能在衝突中被北韓軍隊所接受。美國憂思科學家聯盟全球安全項目高級分析師顧克岡（Gregory Kulacki）說：「北韓需要特殊的晶片，且大概需要中共的合作，來使用中國更精準的非公共信號段。」言外之意，北韓用了「北斗」衛星的軍用版本。
聯合國對朝制裁決議 中共背道而馳
日本《產經新聞》5月24日報導，按照中共海關總署23日公布的信息顯示，中國的對北韓貿易不僅沒有下滑，反而實現了較大幅度增長。
今年1至4月的中朝貿易額度達到16.0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上漲16.3％，即中共在2017年2月確定停止從北韓進口煤炭後，對北韓貿易反而比以往更加活躍，這與聯合國加強對北韓制裁的決議，是明顯的背道而馳。
對北韓開發核武等軍事活動非常重要的石油出口方面，中國存在持續增長的態勢。1至4月的對朝整體出口額度為10.0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1.7％，而進口只是出現2.7％小幅的下滑。
報導還說，中共政府今年2月信誓旦旦地表示徹底停止從北韓進口煤炭，但其並沒有貫徹執行的姿態。有消息稱，實際上，無論品質還是價格，都備受中國鋼鐵企業看重的北韓煤炭，根本沒有停止向中國的出口，只是從以前的直接運送，改為了途經俄羅斯的迂迴方式。
中共2月18日對外宣稱禁止從北韓進口煤炭，但4月下旬，北韓6艘煤炭船隻停靠在大陸唐山港，並卸載。對該事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還辯稱「卸貨和進口是兩回事」。
專家發現北京沒有真的對北韓禁煤

中共今年2月宣布禁止自北韓進口煤炭，據中共海關統計，3月及4月自平壤進口煤炭的金額雙雙掛零。然而，有專家認為北京並未真正對北韓禁煤。（Getty Images）
北京2月宣布禁止自北韓進口煤炭，據中共海關統計，3月及4月自平壤進口煤炭的金額雙雙掛零。然而專家認為北京故弄玄虛，對貿易統計數據造假，並未真正地懲罰金正恩政權。
《華盛頓郵報》報導，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員博伊德斯頓（Kent Boydston）認為，目前尚難判斷北京是否真的要切斷北韓的經濟命脈。如果北京對北韓實施禁煤令，對金正恩政權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打擊，因為中朝貿易占北韓對外貿易的九成，其中四成來自煤炭出口。
3月及4月北京聲稱未自北韓進口煤炭，但博伊德斯頓認為，中共的貿易統計數據「可能造假」。
消息人士說，近期在中朝邊界仍可見到運送煤炭的卡車和火車進入中國大陸。另外，專家表示，沒有跡象顯示北韓已出現財務困境。 博伊德斯頓說，北韓幣值的匯率及大米價格都「非常穩定」，這是衡量北韓財政的重要指標，「目前看起來北韓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困難」。
文章說，過去中共雖然數次同意聯合國的制裁決議，並且也採取行動，看起來像是在履行決議，但通常只維持幾個月。因為北京並不樂見金氏政權垮臺，擔心會有大批難民進入中國大陸，以及美國在南韓的駐軍接近中朝邊境。
據中共海關統計，今年4月北韓對中國的出口總額下降到9930萬美元，達到近3年來最低點。然而，今年前4個月，北韓出口到中國的金額與去年同期相當，接近6億美元。
另外，今年3月到4月中國大陸對北韓的出口金額雖然也呈現下降趨勢，但前4個月的金額，較去年同期增長32％，達10億美元。
北韓油價飛漲 三種可能原因
在全世界關注北韓金正恩最近的導彈測試的同時，平壤持續一個月的油價飆升沒有緩解的跡象。這個問題如果拖下去，對北韓經濟將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消息。
ABC報導說，自從北韓油價從4月中旬開始飆升以來，目前已經漲到2.30美元／公斤，或6.44美元一加侖。4月分的價格則是1.25至1.30美元／公斤。這意味著北韓現在的油價躋身全世界最高行列。相比之下，去年4月分的價格僅僅是0.8美元／公斤。
但北韓官方至今沒有做出評論，北韓油價飆升的原因仍然是一個謎。目前街道上的汽車流量沒有明顯減少。出租車似乎正常運作，並沒有漲價。
上個月中共官媒暗示，中國可能切斷對北韓的石油出口。北韓油價飆升，可能是因為中國的供應真的減少了，也可能是奸商預測汽油短缺而進行投機性收購。囤積汽油的動機也仍然存在，因為傳言說，如果平壤進行新一輪核試驗，北京將實施制裁。
蘇聯從50年代到80年代向北韓供應原油。中國從70年代開始加入，現在幾乎成為北韓唯一的供應國。喬治城大學兼職教授布朗（William Brown）說，中共每個月通過跨境油管向北韓供應5萬噸原油，價值2000萬美元。北京不要求北韓付錢，也沒有將這些原油供應包括在2014年的官方貿易數據當中。
如果平壤不得不開始支付這免費的5萬噸原油，北韓煉油廠的盈利將下降，北韓可花在其它地方的錢將減少，導致的美元匱乏將損害北韓自身貨幣的價值，從而導致通膨。
川習會定下「百日寬限」

習近平同川普在4月6日舉行首次會談，習近平希望美國單獨對與北韓有貿易關係的中國企業實施制裁時，能給予100日作為「寬限期」。（Getty Images）
為什麼習近平答應要配合聯合國制裁北韓，為何中朝貿易1至3月還有增無減，只有4月後才開始減少一些呢？
主要原因，習近平同川普在4月6日才舉行了首次首腦會議，話題涉及到對平壤的制裁，從那時起，中國才真正開始認真對待朝核制裁。
5月22日，日本《朝日新聞》援引多位美國和日本的消息人士的消息稱，習近平希望，若美國單獨對與北韓有貿易關係的多個中國企業實施制裁行動時，能給予中國企業100日作為「寬限期」。
也就是說，中朝貿易可能要繼續減少並維持到7月底，才會真正的中斷。
近兩個月，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金正恩不斷試射導彈。5月23日，日本wedge網站援引《紐約時報》的文章稱，除了全面戰爭沒有別的辦法可以阻止北韓進行洲際彈道導彈（ICBM）開發。
看來隨著北韓近期持續加強的核挑釁，川習會定下的百日寬限期，可能會提前結束。
來源轉自：
【焦點新聞 第534期 201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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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時評：「一國兩制」的過去與未來

         從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七，香港主權以中英妥協、和平移交的方式從英國回歸中國；從一九九七到二○一七，「一國兩制」從「偉大構想」變成現實體制。經過了二十年充滿抗爭、衝突與撕裂的政治實踐，人大釋法爭議、二十三條立法風波、人大否決○七／○八「雙普選」、反國民教育運動、人大「八三一決定」強推「假普選」、佔中運動、港獨思潮、銅鑼灣書商「失蹤」事件、議員宣誓風波等等，一次又一次將「一國兩制」捲入風口浪尖、推向政治困境。目前的香港政制現狀、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均已至進退維谷境地。
         以今日香港經濟與社會局勢、中共最高當局對香港民情與政局的總體態度而論，若說「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或言之尚早，但展望未來，則前景黯淡，不容樂觀。一方面，香港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度下降，多數港人對港府、對中央、對香港政制現狀的不滿持續加劇；另一方面，習近平當局對港獨的疑慮加深，治港政策更趨強硬，香港「真普選」之路遙遙無期；而北京的干預愈強，香港的反彈愈烈，二者水漲船高，「河水不犯井水」的脆弱均衡已接近完全破裂，「一國」侵蝕「兩制」、「兩制」難容於「一國」的變化態勢已逐漸清晰，所謂「五十年不變」，恐將成為神話。
