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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中國信心崩盤

中國十九大剛剛於十月十八日召開，北京政府的為這個會的準備工作真令人傻眼。據很多的報導，北京地鐵車廂裡有武警，站口全是武警，手拿微衝（即無托的自動衝鋒槍），人物同被檢查。

中共有信心讓全國幼稚園小朋友聽習近平作做夢報告。
北京人必須帶著身分證，警察手持電腦，對一下你的身分證號碼，要沒有馬上帶走，外地人上街一律帶走。天安門附近居民不准開火做飯，一律派送盒飯；警車鳴笛滿街呼嘯；外地郵寄到北京的包裹也被暫停；位於東、西長安街兩側沿線樓宇停火；加油站禁售散裝油；網絡封鎖再升級，很多翻牆軟件打不開；連菜刀都要禁止出售，快遞都要暫時停業，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維穩」。
為了開十九大，搞得雞飛狗跳，如臨大敵。儘管很多人可能認為習大大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權力，很了不起。對我來看，他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人。這些動作表示了他不能相信他的百姓已經到了草木皆兵、全國皆敵的地步。一個將軍對他的部隊沒有信心，擔心隨時子彈從後面打來，還能帶部隊打仗嗎？
雖然這樣，中共的官方喉舌新華社的社論還在讚揚中國式民主，說它是優於西方式民主。真是把百姓當白痴，以為可以欺騙全世界。記得70年代很多美國黑人開最大型的 Cadillac 轎車，比我早來的留學生解釋說因為他們的自卑感很重，他們以為開名車就不會被別人輕視。同樣的道理，新華社的說法只不過是走夜路吹口哨壯膽而已。懂得一點心理學的人，聽了只會心裡笑笑而已。
近年來，中國的高官及精英的逃離潮，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據說中共的中紀委做了一份祕密調查，2012年經香港「動向」雜誌曝光，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員、八成五中央候補委員、八成八中紀委委員的直系親屬，與情人，小三，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報導還引用美國政府的數據，說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修）的第二代有七成五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分，第三代擁有美國公民身分者更達到九成一以上。除高官外，外逃人員還有大陸知識界的專業人士，以及大陸富豪。這些逃離者進到西方國家後，在當地大力置產，移轉資產。在2010年，僅僅被立案調查的外逃貪官轉移到海外的資金就有2,378.2億人民幣。如果將那些未被立案調查的貪官污吏所貪污轉移的資金總和起來，數量更是驚人。據說到2015年，從大陸逃到西方的資金達到8.7萬億人民幣。
這種只要有能力的就出逃的現象，顯示這些中國百姓住在中國沒有安全感，對將來沒有盼望，沒有信心。對那些沒能力外逃的中國百姓，那就更是如此了，除了接受命運，他們還能怎樣？
所以今天的中國，上對下沒有信心，下對上也沒有信心，甚至對內幕最清楚的領導階層的官員，對中共的最高領導及國家的將來也沒有信心。對一個國家來講，還有比這樣更嚴重的信心崩盤嗎？而習近平政府採取什麼政策？原則上他只採取更嚴格的控管政策，控管力道愈來愈大，美其名為維穩。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學到鯀採用堵塞方法治理洪水，結果失敗，而他的兒子禹則採用疏導的方法，結果成功，這是多麼基本的道理。我們可以斷言中共會失敗，問題只在他們還可「維穩」多久？
作者： 蕭東賢
來源轉自：
【蕭東賢 於南加（原載台灣公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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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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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 俄國共產黨和德國納粹——談俄國革命及共產黨研究的思想與方法問題


《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封面（網路圖片）
文／仲維光
筆者按：
去年夏天，孟浪先生來信約稿——總結反思十月革命百周年，為此，我為他編輯的《致命的列寧》一書撰寫了一篇紀念文字。這篇文章以德國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為案例，具體介紹了這一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共產黨問題的出現、發展及變化特點。在這篇文字中，我不僅強調了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且介紹了研究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論及歷史框架，以及具體的思想線索。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嚴肅的思想工作者總結紀念十月革命百周年不是口號，不能夠繼續停留在意識型態的泛泛空話中，而應該深入研究具體歷史及思想問題。為此，對於在共產黨真理部培養下的這兩代人來說，方法問題、應該閱讀什麼樣的資料，也可以說是閱讀能力及方向問題——說到底是如何研究，如何表述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最忌諱的就是沽名釣譽的信口開河，切忌在一場總結反思中，最後無論在思想還是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都毫無推進。
為了這個目的，現在在十月革命百年，這個噩夢般的日子，11月6日即將到來之際，我把這封介紹如何進行近代思想，如何進行俄國問題研究的私人通信發表出來，再次籲請當代和下一代年輕學人注意方法問題、閱讀方向及研究能力問題。不是誰都有能力談論俄國問題，但是沒有能力談論也沒關係，老老實實地承認，然後去看和介紹有能力談論的盧克斯教授等人的工作。
我為什麼推薦盧克斯，他所強調的方法和觀點是什麼，請您看下面我的這封信。
XX小友，你好！
由於剛買的這本書無論就方法還是思想理論框架都和我非常一致，甚至可以說說出了我要說的話，因此想到應該介紹給你這個一貫喜歡和我談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年輕朋友。
普天之下一個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居然談論科學哲學和思想，只有你這個非這個領域的人士的反應和思索最為對味，這真讓我唏噓，可說是中國人的悲劇；人。當然，細想起來就是在民國，在洪謙先生剛剛回到中國的那個時期，比如今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當時即如馮友蘭，乃至胡適們，對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啟蒙以來的思想史的認識也是極為有限的，所用的不過都是從西方物質的強大到大而化之的文化全面西化、意識型態化，即觀念化的宣傳而已，而沒有進入非常具體的研究解析階段。
當代十字軍式的的世俗宗教的東征，不僅起自西方，也起自我們自己的所謂知識菁英。而問題和方法的借鑒及學習，互相影響交流的起步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了方法和認識論的根本性，所以我們也就能夠說到一起去了。
從西方思想家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
這兩周買的兩本書都是07年左右出版的書，我十年後才購來閱讀，想來其實也是延誤了我的很多思索。這同時也再次說明，青年學生有一個好的導師的重要，會事半功倍，省去很多在路上尋找的時間。
這兩本書一本是《試論歐洲極權主義及對東德的分析》，一本是《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16 Skizzen）。前一本我已經跟你提過，後一本書，前幾天郵寄到。打開書，翻過兩頁就讓我直呼過癮。因為再次找到了知音。
過去幾十年來，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問題，我都不會輕易地提出自己的感覺和看法。有了想法後，我永遠首先去到西方學者中找，他們是否提出過，如何討論的。如果找不到那就對自己的想法要提出懷疑，寧肯放到抽屜裡繼續琢磨。因為西學，你是外人、外行，人家不會沒有聰明人如此提出過。如果真的是你提出的，那麼你也要找到你的提法的多方來源基礎，以及和這些提法的聯繫。過去四十多年，對此我有著深切的經驗。
例如現在你經常和我討論的認識論問題、波普問題。我1969年走向反叛和哲學之路就是循著這條路而來，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在1949年後之所以走向這樣一條荒謬的路，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根源，尤其是那些跟著共產黨推行過並且實踐過專制的知識菁英。可這個問題從我認識許良英先生開始就發生了激烈的對抗。而就是這個認識論問題使得我進入了波普，並且在他那裡找到最直接的論述。因為波普之所以自稱是啟蒙主義學者，自由主義學者，就是因為其一生都是在認識論問題上尋找極權主義的根源，並且和追隨極權主義的知識菁英對抗。
在認識論問題上的對抗，貫穿了我和許良英先生1975年到2003年28年的交往歷史。1988年我來到德國，此後我和許良英先生有幾十萬字的通信，後世的人可以通過這些通信看到活生生的一個在黑暗中，在崎嶇的路上，對於科學思想的自學和探索的年輕人，如何與一位投身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晚年變為共產黨異議人士的人在思想上的對抗交鋒。在和許先生的對抗中，我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論述都可以在西方思想家，特別是波普那裡找到。同樣這四十多年來的，我的每一個思想幾乎都有著同樣的經歷，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到直接的論證和討論。而我現在之所以敢於提出後基督教社會論，也是因為它的每條血管都連著西方學者和前人的思想，它能夠和所有過去的解釋和判斷相容。
如是，現在我來向你推薦介紹這兩本書中的《極權主義的兩副面孔》一書。因為唯讀了幾頁就讓我看到，這本書的內容幾乎都是我很久以來一直在思索並且想要尋找的文獻。
這本書的作者是盧克斯（Leonid Luks），他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學中歐東歐問題研究所的主任。這本書吸引我的當然是他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及使用的方法。
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
思想領域的問題和人生的很多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一樣，不是你可以不勞而獲，能夠輕易騙取，或者糊弄而來的。你沒有反叛過，沒有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下過功夫，沒有在思想史和文史上一招一式地下過功夫，你當然就不會得到真經，得到有實質性的、有分量的看法。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你只選擇薄的地方鑽，你得到的不會有好結果。
思想問題、思想史的研究絕對和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一樣，不可能輕易有所發現、有所真正的解答。淺嘗輒止，不可能對當代這個複雜紛紜的世界有所真正的認識，不然歷史就不會如此撲朔迷離、乃至混亂，發生如此巨大的災難。
