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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8日 星期五

「雷動計劃」救了香港民主派


范國威被鄭家富分票錯失一席之外，以“雷動計劃”為基礎的民主陣營配票計劃，可謂非常成功，然而其幕後功臣香港大學的戴耀廷教授，卻成為了各方紛紛指責的對象。
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結束，民主陣營得到三十席，其中直選十九席，功能組別包括超級區議會的三席，合共得到十一席，除了在新界西配票失敗錯失一席，新界東范國威被鄭家富分票錯失一席之外，以「雷動計劃」為基礎的民主陣營配票計劃，可謂非常成功，然而其幕後功臣香港大學的戴耀廷教授，卻成為了各方紛紛指責的對象。親共陣營的抹黑可以預期，但民主陣營的責難，則是立了功卻要被罵，可謂不合理之極。
對抗保皇陣營的「完美配票」
事實上民主陣營在民調中長期落後，多位現任議員隨時落馬，其「元兇」就是參選名單過多，當中又沒有協調，更無法進行初選所致。在比例代表制之下，一區有多個議席，但每人只有一票，相對於保皇陣營的「完美配票」，民主派缺乏選舉機器則必然大敗；因此別無選擇，民主陣營在此制度下，必須同樣要進行配票，以對抗建制派的選舉機器。
以往多次的立法會選舉，都出現了類似分票不均而令保皇陣營得利的例子，例如二○○四年民主黨為搶救李柱銘，令何秀蘭落選；二○一二年公民黨在新界西把余若薇放到名單第二位，以及港島把陳淑莊放到名單第二位，結果兩個都雙雙出局。這些例子令到民主陣營中人思考，必須研究出一套方案，去應付中共的灌票與配票，以爭取更多的議席。
由於「雷動計劃」與港大民調，多位民主陣營的候選人見民調長期低迷，主動棄選以爭取勝利，但仍然面對配票不均的問題。以港島區為例，由於走年輕路線，民主陣營缺乏一些專業穩重的參選人，令介乎保皇與開明之間的王維基在民調長期高企。如果沒有任何配票計劃，則民主陣營隨時只能達到二比四的結果。在選舉前一日，「雷動計劃」指出現任議員何秀蘭的民望比起「香港眾志」的羅冠聰與民主黨的許智峯為低，只有百分之四，誤差為百分之一，因此建議「棄何」來保兩位年輕人，結果引起工黨等激烈批評，說民調不準確。投票日經過「雷動」與傳媒報道，大批撐民主市民實行棄保，包括連王維基的選民也棄之來保羅冠聰與許智峯，於是羅冠聰得五萬零八百一十八票列第二，許智峯四萬二千四百九十九票列第四，高民望的陳淑莊被拖累，但仍以三萬五千四百零四票列第六尾席，擊敗了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三票排第七的王維基，至於何秀蘭最終只得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六票名列第九，比起王維基仍然差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七票，足證其毫無勝算。如果沒有「雷動計劃」，由於左翼人士多同情何秀蘭，一堆名人最後關頭呼籲投何，則在分散票源之下，令其中一位民主派得票低於王維基落敗，足證此計劃以數據來分析，是民主派當前最需要的選舉工具。
過多提名人及完全衝突的票源
誠然「雷動計劃」在新界西與九龍東，都出現一些爭議之處。在新界西由於眾人過於支持朱凱迪，令朱的得票遠遠超過爭取議席所需，於是一眾民主派都需要票數拯救。爭議的是兩位候選人支持度相約，「雷動計劃」內的選民決定了配票給支持度略低的黃浩銘，而最終投票結果卻是李卓人較高票數；然而比起尾席的保皇派何君堯，李卓人卻仍然差了五千五百票。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那些集中所有票源投朱凱迪的選民，拒絕配票給其他候選人所致。
至於九龍東的問題，則是民調排第六的黃洋達，為多數泛民主派的選民拒絕支持；因此「雷動計劃」不把其納入投票建議，卻選擇了排名第七的「人民力量」譚得志，被人質疑是不公道。
事實上排名第五的不是保皇黨，而是民主陣營的公民黨譚文豪，由於黃洋達支持者與譚得志支持者，其實是水火不容，因此兩者根本沒有可能棄保，再加上排第八的本土派陳澤滔，完全分裂的選票再次令民主派失去了第五席。故此問題本身不在棄保，而在於過多提名人，以及完全衝突的票源。
新界東民主陣營贏出了六席，而「完美配票」有可能得到七席，卻因為突然復出的鄭家富，甚至在選舉日突然違反承諾，拉走三個「新同盟」的區議員叛出，而令范國威落選。由於新界東「二二八」的補選顯示新的勇武本土派將搶去很多選票，范國威本可從超級區議會出選，但在與黨內討論時，鄭家富宣佈不參選，因此留在新界東。然而鄭家富卻在七月突然宣佈復出參選，殺其他民主派參選者一個措手不及，去到選舉最後期，其支持者餘下了百分之二──三時，仍然拒絕棄選，最終令民主陣營付出沉重代價。
「雷動計劃」是有效選舉機器
「雷動計劃」或者仍然有很多缺點，但對於民主派來說，這是一個有效的選舉機器，比起盲目對抗保皇系統的配票，民主派能夠得此新機器，以及須完善此系統，是來屆立法會前必須做好的工作。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動向總373期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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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7日 星期四

被撕裂的西藏



被撕裂的西藏。
七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在警察和政府官員陪同下，一隊以漢人為主的工人到達四川省色達縣喇榮五明佛學院，他們來拆除這座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的僧舍。這是喇榮五明佛學院近年來遇到的第二次強拆，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由中國政府認定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主持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這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象徵著今日藏民族被撕裂的處境。
喇榮五明佛學院是人心的象徵
喇榮五明佛學院是文革以後創辦的藏傳佛教大學。從一九五八年起在藏地展開的所謂「宗教改革運動」到文革，藏區幾乎所有佛教寺院都被摧毀，各大教派的法王都被迫出走境外，留在境內的高僧不是被折磨致死、就是被關押。藏區社會與外界有一個明顯不同的特點，藏文化的文明積累是在遍佈藏區的寺院裡得以保存和傳承的，藏區的村鎮部落以寺院為中心，藏人以僧人為文化精英，摧毀寺院是對藏民族的最大打擊。文革結束後，在「撥亂反正」的大環境下，中共高層對西藏政策有所反省。第十世班禪大師在文革後被釋放，很快就投身到重建寺院振興佛教之中。
一九八○年，寧瑪派高僧晉美彭措堪布在離色達縣城二十公里的山谷裡創建寺院。這個山谷當地叫喇榮溝，於是寺院取名為喇榮五明佛學院。「五明」即藏文化中人文與科學技術的傳統五大學科，涵蓋藏文明上千年的文化積累。喇榮五明佛學院建立之初，追隨晉美彭措來到這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山谷裡的，只有三十來個僧人。
八十年代是各項政策趨於寬鬆的時代。班禪大師支持喇榮五明佛學院，一九八七年親自寫信給色達縣政府，請求批准在該山谷裡建寺。一九九三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為佛學院題寫校名、借著他們的影響力，一九九七年甘孜州宗教局報四川省宗教局同意，正式批准喇榮五明佛學院成立。
喇榮五明佛學院的創建，反映了當代中國，特別是藏區社會對傳統佛教的精神需求，並且由於其良好的修學環境和嚴謹而開放的傳統佛教修學體制，吸引了來自全中國各地有志於學佛的青年男女。學員人數逐漸上升，最高時達到上萬人，包括數千漢人僧尼。 喇榮五明佛學院沒有動用政府的投資，在短短幾年時間裡成為山谷裡有上萬人居住的城鎮，這和西藏傳統的寺院組織形式有關係。以前西藏的大寺院，比如拉薩三大寺，是一種多中心、分散的開放式結構。就像現代大學裡有各個學院，學院下面設系和研究所、教研室一樣，西藏的大寺院就是一所佛教大學，下面以各位高僧和仁波切為核心，設立教學中心，它們都是相對獨立的，自治自立。來學佛的學員，只要找到願意接受自己的上師，有學習的能力，經濟上能夠自立，就能在此學習。也就是說，佛學院的存在和擴大，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對藏政策重新轉向強硬，不容忍喇榮佛學院的自行擴展。二○○一年八月，政府以「治理整頓」為名，強行拆除了喇榮佛學院的兩千多間僧舍，驅逐了幾千學員。面對強拆和驅逐暴力，晉美彭措等高僧號召學員們忍讓，不要和政府的人發生衝突。二○○四年，晉美彭措則在成都圓寂。
喇榮五明佛學院在二○○一年強拆之後，歷經十五年，又發展到了上萬學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現在喇榮五明佛學院再次面臨強拆，政府宣佈以後只能有五千學員，也就是說，僧舍將被強拆掉一半。四川省政府在一篇文章裡給出的理由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加有序、更加美麗、更加安全、更加祥和的清修之地」。
其實，誰都明白，政府自己更明白，這只是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政府不信任有組織的宗教，也不信任藏民族。這是一場鎮壓，出自於中國政府對藏民族的恐懼，對宗教和文明的恐懼。
班禪喇嘛的悲劇性
就在政府帶來的漢族工人強拆喇榮五明佛學院的時候，兩千公里之外，中國政府認定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因此而被一些藏人稱為「漢班禪」）開始主持時輪金剛灌頂法會，這是自從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走以後，西藏半個多世紀來第一次舉行如此重要的法會。
