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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8日 星期三

嘲諷,抵抗專制的喜劇精神──談中國的段子搞笑時代


巴拿馬有巴拿馬運河,河裡水很深。
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產生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來自民間的喜劇性狂歡。幾十年跟著中共「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過什麼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來:「哇哈!原來這條河名叫巴拿馬運河!」
馬克吐溫說:「人類只有一種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藝理論把喜劇精神視為弱者與智者對抗困境的手段。喜劇精神的實質,是對自由平等的嚮往和追求。
在封牆禁言政治高壓的大倒退時代,不少中國人被迫成為精彩的段子手。他們在網絡上機智地運用片言短語,調侃、挖苦、嘲諷、搞笑,給人帶來認識上的頓悟與心領神會的歡愉,這足以證明,趙家政權無法愚弄所有的中國人。

笑話源自「不一致」的偽善
笑話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個「不一致理論」。如果假定的事情與真實情況不一致、出現反常乖謬之時,笑話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樣飛揚起來。
例如,高調反腐的習近平宣揚「打鐵還需自身硬」,並教育手下官員說「要管好你的親戚,不要用權力謀取私利」,而習的姐夫鄧家貴,這次卻被巴拿馬文件揭露在海外隱藏鉅額財富。如此驚人的不一致,導致「姐夫」二字瞬間紅火。曾幾何時,社交媒體裡不知「姐夫」是誰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詩歌才華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誦著:「小時候/巴拿馬是一條寬寬的運河/太平洋在這頭/大西洋在那頭/……而現在/巴拿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姐夫在這頭/小舅子在那頭。」有人展示書法對聯:「只許姐夫離岸,不許百姓入關。」
但是,想跟「中國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卻找不到門路,因為「姐夫」二字業已在網上失蹤,作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了。人們哭泣著到處尋人:「姐夫啊,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防火牆回答: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人們還創造了與姐夫發音相近的英文名稱「Jeff」,來敘說巴拿馬的驚天秘密。
涉及巴拿馬文件的西方權貴名流不是辭職就是道歉,令中國的段子手們「鄙夷不屑」。他們嘲笑冰島總理缺乏「三個自信」,竟然不出動坦克,屁大點事兒一天就投降了。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危機不會刪帖,不會以「嫖娼」和「尋釁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對他的人。
人們嘖嘖稱讚的是:「我們大國領導人展示風範,什麼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曾建議給每個中國公民建「道德檔案」,讓人民「知恥」。這一次,網友們紛紛傳閱她的香港護照影印件,驚歎李公主靚麗的身影,竟然又從瑞士銀行飄向巴拿馬。
由此看來,笑話來源於「不一致」,是由於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表象與本質的不符。趙家人極其無恥的偽善與欺騙,因巴拿馬文件禁網拘人,實際上是一種「封鎖式招供」。

思想耗子鑽洞,公民意識滋長
手持世襲的寶杖,篡奪了權力的趙家人漫天說謊,裝腔作勢,讓世人把他們當作「大大」神明來敬畏歌頌。被軍隊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權貴們毫無顧忌地視人民為無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隻思想的耗子,來自巴拿馬的消息在重重圍困的大牆上鑽出一個小洞來,使沒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談,陷入恐慌之中。
有段子手辛辣地嘲笑說:「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就怕公佈財產,那是黨內最嚴厲的處罰。」「我深刻理解黨媒姓黨的重要性了」「中國政府打虎的結果是,讓自己變大老虎。」
喜劇性的寓言創作也在此時大顯身手。例如,一頭豬認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驢子告訴這頭豬說,爺爺把錢全存在城裡了。見蠢豬還是不以為然,驢子只好歎口氣說:「你知道那錢是怎麼來的嗎?那可是賣豬肉得來的!」
趙家集權是腐敗的成因,他們的政治就是要奪取財富分配權。於是有人用點睛之筆總結說:「一直以為土共那個鐮刀錘子代表農民工人,剛才發現這兩件傢伙的真實含義──鐮刀用來收割民眾創造的財富,錘子用來鎮壓敢反抗的人。」
趙家可以封網抓人,但他們無法逃脫喜劇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也連同喜劇段子一起悄悄滋長,那是人們通往真實與正義的一條迂迴曲折之路。

滑稽表現人的痛苦憤怒與反抗
妙語如珠的詼諧笑話是帶刺的花冠,有著苦澀的餘味。當人們遭受權力政治的踐踏,面對鎮壓的殘酷與當局的謊言,想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想要吐槽的願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五,一夜颶風,中國各地的死磕派律師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脅騷擾。滿懷悲憤的段子手寫道:「建議以後高考招生的時候,法律系和新聞系招生的老師,負責任地在招生簡章上說明:本系優秀人物有坐牢風險,請各位考生在報考之前諮詢家長。」「我媽說: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業了,因為坐成一排泡腳屬於聚眾活動……。」
今年愚人節時,國內的一個廣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們跟對了黨,天天都是愚人節。」執政黨到處展示他們不可理喻的愚昧,這就使傳統的喜劇觀和悲劇觀不再互相排斥。人們既想哭,又想笑,荒誕與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揭示了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東西。
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長期遭遇挫折的中國理想主義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慮與絕望之後,找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笑話,一種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因為忍受了極度的痛苦而發笑,「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弗洛伊德把夢和玩笑都解釋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釋放,以及對自我深淵的窺視。玩笑在這時已經是對社會現實的蔑視、貶斥與反抗。
同樣心懷痛苦的中國人,因為對同一事件發出相同的爽朗笑聲,表現出同樣強烈的關注,於是,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分裂的原子,而獲得了一種命運相關的親切感。在那個被他們稱為「大精神病院」的國家裡,這些社會批評家們真正懂得了罪惡與苦難,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豁達的人生觀,成為自我反省的社會良知。

如孩子扔石子嘲弄干預社會
毫無疑問,喜劇搞笑是帶有一定的顛覆性,是對現實的挑釁。優秀的段子手其實和政論家一樣嚴肅,只是他們的說理方式特殊。他們講笑話,像小孩子一樣向一潭死水似的社會扔石頭,激發出喧囂而戲謔的聲響。
即使在極其嚴苛的歐洲中世紀,被欺壓的底層人民也可以在狂歡節時,盡情嘲諷權貴。這種嘲笑被稱為「曇花一現的自由」。當今中國網絡上的段子,常遭刪貼,即使是曇花一現,段子手們仍樂此不疲。
例如一個段子說:習主席夜半投宿,老嫗問門外是誰,習主席報上他那一長串黨政軍首腦職務。老嫗回答說:「我這住不下這麼多人!」貪權嗜權之人無法被腐朽的體制所約束,但在公眾幽默中往往出乖露醜。
好的笑話大都講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關於兩會的笑話裡,有一個記者問大會主持人:現在市場的糧食與蔬菜農藥殘留物已經嚴重超標,老百姓還有安全的食品嗎?大會發言人沒好氣地回答:「提問也不動動腦子!你以為農藥就是真的嗎?」又如台灣為什麼不禁摩托車的問題,大陸段子手的答案是:「台灣的每一輛摩托車上都坐著一張選票,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限摩。」
喜劇段子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的場景,幾句簡單的對話,就能使怪誕變得驚人的清晰,令人啞然失笑而又痛心無比。這種無比辛辣的搞笑是對荒謬社會的抨擊。人們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痛恨,經過文字修飾,使其攻擊性與娛樂性融合在一起,將憎恨提高到藝術的高度。

幽默,是非暴力策略
當年差利‧卓別林在嘲諷獨裁者等社會醜陋人物時,以原始的方式進行挑釁,拽別人的鬍子,往別人的湯盆扔鼻涕。這些手法,是當今網絡段子手想幹而不能幹的。但後者同樣能嫺熟地使用多種諷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話掀起理智與非理智交鋒的高潮。
一些才華橫溢的段子手充當了先知和預言家的角色。他們在民間社會搜集趣聞笑料,磨礪其鋒芒,創作出很接地氣的犀利段子。表面上來自草根的娛樂文字如同大白話,但卻如弗洛伊德所說:「引起懸念的笑話,讓人們笑五秒鐘之後,再想五秒鐘。」
幽默總是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帶笑的利箭總是準確射向最直接的目標,這一類段子不僅闡釋問題,而且剖析問題,可視為「思想喜劇」。
正因為段子能夠介入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在國際非暴力抵抗運動中,「嘲諷」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策略。這種策略比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有著強大的功能,可以削弱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眾拍案叫絕的手法向專制挑戰。
只會使用暴力手段的趙家人,因為惱羞成怒曾拘留過兩位搞笑漫畫家──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和廣東維權律師葛永喜。但在經過喬裝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趙家人幾乎不知所措。
在中國網絡上遍地風流、令人眼花繚亂的笑話段子,來自人心中的一種高尚的痛苦與絕望,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面對自由喪失的絕境,拒絕麻木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閃閃發光的幽默可以戰勝恐懼。不願呆在黑暗的曠野裡空等戈多,他們以充滿智慧的、具有摧毀力的笑聲,打開黑屋之窗,喚醒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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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央在困境中如何突圍?

