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傅國湧
● 一百年前，大清朝脫軌，沒有大規模流血由新的共和制度取代。就是因為幾種主要政治力量是溫和的。找到了解決政治危機的模式：實行對話和妥協。
辛亥百年，官方的紀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動的意識形態，跳不出翻來覆去的陳詞濫調。說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過是現存權力的又一個消費品而已。消費主義通吃的時代，還有甚麼逃得出被權力消費的命運？
百年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出現在中國，陌生的共和制幾乎一夜之間從天而降，百年來這塊土地是怎麼消費它的？先是以北洋軍閥十五年的方式消費它，接著是國民黨二十二年的一黨專政消費它，當然更是以六十二年來我們正在經歷著的這個時代的方式消費它。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不同的段落，每一個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費方式。一九五七年之前是一段，一九六○年前後是一段，「文革」是一段，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是一段，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一段，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是一段，一九九二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
最美好的是享受追求民主的過程
這一百年的歷史就是這樣消費先輩曾經達成的民主理想。要成為民主社會合格的公民，我們還需錘煉，得來太易的果實我們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來之不易、千難萬險得來的果實，我們才會珍惜，我們才會去呵護它、捍衛它，甚至用我們的生命和熱血來捍衛它。今天，我們要有忍耐之心，這種耐心不僅僅是對個人，對整個民族也是如此。中國人是受得起苦難的民族，我們五千年都過來了，一百年都過來了，六十二年都過來了，我們還怕甚麼？當然不怕了。對我們來說，最美好的也許並不是實現並享受民主自由果實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這個過程。
不久前，有網友問我，「百年前的變法失敗如果說是因為知識精英不靠譜，那今天的精英們有這個能力和見識嗎？」我說，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百年前變法的失敗也好，憲政嘗試與實踐的失敗也好，不能簡單的解釋為「精英的不靠譜」，這樣的解釋是對歷史的簡單化處理，因為歷史本身是很豐富、很複雜的，有很多的線索，並不是單一的線索，這樣的解釋不能真正找到歷史的清晰脈絡。至於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和見識主導新一輪的社會轉型，或者說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轉型，首先要澄清誰是今天中國的精英，這個問題不解釋清楚，就無法回答這個問號。
其實，對精英的概念存在著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誤解，我們往往把那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較高學術地位、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錢或有甚麼頭銜的人看作精英，這是對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來，精英就是具有相當的文化教養，同時願意為這個社會負責任，具備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能力的人。互聯網上有大批這樣的人，他們可能是編輯、教授、作家、律師、記者，可能是廚師、司機、民工。「心靈雞湯」于丹是精英嗎？「共和國脊樑」倪萍是精英嗎？如果按照前一標準，她們肯定都是，她們很有錢、很有名，能不「精英」嗎？
中國負責任的精英已有幾千萬
我給精英做的這個界定，關鍵詞是負責任，願意為這個社會負責任，為未來負責任，而且有能力承擔這個責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認為今天中國的互聯網上，不說年長的人，只說八○、九○後，已經產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標準、學術標準劃分都屬於普通人，但他們符合我所說的幾條標準：獨立思考、獨立行動的能力、願意負責任而且有能力負責任，這樣的人已經很多了，整個中國或許有幾千萬，我認為，今天的這些精英們完全有能力和見識承擔起這個時代變革的重任。
我始終信奉和平轉型，和平轉型需要很多的社會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一個負責任的精英階層，只有大批負責任的精英成長、成熟起來，理性的聲音才有可能主導社會轉型的每個環節，既能防止民粹主義潮流的裹挾，也能抵擋權貴主義的嚴密打壓，在整個社會逐漸培育出一種溫和、節制的氛圍，為未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對話、博弈、妥協創造前提，只有對話才能導向和平的社會變動，否則只能以暴力告終，不管是哪種形式。
一百年前，當大清朝脫軌，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時，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整個民族沒有付出慘烈的代價，而是以相對較小的震盪、較為溫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權更迭，我們可以看到身處歷史巨變中心的幾種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對節制的、溫和的。無論隆裕太后、載灃和袁世凱，還是孫中山，黃興他們，最終他們在那個時代找到了一種解決政治危機的新模式，這套模式就是對話、博弈、妥協。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幾千年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用對話、妥協的方式來解決重大的政治危機，完成改朝換代這樣重大的社會變動，有過血流成河的農民暴動，或宮廷政變，說到底都是暴力決定。儘管隆裕太后、孫中山他們都是被動的，是被歷史的、現實的邏輯推著走的。但是被動導致的妥協，讓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歷史的被動正常，主動是意外