在尋找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問題上，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最終爆發了一次嚴重對峙，各自認定了一個班禪喇嘛靈童。這次對峙的根本原因，在於對轉世本身的認知。達賴喇嘛和藏傳佛教僧俗相信轉世是真實存在的，尋找轉世靈童是一個宗教問題。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根本就不信任何宗教。在一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之後，中共已經把西藏問題看成了對敵鬥爭的問題，他們不打算像尋找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一樣再次和達賴喇嘛合作。
對達賴喇嘛和藏人來說，必須找到和認證一個真正的轉世靈童，這是不可以像政治一樣變通的。否則，達賴喇嘛就不會認證了一個在境內而能被中國政府控制的靈童。而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只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本來就是可操弄的。他們搞了金瓶掣簽卻還要弄虛作假，目的就是不能讓達賴喇嘛認證的靈童被選上，必須選他們比較滿意的黨員家庭的孩子。「漢班禪」就是這樣產生的。 「漢班禪」沒有達賴喇嘛的認可，就得不到藏傳佛教寺院和僧眾的認可。前幾年我還能回國探親的時候，在四省藏區旅行，朝拜了各地幾十坐藏傳佛教寺院，到處都能看到寺院裡供奉的十世班禪大師法相，卻一次也沒有看到「漢班禪」的照片。
根據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傳統，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互為師生。藏傳佛教特別講究從上師得到傳承，每一個儀軌、每一項法脈、每一部經典，都必須從夠資格的上師那裡獲得，學佛修行還必須經過和同學老師的辯論訓練，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各個階段的學位，才能成就一位高僧。而如今各派法王和多數高僧都在境外，所以境內有志學佛的僧侶，不得不千方百計出國進修。「漢班禪」卻沒有這個條件，因為他是沒有自由的。
在西藏近代史上，班禪喇嘛從九世開始，就帶有悲劇性。「漢班禪」從一開始就是個悲劇性人物，這不是他的過錯，由於中國政府的政治操弄，漢藏矛盾有時候集中到了他身上。但是，達賴喇嘛和其他高僧大德從沒有指責過他，我去年採訪達賴喇嘛時，還特地問了尊者，尊者笑言：「希望他好好學佛」。
現在，他在主持時輪金剛法會。與此同時，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的僧舍正在被強拆。這個法會和強拆，卻都是外來民族強加於藏人的，這是藏民族共同的悲劇。不知在日喀則的時輪金剛法會上，人們有沒有為色達喇榮的僧尼們祈福？
來源轉自：
【2016年8月號 動向總372期（美國）李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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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捧「港獨之父」梁振英 藉全國人大系統攪局

【評論文章 漢江泄】
還有不到四個月，便是台灣「二二八事件」的70周年，而假如沒有出大意外的話，屆時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亦進入倒數階段。此時此刻，回顧大半個世紀前的沉痛歷史，並非只是想緬懷過去，而是希望能以史為鑑，令香港不會重蹈台灣的覆轍。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的涉港政策，走強硬路線，配以同樣霸道兼偏聽的梁振英，以及政治立場極左、近乎批鬥式的政治團夥，引發香港社會近四年的民怨暴增，而由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主理的全國人大系統更是最佳的「攪局工具」。
立法會大會原定昨早再安排議員劉小麗宣誓，惟兩名須押後宣誓的「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在民主派議員包圍「保護」下，成功硬闖會議廳。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多次下了要求離開的命令，期間多名民主派議員離開座位高叫口號，會議廳內完全失控，梁君彥最後宣布休會。在流會後，建制及民主派均各有解說，跟上周三流會說的差不多，有趣的是，只是角色易轉；上周建制「玩流會」，事後形容為「正義、團結之舉」；本周，因不滿梁君彥突然改變決定，禁止替游蕙禎及梁頌恆主持宣誓儀式，觸發民主派「以牙還牙」，因人數不夠建制多，他們當然不可以「玩流會」，只能「玩失控」，務求癱瘓議會。我們不希望看見立法會內，兩個陣營不斷互相報復，因不利大局，損香港市民福祉，特別是建制議員，應及早「回頭是岸」，建設香港，不要再被只為「攪局」的利益團夥操控。
為何不先處理違「確認書」聲明呢？
說回立法會今時今日的亂局，其實，只要按照一切程序及法律的軌迹運行，例如政府最初在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開始前兩天才推出的「排獨確認書」，既然當時政府等振振有詞指候選人簽署後，若一旦晉身議會時，發現其言行與「確認書」所承諾的支持「一國兩制」、反對港獨等立場背道而馳，是可以透過法律去解決。那麼，為何律政司不是優先去處理候任立法會議員違反「確認書」內的聲明？而是去大搞禁止宣誓禁令，去搞司法覆核取消資格呢？
梁振英的處事方法，筆者相信地球人是不會明白他的思維，但翻開一頁台灣歷史，或有端倪。
早在今年初由小販問題引發的旺角暴亂，已有論者不無深意地指出，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同樣源於小販問題。時值1947年，台灣在經歷日治半個世紀之後，剛回歸國民政府的統治不久，飽受日本人欺壓的台灣人滿懷希望，以為終於苦盡甘來有好日子過。豈料國民政府委派的行政長官陳儀，不但壟斷政商權力，權傾一時；治台班子更貪污舞弊，無法無天。因此在短短一年多已弄到台灣民不聊生，民怨沖天，台灣人深感生活較日治時期還要差。
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灣省專賣局官員在台北市南京西路街頭，拘控40歲寡婦林江邁販賣私煙，並欲沒收香煙以及她身上所有財物。在衝突之中林婦身受重傷，引致圍觀的公眾群情洶湧，紛紛追打專賣局官員。官員在情急下開槍殺死圍觀市民陳文溪，遂開始引發台北市，以至全台灣的大規模暴亂。
當然，這類官民衝突的不幸事件時有發生，就像今年的旺角暴動之後，香港警方以克制態度迅速將事件降溫，香港市面很快便回復平靜。但當年陳儀為了掩飾自己的過失，並極力向南京的國民政府邀功，遂一面假意與民間人士進行談判，另一方面則暗中調派軍隊武力鎮壓。在1947年3至5月期間，估計死傷民眾人數高達三至四千人。其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就更有數以萬計台灣人無辜被牽連。
值得注意的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其實與台獨完全無關，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台獨的倡議。但陳儀卻以「陰謀叛亂」、「鼓動暴亂」、「台灣獨立」、「陰謀叛國」、「台灣人與共產黨合作」等為由，要求南京方面派兵參與鎮壓，並以此為藉口濫捕濫殺，剷除異己。「二二八」也就成為後來台獨興起的重要原因。能夠在短短數年間令港獨「無中生有」，梁振英的手段和陳儀實不遑多讓。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陳儀在背後暗中差遣情治單位，借助黑道勢力製造混亂，利用流氓焚燒搶掠，來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由國安局保管的機密資料《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直至2001年才全面曝光，證實了數十年來，有關陳儀等人曾於背後嚴密操控事件的傳聞。
倒未知背後操控「青年新政」的「西環」等團團夥夥，藉宣誓事件作為炮製亂局的口實，又能欺瞞香港人到甚麼時候？由此我們大可稱陳儀為「台獨之父」，就正如梁振英是如假包換的「港獨之父」。陳儀早在1950年已被蔣介石槍決，倒未知梁振英的下場又是如何？
一旦進入緊急狀態？
根據《基本法》第14條「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第18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內發生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
大家要緊記這個名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張德江就是全國人大委員長，他如何可以運用這個系統去配合攪局，不言而喻。
由現時至行政長官選舉只有不足五個月。這大概已能充分解釋，為何在立法會仍未正式復會之際，中聯辦及梁振英團夥已急於出動梁頌恆和游蕙禎兩個小混混，將宣誓事件無限放大，務求癱瘓立法會運作。為了充分利用這兩隻安插在立法會作長遠打算的棋子。梁振英甚至不惜赤膊上陣，莫名其妙地進行司法覆核，破壞行政立法的基本合作關係，無非就是政治矛盾不斷升溫，將所有人都綁上挺/反港獨的戰車，把香港推向動亂的邊緣。
隨着梁振英眼見「亂港四人幫」之一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地位岌岌可危，就連「上頭」廖暉和張德江也自身難保，為求力保日漸渺茫的連任機會，趁火打劫、渾水摸魚已漸成其僅有的策略選擇。因為唯有在香港大亂之際，特首選舉便難以在正常的情況下進行；一旦人大常委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選舉就更可能擱置進行。路人皆見的事實是，全香港市民均只會是輸家，唯獨梁振英一人是贏家。
胡國興表態參選 重燃香港希望
走筆至此，欣聞胡國興有意角逐下屆行政長官選舉，此乃近四年來的喜訊，也感謝胡官在群魔亂舞的今天，勇敢地走出來，承擔建設社會的重任。香港人已經給梁振英的管治折騰夠了，現在終於有第一位表明參選特首的人士明志。胡國興是法官出身，他的誠信與持平，甚有口皆碑。在過去多次出任公職，擔任政府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還原事件真相。
