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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8日 星期四

經濟學家夏業良透視TPP 中南海再臨挑戰


前北大經濟學教授夏業良就近日12國簽訂的泛愛平陽夥伴關係協定(TPP)引發中國大陸網絡熱議現象對TPP對中國未來經濟、社會影響的方方面面進行分析,表示TPP並非五毛所煽動的美國打擊中共的工具,而是中共目前尚未具備加入TPP的基本條件。圖為夏業良教授在演講中。(方惠萱/大紀元)
(記者駱亞採訪報導)
這二天有關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組成世界巨大經濟貿易圈,而中共政權下的中國被排除在外的新聞引起網上熱烈的討論,中國民眾高興的是想借外部壓力來打擊中共政權,而網上五毛們則伺機想在網上掀起新的反美情緒。大陸官媒則為降低中共當局壓力,宣稱TPP對中國影響有限。
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夏業良接受大紀元採訪時,通過分析TPP的來龍去脈,澄清這不是美國專門針對中國的,而是遊戲規則本來就在那裡,遵循的是普世價值,而中國現有的專制體制、惡劣的人權狀況及被破壞的知識產權等決定了不具備參加TPP的基本條件。 他認為,中南海除了WTO不斷要求成員國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外,再面臨TPP的挑戰。那種鼓吹另辟途徑以中國為中心建立新的圈子的人是被所謂的經濟發展沖昏了頭。

TPP要求普世價值 起步時僅四個國家
歷時多年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終於在美國當地週一(5日)達成協議,這十二個國家擁有世界經濟的40%份額。其中美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一、第三大經濟體。
由於中共號稱自己是經濟大國,這個新的世界經濟圈不帶中共玩,引起中國民眾的好奇與關注。五毛乘機在網上掀起進一步反美情結,官媒則宣稱這個由美國主導的TPP協議,對中國影響有限。
夏業良教授向大紀元記者介紹說,TPP不是專門針對中國設立的,首先得瞭解它背景。它最初是四個小國家,智利、文萊、新加坡、新西蘭他們發起的泛太平洋夥伴關係,他們發起當時主要是想加強自己內部這樣的協同。因為在龐大的貿易組織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不太容易進行緊密的經濟貿易上的合作。
據公開資料,美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經濟排名第一和第三。美國是2008年加入談判,日本是2013年3月宣布加入,並在7月23日順利加入TPP談判。原先並不大的貿易經濟圈,在美國加入後,重要性得到迅速提高。
夏業良教授表示,因為當時已經有WTO組織,他們想在WTO之外,形成更緊密的經濟合作,後來這個貿易組織有美國的加入。美國加入之後,並不是美國強行提出來,它規則本來就有,本身就包括政治、人權、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而這些要求不是針對那一個國家,而是要求普世價值。也就是說,你要達成比較好的貿易合作,就應該具備這樣的基礎條件。
網上五毛因為這個巨大經濟圈沒有把中共政權下的中國納入,開始在網上掀起反美情緒。夏業良認為網上有些人帶有色眼鏡看問題,把這個組織說成是美國一開始就是為了針對中國設置的遊戲規則,這完全是不瞭解背景。

中共會想盡辦法花錢來建立新的圈子
夏業良教授進一步分析說:「TPP也不是一定要排除中國,而是中國如果能夠逐步達到這些條件的話,中國也可以加入。但問題是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法律狀況、對人權的迫害、對知識產權的違背和破壞,在很大程度上人們覺得中國不可能具備這樣的條件,如果有一天,中國變成憲政、民主、法治的國家,那這個組織當然肯定是歡迎中國的。」
他認為,經濟組織不是一個敵對的軍事組織,把一個國家想成一個敵人,只要你符合條件,你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成員,進行互利互惠的合作。
他還表示,現在國內不少人過度解讀,他們認為美國有意把中國排除在外,因此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有人說,中國應該成立以中國為主導的新一代貿易組織,這樣的話可以跟美國抗衡。
「現在我覺得有些人覺得中國經濟強大了,就頭腦發熱了,你不帶我玩,我就自己搞一個圈子,我再吸收別人來跟我玩,而且花錢邀請來參加我的這個圈子,這樣造成了本來世界上有一些比較好得東西,但中國(中共)因為不願意改變自己,想從新制定一些遊戲規則,所以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建立一些比如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這些目的都是為了取代原有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樣的金融機構,可能在更大範圍內施加中國的最大影響。中國(中共)化了很多錢來做類似的事情,事實上它沒有加入TPP,會想盡辦法花錢來建立新的圈子。」

加入WTO十幾年 中共領導人一直要求承認市場經濟地位
夏業良教授還從WTO的角度分析表示:「我們知道中國加入WTO很多年了,十幾年來究竟中國改進了多少?其實有許多它原來答應、承諾的到今天都沒有兌現。它加入了WTO,但並沒有按WTO的要求去做,所以它加入之後就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中國領導人無論出訪還是國內會見外國領導人,總是要提出讓他們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按道理,你加入WTO達到那樣的要求,你就是市場經濟,那為何要提出這樣的要求哪?就是因為其他國家並沒有把中國看成是市場經濟的國家,因為它在很多方面沒有達到要求。」
他舉例說:「一個人認為自己漂亮,就沒必要要求每個人都說自己是美人。如果你見到每一個人都要求他說你是美人,並且你說我是美人的話,我給你錢、給你好處,這說明自己內心都不認為自己是美人。如果你是美人還需要別人承認你嗎?還需要你給別人好處嗎?這很可笑。」
他認為,中共當局除了要別人承認起市場經濟外,這次TPP貿易組織對其是一次新的考驗,如果中共當局不願意改造和提升自己,那是它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外,不是別人將它排除在外。

「這不是一件壞事也不是一件好事」
網上眾人聚焦TPP奇特現象。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表示:「關於TPP。第一,這些帖子,不但公知在轉,很多做企業的,甚至一般的上班族也在轉。第二,轉的人看過協議的原文甚至能看懂有關評論嗎?估計有相當一部分是沒有或不能,很多人興奮的可能是其中對中國不利的因素。第三,這麼多的國人在幸災樂禍嗎?非也,背後可能是對現狀的不滿與變革的要求。該醒醒了。」
夏業良教授認為TPP協議簽署,對中國百姓而言,這不是一件壞事也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南海把這個當作挑戰,積極改進、積極改造自己,讓中國符合這些基本要求、基礎條件,那中國將來有機會加入TPP;但如果中南海不打算改變自己,讓自己放在外面,那時間長了,能夠看出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會受此影響。你都看出跟別人不一樣,好的俱樂部你沒有機會,你不是它的成員,受到損失的是你自己,中國老百姓也會受影響。
夏業良是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去年被美國華盛頓的智囊機構加圖研究所聘為該所的客座研究員。

來源轉自:
【2015年10月08日訊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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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開超市的小民對TPP的看法

歷時5年多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終於在10月5日取得進展,12個談判國在美國亞特蘭大的部長會議上達成基本協議。這個消息近來成為大陸的熱門話題,媒體、專業人士紛紛發表TPP一旦實施對中國的影響預測,普通民眾也參與進來,有民眾表示TPP實施對中國是件好事。
10月7日,大陸凱迪社區中一個自稱是開超市的小老闆談了自己對TPP的看法,他說,TPP就是美國人在中國這個大超市門口又開了一家新超市,在這家新超市裡,豬肉是沒注過水的,雞肉是無激素的,奶是可以給孩子吃的,最關鍵的是,價格也比中國大超市裡的便宜。而中國的商品因為不符合要求不讓你在超市裡賣。
根據TPP的協議,TPP成員國家的政治體制必須是尊重自由、民主、法制、人權、普世價值觀。而且TPP統一監管標準包括:貿易和服務自由、貨幣自由兌換、稅制公平、國企私有化、保護勞工權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環境資源、信息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互聯網自由等等)。這些條件中共一條也達不到,中共等於自己把自己關在了TPP大門外。
以下是《一個開超市的小民對TPP的看法》原文。
開超市幾年了,也偶爾看一下新聞。最近有個TPP比較火了,就上網看了一下,總體來說就是建立一個物美價廉的大市場。
這個TPP給本人的感覺,就是美國人在中國這個大超市門口又開了一家新超市,而這家新超市裡,豬肉是沒注過水的,雞肉是無激素的,奶是可以給孩子吃的,菜是綠色新鮮的,最關鍵的是,價格也比中國大超市裡的便宜。
中國現在還達不到TPP的標準,也就是說,中國的商品不能在TPP這個物美價廉的大市場裡流通,所以會吃虧。
作為中國人,先不談愛國與否,我認為TPP對中國來說是好事,可以逼迫中國加快商品質量提升的步伐,讓老百姓更早更快地享受質優價廉商品。
中國政治經濟要改革是肯定的,TPP在一定程度上會讓中國現在的畸形政治經濟狀態有所改善,所以說TPP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有利的。