習近平的第一次突圍
習近平當政已有三年,這三年,某種意義上,他一直在困境中實現突圍。
他首先突圍的是舊有高層勢力的監政與聽政,江澤民時代,一直有鄧小平監政或聽政,直到鄧小平老去;胡錦濤時代,既有江澤民的首長辦公室置於胡中央的幕後,又有其它常委,擁有不同領域的「總統」權勢,胡因此是一個弱君,胡示人以庸君形象,也被人稱之為耽誤的十年。
所以,習近平的第一波突圍,是突破舊有政治勢力的包圍圈,習上台之後,對曾威脅過自己的政法系周永康予以清除,並對團系的核心人物令計劃予以清除,最為關鍵的,當然是對江澤民時代培養起來的軍中重臣徐才厚、郭伯雄及其勢力的清除。
在這一系列打擊政治異己的過程中,習近平組建了多個領導小組,希望自己的權力意志能夠超然地決策,並得到強力的貫徹執行。江系的力量,團系的力量,還有體制內的權貴結盟,形成無數看不見摸不著的山頭,為了使自己人身與權力安全,習只能徵用自己的老部下、老同學,讓自己信得過的人團聚到自己的中央,成為重要人物或關鍵位置上的把門人。
為了這一決定性的突圍,習近平只能依靠紅二代的力量,甚至要借助文革的一些方式,以確立自己的新威權,其威權甚至一步步正在演變為極權。

突圍過程中產生的畸變
在這一突圍過程中,人們不斷驚呼,第二次文革又要來臨了,我曾撰文說,中國的文革並沒有實質性的結束,因為毛的形象還高懸在天安門城樓,戰無不勝的毛思想萬歲口號,還書寫在中南海南門紅牆上。所謂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只是得到了有限的經濟自由權,政治自由權一直沒有落實。沒有政治自由權的國家,必然一直處於準文革狀態,只是由於市場經濟的成本規律,國家與民眾的逐利本性,使文革發動起來成本巨大,人們如果都共同復活第二次文革,並不能得到實際的利益,所以,文革是因為市場經濟因素,而難以大規模啟動。
有人說現在的文革是二點零版本,這是非常錯誤的判斷,文革的最高境界與形式,是在毛時代,那個時代是真正的二點零版本,就是上下互動,人人主動參與,各人無私奉獻力量。當時的文革代價巨大,但成本極低,官方只是給紅衛兵免費路費,免費吃住,紅衛兵們就四處串連,並將各種權貴力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千隻腳。
我們現在看,極端毛粉在攻擊茅于軾的過程中,也頂多是上街示威(曾發生於河南鄭州),或者擾亂會場秩序,而對任志強的攻擊,也多是網絡言論,或西城區委級別的對任的一定程度的打壓,中共已無法無成本無代價地發動另一次文革。現在的文革只能通過政府暗中資助的方式,讓一些「朝陽群眾」們鼓噪或揭發,更多的時候只能動用警察國保來實施。
高層並不願意看到文革戰火真的蔓延開來,因為一旦蔓延,更多的民怨可能燒向權貴整個階層,那些基層官員,警察、城管、暴富的權貴,而這一切並不是習中央願意看到的、或者希望得到的結果。
習需要的是民粹或毛粉們,以效忠的方式,承認或崇拜習的核心威權地位,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巍然屹立,這樣既可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志,又可以威懾政治對手。

國際上的突圍與被反制
中國軍方或所謂的軍方鷹派人物極力誇張美國及其盟軍的海洋島鏈,認為中國應該不斷增加海上軍力,以抗衡與突破美國對中國海上島鏈,增加海上對抗性,甚至在通過標誌性事件,來顯示中國的強大崛起與軍事實力。
軍中力量與毛左派希望有一個新的毛澤東,讓中國在國防上揚眉吐氣,所以要捨棄鄧小平確立的隱忍戰略,人們看到的始於中國東海的防空識別區,落實於南海的造島,甚至建立機場、設立導彈發射裝置,都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肌肉或牙齒。結果,突圍島鏈是子虛烏有,而引來美國與南海諸國共同對付中國,卻成為現實。
中國意識形態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更加強化反普世價值,侵犯人權事件更為普遍,並不斷突破法治與人倫底線。在人權問題上,中國受到國際社會愈來愈強烈的指責,中國與西方的蜜月期已過,人權問題日益提上日程,中國加入的關貿總協定WTO要兌現的承諾許多不能兌現,特別是美國開始做大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使中國陷入新的國際經濟困境。
習中央此時在軍事上虛擬突圍之時,在經濟上用一帶一路戰略,進行經濟突圍,試圖在過去的第三世界政治圈中,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以投入巨量美元,刺激這些不發達國家經濟,以此輸出中國過剩的產能。但實際效果如何?巨量美元被揮霍成為現實,而它直接或間接給中國經濟帶來多大效益,無從評估。
中共在經濟上與世界接軌已近四十年,但意識形態上不僅不接軌,反而大倒退,反普世價值成為中共最響亮的政治口號。也正因此,習中央面臨國際主流社會的抨擊與指責,而這種指責與攻擊,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對習的不信任,特別是某些領域的制裁與反制。 據媒體報道,前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習近平對內鎮壓、對外冒險挑釁的政策,已經使美中關係陷於暗淡和緊張。他表示,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已經成為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學者的共識。為應對習近平當局將人權侵犯擴張到海外和對美在華記者、學者的嚴重騷擾,洛德建議美國政府採取反制措施:加強對華廣播,有選擇地拒絕中共宣傳部門和傳媒負責人赴美簽證,考慮關閉在美的中共喉舌機構,審查孔子學院。

封閉自我還是突破自我
看齊意識與核心意識的提出,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政治封閉,也是一種政治不自信的表現。毛時代沒有提出以毛為核心,也沒有人提出向毛中央看齊,只有一句: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鄧小平則有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鄧儘管犯過嚴重的罪錯,但畢竟還有政治改革的提議,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兩次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形態。
而習時代,開始明目張膽地提出媒體姓黨,連毛時代開始的媒體頂個人民的帽子,都摘除了,人民養育軍隊,軍隊姓黨,人民養育國家,國家姓黨,媒體應該服務於國家人民,現在也被嚴令姓黨,習中央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有「突破」,就是突破了中共原有的虛偽面紗,直接以強權者霸道形象示人。
我們看到,各地省委書記紛紛表態,要以習近平為核心,顯然,習的核心團隊在將打造習個人威權當成重大國家戰略在做,而保衛習的身體安全,保衛習的個人形象,也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一篇勸諭習下台的信件,也成為重大政治事件,不僅相關網站負責人、編輯、技術人員被失蹤,國外的報道者或披露者,其內地的家人也被拘審。
習正在深陷文革怪圈中,無力自拔。習近平最應該突破的,是毛的意識形態,還有個人崇拜的文革陷阱。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來源轉自:
【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美國)吳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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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林保華:我在文革期間的醒悟