1949年後，一方面中國發生了很多人為的災難，另一方面鎖國和知識封鎖讓人們對外只知道蘇聯和俄羅斯，馬克思和德國；對內只知道反封建、反傳統。為此，這個狀態對於已經喪失了感覺和思維能力的兩代知識分子來說，就成了唯一的一種知識和精神的出發點。它使得這兩代文化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稍有空隙鬆動的社會，卻依然充滿對俄羅斯傳統假大空的歌頌，及囫圇吞棗地歌頌德國的思想及歷史、永恆的昏話。而這其實也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性的符號：凡是像以往一樣留戀依附，不假思索與疑問地歌頌俄羅斯及黑格爾以來的德國哲學傳統的，都是一些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缺乏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能力的人！因為事實上為什麼德國會出現奧斯維辛，在二次大戰後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問題，而七十年代後，蘇聯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平行於奧斯維辛問題成為世界文化政治思想生活中反省二十世紀的兩個大問題。
為此，為什麼會出現奧斯維辛，為什麼會出現古拉格？我們稱這兩個問題是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為過！
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究及回答中，作者盧克斯說：它至今讓歐洲一想到自己所發生的一切，就感到心驚肉跳。因為這兩個人類文明中的巨大災難顯示的是歐洲所獨特具有的特點及現象。它記錄的恰恰就是這德國和俄國，兩個對於自己的學術、技術、文學和藝術成就感到驕傲自豪的古老的文化民族的情況。在歐洲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啟蒙思想的解放勝利進軍之後，這個進程卻在他們那裡發生了中斷。這個中斷是間或性的，只是短時期的。在這樣的中斷之後，在法治平等、普遍的選舉權以及從任何類型的家長制甚至更為甚的專制統治下的個人解放出來的方向上，歐洲都再次加速了向前發展。為此，或許可說這個中斷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上個世紀發生的災難，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性的大屠殺雖然曾經被匆忙地、或偶然地稱為亞細亞式的行為，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說法誤導了對於人們對此的認識。因為事實上，甚至在亞洲建立的那些極權主義政權，也完全是按照歐洲模式及其規則建立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千真萬確地是在歐洲！而在歐洲，具有古老文化的俄國和德國，才是當代對抗歐洲近代傳統中的發生災難的圖景中心。
盧克斯認為，這個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發展的對抗涉及了兩種類型的革命，這兩種類型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毀壞了歐洲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的基礎，使得這種文化的捍衛者捲入兩方面的對抗戰爭。他們不僅以平等、公正和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名義，而且也以等級結構分明的精英原則的名義，毫無妥協寬容的階級、國家和地區孤立主義名義，種族思想的名義出現在當代。

（Pixabay.com）
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出現
為什麼這兩個敵視當代文明的潮流出現在俄國和德國，並且採取如此極端的形式？為什麼當代這種極端的反人類政治思想企圖能夠在這兩個古老文化的民族中如此輕易地取得勝利？盧克斯同意並且引述海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解釋。
普萊斯納認為，至少是德國，也包括其他一些國家，他們錯過了十七世紀，也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啟蒙思想和在政治上人道主義的開創性的擴展洗禮。這尤其是對於德國，由於它錯過了這個世紀，因而使得他們變成為遲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成為對西方的攻擊者，並且由此在其後引發出來一些獨特的觀念。
至於俄國，盧克斯接下來明確地指出，在德國錯過了十七世紀的時候，俄國則是錯過了整個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歷史，而發展出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判據。為此一道看不見的牆使得俄國和西方隔絕開來。直到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改革才開始努力填補這一段空白，重新構築俄國和歐洲的聯繫。但是作為這個動向的反應，在俄國同時就產生了一種所謂民族認同的傾向。這種對於「民族認同」的強調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兩個多世紀，在俄國親西方派和親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此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在回到奧斯維辛和古拉格問題，難道因此就可以說，這是因為在歐洲近代形成的價值在德國和俄國沒有足夠深入到他們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社會中去？或者西方的思想對他們來說讓他們感到是外來的，或者是一種退化瓦解的思想？而這是否也就是對西方來說，感到德國和俄國是遲到的民族，而對於德國和俄國來說，是他們在尋找一條特殊的第三條道路的原因？
亦或這就是一些批評家所說的，歷史不是火車站，不是鐵路交通，我們不能夠用有的人早到了火車站，有人準時也有人來晚了？
上述這些疑問也在對「特殊道路」的分析討論中詳盡地進行討論過。他們提出，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會展現出他們獨自的特點，但是在他們的發展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某些規範，有的是遵循這些規範發展，而有的則離開了這些規範。
為此，究竟如何來解答這些疑問，盧克斯認為，歐洲的學術界、思想界一直等待對於左的——在俄國產生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和右的——在德國產生納粹極權主義的根本原因更為詳實準確的研究，以及進一步對於這兩個方向的研究的對比及分析研究。1945年，納粹失敗，二次大戰結束，使得很多納粹時期的檔案得以研究，這讓對於納粹的研究在1945年後能夠不斷深入具體地展開。但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由於鐵幕及共產黨的封閉統治，卻是直到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才有了可能。而這個可能也就使得對比兩個極權主義的產生的研究，在八九年後有了一個在共同的水平線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極權主義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
然而，這一比較的可能卻絕非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它其實依然面臨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對於納粹與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實際上並非如人們想的那樣，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非常富有成效。盧克斯說，實際情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當時的社會氣氛、知識界的氣氛，一方面史達林去世後解凍給人們造成的幻象，讓世紀初的迷霧繼續蔓延，另外一方面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及綏靖，即所謂緩和政策，使得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經歷了短暫的二次大戰後，冷戰初期的重視以後，在六十年代不僅在知識界，精神文化界，而且在歐洲社會都被排擠到邊緣，而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八十年代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在描述、解析、揭示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特點，及其起源問題上，可以說只有少數學者關注這方面。為此可以說，它遠非今天人們所想像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深入並且充分。對此，盧克斯甚至認為，極權主義理論甚至在六十年代後歐洲對於法西斯納粹問題的討論中，完全遭到了忽視。因為在這二十多年的討論中，學界或者更多地使用的是所謂現代專制，或者乾脆就是把法西斯及納粹作為一種獨特專門的概念使用，而很少有用極權主義這個更為普遍化的概念。
由於這樣的偏差，盧克斯認為，這就使得幾乎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後在德國歷史學界發生的關於納粹問題爭論，都很少有共產黨和納粹的比較分析。
對於盧克斯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在研究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家布拉赫教授時就已經注意到，布拉赫教授是少有的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的人，他並且在堅持使用這個理論時就指出，這個理論可以清楚地讓人們看到這兩個極權主義的共性。
所以盧克斯開章明義地強調讓我們再次看到，實際上對於法西斯納粹極權主義和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對比研究不是如一般中文界認為的已經展開並且有著豐富的文獻，而恰恰相反，它幾乎是在很晚才被認識到，並且依然是在一個起步階段。對於這種情況，盧克斯還特別引述了主持1996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斯特凡•庫爾圖瓦（Stephane Courtois）的看法。
庫爾圖瓦自己就曾經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崇拜者，他在主持出版的黑皮書的前言中明確地提出，應該把共產黨和納粹相提並論，為此這引起了異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討論中，庫爾圖瓦在談到共產黨問題和法西斯納粹問題的比較研究問題時，提到在此前不久，即在1986年到1988年在德國發生的關於如何認識納粹問題的歷史學爭論。對於在專業領域中回答這一問題的現狀，他說，能夠進行比較研究的「歷史學家必須同時對納粹和蘇聯制度都有卓越的認識，但是這樣的具有雙重知識的歷史學家到今天還沒有。」
實際上，庫爾圖瓦的這個看法，對於這種知識的缺乏可能會導致這一研究步入歧途的擔心，引發德國這場爭論的歷史學家諾爾特也早已經看到。他在這場爭論爆發後的第二年，1987年就公開做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訓練及知識造成對於蘇聯研究的欠缺和無能。
他說，他自己淺薄的俄語知識只能夠索引有限的文獻及內容。他的知識不足讓他直接並且廣泛地閱讀原始的俄語文獻，從而使自己具有直接了解並且把握真正在俄國發生的意識型態等問題的發展變化情況的能力，他只能夠泛泛地談論蘇聯的問題。
然而，儘管在這一領域中的學者都認識到這個必須，但是盧克斯說，過去幾十年在這一領域中的情況還是，在對於納粹的研究和對於蘇聯問題的研究之間依然沒有可以提供溝通比較的橋梁，依然是分立隔離的。為此，他還特別強調，正是因為這個比較研究對於瞭解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問題極為必要，所以就一定要避免那種泛泛的、大而化之的空洞比較。
布爾什維克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烏托邦