【責任編輯:劉毅】
周掌櫃:TPP的真正殺機在哪裡?
美日帶著中國鄰居們連續幾天不睡覺簽訂了TPP基礎框架協定。
反對國企壟斷、反對貿易補貼、強化智慧財產權、強化減少政府干預,這些TPP理念的關鍵字似乎處處針對中國。掌櫃本來在休假,看了幾篇文章,發現了很多奇怪的觀點,比如:「協議達成也不會馬上零關稅」、「對中國影響有限」、「TPP封鎖不是牢不可破的」,受不了這些無知的邏輯,早早爬起來說幾句。
1、TPP對中國發展方式投了反對票:這個組織和WTO有一點不一樣,或者說是美國自我反思的一個結果。發達國家開放國內市場給中國,開放教育和科技合作,目的是希望把中國改造成民主自由的社會結構,多少有點對抗俄羅斯的味道。但是中國現在對俄羅斯的背靠背支持,讓發達國家開始反省對中國的政策,第一個封口的就是中國出口,說白了——封鎖市場阻止中國!美國推動TPP正在成為一個基於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同盟,這是對中國真正的攤牌,當然也是一種自我保護;
2、美日認為中國在破壞全球經濟秩序:這個標題中國人是看著很不舒服的,在大部分人腦子裡會覺得中國貿易世界第一就是活雷鋒了。但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幾個問題一直是淹沒於「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泡沫裡面的,第一就是國企的畸形擴張,咱們先自己評價一下,中國國企效率高嗎?壟斷嗎?權貴把持還是公司化治理?對於國人來說,只是一個現象,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秩序來說,中國國企是一個破壞力的角色,一個有國家背書和支持的不可靠夥伴;第二就是貿易補貼衝擊世界。WTO框架下總打貿易補貼的官司,到底我們補貼了嗎?這個答案其實地球人都知道,這種國家意志帶來了貿易上的公司主體不平等,讓國外交易夥伴很反感中國的體制;第三個是中國企業智慧財產權方面缺少對國際同行應有的尊重,所以大型國企被看成掠奪者,中小企業被看成破壞者,這就是最近幾年國外看中國的印象。赤裸裸的現實是——自由市場架構下的過多政府干預,只會帶來權力尋租的空間和資源浪費,但這方面政府一直不願意真正簡政放權!(目前的改革收到抵制)
3、中國奇跡不是神話,國人該醒醒了:由於媒體的反復洗腦,和政府的特有宣傳方式,我們主觀的習慣於把中國最近15年左右的繁榮歸結於國家政策好、國人能力強。實際上,從2001年起,中國搭上了WTO的順風車才融入世界經濟分工的,這和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發展路徑是一致的。只不過中國更大,更加強勁的參與了這個世界分工裡面。WTO對中國開放居功至偉,因為沒有外部標準,我們的體制習慣於自己騙自己的改革方式。讓掌櫃最擔心的是:隨著TPP對中國的封鎖,如果決策層對此狹隘誤判,盲目自信,可能讓未來10年中國經濟的全球化蒙上陰影。沒有中國前,全世界也繁榮了好幾十年,中國不是救世主,我們應該醒醒了。
4、一帶一路存在根本性缺陷,無法替代自由貿易對中國的推動力:一帶一路和亞投行被我們大家報以極大的期望,是的,這確實是中國人第一次推動世界組織秩序,這個民族自信是應該有的。但是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一帶一路的核心思維是政府主導的「馬歇爾計劃」式的基礎設施投資,一方面是中國去產能泡沫,一方面是全球重複國內刺激經濟的老路。從常識上看,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對貿易出口刺激有限,對產能出口的推動有,但是這個效率是存在不確定性的。也就是說,中國在這個時間點,沒有自由貿易的發動機,改革必然倒退。
5、孤立於世界的大國崛起或許只是一個夢想:最近一年,周掌櫃觀察到一種傾向,中國的輿論開始輕視美國和歐洲,特別輕視日本,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非常明顯。這是很可怕的現象,可能讓我們的政策出現誤判。從近代史1840年之後近200年來看,貿易一直決定了中國開放的程度和國運的發展,貿易封閉則國家封閉,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產能的聚集地,我們沒法像俄羅斯那樣我行我素的游離於世界秩序之外,因此我們也不能學習俄羅斯的政策標準。很擔憂的就是精英層越來越推崇俄羅斯,越來越失去了學習西方民主和體制的進取心。
說到最後,TPP應該是給中國敲響了警鐘,也追問我們到底希望走什麼樣的道路!?強勢的民族主義,將不可避免的導致被動的閉關鎖國;成天拿假改革騙自己,我們可能陷入了自己製造的危機。一帶一路更多的在強壯國企,但是自由貿易牽引的最市場化的中國經濟的陣地如果失守,這才是災難的開始。近30年中國的成功,首先是經濟的成功,也是開放的成功,是尊重規律的成功(這個規律主要是資本主義秩序的文明成果)。
一直樂觀的周掌櫃,看到整個輿論對TPP的分析和思考後,真的開始擔心了——我們太自大,又太膚淺了。破解困局的鑰匙,目前還掌握在我們手裡,大刀闊斧的私有化國企,推動更加深刻的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
改革和開放的道路上只有中國國情,沒有中國特色,破解TPP圍堵的鑰匙就是——開放促改革!

--轉自微信公眾帳號「律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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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08日訊 責任編輯: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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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摧毀整個聯合國」──潘基文被瑞典女下屬痛批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竟參加中共閱兵,一副「江山在我腳下」的怡然自得。

瑞典英嘉女士痛批潘基文:正在摧毀整個聯合國。
在去北京出席大閱兵之前,美國人就警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不要對中國軍隊揮手!」因為人們都還記得,那個耀武揚威的軍隊手上沾著一九八九年鎮壓學生的血跡。日本網友則向潘基文呼籲:「我們日本是被國民黨打敗的,要慶祝抗戰勝利,你就應該去台灣啦!」
身為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如此喪失原則,自降身份去與中共屠夫李鵬、蘇丹戰犯總統巴希爾一起閱兵,對聯合國促進和平人權的宗旨與理想是一個多麼大的羞辱。
與此同時,潘基文的前下屬──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英嘉─布里特‧阿勒紐斯(Inga-Britt Ahlenius)接受瑞典電台採訪,再次尖銳地指控她的前上司潘基文嚴重失職。此時歐洲正面臨巨大的難民災難,人們驚呼:「聯合國負責人到哪裡去了?」