         二十年的「一國兩制」實驗不長也不短。說不長，是因為往事歷歷在目，人們曾經對「一國兩制」寄予諸多美好期待。當年內地人因香港回歸所激發的幾近狂熱的「同胞」之情，香港人對「高度自治」題中應有之義的特首普選化、代議制民主化的強烈期許，都還印刻在人們心中。說不短，是因為風雲變幻，世事滄桑，陸港兩地的「同胞」情誼漸漸淡薄，香港民主化之路也越走越窄、越走越偏，致使二十歲的「一國兩制」已經顯出了老態，露出了敗跡。這些變化足以讓我們看淡「一國兩制」的未來。
         「一國兩制」之所以陷入「一國」與「兩制」的深層次矛盾與困境，主要是中共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多番推延和阻撓所致。因為普選既是香港人民的普遍意願和長久期待，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在要求：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之不同於殖民地政府或大一統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的根本之處，就在於自治政府的合法性的根基只能是多數民意的支持，而不可能是宗主國或中央政府的委任，因此，持續、穩固的「高度自治」體制必須與政制民主化相配套方能成立。香港人的尊嚴，對「港人治港」的內心感受，也只能建基於民主化的政治基礎之上。一九九七年以來，每一任香港特首幾乎都是迎著嘲諷聲上台、背負罵名下台，顯然，這不是特首的個人品行問題，而是「小圈子選舉」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一個不獲多數港人支持和信任的特首，即便有中央的全力支持也是斷然不可能承擔「高度自治」之重責大任的──中央的支持在民主缺位的情況下通常只能對特首的民望形成拖累。
         中共對普選的推延和阻撓，一是出於防範香港民主化可能對「一國」產生衝擊，二是出於專制政黨對普選式民主根深柢固的仇視和恐懼。普選是否有可能選出一位反中共、反中央甚至反中國、搞港獨的人士出任特首？鄧小平曾經直白地表露其疑慮：「普選就一定對香港有利？我不相信。……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正是因為中共對香港民主化將引起「兩制」衝擊「一國」的懷疑和畏懼，促使其選擇要麼不普選、要麼假普選的應對之策，某種程度上，佔中運動及其後迅速由隱而顯、由街頭到議會的港獨思潮，恰好坐實了中共對普選後果的懷疑和畏懼，也就給了中共高層的強硬治港派更加嚴厲地阻撓香港民主化以口實。
         於是，「一國兩制」在香港陷入了怪圈：港人越期盼普選，中共就越是要阻撓普選；中共越擔憂「兩制」衝擊「一國」，香港激進本土派就越是要擺出一副衝擊「一國」的架勢；特區政府越缺少「高度自治」的政治權威和民意信任，現行政制就越是提供不了這樣的權威和信任。
         但歸根到底，「一國兩制」的困境是中共造成的，更準確地說，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時，今日困境就已經隱伏其中。對中共而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用於香港本來就是權宜之計，它的初衷並不是要給予香港和香港的中國公民一個永久性的「特別」憲政地位，而是為了暫時安撫香港人反共恐中、抗拒回歸的心理，為了香港回歸之前的平穩過渡和回歸之後的短期治理。八十年代的中共政府很清楚，拿回香港並不難（英國政府穩健務實，並未給中國出什麼難題，後來關於中英談判之艱難曲折的官方言說，在英國是為了掩飾其外交上的軟弱，在中國是為了凸顯中共的歷史功績，雙方都有意無意地誇大了談判的艱難程度），但管治香港委實不易：按照中共的專制套路治港，只會嚇跑香港的人才和資金，「下金蛋的鵝」將死去，「改革開放」的天然跳板將不復存在，對統一台灣的示範效應也必轉為負面；但若繼續沿用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治港，當年對自由資本主義、法治體系、市場經濟尚一竅不通的中共政權又實在是一籌莫展、無能為力，因此，權衡利弊得失，一定程度的中央權力「虛君」化、香港政體自治化、陸港關係聯邦化勢在必行，「一國兩制」遂成首選。
         但「一國兩制」既是權宜之計，就需服從於根本大計──如「黨的事業」、「國家核心利益」之類，就難免有好用則用、不好用則棄的打算；若只是勉強可用，一旦時過境遷，當「一國兩制」的實際狀況不符合中共的意願，也就難免生出變卦之心。在這方面，中共早有先例。其實，「一國兩制」並非鄧小平匠心獨運的「偉大構想」，論「一國兩制」的原創性和操弄技巧，鄧小平不過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而已。一九五一年，解放軍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已事實獨立達四十年之久的西藏噶廈政府不得不向中共求和，與中央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西藏只需交出軍事、外交權，內部事務實行高度自治，「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中共政府由此以和平手段實現了西藏的「主權回歸」。此後所形成的中藏政治關係與現行「一國兩制」的相似度極高，「十七條協議」即相當於當年的「西藏基本法」。鄧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當事人之一，當鄧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香港問題的時候，他必定想到了西藏的先例。後來，儘管吹鼓手們大肆吹噓「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想」，但鄧本人並未自我確認其獨創性。鄧曾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頭銜，亦曾自誇過「『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但他從不敢說「一國兩制是我的發明」。
         與「一國兩制」一樣，「十七條協議」亦是權宜之計，中共早已為協議的廢除預留了方便之門。在協議談判過程中，中央要求在西藏設立直屬中央管轄、權限不明的「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香港特區也有類似機構，即中聯辦和駐軍司令部），當西藏方面對「軍政委員會」的目的表示不解，認為與中央關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的承諾有所牴牾，立刻遭到了中共代表的怒斥：「你們是在說你們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對嗎？那你們就回去好了，沒有必要再呆在這裡。」當年，毛澤東對西藏的口頭承諾是「十一年不變」，但當西藏主權和平移交之後，「軍政委員會」對西藏事務的干涉越來越頻繁，西藏政府的執政壓力越來越大，中藏矛盾越來越顯性化，而「十七條協議」的存在也就越來越令中共感到厭煩。八年之後，中央政府撕毀協議，在西藏實施武力「平叛」，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國外。毛澤東輕蔑地將背信棄義的責任推給別人：「現在，（廢除『十七條協議』）條件成熟了。這就要感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了。」很不幸，「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現狀與困境，隱約可見「十七條協議」的歷史投影，令人擔憂「一國兩制」的未來與命運。