盧克斯的這本文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是想要對於為什麼極權主義會產生雙重面孔這個問題給出答案，填補隔離這兩個研究之間的鴻溝，而是只是試圖提供一些接近這個題目的途徑和資料。這本文集由十六篇文章組成。這些文章以前曾經發表過，結集出版時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
對於這本共分為三部分的文集，盧克斯說，它的第一部分圍繞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這個雙重革命的發生。對此他指出，上世紀初期發生的致使歐洲文明災難性的中斷和破壞的這兩個革命，首先是在歐洲人的頭腦中形成的，為此，他研究了最初提出這些觀念思想的人及其思想特點，以及在當時一些作家、知識分子對此所提出的警告，及他們試圖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努力。
為此，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有兩篇文章涉及到列寧，一篇是〈二十世紀的雙重革命的綱領性的說明：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基礎》和列寧的《怎麼辦》〉；另一篇是列寧和當時俄國敵對國德國的合作和互相利用關係。其餘兩篇涉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萊徹克（Heinrich Gotthardt von Treitschk），在俄國和德國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反猶問題，以及另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弗朗克（Semen Frank）對於極權主義的分析。
該書的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布爾什維克和納粹對於權力的極權主義烏托邦，是這本書的核心部分，包括十二篇文章。在第二部分中，盧克斯不僅對比描述分析了左的和右的這兩種極權主義基本的不同，而且對比分析了二者之間的令人困惑的類似性。為此，他還討論了為什麼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型態專家往往錯誤地判斷極右翼的運動，以及為什麼人們往往都忽略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區別。此外，他還分析了三十年代，本來是一個意識型態化結構布林什維主義運動如何成功地演變成一個領袖型的政黨制度。
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後蘇維埃俄國的極權主義運動」。它包括兩篇論文。在這裡盧克斯描述了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後蘇維埃俄國，過去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左的極權主義潮流和右的潮流之間存在的鴻溝，在過去十幾年中卻在逐漸彌合。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極權主義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反民主的傾向。這種共同的傾向只是在1923年在德國發生魯爾危機中共產黨的行動中，在1939年到1941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結盟中讓人們看到過。但是，在這兩個時期，人們看到的二者只是短暫的聯合，而在後共產黨社會的俄國，人們看到的卻是一種永遠的合作現象。為此，盧克斯描述了俄國出現的新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以及一種新的、對抗傳統歐亞社會的，新的極權主義的歐亞國意識型態的復興。
研究一定要從原文及原始文獻開展
我之所以非常推薦這本書有以下三個原因，我想，這也是你最感興趣的三方面：
第一在方法論上，我想這也是你我最重視的問題，這同樣也是盧克斯強調的問題。對此，盧克斯認為，如果是研究，就一定要從原文文獻、原始文獻來研究問題。否則就至多只是一種茶餘飯後的閒談，或者轉述。任何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泛泛地空談，或者從一些道聽塗說的資訊中肆意發揮。
寫到這裡，我必須加一筆，在徹底被意識型態化的中國大陸，以及受到近代意識型態污染的海外知識界，居然這一最基本，最簡單的研究的基礎和前提遭到徹底地忽視和遺忘。所以，在這裡我認為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或許比具體的納粹和共產黨對比研究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盧克斯所特別強調的「方法論」問題和「知識基礎」問題，即原始資料的閱讀能力和研究能力。
我之所以在以前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明確地把金觀濤作為典型提出，因為我認為，被中國這一代年輕學人在八十年代引為導師，同樣居然也被港臺捧紅的金觀濤，無論他談的問題，還是在該問題的領域，他既沒有閱讀能力，更沒有研究能力。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任何嚴肅認真的學者是不可能認真對待金觀濤的所謂討論及著述的。因為那都是一些不著邊際、不懂學術規範及語言概念的東拉西扯。
事實上，金觀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是典型的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培育的一代的代表。他繼承的是他的前輩王元化及顧準的傳統，他們的所謂研究工作同樣存在著如此荒謬的問題。他們以為有了史觀，即所謂教條教義，以論帶史就是在研究歷史。所以他們以為憑藉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知識，讀幾本通俗通史讀物，看幾本黑格爾翻譯文字，就可以談歷史發展規律，談黑格爾和德國哲學，就什麼都可以談了。這個傾向一直持續至今，特別是在最近十幾年談論俄羅斯及其傳統問題上的氾濫。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盧克斯對於俄羅斯問題的研究，不僅觀點而且方法，對中國學界都是一個當頭棒喝！？
對於這個在華人學界居然依然沒有引起重視的方法論問題，我以為無論盧克斯的看法和研究，還是他引述的庫爾圖瓦、諾爾特對於討論一個問題的基本能力問題的看法，都足以讓中文知識界振聾發聵。如果中文界的知識菁英稍微還有一點感覺和理解能力，就應該立刻看到：當今中文界，不是膚淺，而是意識型態化的胡扯、癌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
極權主義雙重面孔下的共同根源
第二，盧克斯描述分析這個極權主義雙重面孔問題的思想及理論框架和我高度的一致：
我驚奇地發現，在對於文藝復興後，歐洲在政教分離後發生的社會及其文化思想的變化，即最近二百年的歷史的看法上，我和盧克斯驚人的一致。首先我們都認為，當代極權主義是歐洲文化特有的產物，其次我們都認為極權主義在表面上表現出極不相同的左右的兩副面孔，但是它們有著同樣的社會及文化思想根源。這個根源就是他們缺少，或者說偏離了近代歐洲人所特有的精神及思想覺醒的啟蒙運動。
大約三十年前，由於我完全持這種觀點，所以我到德國的目的就是想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親身體會一下這種文化思想的氣氛。為此，在九零年，當我看到波普直接指出，德國從康得後選擇了黑格爾而背離了歐洲文化傳統，導致他們在二十世紀發動了對抗歐洲的世界大戰，覺得一針見血、十分深刻。但是這樣一種思想在解釋義大利、法國等出現的這種傾向的思想潮流的時候，在解釋包括像薩特、哈貝馬斯等那些左派，以及弗格林那類保守思想的時候，卻是變得極為複雜和模糊。這尤其是在解釋為何極權主義會出現左右兩副面孔，他們的共同性在何處。為此，最近幾年，我把這個理論框架推展到後基督教社會論。這就使得對此的解釋變得極為簡單。無論極左還是極右的極權主義，都是這個基督教社會被世俗化以後，產生的一種世俗宗教、替代宗教、政治化宗教的結果。所以極權主義的一黨制特點，泛政治化特點，控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乃至人的精神的特點，黨同伐異的殘酷性，都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獨有特點。極權主義的這種綜合性的集大成，是別的任何文化中的專制制度及社會所從來不曾有過的。
在這個框架下，我把政教分離，基督教從歐洲社會退出去，在近代化中歐洲社會重新尋找一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多元包容基礎上的新的社會及文化型態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為此，曾經被我自己及盧克斯看作是遲到的民族或者錯過了一課的德國和俄國，就可以和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一樣，同樣被看作是在向現代化發展中，基督教世俗化、世俗替代宗教的強烈表現。而遲到的民族的解釋，卻使得解釋美國、義大利、英法的問題，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極權主義問題，以及時下在伊斯蘭社會的問題變得極為複雜，甚至無法自洽。
第三就是盧克斯這本書關注研究的現象及資料，都是我早已經關注，但是或者是因為我不掌握那門語言，如俄語，根本沒有能力談及研究，或者是我沒有精力顧及，如諾爾特發起並且參與的那場歷史學，我收集了資料，但是卻還沒有細緻地閱讀思索的。所以這本書填補了我所關注的思想問題中，我必須了解把握的領域的很大的一個空白點。它讓我直呼過癮！
搭便車又搭錯車的中國民族
在結束這封信的時候，由於我們關心的實際上還是歐洲問題對於中國問題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國時下陷入及面臨的問題，我很想借用一下盧克斯的描述方法。他認為，德國和俄國錯過了文藝復興及其後啟蒙主義運動，後來才輾轉曲折地跟隨歐洲的民主之車，是遲到的民族。對比借鑒這個說法，我認為，對中國來說，沒有「錯過」和「遲到」的問題，因為中西不是在同一條文化之路上，但是，卻大約可以把當代中國看作是「搭便車的民族」。
對於遲到的民族，八九年時大家都聽到的戈巴契夫的名言：「誰來得太晚，誰就會受到生活的懲罰」。對於懲罰，這二十多年的俄國是一個歷史案例。德國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懲罰，而俄國還在接受懲罰。
但是，對於「搭便車的民族」中國來說，事情卻也並不簡單。搭車首先就是要拋棄傳統家園，拋棄了自己的行駛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車，就存在一個搭錯車的問題，即誤上賊船問題。我們居然搭上的是遲到的或者說在航線外游離的德國及俄國的船。人家是遲到、迷路，可你，由於根本沒有人家的家底和遺傳，由於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僅是懲罰，而是蹂躪和毀滅。
上船容易下船難！當代中國人在人性上、文化上、思想上、傳統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無家可歸的、讓人鄙視的流浪兒、寄生者！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淪落於此，情何以堪！
藉此，對比中世紀的西方，它讓我想到中國現在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文藝復興、文化復興，找到自己的支點、落腳點。這就是說，在這個徹底世俗化、物質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國人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啟蒙運動。我這裡所說的啟蒙，是中文的啟蒙，而不是特指西方的啟蒙運動的啟蒙。藉此對比也讓我感到，這個中國人迫切需要的啟蒙，或許和西方類似的是：五百年前，西方回到希臘汲取靈感和衝動，尋找新的出發點，而我們則可能是回到先秦，亦或是大唐！