出書痛陳上司無能
前幾年,一些聯合國高級職員在辦公樓走廊竊竊私語,給潘基文取了一個綽號:「機會先生」(Mr Chance)。堅持原則無所畏懼的瑞典英嘉女士也同樣獲得一個綽號:「Ms Fearless」。
英嘉曾是聯合國高層的第三號人物──聯合國內部審計負責人。二○一○年七月,英嘉剛完成了她的五年任期,立即和一位曾給聯合國主編過《新聞快報》的瑞典著名記者尼克拉斯合作,開始撰寫一個長達五十頁的報告,激烈地批評她的前上司潘基文。
《機會先生:聯合國在潘基文任期內的潰敗》(Mr Chance──the UN's decay under Ban Ki-moon)於二○一一年在斯德哥爾摩出版。該書回顧了聯合國的歷史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尖銳地指出:潘基文是一位有嚴重缺陷的聯合國領導人,他的無能和失職損害了聯合國的事業,並威脅到該組織的未來。
英嘉為什麼要如此嚴厲地指責潘基文?要瞭解這一事件,首先要瞭解瑞典和聯合國的特殊關係,以及英嘉本人不同凡響的個性與職業道德。作為一個中立的小國,瑞典人最盼望一個獨立而強大的跨國組織,因此長期不遺餘力地支持聯合國的建設。在紐約聯合國大廈,掛著瑞典人達格‧哈馬紹的畫像。一九五三年,哈馬紹從第一任聯合國秘書長──挪威人特里格夫‧賴伊手裡,接受這個被稱為「一個不可能的工作」的艱難職務。在那個巨變的時代,哈馬紹出色地完成了開拓性的使命,直到他於一九六一年在剛果以身殉職。
一九三九年出生的英嘉畢業於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她從瑞典最大的商業銀行開始其職業生涯,一直做到瑞典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此後,英嘉還擔任過多個國際職務,主持過世界審計組織審計準則委員會,還曾是歐洲組織最高審計機構的理事會主席。無論在瑞典本國還是在歐盟,英嘉在反腐敗和健全財務監督制度方面都享有盛名。令英嘉聲名大噪的一場戰役是:九十年代中期,在審查歐盟委員會的管理不善和任人唯親時,英嘉等人的問責報告導致了該委員會辭職。
以這樣輝煌的職業履歷,懷著與前輩哈馬紹同樣的忠誠、理想與使命感,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英嘉於二○○五年四月去聯合國任職,負責內部督察。當時聯合國還是來自非洲的安南任秘書長。一年半之後,來自韓國的潘基文接任秘書長之職。據英嘉說,這個韓國人一上台,就解僱了大批前任秘書長安南僱用的管理人員,任用自己人。英嘉本人因是聯合國大會任命的副秘書長,潘基文無權解僱她,得以留任下來。在聯合國做了五年的監察工作,接受採訪的同事們一致承認說:英嘉工作勤奮、嚴謹、敬業,幾乎完美無瑕。
但堅持公開透明工作原則的英嘉卻遇到了大麻煩。她按照成功的歐洲經驗,在聯合國從事內部監督事務。在該書中,英嘉指責潘基文試圖削弱她的辦公室行使監督任務的獨立性,指潘基文利用自己的權威搞「黑箱操作」,並阻止英嘉行使聘請高級職員的職權。英嘉記敘了這個國際組織「腐爛的過程」,指潘基文要對他手下的部門財務混亂、缺乏透明度負責,因為潘基文不願制訂「問責制」,使「資深員工可以逍遙法外」,也使聯合國的事業運作不靈。

喜歡紅地毯的「機會先生」
潘基文是第二位來自亞洲的聯合國秘書長。在他之前,有來自緬甸的吳丹擔任過十年秘書長。吳丹在聯合國工作期間,創建了各種機構,成功地斡旋國際衝突制止戰爭,因此在國際舞台上深受愛戴。
英嘉清楚地記得潘基文初上任的一個場面。那一次,潘基文從亞洲某個危機地區回到紐約,向高級顧問們講述自己的旅行經歷。令資深職員們感到吃驚的是,潘基文閉口不談那個地區發生的危機和後續行動,而是大談當地的兒童如何向他獻花,邀請他的晚餐和酒會如何,媒體又怎樣報道他的行蹤。英嘉評論說,同事們為此深感挫敗,因為這個韓國人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危機,他更熱衷於旅行世界各國獲取榮耀,喜歡踏上如歡迎國家元首般的紅地毯。

獲連任聯合國高位
為什麼潘基文能夠擔任聯合國高位?我們先看一則維基解密網站披露的機密電文:「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及日本等國於二○○七年說服聯合國停止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措辭。」這則消息裡面有兩個看點。第一,潘基文上任才幾個月,就在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無視「中華民國」的主權,輕率表態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第二,在美國等民主國家表示不滿並要求聯合國更正時,潘基文又趕緊承認自己的言論「太過火了」,並承諾將不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措辭。
潘基文之所以在針對台灣的不當表態後又立即更正,原因很簡單,中國和美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他的秘書長位置就是那些大國給的。
英嘉在報告中對潘基文指責:他完全無視原則,對超級大國低三下四。正是這種「風吹兩邊倒」性格,使潘基文在英嘉等人的揭露抨擊下,仍然於二○一一年獲得連任。中國官方的新聞宣稱:「潘基文任期內坎坷艱辛,連任關鍵在於中國等國的支持。」
這樣一心保高位的人,完全不是瑞典、瑞士和挪威等民主小國所期待的聯合國領導人。英嘉和同事們不禁懷念前任秘書長安南。安南在任時至少敢於質疑美國的伊拉克戰爭。面對重重國際危機,很有魄力的安南常常展開公開討論,和同事們一起處理難題。
在早期的聯合國秘書長中曾出現過一些非常高尚的偉大人物,例如前面提到的瑞典人哈馬紹。哈馬紹在五、六十年代尖銳的國際衝突中不畏強權,堅持聯合國的獨立性,導致蘇聯的赫魯曉夫公開逼他下台。一九五六年,哈馬紹建立第一支聯合國維和部隊,提出了著名的中立維和三原則。秘魯人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在任秘書長時期,曾為促進國際諒解和共同安全作出巨大貢獻,使聯合國獲得一九八八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使聯合國失去存在的意義
從潘基文不顧勸阻登上天安門城樓為中共專制者長臉的事件,人們看到一個非常悲哀的現實:當今聯合國喪失了原有的獨立性和道德權威。七十年前成立聯合國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國際安全與和平、民主與人權、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而現在,成為專制好友、大國傀儡的潘基文,已經把人權和政治自由等宗旨丟到爪哇國去了。《華盛頓郵報》曾透露:「潘基文上任僅一年,就提拔了六十六名韓國人到聯合國總部任職。」
在英嘉看來,潘基文的錯誤不僅僅是忽視聯合國內部的監督管理,更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即潘基文在大國面前妥協的表現,違背了聯合國成立的初衷。目前聯合國有一百九十二個成員國,需要有一個超越國界的組織去解決危機,但現在這個組織已經不起作用了。一些本應是由聯合國負責的問題,因為領導人無能,而轉移到其他區域組織去了,例如G20(國際經濟合作論壇),二十國集團自己召集會議商量如何解決經濟危機。為此,擇善固執的英嘉堅稱:作為聯合國的負責人,潘基文是一個災難,他正在摧毀整個聯合國,使聯合國失去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勇敢的英嘉並不是第一個揭露潘基文的人。早在英嘉出書之前,挪威常駐聯合國代表莫娜‧尤爾(Mona Juul)於二○○九年撰寫了一份機密備忘錄,該備忘錄稱潘基文「懦弱」、「沒有魅力」、「缺乏決斷力」、「沒有奉獻精神」,「總而言之,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尤爾還提到世界各地發生的危機,如緬甸、斯里蘭卡、剛果民主共和國、達爾富爾、索馬里、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韋,她說潘基文沒有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她沒有看到潘基文捍衛人權或支持裁軍。

大國需要弱勢聯合國領導人
為了這本書的出版,英嘉和記者尼克拉斯採訪了很多人,其中不少是聯合國的職員和外交官。一些至今仍然在聯合國任職的人士大都只能匿名提供資料(他們從外地搬家前來紐約工作,孩子大都進了私立學校),但有不少已卸任的前職員公開署名作證,最敢說話的是歷任瑞典外交官,此外還有一些美國議員。
儘管英嘉五十頁的尖銳批評引起多方關注,國際輿論都認為英嘉的批評值得認真對待,但潘基文只是讓人在紐約總部開了一個新聞發佈會,聲稱最近針對他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聯合國發言人宣稱:「我們知道,這本書已經出版了,我們在過去的一年中已經處理了這些問題。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評論。」他們拒絕回應英嘉一書的指控是否確實的具體問題。
事實上,這本書材料翔實、有理有據,潘基文根本無法回答。他知道只要討好了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無論這些誠實的歐洲小國人怎麼說,他都不必太擔心,因為他正是那些大國所需要的弱勢領導人。
英嘉和她的同仁針對的並不是潘基文個人,而是在捍衛聯合國的原則與宗旨。令大家認識到,世界需要有一個超越國界的組織,能以道義的權威形象來領導國際社會,去幫助那些飽受戰爭蹂躪或遭受自然災難的國家和人民。聯合國必須有一位獨立、高尚而有能力的領導人,而這個領導人應該是通過公開透明的招聘程序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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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爭鳴總4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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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習近平的下坡路──從閱兵和訪美說起