筆者觀察到當昨天傳出胡官有意參選的消息後，中產階層及政商界不少人感到開懷一點，因看見香港有點曙光，重燃希望，終於有一位像樣人士願意表態參選特首。不過，出任特首是兩碼子的事，要懂政治，要懂管治，胡官是否適合，要等候他交出的政綱及班底。我們盼望更多有能之士出來，來一場有競爭的特首選舉。
《成報》網站滾動民調 84.4%人不支持梁連任
究竟香港社會有多少人支持梁振英連任，相信不多於一成半。《成報》於今年10月12日展開網站滾動民意調查顯示，截至10月26日晚上10時30止，共有11,624人投票，其中10,088人「不支持」梁振英連任，約佔整體投票人數86.8%；「支持」的則僅有1,536人，約佔13.2%。
不支持理由是撕裂社會
在「不支持」梁振英連任的受訪者中，最多人選擇的理由，是認為他「撕裂社會」（共6,914人，佔59.5%）：其次是「大話精」（共2,092，佔18%）；第三是「工作能力差」（共965人，8.3%）；第四是「家庭是非多」（共117人，佔1%）。
至於「支持」梁振英的理由，排首位就是「作風強硬」（共1,016人，8.7%）；其次是「熟悉內地事務」（共384人，3.3%）；第三及第四位的投票人數一樣，均是68人，0.6%，理由是「能解決房屋問題」及「有遠見」。（註：支持及不支持的理由，所佔的百分比是以總網站投票人數計算）
《成報》網站民調顯示香港社會「支持」梁振英連任者，是約只佔總投票人數的13.2%，即近一成半。本報翻查其他民調，結果也相若。
與其他機構調查結果相若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10月中公布的民調顯示，調查於10月3至6日舉行，訪問逾千名18歲以上香港居民。民調內容針對5名特首熱門候選人，包括梁振英、曾俊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民調結果顯示，曾俊華的支持率最高；特首梁振英支持率只有18%，在5人之中最低，其反對率則達63%，支持淨值為-45個百分點。
港大及中大的民調機構分別接受傳媒委託進行特首選舉民調，兩項結果均顯示，一眾潛在特首候選人當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支持度大幅領先，而現任特首梁振英則居末位或尾二。梁振英取得的支持率僅18%及10.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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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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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暴力和極端狂熱主義


從思想原點來看，中國在共產黨建政和執政的六十五年裡，從來都沒有偏離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對暴力的崇拜和濫用。
「文革」期間的中國和「文革」發動五十年和結束四十年後的當今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還是一脈相承的？
從物質層面和經濟層面，兩個中國的反差對比是巨大的。在政治層面，有的人（包括中共前總理溫家寶）說中國有回復到「文革」的危險，或有的說中國正在回到「文革」。在新近出版的《中國的未來》一書中，美國的沈大偉教授擔憂自二○○九年以來的「鋼化的集權專制主義」有回到「新極權主義」的危險。其實從精神層面，尤其從思想原點來看，中國在共產黨建政和執政的六十五年裡，從來都沒有偏離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對暴力的崇拜和濫用。
暴力就是對他人的傷害。這種傷害一般是指肉體上的，但因為人又是一種精神動物，暴力威脅和恐怖也可以產生同樣的驚恐和痛苦，精神折磨和肉體拷打的差別可能變得模糊。所以，人們也會有「語言暴力」、「強姦心智」一說。
文革：毛的暴力政治達到頂峰
如果暴力會給人帶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為什麼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會使暴力浪漫化、神聖化，並常態化為一種恐怖的治理體系和政治生活方式？他又是如何使得這麼一個反自然常識的行為為眾人所接受？「文革」中毛的暴力政治達到頂峰，上至國家主席、元帥大將，下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這些政治賤民，無不遭殃。用中共官方的結論來說，至少有一億人受到迫害。但「文革」的暴力並非孤立的歷史事件，它只是中共黨史上的最高波峰，在此之前有無數波瀾，此後也有續演，而且我們無法保證中共歷史沒有正在進入新的一輪波峰。
毛澤東有句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林彪也有句名言：「政權即鎮壓之權」。在他們兩人的語境裡，暴力具有獨有的獲得權力、運用權力和維護權力的多項政治功能。在一些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看來，暴力成為最高的或者是最後的權力，但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及其感召的各個思想和意識形態流派中，暴力與權力結合得渾然一體，並能以國家治理形態存在，甚至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持續一個甲子以上的歷史。
我們不難理解，暴力可以成為極強的工具達到短期的功用目的，其急功近利的效力明顯超過非暴力的手段。一個例子是，甘地在印度領導的獨立運動和他留下的政治遺產都是以非暴力為主要特徵的，而印度治理中的低暴力恰好為實行「壓路機推進」模式的中共政治和知識精英所詬病，中共並因此對印度肆行無忌，咄咄逼人。又一個例子是，秉承佛教慈悲和甘地非暴力雙重傳統的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奉行非暴力的「中間道路」，中共甚至不屑一顧。對國人來說最近的例子莫過於宣稱「我沒有敵人」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已被深關大牢達七年之久。
中共暴力泛化於生活各個層面
但暴力終究只是手段，而絕不是人類生活的目的。中共使之泛化於生活各個層面，並成為目的本身，因此政權演變為恐怖的代名詞。做到這一點，中共有下列一些舉措：
（一）高度壟斷暴力。共產黨一手握有「槍桿子」（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另一手握有「刀把子」（維穩隊伍開支甚至超過國防預算），但卻要收繳藏人牧民的獵槍、小孩的彈弓，管制廚房刀具銷售、甚至實行實名購買菜刀，等等。
（二）頻繁以暴力示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閱兵，最高領導借各種由頭，地方官吏也想過把癮。鎮壓運動常態化、戲劇化和娛樂化。大規模槍決和殺人成為領導招待嗜血人民的盛大節日。暴力成為當下中共智囊們樂此不疲的政策選項。從「強拆」、「強遷」到鎮壓維權律師和訪民，從湖北石首到廣東烏坎，從香港到台灣，從西藏到新疆，從「反腐」到反「邪教」，從舉辦奧運到杭州的G20峰會，從東海到南海，從反美國到反日、反越、反韓、反印、反英、反澳，等等，言行舉止無不殺氣騰騰。
（三）神話國家暴力、魔化公民維權。國家暴力的頻繁使用，要麼是為了獨立、解放、主權，要麼是為了和平、穩定、發展；從大局出發，局部和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可以任意犧牲；任何捍衛個人尊嚴、家庭財產、民族宗教、語言和文化習俗的言行，都可以被任意上升為「自由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招致鎮壓。特警、武警、協警和城管都給予了任意處置老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
（四）製造和深化民眾的「原子化」狀態。任何對國家暴力不合作、不支持的公開質疑行為都會成為「被屏蔽」、「被刪帖」、「被喝茶」、「被旅遊」的理由，甚至招致「被黑頭套」、「被失蹤」和「被起訴」。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的「七○九大逮捕」更是撕破了所謂法治社會的遮羞布，國家隨意暴力踐踏國家法制。
（五）在幹部用人體系裡招募和提拔心理變態的施虐狂。中共政治迫害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遭受迫害和清洗的領導人（從鄧小平、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康生、「四人幫」到薄熙來、周永康等）都是積極參與迫害前任領導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生涯始於鎮壓民主牆、軍事入侵越南和「嚴打」，定格於天安門屠殺。江澤民和胡錦濤受到鄧小平的青睞，因為他們像他在北京主持屠殺一樣，在上海和西藏都採取了異常強硬的路線，胡錦濤還頭戴鋼盔，親自參與拉薩的鎮壓。施虐狂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儘管王立軍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參加會議，他也要在重慶行刑時離開會場，打開手機，喜聽刑場上的槍聲。「比狠」、「比更左」成為中共官場的制勝法寶，而心懷仁慈、拒絕屠殺的領導人，例如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都被排擠出局。
人類文明社會的第一塊奠基石
濫施暴力是中共強大的表現嗎？其實不然，它恰恰是中共權力衰落的徵兆。毛澤東的權力衰落在「文革」發動後就不可避免。正如漢娜‧阿倫特在《論暴力》一書中所說，「無能滋生暴力。權力的喪失變成一種用暴力來替代權力的誘惑。」權力是需要服從的，所以，民眾的人數就變得重要。而暴力只需要執行，所以可以不顧到底有多少人反對。所以從政治學的意義上來說，阿倫特認為，「權力和暴力是對立物。暴力可以消滅權力，但暴力不可以製造權力。」