暫此祝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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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評論 第557期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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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中國人全都為中共付加班費


中共要求外企「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事實上，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民，可能都在為共產黨支付加班費！圖為中共軍方代表參加中共黨代會。（Getty Images）
文／謝田（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
中共試圖在所有企業，包括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加強控制、設立黨支部的企圖，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開始；等大規模外企進入中國，中共試圖用黨支部控制外企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削減。在中共統治日趨沒落的今天，據路透社報導，中共反而加大力度逼迫外企建立支部，這正應了中國的古語，所謂負隅掙扎、困獸猶鬥。
中共官媒引述中石化領導人的話說，公司要求所有外國合資伙伴在公司章程中「列出黨建工作的要求」。以前，外企高管還指望中共的要求只是走形式、象徵性的，也許會在外企的拖延、敷衍之下，慢慢淡化、消失，但這些希望看來是落空了。有趣的是，中共似乎在其勢力和影響力越發式微的時候，反而加強了控制外企的願望。
中共的努力有些成效，按中共官媒的說法，在186萬家私人公司當中，有70%設立了黨支部。顯然，還有至少50多萬家私人公司在暗中抗拒，沒成立黨支部，不讓中共插足。不難設想，這50萬公司的大部分，應該都是外企或中外合資的企業。
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貿易專家克勞德．巴菲爾德（Claude Barfield）給美國企業和政府的對策建議，頗有新意。他認為中共的做法違反了國際規則，世貿組織（WTO）和美國政府應該進行干預。「中共逼迫外企建立黨支部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做法，違反國際商業規則。」巴菲爾德形容中共的做法非常荒誕，類似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要求成為通用、IBM、西門子或豐田的董事會成員一樣。
巴菲爾德最精采、入木三分的比喻是：「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真是瘋了！」事情起因於一家在華的歐洲製造業公司。其高管說，去年末該公司允許黨支部在下班後使用公司場地開會。然後黨支部得寸進尺，居然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費！從而遭到公司的拒絕。
巴菲爾德說，「共產黨官員完全不知道如何運營一個公司；世貿組織有責任反對這種做法，應該反對這種讓政府代表進入董事會，幫助私人公司做決定的做法。」這其實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中共插手企業、設立黨支部的目的，根本不是在意公司運營的績效如何，它們只在意公司內部是否有對共產黨反抗和抵制的情緒，公司是否會成為反共的人才基地和資金基地，這才是中共需要干預的原因。中共的目的，是從人員、思想、組織上完全控制，最後達到從經營、預算、財務、商業機密、智慧產權和實體的最後操縱和全面掠奪。
如果對中國社會結構仔細觀察，人們就會發現，沒錯兒，我們的世界還真是瘋了！不光是全體中國人在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可能也或多或少自覺和不自覺的，都在為共產黨做的事情支付加班費！
為什麼呢？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沒有其他政黨的活動空間，只有中共在唱獨角戲。人們知道中共有8000萬黨員，有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還有紀委、對外聯絡部、宣傳部和組織部。但中共的機構設置中，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組織，居然沒有財務部、會計部，甚至沒有銀行帳戶！有誰知道中共的財務總監、司庫是誰嗎？這可是一個驚天的奇蹟！
今天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團體、組織、國家，甚至聯合國，都要有預算、收入、支出、會計報告、銀行帳目，但中國共產黨沒有，完全沒有！無疑的，中共還在進行著大規模的組織活動，包括其人頭費、宣傳費、中南海的水電費、北戴河的維護費、中聯部外訪的花費，以及運行中共自己的黨校等等天價的費用。支持中共運作的錢，是從哪來的呢？我們當然知道，是直接從國庫支付的！中共甚至不需要任何收入，也不需要報銷，直接就從國庫支付了一個政黨、社會團體的全部運作費用！這難道不是全體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嗎？
中國的武裝力量，是中共的軍隊、中共的黨衛軍，因為他們要對中共效忠，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中共作為一個社會團體，可以擁有具備核武器的武裝力量；中國的百姓和其他社會團體，連槍枝都不能擁有，連菜刀都要登記。中國的全部軍費，實際上首先是為了保護中共用的，但軍費的來源，卻是中國政府的預算，也還是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
中國的政府，是世界出名的黨政「雙系統」。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聽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稱謂。「黨的領導人」和國家、和國民、和不認同這個政黨的廣大人民，有什麼關係？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但為什麼人民要為這個黨和黨的日常運作付費？
中國的官方媒體，明明白白的說自己是「黨的喉舌」，但自己的喉嚨自己不去保養，反而要作為受眾的百姓付錢。媒體宣傳的是黨的聲音、黨的方針、黨的政策，但黨不需要付廣告費、製作費、播音費、衛星租用費和地面中繼站的費用，這也是中國人民在為中共付加班費。
實際上，中國的整個國家機構、國家機器，都為黨服務，但都不是由黨買單，現在也沒有蘇維埃的支持，就只有靠中國人民來付上班費和加班費了。中國在海外設立的孔子學院，不宣傳孔夫子，而實施中共的大外宣；中國的經濟命脈、企業的董事會，都掌控在中共手中；中國的領土，中共總書記想割讓給誰就給誰，不管是俄羅斯還是北越；中國的文化部，不弘揚中華文化，而宣揚黨文化。不只如此，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們，對中國投資、貿易，去中國旅遊，他們花的錢，一部分直接去了中共的口袋或「赤龍的錢囊」，如筆者在《赤龍的錢囊》書裡所述。所以，從實效看，全中國人，甚至世界的許多人、公司和政府，其實都在明裡和暗裡為中共支付著加班費！
巴菲爾德在無意之間，觸及了一個驚天的祕密！那就是，全體國人，包括許多世人，其實都在為中共買單、為中共輸血、為中南海付加班費，在支持著這個嗜血的邪惡政權。現在人們應該問自己的問題是，這是我們願意的嗎？我們願意繼續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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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智慧 第551期 2017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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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滲透澳洲 遭到強力反擊──澳擬修反間諜法對付猖獗中共間諜


圖為澳洲悉尼歌劇院。（Getty Images）
中共「深耕」澳洲
         十幾年來，中共大舉滲透澳洲，通過其代理人宣傳獨裁專制思想，詆毀民主自由，恐嚇反對、批評中共的華人，逼迫華人效忠中共政權，肆無忌憚，得意忘形，終於遭到澳大利亞政府強力反擊。
         六月五日晚，澳廣國家頻道播放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澳大利亞的權勢及影響力」的四十七分鐘節目。這個節目由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和費爾法克斯傳媒聯合製作，美國聯邦調查局、澳洲安全情報局、澳洲聯邦律政部（內務部）及首席檢察官與國防安全專家參與製作。
         這個節目震驚了澳洲朝野。它披露了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機構經過嚴密監視、調查，發現澳大利亞國家安全面臨中共咄咄逼人的侵蝕、威脅，特別是中共通過其操控的在澳洲上千個親共華人社團和眾多華文媒體，利用民主制度下的澳大利亞寬容、自由環境，放肆地「弘揚」中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已到危險境地。因此，這個節目對澳洲全國敲響關於澳洲政治安全受到中共威脅的警鐘；同時，也是對所有被點名親共者、助共者的嚴厲警告，更是對澳洲華人社會的敲山震虎，促使華人夢醒，警惕中共陰謀，否則禍害華人。
揭露中共大肆對澳洲政治滲透
         這個節目撕開一些澳洲華人社團假面具，一些中國商人及華人政客由於親中共被點名揭露。
         早在兩年前，澳大利亞反間諜機構就對該國的政治精英提出警告，有關警告涉及與中共政權有聯繫的兩位億萬富翁向澳大利亞政黨捐款一事。這個節目通過調查確認捐款這事，由此澳洲安全情報局警告政治家、政府官員不要接受他們提供的政治捐款，因為這很可能是中共干涉澳大利亞政治的渠道。然而，澳大利亞自由黨和工黨仍繼續接受他們捐出的大約六百七十萬澳元（五百萬美元）鉅款。
         這個節目稱，反間諜機構非常擔心中國政府滲透澳大利亞政府機構，並利用政治獻金發揮影響。該節目透露，二○一六年澳洲聯邦大選臨近時，黃某承諾向工黨再捐贈四十萬澳元，但在投票幾周前撤銷了這個承諾。黃清楚說明了原因，他對一名認為澳洲海軍應參與南海巡邏行動的官員很不滿。這足以說明，黃的政治捐款存在幕後操作，旨在引導澳洲政府的政策朝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這是中共利用其代理人干涉澳大利亞的內政和外交，且明目張膽，猖狂之極。
         來自香港的華人政客王某，多年來在澳洲政治舞台上吹捧中共，為中共的國內鎮壓人民和強硬對外政策辯護，已成了澳華社會出了名的中共使領館馬仔和代理人。他的親中共行為，早就引起了澳洲安全情報局的高度關注。這個節目對他提出警告，今後他恐怕要三思而行。
         這個節目將那些被中共收買的澳大利亞親共政客公開點名，並展示給澳洲全社會，向澳洲政客們發出了嚴厲警告。該節目所揭底的澳洲幾位政客已成了政治人格低下的突出典型，前外長及新南威爾士州前工黨政府總理鮑伯‧卡爾如今是黃某出資一百八十萬澳元設立的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
中共監控華人社團中國留學生
         六月五日的澳廣國家頻道專題節目揭示了中共使領館通過華人僑團進行各種抗議和歡迎活動的強大組織動員能力。所謂抗議按照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的調門進行；而歡迎活動則由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組織華人僑團歡迎中國領導人前來訪問，然後由中共媒體報道回國內，製造「華僑心向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假象。節目認為，這預示澳大利亞社會面臨變相第五縱隊的嚴重威脅。