《老子》古訓「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軍威與「君威」不如留幾分懸念為好。
還有一個多月,就到了習近平上台三周年。一般來說,三年是道坎兒,孔子曰「三年有成」,毛時代有口號「三年大見成效」,民間諺語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三年,習近平做什麼、怎麼做,不做什麼、為什麼不做,做不成什麼、做不好什麼,都已經大白於天下,他的價值理念、政見學識、領導能力、執政風格,也全都已經暴露無遺。
比起兩「代」前任江澤民、胡錦濤,頭三年裡習近平算是個狠角色,鞏固權力很快,權力抓得很牢,事情管得很寬,做事風風火火,令人印象深刻。某種意義上講,這三年習近平走的是上坡路,他兼職無數,集權無度,一言九鼎,言出法隨,黨內地位已堪比毛、鄧,獨裁體制大放異彩,「集體領導」黯淡無光。這三年甚至稱得上是大刀闊斧、轟轟烈烈的三年,只可惜,大刀闊斧的並不是全面改革,而是全面專政,轟轟烈烈的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對內打老虎、對外亮肌肉。打老虎當然是好事,卻因其明顯的選擇性而淪為權力鬥爭工具,亮肌肉無疑是蠢事,除了招惹是非、自找麻煩,沒有別的用處。
今年九月,習近平有兩件大事,一是閱兵,二是訪美。種種跡象表明,這兩件大事不僅是習近平頭三年內政外交的高潮所在,也極有可能成為他十年任期乃至全部政治生涯的頂峰。九三大閱兵別出心裁,純屬習近平的自選動作,其政治意義一則昭告天下,繼天立極;二則鎮公民、攘日美、聯俄國,名義上是展示軍容、軍備與軍威,實際上展示得更直接也更充分的,乃是習近平的領袖威權與個人風采──用閱兵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副政委王健中將的話來說,「首先檢閱的是三軍將士對黨中央、習主席的無比忠誠和堅決擁護」。
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則是習近平從上任伊始就精心盤算、期待已久的事情,尚未成行,就被中宣部的吹鼓手們與鄧小平「旋風九日」──中美建交之初(一九七九年)鄧以副總理身份首次對美國進行的歷史性訪問──相提並論。習近平本人對此訪亦有厚望:中國作為世界老二欲有所作為,習近平作為中國老大欲建功立業,「中國夢」欲美夢成真,若得不到美國的祝福和配合也就罷了,起碼也要得到美國的妥協綏靖、容忍寬諒而不是虎視眈眈、掣肘遏制──此即習近平所謂「新型大國關係」之最低架構。所以,訪美在習而言是三年外交重中之重的重頭戲,後七年裡各項內外舉措之調整修正必將以此訪所得為變量,意義不可謂不深遠。
然而,這兩件大事都辦得頗不順利,甚至可以說,很不吉利。閱兵這種勞民傷財的事情,其效果就是「見光死」,《老子》古訓「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軍威與「君威」不如留幾分懸念為好。習近平原本指望借抗戰勝利大閱兵廣邀賓客、籠絡歐美、孤立日本,一展「四海晏然,萬邦來朝」的大國雄風,卻因過於張揚,以至弄巧成拙,一是遭西方國家冷落,二是被黨內大佬搶鏡,硬生生把一場軍國主義盛宴變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君不見,習近平在閱兵式上毫無奕奕神采,反而一臉倦容,滿腹憂愁好似寫在臉上;檢閱途中更是心不在焉,眾目睽睽之下昏昏然錯行左手禮,此乃不祥之兆,欲青史留名的閱兵佳話只怕從此變作一世笑柄。
而此次訪問美國,顯然時機不對,氣氛更不對,是一次尷尬之旅。一則奧巴馬任期將盡,已無時間和精力與習近平共同解決重大問題;二則在美國當前的大選氣氛之下,國際信譽和人權記錄欠佳的中國政府本來就是公共靶子,是兩黨候選人和美國輿論競相抨擊的對象,而習近平的「領袖魅力」尚未達到改變美國大選氣氛的程度,所以很難指望此番習奧會既有面子、又有實益。中國公眾若真對習近平訪美抱有鄧小平「旋風九日」那樣的高期待,只會帶來更大的失望。何況中美關係倒退已久,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在國際舞台上親俄反美姿態一覽無遺,更有公開反對「西方價值觀」、大搞「七不講」、拆毀教堂十字架、驅逐境外NGO、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和竊密、「山寨」美國高科技產品等一系列「傷害美國人民感情」的暴政之舉,互不信任情緒早已瀰漫在兩國政府和民間,習奧二人其實心照不宣,互視對方為戰略威脅,此事彰明較著,天下皆知。而習近平做得最蠢的事情,是他的言行把那些傳統上親華的美國精英人士也逼到了牆角,在美國學術界,由親華轉為疑華、「反華」的,前有沈大偉,後有蘭普頓,最近蘭普頓斷言,習的內外政策令「中美關係逼近臨界點」。此情此景之下習近平此次訪美,即便籌謀良久,亦必事倍功半,出訪效果無非也是「見光死」。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閱兵不順,訪美無功,此二事並非偶然發生,而是習式內政外交一連串失誤與失敗的必然結果。近三年以來,中國的內外形勢明擺著一日不如一日。隨著打虎戰役步步深入,中共高層內鬥日益激烈,偷懶耍滑、怠政惰治的官場新習氣在中共中下層紮根。目前看起來,習王打虎拍蠅離「取得決定性勝利」仍遙遙無期,這意味著高層惡鬥、中層偷懶、下層怠政的狀況將長期存在下去;而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和平環境正在實質性逆轉,越來越激烈的反中情緒不但在日本、菲律賓、越南蔓延,在台灣和香港也愈益顯性化,就連「鮮血凝成友誼」的朝鮮金家王朝,也已經走到了公開翻臉的邊緣──而朝鮮一旦與中國翻臉,其不按常理出牌的魯莽行為給中國國家利益造成的衝擊必定比東海、南海衝突更加嚴重。
在此內憂外患愈演愈烈之際,持續高速增長了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也不再「給力」,目前已出現增速下滑、匯率急跌、股市崩盤等危機狀況,美聯儲史無前例將中國疲弱的經濟表現作為美元暫緩加息的理由。在今日中國,股民焦頭爛額,境外投資者、私人企業家也人心惶惶,而習當局的應對措施則是手忙腳亂、毫無章法,比江朱、胡溫大失水準,暴力救市愈救愈跌,國企改革愈改愈糟。為減緩資本加速流出的趨勢,新華社屬下的瞭望智庫發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恐嚇。不消說,此類言行和暴力救市的效果一樣,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只會加劇老問題,引發新問題。
習近平剛上台之時,對他有好感、有期待、有幻想的中外精英大有人在,不過才短短三年,如今已恍如隔世。當初也曾有自由民主派人士吹捧習「是中國最好的大大」、「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如今又有人拾起了這個下棋的比喻,不過意思已經大不相同了。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的智囊、曾以「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妙喻胡錦濤的張木生批評說,習近平「把一手好牌下成了滿盤臭棋」。也許是頭三年裡集權太過,亮劍太兇,所謂物壯則老,物極必反,習近平過早地走上了內政外交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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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爭鳴總4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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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政權】北京要修改香港基本法嗎?


新民主同盟成員昨遊行至中聯辦門外,斥張曉明言論踐踏香港三權分立原則。
六月十八日香港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政制發展陷於僵局。八月二十六日,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到香港,秘密會晤民主黨正副主席等多人,表示要傾聽泛民的意見,讓人以為北京或者會調整香港政策。但是後來事態的發展並非如此,涉港官員的言論越來越左,似乎表示香港要修改《基本法》,乃至取消「一國兩制」。

張曉明:基本法規定港無三權分立。
張曉明主張特首是超然怪物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九月十二日出席《基本法》頒佈二十五周年研討會時說:「作為領導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他所具有的雙首長身分和雙負責制的責任,使得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的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的三權之上起著連結的樞紐作用。」
這裡最重要的是行政長官的「超然」與「三權之上」的地位。但是翻遍基本法,完全沒有這些字眼。《基本法》總則第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難道不是三權分立嗎?難道有超然而凌駕在三權之上的怪物?
何況,在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講的都是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而第五十二條更有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規定,即立法會被行政長官解散而重選後,行政長官仍然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原案或立法會仍然拒絕行政長官提出的原案。那是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相互制約的關係,並沒有說行政長官領導立法會,或者地位在立法會之上。
有關香港的司法獨立,《基本法》第二條說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第八十五條也有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不受任何干涉」當然包括不受行政長官的干涉,那行政長官的地位怎麼是在司法之上?