文革,是1966年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起的全方位階級鬥爭。圖為1976年春,上海復旦大學校園的政治標語。(維基百科)
今天是文革爆發50週年。找了20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紀念,這只是文革的一個小小方面。文革對中國社會影響之巨可以寫幾10萬字的論文到現在由文革紅衛兵一代掌權是什麼樣子,人們也看到了。我對文革總的回顧,寫在我的回憶錄之中。
1996年5月1日
我在大學讀的專業是「中共黨史」,但是真正對中共黨史有些認識,還是文革期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了。從這點來說,文革對我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或者說是「壞事變為好事」。

林彪事件後認定毛是奸雄
雖然是學黨史專業,但是真正的機密文件我們還是無法接觸到的,因為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共黨史已按「毛主席革命路線」來編寫,隱惡揚善,讀得越多,中毒越深。因此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自己自然而然「緊跟毛主席幹革命」,一直到以後經過好多事實的教育才走上「和平演變」道路。
文革初期的狂熱,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包括親人被鬥、家裏被抄,幾乎掃地出門,自己都用「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分清主流支流」等來要求自己。而真正開始出現比較大的疑問,是1967年1月27日上海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紅革會)炮打張春橋時,被作為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原來他們號召人們造反,卻不許造他們的反。那不是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嗎?雖然當時我認為毛澤東可能受蒙蔽,但對文化大革的純理想主義認識已經動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墜機身亡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英明偉大」更加不相信了。特別是「批林」過程中公佈的《「571工程」紀要》和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更使我對毛澤東有了好多看法,根本不是甚麼「偉大領袖」,而是精於權術鬥爭的奸雄。
首先,《「571工程」紀要》對形勢的看法我有同感,例如:全國各階層對中共和毛的日益不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紅衛兵受利用等等。特別是揭露毛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的權術,哪裏是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家」,還不是封建主義的統治術? 其次,江青的那封信披露毛在文革初期已對林彪有看法,可是又利用他打劉少奇,並且當他為唯一的「接班人」。這更是印證了《「571工程」紀要》中對毛的權術的揭露。

閱讀2本書看透共產黨本質
這期間,中共對局勢已逐漸失控。我找來了吳唅的《朱元璋傳》來看,對照毛的所作所為,所謂:「理論聯繫實際」,進一步認識毛的本質。這時候,中共也「內部出版」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第3帝國的興亡》和《赫魯曉夫回憶錄》,我因為朋友多,有幸充當「借書掮客」。也就是不認識的雙方由我作中間人相互交換書籍看,交換時因為書籍經過我的手而由我先睹為快,看到了這2本書。我把毛澤東和希特勒對照,除了「種族主義」改為「階級鬥爭」之外,希、毛在好些方面都可以「對號入座」,毛澤東作為獨裁者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確立。而看了《赫魯雪夫回憶錄》,進一步認清共產黨的內部專橫、腐敗,蘇共如此,「以俄為師」中共焉能例外?而赫魯雪夫肯定韓戰是北韓的金日成先發動的,更使我進一步認識中共虛偽的本質並非文革才有,遠至50年代初就是。而「解放前」的國共鬥爭,中共不虛偽嗎?於是,對中國現代史,都要重新評價,不可以用以前學到的東西來認識歷史,認識現實,被顛倒的歷史要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在林彪事件以後,我還是有一點幻想,希望中共可以「批左」,但是不久毛澤東批《人民日報》王若水,使我的幻想很快破滅。加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張春橋等彈冠相慶,並做接班的準備,使我對中共和毛澤東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的統治,走向自由的世界。

痛下決心離開社會主義祖國
在這以前,1961年的大饑荒時期,我媽媽從印尼回中國大陸探親,問我想不想出國。當時我還很「革命」,要同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家裏寄來的食品和外匯可以換來的各種票證還和同事朋友「共產」,豈料後來差一點成為「腐蝕革命幹部」的罪證,因而早早地被踢出高等學府。文革期間在工廠勞動,72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後,中共政策略有鬆動,我媽媽72年、73年夏天都來上海看我,問我出去不出去?我仍相當猶豫,因為對外面世界已相當生疏,而且仍希望中共和毛澤東能糾正「左」的路線。到74年中共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我終於痛下決心離開曾經是我的理想,並為之葬送青春的「社會主義祖國」。這種「決裂」相當痛苦,但也勢在必行。74年夏天老爸從印尼來上海,我正式遞上出國申請書。當時我妻子家裏反對,我妻子則尊重我的選擇,但不答應我帶兒子、女兒出去,因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擔心還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我還是狠下決心,一個人出去。1955年回國時10大件行李,76年出國來香港時,只背了一個小背包孤身上路。只要能離開中共的獨裁統治,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而我的妻子和子女3年後才出來,但是因為她的高知家庭在文革中大受衝擊而得了心臟病,在香港動了手術,10年之後還是過世了。
我來香港後即給報刊寫稿,評論中國大陸的時事。80年代中期,有香港新華社官員問我,有什麼政策還沒有「落實」的?我說:人在香港,並不希罕什麼政策了。文革當中我很幸運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亦受到小衝擊,比別人幸運多了。但我在社會上看得多了,也會思考,並且還有一個曾被扭曲後又恢復正常的良心,我絕對不會認同中共的所作所為,我無法改變它,就只能遠離它。文革30年了,離「結束」也20年,而且雖然鄧小平否定了文革,但實際上文革還沒有結束。中共的好些做法,而是充滿著文革遺風。例如:「講政治」、封鎖資訊、鎮壓不同政見者等。在香港,中共挑起群眾鬥群眾,分化破壞好端端的一個繁榮社會。而我的寫作生涯現在也在被封殺中,只能「見縫插針」和「打擦邊球」,並且被列入「黑名單」……。看來香港如果不補文革的課,香港人就不配和國內同胞「同甘苦、共呼吸」了。

(1996年5月1日)--轉自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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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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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夢酣本性依然


南柯夢快醒本性卻依然。
習氏強勢的風險有體制的緣故
習近平身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多個重要領導小組組長,把李克強撇在一邊,自己主導經濟與改革事務,掌管軍隊改革,又再把劉雲山撇在一邊,親自主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明白無誤地推動「黨天下」,而槍桿子與筆桿子都緊抓在自己手裡。
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浪潮迅猛湧來,而矛頭指向他獨裁的傳聞也越來越多。
顯然,習近平很強勢,但面臨著風險。應該看到的是,其背後有體制的緣故。
在民主國家,無論總統制或議會制,通過選舉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執政,其領袖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在議會和輿論制約下施政。中共則隨意得多,它先是藉口內戰而迴避普選,然後將這一藉口常態化,和平時期也拒絕普選,而毛澤東,先是擔任「聯合政府」國家主席,「聯合政府」消失後他連任了一屆,即由劉少奇接任,他自己專注於黨務和軍務。由此形成了先例,中共最高領袖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到江澤民掌權時,黨權也分散開來,中央常委為保持中共權力而分頭把守黨政各要職,拍馬屁文人譽之為「集體總統制」。
「集體總統」很荒謬,而「總統」,其實在中共體制中已是時隱時現。
中共體制貌似「議會制」,國務院施政,對全國人大負責,然而,中共最高領袖時常會有某種改行「總統制」的傾向。這在毛澤東身上最明顯。他無論是否擔任行政職務,弄權都無所顧忌──發動鳴放、反右,召開中央會議推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直到發動文革,以「抓革命」統率全局,黨政官僚機器可以打碎了再重組,甚至罕見地搬出巴黎公社原則作為理論根據。
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較為特殊,似乎體現為毛「總統」的某種慣性。此後數十年,黨政之間還算相安無事,因為老人政治正在盛行,讓人頭疼。

