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剛剛在西安舉行的紀念毛延安文藝講話的大型研討會，本文作了概括的報導。從一個側面反映大陸當前被操控的文化思想界的封閉、保守與庸俗，是政治體制落後的一部分。
今年五月十六到十九日，西安舉行「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名義上由陝西師大、延安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文史哲》雜誌社四單位聯合舉辦，但實為兩所大學出資主辦，另兩家為友情搭車，以壯聲色。今年雖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但此會直接動力乃陝西師大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筆資額七十萬元，舉行國際研討會為項目內容之一。當然，主旋律是必須「正說」，這是所有與會者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由於事關敏感度甚高的《講話》，主辦方十分謹慎，邀來一位九旬延安老人與「發言保險係數很高」的左評家（前地下黨員），他們及隨員照例全程埋單。我輩與會者除自理交通費、住宿費，還得繳納六百塊「會務費」。筆者此程總費用近三千人民幣。不過，四天伙食（兩場正式宴請）、旅遊（黃陵、壺口）、紀念品等，六百會務費打不住的，兩所大學共掏近二十萬元。
周揚（1908-1989）中共文藝理論家，延安魯藝院長，毛的首席文藝顧問。49年後大力鼓吹毛文藝講話，發動多次整肅，被稱為文藝沙皇。文革中仍被打倒入獄。文革後痛苦反思，提出人道主義異化論。
為表示「延安文藝」的國際影響及研討會的國際性，邀來日韓港新等七位學者（食宿免單）。國內知識界出席者一百二十七名（多為大學教師），收到八十八篇論文。
出席人員構成上，老一代紅色學者畢竟精華已盡，延安老人碩果僅存，就是「解放牌」也已寥若晨星，大多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青年教師，對二十世紀中國第二文化事件——《講話》，個個心中有數。說不定都與筆者一樣暗揣懸疑：今天開有關《講話》的會，還會如何評說這篇紅色經典？還會繼續堅持「工農兵方向」麼？尤其薄熙來新收，「唱紅」叫停，《講話》咋辦？還能成為意識形態的標誌嗎？
開幕式照例領導講話，一通通冠冕堂皇的官話，卻是重要的「定調」。陝省宣傳部一位處長要求「發揚光大《講話》精神」，形容詞、副詞很多，除了概念還是概念，既沒有聯繫延安文藝實際，更沒有聯繫當下文學，如何「發揚光大」？陝西師大副校長的發言有點骨頭，「今天恐怕不會認為《講話》後的中國文學史就是春暖花開、面向大海…」
接下來八位指定發言人（三位外國學者）。三位老外入鄉隨俗，十分熟稔「中國特色」，發言回避價值判斷，或抖點史料或打點擦邊球，說一點《講話》對所在國的影響，只介紹情況不予評判。國內發言人當然都是「主流」。不過，他們也大多避開《講話》要害——「工農兵方向」、「文藝為政治服務」、「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等，強調《講話》的歷史背景，以「危亡之秋」的抗戰背景為《講話》說項，以歷史特殊性沖淡《講話》的巨大局限性。
青年學者質疑講話的核心理念
主講嘉賓說：《講話》是中國當代文藝大發展的指路明燈，樹立起「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路標；但極左派對《講話》進行曲解，西方思潮對貫徹社會主義文藝方針干擾甚大。
一位主流學者：《講話》是馬列主義文藝學的教科書，越來越彰顯光芒。
還有人這麼說：「《講話》後來造成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講話》本身沒有提出文學為政治服務。」
另一位「主流」學者：
延安文藝並未切斷五四文脈，有助於推進，如大眾化平民化邁上新臺階，真正解決了文學與革命與群眾的關係。《講話》是馬克思文藝的重大成果，延安文藝有現代性、先鋒性……最後發言的中年女學者則有點「衝」，指出「延安文藝」研究的麻煩——涉及政治從而有「安全區域」與「不安全區域」之分。
十六日下午，分三個小組發言研討。第一組一位青年學人質疑開幕式的「主流」：「怎麼還是七十年代的老腔調？好像沒一點進步，為什麼不涉及《講話》的左？」第三組也有人提出：「上午『八大發言人』的面太窄，中青年學者太少。」筆者在第二組，不能不顧「和諧」地實話實說，只能有限度地講點真話：