在現代政治社會，暴力存在的唯一合法性是在生命遭到直接威脅情況下的自衛。因為自由構成生命的根本價值和最高意義，暴力也只有在集體自由受到威脅時用來自衛。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的全球性宗教都有一個共識：第一戒律是戒殺。從消極神學的解讀來看，我們無法肯定上帝是誰（非人格化的在空間和時間意義上的終極統一是超乎我們的理解力的）、或要我們做什麼，但我們可以肯定，上帝、神、阿拉或佛陀都立下戒殺的規矩。對每一個人和人類整體的愛，這幾乎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第一塊奠基石，其他所有的宗教、倫理、哲學、社會學、法律、政治學的原理都從此引申而出。無論我們看到的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的衝突（從一戰、二戰到冷戰）或是二十一世紀的宗教文明衝突，其根本分歧就在於選擇的這個原點是博愛還是暴力。
一個問題值得注意：世界史上的意識形態衝突和當下的文明衝突，其實都是建立在西方思想體系和亞伯拉罕一神宗教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源於西方的極端狂熱主義的意識形態。猶太教、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都可追蹤到亞伯拉罕。一神論和善惡二元論成為這些衝突的主要認識論根源。其實，東方思想（尤其以印度為代表）儘管也會認同萬物歸一，但在人類社會層面上奉行的是多神論和中道，所以，狂熱主義的精神根源反而會在西方更盛。「文革」其實不是中國文化的獨特產物，而是中國皇權與西方極端狂熱主義思潮雜交的結果。毛的文革與法國學生的「五月風暴」、美國的「動盪」歲月、歐洲和拉美的「紅色旅」、「毛主義運動」等互動，就很自然了。
中共黨的歷史也揭示出，當中共自認為正確並達到狂熱主義境界時，中共權力的暴力度就增加，人民就遭殃。只有當中共經歷瘋狂、耗盡體力進入短暫反思時（也就是「實事求是」狀態），中共權力運作才會有點理性，人民也可以休養生息。不幸的是，現任領導人又進入到了絕對自信（「四個自信」）的狂熱狀態，中國文革式的滅頂之災愈加成為政治現實。
普通中國人如何選擇？首先，站在博愛的基點上評價所有的政策和走向；其次，接受一點懷疑主義精神，絕不相信任何世俗制度和個人會是「偉光正」，守住非暴力的底線。最後記住，暴力只會滋生更多的暴力，而不會推動社會進步。相反，甘地和達賴喇嘛都認為，「哪裡有非暴力，那裡就有神。」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動向總373期（美國）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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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6日 星期三

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習仲勳與當今維權律師的命運



是在侮辱中國民眾的智力！這不是審判，是。披著法庭外衣的文革批鬥會，審判維權律師彰顯中國打壓人權進入新階段。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中國剛度過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審判」如同一場卡夫卡式的荒誕噩夢，又如奧威爾的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之翻版。昔日優秀的律師、堅定的維權人士，在被告席上面對「煽動顛覆」的指控，一個個認罪、懺悔、譴責他人、讚美並感謝審判他們的官方。
曾是中國政治犯的筆者從未見過這種「人人誹謗自己」的法庭奇景，禁不住淚流滿面。身在廣州的艾曉明教授說，她的「心都虐碎了」。由於這種大肆張揚的「官媒審判」戲目已經多年罕見，海內外一片錯愕憤怒。人們驚呼：「這是一場騙局！是在侮辱中國民眾的智力！」「這不是審判，是披著法庭外衣的文革批鬥會。」「審判維權律師彰顯中國打壓人權進入新階段。」「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深感困惑不安的人們尋找原因，但對這種畸形嚴酷的政治現狀，傳統的政治分析已經不敷使用。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作出這個政治決定，不僅出於自身權力與利益的考量，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還有他本人的病態心理。習仲勳一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難與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兒子掌權的這幾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
難道這些還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有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如同巨大的魔咒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當年習家那個受虐的可憐孩子，長大後變成施虐者，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為此，我們有必要借鑒心理學作為補充，來深入認識習近平時期非同尋常的恐怖政治。
新一輪打壓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至今為止，海內外媒體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學的分析上。對於這場「大國崛起」出現的殘暴的人權鎮壓，有人認為，當局有兩個目的：一是懲罰活動人士，二是利用其來強調習近平的主張。還有人說：審判過程滿足了投射國家權力、把人權倡導者詆毀為敵人的需要。
分析家們的疑問是，為什麼前一屆胡溫政府執政時期，自由派感覺要寬鬆一點，而在習政權治下，卻發生了一個徹底反自由主義的逆轉？專家們將之歸結為執政者的一種恐懼，說是由於當前經濟放緩、內部政治鬥爭激烈，使得習政權擔心，公眾對官員的極端腐敗及濫用職權的憤怒，有朝一日會爆發為得到國外支持的公開反抗。
這樣的政治分析當然有一定道理，既得利益集團確實是為了維護權力不擇手段。但我們還是不能完全肯定，習政權受到的壓力與威脅就真的就比胡溫時期更大，以致他們不得不使用如此可憎的文革手段？
傳統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的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統治者作出的政治決定，一定是對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種理性算計的行為。然而在這場大審判裡，人們沒有看到習政權有什麼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顏無恥的欺詐，瘋狂的倒行逆施。由此引起針對習近平本人的惡評如潮，無論國內國外，他已樹敵眾多。
在習政權的鎮壓中充滿了精神病態的非理性成份，損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有時只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例如，毛澤東早年曾受過知識分子名流的輕視，他掌權後實行的仇視踐踏知識分子的政策，被認為是為了滿足其報復心理。
由此可見，在政治個體研究中，引入心理學作為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與理性有時會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個性心理特質嚴重影響他們的政治決策。
其實，早就有人注意到習近平的心理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評論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習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有人甚至直指：「習近平不是習仲勳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其理由是：習近平曾因其父的「反黨」問題慘遭株連，但他卻不肯清算毛澤東的罪惡，反而對毛的政策情有獨鍾。這就像一九七三年發生在斯德哥爾摩銀行的搶劫案：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了強烈的愛的情感。
受虐孩子為何長大成為施虐者
然而，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人只是出於自我防衛機制，對加害者產生感情並為之辯護而已，他們並不模仿加害者去迫害他人。習近平的症狀比較奇特，身為當年的受害者，他在上台的這幾年卻高舉施害者毛澤東的旗幟，對他不喜歡的人實施毛式政治迫害，製造文革式的恐怖。
幸好有生態學家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認識人類的新角度。在秘魯鵜鶘鳥繁殖棲息地，研究者發現，成年鳥兒去鄰居鳥巢啄咬那裡的雛鳥，而那些沒有被啄死的雛鳥成年後，就像曾向它施虐的成年鳥一樣，殘忍地攻擊其他雛鳥。這種「暴力的怪圈」現象在人類被稱作「虐童」。當然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人類的「虐童」現象遠遠不像野生鵜鶘鳥那樣普遍。
現代心理學家一致承認：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有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因為童年曾遭受過苦難，有些人會終身致力於消除產生苦難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獻身於崇高事業的人權、環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數受過虐待的兒童，由於心理創傷過於深重，長大後變成施虐者。很不幸，習近平就是其中一個。