來源轉自：
【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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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工廠堂而皇之


越來越多的外國和中國公司也開始核查學位證書的真實性。圖為2005年2月26日，一位成都市員警展示被沒收的假證書與假圖章等贓物。（Getty Images）
2010年微軟中國分公司前總裁唐駿的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博士學位遭質疑。通過搜索會發現中國大陸的Yuhongzp和PhonyDiploma網站上可買到假文憑。分析說，比起獲得真正的教育，中國人更重視拿到文憑；文憑值錢，教育卻不值錢。
編譯／李清怡
2010年，微軟中國分公司前總裁唐駿的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博士學位遭質疑。調查發現，西太平洋大學不僅是一家未經認可的機構，且唐駿只花了2595美元就買到了這個博士學位。之後，扯出一堆董事長、總裁、總經理持有假學歷。
《福布斯》雜誌報導，長期以來，冒牌機構將文憑賣給客戶。這種學術造假一直在不道德的學生中廣受歡迎，但對於商業界的上層精英來說，還比較少見。
通過百度搜索引擎就會發現，中國大陸的兩家網站Yuhongzp和PhonyDiploma上，可以輕而易舉買到假文憑。例如香港大學的假文憑只需250美元，且允許用戶按照個人需求修改所有內容，從水印到證書的紙質，乃至紙的顏色，如老色、蛋殼色、米色。
《文憑工廠：售出百萬張假文憑的上億美元行業》（Degree Mills: The Billion- Dollar Industry That Has Sold Over a Million Fake Diplomas）一書的共同作者Allen Ezell表示，這一行業的範圍非常廣大，他對《福布斯》說：「我們發現最大的假文憑運營地設在深圳，他們可提供1000多家美國學校的假文憑。」
中國上大學（sdaxue.com）網站打擊了這一影子經濟。自2013年以來，該網站已經爆光了中國400家虛假大學或「文憑工廠」的名單，僅去年發布的第六批虛假大學黑名單就包括了30多家新機構。
上大學網站也提供一個「真假」窗口，用戶可以立刻核實某所學校是否列在名單上，被爆光的學校名單包括看上去似乎沒有問題的學校，如北京興華大學、北京財經學院。雖然這些學校的涵蓋範圍從上海到山東，但絕大多數都是設在北京。
證書的電子時代
兩年前，Attores公司的首席執行官David Moskowitz發現中國和印度的文憑工廠開始製作新加坡理工類大學的假文憑，於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使教育機構能夠使用以太坊區塊鏈（Ethereum blockchain）頒發和驗證其證書。
區塊鏈是一種利用網路達成的分散式、去中心化的資料運算、保存平臺。區塊鏈是一個不可更改和不可破壞的紀錄，區塊鏈本身是公開的，但其紀錄或「區塊」是通過密碼來得以安全保護的。在區塊鏈上的每一個證書都作為一項紀錄成為區塊鏈的一部分，因此偽造證書是不可能的。當一個證書頒發出來，會被分配一個哈希值（hash’ value）。就算證書最後被改過了，也和區塊鏈中存儲的數據對不上號。這樣潛在雇主就能驗證每個證書的真實性和具體來源。
Attores並不是唯一公司，還有其他防止侵犯版權的公司，如BitProof和Binded。
Ezell說：「這些假冒機構還收取額外費用提供驗證服務。位於巴基斯坦的文憑工廠Axact設置假認證，可以在虛假的學校網站上鏈接到認證機構。在欺詐學校網站上看到的認證機構越多，說明危險越大，而真正的學校只有一家或最多兩家認證機構。」
但是，要發現危險信號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尤其是有些文憑工廠學會了規避監管，因此，打擊學術造假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揭發假學術證書 面臨挑戰
信報網站EJ Insight報導，今年6月，上大學網站宣布，將不再更新文憑工廠的名單，原因是迫於「既得利益」的壓力，但並未具體指名何種既得利益。這些事件反應了偽造學術證書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處理這一問題的難度。
文憑工廠在中國和香港都有很大的市場，因為中國社會對學位非常重視，學術證書在職業生涯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偽造文憑在中國如此嚴重，香港政府已經下令，凡使用在中國頒發的學術證書的個人保險仲介，需提交認證，否則將面臨許可被吊銷的風險。
打擊文憑工廠也不總是那麼簡單。文憑工廠已經通過各種方法規避政府制裁，如在國外的服務器上設置網站，或者在被禁之後更改學校名字。例如國力書院（Lifelong Colleg）雖然還沒有被審查，就已經更名繼續運作。
企業用人需謹慎
謊稱教育程度從負面反映了一個人的誠信和信譽，有些實例表明，企業因此未能找到合適的候選人，還可能給企業帶來聲譽和經濟損失。
《經濟學人》報導，今年6月曝光了一起引人矚目的案件：68名學生付錢參加一個學習項目，原本以為與山東輕工學院相關。但四年後，他們卻發現，雖然開辦項目的機構的確存在，但那是一個騙局，後來項目的幕後策劃者失蹤了。
越來越多的外國和中國公司也開始核查學位證書的真實性。今年4月份，北京爆光了一個案例，一份亞伯拉罕林肯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博士證書未能通過真實性檢測，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這些案件並沒有阻止欺詐者的行為，還有學生仍然繼續為爭取更好的職業生涯買學位。在中國什麼都可以買到，為什麼就不可以買學歷呢？
上海交通大學的熊冰奇（音譯）說：「中國人更重視拿到文憑，而不是獲得真正的教育。文憑值錢，教育卻不值錢。」
來源轉自：
【西方看中國 第555期 20171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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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中國信心崩盤

中國十九大剛剛於十月十八日召開，北京政府的為這個會的準備工作真令人傻眼。據很多的報導，北京地鐵車廂裡有武警，站口全是武警，手拿微衝（即無托的自動衝鋒槍），人物同被檢查。

中共有信心讓全國幼稚園小朋友聽習近平作做夢報告。
北京人必須帶著身分證，警察手持電腦，對一下你的身分證號碼，要沒有馬上帶走，外地人上街一律帶走。天安門附近居民不准開火做飯，一律派送盒飯；警車鳴笛滿街呼嘯；外地郵寄到北京的包裹也被暫停；位於東、西長安街兩側沿線樓宇停火；加油站禁售散裝油；網絡封鎖再升級，很多翻牆軟件打不開；連菜刀都要禁止出售，快遞都要暫時停業，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維穩」。
