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周四報道，Google計劃開發收費電視業務，迎合新世代網上娛樂生活模式。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Google可能引入有線電視方式的節目，同時為密蘇里州堪薩斯市（Kansas City）的高速網路計畫加入電話服務。據稱Google已和多間主要電視公司討論有關計劃，但初步未達成任何協議。
法新社
記者：蔡元貴、翁煜雄、張嘉雯
日本核危機已擴散至海洋，當局發現福島核電廠附近海水被輻射污染，放射物質濃度超標 17 至 127 倍。日本政府將會評估污染對海產的影響，世界衛生組織警告，即使小量輻射也足以對海鮮安全構成潛在危害。本港專家也擔心，進食含過量輻射的食物，會增加患癌風險，港府應加強抽驗海產。
搶救福島核電廠之戰進入第 11天，輻射洩漏危機尚未解除，更浮現另一場潛在災難。東京電力公司進行的化驗結果顯示，福島核電站附近的海水樣本含有多種放射物質，其中可導致前列腺癌的碘-131超標 127倍，另一種致癌物銫 -134 則超標 17 至 25 倍，樣本還發現小量鈷 -58，同樣可以致癌。
小量已足夠構成危害
日本餐廳總廚老偉波指，希望引入輻射測試儀增加食客對日本海鮮信心。(黃耀興攝)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海水污染可能是搶救人員注水冷卻核電站反應堆時，把夾帶輻射物質的水流入大海。日本漁民人心惶惶，擔心輻射污染造成海洋生態災難，嚴重打擊日本漁業。日本是全球第二大漁產消耗國，每年食用 900 萬公噸，僅次於中國。本港漁民沒有前往日本海域捕魚，但日本海產在香港甚受歡迎。
好消息是，昨日在核電廠排水口附近收集的水辦，輻射濃度較前日為低；壞消息是，海水污染範圍有擴大迹象。遠至福島核電站以南 16公里外的樣本，也驗出超標 16.5 倍的銫。
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 Gregory Harti 警告，攝進食物的輻射物質比空氣中的輻射積存較長時間，即使小量已足夠構成潛在危害，因為污染物質會隨食物攝進人體。澳洲輻射保護協會成員 Don Higson 也指出﹕「這個濃度的碘，即使你在那裏游水都沒有問題。唯一風險是，會否有人吃下攝取了這些放射物質的海鮮，這點當局必須注視。」
核危機爆發之前，該區海水從未被驗出輻射量超標。日本政府表示會監察福島第一核電廠 30 公里範圍內八個水域的海水污染情況，官員指出，由於海水不會被飲用，相信輻射污染對人類健康暫未構成危險，但不排除漁產被海水污染的可能性。
醫生促港府加強抽驗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說，現時難以判斷對漁產的影響，但政府會就此作出研究。廣島大學放射生物及醫學研究院專家星雅治指出，廣島、長崎原爆的經驗顯示，核輻射並未對人類進食海洋生物帶來危害，因為海洋能快速冲淡放射物質濃度。不過東京海洋生態研究院的美原純則認為，雖然同位素碘可以很快稀釋，但銫可以長久積聚海洋生物體內，必須小心監察日本海域的輻射污染狀況。
全民健康動力主席勞永樂醫生指出，同位素銫半衰期長達 30 年，進入人體後可以積聚在肌肉及各器官的軟組織，增加患癌風險。他促請政府加強抽驗進口海鮮：「輻射無色無臭，我哋唔可以靠晒日本政府把關。」
供應本地多間日式超市日本海鮮的優質堂，集團經理張桂芳說，現時本地的北海道蟹等日本海產，大部份都是存貨，僅可維持兩至三個月，若當地海產出問題，往後供應便會嚴重不足。日本餐廳八重菊總廚老偉波說，近日已漸引入外國海產如加拿大牡丹蝦、韓國油甘魚等，補充日本海產的不足，但某些貝類，其鮮甜難以取代，仍會繼續入貨。
香港天文台稱，一直有抽驗海水樣本，並無發現含有放射性物質，食物安全中心至今未有發現進口食物輻射量超標。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中國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已經啟動機制，協調相關部門對中國陸地與海洋輻射水平，進行持續檢測，暫時沒有發現異常。
自來水也出現隱憂，日本文部科學省稱，前日取辦的檢測結果顯示，共有七個都縣的食水檢測出放射性物質。其中茨城、櫪木等縣驗出碘和銫，埼玉、千葉及新潟三縣則驗出碘。雖然所有樣本的輻射濃度未有超標，但比較早一日的檢測結果，茨城縣及櫪木縣食水的放射物質都有增加，估計是雨水把環境中輻射物質帶進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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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災難，正向國內外全速擴散。在 311大地震中重創的福島縣第一核電廠，繼 1號和 3號反應堆日前連環爆後， 2號和 4號反應堆昨日也連環氫爆，令周邊輻射水平狂飆至相於正常人 200年的吸入量。輻射塵更吹到 250公里外的東京，令當地輻射量一度超標 20倍。加上 2號反應堆爐心可能已經熔毀，一場無聲、無色、無臭、無味的大災難，可能已爆發，專家指最壞情況是導致數萬人患癌死。由俄羅斯到菲律賓，由香港到台灣，由中國到美國，人人繃緊神經。
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六座反應堆，現在全部有問題。 1號反應堆在大地震翌日（上周六）因冷卻系統失靈，引發氫氣爆炸後， 3號反應堆前日也發生氫氣爆炸。 2號反應堆的冷卻系統也全廢，核燃料棒兩度完全外露，令部份爐心處於乾燒狀態，到了昨晨 6時左右發生氫爆，自衞隊防化部隊和大部份核電廠職員隨即要撤走。
反應堆核燃料棒或熔解
專家指，當燃料棒持續完全外露數小時，整支棒就會完全熔毀，屆時核燃料會掉到反應堆的底部，變成一個超級高溫熔池，最終破壞反應堆的壓力缸，導致大量輻射洩漏。東京電力公司承認， 2號反應堆核燃料棒一大部份可能已熔解，可能崩塌，現正檢查最後一道保護防線──反應堆的容器有否裂開。
昨日 2號反應堆爆完，在大地震前檢修的 4號反應堆也發生事故。它的爐心沒有燃料棒，但存放了使用過的燃料棒。昨日儲存槽溫度突然上升，令氫氣積存爆炸起火。火勢撲滅後，發現外牆炸開兩個 8平方米的大洞。
昨日兩次爆炸後，核電廠 3號反應堆外的輻射讀數，飆升至每小時 400毫希（ millisievert， 1毫希等於 1,000微希），是正常人 200年的吸入量，約等同照 8,000次 X光。世界核子協會指，一年內接觸超過 100毫希輻射，可能致癌。令人擔心的是， 5號和 6號反應堆的冷卻系統也出問題，溫度正在上升，當局正密切監控。
輻射很快就飄到首都東京，昨晨 10時至 11時當地偵測到 0.809微希（ micro-sievert）的輻射，正常值是 0.035至 0.036微希。雖然未至於影響健康，但東京空氣中發現核裂變時產生的碘和銫。有市民聽從當局呼籲，戴上帽子、口罩、圍巾、手套外出。東京輻射超標四小時後，回落至 0.075微希。
東京周邊地區的輻射量更高，茨城縣較正常高 100倍，北面的埼玉縣是 40倍，關東地區的櫪木縣是 33倍，神奈川縣川崎巿則超標 6倍，美軍第七艦隊母港橫須賀和另一軍港佐世堡都驗出輻射超標。
首相菅直人昨日親自開記者會表示，四個反應堆都洩漏輻射，「輻射度似乎很高，而且有很高的機會更多輻射會洩漏出來」。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也承認，輻射量已達危害人體標準。菅直人封閉核電廠方圓 30公里地區，敦促居民留在屋內關緊門窗。
風向隨時變核災難估計
國土交通省也發佈禁飛令，除執行救援的飛機外，其他飛機禁止進入福島第一核電站方圓 30公里上空。截至昨日，有 150人要接受輻射監察，當中 23人接受了輻射清洗程序。
法國核子安全局昨日將日本這場核災難，由第四級上調至第六級，僅次於最高的第七級，是自 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 Chernobyl）七級核災難以來，最嚴重的核危機。核安局局長拉科斯特說：「我們顯然面對一場災難。」
當年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洩漏的輻射度，是福島的 500倍，研究顯示，接觸 1,000毫希的輻射，會令人出現惡心、嘔吐等輻射中毒反應。接觸 5,000毫希輻射的人，半數會在一個月內死亡。有美國專家指，日本核危機最壞的結果，是導致「數以萬計人患癌而死」。菅直人「我知道人們很擔憂，但我請求你們冷靜」。他又鞠躬道歉，強調會設法去阻止輻射擴散。日本已要求美國和國際原子能機構，處理核電廠事故。
日本料再有８級大地震
評估輻射外洩對環境的損害，主要視乎風向。昨日福島第一核電廠風向是由東北方吹往內陸，氣象廳估計今天風速會增加，以每秒 3至 5米向南吹。但風向隨時改變，令這場核災難造成的影響難以估計。而俄羅斯昨指在海參崴和庫頁島都有輻射提升。
日本今次承受地震、海嘯和核災難三重夾擊，災情深重，但專家預測，日本日內再有高達黎克特制８級的大地震和海嘯，若預測成事實，日本災情更嚴重。靜岡昨晚發生 6級地震。
受不住家園盡毀的打擊，宮城縣亘理町一名女子蹲在街上崩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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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史上最強地震，威力驚人，導致核子廠爆炸，引發核爆危機。地震災區福島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冷卻系統發生故障，一直未能降溫，終於昨日壓力爆煲，令核電廠大爆炸。大爆炸後，核電廠周遭白灰色濃煙瀰漫，中央控制室輻射水平一度超標 1,000倍，廠外輻射量也一度急升 70倍，一小時洩漏的輻射，相當於公眾一年內能承受的最大極限，區內隨即傳出多達 90人感染核輻射。
日本前日發生黎克特制 8.9級地震，日本地震專家據地殼震動數據，指地震級數實達 9級，是日本 1,200年來最強烈地震。地震除引發將整個市鎮淹沒的奪命海嘯，更導致重災區之一的福島第一核電廠爆炸。
炸毀建築外牆只剩支架
福島核電廠發生爆炸，外牆和天花板被炸開時，冒出濃煙。 (美聯社)
用 40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前日早傳出冷卻系統失靈，未能降溫，至日本時間昨日下午 3時 36分（香港時間 2時 36分），發生一陣劇烈搖晃後，即傳出駭人爆炸聲，並冒出大量白灰色濃煙。初時外界擔心是一號反應堆爆炸，如果是這樣，可能釋出大量輻射，對居民、環境和鄰近地區均造成嚴重威脅。日本當局隨即派出專門處理核爆污染的特種部隊 90 名成員，趕到核電廠調查。
但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後來開記者會，指不是核反應堆爆炸，「而是氫氣和氧氣在核反應堆容器外混合時爆炸」，促民眾冷靜。他解釋，反應堆爐心因水量不足而產生的水蒸氣，由收納容器和建築物間縫隙漏出，後來水蒸氣變成氫氣引發爆炸。
這次爆炸，炸毀了保護一號反應堆的建築外牆，天花崩落，只剩下金屬支架，四人受傷骨折，沒生命危險，而保護反應堆的容器損毀程度不大，中央控制室也沒遭破壞。
儘管日本政府指不是反應堆爆炸，強調情況依然安全，但核電廠爆炸後，當局隨即將疏散範圍，由原先的方圓 3公里，大幅擴至方圓 20公里，共 30萬人撤離。福島第二核電廠方圓 10公里的居民也要撤走，鄰近地區居民則要留在屋內，關掉空調機，不要飲用水喉水。但大舉疏散，未助保護民眾免受核輻射感染。
日本《朝日新聞》昨晚報道，福島縣有多達 90人受核輻射感染，他們是福島縣雙葉綜合醫院的 60名病人和 30名職員，昨日在雙葉町一間高中操場上，等候直升機把他們救離現場。該處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約 3.5公里，是空曠地方，加上他們逗留了一段長時間，當局隨機抽檢當中三人的衣物，發現上面有輻射物質，要接受輻射除污程序清洗，由此推斷，全部 90人都可能接觸了輻射，但要進一步檢查才能確定。
日本 TBS電視台昨晚間報道，遭核污染的三人測出來的輻射量，其中 1位是 10萬毫希（ mSv），另兩位是 3萬 mSv，都已超標了，當局已將三人隔離。放射醫學綜合研究所隨即緊急召集所有醫護人員，在必要時向感染輻射者提供協助。日本迅速通報國防原子能機構（ IAEA），並準備派發碘片給區內居民服用，以防身體吸入輻射。
五反應堆進入緊急狀態
福島第一核電廠位於東京東北面 250公里，有六個反應堆。在大地震後，第一和第二號反應堆的後備發電設備發生故障，無法供水冷卻反應堆，據報反應堆核心溫度高達攝氏 2,700℃，出現熔融反應。福島第二核電廠的第一、二和四號反應堆，也有同類情況，因此合共五個反應堆要進入緊急狀態。
福島第一核電廠昨爆炸前，經濟產業省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已表示，其反應堆的燃料棒在水位下降後外露了 90厘米，爐心燃料熔化，令輻射外洩。核電廠中央控制室的輻射水平，飆升至正常值的 1,000倍。核電廠大門附近的輻射值於昨早 9時，也升至正常水平的 70倍以上。在廠區範圍內一小時所測到的輻射值，高達 1,015mSv，是公眾一年內承受輻射的最大極限值。
據報當局更在反應堆周圍的空氣中，發現核裂變時產生的放射性物質銫和碘，顯示反應堆爐芯的燃料正在熔化，核物質更飄散到周邊地區。但官方後來否認偵測到銫，又強調微量輻射不會影響人體或環境，而且風向吹往大海，附近居民已經撤離，不會有影響。
陸上自衞隊的中央特殊武器防護隊，昨日與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一同監測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的放射性物質含量。受爆炸影響，東京公司警告，接下來幾天全國各地將會有大規模停電，大東京地區要實施分區輪流供電。日本有 53座核電廠，供應全國電力的 30%左右。宮城縣的女川核電廠一號發電機廠房地庫一度發生火災，後來成功撲滅。
日本大地震最新災情
•共同社指有逾 1,700人死亡或失蹤，但昨天傳出岩手縣有 2.3萬人口的陸前高田市在海嘯中湮沒，南三陸町有約 10,000人失蹤，令死亡人數會不斷增加
•福島核電廠一號核反應堆發生爆炸，造成 4人受傷， 90人感染核輻射，當局要疏散方圓 20公里的居民
• 800萬戶停電、 30萬戶沒氣體供應
• 300名自 衞隊在宮城縣救災時失蹤
•美軍增派航空母艦到日本救災，南韓救援隊已率先抵埗
灌注海水冷卻核反應堆
核電廠爆炸後，日本首相菅直人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除了出動自 衞隊生化部隊，還派遣專責核爆的特種部隊善後，最後決定用海水為核反應堆冷卻和減壓，希望可避免出現內核熔化的災難情景。
約要 10 天完成程序
發生核事故後五小時，日本政府遲遲未向國際原子能機構和公眾交代細節，傳媒只見自衛隊生化部隊和專責核污染的特種部隊開到核電廠處理危機，直至晚上，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才說，是水蒸汽變成氫氣爆炸所致。
枝野表示：「我們決定將海水注入反應堆容器內，經濟財政大臣海江田萬里已指示我們這樣做。這樣做，我們將會用硼酸（ boric acid）阻止出現核臨界。」海江田指，灌注海水入反應堆內核需時 5至 10小時，大約要 10天完成穩定反應堆這個程序。