一九六二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被毛澤東、康生迫害，全家遭株連。當時才九歲的次子習近平成了「黑幫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視、欺凌和折磨。文革中，習近平曾被紅衛兵追趕羞辱，被戴上高帽批鬥，被威脅說要槍斃他。他挨饑受餓，被逼流浪，還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為犯人關押。後來他下鄉在陝西最貧困的窯洞村，被變相勞改了七年。
令這個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個事件，是他在落難時曾被自己的母親告發。據媒體報道，當年習近平被關押時，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讓媽媽給饑餓的他弄點吃的。但他沒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鬥時舉手喊口號打倒他的媽媽，見兒子逃回家不但沒給他東西吃，反而冒著大雨告發兒子去了。絕望的習近平只能痛哭著從家裡逃走，第二天又被抓進少管所。
從心理學角度看，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是「不帶血的心靈殺手」，它的後果幾乎是毀滅性的。精神虐待打擊的是人的生命內核，會扼殺孩子對親人的最後的一點信任感以及自我尊嚴感。遭受過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會人格破碎，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如果沒有及時獲得愛之溫暖撫慰或者專業的心理治療，那麼，這個孩子很可能從此就帶著殘破冷酷的心靈生活。
報復快感獲心理解脫
從那之後，習近平學會隱藏起他對世界的仇恨與報復心理，一味低調賤化自己，原本不討人喜歡的他在鄉下學會了如何「來事」。他貌似忠厚地與群眾打成一片，十次爭取入黨表現政治進步，終於在險惡的環境裡咬著牙活下來。當年，父親習仲勳曾老淚縱橫地對一個叫楊屏的小朋友說：「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二○○○年，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習近平這樣談他對政治的認識：「幾乎不曾有過權力的人，那些一直距離權力很遙遠的人，往往認為這些東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過表面的東西──權力和鮮花，榮耀和掌聲──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際關係。對政治我有更深層的瞭解。」
心理學家一定會從這段話裡認識到：這個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從未痊愈。因為父親平反後重登高位的緣故，習近平在文革後仕途一帆風順。雖然被前妻拋棄，但他後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這一切外在的顯赫的成功都幫不了他，他那在成長階段受到損傷的人格仍然支離破碎。
在共產黨高層權欲熏心、勾心鬥角的世界裡，沒有人教給他愛與自愛、重建人格的課程，他無從獲得有關自我尊嚴、尊重與理解他人的人生智慧。長年積蓄壓抑的痛苦與仇恨無法化解，在大權在握之時，他終於有了機會懲治他人，以尋求報復的快感，獲得自我心理解脫。於是，我們看到這位紅二代出手「高調亮劍」。
十五年前，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曾給「敬愛的爸爸」習仲勳寫過一封拜壽信，其中有這樣感人的句子：「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且要求我也這樣做。我已把你的教誨牢記在心，身體力行。」但對這位曾被生活嚴重欺騙、已不知誠實為何物的兒子來說，父子關係只是他自己所說的「浮躁的人際關係」中的一種。事實上，他在攫取最高權力之後，處處違背父訓，走到「從不整人」的父親習仲勳的反面。
習家在文革所遭迫害今日重演
國際人權組織可以擬出一個長長的名單，證明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公民所實施的各種嚴重的人權侵犯，此人現已被視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整人霸王」。如果我們將習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迫害，與當今「七○九維權律師」所遭受的折磨做一個比較，可以發現二者驚人的相似。
第一，突然襲擊。一九六二年九月，如同晴天霹靂，因為一本叫《劉志丹》的小說，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等人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立案審查長達十六年之久，涉案幾萬人；二○一五年七月，幾百位中國律師、維權人士及其親屬，突然毫無預警地遭到公安當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和刑事拘留。
第二，捏造罪名。一九六三年，習仲勳被毛澤東捏造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點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習仲勳當年出訪東德時，曾用一個雙筒望遠鏡遙望柏林牆，這件事在文革中被指控為「裡通外國」；二○一六年，多位為維護受害者權利的律師和人權人士，毫無根據地被習政權指控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三，公開羞辱。一九六七年，習仲勳多次被造反派揪到群眾集會上去批鬥，要求他交代「反黨罪行」。如前所述，年幼的習近平本人也曾被公開揪出去批鬥過；二○一六年，多位被抓捕的「七○九律師」在電視、微博等媒體公開亮相，低頭認罪。
第四，酷刑折磨。文革中，習仲勳在「拼刺刀會」的批鬥會上，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一隻耳朵被打聾，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二○一六年，多位入獄的律師和人權人士被證實遭受了酷刑，例如謝陽和余文生等律師。當今的酷刑不僅是毒打，還有其他種種變態的折磨方式。據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私下透露，中國審訊官強迫他吃一種中藥，使他頭疼如同爆炸，不交代就不給解藥。
第五，逼人互揭。當年為打倒習仲勳，毛與康生動員了一大批習仲勳的老戰友出面揭發。揭發習仲勳的人中有原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高崗的妻子李力群等人，後來證明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二○一六年「黑色一周」前後，在媒體現身的多位維權律師，被逼公開揭發指責昔日合作的同事與上司，並攻擊曾幫助過他們的組織和個人。在法庭上，他們如同背書一樣背誦各種不實之詞。
第六，株連親屬。當年習仲勳受迫害時，其妻兒都在劫難逃。妻子齊心在幹校被審查七年之久，幾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剝奪上學的權利，被迫下放勞動，大姐習和平不堪迫害自殺而死。習仲勳在關押期間曾有四年不准見妻兒，當他於一九七二年再見到妻兒時，竟然連兩個親生兒子都不認識了。今天，一些「七○九維權律師」在被捕一年多之後，仍然不允許見家屬。他們的案件開庭時，其親屬被禁止旁聽。一些律師的妻子也被迫害，被毆打，被限制人身自由並被切斷經濟來源，甚至連孩子也被禁出國。目前，仍然有律師的妻子帶著年幼的孩子奔走在逃亡途中。
問題在醜惡的政治制度
至此，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已經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文革過去五十年，中國殘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轍，只是再也沒有當年曾拯救過習仲勳的胡耀邦了。
問題不僅在於一個掌權者可怕的心理病態，問題更在於一個權力不被制約的政治制度。這個醜惡的制度無法阻止一個病態的人繼續糟蹋國家、禍害人民，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後制定的「撥亂反正」政策淪為具有反諷意味的笑話。從長遠看，無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滅的命運。但是，如何斬斷眼前這個詛咒之鏈，解除這個巨大的魔咒，是當今中國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責任。
二○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爭鳴總467期 （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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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偉大領袖」四十年祭


沒了誰，地球都照樣轉。
轉眼毛澤東去世四十年了，也不知哪根神經又撩起我想到自從這個專制獨裁的「主席」、「偉大領袖」去世後，我們就沒有了「主席」，沒有了「偉大領袖」。後來的「總設計師」已經算不上，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用說了。總之，毛澤東沒了之後，中華民族的「主席」和「偉大領袖」也就沒了。後來華國鋒想繼續做「偉大領袖」，失敗了；再後來，又有什麼人似乎也想做「偉大領袖」的夢，結果，很快成為「一枕黃粱」，成為笑談。
沒了就沒了；沒了誰，地球都照樣轉。毛澤東沒了之後，中國人民不僅照樣生活，在物質生活上顯然比有偉大領袖的時代還要滋潤些。就人類發展史而言，把一個頭領稱作「偉大領袖」，其實是一個進步了。而在稱「偉大領袖」之前，我們更普遍的稱呼而現在又知道的，大約還是先叫王，後來又改叫皇上，叫萬歲爺，而皇上萬歲爺又稱天子，即天的兒子，是上天派其來治理臣民的，因此，大家都只能匍匐在天子腳下，然後「山呼萬歲」。