習近平正仿效毛澤東再作一搏
到習近平掌權,黨魁對「內閣」的寬容已久,而這時,老人影響有所變化,「紅二代」力圖展現政治家姿態,施展其雄心、魄力與才幹。於是,他要突破「接班」格局,也不再任由「集體總統」貽笑全球。習近平及其「總統班底」縱橫捭闔,展現「核心」的姿態,黨政「內閣」皆黯然失色。他要大權獨攬,要作「中興」雄主,壓抑黨內黨外一切異議,氣派的確不小。
或許,表面上像是「議會制」,但政府與全國人大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而它的黨魁看似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其間就不協調,就會有滑向「總統制」的傾向。
眼前的習近平,顯然正仿效毛澤東而再作一搏。
可以看到,暗藏帝王之心的黨魁,很容易表現其「總統」欲望,而局勢不利之時,他們也很容易退回來,把自己搞爛的局面丟給「內閣」去善後。
反之,心懷政治改革之志的政治家,會注意恪守政治文明準則,努力將中共引向民主之途,但在中共體制裡,往往會陷自身於不利境地。
如趙紫陽,他本來寧願擔任總理而做事情,但胡耀邦被逼退,他不得不為大局而改任中共總書記。他嚴守黨政分制,經濟遭遇市場疲軟之際,他在一旁告誡行政當局,注意借鑒西方經濟危機,引導市場清理積弊,卻被當作耳旁風,而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反而被掌管行政「內閣」的李鵬襲擊。
習近平集權,未來他將如何,是否真能駕馭黨國機器有大作為,甚至扭轉乾坤開闢民主憲政之路,有諸多猜測和議論。中共歷史中,像林彪那樣以忠誠於毛澤東示人,卻終於走到否定文革、反對毛澤東的地步,畢竟罕見。習近平現在若是「無為而治」,或許他能「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而他正躊躇滿志,為推動「黨天下」大業幹得起勁,實在看不出他有改弦易轍的心胸。

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
其實,中共黨魁的位置極其微妙,他可以眷戀昔日帝王之風光而行獨裁,可以攫取權力而迫使黨政「內閣」都聽命於他,成為實際的總統,以保持中共的保守本色,也可以運用權力而對中共及國家政權作根本的改造。只是,後者作為雖然開明,但極其罕見。
問題在於,中共「黨專政」或「黨天下」滲透於中國憲法之中,構成了它獨特的「憲政」特色。久居廟堂而毫無獨裁專制意向的人,實在可遇而不可求,因為個人品質往往靠不住,難以抵禦永久執政體制本身固有的強烈的腐蝕性。
黨外無黨,黨內就有奇特現象。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對此就有認識,毛澤東後來對此也有察覺。他發動「文革」,展現出令全世界驚訝的魄力,但他昧於市場化的大趨勢,終究只是他本人凌駕於「一元化領導」的中共之上而「萬萬歲」,中共黨政官僚機器打碎後再重組仍然是一黨專政。
習近平雄心勃勃,獨攬大權還算順利,對市場化規律可能也比毛澤東有更多認識,看上去似乎有超越毛的機會。不過,政治有其規律,而滿腦子中共文化的習近平,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黨外無黨」及「黨內無派」,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他樂見笑臉與歡呼,陶醉於「總統」的感覺,全然不顧批評與嘲諷,未必有創造歷史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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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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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製造出來的「港獨」



中共趕盡殺絕逼人「含淚港獨」。
自九七年至今,政權移交十九年,香港的港獨思潮卻從無到有,變成了年輕一代秘而不宣的潮流;即使不認同獨立,甚至不肯把獨立說出口,絕大多數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再相信「中國好,香港好」,或者中港融合的前景,相信中國與香港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區隔,而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事實把香港年輕人由八九年六四的「愛國民主運動」,轉化到對中國徹底失望的,源頭就是中共近十幾年中國經濟發展所創造出「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更是令情況變得無可挽回:上一代對中國發展的幻想,就是先搞好經濟,人民就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變成中產階級,然後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然而近十年的情況說明,中國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就是經濟發展不會改變人民質素,而人民在飽暖之後,只是思淫慾,卻沒有追求精神上的更進一步或者一個更公義的社會,而只是把暴發戶的嘴臉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對上一代堅持多年的「民主回歸」宣告破滅之後,香港年輕人開始探索未來的種種可能性,無可避免會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政制的改變都被北京完全封殺:由○七○八雙普選,到二○一七年二○二○雙普選,中共全部都悔約,因此年輕人唯一可以憑藉的就是年紀輕,就是要比今日掌權的老人活得更長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年輕一代明知當代老人在有生之年,都不會讓香港擁有真正的民主普選。何況中國人在這樣的政制之下,有能力以至追求理想者,都紛紛移民外逃,因此中國的國民質素根本無法提高。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人認清了問題的源頭就是中國本身;既然在中共統治之下擁有民主不可行,那為甚麼不大膽一點,索性要港獨呢?
這種心態上的落差,就是中年以上的有產階級與年輕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差距。老成持重者,只想保有今日的一切不會失去,而年輕的卻認為,以目前這種敗壞的速度下去,到香港年輕一代當家之時,已經甚麼都不會剩下了。年輕人不認同中國的一切,也沒有老一代的文化情懷,因此從愛國的夢醒來,質問為何必須只有一個中國,而香港則為何必須留在中國?

公民民族主義VS種族主義
事實上對世界各地越多認識,即會認知中國本身就是特例──單一文化、語言的民族國家才是常態;至於所謂「多民族」,最多是三數個民族,說三四種不同的語言,而非所謂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民族。中國所建構的神話──即所謂「中華民族」,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的「多民族」;至於漢字之共同使用,其實只等如西方各國使用羅馬帝國遺下的拉丁文;因此把各地的語言貶為「方言」,只是想透過洗腦,從而達到人口與文化清洗的目標而已。
由蘇格蘭獨立運動等啟發,年輕一代認識到「公民民族主義」,開始明白到民族主義不需要由「種族」所建構,而可以由公民身份去建立。一旦對此醒覺,則反過來認為以往用膚色,甚麼黃皮膚、黑眼睛等去區分是不是「中國人」,早在世界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而理應被放棄。亦因此,由此產生的「港獨思潮」,不止是一種「潮流」,更是一種幾乎不可逆轉的過程。在中國沒有希望、政治完全沒有改革的情況之下,香港年輕一代思變,幻想香港獨立的呼聲只會隨著時間改變而變得更高,這點有如台灣,「中國夢」早已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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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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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文件」對國人的啟示



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核心數字,揭秘全球權貴的隱秘財富。
習近平上台後大權獨攬、四面出擊,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客觀上讓黨內「反習大聯盟」到了呼之欲出的臨界點。這是今年春節以來,大陸政經殘局方寸大亂的一個主要背景因素,也因為中共十九大人事佈局擺上議事日程,令中南海權爭更趨白熱化。
屋漏偏逢連夜雨,巴拿馬文件的核風暴不期而至,素以「打鐵還需自身硬」搶佔反腐道德和輿論制高點的習某人,頓時信用破產,他最看重的權威遭到了四面楚歌式的挑戰。即便把「姐夫」列為敏感詞,全方位封鎖巴拿馬網絡信息,短期內也看不到這種趨勢的改變。
習近平王岐山反腐,曾大張旗鼓的要求國際社會給予合作,巴拿馬文件無疑是送上門的線索,北京的反應卻是葉公好龍,這也讓「中國夢」露出了馬腳。
在中共壟斷性控制的慣性之下,表面上的波瀾不驚,無法掩蓋社會內部的暗潮洶湧──中共逆世界進步潮流而行,變成了黑暗腐敗反文明惡勢力的代表。中國只是趙家人的國,民眾對這種極權專制本質深信不疑的程度,已大大超過了一九四九年政權更替的時候。 中共先是通過革命把私有財產變成公有財產,又通過改革把公有財產變成權貴腰包裡的個人資產。如今權貴們預感到:中國大陸這條千瘡百孔的巨輪,覆滅是遲早的事,巴拿馬文件揭示:富可敵國的權貴們正在把鉅額資產轉移出國──做棄船而逃的準備。
大陸著名記者高瑜的訪談錄,和百歲人瑞李銳的特稿,反映了面對習氏的復辟「夢」、空前的高壓管控,黨內外依然還有追求真相、堅守底線的人在,這就是希望不滅的火種!在美中關係逆轉的同時,美國與古巴關係出現的新變化,不僅將重組國際格局,也可能豐富新一輪世界棋局的想像力,有關文章相信讀者不會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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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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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6日 星期一