為了開十九大，搞得雞飛狗跳，如臨大敵。儘管很多人可能認為習大大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權力，很了不起。對我來看，他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人。這些動作表示了他不能相信他的百姓已經到了草木皆兵、全國皆敵的地步。一個將軍對他的部隊沒有信心，擔心隨時子彈從後面打來，還能帶部隊打仗嗎？
雖然這樣，中共的官方喉舌新華社的社論還在讚揚中國式民主，說它是優於西方式民主。真是把百姓當白痴，以為可以欺騙全世界。記得70年代很多美國黑人開最大型的 Cadillac 轎車，比我早來的留學生解釋說因為他們的自卑感很重，他們以為開名車就不會被別人輕視。同樣的道理，新華社的說法只不過是走夜路吹口哨壯膽而已。懂得一點心理學的人，聽了只會心裡笑笑而已。
近年來，中國的高官及精英的逃離潮，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據說中共的中紀委做了一份祕密調查，2012年經香港「動向」雜誌曝光，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員、八成五中央候補委員、八成八中紀委委員的直系親屬，與情人，小三，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報導還引用美國政府的數據，說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修）的第二代有七成五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分，第三代擁有美國公民身分者更達到九成一以上。除高官外，外逃人員還有大陸知識界的專業人士，以及大陸富豪。這些逃離者進到西方國家後，在當地大力置產，移轉資產。在2010年，僅僅被立案調查的外逃貪官轉移到海外的資金就有2,378.2億人民幣。如果將那些未被立案調查的貪官污吏所貪污轉移的資金總和起來，數量更是驚人。據說到2015年，從大陸逃到西方的資金達到8.7萬億人民幣。
這種只要有能力的就出逃的現象，顯示這些中國百姓住在中國沒有安全感，對將來沒有盼望，沒有信心。對那些沒能力外逃的中國百姓，那就更是如此了，除了接受命運，他們還能怎樣？
所以今天的中國，上對下沒有信心，下對上也沒有信心，甚至對內幕最清楚的領導階層的官員，對中共的最高領導及國家的將來也沒有信心。對一個國家來講，還有比這樣更嚴重的信心崩盤嗎？而習近平政府採取什麼政策？原則上他只採取更嚴格的控管政策，控管力道愈來愈大，美其名為維穩。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學到鯀採用堵塞方法治理洪水，結果失敗，而他的兒子禹則採用疏導的方法，結果成功，這是多麼基本的道理。我們可以斷言中共會失敗，問題只在他們還可「維穩」多久？
作者： 蕭東賢
來源轉自：
【蕭東賢 於南加（原載台灣公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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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 俄國共產黨和德國納粹——談俄國革命及共產黨研究的思想與方法問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封面（網路圖片）
文／仲維光
筆者按：
去年夏天，孟浪先生來信約稿——總結反思十月革命百周年，為此，我為他編輯的《致命的列寧》一書撰寫了一篇紀念文字。這篇文章以德國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為案例，具體介紹了這一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共產黨問題的出現、發展及變化特點。在這篇文字中，我不僅強調了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且介紹了研究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論及歷史框架，以及具體的思想線索。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嚴肅的思想工作者總結紀念十月革命百周年不是口號，不能夠繼續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泛泛空話中，而應該深入研究具體歷史及思想問題。為此，對於在共產黨真理部培養下的這兩代人來說，方法問題、應該閱讀什麼樣的資料，也可以說是閱讀能力及方向問題——說到底是如何研究，如何表述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最忌諱的就是沽名釣譽的信口開河，切忌在一場總結反思中，最後無論在思想還是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都毫無推進。
為了這個目的，現在在十月革命百年，這個噩夢般的日子，11月6日即將到來之際，我把這封介紹如何進行近代思想，如何進行俄國問題研究的私人通信發表出來，再次籲請當代和下一代年輕學人注意方法問題、閱讀方向及研究能力問題。不是誰都有能力談論俄國問題，但是沒有能力談論也沒關係，老老實實地承認，然後去看和介紹有能力談論的盧克斯教授等人的工作。
我為什麼推薦盧克斯，他所強調的方法和觀點是什麼，請您看下面我的這封信。
XX小友，你好！
由於剛買的這本書無論就方法還是思想理論框架都和我非常一致，甚至可以說說出了我要說的話，因此想到應該介紹給你這個一貫喜歡和我談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年輕朋友。
普天之下一個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居然談論科學哲學和思想，只有你這個非這個領域的人士的反應和思索最為對味，這真讓我唏噓，可說是中國人的悲劇；人。當然，細想起來就是在民國，在洪謙先生剛剛回到中國的那個時期，比如今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當時即如馮友蘭，乃至胡適們，對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啟蒙以來的思想史的認識也是極為有限的，所用的不過都是從西方物質的強大到大而化之的文化全面西化、意識型態化，即觀念化的宣傳而已，而沒有進入非常具體的研究解析階段。
當代十字軍式的的世俗宗教的東征，不僅起自西方，也起自我們自己的所謂知識菁英。而問題和方法的借鑒及學習，互相影響交流的起步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了方法和認識論的根本性，所以我們也就能夠說到一起去了。
從西方思想家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
這兩周買的兩本書都是07年左右出版的書，我十年後才購來閱讀，想來其實也是延誤了我的很多思索。這同時也再次說明，青年學生有一個好的導師的重要，會事半功倍，省去很多在路上尋找的時間。
這兩本書一本是《試論歐洲極權主義及對東德的分析》，一本是《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16 Skizzen）。前一本我已經跟你提過，後一本書，前幾天郵寄到。打開書，翻過兩頁就讓我直呼過癮。因為再次找到了知音。