修改基本法的三權分立原則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款還規定,「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若有足夠證據構成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這不是也說明行政長官受立法會與代表司法權的終審法院所制約嗎?
因此張曉明的言論出來以後,引發各界嘩然,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深表遺憾」,並且強調《基本法》「清晰界定了行政、立法、司法的關係和權責」,香港的上級法院(包括終審法院)一再申明,在解釋《基本法》的有關條文和在履行其司法職務審判案件時,法院會引用普通法中的「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的原則。
公會堅信在《基本法》底下,權力分立的概念得到充分落實。即使立場比較搖擺的香港律師會,也發表聲明,強調社會應該強烈支持「司法獨立對法治的重要」及「香港司法機構的專業及其制度健全」兩個基本原則。律師會聲明還引用數段香港法院的判辭,包括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於二○○三年頒下的判辭,「《基本法》確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必須三權分立的原則」;也有時任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民的判辭,「《基本法》體現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即賦予香港一套以法治為基礎的制度,並據此承認『法律的制定、執行和裁決三者必須作出區分』此一重要原則。」
為何當時北京對此沒有異議?顯然現在是政治原因在作怪。是不是以前的最高行政長官董建華、曾蔭權因為不是共產黨員而沒有超然與凌駕的地位;如今梁振英是共產黨員就必須凌駕在三權之上來體現「黨的領導」?

提議「去殖民化」的陳佐洱,將無知當飯吃。(明報圖片)
陳佐洱依何法「去殖民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日,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於該會在香港舉辦的論壇發言時說,香港經濟民生發展「差強人意」,不進則退,「讓一些應放在博物館裡的東西跑出來招搖過市」,原因是香港主權轉移後特區沒有依法「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的氣燄囂張、死灰復燃,令香港內耗不絕。
要依什麼法來「去殖民化」?陳佐洱沒有說。但是香港的根本大法就是《基本法》,內中也完全沒有「去殖民化」的規定。反而是如同上述第五條的「五十年不變」。有關「依法」部分,第八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牴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既然保留了這些港英時代制定的法律,又有什麼「去殖民化」的法律?在《基本法》的具體條文中,更有許多「保留」或者是相同意思的說法。例如第八十一條的司法體制「予以保留」,第八十六條的陪審制度「予以保留」,第九十二條「其他司法人員原有的任免制度繼續保持」,第一百條公務人員的「留用」,第一百零三條有關公務員制度的「保留」,第一百一十一條港幣的「繼續流通」,第一百二十二條有關新界土地「合法父系繼承人,原定租金維持不變」,第一百三十五條有關香港航空公司及有關行業的「繼續經營」,等等。
陳佐洱是要修改《基本法》,把這些保留的東西,以「去殖民化」去之而後快嗎?或者還有其他的「殖民化」,例如街道名字、學校名字、英文的法定地位等等。但是與民生最有關係而「招搖過市」的,應該是港英政府留下來的「港幣」,一個國家豈可有幾種不同的貨幣?這個「殖民化」要去除嗎?如果這個不去除,去除別的又有什麼意義?

「去殖民化」不就是港獨嗎?
張曉明的言論已經予人反感,礙於他是「現官」與「現管」,尤其是「中聯辦治港」的頭目,因此建制中人有的還諂媚一番,覺得不妥的也是大事化小。但是陳佐洱已經退休,而且多次發表極左言論,不斷對香港指手畫腳,因此連官員與港共都對他進行駁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中央現任與前任官員,應對香港人多一點包容及信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問:陳佐洱的「依法」是依什麼法?他說,若年輕人有不恰當的行為,可以教育他們,毋須刻意立法去殖民化。
還有比較令人費解的是所謂的「『去中國化』的氣燄囂張、死灰復燃」。應該是講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擴張。然而本土意識,或者中共所擔心的「港獨」勢力,原來很弱或沒有,現在何來「死灰復燃」?雖然港獨的確是「去中國化」,然而這與「殖民化」又有什麼關係?正是香港的「中國化」,才導致經濟的畸形發展,不但產業被掏空,中國股災不是嚴重拖累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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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爭鳴總456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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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變敵手


憲政不落實,法律關係的對手變敵手(毛皇是將對手變敵手且把對手打倒的高手)。中共建政六十六年來,只有黨治而沒有法治,根本原因是全盤繼承封建制度傳統,黨在法上。
習當局與依法治國背道而馳
習近平當局最近拘捕了大批維權律師。警方七月九日強行帶走維權律師王宇和她的丈夫,七月十日開始在全國範圍對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抓捕,到七月十七日中午十二點(北京時間)為止,已經有二百二十二名律師、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和人權活動人士被警方刑拘、帶走、失聯、約談、傳喚、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這一系列行動可謂雷霆萬鈞、聲勢浩大,但這樣做將使廣大人民進一步認清習當局依法治國的本質是暴政治國。
中共對實行一黨專制沾沾自喜,自以為是;而對已被實踐證明能對權力實行有效制約的憲政民主一再拒斥,使中華民族又一次錯失了融入世界政治文明大潮的機會。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提出依法治國方略已三十多年,讓人聽到耳膜都起繭了,但中共真正做的是以黨治國,如鄧的六四屠城、江的對法輪功學員的活摘器官和肆意迫害、周以維穩之名濫殺無辜,到今天,習又對異議人士、維權律師和NGO負責人等的嚴格控制,殘酷打壓,都將中共為維護一黨專制和一人擅權而不惜一切的殘暴本性暴露無遺。
在這次拘捕大批維權律師中,中共的所作所為與依法治國背道而馳。王宇律師為委託人依法提供法律服務,何罪之有?將王宇夫婦刑拘後又不在規定的期限內告知家屬,這不是故意違反法定程序嗎?王宇夫婦被帶走後,他們的兒子和老人目前處於被監視居住的狀態,並且不允許和律師溝通,導致有家不能歸,有學不能上。就算王宇夫婦要進入司法程序,但孩子和老人何涉?這不是搞封建的株連嗎?!而央視緊密配合這次拘捕行動,對維權律師進行曝光(侵犯隱私)和定性(越俎代庖),違背了正當和公平的司法程序,受到廣大網友對依法治國的廣泛質疑。此外,最近傳來了著名西藏宗教領袖、六十五歲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訊。他因政治原因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已被關押了十三年,因心臟病提出保外就醫的要求被一再拒絕。而最近美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也對因言論罪高齡入獄的高瑜的健康日益惡化表示擔憂,要求中國當局立即將高瑜送醫診治。但當局置若罔聞,沒有寬容仁慈之心,缺乏最基本的人道關懷,也是不依法辦事的體現。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習當局將法律、政治、輿論上的對手當敵手,必欲除「惡」務盡。黨可以調動和號令一切,習的新式極權主義越走越遠。一黨專制不變,中共靠暴力排斥異己以利於以權謀私的貪婪本性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拘捕大批維權律師後患無窮
中共拘捕大批維權律師將留下嚴重後遺症。維權律師往往揭開黨官貪腐的黑幕,觸動黨官的既得利益。現在習當局拘捕大批維權律師,可能引發高層分裂,因為習一方面要求王岐山鐵腕反腐,另一方面「放賊過崗」(比喻清除障礙縱容黨官以權謀私),導致王反腐反不勝反,疲於奔命,徒勞無功;缺少維權律師與中共的博弈(今後絕大多數的律師將成為法律上的掮客,是黨領導下的奴僕,依法治國成笑柄),黨官以權謀私和利用職權鎮壓維權群眾更加肆無忌憚,官民之間的仇恨和對立更趨嚴重;維權群眾的合理訴求得不到合理、妥善解決,他們心中的怨恨和憤怒可想而知,有的可能走上漫長的維權之路,維權成本高企,家徒四壁;有的可能做出極端的行為,如殺傷殺死不公不義的執法者或含恨自殺,社會生產力遭到破壞;依法治國變成「煲無米粥」(比喻有名無實),中共的形象和聲譽如近期股市墜崖般暴跌,失信於民,執政基礎進一步動搖。
憲政不落實,法律關係的對手變敵手(毛皇是將對手變敵手且把對手打倒的高手)。中共建政六十六年來,只有黨治而沒有法治,根本原因是全盤繼承封建制度傳統,黨在法上。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不久(五十──六十年代)有些領導幹部就有這樣的思想:我打的天下,我就可以擁有一切、調動一切,國家等於是共產黨幹革命取得勝利的「戰利品」,是執政黨的「黨產」,可以由我們任意支配。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必須從體制上解決:國家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文化資源回歸人民,而不是歸執政黨;應當改變「打天下、坐天下」、領導一切、支配一切的舊思維、舊制度。否則,無論是通過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中共都走不出亡黨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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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號 爭鳴總454期 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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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不分的閱兵洗腦