對《講話》正面講得太多，長時間不准講負面，這種評史態度本身就有失平衡，太政治化。《講話》許多核心理念已被實踐否定，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工農兵方向」、「普及壓倒提高」、「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等。「工農兵方向」漸漸演化為無知化，似乎越無知就越革命越忠誠。一九八三年，「文藝為政治服務」被鄧小平在四屆文代會上明確停廢。……如果我們今天對《講話》的認識還跟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一樣，只能說明我們的社會進步不大，至少在這一領域還在原地踏步。
本人此發言未引起任何反響，沒人接應，亦無片言隻語進入小組最後的「總結」。
會下有不同聲音、自由言論
十九日上午，閉幕式在延安大學舉行，大會總結人對「延安文藝」使用了「豐富性」、「複雜性」，留下「想像空間」。對《講話》的整體評價似暗示屬於「權宜」，不能「要求太高」。一位小組長的發言中則有：「將延安文藝提得太高也不合適」、「延安文藝的價值懸疑不可迴避」、「延安文藝的價值判斷是必須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對中國當代文藝弊多利少」。「不和諧」之聲還是鳴放出來了，青山遮不住呵！據說這樣的會議不可能在北京召開，不能開不敢開也不讓開。思想解放也會「農村包圍城市」？
多少有點「不同聲音」，出現「多聲部共鳴」，體現了代際之間的「歷史進步」，比我預期得要「活潑」。內地學者實在很體貼國情，亦被打磨得要求甚低，只要給點「言論空間」就欣欣然，就認為社會在前進、國家在進步。
會下收穫很大。餐桌上，我與韓國教授朴宰雨說了幾句韓戰起因與造成「金三世」的後果，他回應強烈：「我喜歡中國知識份子，不喜歡中國官員」。回程與朴先生同車去機場，又說起北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朴先生說：「你這番話應該向你們的政府去說。」另一位韓國青年女學者：「中韓兩國社會制度不同，你們是光明的社會主義，我們則是腐朽的資本主義，嘿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張釗貽副教授，去延安的車上一路鄰座，聊其各自收入，張先生說他的薪水為本人十倍。他原以為我會沮喪，不料本人竟慶倖起來：「十倍？只有十倍！二十年前，北大季羨林，全國頂尖教授，他的薪水只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百分之一！」
一位師專青年教師自費赴會，火車往返，借宿西安同學處，因為單位不給報銷，可領導自己出來開會可以報，他的同事們多年來一直在忍受這樣的不公平。
中年學者訴說內地高校保守落後
最後一晚，與一位四十出頭的副教授同屋。這位體格健碩的山東漢子，出身聊城農村，博士畢業，執教內地某師院。老家父母種地只能糊口，掙錢得上燒磚廠打零工，廠主接不到訂單就停工，每年掙不到一萬。他本人年薪不到五萬，每年支持家裡三、四千，三年得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否則就要從兩萬副教授津貼中扣錢（三分之一為科研）。他說曾想改變現實，當發現根本不可能改變處境，於是只能改變心境，只能如此這般「與時俱進」，對社會不平漸無感覺。他攻博前教過幾年中學，校長與教師不做學問不看書，只知道打牌，很少上心業務，他想讀點書，顯得很憨。現在供職的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到職三、四年不幹正活，盡提拔幹部，將一位道德品質很差的青年碩士提拔為招生處副處長，都是靠錢買的。
遇到兩位重慶師大青年學者，一位還是相熟的復旦校友，不免問及渝人對薄熙來的態度。他們說百分之八十重慶市民對薄有好感，因薄搞了安居房工程與「打黑」。一位曾在大連工作過的文學博士，說起薄在大連的「嚴要求」，一進市府大樓，整幢大樓立即一片寂靜。薄一見不幹正活者立即攆人，就地下崗。他倆認為薄「唱紅」不對，但「打黑」沒錯。顯然，這兩位渝市教師都未認識到薄氏「唱紅」的底牌——重返五○年代紅色秩序，「紅色江山」萬萬年。
西安畢竟深處內地，陝師大賓館女服務員月薪一千二，全市最低者僅七八百元。賓館服務質量至少落後上海十年，至於飯店衛生度及人文層次可能相差三十年，距離香港則達五十年。西安計程車起步價七塊，上海十三塊，西安出租司機年收入最多四萬，上海至少六萬。為我們開大巴的陝西師大校車司機，月薪僅二千七左右，寒暑假只發八百塊基本工資。在上海開大巴，月薪至少五千。《講話》、「延安文藝」作為歷史存在，自然還會被反復提及，但後人還會與黨保持一致，自覺維護今天的「主流」麼？何況今天已經出現「不同聲音」。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到二十二日 開放雜誌