過去幾十年來，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問題，我都不會輕易地提出自己的感覺和看法。有了想法後，我永遠首先去到西方學者中找，他們是否提出過，如何討論的。如果找不到那就對自己的想法要提出懷疑，寧肯放到抽屜裡繼續琢磨。因為西學，你是外人、外行，人家不會沒有聰明人如此提出過。如果真的是你提出的，那麼你也要找到你的提法的多方來源基礎，以及和這些提法的聯繫。過去四十多年，對此我有著深切的經驗。
例如現在你經常和我討論的認識論問題、波普問題。我1969年走向反叛和哲學之路就是循著這條路而來，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在1949年後之所以走向這樣一條荒謬的路，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根源，尤其是那些跟著共產黨推行過並且實踐過專制的知識菁英。可這個問題從我認識許良英先生開始就發生了激烈的對抗。而就是這個認識論問題使得我進入了波普，並且在他那裡找到最直接的論述。因為波普之所以自稱是啟蒙主義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就是因為其一生都是在認識論問題上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並且和追隨極權主義的知識菁英對抗。
在認識論問題上的對抗，貫穿了我和許良英先生1975年到2003年28年的交往歷史。1988年我來到德國，此後我和許良英先生有幾十萬字的通信，後世的人可以通過這些通信看到活生生的一個在黑暗中，在崎嶇的路上，對於科學思想的自學和探索的年輕人，如何與一位投身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晚年變為共產黨異議人士的人在思想上的對抗交鋒。在和許先生的對抗中，我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論述都可以在西方思想家，特別是波普那裡找到。同樣這四十多年來的，我的每一個思想幾乎都有著同樣的經歷，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而我現在之所以敢於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也是因為它的每條血管都連著西方學者和前人的思想，它能夠和所有過去的解釋和判斷相容。
如是，現在我來向你推薦介紹這兩本書中的《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因為唯讀了幾頁就讓我看到，這本書的內容幾乎都是我很久以來一直在思索並且想要尋找的文獻。
這本書的作者是盧克斯（Leonid Luks），他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學中歐東歐問題研究所的主任。這本書吸引我的當然是他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及使用的方法。
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
思想領域的問題和人生的很多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一樣，不是你可以不勞而獲，能夠輕易騙取，或者糊弄而來的。你沒有反叛過，沒有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下過功夫，沒有在思想史和文史上一招一式地下過功夫，你當然就不會得到真經，得到有實質性的、有分量的看法。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你只選擇薄的地方鑽，你得到的不會有好結果。
思想問題、思想史的研究絕對和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不可能輕易有所發現、有所真正的解答。淺嘗輒止，不可能對當代這個複雜紛紜的世界有所真正的認識，不然歷史就不會如此撲朔迷離、乃至混亂，發生如此巨大的災難。
1949年後，一方面中國發生了很多人為的災難，另一方面鎖國和知識封鎖讓人們對外只知道蘇聯和俄羅斯，馬克思和德國；對內只知道反封建、反傳統。為此，這個狀態對於已經喪失了感覺和思維能力的兩代知識分子來說，就成了唯一的一種知識和精神的出發點。它使得這兩代文化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稍有空隙鬆動的社會，卻依然充滿對俄羅斯傳統假大空的歌頌，及囫圇吞棗地歌頌德國的思想及歷史、永恆的昏話。而這其實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性的符號：凡是像以往一樣留戀依附，不假思索與疑問地歌頌俄羅斯及黑格爾以來的德國哲學傳統的，都是一些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缺乏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能力的人！因為事實上為什麼德國會出現奧斯維辛，在二次大戰後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問題，而七十年代後，蘇聯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平行於奧斯維辛問題成為世界文化政治思想生活中反省二十世紀的兩個大問題。
為此，為什麼會出現奧斯維辛，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我們稱這兩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為過！
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究及回答中，作者盧克斯說：它至今讓歐洲一想到自己所發生的一切，就感到心驚肉跳。因為這兩個人類文明中的巨大災難顯示的是歐洲所獨特具有的特點及現象。它記錄的恰恰就是這德國和俄國，兩個對於自己的學術、技術、文學和藝術成就感到驕傲自豪的古老的文化民族的情況。在歐洲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啟蒙思想的解放勝利進軍之後，這個進程卻在他們那裡發生了中斷。這個中斷是間或性的，只是短時期的。在這樣的中斷之後，在法治平等、普遍的選舉權以及從任何類型的家長制甚至更為甚的專制統治下的個人解放出來的方向上，歐洲都再次加速了向前發展。為此，或許可說這個中斷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上個世紀發生的災難，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性的大屠殺雖然曾經被匆忙地、或偶然地稱為亞細亞式的行為，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說法誤導了對於人們對此的認識。因為事實上，甚至在亞洲建立的那些極權主義政權，也完全是按照歐洲模式及其規則建立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而在歐洲，具有古老文化的俄國和德國，才是當代對抗歐洲近代傳統中的發生災難的圖景中心。
盧克斯認為，這個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發展的對抗涉及了兩種類型的革命，這兩種類型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毀壞了歐洲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的基礎，使得這種文化的捍衛者捲入兩方面的對抗戰爭。他們不僅以平等、公正和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名義，而且也以等級結構分明的精英原則的名義，毫無妥協寬容的階級、國家和地區孤立主義名義，種族思想的名義出現在當代。