喪鐘為黨媒而鳴


佯裝人民政府的狗共索性不裝了變成黨政府,不倒也難四字若隱若現。
兩會之前,習近平親自出馬向媒體喊話:「黨媒姓黨」,要用媒體的「正能量」壓制公眾的發聲。這是在打壓網絡之後,再一次明確強調對媒體的管控。
對於中國政治的概括,最簡扼明要莫過於「黨天下」三個字,天下皆姓黨,遑論媒體?習近平說的也是大實話。不過,中國問題的麻煩恰好就在「黨天下」三個字上。「黨天下」諸多問題之中,黨媒壟斷輿論是中國變革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習近平多次講依憲治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在黨媒壟斷輿論的背景下,「言論自由」不過話一句耳。按理,黨媒壟斷輿論本有違憲之嫌,習近平對此不但沒有依法改正,反倒以「黨媒姓黨」強化壟斷。可見他骨子裡還是一個不講規矩之人,依憲治國不過是夢話而已。前段時期個人崇拜死灰復燃,批普世價值甚囂塵上,據說是有人挖坑陷害這屆班子。當「黨媒姓黨」之說一出,方知挖坑者此人也。繼續壟斷媒體,打壓民間輿論,再現「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的文革場景,於是就有今年的「兩會」氣氛緊張、壓抑沉悶的尷尬場面。

「黨媒姓黨」還原了真相
不過,今天已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後,而非四十年前的文革,毛澤東式的極權暴政已是江河日下。「黨媒姓黨」話音未落,就有了「人民政府還是黨政府,人民媒體還是黨媒體」的任志強之問,如雷貫耳,一下子將執政黨抵到在越權違憲的死角,更是將「趙家人」釘在與人民為敵的恥辱柱上。於是有人勃然大怒,組織媒體大罵任志強反黨,聲稱將開除其黨籍。一時間電閃雷鳴,大有暴風驟雨之勢。幾日後,有文章刊登於中紀委刊物上,間接發表了不同意見,這場圍繞著「黨媒姓黨」的衝突戛然而止,網絡稱之為「十日文革」的小鬧劇。黨內外有良知的人對此驚詫不止,感歎無論如何處置任志強都是政治上作繭自縛的敗筆,也有人怒斥為故意挖坑害主,是一個愚蠢透頂的政治自殺行為。
「黨媒姓黨」引出的不止是場風波,更引出了對黨媒的反思和反彈。聯想到之前的新造神運動,反憲政批普世價值的歪風,人們對「黨媒姓黨」說辭背後的動機有了警惕,進而對言論自由權利有了更深層的認識。
雖說「黨天下」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共始終不忘打著人民的幌子。自一九四九年建政起,國號叫做人民共和國,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報紙叫做人民日報,廣播叫做人民廣播電台,哪裡有過什麼「黨國」、「黨政府」、「黨日報」、「黨廣播」?人民這個幌子豈可輕易放棄?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是懂這個道理的。「黨媒姓黨」則不然,雖說是句大實話,卻把人民這只馬甲剝得乾乾淨淨,於是黨媒就可裸奔於世。「黨媒姓黨」還原了真相,人民如何如何講,群眾怎樣怎樣說的擋箭牌自無需再用。以往對黨媒的種種惡行不光有敢怒不敢言的恐懼,更有糾結於到底是統治集團的意志還是人民群眾的意見。如今真相大白,「黨媒姓黨」,與人民群眾無關。

引發人民對自己媒體的呼喚
自中共建政起,黨媒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也是中共各級機構中最邪惡部分。遠到院系調整、反右運動、文化革命,近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憲政、批普世價值,他們始終扮演著反動勢力的吹鼓手,文明進步的攻擊者。中國當下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很大程度上和黨媒沒有政治倫理的惡意宣傳直接相關。是它們重創了中華文化的價值,扭曲了中華民族的心靈。這個災難性後果,會像幽靈一樣纏繞我們民族幾代人!黨媒有罪於我們民族,是中華復興的死敵,是中華民族的噩夢!
這場由「黨媒姓黨」引發的「十日文革」小鬧劇,是習李新政以來在政治上最拙劣的表演。它不但使人們看到了政治倒退的風險,也引發了人民對自己媒體的呼喚。當我們為人民媒體呼喚抗爭之時,黨媒的喪鐘敲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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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 齊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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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習式治國方寸大亂


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大批判、綁架、連坐無法無天
一本關於習近平情史的八卦書,兩條「妄議」習「重要講話」的微博,一封要求習辭職的「公開信」,竟導致當局方寸大亂,引發了一輪令人瞠目結舌的文革式大批判和一連串無法無天的綁架、「失蹤」、連坐案件。再聯繫到《南方都市報》「媒體姓黨,魂歸大海」和新華社「中國最後領導人」這兩樁新型文字獄事件,不能不讓人們為習近平執政團隊的「治國理政」方式捏一把汗。在所有這些習近平理應表現出寬容大度的地方,他表現出來的只有小肚雞腸、睚眥必報,而且其肆意妄為的任性,為鄧後時代所僅見;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緊張,亦為「六四」事件以來所僅見。
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原本不足掛齒,如果習近平是一個目光遠大、抱負宏偉的幹大事的人,他不應該對這類尋常小事過於敏感,耿耿於懷,以致大發雷霆,大動干戈。大批判、綁架、連坐並不是「治國理政」的好方法,不僅不能消除那本書、那封信、那兩條微博的影響,反而千百倍地放大了它們的影響,恐怕也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只能激起更直接、更激進的反抗,且有全面開罪官僚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三大精英團體,間接幫助「反習大聯盟」形成的巨大政治風險。大批判、綁架、連坐之無法無天的惡劣性質,之損人害己的負面後果,比起那一本書、一封信、兩條微博的事情本身,不知要嚴重多少倍。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查沒查出真相,揪沒揪出後台,嚇沒嚇倒對手,就政治聲望、國際形象以及後七年任期──假如他還有七年任期的話──的黨內外擁戴程度而言,其實習近平已經輸了。
這幾件事情已經使習近平失盡人心,使「一國兩制」受到重創,也幾乎把習當局通過「打虎」運動所建立起來的自信果敢、英察睿斷的正面形象敗壞無遺,讓那些對習存有幻想、以為他集權完成之後將厲行政治改革的人徹底絕望,把習在知識階層、中產階級中獲得的好感全都賠了出去。事到如今,如果習近平仍然要大發雷霆,他的怒火似乎不應該針對桂敏海、任志強或《無界新聞》,倒應該針對那些製造了越境綁架書商案,發動了批判任志強運動,錯抓了賈葭、株連了長平、北風等人無辜親屬的愚蠢的習氏親信們。