在天子時代，普天之下，只有奴隸、奴才。難怪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那篇《中國人民是什麼時候站起來的》發表後，有網友跟帖就這樣說道：「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皇帝一個人站起來了，其他人全趴下喊萬歲。」
這樣說，雖嫌極端，卻也並非誣衊。毛澤東在中國人心裏，除了被稱作「偉大領袖」外，確實也還給人以「王」以「皇上」以「萬歲爺」的感覺。可人類文明總是在不停進步，這樣一來，比天子稱呼要進步得多的「偉大領袖」也落後了。我們尤其看到，凡有「偉大領袖」的國家，人民其實並不幸福，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玩。
「主席」比「元首」更殘忍
二十世紀能稱得上「偉大領袖」的很有幾個，最最著名的非希特拉、斯大林、毛澤東莫屬。曾讀崔衛平教授一篇文章，題為《迷人的謊言》，說的是一位活了很長的女藝術家的「故事」。其中提到有關希特拉的某些細節，讓我有茅塞頓開或曰醍醐灌頂之感。
比如說，納粹分子當時見到希特拉的那個著名的行禮姿勢（估計也就是我們在影視中看到的，兩腿啪的一併，右手胳膊抬起往前一伸，同時整個身子略向前傾），「它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遇到對方、互相問候的意義，而是一種效忠的象徵，是要表明『我是服從的』或者『我是屬於元首的』諸如此類的含義。而且它需要人們一再表明這一點，需要一再公開自己的效忠，讓所有的人得以看見、得以聽見，這同時也在呼喚別人同樣的忠誠。在這種互相展示和賣弄當中，形成那樣一種廣泛的氣氛背景，於其中任何人也別想有別的想法和舉動，不存在一絲一毫的縫隙。因此，僅僅是舉手之間，指向全部納粹統治和鎮壓的體系。」
其實，中國有那麼幾十年，單說在中共高層內，見到「偉大領袖」後雖沒規定一定要有某種行禮，可一個「主席」的稱呼已盡顯效忠了，也更是表明「我是服從的」或者「我是屬於主席的」。讓人悲哀的是，在這一點上，「主席」不僅並不比那個「元首」仁慈，相反還更加殘忍，對那些即使表示效忠也確實效忠的人們沒有放過，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就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這大約也是在他死後其臣子們召開大會討論他對這個國家的禍害時會場裡出現一片「怨聲」，就連像葉劍英這樣的老帥也難掩哀怨，憤怒之情溢於言表說，一個文革，整了一億人，整死兩千萬，浪費八千萬人民幣。
「偉大領袖」＝專制獨裁
不用說，解體前的蘇聯也是有「偉大領袖」的國家。在有「偉大領袖」的七十年里，蘇聯人民吃夠了苦頭。又因斯大林連自然科學家都不放過，以至於有些自然科學家聽到斯大林這個名字都會顫抖。僅就我所看到的荒唐到近乎笑話的蘇聯歷史，包括一些「段子」，就讓人有點不寒而慄，不說也罷。
再者，就是被政府稱作「用鮮血凝成戰鬥友誼」的那個近鄰，至今也還有「偉大領袖」，被中國民間稱作「金三」。然而，也不知那個「偉大領袖」和他已經去世的爹和爺是如何領導的，說起來也獨立大半個世紀了，其人民卻仍要依靠國際上的不斷援助才能勉強活下去。不說也罷。
華盛頓時代，美國開國時，有那麼多可敬的人物都可做「偉大領袖」，但他們不做。他們知道，一有了「偉大領袖」，民主自由也就玩完。所以華盛頓一再要求辭去總統職務，儘早卸下領導國家的重擔，恢復他平民身份。
在美國，做總統，就僅僅是一個職務，總統本人必須這麼看。人民雖然不能隨時罷免他，但有權公開批評他，甚至彈劾他，絕不像我們這種國家，僅僅在互聯網上發一篇要求「總統」辭職的公開信，就有人下令「徹底追查」，弄得雞飛狗走，甚至還牽連不少無辜者。
一個有「偉大領袖」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專制集權的社會。
一個有「偉大領袖」的國家，也一定是一個奴隸乃至奴才之邦。
在今天，如果說我們很多人都確實看到了中國還有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那麼，這希望也正緣於我們終於沒有了「偉大領袖」。而沒有了「偉大領袖」，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我認為，只有一種方法可防止人們自侮，那就是不賦予任何人以無限權威，即不賦予任何人以可誘引他人墮落的最高權力。」
歡呼吧，我的同胞們，「偉大領袖」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且已過去四十年了！
一切企圖復辟者，不管唱著什麼顏色的歌兒，把話說得多麼動聽，也不管他是否願意，甚至表示「絕不」，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曾看過一幅網民截圖，一位被稱作「影后」的女藝人在微博中寫道：
「一個強盛的國家，開放槍枝都不會顛覆，一個虛弱的政體，買把菜刀都需要實名；一個人性的國家，總統會逐一念出遇難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個冰冷的政府，遇難人數出來都是高度秘密；一個自由的國家，記者將內閣大臣追問到滿頭大汗，一個禁錮的體制，官員則告訴記者，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差，就因為一個國家的人民不知皇帝天子為何物，而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卻是在「萬歲」聲中一代一代「陶醉」在貧瘠的幸福感中。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動向總373期（大陸）閔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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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的語言洗腦魔術舉證


看中共對民眾洗腦的歸宿。
覺醒是戒毒一般的艱難過程
退休後，走出體制，轉換角色，解放思想，如蠶咬破繭，蛹變成蝶，深入民間疾苦，提高了情商，博覽加思索，提升了智商，有若戒毒般痛絕，湼槃式覺悟，悟禪般引渡：魯迅說的專制靠暪和騙的兩手，乃發現自己不過是用瞞與騙的磚瓦，效愚公移山式為專制打造謊言大廈。
首次驚醒，是文革中，毛的兩個接班人，一搞死、一炸死。繼之，是文革大廈坍塌於經濟崩潰，再後，是八九「六四」的暴力血洗天安門請願學生，終於垮塌了由偉光正支撐的全部精神支柱。
這之前，周揚的人性異化論，促我思考：所謂的黨性，竟然在荼毒與扼殺人性！韋君宜的《思痛錄》說：「沒想到參加革命，犧牲自己身家性命了，還要出賣自己的良心」兩位前輩的覺悟，再促我反思到：幾十年弄文字於媒體，獲得的所謂專業高級職稱，有文化學術含量麼？真實稱謂應是「政治廣告員」。而詩人邵燕祥兄在信中還自嘲他這少共是「政治童工」呢。
中共語言魔術的鬼打牆
清醒後，想到馬克思曾說：人是用語言思想的。這幾十年來，用紅頭文件著文，便開始以紅色語系思想，文路、理路、思路，盡在那主弦律裡運轉，腦力活動，永遠是用那些紅色語言零件作磚石，在為那謊言王國的大廈，加磚添瓦。就不自覺地陷在那套紅色語系中思維，由語言魔術形成的觀念與立場，不過是塗醜為美飾惡為善的矯揉造作，陳見偏見固化後，就難以走出其暪和騙的魔瘴，脫不出它語言魔術造的鬼打牆，如：「解放」這辭，人們經常說一九四九年：是解放了。並以此劃界，說此前為「解放前」此後為「解放後」若反問自己：你解放了嗎？
吃，在計劃經濟年代，官方規定了數量，每天只准吃幾両。說，在規定的歌功頌德話語裡，不准越雷池一步。想，在固定的模式裡，不允一句一字出格。解放了的人們，不僅有因言獲罪，且有因言割喉與殺頭，捆綁禁錮窒息得越來越緊，緊到文化革命，八億人的思想，要以毛澤東一人思想為準則與聖旨，全民思想被毛語錄二百七十條做的鐵柵囚禁，不許有半點差異，八億人只准說一套毛語言，上商店不先背誦毛語錄，就不賣東西給你，這是解放嗎？
直到今天，人們話語裡，仍說著：解放前、解放後，這便是從身體到思想，全披枷戴鎖了，嘴裡還在說一九四九年他就解放了，這不是很荒誕嗎？荒誕到最近《炎黃春秋》這個刊物，不過說點溫和的話、老實的話，或叫人話，也被暴力奪去他們的說話權，社長杜導正與編委邵燕祥，都是十四歲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的老共產黨人，鬧到一個九十三歲一個八十三歲了，他們少年著文寫詩歡呼的解放，晚年了自己的思想仍被控制、鉗制、壓制，這解放一辭，不是暪和騙的禍害幾代人的罪惡辭嗎？
因此，二十六年前，我就從自己習慣語裡，也從腦庫裡，清洗了「解放」一辭，衝口將說出：「解放前」時，立即改口說：一九四九年以前，以免陷入共黨語言洗腦的陷阱。
走出紅色語系的精神牢籠
再如「舊社會」「新社會」也是人們的習慣口頭語，把支部建在連隊那麼建在基層的專制黨國，稱新社會，將小政府大社會的自治型民國，稱舊社會，這新與舊的顛倒錯置，就把你腦洗了。
試問老毛的全面專政、絕對專制，與老蔣的有限專制與承認憲政，誰新？誰舊？儲安平說的民國的民主，是多和少的問題，共產制下民主，是有和無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吳晗受共黨指派去挽留胡適留在北大，胡回答說：留下來，將會既無自由也缺麵包，到台灣，沒自由還有麵包。到美國，則自由與麵包都有。所以，他去哥倫比亞大學做了圖書館長。
試問，專制社會叫新社會，有民主的社會叫舊社會，現在，他們又改口說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張皮裡包的，不仍然是他們堅持壟斷一切的絕對專制社會嗎？新乎？比皇權社會還舊，皇帝社會，還政統與道統分離分權，共黨的黨國社會，要政統與道統合一，毛澤東做偉大領袖兼導師，就是做君師合一的中世紀帝王兼教主，這是新還是舊呢？豈不荒誕嗎？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有毛粉拿老毛在天安門喊的這話，來為毛表功稱偉。我要問：文革中，不僅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趴下，億萬人民早請示晚匯報，在他神壇前，都跪下。因語言犯了毛諱，被殺被囚被虐者，何止千萬？毛澤東這獨夫，其空前絕後的「偉業」，是用餓死鬥死戰死，整死了八千萬無辜中國人，只他一個專制獨夫站起來了。