（Pixabay.com）
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出現
為什麼這兩個敵視當代文明的潮流出現在俄國和德國，並且採取如此極端的形式？為什麼當代這種極端的反人類政治思想企圖能夠在這兩個古老文化的民族中如此輕易地取得勝利？盧克斯同意並且引述海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解釋。
普萊斯納認為，至少是德國，也包括其他一些國家，他們錯過了十七世紀，也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啟蒙思想和在政治上人道主義的開創性的擴展洗禮。這尤其是對於德國，由於它錯過了這個世紀，因而使得他們變成為遲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成為對西方的攻擊者，並且由此在其後引發出來一些獨特的觀念。
至於俄國，盧克斯接下來明確地指出，在德國錯過了十七世紀的時候，俄國則是錯過了整個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歷史，而發展出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判據。為此一道看不見的牆使得俄國和西方隔絕開來。直到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改革才開始努力填補這一段空白，重新構築俄國和歐洲的聯繫。但是作為這個動向的反應，在俄國同時就產生了一種所謂民族認同的傾向。這種對於「民族認同」的強調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兩個多世紀，在俄國親西方派和親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此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在回到奧斯維辛和古拉格問題，難道因此就可以說，這是因為在歐洲近代形成的價值在德國和俄國沒有足夠深入到他們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社會中去？或者西方的思想對他們來說讓他們感到是外來的，或者是一種退化瓦解的思想？而這是否也就是對西方來說，感到德國和俄國是遲到的民族，而對於德國和俄國來說，是他們在尋找一條特殊的第三條道路的原因？
亦或這就是一些批評家所說的，歷史不是火車站，不是鐵路交通，我們不能夠用有的人早到了火車站，有人準時也有人來晚了？
上述這些疑問也在對「特殊道路」的分析討論中詳盡地進行討論過。他們提出，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會展現出他們獨自的特點，但是在他們的發展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某些規範，有的是遵循這些規範發展，而有的則離開了這些規範。
為此，究竟如何來解答這些疑問，盧克斯認為，歐洲的學術界、思想界一直等待對於左的——在俄國產生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和右的——在德國產生納粹極權主義的根本原因更為詳實準確的研究，以及進一步對於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的對比及分析研究。1945年，納粹失敗，二次大戰結束，使得很多納粹時期的檔案得以研究，這讓對於納粹的研究在1945年後能夠不斷深入具體地展開。但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由於鐵幕及共產黨的封閉統治，卻是直到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才有了可能。而這個可能也就使得對比兩個極權主義的產生的研究，在八九年後有了一個在共同的水平線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極權主義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
然而，這一比較的可能卻絕非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它其實依然面臨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對於納粹與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實際上並非如人們想的那樣，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非常富有成效。盧克斯說，實際情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當時的社會氣氛、知識界的氣氛，一方面史達林去世後解凍給人們造成的幻象，讓世紀初的迷霧繼續蔓延，另外一方面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及綏靖，即所謂緩和政策，使得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經歷了短暫的二次大戰後，冷戰初期的重視以後，在六十年代不僅在知識界，精神文化界，而且在歐洲社會都被排擠到邊緣，而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八十年代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在描述、解析、揭示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特點，及其起源問題上，可以說只有少數學者關注這方面。為此可以說，它遠非今天人們所想像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深入並且充分。對此，盧克斯甚至認為，極權主義理論甚至在六十年代後歐洲對於法西斯納粹問題的討論中，完全遭到了忽視。因為在這二十多年的討論中，學界或者更多地使用的是所謂現代專制，或者乾脆就是把法西斯及納粹作為一種獨特專門的概念使用，而很少有用極權主義這個更為普遍化的概念。
由於這樣的偏差，盧克斯認為，這就使得幾乎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後在德國歷史學界發生的關於納粹問題爭論，都很少有共產黨和納粹的比較分析。
對於盧克斯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在研究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家布拉赫教授時就已經注意到，布拉赫教授是少有的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的人，他並且在堅持使用這個理論時就指出，這個理論可以清楚地讓人們看到這兩個極權主義的共性。