政治器量不如溫家寶江澤民
正常國家的正常領導人絕沒有這麼幹的。像奧巴馬、安倍晉三、卡梅倫、默克爾或者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碰到了八卦書、「妄議」、「公開信」這樣的事情,大都不予理睬,不以為意,即使真的戳到了痛處,也至多向選民訴訴苦,向司法討公道,想都不敢想動用政府暴力,去幹綁架、株連、懲治政敵、了結私怨的罪惡勾當。
即使是在中國這樣的非正常國家,習近平前面的那些個中共領導人,也不是人人都敢、或人人都願意像習近平這麼幹。溫家寶訪英在劍橋大學演講時遭到一位德國小夥兒扔鞋「襲擊」,把溫家寶氣得手足無措,語無倫次,竟上綱上線把那隻鞋子擺在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的對立面。但溫回國後感到不妥,立即寫信給英國政府,表明他對年輕人一時衝動之下的冒犯行為並不介意,請求英國法庭從輕發落。溫家寶的名字也曾經被官媒記者寫成了「溫家室」,溫為記者開脫說,這是用五筆字型打字打錯的,他自己也這麼打錯過。溫家寶是官場做秀高手,曾被譏為「影帝」,但溫秀寬厚、秀大度,總比習秀狠毒、秀恐怖好得多了。
江澤民曾親自打電話給央視新聞聯播編輯室,批評他們把他會見的一個外國人的名字搞錯了。江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通過中宣部和央視的領導,而是直接給編輯室打電話,是因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不希望有人為此受處分而影響前程。江澤民與某歌星偷情的八卦書不知出了多少種版本,香港的書商們也都安然無恙,無需「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協助調查」。這些事情都讓習近平相形見絀。
採訪過鄧小平的美國著名記者華萊士曾當面指責江澤民侵犯人權,並毫不客氣稱江為「獨裁者」,若按照習近平執政團隊的處理方式,想必中共有關部門應該封殺華萊士這種「吃飽了飯沒事幹,對中國的事情指手畫腳」的外國人,或許還要切斷華萊士、他所在的媒體、以及他的親戚六眷與中國的一切商務聯繫與文化往來;如果華萊士某個親戚的公司不幸以中國為主要市場,那他就苦不堪言了;要是還不解恨的話,再把國內凡稱讚過華萊士的網絡大V通通請到國保辦公室,讓他們按規定的格式各寫一篇譴責華萊士反華言論的嚴正聲明交給《環球時報》發表……,但是,江澤民並沒有那麼做,相反,江對華萊士的推崇一如既往,視其為傳媒界泰山北斗,認為「他比你們(指香港記者)不知道要高到哪裡去了」,還把華萊士當面斥責並羞辱他的那次火藥味十足的訪談稱作「我和他談笑風生」。而事實上,那是江澤民在媒體面前最丟臉、最窩囊、最尷尬的時刻,也是江最後一次接受西方記者現場直播式的專訪。那次採訪之後,包括江、胡、習在內的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再也沒有勇氣以自由對話的方式,在不預設話題、不規定敏感詞、不預審台詞的前提下接受外媒採訪。
一直以來,人們都把江澤民借華萊士的名氣為自己壯膽,當眾發飈貶低香港記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作態當作笑料,但如今,此事一點兒也不好笑了。對比習近平,對比當下針對陸港兩地具有「反習」傾向的媒體人、出版人的報復性綁架和株連,人們發現,江澤民當年因激動而失態的滑稽表現反而要顯得真實得多,至少是正常得多。在當今世界,動輒對觸犯龍顏的某本書、某封信、某條微博發動圍攻批判,甚或動用黑社會手段綁架嫌疑人、恐嚇當事人、株連親屬、法外施刑的最高統治者,當首推金正恩,第二把交椅大概非習近平莫屬。

攻擊性個人崇拜
對「公開信」的文革專案組式追查方式,對香港書商的越境綁架,對任志強的文革式批判,這些事件絕非自發,絕非偶然,絕不是下屬部門擅自妄為的孤立個案,而是高度相關、「高度一致」的政治行為,是自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迫害。
這些事件透露出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當局亟欲確立「習近平神聖不可侵犯」的新「政治規矩」。具體言之就是:炒誰的緋聞也不能炒習夫婦的緋聞、妄議誰也不能妄議習、要求誰下台也不能要求習下台,如此等等;誰若冒犯了習近平,就有可能遭到「姓黨」媒體群起而攻之,也有可能遭到秘密機關和專政機構無需司法手續、不受國境限制、可以任意株連的嚴厲追查和可怕報復。──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文革時期兩句家喻戶曉的口號,其一為「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是林彪的發明;其二為「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北京紅衛兵的發明。也許習近平和他身邊的親信所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誅」、「討」、「砸」的政治氛圍。
人類歷史上的崇拜現象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勵志性、感召性的,一種是強制性、攻擊性的。前者比如近代基督教對上帝的崇拜、中國人對自己祖宗的崇拜,崇拜者與反對崇拜者相安無事,任何人毋須擔心受到「誅」、「討」、「砸」;後者則意味著將反對崇拜者視為異己或仇敵,意味著不崇拜者不升官,甚至不崇拜者不得食。銅鑼灣事件、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以及南都和新華社的新版「文字獄」事件,都標誌著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正在發生質的轉變,習團隊正試圖從最初的自娛自樂、自吹自擂,升級為文攻武衛、「誓死捍衛」。他們要塑造這樣一種恐怖政治氛圍:習近平是不能碰的,習的至高地位是不容質疑、不容反對的,習是看齊的對象、緊跟的目標,是是非的標準、黨國的化身,反對習就是反黨,反對習就要「拿下」,黨員必遭批判,黨外或遭綁架,即便港台、海外者亦「雖遠必誅」,總之逃不脫無法無天、花樣繁多的政治報復。銅鑼灣事件、公開信事件就是攻擊性個人崇拜的最佳示範。

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攻擊性個人崇拜不是習當局的創舉,而是毛澤東時代的遺存。近兩年多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毛時代曾經盛行、改革初期中共曾「徹底否定」的那些東西正在復活,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所建立的那些東西則正在死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說,「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所以,那個時代流行「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陽同志」的去姓簡稱,現在叫「習近平總書記」、「習主席」已經不過癮,要叫「習大大」才過癮;那個時代包括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的講話,也必須經過政治局批准之後才能在黨內傳達和公開發表,現在習近平的講話一說出口就是「最高指示」,即使是「媒體姓黨」這樣的蠢話也是不容「妄議」的聖旨,自動加入「習總書記系列講話」之列,而所謂「系列講話」似乎已經莫名其妙取得了類似於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同等地位,只供「學習、教育」,不可說三道四。
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不許用……阿諛之詞稱頌無產階級的領導人」、「由於認識錯誤而講錯了話或者寫了有錯誤的文章,不得認為是違反了黨紀而給予處分」、「對於任何黨員提出的批評和意見,……不允許追查所謂動機和背景」、「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株連無辜的家屬和親友」、「黨的領導幹部……不能以為自己講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別人都得服從」,……然而,習近平用十多個「領導小組」架空甚至代替黨中央、國務院;近兩年的官媒上、今年的省級「兩會」上,出現了大量對習近平的阿諛之詞;當局對任志強事件、公開信事件的處理更是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站在了《準則》的對立面。這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由此可見,中共所謂改革開放是何等脆弱。
習近平大講「政治規矩」,四川省長魏宏被立案調查了幾個月,最後查出來倒似乎是個清官,竟以「對黨不忠」的「政治規矩」對其施罰。對比三十五年前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究竟是誰在破壞中共的政治規矩?究竟是誰在復興早已被《準則》所「徹底否定」了的那些東西,已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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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 動向總368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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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是「協助調查」還是「被調查」?


李波「被偷渡」釋放回港後「忽然愛黨」。
銅鑼灣書店涉「非法經營罪」
香港入境事務處三月二十四日早晨接獲深圳出入境機關通知,表示會將李波先生移交港方。下午二時香港入境處人員將他接回香港,在與入境處人員會面時,李波堅拒透露他用什麼方法偷渡離港返大陸。隨即,李波與警方會面也不肯透露是甚麼朋友用什麼方法偷渡到大陸,只重申是自願返內地協助調查書店合夥人桂民海案,事件不涉綁架,要求警方銷案。耐人尋味的是李波返港不到二十四小時,又被「朋友」帶回大陸;二十八日再次露了面,僅僅三幾天更是全家回大陸,彰顯去內地「自由」,不知回香港是否「自由」!
據傳媒報道,相關辦案機關近日透露,桂民海為牟取「非法利益」,指使呂波、林榮基等人,在未取得中國新聞出版部門發行許可的情況下,「以對書籍封面進行偽裝的方式,躲避海關檢查,通過郵寄方式,大肆向境內銷售,並在境內開設專用銀行卡結算境內購書款」,桂民海已「供認不諱」。
報道引述警方稱,二○一四年十月以來,銅鑼灣書店共向內地三百八十名購書人,郵寄書籍四千餘冊,涉及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