專責處理核污染和生化武器襲擊的特種部隊，是當局在奧姆真理教在東京發動沙林毒氣攻擊後成立，結合東京、大阪、北海道、神奈川縣等八個都府縣警力而組成，各自擁有一支反核生化特種部隊，每支部隊配備化學防護車、防核污染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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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河北省鬧出毒奶粉，各地政府聞毒色變。山西省驚傳毒羊肉案，有關單位啟動緊急機制，四處張貼公告，全面追查毒羊肉下落，警告業者在安全無虞前，切勿出售羊肉及其製品。
大河網報導，本月八日，山西平陸縣杜馬鄉賢良村兩村民在村外放羊，羊群跑到莊稼地裡，吃了浸泡過農藥的饅頭和玉米粒；下午，十三隻羊中毒死亡，另有十九隻出現中毒症狀。
報導說，兩村民將卅二隻羊賣給兩名羊販子，當時，羊販子說要到三門峽出售。兩村民因每隻羊才賣人民幣卅元，損失大，找撒藥人索賠，撒藥人拒賠，兩人十分生氣，便報了案。
十一日上午，三門峽市公安局接到通報，立即向市委書記李文慧、市長楊樹平報告，李、楊指示，迅速啟動應急機制，全面調查，向市民公開資訊，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絕不能讓一個群眾受害。市政府並下了「死命令」：相關單位各司其職，相互配合，誰出紕漏，誰擔責任。
【2008-09-14聯合報2008-09-14】
視頻：《中國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上）
視頻：《中國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下）
2005年5月14日楊景端醫生應邀在哈佛大學，燕京「中國論壇」 作了題為《中國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演講。 他以一個醫生的獨特視角， 分析了當今中國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癥狀及其病因。
【林丹】：精神疾病是一類以認知、情感、意志、行為異常為特點的常見複雜性疾病。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它已成為二十一世紀危害人類的主要疾病之一。據 2004年中國衛生部發布的統計資料顯示，精神障礙在中國疾病總負擔的排名中位列榜首, 中國媒體驚呼中國已進入到了「精神疾病時代」。
造成一個人精神疾病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遺傳因素; 二是生物學因素, 三是環境心理因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就是由於環境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精神疾病。
楊景端是美國費城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中國精神健康觀察》雜誌主編。他曾多次應邀在美國精神病學年會上作專題演講。下面就請您欣賞楊景端醫生的演講《中國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楊景端】：醫生嘛，只能談病，談別的都是外行。其實說來說去，共產黨玩槍桿子也好，玩筆桿子也好，其實它最會玩的就是人，所有一切的一切，最後就是落實在人心上。我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有名女作家。1958年百花齊放時，她也放了一下，結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她很奇怪的。別人都覺得她應該對共產黨頗有微辭，她不但沒有微辭，而且還為共產黨反右作辯護，她的言詞比中共內部的左派還要左，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第二個故事呢，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是大赦國際在全球營救的紐約一位針灸科醫生。她是因為去中國想要了解法輪功學員在精神病院的情況而被抓。抓了以後判刑，全球都在營救她，結果出來了。出來之前上了中國大陸電視台，她說：「我真是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這裡的管教對待我就像親人一樣」。她是戀戀不捨呀，她說我沒有受到任何虐待啊。當時大家都愣了，國際大赦也傻眼了，很多人都想她一定是被逼迫才這樣講的。其實我告訴大家，不是的，她真是這麼感覺的，真是這麼想的。 她們真的病了嗎？她們真的是病了。她們得的什麼病？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其實這個現象，很早以來就有。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突然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對著一家銀行一陣狂掃亂射，一邊射一邊說Party（晚會）開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員被抓，並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六天以後，這幾個人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他們認為營救她們的警察要害她們，而綁架她們的人是在保護她們。為什麼？ 因為在這幾天當中，綁架她們的人，除了對他們的生命進行威脅外，而且還讓他們相信隨時都可以開槍打死她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沒有打死她們，沒開槍，他們已經感激不盡了。不但如此，綁匪還給他們食物，給飯吃。啊呀，這幾個綁匪一下就變得像神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種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強烈的求生的慾望，使她們認同了綁架她們的人，甚至綁匪喜歡的，他們就喜歡;綁匪討厭的他們就討厭。結果他們被營救出來時，你聽不到他們對綁架者的控訴，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說：他們倆個根本就不是壞人，她還和其中一個訂了婚。還有一個乾脆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還建立了一個為綁架他的人辯護的基金會，這時候全世界都傻了，這個病名就產生了，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產生的四個條件
【楊景端】：要人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必需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毫不猶豫；第二個條件是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第三個條件是除了他給所控制的資訊和思想，任何其他資訊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第四條，讓你感到無路可逃。這四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那麼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製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兩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當然也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個國家。這就是我講的中國社會造就了群體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因為中共是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大師。
讓我們一條一條來對照，第一條，它對生命的滅絕和迫害，從中共一開始，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鎮壓法輪功，每一次政治運動它都在告訴人：我會毫不猶豫地對你下手，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兩手都要硬」，要槍桿子；
第二條，它有給你小恩小惠的權力，它控制了你的所有生活資料，給你分房子，給你提級，給你平反！所有的這些好處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所以呢，我如果跟你講：人最大的人權是生存的權利，你可能聽得還挺舒服的。但是如果有一個人拿著槍站在你的背後，對你說，嘿，人最大的人權是生存的權利，你是什麼感覺？你就會感覺到是生命在到威脅。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最愛說一句話：「人的最大的權利是生存的權利」，讓你們時時刻刻感覺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間」。
第三條，為什麼要控制輿論，就是讓你的思想除它之外根本接觸不到第二種資訊，除了它給你的，你不會相信任何人跟你說的話。所以它要控制筆桿子，控制輿論，這對它來說就是生命線，就是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個重要條件。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從小就要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現在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相信如果共產黨垮掉了，中國就完了。所有的輿論都在給人灌輸：只有共產黨才能將中國管住。
最後一條就是說它就是讓你感到絕望，無路可逃。就把你的一切讓你覺得根本沒有希望。
社會環境與精神病癥
【楊景端】：說了這麼多那麼最後的前景對中國來說到底有什麼影響呢？我對中國未來的前景我有兩個感覺。
第一，很不樂觀。為什麼不樂觀？因為中共實在是既殘暴又狡詐。他既會動刀殺人他也會小恩小惠，那他是高手。他就這樣把這個強大的國民黨玩到台灣那兒去了，又把這個落魄的國民黨玩回大陸。
第二個是我們的人民和老百姓社會是反覆受到了創傷，反覆創傷。一次次的運動我們都受到了創傷。所以毛澤東很清楚，說每隔三五年我們就要來一次運動。為什麼？就要讓大家反覆地強化感受到這個恐怖。讓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永遠不得康復」。
第三個問題很重要。在海外的人都知道，當你要跟在大陸的人講一些海外的消息的時候，他不愛聽，他甚至跟你吵，甚至還很生氣。費城自由鍾大陸官方代表團一撥一撥的，自由鍾嘛，你到這兒來拿一份報紙的自由可以吧，說句話的自由可以吧。他不僅不接他還躲，甚至你要真給他一張報紙他罵你跟你吵。這是什麼現象？（有觀眾回答：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錯了，這是「認知分裂症」。這不是我編出來的名詞。這是1957年，里奧夫．德塞斯基教授發現的一個現象，這是社會心理學上的一個重大改革。它描述了一個什麼東西呢？描述了一個現象。
當一個人，它有兩個互相對立的資訊放在面前的時候，你馬上很不舒服。怎麼不舒服呢？看到的不一樣啊，特別是資訊感到很殘酷，他不舒服。人嘛，都是想舒服的嘛，他就本能的就要減低他不舒服的程度，他就必須要否定一個，然後進一步的強化合理化另外一個。他怎麼取捨呢？就看哪一個對他來講更安全。如果他生活在中國大陸，他就一定要相信中國大陸對六四的鎮壓，對右派的鎮壓，對法輪功的鎮壓是正確的，這時候他就會很舒服了。但是他如果接受你說的這一套，他很痛苦，他又不能做什麼，他一做的話馬上他的生命就有威脅。中國有句話你干啥都行別煉法輪功。因為馬上你的生命就存在威脅。所以你跟他講的時候他就不要聽。
還有一個呢，就是大家感覺咱中國人確實很麻木，對自由很麻木，他迴避政治問題。你跟我談啥都行你別跟我談政治，一談政治就害怕。這是一種什麼癥狀？猜一猜？這叫「慢性創傷後應急綜合症」。因為這個創傷以後人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願意回想它，他就迴避任何會使它引起回憶的東西，他就感到很麻木。因為他如果要是去感受，他就很痛苦。我們人誰願意痛苦？不願意痛苦。 面對這種情況你有三條出路。第一條像老舍那樣找個地方去自殺；第二條，像丁玲一樣去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第三條，就是像胡平先生這樣流亡國外。
我們怎麼樣應對這個問題？這兒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人面對創傷以後他產生到強大的憤怒。但是這個憤怒他是不敢對著共產黨發的，那還了得，但這個憤怒總得有地方去呀，當然他只能回家去發，對他老婆發火。但是這個東西就像一時埋藏在那兒，只要有個機會，給他一個機會，他就會把它發出來。比如說這一次要組織一下，政府發現要給日本人一點壓力，轉移一下大家對九評啊對黨的注意力，搞一下反日活動。這個反日活動是什麼？把大學生組織起來搞點什麼。好傢夥，一看這一下機會來了，那火，怒火全上日本人哪兒去了。很多火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也許是從拆遷房子那兒來的，也許是從共產黨那兒來的， 最後燒到日本人那兒了。結果馬上就失控。一看失控了，趕快收，趕快抓，要把他疏開。所以這個民族主義是很危險的。就說很容易產生 。這麼多的憤怒壓在心理上，只要給他一個理由甚至也能引起大禍。所以這對中國危害是很有影響的。
處方 對策 出路
【楊景端】：那麼怎麼樣對策呢，希望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即沒有瘋也沒有病，我們中國人只是太熱愛生命了，太想活著了。否則我為什麼要得這「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綜合症」啊？我不就是為了活下來嗎！是吧？我們中國人太想活了，只有順從共產黨我們才能活下來。所以這就是中國人現狀。不是中國人傻，中國人麻木，或中國人膽小沒有脊樑骨。從我這個醫生角度來看，我只能說我們中國人太熱愛生命了，太想活著了。這沒有錯呀，這沒有錯。
所以第二，我覺得我們對我們的中國同胞，特別是大陸的同胞，不管他現在對你的說法做法是什麼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都不能夠責備，嘲笑，謾罵，或者是失望。因為你這樣做適得其反，不能給他施加壓力，我們千萬不要這樣做。我們要讓他始終感覺到我們在支援他們，我們理解他們，我們千方百計地想要讓`他知道真相。至於說他願意接受到什麼程度，那就應該要讓他自己有一點時間和空間來做。