中共以所謂「反法西斯」七十週年於九月三日閱兵,實際上卻以民族主義轉移人民視線,以「反法西斯」之名實行法西斯軍國主義之實。(互聯網)
中共以所謂「反法西斯」七十週年於九月三日閱兵,實際上卻以民族主義轉移人民視線,以「反法西斯」之名實行法西斯軍國主義之實,在華人地區引起辯論。
老一輩記得日本侵略,一些受民族主義影響甚深者,最後竟願意任由中共篡改歷史,偷取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功勞;擁有批判思想者,則批判這個自稱六十六年的國家竟然慶祝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絕對是笑話一場。然而爭論之外,最值得討論的,就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以及這種民族主義對華人的影響。

「黨國不分」是非顛倒
首先令很多人嘩然的,是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居然不理國家與黨內上下的輿論,甚至不理會國民黨在將來選舉的選情,一意孤行前往中國大陸,參加共產黨篡改歷史的閱兵;更不用提一向親共,如新黨郁慕明之流,竟視保護台灣免受中共統治的美國為敵人,而急急要成為中共統治下的一個省。這些所作所為,加速台灣的藍衰綠長,來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國民黨以至受此拖累的宋楚瑜,已經輸掉了九成。
這現象最不尋常之處,是為何自命中華正統、自命自己才是中國的國民黨大老,如今竟然淪落到成為共產黨的玩偶呢?這些人堅持了多年,作為中國的正統代表,視共產黨為匪為賊,為何多年「愛國」,卻變成了甘心受共產黨利用?共產黨才是令他們或其先祖流亡台灣的仇敵,虐待迫害國民黨老兵,以至篡改其歷史,甚至多次和日軍偷偷摸摸合作,如早前中共黨媒不慎爆出李先念曾在武漢和日軍合作的醜事;更不要提最近黨國電影《開羅宣言》,竟篡改歷史以毛澤東代蔣介石。面對這種惡行,連戰之流仍然擁共,為何淪落至斯?
同樣在香港,只餘下小數邊緣化的老國民黨人,前往中聯辦示威抗議篡改歷史,平日抗議日本軍國主義篡改教科書的、又或者長年抗議解放軍是殺人屠夫的,居然都失縱了。雖然何俊仁在當日指出「六四問題未解決,不欲參加閱兵」,說「參加閱兵只會哀傷」,然而問題的重點不是六四平反與否,而是解放軍代表的是甚麼?直至今日,解放軍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衛軍,而不是國家的軍隊。難道平反六四了,香港的民主派就應該參加黨衛軍的閱兵嗎?

今日地球和平最大的威脅者
從台灣藍營大老的思想混亂,也從香港一些老民主派居然不反對閱兵,可以歸納出一種思想盲點,就是中共混淆黨國的策略非常成功;連口說愛國不愛黨的一群,在黨指揮槍這種明顯的事實面前,竟集體失聲甚至走去參加,也就難怪兩岸三地唯錢至上的藝人,走去向中共致敬獻媚了。二○一五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後麈,有如當年見到希特拉解決經濟問題,以及強大的軍力宣示威力,令愛國的德國人甚至很多知識份子,即使在不認同納粹黨的情況下,甘心被希特拉所利用。今日的中國人不斷高叫反對軍國主義,卻自己成為了中共的黨軍國主義!
試問對東南亞以至東亞各國的人民來說,究竟是中國的軍國主義威脅大些,還是中國人常常幻想的日本軍國主義威脅大些呢?真相中國人從來都不願意接受;今日地球和平最大的威脅者,不是來自美國或者日本,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共產黨的同路人,中國人反了七十年的軍國主義,最終卻自己首先成為了這軍國主義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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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號 動向總361期 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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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遭遇執政困境──解讀習近平大閱兵失態


騎呢大閱兵,閱兵中的習近平神情凝重,沒有那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和躊躇滿志的灑脫,而是顯得心事重重。
九月三日,習近平開始期待已久的大閱兵!資料顯示,這是創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閱兵史上幾個之最的一次閱兵。坊間傳聞,習近平想通過此次閱兵展示大權在握的威勢,震懾國際國內的反對者。但是,閱兵中的習近平神情凝重,沒有那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和躊躇滿志的灑脫,而是顯得心事重重。若不是有深重憂愁,如此重大場合,以習近平這樣的個性,不會在期待和準備已久的重大慶典中如此失態。習近平所憂何事?專制政治的封閉特性使得人們無法完整準確及時洞悉實情,但這個實情又對中國局勢研判太重要了。筆者只能根據多方知識和線索冒昧揣摩一番。雖然難以確信解讀了習近平的愁慮,但可以作為理解習近平困境的一些線索。
習近平作為催化高層權力鬥爭
閱兵式上習近平的反常神色表明習近平的反常心情:煩惱、氣憤和憂慮。結合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找到理解他的反常心態的線索,這些反常心態來自於他執政面對的三個挑戰:執政績效、權力鬥爭和國際衝突。
作為立志有為的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就位中共掌門以來,其主要作為在三個方面:一是通過權力鬥爭爭取建立名副其實的絕對掌控黨國機器的領袖地位;二是推進全面改革方案(二○一三年的六十條);三是反腐敗重建人們對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認同。這三條的哪一條都會為他樹立不少政敵,讓他面臨難以駕馭的挑戰。
反腐敗和整頓政風是習近平執政的最大亮點,然而,這個亮點也為他招致最大的麻煩,這就是各級幹部不作為。現在不僅說不作為,而且許多當官的要退出官場。中共與自由民主國家不同,那些國家政府權力很小,政黨更是對社會日常管理沒權力也不承擔責任。中共政黨和政府幾乎要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果這個機器運轉緩慢,會導致許多災難性問題。
權力鬥爭對習近平更是沒完沒了的挑戰。他的權力鬥爭要完成的任務和日程表很硬:必須在十九大之前拿下多數代表和中央委員,否則他會在權爭中失敗,他的改革和建設也會前功盡棄。就目前情形看,他通過太子黨血脈關係暫時建立的強勢仍可保障政治地位安全,反腐也艱難地進行拿掉一些政敵,震懾低層官員抵抗,一些工作小組至少形式上控制著重要決策和黨國機器的日常運轉。但這些都是權宜之計,只要不能在十九大上對政敵取得多數優勢,就可能會被合法程序幹掉。按照目前的時間表,習近平很難實現自己的人事佈局計劃,儘管有反腐敗、連坐制和幹部選任程序破格提拔作為手段,照目前進度,習近平無法在十九大召開前兩年或一年拿下十九大中央委員多數,屆時,如果沒有幾乎政變式的動作或各派大妥協,習近平可能會一敗塗地。權力鬥爭不僅導致官場不少人消極不作為,而且可能進行一些破壞活動。

日常管理事故變成執政災難
黨政官僚的抵制對中共這樣的黨國具有如此大權力承擔如此多責任的國家絕非小事。由此導致的一般績效下降,雖不足為近慮,但肯定是遠憂。更多的近慮是必然產生的大事故、大災難,這會嚴重影響人們對執政者的信心和好感,導致社會政治危機,在局部地區引發大規模騷亂甚至叛亂,進而有發展成大規模政治風潮的可能。這大概就是膽大包天但又世故老到的毛澤東在林彪垮台後不敢全面任用四人幫而是啟用被文革打倒的老幹部的原因。他害怕他的忠誠的追隨者缺乏管理經驗和能力導致日常管理事故變成執政災難。
最近發生的股市風波和天津港危險化工品爆炸案就集中暴露出這樣的致命弱點。股市或金融市場的管理即使對於老牌的資本主義經濟也是難度很大的工作,經常有管理不當導致的各種牽動全球經濟的災難甚至牽動政局不穩。中國發生股市風波以及政府超常規救市失敗,立即引發各種政治謠言,表明中國政局脆弱到股市波動與政局不穩之間已經有直通快車。如果股市的謠言還不是針對習近平,那天津港爆炸案引發的輿論簡直到了嘩變的程度,直接質疑習近平的治理能力至少說危機處理能力。
這類災難對習近平的挑戰在於災難的善後,善後工作主要是問責,誰承擔責任和如何改善以後工作。政治謠言中的權力鬥爭導致災難也許不是事實,但在權力鬥爭白熱化時易於打動雙方,至少會使得權爭捲入者利用謠言打擊政敵。追究責任,在中國這樣權力交錯沒有人可以全權決策的制度中很難做到,這就使得追究責任其實是誰做替罪羊冤大頭的問題。如果災難善後不當,不論災難因誰而生,習近平的執政能力都會被質疑,為其政敵向其被問責提供口實和機會。總之,大災難善後是權力鬥爭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催化劑。
循此思路思考,也許閱兵前習近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及多位在任離任核心官員間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吵。胡錦濤手打哆嗦可能是病或爭吵導致的情緒不穩定。