李波涉「非法經營罪」「男二號」?
李波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失蹤」後,三個多月來通過警方和親中媒體,發表了很多違反邏輯、背離法律的「自說自話」。「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可以明辨「口供」真偽;釐清李波涉「非法經營罪」案應該承擔的責任,是開啟事實真相之鑰匙。
有人稱香港銅鑼灣書店案是一場「爛劇」,李波不是台下看熱鬧的觀眾,而是粉墨登場的「演員」。李波接受媒體訪問稱,「受書店老闆桂民海指使,向內地銷售未經許可書籍」,已親口承認涉案。李波身為股東及負責人,他理所當然是「非法經營罪」犯罪嫌疑人和「共犯」之一。有人說桂民海與李波涉案角色是「平起平坐」,若桂民海是「爛劇」「男一號」,李波就是「男二號」,涉案要比已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可能判刑的呂波、林榮基、張志平嚴重。犯非法經營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一五年十月,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先後落網,公安對他們全部採取強制措施,唯獨「男二號」李波,因人在香港尚未歸案「逍遙法外」。公安境外緝捕部門為早日結案,緝捕李波歸案勢在必行。
李波應否定罪處刑,涉及國籍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一九九六年五月《國籍法解釋》中,已有言在先:中國同胞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及因英國政府「居英權計劃」而獲得「英國公民身份」,均不承認;他們都還是中國公民。故而,李波若犯「非法經營罪」,需依《刑法》定罪量刑。
去年十一月十日李波給桂民海女兒電郵稱:桂民海可能因政治原因而遭中國特務帶走。媒體報道,李波夫婦相約不再去大陸,並且隨身不帶香港居民回鄉證,以為《基本法》規定「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大陸警方鞭長莫及,不會夠膽破壞「一國兩制」,到香港越境緝捕抓人。殊不知銅鑼灣書店案「通天」,公安境外緝捕工作機構神通廣大得很,公佈於世的二○一五年境外緝捕碩果纍纍,成績輝煌!
李波說回內地是協助調查。究竟李波是「協助調查」還是「被調查」?輿論認為,李波所謂「協助調查」乃自欺欺人之談。
李波若「用自己的方法」回內地,他除了涉非法經營,又涉偷越國境共兩宗罪。依《刑事訴訟法》首先是接受公安機關的訊問、「被調查」。李波需要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如實回答公安提出的問題。接受「被調查」。在交待涉案事實後,才有可能「協助調查」,對桂民海等檢舉揭發。李波自始至終矢口不談必須履行的「被調查」刑事訴訟程序,仿佛他是與兩宗罪無關的局外人,藏頭露尾捉襟見肘,違反事實違反法律。
再從時間論,去年十月中、下旬,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均落入羅網。公安對四名犯罪嫌疑人實施六、七十天的偵查、訊問等刑事訴訟程序,基本上已事實清楚。李波在兩個多月後才到大陸「協助調查」,此時此刻能夠「協助調查」的內容及所起的作用,可謂「多乎哉,不多也」,爭取充當「污點證人」,則關鍵是他檢舉揭發公安尚未掌握桂民海的「罪行」。

自稱「偷渡」乃天方夜譚
李波說用自己的方法偷渡出香港,或說是在朋友的幫助下偷渡回內地。
若真如此,李波來回香港、內地,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必須偷渡香港、大陸;大陸、香港來回共四次。李波先生一介書生,其神通廣大可謂天方夜譚。
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及「在朋友幫助下從香港偷渡回內地」如屬實,且不論香港是否犯法,但按中國法律已構成「偷越國境罪」。《中國刑法》第321條,幫助李波的「朋友」,涉嫌運送他人偷越國境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一定情況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波涉偷越國境罪,也要判刑。
李波又說:巨流公司出事後,我就想偷偷地回內地,盡快解決自己的事情,再偷偷地回香港,不想留下出入境記錄。就算在香港有「朋友」幫李波偷渡出境及偷越國境到內地,難道內地又有另一批「朋友」助李波偷越出內地國境,外加再偷渡回香港!李波把來回四次偷越港境、國境,仿佛是從港區銅鑼灣來回九龍旺角那樣方便。似乎中國國境及港境形同虛設,出出入入都是無人之境!一句「協助調查」,內地司法機關竟會既不依法追究「男二號」李波的「非法經營罪」,也不追究「偷越國境罪」,豈非自認犯下「瀆職罪」?!
排除了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偷越港境、國境後,誠如《環球時報》所說: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所謂「強力部門」和「被調查者」,可與李波事件完全不折不扣「對號入座」。面對香港群情激憤、舉世嘩然,美、英、法等國家在聯合國提出銅鑼灣書店案等質問,「強力部門」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能「放小弟一馬」,因此才出現暫不追究李波「非法經營罪」,演出「爛劇」「捉放曹」,對李波在內地、香港,捉捉放放現象:同時將「被調查」的李波打扮成「協助調查」,為的是對越境綁架、破壞「一國兩制」掩蓋真相。此地無銀三百両,用謊言來掩蓋謊言,用偽造橋段炮製假象來逃避罪責,堵世人悠悠之口。

中聯辦高官畫龍點睛之說
如此這般又給香港律政司出了難題,明知李波離港乃「強力部門」規避法律所為,李波對此是無罪的;然而「強力部門」西洋鏡又不能戳穿,為掩蓋「強力部門」露出的馬腳,只能順水推舟按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偷渡離港情節來定罪處刑,如此香港政府就淪為內地有關部門製造「冤假錯案」的幫兇。然而萬一李波或律師在香港法庭上,面臨坐牢危險而鳴冤叫屈講出真相,怎麼收場!另一可能是香港律政司認同李波偷渡港境,不構成犯罪案例成立!那麼從今以後每位港人都可依樣學樣偷越港境,今後警察追捕偷越港境的黑社會的行動將不再出現。
四月十二日,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說:李波案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無人想見到或再見到這些事件在香港再次發生。實乃畫龍點睛之說。中聯辦高官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間接承認「強力部門」越境抓人;更證實李波不是「協助調查」而是「被調查」!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爭鳴總463期 四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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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 用蠶絲塗層可保鮮草莓7天


美國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天然的保鮮膜,可以使草莓在7天後依然保持新鮮。(VOLKER HARTMANN/AFP/Getty Images)
【記者沙莉/編譯】
剛剛採摘的草莓味道最好。然而,只需要1天它們就會萎縮腐爛。美國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天然的保鮮膜,可以讓這種嬌嫩的水果7天之後還色香不減。生物醫學工程師開發了一種絲素蛋白,無需冷藏就可以將水果保鮮1週以上。
蠶絲是天然的蛋白質纖維,人們早已認識這種堅韌的材料。絲素蛋白還具有其它實用功能,可以保護和穩定材料。塔夫茨大學的Fiorenzo Omenetto在《科學報告》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果。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將新鮮採摘的草莓用1%的絲素蛋白溶液短暫浸泡,形成27至35微米厚的塗層,然後用蒸汽固化塗層。

有塗層處理的草莓和未處理的草莓在7天後對比,處理過的草莓明顯保持新鮮。( Scientific Reports/F. Omenetto)
7天後的結果:未經冷藏處理的草莓外觀已經不如從前,但仍然多汁,縐皺要少很多。Omenetto說:「塗層使氧氣和二氧化碳較難通過草莓」,從而阻止了腐壞的程度。

塗層處理對香蕉的保鮮效果同樣明顯。(Scientific Reports/F. Omenetto)
研究人員也對香蕉進行了試驗。可以看到,絲素蛋白塗層明顯防止香蕉皮變黑,香蕉肉保持更多和新鮮。並且用200克砝碼去壓,絲素蛋白溶液處理過的香蕉依然堅挺。儘管保險效果明顯,目前還不清楚包上絲素蛋白塗層的草莓和香蕉是否會進入市場,因為這樣的處理是否會影響味道還不清楚。
科學家表示:實驗證明,絲纖蛋白是一種有效的水性塗料可以增強易腐食品的新鮮度。水性處理和這種材料的可食性使得該方法很有前途,不需要複雜的化學反應,即可保鮮。

來源轉自:
【2016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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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5日 星期日