辛亥革命最後不依靠暴力解決問題，而是各方相互對話、相互妥協，許多人對這樣的被動很不過癮，因為不徹底。而我覺得被動往往是正常狀態，主動才是歷史的意外。蔣經國主動開放黨禁，放棄國民黨獨霸政權，讓台灣進入民主社會是主動，主動成分很大，但如果沒有台灣朝野的民主呼聲，前赴後繼的努力，讓蔣經國認識到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終選擇了主動，主動的背後還是有更多的被動（更不要說國際的局勢、美國的影響等等因素）。被動並沒有甚麼不好，在一個幾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會裡，願意放下權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動，也是了不起之舉。 所以我們要感謝他們各方共同的努力與妥協，可以說他們各方都是被動的，但是化被動為主動，中國歷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進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歷史的本來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書，也不能相信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告訴我們的那些簡單結論，我們應該相信經得起質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證明的事實，回到歷史的原點，在那裡面找到百年中國的起點。真實是歷史的生命，在歷史中找到我們的明天，因為昨天是我們的歷史，今天也是我們的歷史，明天也將成為我們的歷史，在歷史當中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未來。中國的歷史不只是某些英雄、偉人或統治者創造的，而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創造的，只有每一個人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獨立判斷的能力，我們才有可能創造出一個屬於我們大多數人的新時代，一個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時代，那個美好的時代在一個不遠的明天，而這些改變是要依靠所有黃皮膚黑頭髮的普通中國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動歷史。
一百年了：上帝在熬煉中國人
八月下旬在北京「藍色港灣」的酷熱中，有讀者問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們還須忍耐多久？這是一個天問，當然不是一個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讀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說，站在二○一一年，我們確實看不到任何和平過渡到一個更美好社會的跡象，從上流社會的舉動看不到，在主流新聞媒體上看不到，似乎一點希望的曙光都沒有，但是我還是願意未來交在上帝手裡，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
有朋友關於《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書評題目就叫《上帝在細節中》，在人的背後有上帝看不見的手，中國經歷的所有這些苦難也許都是上帝在熬煉中國人，這個老大民族經歷了幾千年專制集權的統治，如果沒有一個相當漫長的磨合期，讓它在歷史轉型當中幾經折騰與糾結，一次次的絕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層地獄，而是突然之間把它帶進一個美好的民主社會，中國人可能還沒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們不是曾得到過這樣的民主制度了嗎？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一百年了，民主還是一個未完成的夢想。套用孫文遺囑，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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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大清朝脫軌，沒有大規模流血由新的共和制度取代。就是因為幾種主要政治力量是溫和的。找到了解決政治危機的模式：實行對話和妥協。
辛亥百年，官方的紀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動的意識形態，跳不出翻來覆去的陳詞濫調。說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過是現存權力的又一個消費品而已。消費主義通吃的時代，還有甚麼逃得出被權力消費的命運？
百年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出現在中國，陌生的共和制幾乎一夜之間從天而降，百年來這塊土地是怎麼消費它的？先是以北洋軍閥十五年的方式消費它，接著是國民黨二十二年的一黨專政消費它，當然更是以六十二年來我們正在經歷著的這個時代的方式消費它。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不同的段落，每一個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費方式。一九五七年之前是一段，一九六○年前後是一段，「文革」是一段，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是一段，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一段，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是一段，一九九二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
最美好的是享受追求民主的過程
這一百年的歷史就是這樣消費先輩曾經達成的民主理想。要成為民主社會合格的公民，我們還需錘煉，得來太易的果實我們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來之不易、千難萬險得來的果實，我們才會珍惜，我們才會去呵護它、捍衛它，甚至用我們的生命和熱血來捍衛它。今天，我們要有忍耐之心，這種耐心不僅僅是對個人，對整個民族也是如此。中國人是受得起苦難的民族，我們五千年都過來了，一百年都過來了，六十二年都過來了，我們還怕甚麼？當然不怕了。對我們來說，最美好的也許並不是實現並享受民主自由果實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這個過程。
不久前，有網友問我，「百年前的變法失敗如果說是因為知識精英不靠譜，那今天的精英們有這個能力和見識嗎？」我說，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百年前變法的失敗也好，憲政嘗試與實踐的失敗也好，不能簡單的解釋為「精英的不靠譜」，這樣的解釋是對歷史的簡單化處理，因為歷史本身是很豐富、很複雜的，有很多的線索，並不是單一的線索，這樣的解釋不能真正找到歷史的清晰脈絡。至於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和見識主導新一輪的社會轉型，或者說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轉型，首先要澄清誰是今天中國的精英，這個問題不解釋清楚，就無法回答這個問號。