危機深化會導致習執政基礎不穩
股市危機的災難性後果還引發習近平在國際威信的下降。為了防範股災對政局的衝擊性影響,坊間盛傳習近平逼迫國務院強力救市,在遭遇更大災難後就動用公安機關抓人鎮壓的方式救市。這樣明目張膽地破壞市場規則的做法,引起全世界懷疑習近平是個為了執政不擇手段的人,心黑手狠。這種對經濟管制的不滿,加上習近平執政以來在周邊國家的強硬態度和與俄國結盟的戰略姿態,使得西方在政治上也對習近平不信任,這大概是大閱兵中主要自由民主國家缺席的原因。這還會影響習近平即將進行的訪美之行,不少美國人已經嚴陣以待,準備質問習近平的各種做法。加上美國兩黨政治總是在選舉期間提出挑釁話題,這不是白宮弱勢總統奧巴馬能控制的。
那些當年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戰場的主要盟友缺席中國紀念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慶典,不僅打擊習近平的國際威信,也嚴重削弱他的國內威信特別是官場中威信。許多人不瞭解的事實是:自鄧小平決策開放國門以來,對外關係特別說對美關係的好壞已經是中共執政的重要因素和主要評價標準。
雖然習近平因反腐、親民秀和民族主義的姿態在民間為他建立一定的聲望,但牢牢把握民間獨立輿論話語權的知識界和公共討論空間,對習近平鉗制人口鎮壓異議人士早就深惡痛絕。那些空洞虛幻的民望正如人們所說的民意如流水,一個事件就可以導致戲劇性急劇轉變。一旦遭遇經濟滑坡、重大災變世故和外交,股災、政府踐踏規則暴力救市和即將發生匯率危機和房市危機,會導致人們對中國市場經濟不信任,中國會出現資金外逃,那時經濟肯定會滑坡。人們的不滿就會爆發。
也許這是習近平大閱兵愁緒的另一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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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號 動向總361期 (美國)王軍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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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官似狗 做民如牛──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六年


我養狗,但不養狗官!微博瘋傳羞辱中共的一張照片。
官員看似風光實則痛苦
中共一黨專制,官員掌權話事,欺壓民眾如惡狗,所有的公職人員都以升官進爵為奮鬥目標。然而中共的官職並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沒有公開競爭,沒有公平選舉,沒有民主監督,歷來是「伯樂」相馬(即上頭決定),而非場上賽馬。不是權貴後代,不管你有多好的品德、多高的才華、多大的幹勁,都難以得到一官半職。為求得一官半職,多少人節衣縮食地送去鉅款厚禮,或者奴顏婢膝地做哈巴狗,演繹了無數催人淚下的悲劇和匪夷所思的鬧劇。例如共軍中將谷俊山,為討好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把自己二十歲的女兒送給徐才厚玩樂,才晉升為總後勤部副部長。一些女幹部更是直接出賣色相搏取升職,例如山西的省紀委高官、高平市領導,就是靠著美色與上司通姦,兩三年晉升一級。
謀到官職不容易,保住官職更艱難。二○○五年四月,歐洲議會代表團訪問中國,問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歐洲的官員怕議員、議員怕選民,中國的官員怕什麼?」田紀雲如實回答:「中國的官員怕上級」。「只有跟得緊,才能站得穩」,這已成為中共官員的口頭禪。中國官員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違背上級意志,領導叫怎麼做就怎麼去做,哪怕上級的決定是錯誤、荒謬甚至禍國殃民的,都得捂著良心去做。二○一二年,廣東茂名市為什麼發生牽涉全市六個縣(區)二百多名領導的犯罪窩案?就是各級領導都緊跟市委書記羅蔭國貪污受賄。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不按江澤民懿旨辦事,坊間戲稱為「四川人聽不懂上海話」,僅因為「非法佔有價值五十五萬元的貴重禮物」,就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中共是封建王朝的翻版,「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犯罪株連九族」,派系鬥爭殘酷無情。如今人們普遍認為,習近平萬一被廢黜或者任職屆滿,他的人馬將遭到顛覆性的清算。唉,中共官場如戰場,你死我活沒商量!

平民做牛做馬無權無利
中國人當官都沒好日子過,做普通平民的就更淒慘了。
中共利用人民推翻國民政府後,高喊著「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強逼人民做牛做馬為它服務。最悲慘的事例一是軍人被趕去朝鮮送死。一九五○年朝鮮進攻韓國,被美、韓軍隊擊潰。為幫助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毛澤東草菅人命地派遣成百萬軍人抗美援朝。可憐剛經歷抗日和內戰的中國軍人,穿著單薄的軍衣,拿著落後的武器,在冰天雪地裡與裝備先進的美、韓軍隊作戰,僅被嚴寒凍死和困在山上餓死的就多達十萬人,被炮火打死的更是超過四十萬人。二是民眾被驅往新疆、西藏做苦役。中共背棄民族自治的承諾,大舉進軍新疆、西藏,掠奪資源和試驗核武器。但沒有相應的開發裝備、運輸車輛、通訊工具以至基本的生活設施,人們爬冰臥雪,風餐露宿,靠雙手拿著簡單的工具,戰風沙鬥冰雪,不知有多少人負傷殘廢、累死病死、被狂風暴雪吞噬。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中國在二○一○年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但中國也是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因為中共殘酷剝削人民,一人當官,全家富貴,廣大勞動者卻牛馬一般家徒四壁,全國現有三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今年春節前,來自四川巴中市的少女袁夢,為替父親追討工錢,縱身從河北冀州市的一座高樓跳下,留下一句「我要幫父母討薪!」的哀嚎。在北京大閱兵之際,媒體曝出四川大涼山地區的極度貧苦狀況,一個女學生的作文《淚》,讀者無不潸然淚下。在其他很多農村裡,人們窮到連吃飯、上學、就醫、行走都非常困難。
中國民眾一直被壓在社會最底層,只有默默奉獻、逆來順受,沒有公民權利,沒有做人尊嚴。紅二代習近平執政後,通過淨網絡、清媒體、整律師、談文藝、肅高校等「意識形態亮劍」動作,中國的人權雪上加霜。不僅普通民眾不能上訪維權,就連公務員、記者、律師都沒有公民權利。去年十一月,浙江《嘉興日報》評論員王垚烽,說了幾句支持香港雨傘運動的話竟被開除。近三年來,全國被抓捕的維權律師、上訪人士、宗教團體、社會活動人士等,超過了江、胡二十三年的總和。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信息社(EIU),將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狀況,排在一百六十七個國家中的第一百三十六位。

中國人,何時能真正做人?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公民的地位、權利、自由,令中國人羡慕不已。例如美國《獨立宣言》就明確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選舉權、集會權、請願權等自由權利。
中國人民想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論官吏或民眾,既能依法辦事,又受法律保護,就必須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法治制度。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百般辯解,說是「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既然如此,中國人民就來一次選擇吧。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歐洲的東德、蘇聯、波蘭等,通過持續的遊行示威、罷工抗議等形式,實現國家向民主轉型;羅馬尼亞則爆發暴力革命,處死齊奧塞斯庫,建立了民主法治制度。這些遭受共黨統治的苦難民眾,終於過上了國家公民的幸福生活。不知十三億中國人民,敢不敢抓住王岐山賦予的「選擇」機會,奮起抗爭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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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爭鳴總456期(大陸)龍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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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7日 星期三

自封「一黨長期執政」有何合法性可言?