第三，我們一定要揭露這個施暴者的邪惡和他的僞善，特別是僞善。因為施暴不行，它必定是有小恩小惠來控制。這個小恩小惠才把人徹底改變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揭露他，讓所有的人中國人都知道，你給我發工資是應該的，這本來就是我這兒的錢，你給我分房子，那房子本來就是我的，你分什麼？要讓他知道這不是你的權利，你沒有權利來殺我！
最後一定要讓咱中國人感覺到最殘暴的人就是最虛弱的人。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害怕的應該是這些殘暴的人，他們會有報應，而不是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讓我們的同胞知道：我們沒有理由害怕，我們不應該害怕，那些施暴的人才是最膽小的人，最虛弱的人，才是應該害怕的人。
講這麼多。我感到接下來是很光明的。為什麼？第一，民主自由是世界潮流。正所謂「浩浩蕩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講這些大家可能都能夠看到。第二，互聯網，大家想沒想到，互聯網的發生你想控制資訊已經控制不了了。從這個《九評》就可以看到，它為了擋住這個九評，它不惜玩國民黨，不惜玩日本人，它要讓大家不要看《九評》和退黨的事，這就是它真正的目的在這上。它已經感覺到，一百三十萬人退黨。很了不起啊。這說明什麼？說明越來越多的人拒絕做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啊。所以我覺得未來很有希望的。我覺得大家應該多有一點信心。謝謝大家。
【林丹】：觀眾朋友們，在了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癥狀及其病因后，不妨對照一下，看一看我們自己是否感染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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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號入座的邪教鑑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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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已由內爛到外面有目共睹；為禍中國六十多年竟稱：六十華誕盛世興；削刮民脂強自己，民窮得想有兩個銅幣噹噹響也不能，何來：國強民富新紀元？
共產主義是種過時的政治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企圖把個人納入可為政府服務的社群中。這是上個世紀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西方政治理想主義者開創的政經體制，後來又被更現代、更進步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取代。
然而，中國持續鼓吹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以便統治人民，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口號，隱藏共產主義終究是西方意識型態的事實。其實，現今世界各國運用的政府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半都源於西方。
說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倒不如說它是自由的必要條件更貼切。在共產主義領袖口中，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跟共產主義往往相互對立、水火不容，但其實共產主義真正的「死對頭」是自由。簡單地說，民主可以說是自由的培養皿。
美國所選擇的兩黨制是民主的最佳展現。雖然在有限選擇下脫穎而出的這種民主制度不乏缺陷，但美國的政治制度賦予人民最高程度的自由。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議會制是直接民主制的最佳例子，雖然不像美國那麼自由，但議會制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人民都願意將統治權交給政府。瑞典實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人民繳納高稅，共同維持全體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以上所有例子中，民主都不是最終的結果，自由才是。
目前有四種明顯可見的力量，迫使中國人民去思考民主制度的可能。
一是消費主義。無論源於何處，消費主義就是對現代科技的追求，也是新奇事物引發的美好感受，例如時尚，生活方式，當然還有財富。光是消費這個動作，就在鼓勵每個人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無論追求的是汽車或牛仔褲，中國正快速往龐大 C 型社會邁進－－ C 代表的是消費主義〈Consumerism〉，不是共產主義〈Communism〉。
二是教育。中國大力推廣英文教學，為中國學生開了一扇以其他體制的語言閱讀、交談和思考的大門。世界上從未出現過、未來也再不會出現說英文的共產國家。此外，科學研究也包含在教育之內，現今各種科學都無法關起門來作研究，因而打開了全球性議題的討論窗口。
三是電子通訊，包括網路、手機，甚至盜版 DVD，中國人民靠著這些工具故意跟政府作對，逃過當局的監控。各式各樣電子通訊產品基本上被視為一種進步。雖然這些產品傳輸的智慧財產受一心想控制智慧財產的政府操弄，但中國人民會不斷爭取權利，發揮這些電子通訊產品的最大效用。
四是海外旅遊。中國遊客一脫離政府，就會看見不像原先想像那麼面目猙獰的不同社會。去過迪士尼樂園的中國人，沒有一個帶著「美國人是帝國主義者」這種想法回來。到過德國、英國甚至日本之後，中國人會發現民主意味著自由。每個中國遊客就像海綿，吸收著逐漸浸透中國社會的各種不同文化、理想和觀點。
此外，還有另外四種無形但不容忽視的可能壓力，使中國人民懷疑忠於一個從不改變的制度是否有必要。
一是擔憂。如果別的國家在民主制度及其伴隨的個人自由下，不論在社會、藝術和知識上都發展得如此成功，那麼中國要怎麼在共產主義下達到同樣的成果？擔心落後其他國家的心情一直都在，尤其中國人民為求進步發展已經如此拚命。而黨內領導人堅稱共產制度優於其他制度時，更是加重了人民的擔憂。
二是渴望。很多父母都想把孩子送去國外讀書，因為想在世界強國殿堂裡確立自己的地位，不讓其他人專美於前。所有中國人都想跟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平起平坐，而且對「贏」這件事無比熱中，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就是明證。「贏」在中國就代表運作體制十全十美、無懈可擊。
三是個體的獨特性。中國人對老外說話常出現「我們中國人」這種口吻，漸漸會轉變成「我是中國人」，藉以表達個人的觀感和問題，比方說「我想要與眾不同，甚至超越所有人。」與眾不同意味著選擇，選擇到哪裡旅遊、到哪裡求學、如何行動，還有最重要的：思考些什麼。「我思故我在」正在中國重生。
四是對以支配和控制為目標、抹除人民成長及改變之可能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極度不信任。就算是民主國家，難道一國國民就可以無條件信任政府？目前的經濟危機顯示，所有金融組織、政府機關和經濟制度，都不能百介之百保證能給人民真正想要的東西－－真相。
既然如此，什麼樣的人民會支持一個公開表示絕不可能讓人民決定國家領袖的執政者？二零零九年三月，人大委員長也是中國最高立法者吳邦國在年度代表會議上表示，中國絕不允許多黨制也絕不允許成立獨立的司法部門。也就是說，中國不會有「西方」式的民主。吳委員長並沒有說也不會有自由，不如坦白一點。
每個大國都有一套對外宣揚的「理念」。但吳邦國所說的這類常從中國高官口中聽到的話，顯示中國永遠只有一種理念：六十年歷史的共產政府抱持的理念。事實上，無法代表人民也不受國際信任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說出人民真正的希望。中共在創國初期也許還保有人民的信任，但過去的鐵腕統治延續至今，導致近幾十年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銳減。
偉大的國家有偉大的價值主張要向世界闡述。偉大的政權起起落落，他們的價值主張因為被謊言蒙蔽而消失。事實上，中共宣揚的理念缺少了「哲學員理」，而且永遠不會有。他們的理念無法讓人信賴，當然也就對促進未來發展和釐清自己在國際間的地位毫無幫助。中共給人民的只有毫無變化的美夢，只會令人想起過度美化的過往。
近年來，中國人民看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分上，勉強支持現今的政府。他們願意容忍剝奪人民自由的共產主義，只要能夠－－或覺得自己很快就能－－賺到錢，而賺錢的目的就是藉由消費獲得自由。但二零零八年全球經濟衰退一拉開序幕，這種自我安慰的方法也漸漸不管用。
此外，中共早期硬是把人民和黨湊成一對，如今佳偶變怨偶，雙方的關係日漸緊張。但中共仍然拿不出新的對策，說來說去還是兩條旋律，一是經濟，二是控制，再加上譴責反對言論的幕後合音。這兩條從共產主義岔出去的旋律不知不覺滲入各個層面。愛中國就得愛錢。反過來，如果不服從領導你就不能愛中國。
本書的原文書名是《中國社會表層的裂痕：中國可能永遠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因為我們相信這種不祥的預兆〈也許〉可以避免。原因在於，目前有一個聲音也許能夠激發新的未來，或者至少看清邁向偉大的方向，而且這個聲音就在中國不遠處。
至今仍是中國社會一道沉痛傷口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一年，台灣學生也上街要求全面民主，史稱「野百合學運」。中國面對學生抗議的反應是血腥鎮壓，但台灣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卻選擇了很不一樣的路。他邀請學生代表進總統府協商，給予他們支持，並承諾為會台灣民主化努力。他傾聽了人民的聲音，也遵守了諾言。
時至今日，台灣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出了民主培養皿，並持續為人民創造台灣認知中的自由。李前總統的作法清楚證明，中共堅持拒絕「西方」式民主是毫無道理的。台灣人為了實現民主所作的努力，跟「西方」並沒有關係：追求自由是所有民族、所有社會都能支持的一種行動。
中國歷經了兩千年的王朝統治，從來沒有實現過民主，過去六十年更把自己封鎖在共產主義門後。台灣卻因為戰爭跟中國切割，在同樣的六十年內，實現了全面民主。
偉大的聲音從民間對自由的討論開始。這些聲音並不大聲或吵鬧。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仔細傾聽，就會聽見來自台灣的自由之聲。台灣會不會就是「新」中國文化可以發出來的最好也最高貴的聲音呢？我們認為今日的台灣就是中國真正的聲音，是真正說出中國人民心聲的聲音。
中國若要成為泱泱大國，那麼中國人民就必須認清，中國共產黨只是歷史暫時脫軌的結果，只是一個從不尊重或關心它統治的人民的獨裁政權。唯有當中共解開對民主的鐐銬，中國人民才可能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呼應由李登輝最早說出的追求民主的決心。
偉大的起點其實離中國並不遠。只要越過台灣海峽，就能聽見自由之聲。那聲音在空中飄送，越過大海，降臨土地、村鎮、城市，也在大學、工廠、公司裡傳送，最後在擘劃中國未來的黨中央會堂和走廊裡迴盪。
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仔細聽吧！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五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中國的纏足世界聞名。目的是要讓女人有「三寸金蓮」，只有三寸的小腳。
孔子說，一個「好」女人首先應該服從父親，然後服從丈夫，丈夫死了就服從兒子－－雖然哲人說，真正的烈女會在丈夫死後就自我了斷。
所有人類社會多多少少都歧視女性，但很少國家像中國這樣把女性歧視制度化。以幾百年的儒家思想為基礎，中國女人在父權色彩重、階級分明的體制中地位低落。儒家思想贊成把女人當成商品交易〈賣給人當妻妾〉，並要求女人無條件順從和服侍男人。
中國傳統社會中，女人不受教育不僅很平常，甚至是正確的選擇。孔子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約在西元前一千年完成的《詩經》中也說，「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棠，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生男孩就讓他睡在床上，穿漂亮衣服，給他玉石玩；生女孩就讓她睡在地上，穿普通衣服，玩破磚瓦。〉這種觀念在中國流傳數千年，至今仍存在父權文化中。
中國的纏足世界聞名。纏足始於唐朝〈編按：纏足源於何時眾說紛紜，做出最終仲裁者是清代史家趙翼，他主張起源於十世紀，即唐末五代時期〉，也許是為了取悅男人最極端的一種殘害身體的方法。目的是要讓女人有「三寸金蓮」，只有三寸的小腳。小女孩五、六歲大時，就用布把腳綁起來，抑制腳繼續發育，有時母親甚至會把女兒的姆趾骨打斷。隨著女孩漸漸發育，腳經常腐爛或化膿，滲出鮮血和膿，因此裹腳布都灑上大量香水。換布時，味道相當強烈。
但在中國男人眼中，小腳十分性感，小腳女人走起路來婀娜多姿。而且他們認為這種走路方式會使女人的陰道收緊，增加女人的性魅力。於是小腳成了一種性感象徵，甚至是迷戀對象，但真正的腳永遠藏在繡工精緻的鞋子底下，不讓男人看見〈即使在床上〉，不讓人看見底下潰爛的肉和變形的骨頭。
上流階級的女人不纏足就嫁不出去。一開始只有貴族女性纏足，因為小腳女人無法工作，纏足即為富裕的象徵。此外小腳女人也無法走得很遠，對男人來說，這樣的 女人會更守婦道。經過幾百年，纏足越漸普遍，但一直是漢文化的專利，也成為漢人展現漢人優越感以跟其他民族區別的工具。清朝是滿族人所建，並不時興纏足這 種漢人風俗，甚至試圖禁止，只是並未成功。清朝滅亡後，新統治者才著手根絕纏足文化。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即以建國後通過的第一部法規矯正數百年來的王朝高壓統治。這部一九五零年頒佈的婚姻法，目的就是要保障女權、提高女人的地位。這些改變無疑是女權的一大進步，一改傳統社會看待、對待女人的方式。毛澤東時代初期，女人獲得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平等地位。雖然粗重工作仍由男性負責，例如採礦，但女性在其他至今仍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也能發揮才能，例如工程。