其實，對精英的概念存在著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誤解，我們往往把那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較高學術地位、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錢或有甚麼頭銜的人看作精英，這是對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來，精英就是具有相當的文化教養，同時願意為這個社會負責任，具備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能力的人。互聯網上有大批這樣的人，他們可能是編輯、教授、作家、律師、記者，可能是廚師、司機、民工。「心靈雞湯」于丹是精英嗎？「共和國脊樑」倪萍是精英嗎？如果按照前一標準，她們肯定都是，她們很有錢、很有名，能不「精英」嗎？
中國負責任的精英已有幾千萬
我給精英做的這個界定，關鍵詞是負責任，願意為這個社會負責任，為未來負責任，而且有能力承擔這個責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認為今天中國的互聯網上，不說年長的人，只說八○、九○後，已經產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標準、學術標準劃分都屬於普通人，但他們符合我所說的幾條標準：獨立思考、獨立行動的能力、願意負責任而且有能力負責任，這樣的人已經很多了，整個中國或許有幾千萬，我認為，今天的這些精英們完全有能力和見識承擔起這個時代變革的重任。
我始終信奉和平轉型，和平轉型需要很多的社會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一個負責任的精英階層，只有大批負責任的精英成長、成熟起來，理性的聲音才有可能主導社會轉型的每個環節，既能防止民粹主義潮流的裹挾，也能抵擋權貴主義的嚴密打壓，在整個社會逐漸培育出一種溫和、節制的氛圍，為未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對話、博弈、妥協創造前提，只有對話才能導向和平的社會變動，否則只能以暴力告終，不管是哪種形式。
一百年前，當大清朝脫軌，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時，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整個民族沒有付出慘烈的代價，而是以相對較小的震盪、較為溫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權更迭，我們可以看到身處歷史巨變中心的幾種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對節制的、溫和的。無論隆裕太后、載灃和袁世凱，還是孫中山，黃興他們，最終他們在那個時代找到了一種解決政治危機的新模式，這套模式就是對話、博弈、妥協。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幾千年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用對話、妥協的方式來解決重大的政治危機，完成改朝換代這樣重大的社會變動，有過血流成河的農民暴動，或宮廷政變，說到底都是暴力決定。儘管隆裕太后、孫中山他們都是被動的，是被歷史的、現實的邏輯推著走的。但是被動導致的妥協，讓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歷史的被動正常，主動是意外
辛亥革命最後不依靠暴力解決問題，而是各方相互對話、相互妥協，許多人對這樣的被動很不過癮，因為不徹底。而我覺得被動往往是正常狀態，主動才是歷史的意外。蔣經國主動開放黨禁，放棄國民黨獨霸政權，讓台灣進入民主社會是主動，主動成分很大，但如果沒有台灣朝野的民主呼聲，前赴後繼的努力，讓蔣經國認識到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終選擇了主動，主動的背後還是有更多的被動（更不要說國際的局勢、美國的影響等等因素）。被動並沒有甚麼不好，在一個幾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會裡，願意放下權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動，也是了不起之舉。 所以我們要感謝他們各方共同的努力與妥協，可以說他們各方都是被動的，但是化被動為主動，中國歷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進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歷史的本來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書，也不能相信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告訴我們的那些簡單結論，我們應該相信經得起質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證明的事實，回到歷史的原點，在那裡面找到百年中國的起點。真實是歷史的生命，在歷史中找到我們的明天，因為昨天是我們的歷史，今天也是我們的歷史，明天也將成為我們的歷史，在歷史當中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未來。中國的歷史不只是某些英雄、偉人或統治者創造的，而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創造的，只有每一個人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獨立判斷的能力，我們才有可能創造出一個屬於我們大多數人的新時代，一個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時代，那個美好的時代在一個不遠的明天，而這些改變是要依靠所有黃皮膚黑頭髮的普通中國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動歷史。
一百年了：上帝在熬煉中國人
八月下旬在北京「藍色港灣」的酷熱中，有讀者問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們還須忍耐多久？這是一個天問，當然不是一個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讀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說，站在二○一一年，我們確實看不到任何和平過渡到一個更美好社會的跡象，從上流社會的舉動看不到，在主流新聞媒體上看不到，似乎一點希望的曙光都沒有，但是我還是願意未來交在上帝手裡，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
有朋友關於《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書評題目就叫《上帝在細節中》，在人的背後有上帝看不見的手，中國經歷的所有這些苦難也許都是上帝在熬煉中國人，這個老大民族經歷了幾千年專制集權的統治，如果沒有一個相當漫長的磨合期，讓它在歷史轉型當中幾經折騰與糾結，一次次的絕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層地獄，而是突然之間把它帶進一個美好的民主社會，中國人可能還沒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們不是曾得到過這樣的民主制度了嗎？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一百年了，民主還是一個未完成的夢想。套用孫文遺囑，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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