小毛病 可能是胰臟癌前兆


胰臟癌(fotolia)
文/記者李熙
胰臟癌是癌症中最致命的一種,早期症狀不明顯,臨床上常因腹部疼痛不易區分又難發現,因此被誤診的機率很高。而且胰臟癌病情的發展非常快,一旦發現都屬中晚期,治療效果差,死亡率也較高,一般患者的5年生存比率低於5%,因此早期防治非常關鍵。 早期的胰臟癌幾乎沒有任何症狀。如果有下列情形,則要提高警覺考慮是否為胰臟癌的可能性。
1 上腹疼痛
早期胰臟癌最常見為上腹部飽脹不適、疼痛,而且是持續的痛,有時「疼痛」會放射至背部。「右上腹疼痛」表示病變可能在胰臟頭部,「左上腹疼痛」表示病變可能在胰臟尾部。
2 黃疸
黃疸是胰臟癌較常見的症狀,可能原因是胰臟的腫瘤壓迫到總膽,或是腫瘤已轉移到肝臟所致。黃疸是作為診斷是否患有胰臟癌的重要依據。
早期胰臟癌症狀還會有明顯的體重減輕,可能與食慾不佳、消化吸收異常有關。如果出現持續性腹瀉或糞便呈灰白色,可能是腫瘤阻塞胰管,無法處理的脂肪由糞便排出,形成的脂肪便。

胰臟癌的關鍵誘因
其實,胰臟癌形成的原因尚不十分清楚,可能與吸菸、飲酒、高脂肪和高蛋白飲食、過量飲用咖啡、環境汙染及遺傳因素有關。近年來的調查報告發現,糖尿病人群中胰臟癌的發病率明顯高於普通人群,而慢性胰臟炎病人發生胰臟癌的比率也明顯較高。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1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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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同時服藥及營養品 致命性或高於癌症


很多人喜歡服用營養補充劑,但如果同時間也在服用藥物,有可能產生副作用,有時致命性比癌症還高,因此如果要同時服用兩者時,最好徵詢醫師的專業意見。(Fotolia)
【記者吳英/編譯】
零售店貨架上的保健食品琳琅滿目,維生素、魚肝油、亞麻籽油等,都是很多人喜歡拿來當做是營養補充劑服用,但如果同時間也在服用藥物,有可能產生副作用,例如某些補充劑如果結合血液稀釋藥物時,可能會引發嚴重的內出血,致命性比癌症還高。因此如果要同時服用兩者時,最好徵詢醫師的專業意見。
《今日美國》4月24日報導,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大學藥學系助理教授卡拓(Dima Qato)表示,全美越來越多的人同時服用營養補充劑及藥物,已成為嚴重的問題。卡拓主導的一項研究顯示,62歲到85歲的老年人,87%至少服用一種以上的處方藥,38%服用至少一種以上的非處方藥,64%至少服用一種以上的補充劑。
研究人員發現最常見的致命性組合是同時服用稀釋血液藥物華法林(warfarin)及補充劑Omega-3魚油,老年人同時服用這2種成分的比例,在5年內增長8倍,由2005 – 2006年的千分之一,到2010 – 2011年增加到千分之八。
研究人員也發現同時服用菸酸補充劑(niacin supplement)及降膽固醇藥物辛伐他汀(simvastatin)的比例高達千分之四,這樣的混用也會增加副作用。
對於這份研究結果,「負責任的營養理事會」(Council Responsible Nutrition, CRN)副總裁安德烈.王(Andrea Wong)在聲明中表示,研究結果顯示,老年人混用補充劑及藥物的比例不高,表示對消費者造成的實際風險不會太高。
雖說如此,卡拓表示研究結果顯現的趨勢讓人不安。她表示,目前僅針對較常見的補充劑及藥物的組合進行研究,還有相當多的組合及其可能的反應,尚是未知數。
芝加哥大學草藥研究唐中心(Tang Center for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主任袁春淑(Chun-Su Yuan,音譯)同意卡拓的看法:「患者必須知道(混用)潛在的不良後果。他們並不知情,以為這些產品都是天然食品,是安全的,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 文章說,混用兩者的後果可能是危及生命,其嚴重性更甚於癌症。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lin Cancer Center, MSKCC)藥劑師和針灸師西蒙.楊(K. Simon Yeung)表示,目前已知有些補充劑會降低某些化療藥物的效果,或加重其副作用,而且還存在其它未知的影響。他說:「癌症患者應該知道這些產品(對藥物的影響),還有很多因為尚未研究,而不知道對癌症藥物的影響。」
所有專家包括補充劑業者,都呼籲患者在同時服用補充劑前,要諮詢醫療保健人員的專業意見,另一方面,醫生也有責任詢問患者是否服用補充劑。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及患者也可以到「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下屬的「國家補充與替代醫學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Health, NCCIH),查詢有關補充劑的信息,MSKCC網站也有提供關於草藥正、負面作用的信息。在此整理部分信息如下。

鈣:
可能的好處:防止骨質流失。可能預防癌症及心臟疾病,不過研究的結果正反不一。
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可能會減少一些藥物的效果,包括治療骨質疏鬆症的雙膦酸鹽(bisphosphonates)和某些抗生素。

大蒜:
可能的好處:可以降低膽固醇和血壓(研究結果也是正反不一)。
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與抗凝血藥物(血液稀釋劑)藥物混合使用,可能增加出血的風險。會降低血糖,所以可能會影響胰島素的用量。
注意:在大多數情況下,草藥用於烹飪不會造成問題,但一些報告顯示,患者大量食用大蒜後,會增加手術後出血的機率。

薑:
可能的好處:研究結果顯示有助於緩解噁心和嘔吐。另一方面,也可能刺激食慾,緩解消化,但這類研究較少。
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與抗凝血藥物一起服用,可能增加出血的風險。可能會影響胰島素的用量。可能減少抗生素環孢素(cyclosporine)的血濃度。

Omega-3脂肪酸(包括魚油):
可能的好處:可能預防心血管疾病(不過,NCCIH表示研究結果正反不一)。可能降低一些癌症和心理健康風險。
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可能增加抗凝血藥的出血風險。可能增加一些類固醇藥物的副作用。

來源轉自:
【2016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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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也有故鄉? 研究:可辨認菌落城市來源


專供細菌生長的平皿(維基百科)
【記者張秉開/編譯】
也許,人可以從一個陌生人的飲食、運動、衣著習慣等方面,判斷其家鄉來自何方。一項研究發現,可以根據細菌菌落的特徵,判斷其來源城市。似乎細菌也有它們的故鄉。
據《探索》4月21日報導,這一微生物學研究結果令科學家驚訝。難道城市有細菌指紋?
北亞利桑那州大學的科學家約翰•凱斯(John Chase)與其合作者花費一年時間,在美國聖地亞哥、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又稱為旗桿市、旗竿鎮)及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等城市的九個辦公室,進行細菌菌落生長、遺傳學與基因組學試驗,並得到出乎意料的結果。
研究者表示,根據菌群特徵來判斷城市的準確率高達85%。研究者說:「我們發現,辦公室的菌群特點表現出城市差異,以至於我們可以準確預測某個細菌樣本是從哪個城市的辦公室採集來的。」而且不管是春夏秋冬,在不同的時間,根據細菌菌群的特徵都可以判斷其來源城市。
研究者想找出造成這種特徵的原因,如地理、房間位置、季節和與人的互動情況等。
研究者對辦公室的設施進行了限定,如相同地毯、天花板和石膏板,並進行其它檢驗,如從那些辦公室工作人員的皮膚、鼻、口等身體部位收集微生物樣品,來比較微生物的遺傳學及基因組學方面的差異情況。
研究結果還說明,在同一個辦公室的細菌菌落不隨著材料不同而改變,但隨著地點的變化而變化。研究者在報告中寫道:「地板樣品中的細菌比天花板或牆壁樣品顯著增多。」
研究者又表示,人皮膚上的細菌最容易被查明來源。但是,研究者未指出細菌菌落可以代表來源城市的確切原因。
該研究發表於美國微生物學會的開放雜誌《Open-access mSystems™》。

來源轉自:
【2016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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