奇怪的是，毛澤東死後，中國女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似乎也一落千丈。女人之所以難出頭，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商界的女性寥寥可數。中國確實出了幾個傑出的女性， 例如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二零零六年獲選《富比士》全球最有影響力女性第三名〉、中國最大鋼鐵製造商寶鋼集團董事長謝企華、聯想電腦副總裁馬雪征〈二零零六登上《富比士》全球最有影響力女性榜〉，但這些例子少之又少。
謝企華二零零七年退休之前都是業界唯一的女性上司。吳儀也在二零零八年退休，並由男性接替其位，目前〈二零零八年底〉中國政府高層全無女性。馬雪征也在二零零七年因「個人因素」退休，但《富士比》暗示她退休跟聯想收購 lBM 全球 PC 業務引發的問題有關。
中國的政治和商業圈是男人的世界。中國人大的女性只佔二成，全國政協僅一成六。中國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省長顧秀蓮。全國共一千五百萬名女性公 務員，佔總公務員人數的三成八，但多半是低階人員，省長級或部長級的女性只佔9.9％。根據媒體二零零五年的報導，最高政府部門只有2％的女性。商界的 「企業家級」女性只佔二成。不過在女性經營的公司中，女員工比例佔總員工的一半以上〈全國男女員工比例約六比四〉，可見是女老闆為女員工打開了就業之門。
現今中國女性的地位肯定比一百年前好很多，但並沒有像中國政府所說的差距那麼大。而且大多數據顯示女性的地位不進反退。
二零零五年初，一份全國性調查發現七成一女性曾被性騷擾。其他調查的結果也大同小異。同一年又對八千多人進行調查，發現七成八男性表示從未被性騷擾，但女 性僅二成一。中國社科院的調查發現，任職私營及外商公司的女性近四成遇過性騷擾。二零零五年抽樣調查三千名女性，結果發現六成女性偶爾會碰到性騷擾，一成 七常遇性騷擾。二零零五年又有調查發現，北京有六十萬人為憂鬱症所苦，主要原因是婚姻不幸福和家暴。同年另一份調查指出，在工作場所和其他地方遇性騷擾的女性有八成六。
二零零二年，全國政協委員巫昌楨表示她正在「考慮」提出立法遏止家庭暴力的提案。她說，「家庭暴力日漸普遍，對中國社會安定構成的威脅日益嚴重，最大的受 害者就是小孩、老人，尤其是女人。」媒體報導一九八零年代到一九九零年代間，家暴案例增加了25.4％。，但到二零零八年底，筆者正在撰寫本書時，都未見這類法規通過。甚至，二零零八年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副主席莫文秀仍在疾呼「將家暴防治法併入未來五年計劃的法律規劃中」。全國婦聯並指 出，二零零五到零七年的家暴案增加了一倍。
中國並不是沒有防治家暴的法規，但都定義不明也效力不彰。二零零二年的修訂版婚姻法確實明訂婚姻暴力是違法行為，但並未定義何謂暴力，使受害人停留在法律 的灰色地帶。而一九八零年修訂的婚姻法則完全沒提到家庭暴力。化中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一九九二年通過〉禁止對女性施暴，但並未舉出防治措施，甚至未 指出由哪個政府單位負責。而且這些法規都只針對已婚夫婦，不涵蓋同居人。巫昌禎表示，「中國婦女要實現從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實上的平等仍需要很長一段時 間。」她本身也是全國婦聯的成員，並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婚姻法。
直到二零零五年修訂完成一九九二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政府才正式宣佈男女平權為國家政策。不過我們不禁懷疑此法的效力，因為直到二零零八年七月中國才出現性騷擾判刑首例。犯案者名叫劉侖，是成都市某公司的人事經理。他強吻女職員陳丹，被判刑五個月。
家暴防治網從二零零零到零一年對三個省、九個城市進行抽樣調查，發現34.7％的家庭有家暴問題。中國媒體二零零六年表示這是目前最新的數據，但全國婦聯二零零四年公布的調查也呈現類似的結果：中國二億七千萬已婚婦女中，有三分之一受到家暴。婦聯也指出，每十個家庭就有一個發生家暴，五分之三的離婚案因家 暴而起。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謝麗華說，中國鄉村每年約有十七萬女性自殺案，六成六是家暴引起。她指出三分之一以上農村婦女每幾個月就會遭受家暴。
二零零六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的李瑩律師說，目前的法規太籠統，不能有效保護受害者。身兼人大委員和法官兩種身分的買玉娥表示，犯案者常利用法規對家暴和相關刑罰缺乏明確定義來逃避刑責。
全國婦聯說前來求助的家暴受害者快速增加，二零零三年共四萬五千餘件，是二零零零年的兩倍，其中有二百六十三件導致死亡。全國婦聯的另一位高層人員鄧麗 說，「近年來家暴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問題，嚴重危害婦女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和安全。」據二零零四年媒體報導，山東省一所女子監獄內，近幾年殺人犯等重刑犯佔了一半，其中大多是抵抗丈夫施暴才犯案。警方懲戒抵抗家暴而犯案的婦女效率倒是很快，卻無法一開始就阻止悲劇發生。
二零零零年有份調查抽樣訪問了四千名城市居民，發現性騷擾主要有六種：男性上司吃女性職員豆腐、前夫騷擾、在公車上對女性毛手毛腳、在路上對女性吹口哨， 以及醫生對女病患或老師對學生進行猥褻。該調查也發現，女性認為謀殺、綁架、強暴、婚姻暴力和婚姻內性侵害是女人常遭受的傷害。但上海專門幫女性打官司的 葛珊南律師表示，她從沒打過性騷擾的官司，因為受害女性都不願說出當時的情形。
為了明確定義性騷擾，中國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公佈《婦女保障法》修訂版，更新性騷擾的涵蓋範圍。二零零一到零五年間，只有十件性騷擾案告上法院，其中只有一名原告勝訴。一名！雖然女性明顯需要更多權力才能免受侵犯，但《婦女保障法》卻跟其他旨在保護女性的法規一樣漏洞百出。條文中並無定義何謂性騷擾，因此女性很難名正言順控告犯案者。
連立法中心－－北京，也在二零零三年才首次出現對簿公堂的性騷擾案。後來法院以證據不足及被告聘請的醫學權威診斷原告有「妄想症」為由，駁回此案。 同一年武漢市某老師也控告上司對她性騷擾。法院判她勝訴，被告必須公開道歉並賠償她二千元。但後來中級法院以當事人並未受到嚴重傷害為由推翻此案。
周美珍是上海婦女兒童心理熱線的主持人，她說「幾乎每個女人都至少遇過一次公車性騷擾。我們建議女性同胞要學習保護自己，鼓起勇氣反抗，不要默默承受。」周說很多來電求助的人都沒對家人透露，因為「擔心別人覺得是她們自己行為輕浮才被性騷擾。」
據採訪女權議題多年的記者熊蕾說，侵犯女性的現象晚近才出現。她提到自己一九九二年發表過的一篇文章，文中說到杜科院第一個開始調查性騷擾的研究員唐燦。 他曾訪問過三十名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她們表示二十年前幾乎沒聽過性騷擾的例子。熊蕾的結論是，「過去中國人比現在親矩守禮多了，尤其是中國男人。」或者是 現代中國女性覺得不能再保持沉默。隨著年輕一輩的性觀念越來越開放，女人也更勇於說出自己遭遇的性騷擾。
「我們的社會缺少的是過去珍惜的某些理想。」熊女士說。她撰文指出，幾十年前「大家真心相信男女平等、兩性該互相尊重。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並未完全擺脫封 建思想和女性歧視，但一般都認為這些觀念是錯誤的，大家也覺得被視為沙文主義是件丟臉的事。」這番話似乎顯示，熊女士連對女性自由的記憶都充滿了迷思和一廂情願的想法。
國家的性侵害防治法效力不彰，很多地方政府只好自立自強。例如，西安市就在二零零七年初制訂性騷擾防治法。當地女子劉麗援引此法，控告上司張峰二零零四年 強行「親吻及撫摸」她，並在二零零五年更進一步非禮她。她要求被告賠償她一萬二千五百美元的精神損失。過不久上海也通過性騷擾防治法，明訂「性騷擾包括口語、文字、圖片、簡訊騷擾和身體接觸。」該法也賦予受害者向雇主、相關部門和公共安全組織申訴的權利。
不過，二零零六年曾對四千名白領階級所作的一項調查發現，九成白領「認為穿著火辣的女性分明在誘人佔她便宜。」
性騷擾演變成一種社會問題，也跟性在中國是禁忌話題有關。避而不談就表示兒童對性侵害的了解有限。二零零四年媒體報導，「中國人民看到的都是別的國家的性侵害案，很多人似乎都不知道國內也有這種問題。大多父母和兒童對這個問題完全忽略也認識有限。」中國直到一九九一年才把性侵兒童列為犯法行為。有份調查訪 問了六千多名中小學生，發現只有一半對性侵害有粗淺模糊的認識，三份之一的「觀念嚴重偏差」。負責調查的雜誌主編鍾銀平說，「如果孩子不知道什麼是性侵 害，當然就不知道碰到危險情況時自己有權保護自己或該如何保護自己。」
二零零三年有份調查訪問了一萬名中小學生和一萬七千名家長。訪問者要受訪者說出兒童面臨的主要危險，最常聽見的答案是車禍〈五成七兒童、五成八家長選此答案〉、上學放學途中遇搶〈一成八學生、二成五家長〉。性侵害〈可能是信任的老師所為〉則排在最後一名。教育部直到二零零七年才頒佈綱領，教導年幼學子辨別 並應對性侵害。
對中國女人來說，性侵害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綁架女人強迫賣淫或結婚也十分猖獗。聯合國駐華協調代表馬和勵〈Khalid Malik〉二零零四年表示，「再過八到十年，這裡就會有四千到六千萬失蹤女性。」四千到六千萬！這麼多人遭遇不幸，一個原因是中國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加劇，數以千萬計的男人討不到老婆甚至無法滿足性慾－－除了經由強暴和買春等非法行為。
北京的家暴受害者熱線人手和經費都不足，來電者有九成六是女性。其中一名來電者四十出頭，女性，住在福建省，她告訴熱線服務人員她二十歲那年從四川省的老家被人綁到這裡，賣給她現在的丈夫，但他丈夫婚後就常常打她。她跟政府單位求助過很多次，但都沒人願意幫助她。她說打老婆在她住的村子裡很普遍，而且沒有 人想要插手管別人家的家務事。
另一個來電者是個八歲女孩的母親，她說她「再也無法忍受丈夫十年來的性虐待。她不但身體飽受創傷也得了嚴重的婦科病。有時她丈夫甚至強迫她在親戚和小孩面前性交。」她曾經因為求助無門而考慮自殺或殺了虐待她的丈夫。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這種婚姻內性侵害是犯法行為。比方一九九四到二零零零年間，全中國僅約二十件婚姻內性侵害案。除此之外，男性對安全性行為的認知同樣薄 弱。二零零七年初媒體報導，竟有八到九成的鄉下女性有生殖器感染的問題。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主任蕭揚說，為治療這些婦女所作的努力未收成效，因為男人不了 解安全衛生的性行為有多重要，所以都拒絕一同接受治療。當代中國社會難以擺脫對女性的歧視，而且這種觀念往往父傳子，代代相傳。筆者曾看過一個父親餵兩歲的兒子白酒〈一種高酒精濃度的酒〉，還說「喝下這個才會長成真正的男人。」
上海婦女聯合會二零零七年的調查顯示，女性覺得很難找到理想的另一半。在一個性別失衡日漸加劇而導致女性嚴重「不足」的社會，這種結果似乎不合常理。但女性難覓如意郎君，追根究底是傳統觀念加上節育政策造成的後果。
在其他層面也可發現中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一九七八年中國通過一項法律，規定任職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的女性該於五十五歲退休，男性為六十歲。女性藍領勞工更早，五十歲就要退休。「立法規定女性比男性早五年退休是為了女性健康著想，完全出自善意，」二零零五年媒體報導，「立法者作夢也想不到幾十年後，好意會 被視為性別歧視。」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媒體宣佈北京將實施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男女同齡退休的制度。此法若通過，北京就是中國第一個實施男女同齡退休的城市。
中國成年女性常因離婚、喪夫或分居而獨自生活，而且完全得不到前夫或家屬的資助。這些女性的就業機會有限，往往只能接受低於本身教育程度的職務或過去擔任 過的工作。至於數以千萬計無學歷的女性，例如工廠或紡織廠女工，退休後能從事的工作不外乎打掃街道、操作電梯、廚房幫傭等薪水低於法定最低薪資的工作。
而且中國男性多半不喜歡獨立自主的女人。上海婦聯會的調查發現，「男性喜歡娶各方面都比自己差的女人，所以找〈結婚〉對象就更難了。」中國民間流傳一種說法：「現在有三種性別，男生、女生、女研究生。」意指有博士學位的女人尤其難找到結婚對象。
目前，中國女性困在權力三角中，每個角之間的距離都相等。第一個角是滲入女性生活各層面的古老父權文化。第二個角是目前的男女比例失衡問題，而且諷刺的 是，這是男性自己造成的問題，且正慢慢地、間接地影響他們對自己命運的支配權。最後也是中國歷史走到這個關卡之際最重要的一個角：一胎化政策下的獨生女所受的教育越來越高。事實上再過二、三十年，中國女性的平均教育程度就會創下歷史新高。這些受過教育洗禮的女性將漸漸茁壯，越來越嚮往平等、個人自由，還有男女平權。
中共會在這個權力三角中扮演一角嗎？我們不認為。六十年來，中共一直未能透過法制改革或立法規範實現男女平權。當這些教育程度高、思想獨立的單身女性日漸增加，傳統的父權社會結構將會由內而外產生變化。對待女性的既有方式將會改變。女性律師、法官甚至是政治人物將會利用她們的發言權，徹底顛覆目前中國的沙文主義社會。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九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假人體血清白蛋白注射液充斥大陸市場及醫院真假難辨，隨時救命變喪命。
你在當地火車站等車，身上帶了不少錢－－比實際需要的還多。你注意到有幾個年輕人瞄著你、正在談論你。他們靠了過來，突然間，好像有把木棍往你臉上一揮。你拔腿就逃。你擺脫掉他們了，而且半路上剛好看見一部警車，太幸運了。警車停下來幫你忙。
這位農民三十七歲，名叫葉正生。一幫搶匪想搶走他身上的一萬元，他倉惶逃走，途中看見警車使攔下公安，然後隨公安回派出所。筆錄中他說自己很怕又遇搶，所以不敢離開公安半步，一直緊緊抓住某個公安。
之後公安將他帶往當地的精神病院丟下，沒留下任何聯絡電話給醫師。醫院院長很快就診斷他精神異常。葉拒絕服藥也不願進食，這樣堅持了十天，之後他只要發脾氣就會被注射昏迷藥。經過四十天的「治療」，他塞給護士一千元懇求她打電話給他的家人。護士答應幫忙，當天葉的兩名親屬抵達醫院。但院方不肯放人，最後是家屬求助警方，葉才重獲自由。
王萬星的遭遇更悽慘。當局以「有誇大妄想、訴訟妄想和明顯增強的病態表現」為由，把他關進精神病院長達十三年。但二零零五年出院後，經荷蘭精神醫師診斷指出，「他並無罹患任何需要住院治療的精神疾病」。當初王是因為批評中國共產黨才被拘禁。根據人權觀察亞洲分會的負責人亞當斯〈Brad Adams〉說，「專家的結論證實我們長久以來的懷疑。不斷有人指控中共把精神醫學當成政治打壓的工具，但一直到王離開中國，我們才得以證實確有其事。」
「這個結論總算證實了王十三年來的說詞：他會入獄不是因為中國政府判定他是「危險的精神病人」，而是因為他和平表達了反對意見，」全球精神病學行動組織〈GIP〉的祕書長范弗倫〈Robert van Voren〉說。王說在醫院裡，他被迫服用鎮定藥，醫護人員還用電針懲罰病患。人權觀察的另一位成員孟若〈Robin Munro〉指出，中國醫師「明顯表現不及格。王先生在中國的診斷是依據蘇聯時代一些飽受批評的理論，他們把異議思想和行為也歸於嚴重精神病。這完全不符合現今的國際標準。」