所以盧克斯開章明義地強調讓我們再次看到，實際上對於法西斯納粹極權主義和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對比研究不是如一般中文界認為的已經展開並且有著豐富的文獻，而恰恰相反，它幾乎是在很晚才被認識到，並且依然是在一個起步階段。對於這種情況，盧克斯還特別引述了主持1996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斯特凡•庫爾圖瓦（Stephane Courtois）的看法。
庫爾圖瓦自己就曾經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崇拜者，他在主持出版的黑皮書的前言中明確地提出，應該把共產黨和納粹相提並論，為此這引起了異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討論中，庫爾圖瓦在談到共產黨問題和法西斯納粹問題的比較研究問題時，提到在此前不久，即在1986年到1988年在德國發生的關於如何認識納粹問題的歷史學爭論。對於在專業領域中回答這一問題的現狀，他說，能夠進行比較研究的「歷史學家必須同時對納粹和蘇聯制度都有卓越的認識，但是這樣的具有雙重知識的歷史學家到今天還沒有。」
實際上，庫爾圖瓦的這個看法，對於這種知識的缺乏可能會導致這一研究步入歧途的擔心，引發德國這場爭論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也早已經看到。他在這場爭論爆發後的第二年，1987年就公開做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訓練及知識造成對於蘇聯研究的欠缺和無能。
他說，他自己淺薄的俄語知識只能夠索引有限的文獻及內容。他的知識不足讓他直接並且廣泛地閱讀原始的俄語文獻，從而使自己具有直接了解並且把握真正在俄國發生的意識型態等問題的發展變化情況的能力，他只能夠泛泛地談論蘇聯的問題。
然而，儘管在這一領域中的學者都認識到這個必須，但是盧克斯說，過去幾十年在這一領域中的情況還是，在對於納粹的研究和對於蘇聯問題的研究之間依然沒有可以提供溝通比較的橋梁，依然是分立隔離的。為此，他還特別強調，正是因為這個比較研究對於瞭解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問題極為必要，所以就一定要避免那種泛泛的、大而化之的空洞比較。
布爾什維克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烏托邦
盧克斯的這本文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是想要對於為什麼極權主義會產生雙重面孔這個問題給出答案，填補隔離這兩個研究之間的鴻溝，而是只是試圖提供一些接近這個題目的途徑和資料。這本文集由十六篇文章組成。這些文章以前曾經發表過，結集出版時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
對於這本共分為三部分的文集，盧克斯說，它的第一部分圍繞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這個雙重革命的發生。對此他指出，上世紀初期發生的致使歐洲文明災難性的中斷和破壞的這兩個革命，首先是在歐洲人的頭腦中形成的，為此，他研究了最初提出這些觀念思想的人及其思想特點，以及在當時一些作家、知識分子對此所提出的警告，及他們試圖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努力。
為此，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有兩篇文章涉及到列寧，一篇是〈二十世紀的雙重革命的綱領性的說明：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和列寧的《怎麼辦》〉；另一篇是列寧和當時俄國敵對國德國的合作和互相利用關係。其餘兩篇涉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萊徹克（Heinrich Gotthardt von Treitschk），在俄國和德國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反猶問題，以及另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弗朗克（Semen Frank）對於極權主義的分析。
該書的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布爾什維克和納粹對於權力的極權主義烏托邦，是這本書的核心部分，包括十二篇文章。在第二部分中，盧克斯不僅對比描述分析了左的和右的這兩種極權主義基本的不同，而且對比分析了二者之間的令人困惑的類似性。為此，他還討論了為什麼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型態專家往往錯誤地判斷極右翼的運動，以及為什麼人們往往都忽略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區別。此外，他還分析了三十年代，本來是一個意識型態化結構布林什維主義運動如何成功地演變成一個領袖型的政黨制度。
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後蘇維埃俄國的極權主義運動」。它包括兩篇論文。在這裡盧克斯描述了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後蘇維埃俄國，過去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左的極權主義潮流和右的潮流之間存在的鴻溝，在過去十幾年中卻在逐漸彌合。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極權主義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反民主的傾向。這種共同的傾向只是在1923年在德國發生魯爾危機中共產黨的行動中，在1939年到1941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結盟中讓人們看到過。但是，在這兩個時期，人們看到的二者只是短暫的聯合，而在後共產黨社會的俄國，人們看到的卻是一種永遠的合作現象。為此，盧克斯描述了俄國出現的新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以及一種新的、對抗傳統歐亞社會的，新的極權主義的歐亞國意識型態的復興。
研究一定要從原文及原始文獻開展
我之所以非常推薦這本書有以下三個原因，我想，這也是你最感興趣的三方面：
第一在方法論上，我想這也是你我最重視的問題，這同樣也是盧克斯強調的問題。對此，盧克斯認為，如果是研究，就一定要從原文文獻、原始文獻來研究問題。否則就至多只是一種茶餘飯後的閒談，或者轉述。任何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泛泛地空談，或者從一些道聽塗說的資訊中肆意發揮。
寫到這裡，我必須加一筆，在徹底被意識型態化的中國大陸，以及受到近代意識型態污染的海外知識界，居然這一最基本，最簡單的研究的基礎和前提遭到徹底地忽視和遺忘。所以，在這裡我認為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或許比具體的納粹和共產黨對比研究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盧克斯所特別強調的「方法論」問題和「知識基礎」問題，即原始資料的閱讀能力和研究能力。