         此前，五月十二日，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理查森說，中國在澳大利亞的秘密活動已經擴展到華人社區和團體。他說：「中國政府在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設下了線眼。」
         這個節目直接告訴澳大利亞公眾，在澳各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受到由中國使領館出資組建的中國學生會全面操控，接受使領館指令和任務安排，並進行特務活動，監控留學生一舉一動。中共通過控制中國學生會和學者協會，來監視在澳大利亞各大學學習的十五萬中國學生。
收買華文媒體成為中共宣傳工具
         五月十二日，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理查森說：「中國政府有效控制了一些澳大利亞的中文媒體。」今年五、六月份，澳洲英文媒體指摘中共背後干預當地華文媒體，鼓勵它們宣傳中共價值觀，反對普世價值。
         中共不僅在澳洲華人社會傾力培植親共勢力，而且對華文媒體進行了席捲式的收賣，使其變為中共的宣傳工具。除兩家中共控制不了的華文媒體外，澳大利亞的所有華文媒體幾乎是一面倒地投向中共。這些華文媒體接受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的資助，免費去中國旅遊。
澳擬修反間諜法取消親共者國籍綠卡
         六月五日澳廣專題節目，第一次罕見公開點名譴責華僑「僑領」危害澳大利亞國家利益，將成為澳洲未來的禍害。該節目報道，聯邦朝野政黨領袖聽取了安全情報局局長的通報並表示震驚，明確表示必須採取行動。今年年底前，新的反間諜法會有全新的針對條款出現，就是為澳洲所有被中國使領館操控的華人「僑領」量身打造。新反間諜法納入考慮的內容包括，擁抱專制極權政府卻不效忠澳大利亞國家者，將會被取消澳洲國籍及永久居民身份，或取消國籍後保留永久居民身份但不得享受社會福利等。對此會有一系列配套立法伴隨出台。
         這個節目的上述報道，向華人社團傳遞了明確信號，緊跟中共獨裁政權，聽命於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將會受到法律約束、懲罰。
         對付日益猖獗的中共間諜，也是澳洲考慮重修反間諜法的一個重要方面。五月十二日，國防部長理查森罕見地公開指責中國間諜活動頻繁。他說：「中國針對我們的情報搜集非常活躍已經不是秘密，不僅僅是通過網絡。」
防範滲透澳洲否決中共參與數個項目
         為了防範中共滲透，澳大利亞政府否決了中共參與數個工程項目建設。二○一五年，一家中國公司租賃達爾文市北部的一座軍民兩用港口，據說該公司與中國軍方有聯繫。這個租賃引發了許多澳大利亞人對潛在安全問題的擔憂，並且遭到美國政府官員的批評。此後，澳大利亞在幾個基礎設施項目的招標中阻止了中國公司的參與。澳洲政府沒有就阻止中國公司競標給出具體理由，但國防部長理查森說中國的間諜活動問題，是政府在決策中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今年初，澳大利亞成立了一個基礎設施管理機構，其職責也包括對外國資本參與投標的電網、港口等核心基礎設施進行審核，以確認是否會對國家安全帶來潛在威脅。隨後，澳大利亞任命該國反間諜機構前負責人歐文擔任外國投資委員會主席一職，為政府提供外貿諮詢。
         六月五日，澳廣公司報道，由於擔心國家數據安全，澳大利亞國防部決定在二○二○年結束與被中國公司收購的全球最大數據中心運營商Global Switch在悉尼的數據中心的合作。Global Switch在悉尼擁有兩處數據中心，管理著澳大利亞政府的絕密信息，包括敏感的國防和情報信息。
         儘管Global Switch一再保證，澳大利亞的國家數據是安全的，澳大利亞國防部仍然打算支出大約兩億美元將數據轉移出悉尼數據中心。澳國防部對中共的安全威脅擔憂還有更多，包括禁止國防部人員使用中國電信製造商華為的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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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澳洲）奧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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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限制香港自由致多輸局面


777對豬頭雜（共犬的CEO，CFO及COO）的所謂表忠宣誓『表演會』。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回歸二十年來，香港漸漸趨向衰落，其中固然有多種因素，但香港的自由不斷遭到限制和侵蝕，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香港以往的發展和繁榮完全是建立在自由體制的基礎上，因而對自由高度敏感。自由的不斷被侵蝕，香港的不斷大陸化，不僅損害了香港，也導致了一個相關各方包括中共自己多輸的局面。
港人移民人數再度上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公佈後，許多擔心回歸後自由受限的香港人開始考慮移民，至回歸前兩年，港人向外移民達到一個高峰。雖然九七後移民人數有所回落，但港人向外移民一直沒有停止。近年來，隨著香港加速大陸化，港人向外移民的人數又再度上升。許多香港人甚至把一向認為不如香港發達的台灣作為移民的目的地。港人這種持續不斷的向外移民也嚴重影響了資金對香港的信心。
         九七前後，中共把香港富豪階層作為統戰的對象，給以各種優撫，使香港富豪階層在回歸後過了一段安心的日子，有些人甚至因回歸而大獲其利。但是，專制體制終究不能像民主法制社會那樣給人們提供長期可靠的保障。隨著香港的自由不斷被剝奪，大陸化程度加深，香港富豪階層日益感到不安。
多行業走向衰落
         香港自由受限的惡果，是多個行業不斷走向衰落。對自由最為敏感的文化產業首當其衝受到最大影響。
         香港曾經是僅次於好萊塢的世界第二大電影製作中心。回歸之後，香港電影業不斷衰落。香港電視業曾經十分發達，目前被認為其黃金時代已經終結。香港報刊出版業也曾經十分發達，但最近二十年經歷了一個持續收縮的過程。
         香港近二十年來文化產業的大幅萎縮固然有受到互聯網衝擊的因素，但自由受到限制是最重要的原因。長此以往，靠市場生存的文化傳媒業，難以避免衰落的命運。
         同樣受到影響的，還有香港的另一支柱產業金融業。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僅次於倫敦、紐約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但在二○一六年，這個排名已被新加坡超越。由於本地居民和資金逐漸撤離，影響到了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如果香港持續走向衰落，其房地產業將難以獲得支撐。
         香港旅遊業，以及與之相關的商業、餐飲、酒店、公共交通等行業同樣受到影響。許多大陸人到香港旅遊，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與大陸的不同，有著大陸所沒有的自由，到香港有一種近似出國的感覺。如果香港完全大陸化了，那些已經去過香港的大陸人，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再來香港。實際上，近幾年大陸人赴香港旅遊的意願已持續下降。
         自由是香港繁榮的基礎，香港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在於失去了這個基礎。
「一國兩制」對台示範效應破產
         香港自由受限的受害者不僅僅是香港，也包括中共自己。
         香港回歸後因自由受限而不斷衰落，使中共的管控能力受到質疑，也使中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受到質疑，這些都使中共信譽受損。
         但中共遭到的最大損失是「一國兩制」示範效應在香港的破產，導致中共在統戰台灣上嚴重受挫。統一台灣涉及中共核心利益，能大幅提升中共的安全態勢、執政合法性和執政能力。中共為此不惜投入大量資源，以用於對台統戰和在國際上維持「一中」的認同。但是，由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破產，致使今天統一台灣的前景變得渺茫。這是中共統戰工作和核心利益遭遇的重大損失。
國民黨成最大受害者
         二○一六年台灣大選國民黨遭遇慘敗，有大陸官員在失望之餘指責國民黨「無能」、「扶不上牆」。這些大陸官員在指責時可能沒有想到，正是香港回歸後自由受限致「一國兩制」示範效應的破產，使台灣國民黨深受其害。二○○五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率國民黨代表團首訪大陸，開啟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的破冰之旅。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的兩次合作之後，再次開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這種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岸的和平與發展，更有助於實現國家統一大業。但是，這一願景要能夠實現，需要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已經回歸的香港，還能夠繼續保持其繁榮與自由。既要限制香港自由以掌控香港，又想借香港「一國兩制」的示範統戰台灣，可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年間，對中共干預的各種抗議、遊行、示威不斷，嚴重影響到台灣人的統一意願。二○一四年香港大規模「佔中」，對台灣選情產生了重大影響，導致國民黨在當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和二○一六年一月的大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利。在民主社會，一個政黨的前途取決於民意的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失敗使台灣抗拒統一的民意大幅上升，在青年一代中成為主流，且看不到逆轉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秉持「一個中國」理念的國民黨前景難言樂觀。從這個角度說，國民黨是香港自由受限的最大受害者。
暫時獲益者終將受損
         有兩種人看似能夠從香港的大陸化中獲益。一種是與香港相關的大陸官員或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或與權力的關係，從大陸化的香港獲取種種不當利益。但是，利用權力從香港獲取不當利益，難免會留下把柄，因而有可能成為反腐敗鬥爭或政治權鬥中的被清理者，這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          另一種人是協助中共實施大陸化的香港政商界人士，可以因此獲得一些個人的好處。但是，如果有一天香港完全大陸化了，這些人是否能適應一個完全大陸化的體制，能否在一個完全大陸化的體制下正常生存，都將是一個問題。
限制香港自由導致多輸局面
         中共，或者說中共內部的某些權勢集團，部分出於習慣性的專制思維，部分出於借權力謀取超額利益的欲望，在香港回歸後，非但沒有維護和借鑒香港運行良好的西方現代社會體制，相反不斷限制和侵蝕香港的自由，使香港大陸化，這種「極左」政策既使香港前景日漸黯淡，也使大陸社會失去通過借鑒香港實現向現代體制轉型的機會。
         中共若不能或不願改變管控香港的思路和政策，繼續限制香港的自由，繼續促使香港的大陸化，則相關各方多輸的局面還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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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習近平如日中天或如臨深淵？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會議，強調全黨要「聚焦到習近平總書記是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的領袖上」。這是毛澤東死後，再次使用「黨領袖」稱呼。而中共新黨章共出現11次「習近平」，僅次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出現13次和12次，江澤民、胡錦濤則分別只出現一次，被視為習近平權力堪比毛鄧，擁有乾綱獨斷權力。