王萬星和某些人得到過多的精神醫療照顧，但其他人卻得到的太少。
二零零七年中國公佈布第一次全國精神疾病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國約有八百萬人患精神分裂症，其中三成未進行藥物治療，不是因為「太麻煩」就是怕有副作用。醫生表示精神患者的數目正日漸增加。此外，中國至少有二千六百萬憂鬱症患者，還有更多未受診斷的患者。其中有一到1.5成企圖自殺；而自殺身亡或企圖自殺的人當中有五到七成有憂鬱症。但九成患者都末受治療，而且臨床診斷為憂鬱症的患者大多害怕遭受異樣眼光，醫生說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普遍不了解憂鬱症，習慣把錯怪在病患身上。
二零零七年湖南省有對夫婦因為貧窮〈而非憂鬱症〉投江自殺。丈夫陳正先三十八歲，患有 B 肝和腎結石等病，但負擔不起醫藥費。他跟妻子綁在一起跳入長江，留下十二歲的兒子和老母親。二零零五年他們為了治兒子的病花光了積蓄，還欠下八千多元。現在連一家四口共六十元的醫療保險費都付不出來。這對夫妻死後，村人募集了一萬一千元幫他們治喪並照顧他們的遺孤。也許太少了，但肯定太遲了。
同一篇報導也引述衛生部部長高強的話。他說國家會改善醫療體制，讓更多人得到價格合理的治療和更完善的保險，卻沒有明確指出如何進行及何時著手。
中國的老年人得到的醫療照顧也很有限。根據衛生部二零零七年的調查，國內六十五到七十四歲的長者98.4％有蛀牙，但九成以上未接受治療。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平均掉了十一顆牙，7％牙全掉光。媒體指出中國至少還需七萬名牙醫，全國97.6％的人有蛀牙或牙周病等牙病。
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成家庭有天生缺陷兒。全國三千萬戶家庭有天生缺陷兒，每年將近一百萬新生兒有兔唇、神經異常、多指〈趾〉、心臟問題和腦水腫等天生缺陷。其中七成除了父母的照顧以外，全無接受治療，四成一輩子身體殘缺，三成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即死亡。
就算有能力接受治療，未來還是要面對許多危險。因為市面上充斥著假藥。二零零七年爆發許多假藥案，另外還有一件大規模的假血清蛋白醜聞。當局在吉林省18家醫院和39間藥局查獲二千瓶這種假血清蛋白。其他省分也查出假藥，但中國官方並未提供確切數據。雖然假藥的包裝跟真藥很像，但假藥的濃稠度較低。儘管如此，仍有醫護單位提供假藥，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國營媒體揭露這種假藥的製造成本約1.3美元，卻以38美元的高價賣出。當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簡稱藥監局〉表示他們沒有發言人可回答相關問題。
就算把假藥問題擺在一旁，劣質藥品的問題仍然很大。例如，二零零六年傳出因接種不合格疫苗而感染狂犬病的死亡病例。當時藥監局說，「不合格的疫苗將原地查封並依法嚴辦。」又一次回應得太少也太晚了。
另外有些兒童注射了日本腦炎疫苗而身體癱瘓，問題也出在劣質疫苗上。梁永立是其中一名兒童的父親。他說他大老遠騎腳踏車到北京求助。梁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我填了很多表，可是都沒人給我回應，雖然他們答應我一兩個月內會給我答覆。有個官員說是我運氣不好，說是我的命。」
到處都危險潛伏。二零零四年，國營媒體公佈三十九萬人因接受不安全注射而早夭，但沒指出時間範圍。三十九萬人！該報導說，三成預防注射和五成治療注射不安全，此外在中國西部的貧窮鄉下地區，只能使用一次的「拋棄式」注射器有七成事實上未經有效消毒就重複使用。雖然拋棄式注射器只比可重複使用針頭貴一分美元，卻很少人用。中國一年可以製造十七億個拋棄式針頭，但年銷售量卻停留在一億個。
另外，一年有二十萬人因不當用藥而死。「應該提醒民眾不能隨便吃藥，所有藥物都有副作用，吃藥不能像吃飯一樣，」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的金世明教授在二零零七年的用藥安全會議上說。「比方說，有些人不知道某些藥不能配酒吃，所以才會送命。」
腐敗的醫療人員也對病患的權益造成危害。牟取暴利是中國醫院的主要問題，這在藥物買賣中最常見，藥價高得誇張不說，很多藥根本不必要開。藥品還沒送到醫院藥局就已經貴得要命，因為中間經過一大堆批發商和零售商。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砍了數千種常用藥物的價格後，很多製造商乾脆停產，轉而生產另一種成分類似但不同包裝且價格更高的「新藥」。
二零零七年五月，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簡稱糾風辦公室〉表示，牟取暴利和玩忽職守的行為該要「遏止」，對醫生和護士的教育也該「加強」，並要阻止他們收取患者的紅包－－醫界另一種歪風。糾風辦公室並沒有說這類行為應該立法禁止。
欠缺專業的醫療人員也是一大問題，目前中國大約還缺五百萬護士。二零零五年底，中國約有一百三十五萬名護士，相當於每一千人可分到約一名護士。世衛組織的標準是每五百人分配一名護士。這就是為什麼九成五病患住院期間僅能靠親屬準備營養食品和二十四小時看顧，在西方這些工作應該由專業醫護人員負責。
二零零七年五月，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提出了不同的數據。他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護士與總人口的比例約為千分之五，而我國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他表示護士太少的一個原因是醫院重新將護士歸為「臨時工」，降低其薪資，迫使很多護士離職。另一原因是醫院主管較喜歡雇用醫師，認為醫師較能吸引患者，就能增加收益。
護理人員不足，表示很多醫院都用不合格人員替代。上海每年約缺一千名護士，為了確保護士的專業能力，他們在二零零七年率先舉辦護士資格考。主要考試科目是基本護理知識、注射方法、照護技巧等，由資深護士評核。二零零六年，衛生部表示所有護士都「應該」〈應該！〉持有執照。但上海醫學高等專科學較副校長章雅青說，護士不足就表示很多重要職位都由無照人員擔任。中國的護士大多待女性，男性只佔1％。二零零五年，上海四萬名護士中只有三十九名是男性，等於是0.0009％。
中國未來醫療發展的重要角色會是社工人員，但目前社工也嚴重不足。中國社工協會會長徐瑞新說，「社會工作在中國仍在起步階段。」中國至少還欠缺約三百萬名社工，他表示「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很多年。」雖然每年有一萬多名社工系學生畢業，但社工這一行尚不發達，使他們很難找到工作。政府未設公共衛生管理組織，就表示沒有一個體制架構可讓社工系畢業生有機會發揮專才。
無照醫師也是一個問題。晆國榮和晆國良兩兄弟沒有行醫執照卻在宿州市立醫院行醫。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他們為十名白內障患者進行眼部手術，其中九名患者因為手術感染而必須摘除一邊眼球。晆國榮被判六年徒刑，處罰金三十萬元：睦國良被判五年徒刑，處罰金二十萬元。眼科醫師徐慶一直縱容晆氏兄弟，後來也被吊銷醫師執照，本書寫作之時，他正在等待審判。還有，徐醫師和晆氏兄弟是從上海到宿州醫院進行營利性手術。末申請就擅自到外地行醫在中國是違法行為。
二零零七年初，衛生部公佈前兩年處理約十七萬四千宗無照行醫案，懲處五萬八千個雇用無照醫師的醫療單位，沒收八千萬元非法薪資，共處二億八千萬元罰金。衛生部沒說這些罰金是否用在醫護工作上。衛生部還說他們將安徽省兩醫師停職六個月，因為這兩人任用無照醫師治療女嬰，後來女嬰死於誤診。治療女嬰的五名醫生中只有兩位有執照。
二零零六年中國媒體報導，上海是全國唯一要求醫師升遷前需證明自己熟悉臨床試驗、系統評價和統合分析等項目的城市。同一年中央電視台揭露海南島某醫院的醜聞，該院醫生的薪資以開藥數目計算，一半薪資都來自藥品權利金，而售藥所得的收入有一成五落入醫師口袋，其他歸醫院和院內各科。一名內部人士說他並無行醫執照，但醫院仍對外宣稱他是有名的泌尿科醫師。他會「分析」患者的病情，偽稱他們得了性病，再開給他們多餘又昂貴的藥。
根據衛生部二零零七年的數據，二零零六年住院病患的平均費用為四千六百六十九元，比二零零一年增加了四四％。醫院唯利是圖就表示病患若付不出醫藥費就會遭醫院拒收，連急診患者也一樣。有鑑於此，中國政府規定醫院不得拒絕無力支付醫藥費的急診患者。但只有六％的醫師支持此規定，一八％反對，其他人持懷疑態度，納悶該由誰來支付多出的醫藥費。
政府未提供醫院財務上的補助，而且醫院每年也有好多未付帳單，因此更擔心誰來買單。衛生部不是不知道醫院的狀況，但副部長馬曉偉卻說，「醫院不該以此為藉口拒收病患。」一位不願具名的醫師說，「我們醫院規定急診醫師要幫付不出醫藥費的患者出錢。這對我是種打擊，傷害了我行醫救人的職志。」他這番話是對目前中國醫護行業的強烈指控，這個體制內的許許多多醫療專業人員肯定也感同身受。
中國媒體指出這種「未盡人意的情況」會危害「社會安定」，卻完全沒提這個問題的人道主義層面。窮人得不到醫療服務，遂導致某罹患骨髓病的年輕農民犯下搶案，因為入獄是他唯一能得到治療的途徑。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媒體報導他終於如願以償，在警方看守下進行治療，保住一命。
醫院靠金雞母賺錢，例如整形外科，尤其中國中產階級越來越時興整形。一九九九年上海幾乎沒有專業的整形醫院，二零零七年卻累積近一百家。最常見的手術是除皺、消脂、豐胸和割雙眼皮，主要是受西方美感標準影響。
孕婦也是一大商機。二零零六年底璽悅婦產醫院在上海開張，號稱是國內第一間「五星級」醫院。最便宜的房間一個月要四萬元，最貴的兩樓豪華套房一天一萬元，還附廚房和歡唱吧。院方表示這個價格很「合理」，他們希望提供優質服務，一來因為二零零七年是中國農曆金豬年，是生產吉年，二來因為中國傳統認為婦女產後應一個月不出門，免遭凶神惡煞侵擾。連現代醫院也支持這種習俗，靠「坐月子」獲利。
追著錢跑的不只有醫院。很多專科醫師一星期只看診一兩天，醫院便採用掛號排隊制，規定患者先掛號才能看診。但「假病患」一大早就去排隊掛號，再把號碼以原掛號費的兩倍價賣給真病患。這些「號販子」有的甚至把病人從大醫院騙到小醫院，或無照診所。
連媒體都很難讓大眾認清國內醫療制度的各種弊端。二零零七年有群記者企圖揭發地方上醫院的醜聞。他們到杭州的十家醫院進行尿液檢測，提供的尿液其實是茶。其中六家醫院「診斷出」泌尿道感染，五家開了價格高達四百元的藥物。有個記者被診斷出「尿道發炎」，治療費是一千三百元。
後來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批評這些記者的行為。他說「如果大家都拿啤酒或醬汁來作尿液檢測，醫院就得多加一道測試採樣真假的程序。」醫生和醫療專業人員一致反對此提議。《上海日報》報導，毛也說媒體揭發問題時應該更深入了解科技和醫療服務，因為醫療科技相當複雜。
香港媒體報導，二零零七年初衛生部部長高強受到不折不把的質問。九名資深醫學專家直言衛生部缺乏效率、喪失權威。專家呼籲政府成立委員會監督公共衛生事務，但當他們徵詢部長意見時，高部長卻不願正面回應。專家也質疑為什麼政府的醫療預算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6％，也就是六千九百億元，但二零零六年國內稅收就增加了八千億元。
醫療服務當然應該普及全民，不管是急診或長期治療。舉例來說，殘障人士在中國普遍受到歧視，而且大部分無法養活自己。根據中國的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中國殘障人士約八千三百萬人，但受雇的只有二千二百六十六萬人。打二零零七年政府立法解決此問題，規定殘障者至少要佔國營企業或政府機關總職工的1.5％。而中國的殘障人口和總人口的比例，較接近事實的數字是六比一百。
該調查訪問了全國各地二百五十多萬名殘障者，鄉下地區的殘障者只有5.1％獲得政府補助，都市則有13.3％。一九八七年，十五歲以上的殘障者有五成九是文盲，二零零六年降到四成三－－人數減少了，但若考慮中國當時的經濟榮景，這個減幅並不大。
污染程度快速擴大，嚴重危害中國人民的健康。健康專家指出，二零零六年癌症成為國人第一大死因，背後的原因就是水污染和過度使用農藥和食品添加物。另外九大死因是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心臟疾病、受傷及中毒、消化系統疾病、內分泌營養和代謝疾病、泌尿生殖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和精神障礙。的據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的專家陳智周說，「癌症病例越來越多，首要原因是環境、水和空氣污染日漸加劇。」衛生部曾對三十個城市進行調查，發現近幾年都市的癌症發生率增加一成九，鄉村增加二成三，不過媒體並未指出調查時間。
二零零六年由中共中央黨校進行的另一項調查更令人擔憂。該調查訪問了三千多名官員，發現六成以上對愛滋防治缺少認知，而且竟有三成八以為中國已經研發出愛滋疫苗。連政府官員都對健康問題缺乏認知，難怪每次政府想要解決問題，都會因為無知而提出漏洞百出、千篇一律的對策。
二零零七年春，政府公佈禁止人體器官交易的新法案。但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坦承其法律架構尚未完成，因為法規中末明訂如何定義死亡。這點很重要是因為，要移植人體器官必須在心跳停止後十五分鐘內摘除器官，不然該器官就無法使用。因此，大部分國家都以腦死而非心跳停止定義死亡，這樣就能早點摘取器官，讓器官發揮最大功用，造福他人。
中國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只有一萬個器官可供移植，可見提出有利器官捐贈的方法多麼重要。但中國人普遍認為生命直到心跳停止才結束，目前腦死即摘除器官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儘管學術界從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就推動相關法案，卻無實質成效。黃副部長說，腦死法案還要三到五年才會完成。
政府官員對醫療問題常有的回應，就是捉出模糊的宣言並表示「應當採取行動」－－但很少明確指出是什麼行動，或者只是敷衍了事。例如，中國鄉村嚴重缺乏醫師。全國二百萬有證醫生八成都集中在都市，其中在大醫院服務的佔了八成。目前，並沒有要求醫生行醫初期必須先在鄉下執業的配套措施。「政府有責任不斷提升社區醫療服務，讓負擔不起昂貴醫療費的人民更易獲得醫療照顧。」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說。她呼籲地方政府改善社區的醫療服務。但她完全沒提到中央會不會撥經費，也沒設定具體的目標。
政府面對金融問題總是迅速提出政策和指示，反觀醫療和社會保險問題卻只會得到政府官員幾句「模糊的宣言」，表示會想辦法解決目前的問題。然而，未能立即處理問題已使問題的規模和嚴重性擴大，再也不是幾句「模糊的宣言」就能解決的了。