中國人真正站起來是二戰中，既助蘇聯在他東部牽制住日本，還阻止著日本從東南亞向印緬擴張。當年，成立聯合國，羅斯福推舉中國為五個常任理事國時，邱吉爾還不贊成，待蔣介石派出兩萬人的五二軍參加諾曼底登陸打先鋒，英勇壯烈，犧牲過半，邱吉爾才信服中國軍人的英勇。同意中國人揚眉吐氣進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是這麼站起來的，這麼進入世界五強，那時共黨躲在敵後，以保安會議決定的：「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大地盤，十分宣傳」，還叫潘漢年去勾結汪精衛與日本共同削弱國軍呢？毛共不只竊國，還竊奪了中國人民站起之名和聯合國之位！
請看，搬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謊言，顯出歷史的真象，可見共黨的偉光正的輝煌，全由謊言堆壘的呵！
可編一本揭穿謊言的辭典
如果將共黨用語言魔術洗腦搜集起來，可編一本揭穿謊言的辭典。他們說消滅地主是反封建，而今天他們的各級書記都變成擁有不同土地數量的大地主。而封建，早在商鞅韓非推行廢分封制改郡縣制，廢井田制改土地巿場交易制時就廢了。民國時的地主，多數是善耕作與經菅土地的農民提升的，非分封的采邑、領地產生，何來封建去反？而今天共黨的權力世襲，倒是貨真價實的封建餘孽了。
共黨土改，分地給貧僱農叫土地回家，後來回到公社書記手上，農民變成農奴。今天，再回到政府手裡，農民以承包制獲得耕種權，又做了政府的佃農，這地主帽子，不該政府自己來戴嗎。反封建、滅地主，不仍是一場大謊言大騙局嗎？
若再將文革中那些激進語言放進現實世界檢驗，又令人瞠目結舌：
當年文革，如火如荼的「興無滅資」結果，連腦裡的資產階級思想都滅了，生長出的新階級叫特權階級，他們佔人口百分之零點一，卻擁有中國財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他們握有黨政軍文權力，打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號，豈只不准滅，說半個「不」字也遭鎮壓。而文革中曾宣佈：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今天工人買斷他工齡，失業流落四方，不是喪失一切嗎。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運動，已變成滿世界掛孔頭賣共肉的孔子學院。要是再以共黨的拉杆子時的打富濟貧對比今天，他們已改成打貧濟富，而老毛吹捧的痞子運動，不是已由當今的五毛運動把那流氓性堅持到底嗎？
共黨用語言進行洗腦魔術，還滲入到唱歌，用《東方紅》把這洪秀全式的鄉村邊緣人（余英時教授語）吹成太陽與救星，他用大躍進餓死三、四千萬人後，還唱：「萬物生長靠太陽」「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使不讀書看報的人，不被文字洗腦，用歌聲，也能把你搞成腦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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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號 動向總372期（大陸）曾伯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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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出招 派前朝官員徐澤來港攪局

【評論文章/文：漢江泄】
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六中全會）正在北京的京西賓館舉行會議，討論「全面從嚴治黨」課題。與會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不忘攪局的機會，借「偽港獨組織」青年新政兩名議員在香港立法會被禁宣誓的風波，不但營造亂局為台前人物撈取連任本錢，還派出江派的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親信、前港澳辦副主任徐澤訪港，昨天借在中聯辦搞《基本法》講座為名，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褒揚梁振英。事實上，梁振英當年「彈起」，也是靠徐澤替他在北京拉人脈關係，支持他當特首。
今天立法會內的一片亂局，筆者早已三番四次直指是「西環」導演的巨製，出盡洪荒之力把建制陣營捲入其中，營造天下大亂，靠梁振英這條「勁草」，才可遏止這情況，爭取連任的本錢。大家可別忘記，青政兩人是由「西環」力量來「供奉」，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在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縱使高調「播獨」，但仍獲參選「入場券」，在梁振英突然推行的「排獨確認書」嚴密措施下，竟然可以離奇地被「放生」入局，甚至成功出選，贏得議席。從青政在議會不加入「非建制陣營」的表現，從「禁宣誓」風波爆發至今的勇武或「港獨」支持者不見蹤影等行徑，已令非建制陣營廣泛生疑。
梁振英僅是「贖罪」 非「領功」
建制陣營在中聯辦指揮下，營造強大的反對力量，今天舉行的立法會預期是亂局一場。在這場風波中，最大的輸家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他本身允許青年新政兩位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再度宣誓，但在建制派揚言發動萬人包圍立法會後，梁君彥昨午公布不准兩人今日再宣誓，押後至法庭就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有裁決為止。梁君彥向政治現實「跪低」（即妥協），自毀僅餘的公信力。
有香港政界分析，今次梁振英入稟法院力阻兩名「青年新政」議員在議事堂「播獨」，是立了大功。筆者倒認為在中央政府眼中，中聯辦和梁振英僅是「贖罪」，而非「領功」，此爛攤子是他們製造出來，自然要收拾，也要有人「埋單」（意指結帳）的。因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梁振英明顯有違國家主席習近平給予的「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的任務。
2015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瀛台會見了來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聽取了他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習近平當時強調，上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習近平指出，當前，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是香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也是特別行政區的主要任務，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社會各界，穩健施政，維護香港社會政治的穩定﹔抓住國家發展進入「十三五」時期的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謀劃長遠發展，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打下堅實基礎。
違習近平核心意識　舉措不忠誠
可是，一年下來，或許可說是過去四年，主理港澳政策的張德江、張曉明及梁振英，並未有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及看齊意識，未有與習近平保持高度一致，不斷抬槓；對核心領導不忠誠。
香港政圈昨天發生一幕可圈可點，是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徐澤突然出現在中聯辦。雖然名義上他是以老資格談基本法問題，但實質上，滲出「挺梁」信息。
約200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昨午出席徐澤的講座，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吳光正、李澤鉅、唐英年、陳永棋，人大代表如譚惠殊、鄭耀棠、葉國謙等。據了解，雖然指今次講座早在兩三星期前已安排，與最近的立法會宣誓風波無關，也沒有人談及特首選舉或選舉委員會選舉，主要由徐澤報告他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的研究，講座由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主持。但究竟是否製造「港獨」鬧劇的一場景呢？值得懷疑，因懂這課題的人相當多，早前，大律師公會訪京團也在北京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及王光亞等會面，也有談及對宣誓事件的看法，而且他們熟悉《基本法》，為何中聯辦不找現任官員及法律學者呢？ 葉國謙會後引述徐澤指出，香港回歸19年來，《基本法》的落實出現問題，所以要全面準確貫徹《基本法》，又提到香港是實行行政主導，不行三權分立，而作為人大政協，有責任就相關問題表達意見。有政協表示，徐澤花了不少時間講述中英談判、《基本法》起草過程，強調香港回歸祖國的精神在於「恢復行使主權」，中央對港既有主權，也有治權，香港社會需要嚴格按照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辦事。
國務院港澳辦多年來一直為江澤民派系盤踞，張德江自製「江核心」，偏愛攪局，唯恐天下不亂。徐澤是他的重臣之一，長期把持港澳政策。現年62歲的他，深獲港澳辦前主任魯平器重，1982年進入港澳辦工作，早於80年代已參與港澳事務工作，由港澳辦可謂「由低做起」，在回歸前已在港澳辦擔任政務司司長，主責港澳政治事務，包括起草及諮詢《基本法》工作，當年的工作關係，與當時的港英政治精英、商界人士及傳媒稔熟。
不過，他在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徐就被調往澳門任中聯辦副主任至今，當時政圈認為，徐名義上平調、實有投閒置散味道。直至2013年「回歸」港澳辦再出任副主任，至2015年4月退休。