今年五月十六到十九日，西安舉行「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名義上由陝西師大、延安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文史哲》雜誌社四單位聯合舉辦，但實為兩所大學出資主辦，另兩家為友情搭車，以壯聲色。今年雖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但此會直接動力乃陝西師大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筆資額七十萬元，舉行國際研討會為項目內容之一。當然，主旋律是必須「正說」，這是所有與會者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由於事關敏感度甚高的《講話》，主辦方十分謹慎，邀來一位九旬延安老人與「發言保險係數很高」的左評家（前地下黨員），他們及隨員照例全程埋單。我輩與會者除自理交通費、住宿費，還得繳納六百塊「會務費」。筆者此程總費用近三千人民幣。不過，四天伙食（兩場正式宴請）、旅遊（黃陵、壺口）、紀念品等，六百會務費打不住的，兩所大學共掏近二十萬元。
周揚（1908-1989）中共文藝理論家，延安魯藝院長，毛的首席文藝顧問。49年後大力鼓吹毛文藝講話，發動多次整肅，被稱為文藝沙皇。文革中仍被打倒入獄。文革後痛苦反思，提出人道主義異化論。
為表示「延安文藝」的國際影響及研討會的國際性，邀來日韓港新等七位學者（食宿免單）。國內知識界出席者一百二十七名（多為大學教師），收到八十八篇論文。
出席人員構成上，老一代紅色學者畢竟精華已盡，延安老人碩果僅存，就是「解放牌」也已寥若晨星，大多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青年教師，對二十世紀中國第二文化事件——《講話》，個個心中有數。說不定都與筆者一樣暗揣懸疑：今天開有關《講話》的會，還會如何評說這篇紅色經典？還會繼續堅持「工農兵方向」麼？尤其薄熙來新收，「唱紅」叫停，《講話》咋辦？還能成為意識形態的標誌嗎？
開幕式照例領導講話，一通通冠冕堂皇的官話，卻是重要的「定調」。陝省宣傳部一位處長要求「發揚光大《講話》精神」，形容詞、副詞很多，除了概念還是概念，既沒有聯繫延安文藝實際，更沒有聯繫當下文學，如何「發揚光大」？陝西師大副校長的發言有點骨頭，「今天恐怕不會認為《講話》後的中國文學史就是春暖花開、面向大海…」
接下來八位指定發言人（三位外國學者）。三位老外入鄉隨俗，十分熟稔「中國特色」，發言回避價值判斷，或抖點史料或打點擦邊球，說一點《講話》對所在國的影響，只介紹情況不予評判。國內發言人當然都是「主流」。不過，他們也大多避開《講話》要害——「工農兵方向」、「文藝為政治服務」、「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等，強調《講話》的歷史背景，以「危亡之秋」的抗戰背景為《講話》說項，以歷史特殊性沖淡《講話》的巨大局限性。
青年學者質疑講話的核心理念
主講嘉賓說：《講話》是中國當代文藝大發展的指路明燈，樹立起「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路標；但極左派對《講話》進行曲解，西方思潮對貫徹社會主義文藝方針干擾甚大。
一位主流學者：《講話》是馬列主義文藝學的教科書，越來越彰顯光芒。
還有人這麼說：「《講話》後來造成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講話》本身沒有提出文學為政治服務。」
另一位「主流」學者：
延安文藝並未切斷五四文脈，有助於推進，如大眾化平民化邁上新臺階，真正解決了文學與革命與群眾的關係。《講話》是馬克思文藝的重大成果，延安文藝有現代性、先鋒性……最後發言的中年女學者則有點「衝」，指出「延安文藝」研究的麻煩——涉及政治從而有「安全區域」與「不安全區域」之分。
十六日下午，分三個小組發言研討。第一組一位青年學人質疑開幕式的「主流」：「怎麼還是七十年代的老腔調？好像沒一點進步，為什麼不涉及《講話》的左？」第三組也有人提出：「上午『八大發言人』的面太窄，中青年學者太少。」筆者在第二組，不能不顧「和諧」地實話實說，只能有限度地講點真話：