假設你是個父親，帶著患血癌的女兒到醫院看病，她需要進行骨髓移植手術。但醫藥費賣得嚇人，你沒有那麼多錢，那麼你會怎麼辦？在中國你只能把女兒丟在醫院。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河南省某農民為了治療患血癌的女兒花光了積蓄，只好把十八歲的女兒丟在醫院。之前，他曾帶女兒到北京某醫院看病，但借來的八萬元都已花光，他不得已只好留下五千元，把女兒周煥留給醫院照顧，說自己要回家借錢。三天後，他打電話給醫院說自己籌不出錢，只能請醫院照顧他女兒。醫生說骨髓移植手術要二十萬元〈但得先找到合適的骨髓捐贈者〉。地方單位則表示要先審核周家的財務狀況是否符合條件才可申請救助。
那些沒把女兒丟在醫院的人，除了中國政府提供的醫療照顧外，沒有其他選擇。沒有直昇機載患者到國外接受專業治療，也無法求助國外醫學或醫師。只能面對痛苦，最後是恐懼，因為眼睜睜看著心愛的人拼命想活下去，明知道還有希望－－只要有錢。只要有偉大國家理當提供人民的醫療照顧。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長江三峽大壩建成後淹沒了許多千年古蹟和遺址，數百萬人必須遷移，此外還有不少嚴重的副作用。
中國似乎比任何國家更會製造形形色色的問題。這些問題不一定是粗心大意、貪得無厭或疏於管理造成的，卻足以毀了規模較小的國家。
大自然反撲
中國民間的浩大工程造成了一些前所未料的副作用。長江三峽大壩建成後淹沒了許多千年古蹟和遺址，數百萬人必須遷移，此外還有不少嚴重的副作用。
二零零七年夏天，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周圍的二十二個地區爆發鼠災，估計兩億隻老鼠到處肆虐。中國農業大學鼠害防治實驗室主任施大釗，將問題歸咎於三峽大壩和地球暖化。由於水庫儲存大量的水，導致周圍幾百哩的地下水位下降。這表示大片土地缺水乾枯，成為老鼠繁殖的溫床，老鼠才會激增。再加上湖周覆蓋一大片蘆葦，雖然這些蘆葦是種來造紙的，但也剛好成了老鼠的食物來源。
這一年長江氾濫，洞庭湖水位上升，淹沒老鼠洞也趕走了老鼠。媒體報導，某縣「沿湖的水溝塞滿了老鼠，居民拿起棍子和鏟子活活打死老鼠，」結果總共死了二百三十萬隻老鼠，重達九十噸。這些數據當然無從證實。據說好幾卡車的老鼠被送到廣東省，因為廣東人視鼠肉為美味佳餚，儘管二零零三年政府為了防止 SARS 擴大早已禁食鼠肉。據國內某報報導，雖然此禁令並未解除，但仍有卡車深夜偷偷抵達廣東的市場，想趁此機會大賺一筆。不過，當局當然馬上否認。
廣東省昆蟲研究所的戚根賢教授說，「要一次抓到那麼多活田鼠很難，怎麼可能從湖南省運來這麼多車的活老鼠？」於是報紙上問，「要是從湖南省運來的是死老鼠呢？」接著又答，「不可能的。湖南某官員說「怎麼可能有好幾卡車死老鼠？」要是洞庭湖附近的居民聽到，肯定會鬆一口氣。」
當局很快向民眾保證不會有爆發疫病的危險。湖南省衛生廳副廳長陳小春說，「湖區不可能爆發鼠疫。」卻沒解釋他為什麼這麼肯定，也沒提醒民眾滅鼠之前要小心被咬。
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鄧址指出，建造水壩「違反了生態規則。它不僅必然引發洪水，還給田鼠創造了生存條件。」但中國熱中於三峽大壩這類龐大的民間工程，國內的生態環境又急遽改變，未來這一類災疫可能會更常出現。
空中塞車
中國東部和大城的生活水準快速提升，國內航空業也水漲船高，造成「危及安全標準」的空中塞車－－這是國內航管員二零零七年的說法。過去十年來，中國的飛機多了一倍，光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中國的飛航乘客和運輸量就增加近二成。民航總局局長楊元元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說，「我們的人力和設備負荷不了這麼快速的成長。」上海分析師馬嬰也說，國內的航空基礎建設和人員培訓趕不上快速成長的航空業。
然而，中國媒體大多簡單帶過這類新聞，著重報導「正面」新聞，例如燃油附加費調降，還有機場「保證會在二零零八北京奧運期間提供安全完善又舒適的飛航服務」，至於國內航空市場日漸浮現的問題只會點到為止。但有些人就不那麼沉默了。民航大學的趙一〈音譯〉教授說，「北京的飛航處理能力已經達到極限。此外，機場也必須處理航管人員和通訊設備不足的問題以及自然緊急狀況，例如暴風雨。」
中國目前的飛航事故發生率較國際平均率低〈每百萬飛行時數平均零點二九宗事故，全球平均零點七件〉，當局似乎對此相當自得。媒體報導中國直到二零零六年才成立民航安全學院，並引用民航局長楊元元的話說，「安全是評價一國飛航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學院院長王昌順表示，他們會在五年內開設一系列完整的飛航安全課程，目標是年培訓量達到八千人次。」，但資金從何而來、會有哪些課程、有哪些專業師資，都沒有透露。
但中國的航空業擴張計劃大得驚人，學院要能迎頭趕上實在很難。二零零七年，中國計劃新增一百五十五架飛機，只淘汰二十五架。二零零六年新開五座機場，〈民航機場〉共達一百四十七座。此外，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一零年〉計劃興建或擴張六十座機場，估計二零零七年會載運一億八千七百萬乘客、三百八十五萬噸貨物。
加重飛航建設和設備的負荷固然危險，但加重工作步調已經越來越快的航管員、機長、技工和地勤人員的負荷說不定會鬧出人命。而且正如中國常有的狀況，這些問題不會停在原地。例如中國有超過七千名飛行員未達國際航空的語言標準。目前，他們依賴機上翻譯員傳譯英文通訊，但這些翻譯員將在兩三年內退休〈因飛機設備更改〉。民航總局的陳廣成說，根本沒有足夠的合格考官能面試這些飛行員。
官運亨通
二零零七年，「新中國」建立將近六十年，封建制度和迷信照理說已經是前朝舊事，但仍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員相信「看相、看星象、占夢和求籤」。據該領域專家程平指出，「官員工作壓力大卻找不到出口也無人求助時，就會轉向迷信。」他也說，腐敗官員害怕東窗事發、丟官又失權而轉向超自然力量，同樣使迷信更加盛行。
教育程度低的社群迷信也許較容易理解。舉例來說，鄉下農民經常不願意花錢買保險，他們認為要生了病才會知道付出的有沒有回報，這樣很不吉利。然而當領導者也聽從神祕力量引導時，中國成為健全發達國家的可能性或許就會受到質疑。例如某官員為求官運亨通，將袒先陵墓移到幾千哩外新疆省知名的聖山－－天山的山腳。
西方擁有投票權的人民很熟悉那種得天獨厚、佔盡便宜的領導者，而沒有投票權的中國人民也許會發現，若要除掉黨內的「巫師」，民主是比「求籤」更好的選擇。
遊客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媒體指出，「隨著觀光業快速成長，國人不文明的舉止日漸使中國蒙羞。有些專家認為之所以會有這些粗魯的行為，是因為中國人民不懂愛惜公物和太過自私。」
北京著名歷史遺跡圓明園的工作人員張澎向媒體表示，常有遊客在園內亂畫，而且要清除這些塗鴉一定會對建築造成更多傷害。實在不可思議，因為這些遊客是中國人，他們侮辱破壞的是自己的國家。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正值中秋節，很多人到海南島遊玩，依習俗跟親友一同賞月。天上月色也許賞心悅目，地上情景卻一片狼籍，隔日清潔員花了一整天才把海灘的垃圾清掃乾淨。十月一日是中國的國慶日，每年都有很多人到天安門廣場慶祝。二零零六年的這一天，清潔員掃了將近四十噸的垃圾，全是中國遊客丟的。果真是「國威浩蕩」。
「得體的行為展現出一國的國格。」勞長春說，他是退休的加拿大華裔官員，常為中國官員安排海外旅遊。「遊客在不同國家應該學習社會習俗、餐桌禮儀和一般禮節。」他在加國政府服務逾三十年，如今回到北京定居。
國營媒體提醒人民，「勿隨地吐痰、亂丟垃圾或大聲喧嘩。勿大聲講手機，飯前飯後洗手。」還加上，「這些不是幼稚園小孩的生活守則.....〈而是〉基本規矩。」二零零七年八月，外交部再度設法改進人民的規矩，為出國旅遊的國人出版新的行為手冊。手冊中建議遊客勿大聲喧嘩或叫囂、勿跟人起衝突，還有若在國外遇上麻煩，勿塞錢了事－－中國同胞在國內旅遊可能就會這麼做。
出國旅遊的中國遊客直線增加，預計在二零二零年將達一億人，了不起的數字。想像一億中國人每人只丟一件垃圾或只隨地吐一口痰，小小疏失總加起來，就是中國在全球的聲名和製造的問題。重點不是人，而是這些人加起來的龐大數目。
不斷縮小的中國
中國海岸線有成千上萬個小島，而且正快速消失中，從海面上徹底消失，大自然賦予那些小島的資產也隨之消失。
「墾地建設導致有些珍貴島嶼消失，」二零零七年中國的國家海洋局曾說。「到處採石和傾倒垃圾加速島嶼生態系統惡化。」媒體報導。「情況日漸嚴重，主要因為光是一個計劃就可能毀掉十幾座類似的小島。」媒體公佈了保護全國一萬六千五百餘小島的新法案，卻說還要兩年才能實施。所以說小島快速遭破壞的情況還會持續兩年，而且正式執法、逮捕並起訴違規者不知道還得等多久。這表示繪圖者未來一定會忙著重劃中國地圖、刪除小島。
媒體也暗示政府突然關心起小島的真正原因－－不為環保，而是領土。『中國界定的七十七個領土基點中，有七十五個是島嶼。』也就是說，中國利用這些島嶼畫出國界〈就是海上領土，這對中國未來的戰略需求非常重要〉。「但這些小島普遍缺乏保護，意味著中國的安全和主權面臨潛在的危險。」
二零零七年，水利部副部長鄂竟平在類似的情況下說，到二零一零年中國可能因侵蝕作用而喪失六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整塊瑞士〈四萬一千二百八十四平方公里〉和科威特〈一萬七千八百一十八平方公里〉都丟到海裡也沒那麼大。媒體指出，土地侵蝕的主因是「過度放牧、砍伐林地、山坡地開墾、挖礦和建路。」那副部長指出，二零零一到零五年間，侵蝕的土地增加了115％，中國一年就喪失了約四十五億噸土壤。相當於男女老幼一人三噸多的土壤，而且是短短一年。
這塊土地應該得到政府還有它養育幾千年的子孫更多的保護。
竊銅案
國際銅價飆高，中國需求量龐大是主要原因，這也導致銅線竊盜案激增。政府沒有這類竊案的具體數據，不過中國網通〈中國主要的電信公司〉提供了一些線索。他們說光是河南省二零零六年前十個月就發生二萬零四百九十一宗竊銅案，平均一天六十七宗。
二零零五年一天平均僅十六宗。但現在連小偷也看得出市場正熱。中國網通的袁新峰〈音譯〉說，「有些小偷覺得偷電線就好像跟銀行提錢，缺錢就去剪個幾公尺就好了。」但他沒說要剪幾公尺才夠買棟房子。
公安部說，電纜線遭竊對全國網路造成影響。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說，「電力、電信和廣播電視設備是國家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環節，但一些非法分子卻受經濟利益驅使，大肆竊取破壞這些設備。」尚未徹底了解狀況，他就譴責這些竊賊利欲薰心。
遭竊的電纜線當然只能賣到市價的一部分，但電信公司卻必須以市價購入，重新安裝－－導致全球銅價節節上揚，於是小偷更有偷竊的動機。令人納悶的是，偷來的銅要拿去冶煉再製成電線，這整個過程要重複幾次才能保證有「高經濟報酬率」呢？
氣象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政府宣佈從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軍事敏感區域、尚末對外開放區域：及其他涉及國家安全的區域不得設立涉外氣象探測站」。「涉及國家安全」的區域在中國可以指任何一個地方。
氣象局局長鄭國光說，越來越多境外組織和個人來中國進行氣象探測，「其中一些非法的探測活動不僅侵犯了我國的主權，而且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國防安全。」他沒說明氣象預測會怎麼『嚴重影響國防安全』。
中國政府也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末經批准的境外組織、機構和個人提供氣象探測場所和氣象資料」－－等於把氣象視為『國家機密』。實施新法的目的之一，當然是想盡可能壓低自然災害的數據。中國直到二零零五年為止，都把自然災害數據歸為國家機密，擅自報導者可能被判重刑。
二零零五年國家保密局發言人沈永社說，解密因自然災害導致死亡人員總數，有利於做好救災工作也能確保人民的知情權，有利於進一步做好防災救災工作。這番話也許是過於樂觀了。但看來現在政府又改變主意了。不管法律怎麼規定，中國政府也許能禁止境內媒體報導自然災害，但對境外媒體的掌控畢竟有限，因此才會先拿氣象開刀〈水文研究也一樣〉，嚴禁氣象報導。
在中國如果你不能阻止壞天氣，最好完全否認它的存在。
服務品質
近來，國營媒體報導國內飛機乘客對機上服務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乘客對國內線的航空服務抱怨連連，連民航局都出面懇請不滿飛航服務品質的乘客收斂。面對乘客的批評，中國的處理方式很簡單卻令人跌破眼鏡，對應方法竟然是要乘客降低期待。
服務差勁的空服人員、形同虛設的影音設備、載滿乘客的飛機停在跑道上遲遲不起飛，導致乘客怨聲載道，幾乎爆發肢體衝突。但航空公司卻認為錯在乘客的飛航知識不足。
「我們希望提升乘客對民航業特性的認知，一同創造更舒適和諧的旅遊環境，」民航局表示。「安全是飛航旅行的根本，也是機上服務的核心考量。因此機上餐點的種類有限，而且餐點也必須先冷藏，之後再加熱，味道自然會較差。」飛機餐難以下嚥的原因「終於」公諸於世了。
中國南方航空還有另一個「有用的」訊息要昭告大眾，那就是乘客應該多用機場廁所，少上飛機上的廁所。航空公司表示這麼做可節省成本，廁所水箱如果只有六分滿，一年就可省下四千七百萬元。
二零零七年上半中國航空業獲利四十六．二億元，而且業績持續快速成長。但航空公司不願花錢提升品質，反而要乘客降低期待。乾脆叫乘客降低標準算了。原來忍受劣質服務已經成了一種「美德」。
謠言滿天飛
像中國這樣新聞直接受政府控制的國家，人民都知道不能太相信媒體。大眾靠著口耳相傳和流言風聲互通消息，而且因為手機簡訊和網路電子信普及，可疑或荒謬的消息有時會博得滿城風雨。二零零七年的「香蕉含SARS病毒」傳言，就是一個例子。
SARS 全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二零零三年在中國爆發。一開始政府封鎖消息，因而演變成全球傳染病。當時就算只是一點點風吹草動，大家都會瘋狂發訊，迫不及待把祕密告訴別人，雖然大 家都好像知道了。
二零零七年初，有則手機簡訊到處流傳，上面說海南島的香蕉含有類似SARS的病毒。農業部市場信息司副司長張興旺說，「這純屬謠傳。世界上還沒有人類感染植物病毒的案例，也沒有任何科學根據。」農業大學的李懷方教授也說，「從來沒有科學家發現植物病毒會傳染給人類。」
但還是沒用。消費者寧可信其有，香蕉價格慘跌。媒體報導，海南島某張姓女農民說，二零零六年她種的香蕉每公斤賣二元，SARS 傳言之後跌到每公斤零點二元。海南省香蕉協會秘書長張錫炎表示，謠傳造成的損失一天就高達二千萬元，對海南島衝擊很大，其香蕉產量佔全國六分之一。
在大多人都不相信官方消息的國家裡，這類謠傳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但「香蕉含SARS病毒」的謠言傳得尤其快，因為二零零三年中國政府隱瞞疫情，反而造成人心惶惶。
都市化
一九九五到二零零四年間，中國的都市化程度〈住在都市的人口數〉從二九．零四％激增至41.76％。二零零零到二零零五年間，進行都市建設的土地從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增至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平方公里，多出了一萬平方公里。
具體來說，這樣的面積相當於倫敦市〈一千六百二十三平方公里〉、華盛頓市〈二千九百九十六平方公里〉、巴黎市〈二千七百二十三平方公里〉、曼谷〈一千零一十平方公里〉、羅馬〈八百四十二平方公里〉和哥本哈根〈八百一十六平方公里〉的總和－－而且短短五年內就出現。