梁憑魯平愛將徐澤拉關係
據知情人士向筆者透露，梁振英在北京是沒有「後台」，當年他彈起應歸功於徐澤及中聯辦主任助理陳山玲，親自在北京替梁「拉票」，爭取中央官員支持。
徐澤80年代來港，在仲量行結識山東同鄉梁振英，成為梁振英打聽北京的主要消息來源之一，加上徐澤又跟現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稔熟，故此梁振英2012年參選特首時，徐澤與其好友中聯辦主任助理陳山玲聯手捧起梁振英登上特首寶座。知情人士續指出，當年董建華是力撐唐英年至最後一刻，所以若說是董伯伯向習近平推薦梁振英，相信是美麗的誤會。今天，京城當年有份支持梁振英的高層官員，無不喊呻，慘中「西環寶藥黨」的「騙局」了。梁振英在北京的「後台」，就是這樣子，別想得太神了。
江蘇社團趙友平送大閘蟹入中聯辦
另一方面，在人大政協昨天與徐澤會面期間，中聯辦有不少名車出入，有一幕頗為有趣，中紀委應教育一下人大、政協了。話說，有一輛私家車打開車尾廂，竟然是一盒盒的大閘蟹，每盒都釘上「江蘇社團」的趙友平。在眾多記者面前，中聯辦的工作人員立刻落閘，把這批大閘蟹送走。但在記者鏡頭下，是否有人收禮，就留等中紀委去了解。
「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持紀嚴於法、紀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開展紀律教育，狠抓執紀監督，養成紀律自覺，用紀律管住全體黨員。」習近平這段話明確要求，始終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法律前面。 中聯辦，你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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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6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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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禍」未艾，「紅禍」方興



十年文革浩劫，百年苦語衷腸。
將紅歌唱響全世界
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四十周年，澳大利亞的紅色華人謀劃租用悉尼和墨爾本的市政廳舉行歌頌毛澤東演唱會，引起另一個華人群體「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的抗議。「澳洲價值守護聯盟」每天都有成員到這兩個城市的市政廳前示威，他們張開的橫幅上畫著毛澤東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的頭像。其實澳大利亞那兩個城市的政府官員，未必清楚紅色華人的演唱會到底唱些什麼，要他們弄明白紅色華人開演唱會歌頌毛澤東，就像德國納粹餘孽開演唱會歌頌希特勒、俄國共產黨殘部開演唱會歌頌斯大林一樣，是一件費口舌的事，但抗議的華人終於讓他們明白了。悉尼市政廳取消了與紅色華人的租約，墨爾本紅色華人被迫放棄租約，「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的抗議行動宣告完勝。
在德國、俄國，歌頌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被視為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在中國，歌頌毛澤東卻正時興。紅色華人在澳大利亞舉行歌頌毛澤東演唱會，是年初北京人民大會堂紅歌會的澳大利亞版。四、五年前薄熙來主政重慶時，便把紅歌唱得地動山搖，受到習近平等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大聲讚好，如果不是薄熙來垮台，紅歌早就唱響全中國、唱響澳大利亞了。
在重慶之前，紅歌已從江西唱響。二○○六年，江西衛視舉辦全國紅歌大賽，二○○九年來美國舊金山開設海外賽場。那時，「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聲浪一陣高過一陣。主持舊金山紅歌會的江西衛視負責人說，他們的目標，是從舊金山唱起，將紅歌唱響全世界。
紅歌便是「紅禍」禍端
「將紅歌唱響全世界」如同把鼠疫和愛滋病傳遍全世界。我讀中學的時候，偷看禁書，知道西方人對中國人，有「黃禍」一說。如今又知道，除了「黃禍」，更有「紅禍」。中國向外散佈紅色毒素，侵蝕和威脅西方文明，紅歌便是「紅禍」禍端之一。
西方人對「黃禍」的恐懼，起自於十二、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率領蒙古鐵騎蹂躪歐亞大陸，令人聞風喪膽。如今蒙古鐵騎不復存在，對「黃禍」的恐懼便集中在中國身上。現代人看到的「黃禍」，不過是中國人全世界討人嫌而已，如讓孩子在俄羅斯皇宮地板上小便，在埃及古廟上刻「到此一遊」，大媽們隨處跳廣場舞擾人清靜。但有些情形比這可怕得多，不是討人嫌那麼簡單。我二十多年前讀中國作家王力雄寫的小說《黃禍》，說的是中美俄爆發了核戰爭，把中國打入核冬天，農作物顆粒無收，大饑荒隨即而至，中國政府驅使十數億中國人橫跨太平洋、翻越烏拉爾山，挺進美、歐、澳洲，進佔了所有西方國家，把文明和生態損毀殆盡。成吉思汗鐵騎俱往矣，這才是真正的「黃禍」。二十年前，我受王力雄小說的啟發，為香港報紙寫過一篇中國人蜂擁移居美國，建起了美利堅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中共一黨專政的權貴政治移來北美大陸，美國消亡於中國人之手的故事，這就從「黃禍」說到「紅禍」了。
王力雄寫的是一本政治幻想小說，我也跟著幻想了一番。今日的幻想，往往就是明日的現實，甚至是今日正在發生的事實。我在網上看到前中國駐澳大利亞外交官陳用林先生寫的一篇文章《澳大利亞正在淪為中國的後院》，文章揭示，從二○○四年起，中國把澳洲納入中國「大周邊範疇」，通過澳洲的華人愛國社團、留澳學生和學者聯誼會、孔子學院，以及通過中國國有企業對澳投資，向澳洲進行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的全面滲透。中國駐澳使領館以恐怖威脅和利益引誘兩種手段，控制和驅使幾十萬澳大利亞華人，為中國對澳洲的戰略目標服務。陳用林文章所揭示的事實觸目驚心，同樣的情形在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國也正發生。
一個隱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共啟動了對西方國家的「大外宣」戰略，每年投放百億美元，首要目標是美國。
我二十多年前來美國，感覺真是到了另一個國家，唯有從台灣人辦的報紙瞭解已遠離的中國。十多年前開始情況急速變化。如今的美國華人，可以看到中國衛星同步傳送的央視和各省衛視的電視節目，打開電視機就回到了中國，一家傳送中國衛視的公司廣告說：你可以不用花錢看美國的電視了。美國的中文報紙，幾乎全部被中資控制，報道中國使用的是「我國」這樣的詞彙。中國政府在美國各州辦起了八十多所孔子學院，吸收美國青年學中文、唱京劇《紅燈記》、唱紅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美國許多大學的研究所，接受中國政府的研究經費，向美國政府提供美言中國的研究報告。央視在首都華盛頓設立分台直接製作和播送的節目，央視的英語頻道進入了美國的有線電視網，每天為美國人洗腦。凡有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全美任何城市，可立即召集成千上萬紅色華人去歡迎，舉五星紅旗、穿紅色馬甲，打紅色標語，唱紅色歌曲，營造一片紅色海洋。美國華人近十年來人口增加了一倍，達四百萬之眾，其中大部分是出了國仍然生活在中共恐怖威脅和利益引誘下的紅色華人。他們與海外民運為敵，支持中共的內外政策，包括對內踐踏人權，對外與美國對抗。洛杉磯華人超過一百萬，聖蓋博谷一條山谷大道，數英里滿是中文招牌，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對聖蓋博谷華人實行了有效統治。「大外宣」大見成效，其實美國已經建立起一個隱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豈止是「黃禍」，這當然是「紅禍」。
本世紀以來，每天向西方文明發起挑戰的，是世界上的兩大勢力：ISIS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和中國的共產主義，兩者加起來超過三十億人口。他們都利用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多元文化共存，這些從宗教情懷和人道主義出發的價值觀對他們的接納和包容，向接納和包容者發動攻擊。伊斯蘭極端主義採用的是恐怖屠殺，共產主義採用的是意識形態滲透。
「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粉碎了紅色華人舉行紀念毛澤東演唱會的圖謀，是對「紅禍」的一次回擊。這樣的勝利近幾年來是絕無僅有的，所以尤其珍貴。但是少數海外華人怎麼能阻擋有強大國力支持的中國「紅禍」蔓延呢？而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們，正沉湎於對中國崛起的驚奇與崇拜之中，垂涎於如黑洞般吞噬西方道義與良知的中國龐大市場。如果西方世界不再出現一位如里根、撒切爾夫人那樣的政治領袖，如果西方國家的官員不像悉尼、墨爾本市政府官員那樣接受了關於中國「紅禍」的啟蒙教育猛然醒悟，未來的世界將一定是滿目的悲涼與黯淡。
這就是我要說的「黃禍」未艾，「紅禍」方興。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動向總373期（美國）程　凱】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所有評論非本站立場，有疑似影射幸勿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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