對《講話》正面講得太多，長時間不准講負面，這種評史態度本身就有失平衡，太政治化。《講話》許多核心理念已被實踐否定，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工農兵方向」、「普及壓倒提高」、「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等。「工農兵方向」漸漸演化為無知化，似乎越無知就越革命越忠誠。一九八三年，「文藝為政治服務」被鄧小平在四屆文代會上明確停廢。……如果我們今天對《講話》的認識還跟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一樣，只能說明我們的社會進步不大，至少在這一領域還在原地踏步。
本人此發言未引起任何反響，沒人接應，亦無片言隻語進入小組最後的「總結」。
會下有不同聲音、自由言論
十九日上午，閉幕式在延安大學舉行，大會總結人對「延安文藝」使用了「豐富性」、「複雜性」，留下「想像空間」。對《講話》的整體評價似暗示屬於「權宜」，不能「要求太高」。一位小組長的發言中則有：「將延安文藝提得太高也不合適」、「延安文藝的價值懸疑不可迴避」、「延安文藝的價值判斷是必須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對中國當代文藝弊多利少」。「不和諧」之聲還是鳴放出來了，青山遮不住呵！據說這樣的會議不可能在北京召開，不能開不敢開也不讓開。思想解放也會「農村包圍城市」？
多少有點「不同聲音」，出現「多聲部共鳴」，體現了代際之間的「歷史進步」，比我預期得要「活潑」。內地學者實在很體貼國情，亦被打磨得要求甚低，只要給點「言論空間」就欣欣然，就認為社會在前進、國家在進步。
會下收穫很大。餐桌上，我與韓國教授朴宰雨說了幾句韓戰起因與造成「金三世」的後果，他回應強烈：「我喜歡中國知識份子，不喜歡中國官員」。回程與朴先生同車去機場，又說起北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朴先生說：「你這番話應該向你們的政府去說。」另一位韓國青年女學者：「中韓兩國社會制度不同，你們是光明的社會主義，我們則是腐朽的資本主義，嘿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張釗貽副教授，去延安的車上一路鄰座，聊其各自收入，張先生說他的薪水為本人十倍。他原以為我會沮喪，不料本人竟慶倖起來：「十倍？只有十倍！二十年前，北大季羨林，全國頂尖教授，他的薪水只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百分之一！」
一位師專青年教師自費赴會，火車往返，借宿西安同學處，因為單位不給報銷，可領導自己出來開會可以報，他的同事們多年來一直在忍受這樣的不公平。
中年學者訴說內地高校保守落後
最後一晚，與一位四十出頭的副教授同屋。這位體格健碩的山東漢子，出身聊城農村，博士畢業，執教內地某師院。老家父母種地只能糊口，掙錢得上燒磚廠打零工，廠主接不到訂單就停工，每年掙不到一萬。他本人年薪不到五萬，每年支持家裡三、四千，三年得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否則就要從兩萬副教授津貼中扣錢（三分之一為科研）。他說曾想改變現實，當發現根本不可能改變處境，於是只能改變心境，只能如此這般「與時俱進」，對社會不平漸無感覺。他攻博前教過幾年中學，校長與教師不做學問不看書，只知道打牌，很少上心業務，他想讀點書，顯得很憨。現在供職的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到職三、四年不幹正活，盡提拔幹部，將一位道德品質很差的青年碩士提拔為招生處副處長，都是靠錢買的。
遇到兩位重慶師大青年學者，一位還是相熟的復旦校友，不免問及渝人對薄熙來的態度。他們說百分之八十重慶市民對薄有好感，因薄搞了安居房工程與「打黑」。一位曾在大連工作過的文學博士，說起薄在大連的「嚴要求」，一進市府大樓，整幢大樓立即一片寂靜。薄一見不幹正活者立即攆人，就地下崗。他倆認為薄「唱紅」不對，但「打黑」沒錯。顯然，這兩位渝市教師都未認識到薄氏「唱紅」的底牌——重返五○年代紅色秩序，「紅色江山」萬萬年。
西安畢竟深處內地，陝師大賓館女服務員月薪一千二，全市最低者僅七八百元。賓館服務質量至少落後上海十年，至於飯店衛生度及人文層次可能相差三十年，距離香港則達五十年。西安計程車起步價七塊，上海十三塊，西安出租司機年收入最多四萬，上海至少六萬。為我們開大巴的陝西師大校車司機，月薪僅二千七左右，寒暑假只發八百塊基本工資。在上海開大巴，月薪至少五千。《講話》、「延安文藝」作為歷史存在，自然還會被反復提及，但後人還會與黨保持一致，自覺維護今天的「主流」麼？何況今天已經出現「不同聲音」。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到二十二日 開放雜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