我之所以在以前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明確地把金觀濤作為典型提出，因為我認為，被中國這一代年輕學人在八十年代引為導師，同樣居然也被港臺捧紅的金觀濤，無論他談的問題，還是在該問題的領域，他既沒有閱讀能力，更沒有研究能力。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任何嚴肅認真的學者是不可能認真對待金觀濤的所謂討論及著述的。因為那都是一些不著邊際、不懂學術規範及語言概念的東拉西扯。
事實上，金觀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是典型的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培育的一代的代表。他繼承的是他的前輩王元化及顧準的傳統，他們的所謂研究工作同樣存在著如此荒謬的問題。他們以為有了史觀，即所謂教條教義，以論帶史就是在研究歷史。所以他們以為憑藉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知識，讀幾本通俗通史讀物，看幾本黑格爾翻譯文字，就可以談歷史發展規律，談黑格爾和德國哲學，就什麼都可以談了。這個傾向一直持續至今，特別是在最近十幾年談論俄羅斯及其傳統問題上的氾濫。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盧克斯對於俄羅斯問題的研究，不僅觀點而且方法，對中國學界都是一個當頭棒喝！？
對於這個在華人學界居然依然沒有引起重視的方法論問題，我以為無論盧克斯的看法和研究，還是他引述的庫爾圖瓦、諾爾特對於討論一個問題的基本能力問題的看法，都足以讓中文知識界振聾發聵。如果中文界的知識菁英稍微還有一點感覺和理解能力，就應該立刻看到：當今中文界，不是膚淺，而是意識型態化的胡扯、癌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
極權主義雙重面孔下的共同根源
第二，盧克斯描述分析這個極權主義雙重面孔問題的思想及理論框架和我高度的一致：
我驚奇地發現，在對於文藝復興後，歐洲在政教分離後發生的社會及其文化思想的變化，即最近二百年的歷史的看法上，我和盧克斯驚人的一致。首先我們都認為，當代極權主義是歐洲文化特有的產物，其次我們都認為極權主義在表面上表現出極不相同的左右的兩副面孔，但是它們有著同樣的社會及文化思想根源。這個根源就是他們缺少，或者說偏離了近代歐洲人所特有的精神及思想覺醒的啟蒙運動。
大約三十年前，由於我完全持這種觀點，所以我到德國的目的就是想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親身體會一下這種文化思想的氣氛。為此，在九零年，當我看到波普直接指出，德國從康得後選擇了黑格爾而背離了歐洲文化傳統，導致他們在二十世紀發動了對抗歐洲的世界大戰，覺得一針見血、十分深刻。但是這樣一種思想在解釋義大利、法國等出現的這種傾向的思想潮流的時候，在解釋包括像薩特、哈貝馬斯等那些左派，以及弗格林那類保守思想的時候，卻是變得極為複雜和模糊。這尤其是在解釋為何極權主義會出現左右兩副面孔，他們的共同性在何處。為此，最近幾年，我把這個理論框架推展到後基督教社會論。這就使得對此的解釋變得極為簡單。無論極左還是極右的極權主義，都是這個基督教社會被世俗化以後，產生的一種世俗宗教、替代宗教、政治化宗教的結果。所以極權主義的一黨制特點，泛政治化特點，控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乃至人的精神的特點，黨同伐異的殘酷性，都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獨有特點。極權主義的這種綜合性的集大成，是別的任何文化中的專制制度及社會所從來不曾有過的。
在這個框架下，我把政教分離，基督教從歐洲社會退出去，在近代化中歐洲社會重新尋找一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多元包容基礎上的新的社會及文化型態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為此，曾經被我自己及盧克斯看作是遲到的民族或者錯過了一課的德國和俄國，就可以和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一樣，同樣被看作是在向現代化發展中，基督教世俗化、世俗替代宗教的強烈表現。而遲到的民族的解釋，卻使得解釋美國、義大利、英法的問題，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極權主義問題，以及時下在伊斯蘭社會的問題變得極為複雜，甚至無法自洽。
第三就是盧克斯這本書關注研究的現象及資料，都是我早已經關注，但是或者是因為我不掌握那門語言，如俄語，根本沒有能力談及研究，或者是我沒有精力顧及，如諾爾特發起並且參與的那場歷史學，我收集了資料，但是卻還沒有細緻地閱讀思索的。所以這本書填補了我所關注的思想問題中，我必須了解把握的領域的很大的一個空白點。它讓我直呼過癮！
搭便車又搭錯車的中國民族
在結束這封信的時候，由於我們關心的實際上還是歐洲問題對於中國問題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國時下陷入及面臨的問題，我很想借用一下盧克斯的描述方法。他認為，德國和俄國錯過了文藝復興及其後啟蒙主義運動，後來才輾轉曲折地跟隨歐洲的民主之車，是遲到的民族。對比借鑒這個說法，我認為，對中國來說，沒有「錯過」和「遲到」的問題，因為中西不是在同一條文化之路上，但是，卻大約可以把當代中國看作是「搭便車的民族」。
對於遲到的民族，八九年時大家都聽到的戈巴契夫的名言：「誰來得太晚，誰就會受到生活的懲罰」。對於懲罰，這二十多年的俄國是一個歷史案例。德國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懲罰，而俄國還在接受懲罰。
但是，對於「搭便車的民族」中國來說，事情卻也並不簡單。搭車首先就是要拋棄傳統家園，拋棄了自己的行駛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車，就存在一個搭錯車的問題，即誤上賊船問題。我們居然搭上的是遲到的或者說在航線外游離的德國及俄國的船。人家是遲到、迷路，可你，由於根本沒有人家的家底和遺傳，由於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僅是懲罰，而是蹂躪和毀滅。
上船容易下船難！當代中國人在人性上、文化上、思想上、傳統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無家可歸的、讓人鄙視的流浪兒、寄生者！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淪落於此，情何以堪！
藉此，對比中世紀的西方，它讓我想到中國現在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文藝復興、文化復興，找到自己的支點、落腳點。這就是說，在這個徹底世俗化、物質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國人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啟蒙運動。我這裡所說的啟蒙，是中文的啟蒙，而不是特指西方的啟蒙運動的啟蒙。藉此對比也讓我感到，這個中國人迫切需要的啟蒙，或許和西方類似的是：五百年前，西方回到希臘汲取靈感和衝動，尋找新的出發點，而我們則可能是回到先秦，亦或是大唐！
暫此祝好！
（全文完）
來源轉自：
【自由評論 第557期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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