但也有報導稱，中南海為防「內鬼」和「獨狼」搞暗殺和「篡黨奪權」，開始對保鏢、警衛、司機和秘書重新背景審查。日前，習近平率新常委視察上海，高鐵沿線戒嚴，300米內全面清場，如臨大敵。19大後，習近平究竟是如日中天，或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形容習近平19大後集權更上層樓，這話不假。除了之前設置各種領導小組集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民族政策、港澳台事務等權力於一身，習近平還成功將一大批「習家軍」納入19大核心名單。例如：六成中央委員和政治局成員均屬「習派」，其中多名「雙非」（非中央委員、非中央候補委員）官員，破格晉身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19大「連跳三級」晉身政治局委員。其他「雙非」官員還有安徽省委書記李錦斌、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雲南省委書記陳豪、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傑、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北京市代市長陳吉寧、河北省長許勤、山西省長樓陽生、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小林、吉林省長劉國中、浙江省長袁家軍、江西省長劉奇、山東省長龔正、湖北省長王曉東、海南省長沈曉明、甘肅省長唐仁健和西藏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等。
有分析說，「習家軍」成員幾乎平均一年升一級，不僅在京津要地遍布習家軍，華中一大片地區也被習家軍控制。例如上海市長應勇進京、郭聲琨接孟建柱任政法委書記、黃坤明接替劉奇葆任中宣部部長、劉鶴任副總理、陳希接中組部部長、李強接替韓正任上海市委書記等。
但中南海一位近臣卻感慨說，習近平這「十幾個人，七八條槍」在黨內權貴階層看來「根本不值一提」。真到習見真章時，這支小小的「新軍」到底有多少人「肯拋棄趙家」，追隨習家，還很難說。因為習在招兵買馬時，畢竟打的是「趙家」而非習家旗號。習如果真要打出自家旗號，另起爐灶，靠的住的「鐵桿」也許真就只是這「十幾個人、七八條槍」了。
這位人士說，「習思想」入黨章，正如「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理論」和「科學發展觀」，「是歷代皇帝在太廟裡的應有牌位。當年『科學發展觀』牌位豎起來時，胡錦濤不依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嗎』？牌位的確立是常規，並無任何實際意義和效果」。
圈內人士還說，19大黨內權貴階層展示巨大實力，成功給習套上「枷鎖」，習不得不向「規矩」低頭。習保全領袖的唯一辦法，就是按黨內權貴階層的調子說話、辦事，同時須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隊伍，保全「伺機翻盤」的希望。
習日前率六位常委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朝聖，舉手宣誓永不叛黨，有人解讀是向「權貴」和「保守派」低頭的「臣服之舉」。中紀委報告將孫政才、周永康、令計劃等人畫為「野心家」，也是王岐山下位前與反對勢力的最後一搏，其氣也偃偃。而目前中國約20所大學競相設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是下面「跟班」們假表忠心的「口是心非」。
對習近平五年後可能改變中共領導人任期制之說，圈內人有不同看法。他們說，毛澤東絞盡腦汁，與人鬥了一生，最終還是翻了船。鄧小平百煉成鋼，1992年要不是拚死絕地反擊，也險些翻船。在中國做皇帝不易，習深有感悟。他應不可能在望七之年，還蠢到為自己加冕，淪落到「袁世凱二世」下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恐怕才是習內心的真實寫照。他深諳『達摩克利斯之劍』的血腥與恐怖。」
看來，19大上習近平的勝敗，並非有統一看法認為習全勝了，而習招兵買馬是為五年後平安隱退。體制和制度化戰勝習個人集權的嘗試，任期制、主席制未搬動，王岐山、孟建柱被「腰斬」，習破格提拔「之江新軍」，都給自己和黨國體制帶來風險。習集權左傾是為了保命保黨，而不是為廢任期制而做毛澤東第二，習心中應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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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管治者的質素決定國家的命運 中國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是唐王朝。作為中國人，我也贊成上述觀點，只是要進一步對這一觀點精確化。我認為中國最強盛的時期是唐帝國的「貞觀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當政的時期，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說貞觀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提出異議；但如果問及貞觀王朝因何強盛和具體強盛到什麼程度，恐怕多數的中國人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貞觀王朝因何成為中國古代的黃金時代呢？
貞觀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來的，他是唐帝國實際上的開國皇帝。在古代中國的開國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出身也最為高貴。他胸襟開闊、文武全才、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在當政期間創立了蓋世絕倫的文治武功。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裡，皇帝的質素決定國家的命運。李世民除了具備歷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優勢外，下面的幾個優勢還是李世民獨有的。
強烈責任心和濃厚的危機意識
責任心是領導人物必須具備的第一要素，沒有或缺少責任心的領導縱使才華蓋世，也一樣會禍國殃民，不是瀆職就是濫用職權。李世民的民族責任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坐上皇帝寶座後，並沒有像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權力人物一樣自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來好好放鬆一下，利用手中的職權盡情享受一下榮華富貴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於政事，一頭埋在公務裡，每天只睡很少的時間，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討論國政，裁決案件和辦理公事，有時一連幾個小時也不肯停下來休息一下，以至常常忘記了吃飯睡覺。
和那些志得意滿的權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濃厚的危機意識，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個幅員遼闊、兵強馬壯的強盛帝國（那時的唐帝國確實如此）；而是一個危機四伏隨時可能被又一次民變推翻的他的眼睛緊緊地盯着那個剛剛瓦解的、曾經強盛無比的隋帝國，不斷地琢磨隋王朝滅亡的原因，不時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轍，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導他的帝國走出荊棘，走上繁榮，走向輝煌。
在李世民當政的中期，唐帝國已成了當時已知世界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繁榮和富庶達到頂峰。這時李世民應該滿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華和輝煌，而是帝國漫長而艱巨的未來之路，並為夯實未來的路基繼續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強責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體現。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執政風範，中國的古代歷史上許多統治者擁有無窮無盡的小聰明，並以耍小聰明為榮；很少有人想到誠實執政、坦白對人。結果當政者用詭計馭使部屬；部屬也依樣畫葫蘆用詭計蒙蔽首腦。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真正做到誠實執政的帝王，他在任時對臣僚敞開胸懷，不行欺詐之術；臣僚也恪盡職守，不搞欺瞞哄騙的傳統官場伎倆。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氣整治吏治，下決心要在官場根治貪污受賄的不治之症。為了偵查那些暗中受賄或有受賄跡象的貪污官吏，李世民令親信暗中向各部官員行賄，結果還真查處了幾個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餘把他的謀略告訴一位隋朝遺臣，沒想到這位大臣當場潑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時總告誡臣民要誠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卻先行欺詐之術，上樑不正下樑歪，臣民會一樣用欺詐的手段報答你。
李世民認為大臣的話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這句可能會使當權者惱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還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18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入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副署（這是李世民最為智慧的傑作，他的命令沒有分管大臣的簽字沒有法律效力，沒有哪個皇帝會主動限制自己的無限權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釋說：「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報年齡。
」魏徵回答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詐欺；可你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深以為然並立即收回成命。胸懷寬闊，愛才如命，海納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興旺強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質外，還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來執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為世人的共識，因為人才決定國家的命但並不是所有的當權人物都重視人才的，實際情況是佔半數以上的權力人物漠視甚至仇視人才，只有那些胸懷寬闊、膽識過人，能夠認識到人才的重要並能寬容人才無傷大局的弱點，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夠任人唯賢。
