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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2日 星期二

五十年前的聲音再起(作者: 裴毅然)

編者按:剛剛在西安舉行的紀念毛延安文藝講話的大型研討會,本文作了概括的報導。從一個側面反映大陸當前被操控的文化思想界的封閉、保守與庸俗,是政治體制落後的一部分。
今年五月十六到十九日,西安舉行「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名義上由陝西師大、延安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文史哲》雜誌社四單位聯合舉辦,但實為兩所大學出資主辦,另兩家為友情搭車,以壯聲色。今年雖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但此會直接動力乃陝西師大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筆資額七十萬元,舉行國際研討會為項目內容之一。當然,主旋律是必須「正說」,這是所有與會者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由於事關敏感度甚高的《講話》,主辦方十分謹慎,邀來一位九旬延安老人與「發言保險係數很高」的左評家(前地下黨員),他們及隨員照例全程埋單。我輩與會者除自理交通費、住宿費,還得繳納六百塊「會務費」。筆者此程總費用近三千人民幣。不過,四天伙食(兩場正式宴請)、旅遊(黃陵、壺口)、紀念品等,六百會務費打不住的,兩所大學共掏近二十萬元。

周揚(1908-1989)中共文藝理論家,延安魯藝院長,毛的首席文藝顧問。49年後大力鼓吹毛文藝講話,發動多次整肅,被稱為文藝沙皇。文革中仍被打倒入獄。文革後痛苦反思,提出人道主義異化論。
主講嘉賓迴避延安講話要害
為表示「延安文藝」的國際影響及研討會的國際性,邀來日韓港新等七位學者(食宿免單)。國內知識界出席者一百二十七名(多為大學教師),收到八十八篇論文。
出席人員構成上,老一代紅色學者畢竟精華已盡,延安老人碩果僅存,就是「解放牌」也已寥若晨星,大多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青年教師,對二十世紀中國第二文化事件——《講話》,個個心中有數。說不定都與筆者一樣暗揣懸疑:今天開有關《講話》的會,還會如何評說這篇紅色經典?還會繼續堅持「工農兵方向」麼?尤其薄熙來新收,「唱紅」叫停,《講話》咋辦?還能成為意識形態的標誌嗎?
開幕式照例領導講話,一通通冠冕堂皇的官話,卻是重要的「定調」。陝省宣傳部一位處長要求「發揚光大《講話》精神」,形容詞、副詞很多,除了概念還是概念,既沒有聯繫延安文藝實際,更沒有聯繫當下文學,如何「發揚光大」?陝西師大副校長的發言有點骨頭,「今天恐怕不會認為《講話》後的中國文學史就是春暖花開、面向大海…」
接下來八位指定發言人(三位外國學者)。三位老外入鄉隨俗,十分熟稔「中國特色」,發言回避價值判斷,或抖點史料或打點擦邊球,說一點《講話》對所在國的影響,只介紹情況不予評判。國內發言人當然都是「主流」。不過,他們也大多避開《講話》要害——「工農兵方向」、「文藝為政治服務」、「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等,強調《講話》的歷史背景,以「危亡之秋」的抗戰背景為《講話》說項,以歷史特殊性沖淡《講話》的巨大局限性。
青年學者質疑講話的核心理念
主講嘉賓說:《講話》是中國當代文藝大發展的指路明燈,樹立起「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路標;但極左派對《講話》進行曲解,西方思潮對貫徹社會主義文藝方針干擾甚大。
一位主流學者:《講話》是馬列主義文藝學的教科書,越來越彰顯光芒。
還有人這麼說:「《講話》後來造成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講話》本身沒有提出文學為政治服務。」
另一位「主流」學者:
延安文藝並未切斷五四文脈,有助於推進,如大眾化平民化邁上新臺階,真正解決了文學與革命與群眾的關係。《講話》是馬克思文藝的重大成果,延安文藝有現代性、先鋒性……最後發言的中年女學者則有點「衝」,指出「延安文藝」研究的麻煩——涉及政治從而有「安全區域」與「不安全區域」之分。
十六日下午,分三個小組發言研討。第一組一位青年學人質疑開幕式的「主流」:「怎麼還是七十年代的老腔調?好像沒一點進步,為什麼不涉及《講話》的左?」第三組也有人提出:「上午『八大發言人』的面太窄,中青年學者太少。」筆者在第二組,不能不顧「和諧」地實話實說,只能有限度地講點真話:
對《講話》正面講得太多,長時間不准講負面,這種評史態度本身就有失平衡,太政治化。《講話》許多核心理念已被實踐否定,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工農兵方向」、「普及壓倒提高」、「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等。「工農兵方向」漸漸演化為無知化,似乎越無知就越革命越忠誠。一九八三年,「文藝為政治服務」被鄧小平在四屆文代會上明確停廢。……如果我們今天對《講話》的認識還跟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一樣,只能說明我們的社會進步不大,至少在這一領域還在原地踏步。
本人此發言未引起任何反響,沒人接應,亦無片言隻語進入小組最後的「總結」。
會下有不同聲音、自由言論
十九日上午,閉幕式在延安大學舉行,大會總結人對「延安文藝」使用了「豐富性」、「複雜性」,留下「想像空間」。對《講話》的整體評價似暗示屬於「權宜」,不能「要求太高」。一位小組長的發言中則有:「將延安文藝提得太高也不合適」、「延安文藝的價值懸疑不可迴避」、「延安文藝的價值判斷是必須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對中國當代文藝弊多利少」。「不和諧」之聲還是鳴放出來了,青山遮不住呵!據說這樣的會議不可能在北京召開,不能開不敢開也不讓開。思想解放也會「農村包圍城市」?
多少有點「不同聲音」,出現「多聲部共鳴」,體現了代際之間的「歷史進步」,比我預期得要「活潑」。內地學者實在很體貼國情,亦被打磨得要求甚低,只要給點「言論空間」就欣欣然,就認為社會在前進、國家在進步。
會下收穫很大。餐桌上,我與韓國教授朴宰雨說了幾句韓戰起因與造成「金三世」的後果,他回應強烈:「我喜歡中國知識份子,不喜歡中國官員」。回程與朴先生同車去機場,又說起北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朴先生說:「你這番話應該向你們的政府去說。」另一位韓國青年女學者:「中韓兩國社會制度不同,你們是光明的社會主義,我們則是腐朽的資本主義,嘿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張釗貽副教授,去延安的車上一路鄰座,聊其各自收入,張先生說他的薪水為本人十倍。他原以為我會沮喪,不料本人竟慶倖起來:「十倍?只有十倍!二十年前,北大季羨林,全國頂尖教授,他的薪水只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百分之一!」
一位師專青年教師自費赴會,火車往返,借宿西安同學處,因為單位不給報銷,可領導自己出來開會可以報,他的同事們多年來一直在忍受這樣的不公平。
中年學者訴說內地高校保守落後
最後一晚,與一位四十出頭的副教授同屋。這位體格健碩的山東漢子,出身聊城農村,博士畢業,執教內地某師院。老家父母種地只能糊口,掙錢得上燒磚廠打零工,廠主接不到訂單就停工,每年掙不到一萬。他本人年薪不到五萬,每年支持家裡三、四千,三年得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否則就要從兩萬副教授津貼中扣錢(三分之一為科研)。他說曾想改變現實,當發現根本不可能改變處境,於是只能改變心境,只能如此這般「與時俱進」,對社會不平漸無感覺。他攻博前教過幾年中學,校長與教師不做學問不看書,只知道打牌,很少上心業務,他想讀點書,顯得很憨。現在供職的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到職三、四年不幹正活,盡提拔幹部,將一位道德品質很差的青年碩士提拔為招生處副處長,都是靠錢買的。
遇到兩位重慶師大青年學者,一位還是相熟的復旦校友,不免問及渝人對薄熙來的態度。他們說百分之八十重慶市民對薄有好感,因薄搞了安居房工程與「打黑」。一位曾在大連工作過的文學博士,說起薄在大連的「嚴要求」,一進市府大樓,整幢大樓立即一片寂靜。薄一見不幹正活者立即攆人,就地下崗。他倆認為薄「唱紅」不對,但「打黑」沒錯。顯然,這兩位渝市教師都未認識到薄氏「唱紅」的底牌——重返五○年代紅色秩序,「紅色江山」萬萬年。
西安畢竟深處內地,陝師大賓館女服務員月薪一千二,全市最低者僅七八百元。賓館服務質量至少落後上海十年,至於飯店衛生度及人文層次可能相差三十年,距離香港則達五十年。西安計程車起步價七塊,上海十三塊,西安出租司機年收入最多四萬,上海至少六萬。為我們開大巴的陝西師大校車司機,月薪僅二千七左右,寒暑假只發八百塊基本工資。在上海開大巴,月薪至少五千。《講話》、「延安文藝」作為歷史存在,自然還會被反復提及,但後人還會與黨保持一致,自覺維護今天的「主流」麼?何況今天已經出現「不同聲音」。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到二十二日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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