同時期，中國的住宅存量〈以平方公尺為單位〉從四十四．一億增加到一百零七．七億，都市人口密度從每平方公里四百四十二人增至八百七十人。媒體在二零零七年指出，中國的都市人口有五億六千二百萬，且正快速增加中，因為經濟快速發展需要人口從鄉下移往都市以維特快速的發展步調。
光看東北部的遼寧省就一目了然。該省二零零六至二零一零年「五年計劃」的規劃人就說，「計劃興建.....十個人口介於二十萬到五十萬的中型都市，還有十個人口介於十萬到二十萬的小型都市。這些新城市都從小城鎮漸漸發展，大多集中於沿岸地區。」
二零零五年建設部總規劃師陳曉麗說，「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城市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她說「中國城鎮化水平提高十個百分點，從鄉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規模相當於日本的總人口，提高二十個百分點就相當於美國的總人口。」
中國急於展示土地「綠化」的成果。二零零四年當局宣佈上海晉升為「國家公園城市」，並稱「該城的綠地比例達35.78％，人均綠地有9.2平方公尺。」
但二零零七年其他報導提出質疑。「北京和上海都市叢林的居民，住在高樓大廈、繁忙道路和閃亮霓紅燈日漸增加的灰暗街巷中，缺少綠地和開闊的休閒空間，」《中國日報》記者王珊珊寫道。「很多百姓感覺不到城市擴大帶來的好處，令人懷疑中國快速都市化是否是件好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陸大道也指出，「大家都想要小孩老人走路五分鐘就可到達的公共設施，裡頭有樹有椅子。但往往事與願違，因為有些官員認為這無法令上級印象深刻。」
媒體報導，快速都市化「導致都市貧戶增加，農地消失，五千萬農民的土地被徵收。」很多農民只得到極少的補償。以北京為例，當局以每市畝〈相當於六分之一英畝，是中國常用的計算單位〉十萬元的價錢，向郊區的「幸運」農民收購土地，再把同樣的土地以每市畝好幾百萬元的價錢賣給開發商。「倒楣」的農民每市畝只拿到三千元。
政府持續推動都市化。二零零五年，媒體根據社會科學院提出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指出，「徹底解決中國農業和農村地區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減少農耕人口，讓鄉下人口移居城市。」該報告還說，到二零五零年中國的都市人口將達十一億，都市化付出的成本將達十五、六兆元。這表示屆時七成五的中國人口都住在都市，跟已開發國家的比例相仿。那麼中國將在數十年內經歷其他地方要數百年的社會變遷。
二零零六年，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及全國政協委員郭樹清表示，「都市化的腳步必須再加速。」但「加遠」的代價會是什麼？燒掉好幾兆元、消耗大量資源、掠奪自然土地、破壞幾百年的農村傳統，還有史無前例的龐大城鄉移民。面對這些巨大的變遷，也許「穩定」和「和諧」會成為第一個受害者。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七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涉巨貪搞軍中腐敗已在2014~2015年間落馬受查的郭伯雄。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政府發表了《二零零六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書中聲明中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
已開發國家都會清楚劃分軍事和政治權力，而軍隊通常要向由人民選出的領導者負責。在中國可不一樣。很多中國將領同時也是政府官員。例如國防部長曹剛川也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他一九五四年加入解放軍，從此步步高陞，一九九八年當上將領及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
他經常表示解放軍隊對中國共產黨忠心耿耿。二零零七年夏天他說，「全軍官兵要進一步弘揚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傳統。」接著呼籲「全軍官兵要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四周.....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他也曾說，「聽黨指揮是解放軍的建軍原則，是黨和人民對解放軍的最高政治要求。」
以下說法更加彰顯他的政治立場：「敵對勢力把解放軍作為西化、分化的重點，竭力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圖使解放軍脫離黨的領導。」
另一位解放軍將領郭伯雄說，「我們要堅守黨對軍隊有絕對指揮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並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的指揮。」郭也是政界高官，目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最高政治機構之一〉。從他的一番話可見，人民解放軍根本不是人民的軍隊，而是黨的軍隊。
很多經歷豐富的解放軍將領，也在中國最高政治機構擔任要職。曹剛川和郭伯雄都是先加入解放軍再入黨，這在任職於政府部門的軍官很常見。又例如，徐才厚（涉巨貪受查期間於2015年3月15日膀胱癌病逝。），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的辦事機構、協助政治任命事宜〉書記，也是一九六三年加入解放軍，但一九七一年才入黨。
軍人任職於各政府單位，例如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周坤仁，他是在二零零零年當上解放軍將領。軍人也任職於各地方政府，甚至活躍於學術界。中國最富聲望的學術機構社會科學院，其副院長李慎明是一九九七年就當上解放軍少將。
非軍人出身的中共領導人，經常要求這些將領在各種場合宣示對黨的忠誠。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上說，「聽黨指揮，是黨和人民對人民軍隊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軍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人民解放軍鑄就的靈魂，就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他說。「正是由於高度自覺聽黨領導，人民解放軍才始終保持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保持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始終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機活力。」
這麼說來，中國特色的軍隊不會為了人民或為了國家戰鬥。根據胡錦濤的說法，軍隊戰鬥力只能藉由聽從「黨的領導」展現。更早之前他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要求解放軍「忠於黨、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永不改變。」
解放軍以黨為天的說法之前就有了。例如，二零零一年媒體報導，解放軍參謀長傅全「要各層軍事單位加強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解放軍應當時時牢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的一連串重要指導。」
二零零五年，解放軍建軍七十八週年，解放軍發行的《解放軍報》批評，「敵對勢力鼓吹中國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企圖動搖〈解放軍的〉根本。」簡單說，非黨化、非政治化的軍隊，就是由人民指揮的軍隊－－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條件。該文稱「解放軍在黨堅定的指揮下立下豐功偉業，日漸茁壯強大，贏得一次又一次勝利」，因此「我軍的歷史，就是聽黨指揮的歷史。」
雖然中共已經一再強調解放軍要聽黨指揮了，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這樣的要求卻越來越大聲。為什麼？也許是因為中共認為，掌控不了軍隊就掌控不了人民。
利用軍隊鞏固權力這種一貫的方式，導致中國政冶圈裡到處都是高級軍事將領。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還不需要到處宣揚軍隊聽黨指揮，因為這是無庸置疑的既定事實。毛鄧兩人都直接指揮軍隊，跟軍隊關係密切，他們就是士兵直接效忠的對象。但現今軍隊和領導者的關係不再那麼密切，課堂訓練出來的政治領袖通常被視為文官。在軍隊裡，士兵跟將領的關係，比跟距離遙遠、面目模糊又養尊處優的北京高層要緊密多了。
過去中國社會爆發動亂時，中共都能動員指揮解放軍鎮壓無辜百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當時根本無法想像軍隊會造反，因為不只解放軍對鄧小平忠心耿耿，廣大人民也大力擁護鄧小平。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現今的政治領袖只能勉強獲得人民消極的、默許的支持，再也無法像毛鄧時代那樣廣受人民崇拜－－無論那種崇拜多麼教條式。不管是解放軍士兵或一般百姓，中國目前的領導者都激不起他們的崇仰效忠之心。
二零零七年，胡錦濤在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紀念會上說，「在八十年的頑強奮鬥中，人民解放軍培育和形成了優良革命傳統。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集中起來就是聽黨指揮.....。」未必盡然，不然就不需時時強調解放軍聽黨指揮。中共再也無法信任軍隊會絕對效忠黨。地方政府舞弊營私、高官顯要偏袒親信以及台灣問題暫時擱置，都使解放軍再也無法不假思索地聽黨指揮。
未來中國社會如果又爆發動亂〈筆者認為無可避免〉，到時候情況肯定會很不一樣。
「主義」是中國很流行的政治用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拿破崙主義」的出現，將使某個中國拿破崙，也就是解放軍將領，在麾下部屬的支持下輕易奪得政權。這些有朝一日可能統治中國的將領，個個都位居政府要津，而且地位難以動搖。只具備黨員身分的政治人物一但丟了官就喪失了權力。但身兼將領的政治人物就算丟了官，也仍然可以輕易保有部屬對他的忠誠。
再說，軍事將領早就把勢力範圍擴展到中國各級統治階層，因此拿破崙主義不會是場血腥革命。到時候不會有太激烈的暴力事件，只會順利快速地接收政權。整個國家不會爆發革命，只會換人當家作主。在自己的人馬和廣大解放軍的支持下，中國拿破崙將很快控制全國，最多只要消滅軍中仍傻傻效忠黨的殘餘分子就行了。
接著，軍隊會發表平平淡淡的聲明，說政治領導人已經下台或被撤職。沒有軍事背景的政治高層將悄悄地快速消失，由軍政府取代其位，而新政權將會呼籲人民保持冷靜，並表達政府促進穩定和諧的決心，畢竟這是他們早就滾瓜爛熟的主旋律。
以上，中共都很清楚也害怕成真，所以才會不斷操作政治語言強調解放軍聽黨指揮。可是到最後，再怎麼強調也敵不過某個人的領袖魅力，儘管對外總是大言不慚地說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
這個大人物，這位中國拿破崙，今日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解放軍將領。但有朝一日，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會知道他的名字。目前人民解放軍有一百六十七位將領。選一個吧！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五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中共Ａ股堪稱中共圈錢騙局，升跌不存在商業因素，只為政治考慮，你猜會是誰勝誰敗？於2015年7月開始一直暴升（國企泵錢）暴跌（散戶沽貨逃命），三個月還未停止震盪，致令散戶每人輸掉平均30萬人民幣過外，令散戶對Ａ股信心盡失，繼而又讓人民幣貶值。
中國快速成為經濟強權的過程中，領導人一直遵循鄧小平的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創造出越來越富、受盡嬌寵的「上流階層」。時至今日，鄧小平的這句話應該改成「讓一部分人越來越富」才適當。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打開了中國大門，也等於打開了世界最大賭場的大門，正式宣佈十三億人都可以賭它一把。
鄧小平也提出「致富光榮」的口號。中國的中產階級也樂得到處挖掘這種榮耀。因為如此，中國快速發展的城市漸漸成為超級消費殿堂。因為如此，儘管要買到比方仿冒的 LV 手提包輕而易舉，卻仍有很多年輕多金的中國人民寧可花錢買真品，而且一出手可能就是好幾個月的薪水或是鄉下居民一整年的收入。也難怪二零零六年中國人購買的奢侈品佔全世界12％。例如，賓利豪華轎車推出的Mulliner 728〈一部一百二十萬美元〉在北京的銷售量比任何城市都好。遊艇、車子、房子、珠寶、國際旅遊，都是中國新富階級爭相購買的商品。
根據研究員胡潤〈Rupert Hoogewerf〉整理的中國「富豪榜」，中國身家超過五百萬美元的超過十五萬人，超過一千萬美元的有三萬五千人，億萬富翁至少五十人。對一個常說自己窮、形容自己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來說，這樣的數字不算壞。
這個「貧窮」國家的外匯存底將近二兆美元〈二零零八年末的數據〉，數字和成長速度都居世界之冠。二零零六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價值約二千九百億美元，但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僅五百五十億美元。據估，中國到二零一零年就會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場〈美國保持第一〉，產值約五兆美元。屆時，中國將進口約一兆二千億美元的商品，約二千億美元的服務。
但這些中產階級〈中國的經濟奇蹟〉之所以能崛起，靠的是剝削生活普遍窮困、教育程度低的廣大鄉村居民。換句話說，中國快速累積的財富，是建立在低薪、高失業率和外資上。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激增，將對這種舒適安穩的環境構成極大壓力。GDP提高，勞工就會要求薪水隨之提高，因而破壞了中國企業賺大錢的最大利器：「廉價勞工」。薪資調高，製造商就會想辦法從其他地方賺錢－－主要是在製造過程中偷工減料。中國企業早就因為劣質或危險商品惡名在外，將來仍會使用廉價的原料、不安全的化學添加物力求「節約」，品管制度也拿他們沒辦法。另外，生產線的勞工減少，也將使工傷事件大幅增加。