李世民執掌的貞觀王朝可謂人才濟濟，文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武有李靖、程咬金、尉遲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圍繞李世民組成一個堅強高效的領導核心。可李世民還是感到人才不夠用，並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德彝薦舉人才，在久久沒有消息後又一再催促他。封德彝委屈萬狀地說：「不是我不努力，實在是今世沒有人才。」李世民當即糾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隨所長。自古人君致治，難道能借才異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訪求，奈何輕量當世？」聽了這樣的真知灼見，封彝德除了慚愧外還是慚愧。
人類文明的真正內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揚人性和儘可能地克服惡的一面。人性的多少和一個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關係，地位極低和極高的人身上獸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長，前者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後者會恣情縱慾亂用職權。
中國的皇帝因為位高權重的緣故，愛聽甜言蜜語幾乎是人類的通病，權力人物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縱觀歷史上的那些亡國之君，只有極少數敗在強大的敵人手裡，絕大多數是被身邊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鳳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夠不被好話所誤導，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
他充分意識到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因此對阿諛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誡身邊的官員：「君主如果剛愎自用，自以為比別人聰明，他的部下一定會諂媚他。結果君主失去國家，部下也不能單獨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諛楊廣，以保全他的富貴，結果也難逃一死。各位應以此為戒，對國家大事有意見，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報喜不報憂。」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它具有如下幾大特徵：
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唐帝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平氣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像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中國人民簡史》引一位現代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處。
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帝國的各國人民，多以成為唐帝國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20萬人以上。
貪污降到歷史最低點
貞觀王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唐帝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污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一套科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
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文明有了迅速和長足的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像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國。除了沿海的膠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回顧貞觀王朝的燦爛文明史，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優秀的民族，中國人也曾經是優秀的國民！當今天的中國人回首先輩輝煌的過去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是死抱着「四大發明」和「文明古國」等早已消逝的光環自欺欺人；還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理性和自信，還是每個中國人自己來抉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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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6日 星期一

中共欲以「國歌法」強化思想管控 港人拒蠶食

中共意識形態滲透引反彈 各界籲認清政權本質

中共人大前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令球場上「噓國歌」等行為日後有可能違法。昨日《城市論壇》上，多位講者強調中共試圖加強對港人的意識形態操控，製造恐懼。（蔡雯文 / 大紀元）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六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將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港實行。除了落實細節引起極大爭議，大陸《國歌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列明立法是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被指公然違反「一國兩制」，引起各界對中共意識蠶食香港的警覺。
民間批評當局試圖偷換「黨」「國」概念，強調中共借國歌法強加意識形態給港人，將適得其反。各界又藉此機會重溫中共殺人起家、賣國等不光彩歷史，呼籲讓年輕一代對中共本質有全面的了解。
九七後，中共接管香港，至今人心未「回歸」。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周六（11月4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被視為中共收緊對港操控的最新舉動。
人大稱體現「全面管治」
中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局長何紹仁稱，今次做法是實施對港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新華社隨即發表評論文章，引用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議事廳倒插國旗、有球賽觀眾噓國歌等例子，揚言港澳要「劃出清晰的法治『高壓線』」。
特區政府將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港落實《國歌法》。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稱，港府會進行本地立法和諮詢，將來立法會訂定法例條文，康文署等其他政府部門將會執法。被問到日後球賽發生「噓國歌」時是否由康文署執法，劉稱要待立法後再詳細了解。
最高3年徒刑 細節惹爭議
《國歌法》在今年9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於10月1日起在大陸正式實施，列明「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將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情節嚴重的更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剝奪政治權利。外界預料《國歌法》香港內容與內地大致相同。
其它落實細節也有多項爭議，包括是否有追溯力、何謂舉止莊重、國歌奏唱的場合、噓國歌的執法和刑責等。中共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稱在街上行走時聽到國歌亦要站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稱本地要強制中小學實行國歌教育，亦惹起重重疑慮。
各界斥國歌法洗腦教育
昨日《城市論壇》上，社民連主席吳文遠認為，在一個獨裁政權下，《國旗法》、《國歌法》根本要廢除，因為是用來限制市民的言論自由、表達權利。他批評是北京當局在港搞民族主義：「現在建制派很有系統地只要你對政府或政權有任何不滿，便將它等同為不愛國，或者不尊重這個政權，再下一步就說你不是中國人，最終目的不是罰那些球迷這麼簡單，就是要推行洗腦教育。」
吳又說，國歌法立法後讓港人扮假愛國，意圖模糊市民的反對聲音：「變成只要你反對它你便是不合群，你便是不愛這個民族，你便不愛這個國家。」
議員：圖令港人恐懼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認為，中共在港實施《國歌法》是製造恐懼氣氛：「幾場賽馬的賽事，那些人不起立，我們便要訂立《國歌法》來懲罰你⋯⋯在製造恐懼，令人民聽話，這是霸權及威權政府的表現。」
他反駁同場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稱市民可以在其它場合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我們在雨傘運動表達不滿的人到哪裏去了？都關在監獄裏面。我們在立法會表達不滿的人到哪裏去了？都被DQ了，也同樣在坐監⋯⋯訴諸刑法，罰他們坐監罰到他們害怕為止，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好辦法。」
許智峯強調定會在議會內反對，同時會要求當局以白紙草案諮詢：「我的界線非常清晰，如果這條國歌法最後會有追溯力，我會反對。如果強制學校一定要實施，否則罰你坐監，我也必須要反對。」
「強加意識形態適得其反」
青年學子怎麼看《國歌法》在港實施？論壇上，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的學生質疑，中共借國歌法強加的意識形態，將適得其反：「中央想強硬控制意識形態，加強民眾對愛國的思想，其實最終效果會否適得其反，反而加劇了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也有學生認為愛國應是發自內心，反對以立法強制。
香港眾志成員批評中共用國歌法灌輸盲目的愛國教育，「這樣的教育根本不會存在思考，只是一種愛國主義的灌輸。究竟這種最終的目的，是灌輸愛國的精神，還是有批判的教育？」
重提中共殺人賣國歷史
台下也有人回顧中共建政以來迫害民眾、出賣國土的不光彩歷史，強調中共是民族的屈辱。維園衝鋒主席「大陸朱」朱韶洪認為不尊重國歌的是中共：「（《義勇軍進行曲》）填詞人田漢就是被中共搞文化大革命迫害死的，這麼慘淡的歷程，中共都不配有國歌。」
民主黨區議員袁海文則提到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賣國：「中共江澤民將1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北方割讓給人，將一些領土十多萬平方公里，割讓給越南人。我想問這些是否民族的屈辱？我們在教書時是否應該全面去看？作為中國人對外這麼『鵪鶉』，對自己人便那麼兇狠，我覺得非常悲哀。」
港人心聲：是強制而非自願尊重

羅先生（25歲）文員
「如行行下要站立，跟住唱。在茶餐廳夜晚6點鐘食食下飯，你突然播國歌，難道要站立嗎？」他不認為有了國歌法會加深愛國情操：「如果你本身對國家是尊重，就算無法律也會尊重它。現在只不過是強制要我去尊重它，而不是我自願去尊重它。」
逼人站立會很困擾

尹先生（29歲）資訊科技業