過往獨裁專制者,哪個有好結果?將來的亦復如是。

自封「一黨長期執政」有何合法性可言?
王岐山首論中共執政合法性
自從晉升常委、卸去政府職務、專門領導「反腐敗鬥爭」以來,王岐山的公開活動不多,外事活動極少,經常兩三個月不露面,但一露面就有大新聞。上半年曾經盛傳王岐山要訪問美國,打算親自去談判遣返外逃貪官事宜,後來卻悄然放棄,想來一是因為中美關係趨冷,訪美使命難以達成,二是因為王身份特殊,雖高居副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地位,卻只能以純粹黨務身份出訪,美方並無相同級別的對等部門出面接待。這樣一來,就讓在美國政商兩界都人緣很好,且能言善辯、口才頗佳的王岐山很少有對外發聲的機會。不過,偶爾逮住個機會神侃幾句,又會成為話題人物,造出熱門話題,比如上次會見福山。
九月九日,王岐山會見了六十多位外國前政要及智庫學者,包括南非前總統姆貝基、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意大利前總理達萊馬等人。這些人是應邀來京參加「二○一五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這個會議很「奇葩」,竟把一個政黨置於和整個世界對話的位置之上;這個會議也很「寒磣」,作為「全世界」的代表前來給中共捧場、向中共取經的,不過是區區幾位外國過氣政客。此會創始於二○一四年,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下屬的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辦,目的當然不是與外國人進行政治辯論、思想交流,而是單方面對外展示中共與時俱進新形象,兼推銷中共理論、道路、制度「軟實力」。這體現了習近平當局「理直氣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強硬主張,與八九風波、蘇東巨變之後鄧、江、胡多少有一點心虛氣短、理屈詞窮的表現大為不同。今年是第二屆中共與世界對話會,主題是「從嚴治黨:執政黨的使命」,聯合主辦單位是中紀委國際合作局。可想而知,本次會議主要是為了向外界宣傳習近平、王岐山「從嚴治黨」打老虎、拍蒼蠅的豐功偉績。於是乎,便有了「重大突破!王岐山首論中共『合法性』」的熱門話題。

中共從來無執政合法性
王岐山如是說:「執政黨的使命決定了必須從嚴治黨,執政黨對人民的承諾就是它的使命。要兌現承諾,執政黨必須對自身嚴格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執政黨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就要確立核心價值觀,堅守在行動上。」與中共官方相關論述相比,王岐山這段話本身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所謂「重大突破」,是指王岐山首次使用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這一概念。當然,政治合法性並不是新概念,而是西方政治學的古老概念,發源於亞里士多德時代,只不過,此前膽敢將這一西方政治學概念套用到中國共產黨頭上的,大都是國外人士、黨外人士,且主要都是持不同政見者和異議分子。中共官方文獻裡沒有這個詞組,體制內除了極個別敢言學者之外,也從無高層人士公開談論合法性話題。
共產黨有諸多語詞禁忌,有些禁忌不僅毫無理由,也毫無意義。比如「憲政」,眾所周知,這個詞自晚清以來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論說中國政治,憲政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概念。在共產黨領袖之中,「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也曾經多次用過這個詞--而且是褒義。然而,鄧、江、胡、習裝模作樣從「民主與法制」講到「依法治國」,「憲政」二字卻莫名其妙成了話語禁忌。中共十年一度召開立憲紀念大會,都是長篇大論、大言煌煌,可就是不見「憲政」一詞,實乃咄咄怪事,後來,習近平乾脆將「憲政」列入「七不講」裡。在此話語禁忌背景之下,人們應該感謝王岐山,感謝他趕在合法性概念列入「八不講」之前為這個詞語開了禁--儘管他提供的中共合法性答案一無是處。
任何時代、任何政府,都有所謂合法性問題。某種意義上,追問政治合法性、解答政治合法性,正是古往今來各個國家朝野之間、官民之間政治互動的實質性內容,若取消了這一內容,政治社會將會空洞化、虛無化。

憲政民主是當代政治合法性基石
在西方,社會契約論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洛克、盧梭將合法性問題理論化,他們要解答的合法性問題是:為什麼人們應當認可、尊重並服從政府的權威。馬克斯‧韋伯則從政治社會學角度解釋了人們事實上是如何服從某個特定的國家與政府管治系統的。韋伯的研究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權威的政治合法性經典類型學。他認為,政治合法性有三種:傳統型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歷史傳統和文化習俗之上;卡理斯瑪型統治--合法性建立在領袖個人品格和超凡魅力之上;法理型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正式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之上。在當代,前兩種合法性類型已趨於邊緣化,大多數政府均須維持自身的法理型統治架構:某個政府若敢自稱合法政府並要求人民服從其統治權威,所提供的理據已不同往昔,其首要的前提,一不是它的成員血統有多麼高貴,二不是他的領袖有多麼偉大英明,三不是他的政績有多麼了不起,而是這個政府必須依照既定的憲法所規定的嚴格的民主程序而產生、而分工、而運作,唯此為政治合法性之主要理據。也就是說,當代政治的合法性問題,主要是憲政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然而,這一條通往憲政民主的合法性路徑與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模式格格不入。在毛澤東時代,中共自以為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統治合法性問題,其解決的方式,一是訴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人類社會五段論,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終極目標,而共產黨必然要領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此乃不由分說、不容置辯的「客觀歷史規律」。二是訴諸「偉大領袖」的超凡魅力,中共由建政初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非我莫屬,到了文革年代演變為毛主席全知全能、唯我獨尊,「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神聖偉大,合法性問題便從此消滅--誰膽敢向「戰無不勝」的「偉大領袖」追問統治資格,那不是自取滅亡嗎?

合法性缺失中共權貴沒安全感
鄧江胡時代中共不得不面對合法性問題的嚴峻挑戰,尤其是在六四事件和蘇東巨變之後。合法性的缺失使中共權貴普遍失去政治安全感,因而得過且過,患得患失,貪腐成風,短期行為盛行。鄧小平提出「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的實用主義執政標準,是想用行政有效性、政績合格性取代政治合法性,但這條路徑顯然行不通。江澤民、胡錦濤搬出「先進性」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則是試圖回歸馬列原教旨主義,以共產黨人天賦異稟的革命神話--即所謂「先鋒隊」素質、「特殊材料製成」--作為其執政合法性的理論依據。但此類說辭荒誕無聊,無濟於事,就連並不聰明的胡錦濤本人亦知,「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習近平比江、胡更具「男兒」氣質,「要理直氣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卻並沒有找到比鄧、江、胡更好的合法性建設路徑。他的解決方法最直接、也最原始,就是把「打天下、坐江山」、「紅色基因代代傳」的紅二代心裡話拿出來滿世界招搖。此次王岐山所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即是把那場六十多年前的國共內戰的戰果當成了永久不變的合法性證據。殊不知,政治合法性這一概念的形成本身即是對這一證據效力的直接封殺--合法性概念的意思即是說:單純依靠暴力而產生的政治統治是不合法的,「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當主子,除非他把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正是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裡寫下的這一段話在政治哲學史上首次為合法性問題破了題:如果不能以適當的理據建構合法性,以便對公眾形成服從的義務,那麼,即使是政治暴力之最強者,也不可能長久維持其統治--也就是說,「打天下」者沒有資格長久「坐江山」。

政權合法性危機是政治死結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是系統性危機,非一時一事而形成,非一時一事可解決。習近平、王岐山之所以打老虎、拍蒼蠅,其立意之一,就是要反腐救黨,以清除黨內敗類的霹靂手段拯救中共統治的政治信譽,延續其並不存在的統治合法性。然而,反腐運動即使大獲成功,亦不可能自動轉化為合法性資源,何況一黨「自己監督自己」、自己懲罰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對於這一點,中共打虎英雄王岐山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說,合法性危機的外在表現是政府沒有能力「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而實質上「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佔公民相當比例的社會公眾不僅是對政府的管治能力、行政目標不認同,更是對公共政治領域的結構不認同,對政府產生的方式和統治的方式不認同,對基本政治制度不認同。發生在當今中共身上的合法性問題,就是一場這樣的認同危機。這當然要比解決腐敗問題、執政能力問題嚴峻得多。
中國共產黨自封執政黨,已經形成並打算繼續「一黨長期執政」,且從來也不打算採取任何一種形式的憲政民主程序以實現合法性加持,這種思想和行為就是其合法性危機產生的根源。中共政權早已無合法性可言。在當代,合法性問題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簡潔,一言以蔽之,合法性問題就是憲政民主問題:一個執政黨、一個政府,除非是通過憲法規定的定期、公開、公正、自由的普選程序而獲得政治權力,除非是按照憲法和法律的明確授權、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內依法行使權力,否則,它就沒有合法性。雖然一個不具合法性的執政黨及其政府也有可能取得某些了不起的成就,但依然不能免於合法性危機。而一個合法性無可非議的政府即使嚴重缺乏政績支撐,也無需花費鉅額「維穩」經費以壓制來自民間的合法性質疑,此中差距,如天壤懸隔。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來源轉自:
【2015年10月號爭鳴總456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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