「識唱國歌不代表尊重國家。它播國歌就播國歌，我不會噓，但也不會刻意站立。如果它真的嚴格執法，一定要人站立會很困擾，忽然播國歌我要站立，我可能趕時間要做其它事。」
社會主義滲透違反《基本法》
大陸《國歌法》共有16項條文，當中第一條開宗明義闡述制定《國歌法》的目的，就包括「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9月曾撰文提出，此目的並不見於《國旗法》之中。又指，《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均規定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基本法》第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張達明強調，人大常委會必須清楚表明，在本港立法時不能將任何涉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目的的內容納入本地的法例，以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召集人、退休教師韓連山認為，中共是借國歌法在港實行其全面管治權的政策，「國歌法中借刑罰恐嚇，要港人愛國。」他強調國歌法在港立法，尤其是在學校強行實施令他特別反感：「要學生愛國不是用一條法律威嚇，滲透愛國主義，這樣是行不通，只會令學生反感及更加反叛。」
他說，中共一直以全面掌握奴役人民的思想治國，「每一個範疇都是用操控、恐嚇及刑罰方式令百姓屈服。」因此，中共一直試圖對港人進行思想教育洗腦，如2012年的國教風波「想透過教育領域洗我們年青人的腦，讓他們盲目愛國。這完全是違反教育的本義。」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認為，中共一直很強調意識形態，尤其是毛時代發動多個運動，直到現在仍不放棄，「希望加強控制，尤其在觀念上，希望改變更多的人認同這個政權。」他說，立國歌法可能會令港人在公開場合表現比較尊重，但卻不是發自內心的，可能會適得其反。
如同希特拉統治
從事社會福利界的20歲市民郭先生認為，不會因為有國歌法就變得愛國：「有些事要強迫就失去本身意義，我覺得尊重是發自內心，如果要用法律限制人做甚麼或不做甚麼，件事好似失去本質。」對於球迷噓國歌，他說即使將有刑罰也無法減少不滿的怨氣：「刑罰我覺得不論甚麼形式或罰多少作用也不大，你可以迫人守法但改變不了內在的。」
從事工程的蔣先生形容聽到國歌要站立，如同希特拉統治：「好似希特拉的極端民族主義，行行下都要停下來站立，離譜些。」
中共滲透遭到全球抵制
《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中提到，「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又指共產黨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並以「洗腦文化」進行統治。
時事評論員夏小強指，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成為了全球僅存的唯一的共產主義大國。近年來，中共利用種種方式向西方國家的紅色滲透，遭到了多個西方國家政府和媒體的警覺與反擊。奉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越加孤立。
比如在美國和加拿大，多所中共開辦的特務機構孔子學院被關閉。特別是今年以來，澳洲和新西蘭發生的事件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澳洲媒體近日紛紛披露澳洲的情報機構正在調查中共滲透澳洲的政治、經濟等領域，並公開點名一些澳洲政要和提供政治捐獻的有中共背景的金主的關係。
在新西蘭，華裔議員楊健被揭隱瞞其12年中共軍方間諜背景，引起朝野震驚，紛紛呼籲重視來自中共的威脅和滲透。
在台灣，早前發生中共背景的「統促黨」在台大學校園毆打學生的濺血事件，使得台灣第一次針對中共滲透台灣展開大規模的掃黑行動。有台灣民眾通過政府平台提議「禁止公開懸掛中共五星旗」，並通過聯署人數門檻，台灣政府機關須在12月22日前回應。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僅僅半年多的時間，也多次就共產主義發表強硬批評。10月6日，他在白宮慶祝「西班牙文化遺產月」的活動中強調，要與古巴和委內瑞拉人民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專制制度。「壓迫古巴人民的失敗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給世界上每個地方帶來悲痛和苦難。共產主義屬於過去，而自由屬於未來。」
夏小強指，多國政府從被中共深度滲透的迷夢中驚醒，並且展開了有力的反擊。這其實也是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遭到抵制、被世界唾棄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這是共產主義行將滅亡的信號。
林怡、蔡雯文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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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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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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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4日 星期六

中國進入「封建」社會


當局此次大動作，儘管超過了人們常說的殺一儆百，甚至被網民們戲稱為想“一網打盡”，然而，大量手機網民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在手機上還弄得更熱鬧了。
         題目本想「叫你封了千千萬，我再建萬萬千」，後來圖省事，乾脆就叫這麼一個題目。
政府封，網民建
         雖然近年他們不停地在刪在封在關，但在手機微信上真正出現「封──建」二字，本人也是在最近才看到。大家調侃，說是這個國家又再次進入「封建」社會，其實更準確點說，應叫再次倒退到「封建」社會。
         現在網民們調侃的「封建」二字，當然不同於它的本意。現在說的這個「封建」，是兩個動詞，一封一建，故網友們在微信上都是用「封──建」來表述。你封你的，我建我的。當真有不知內情的外星人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據說有），還以為這個國家的政府是在與網民玩遊戲呢。
         從手機微信中看到說，幾乎是一夜之間，封了多少多少微信群，又封了多少多少個人的微信號、公眾號。記得中共對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和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期間，總說國民黨搞「白色恐怖」。現在似乎輪到共產黨了（事實上中共在這片土地上搞的白色恐怖也不知超出國民黨多少千倍萬倍）！他們現在這麼搞法，對不少網民而言，大概也會認為技術上遠勝當年的「白色恐怖」吧。
         二十一世紀即使有「白色恐怖」，也不能不與時俱進，否則與ISIS恐怖組織有什麼區別？然而，無數網民正如當時的「革命者」，並沒有被嚇倒，一個群封了，立即換個群名再建一個；一個人的手機微信號封了，同樣，也是馬上再申請一個新的。有上了點年紀或技術差的，甚至早就請人或是得到別人幫助，給他弄了備用的微信號、公眾號，很有點「自有後人來」的意味，故容我也謅幾句：封殺不要緊，只要民主真，封殺群千萬，自有萬千群。
「一網打盡」成徒然
         相反，這個政府，尤其是那獨裁者比我們更恐懼。正如有網友在微信上發帖所講，「你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歷史教訓？不知道試圖以堵住天下悠悠大眾之口只是苟延殘喘之計？當然不是。他們也知道防堵維穩最終必亡於脆裂。但他們騎虎難下，已經回不了頭，只能惶恐驚懼的用盡他們所有能調動的資源。每封一個群每封一個號於我們是成本，於他們更是成本。而我們豪情萬丈，他們恐懼驚惶。所以說，封吧，看他們和人民的較量，誰輸誰贏。」
         當局此次大動作，儘管超過了人們常說的殺一儆百，甚至被網民們戲稱為想「一網打盡」，然而，大量手機網民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在手機上還弄得更熱鬧了。人們在微信上都是相互鼓舞，互相支持、共同堅守。有的帖子讀來讓人大長精神。
         比如有一「網摘」就是這麼說的：
         「一切只是剛剛開始──連續幾天的血雨腥風，封殺了數萬個群，數百萬個個人微信，上萬個公眾號。被封後，沒有誰氣餒抱怨，大家很快投入修復工作，每個人都在默默做自己該做的工作。封號的網友忙著註冊新號，用各種方法找回失聯的網友；群主們則忙著重建新群，拉網友入群；群癱瘓的則忙著轉移難民……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過程會充滿挑戰、風險，甚至還可能要失去自由。但沒誰恐懼退縮，大家都知道，今日的重建和堅守是為了明日免於恐懼的自由，今日的所有犧牲是為了明天我們的後代不再像我們今天這樣受虐。
         「正是由於這種力量，讓我們凝聚在一起，這種力量就是信仰！」
專制統治者不會容忍被忽視
         僅此一網摘，勝過有些「萬言書」。
         官家為何要如此瘋狂，有人是這麼分析的：「為什麼當局連微博和微信上的娛樂賬號都要封？這與自媒體的特點有關。在傳統媒體時代，大多數人關注的議題都是由當局來設置的；當局只需壓制少數人的批評和反對聲音，卻無需擔心喪失議程設置上的主導地位。在社交媒體時代，當局不但要防止人們『批評』自己，而且還要避免人們『忽視』自己。這些具有眾多關注者的娛樂帳號，雖然不關心時政，更不會批評當局，但它們不斷生產公眾關注的內容和熱點話題，從而在事實上搶奪了當局的議程設置權。專制統治者是不會容忍自己被忽視的，更不會容忍他人比自己更有影響力。」
         這很好理解，中國幾十個省的省委機關報以及中共中央機關報即《人民日報》，為什麼還能徵訂得出去，就是利用權力，其目的，就是強迫你要接受他們的灌輸洗腦，要你重視他們的存在，尤其不能忽視他們。
         然而真有作用嗎？估計他們自己都未必相信，強迫徵訂出去的報紙會有多少人真正當作讀物？《南方周末》批香港「法治的惡例」的評論出來後，本人曾作文談了自己的看法，一張報紙不說人話，這張報紙還有何存在意義？一廢品收購者不無痛心地說出一段話：他收廢品時，在許多單位，收到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一些除了公款誰也不會訂閱的報紙，都是成捆成捆的，根本就沒人打開看過的跡象。那位收廢品者不無感慨地說道：既然沒人喜歡看，為何還要發行呢？現在總說環境不好，可紙張都是用樹處理後做成的。
憲法一文不值
         中國人現在就生活在一個「講不通」的社會，因為官方也知道無法與民眾講通，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制定新的什麼規定乃至所謂法律條文，根本不把他們自己制定的憲法放在眼裡。別的不說，就說封群封號關閉網站，哪一個舉動都是違憲的，然而，他們不怕，因為憲法在這個國家一文不值。難怪有人就不無痛恨地說道：現在坐在台上審判別人的那些人，其實都是罪犯。
         約十年前，本人曾作一短文，認為中國今天其實可稱作「封建主義」的最後階段，因為從毛時代到鄧時代以至江、胡時代，沒有感覺到政治怎樣地清明，與封建王朝並沒有本質區別。而今過渡到習時代，更像是又要回到毛時代一般。中共有什麼三個自信四個自信，但凡有一個自信，也不至此。本人在微信中有個帖子：「網民朋友們，大家想開點：他們也是為了生存！只是他們已經到了非瘋狂難以生存的境地！」
         可不是嘛，中共這幾年的瘋狂，不都是為了拖延，不，不都是為了苟延，為了殘喘嗎？我們就多當兩年「吃瓜」的觀眾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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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大陸）畢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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