中國勞工市場的問題已經漸漸浮現。二零零六年年底媒體報導，「雖然政府數據指出，中國仍有一億五千萬民工等著到城市裡打工，但種種跡象顯示國內的勞工資源漸趨縮減。」該報導也說，經濟蓬勃的廣東省已有每年減少二百萬勞工的趨勢。雖然報導指出，過去三年廣東的民工月薪已從六百元提高到一千元〈一百二十五美元〉，表面上似乎提高不少，但此數字只道出部分真相。據其他報導指出，廣東省居民的月薪比民工高很多〈約二百三十三美元〉。二零零五年，全國民工平均年薪是一萬八千四百元，較前一年的一萬六千零二十四元高。儘管調高幅度不小，但還是比不上國營公司，其勞工薪水提高了二成。
過去，中國曾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廠，如今其他「開發中國家」可能也來搶奪這塊市場。勞工短缺的問題逐日逼近，原因不在於人不夠，而是勞工得不到合理的待遇。缺少遏止剝削勞工的有效措施，再加上工會掌握在政府手心，使民工面臨「接受或離開」的抉擇。未來，很多勞工會直接選擇離開，目前已經可以看見這股趨勢。北京人民大學的溫鐵軍教授表示，「為了存活，有些工廠壓低勞工薪資，也不幫勞工辦社會保險。薪水低、福利差使這些民工的心涼了大半。」媒體也指出，「從鄉下到城市打工的民工，因為公司福利太差已經開始返鄉。」
這並不只是中國自己的問題。外資湧入，刺激中國經濟成長，中國公司和跨國公司聯手壓低薪資－－也聯手壓榨勞工。外商要求壓低薪資甚至還得白紙黑字寫進合約，不顧一切只想賺進獲利，這意味著中國幾千萬窮苦大眾不只被國內的中產階級剝削，也被全世界剝削。
市場競爭激烈，外商不斷要求降價，原料成本也日漸提高，兩面夾攻下，也難怪中國製造商常常偷工減料了。在這麼競爭的市場中，分毫之差可能就是贏得或失去合約〈公司可能破產〉的關鍵，而「生存之道」就是欺騙、使用劣質原料，再提出捏造的品質證明給買方－－這在中國並不困難。如果你覺得中國的仿冒品品質很好，你應該看看這些產品附的假品質保證書。
最直接面對此難題的，是養尊處優的中國中產階級。他們享受的繁榮富裕，是建立在對貧苦同胞的剝削上，而跟全國同胞分享這份繁榮富裕的唯一方法，就是讓窮人漸漸擺脫貧窮－－也就是說，讓他們加入排外的中產階級團體。但這個過程如果成真，中國的工廠勢必要更具競爭力、創新力和獲利力才行。
中國顯然正面臨低廉勞工短缺的問題。媒體在二零零八年指出，「國內大量的低廉勞工是中國經濟大幅擴張的支柱，但一兩年內勞工人數可能停止增長，八到十年內開始減縮。」中國本身並沒有勞工不足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不願意付國內窮苦勞工更公平且合理的薪水。
而中國的弱勢族群絕對不可能拿到合理的薪資。一般接受的美式觀念「做好一天的工作就得到一天應得的工資」，在中國這個大賭場並不適用。事實上，中國政府不得不維持高失業率和低薪資，因為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就是建立在一場危險的賭局上：數千萬窮苦勞工將繼續默默忍受這種殘酷無情的剝削。
不過，中國投入的高風險賭局還不只這一個。中國目前的股市熱是國內最瘋狂、最貪婪也最危險的社會現象之一。想要投資的人沒有太多選擇。銀行利率低得可憐，黃金買賣被禁止，政府控制貨幣匯率也使一般人很難投資海外市場。中國政府因此為本國人民提供了一個專屬賭場：中國 A 股指數，深圳和上海都有。在此國內證券交易所內，只有中國公民和合格機構可買賣證券。由於這幾乎是人民唯一可以快速致富的途徑，所以相當受歡迎。歷史給中國人民的教訓是，他們的錢財可能一夕之間跟著政府化為雲煙，因此他們總有股「有錢可賺就要賺」的直覺衝動。
二零零六年，中國股市總值增加了150％。二零零七年一月到五月又增加50％。湧入股市的資金簡直超乎想像。這真的是中國，那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嗎？光是二零零七年四月，就有二千五百億資金投入股市，其中約一千七百億元來自散戶而非公司企業。
媒體指出，「上海股票指數僅十八個月就從一千點爬上二千點；從三千點到四千點只花了四十八個交易日。」，二零零七年一月到四月間，光是上海的儲蓄帳戶轉入股市的金額就有七百億元。股市在五一假日後重新開市，投資人迫不及待要重新下注，單單一天就多了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個股票帳戶。
二零零七年八月中國證券基金會發表一項調查結果，指出散戶有七成把三分之一家中積蓄投入股市，超過13％投人全部積蓄，11％借錢投資。這些錢多半來自不完全合法、也就是不明的來源，例如地下錢莊。高利貸的業績也跟著蒸蒸日上。
甚至有人抵押房契借錢買股票。北京某大型典當行的總經理嚴興農說，每個月約有十個股票投資人到他店裡抵押房契。《中國證券報》報導，只北京一個地方，抵押房契借款的金額就達十五億元，這些錢幾乎全流入股市。媒體試算後發現，典當行一般只提供典當品市價70％的貸款，而且每月收3.2％利息，那麼「如果投資人拿市值一百萬元的住宅去抵押，股票投資報酬率是50％，那麼一年也僅賺八萬一千二百元。」
賭博狂熱令人欲罷不能。狂熱就表示沒有太多深思熟慮的空間。不玩股票在朋友鄰居面前就沒面子，比為了可疑的報酬率賭上自己的家還要丟人。
股票是城市裡唯一的賭博遊戲，這表示每個人都想玩，不懂股票的人也一樣。連專家都覺得這個股市很難操作，因為中國企業的財報大多模糊不清，而且經常捏造數字。據說，中國企業都有好幾本帳簿，一本給稅務員看，一本給投資人看，一本公司自用。每個版本都訴說著不同的故事，只有最後一本接近事實。股市裡充斥著黑箱作業，很多未上市公同未經批准就發行股票，也有不少地下据客出售未上市公司的股票。
不過也許這並不重要。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股市是種情緒投資，不是商業投資。確實，玩股票也許是種自由的展現。各種流言和它本身的投機性驅使人一頭栽進去。而且當你的鄰居、朋友和同事都在談自己投資的股票時，實在很難抗拒誘惑。唯恐錯過賺大錢的機會以及怕沒面子的心情，超越了傾家蕩產的恐懼。再怎麼微不足道的謠言或毫無根據的推測都可能影響股市。例如，當中國太空人第一次上太空時，科技公司股價大漲，連跟太空研究只沾上一點邊的公司也是。你說內線交易是嗎？中國有什麼不是內線交易？
就好像設法讓窮人繼續窮下去一樣，中產階級也同樣受中國政府操弄。誰不知道中國股市完全是情緒化的賭博遊戲。當局採取過很多冷卻市場的措施〈比方提高證交稅〉，但都無顯著效果。政府也會暗示股民大量買進或發行過去政府控制的股票，操縱民眾的情緒以維持股市熱絡。
不過這也算魚幫水、水幫魚。中國人民也知道政府不會眼睜睜看著股市崩盤，尤其大家都對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寄予厚望。就因為這樣，根據中國證券基金在奧運前的一次調查，六成股民「認為漲勢會持續到二零零八北京奧運。」他們相信政府 這個超大經濟賭場的莊家－－神通廣大，可以讓每個玩家都贏到錢，就是這股信心使股市撐到現在。這種巧妙的公關戰連賭城都會覺得不可思議。〈編按:本文撰寫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實際發生的狀況是，京奧一開幕，中國股市就大跌，到年底封關後比前一年下跌 65％。〉
有數億中國人民雖然也看到股市在向自己招手，卻沒辦法加入，因為他們在他人的土地上辛苦掙來的收入連養活自己都不夠。鄧小平從沒說富人什麼時候才要停止追逐財富，轉過頭，把手伸向沒他們這麼幸運的人。
目前，玩家大排長龍，手裡抓著現金，準備好要聽從老鄧的建議，但現在卻沒有一個同樣洞察機先的領導者來告訴他們：「夠了，到此為止。」因此在二零零九年，世界經濟將會讓中國知道，雲霄飛車會以多快的速度飛出軌道、又將飛到多遠。也許不一定會如此收場，但如今中國領導者已經跟其他成群結隊一副要投海自殺的西方集團站到同一線上。
經濟大蕭條〈當然是中國特色的經濟大蕭條〉如果發生，至少中國每個人都看見了經濟民主〈譯註：指不讓少數人控制經濟發展，尊重市場機制〉。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四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實施一胎化政策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嚴重。
中國沒有反墮胎遊行。沒有基督教徒領軍的反墮胎集會，你看不到帶頭者對著底下信徒講道，信徒聽到又有胎兒「被殺」都不約而同搖頭嘆息。週末他沒有群眾到指定墮胎醫院示威抗議，換作其他地方，你就會看見憤怒的抗議群眾猛拍車蓋，威嚇試圖進入「撒旦」診所的孕婦不要扼殺肚子裡的小生命。
『人獨自來到人世，也獨自離開。』這句話在中國有特殊的延伸義，如果你剛好是個尚未出生的胎兒的話。也許你「從受胎那天起就孤孤單單」，因為有一天，你可能會感覺到墮胎工具正要吸出你剛成形的身體，這時候你最好緊緊抓住子宮內壁，因為只有你一個人獨自對抗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沒有人會幫助你討論這樣的狀況蘊含的道德意涵。沒有「道德的大多數」。連「沉默的大多數」這個錯誤的名稱也要忘掉，因為在中國，大家都對墮胎議題保持沉默，其他議題差不多也一樣。
沉默或者不在意。據上海的醫生說，來墮胎的年經女性將近一半都是單獨前來，她們很清楚爸媽不會諒解他們。這些醫生表示，告訴爸媽的人當中，七成以上「被痛罵一頓，而非得到支持和指引 。」
中國墮胎盛行背後有幾個原因，比方年輕人的性知識普遍不足〈只上過基本的性教育〉，還有實施一胎化政策。另外一個原因是傳宗接代的守舊觀念。這是「重男輕女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造成的結果」，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劉伯紅說。她指出「歧視女性一直是中國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嚴重的主要原因」。
在自然情況下，人類社會中的男嬰會比女嬰多，比例約105比100，不同民族的比例會稍有不同。中國某些地區男女比例約為138比100。有些父母不遵守一胎化規定，這個時候男女比例就更懸殊。第二胎的男女比例是143.22比100；第三胎是152.88比100。「生第二胎或更多胎的夫妻顯然會去作產前性別鑑定，」中國媒體在二零零八年指出。男女比例失衡將會使許多男性找不到對象結婚、生子、組織家庭、傳承世代。而這批在人為干預下出生的人口有多少，各方的估計都不太一樣，據估計，到二零一零年會有三千萬到四千三百萬不等。也有報導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指出現今在中國出生的男嬰中，十個有一個將來討不到老婆。
就連「性別失衡」這個詞都未勾勒出實際的狀況。應該稱為「墮胎造成的性別失衡」才準確，因為這是人為現象，跟自然無關。
很早就有研究發現，女性對男性有安撫的力量。無法結婚的男人往往會變得浮躁、兇暴、挑釁，可能破壞社會安定。不幸的是，說到孕育下一代，中國的女人就成了政治人物的犧牲品，而且別忘了，中國政冶圈幾乎都是男人的天下。雖然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到一九六四年間國家提倡節育，但中國人口還是從六億增加到七億。「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期間，當局禁止節育，因為毛澤東認為人口越多，國家越強大。這時期『人多力量大』是常見的宣傳口號。
但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的馬寅初教授估計，如果中國人口以當時的速度繼續增加，不到五十年就會暴增到二十六億人。有鑑於此，他發表文章呼籲政府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只可惜中共高層不同意他的看法。馬教授遭到嚴厲批判，人口研究也幾乎中斷，但他並未放棄。後來他甚至被迫辭掉辭去北大校長職位，從此退隱。直到一九七九年，毛澤東死後三年，他才獲得平反。
由於政府打壓人口研究，所以很難掌握中國過去的出生率。不過根據某份資料，一九六零年代中國婦女平均每人生7.5個小孩。到一九七零年代出生率略降，但平均仍有5.8個。文化大革命展開的前幾年，節育被批為「反馬克思異端」。根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計生委〉的政策法規司司長於學軍指出，「一九七零年以前，國家並無任何家庭計劃政策，所以人口基本上是飛速成長。」
節育政策就這樣反反覆覆，直到一九七零年代末鄧小平掌權，政府才又鼓勵人民節育，並在此基礎上漸漸確立現今惡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現在中國政府常說一胎化政策使中國少了四億人口。但朝令夕改對人民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傷害，只有當中國政府拐彎抹角地說國家正面臨一個「複雜的情況」時才會隱約浮現。
二零零七年，政府指出「我國多年來都維特低出生率，如今可能回升；整體的人口素質不高；就業人口龐大，就職環境更加嚴峻；人口日漸老化對社會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持續的性別比例失衡對社會安全構成威脅。」
第五個危險族群－－逾四千萬名討不到老婆的單身漢－－就是性別失衡引發的後果。這些人無法藉由結婚成家提升生活，造成的不安會逐漸升高，破壞社會安寧。這些單身漢身上一輩子都綁著人口統計學上的定時炸彈。就算男女出生比例馬上翻轉，這些人還是無法娶妻生子。未來，這些討不到老婆的男人多半來自鄉下，也就是性別失衡最嚴重的地方。他們的教育機會有限，注定會成為無一技之長的勞工，如此一來要討老婆更難。
第五個危險族群之所以形成，跟殺害女嬰的行為密不可分。數百萬女嬰在時間推移中死去，使這個族群越來越多單身漢。有些單身漢可能將無情地傷害「存活下來」、降臨人世的女性。嫖妓的需求增加、買賣童養媳、對女人施暴〈如強姦〉，都會增加自然秩序外的不穩定因子，這些全都是政府的錯誤政策造成的。
二零零零年，全國的男女平均比例是110：100。二零零五年增至117：100，二零零七年是119：100。這個平均數據掩蓋了其他更驚人的數據。二零零六年頭十一個月，在北京出生的男女嬰比例是109：100；海南島135：100；江西省138：100。
這個問題過去就存在了。現代作家程乃珊寫過一個晚清的故事，說到鄉下地區對待女嬰的方式：
鄉下人家的生活很苦，女嬰在大家眼裡是沒有必要的負擔，殺害女嬰這種事很普遍。是啊，秀珍上面有個哥哥，她自己剛出生的時候就差點沒命，要不是她奶奶出面，說「可以留她下來幫忙廚房的事還有照顧哥哥弟弟」，她早溺死在水塘裡了.....突然間，母親把剛出生的妹妹放進井裡，拿掃把壓住拚命掙扎的嬰兒的畫面浮現她眼前。掃把是拿來防止嬰兒浮出水面的.....秀珍猛地冒了一身冷汗。
中國雖然致力於「現代化」，但重男輕女的舊觀念幾乎沒有改變。改變的是，現代科技讓夫妻很快就能確定胎兒的性別，而且中國的墮胎規定寬鬆，夫妻想拿掉女胎並不困難。
那麼，所謂一胎化使中國少了四億人口的「正面」數據，就有了另一種觀察角度。從目前的性別失衡現象可見，七十年代初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之後，夫妻並不是選擇不生小孩，而是先懷孕再鑑定胎兒性別，若是女生就去墮胎。因此，減少的四億人口，其實應該再加上數百萬拿掉的女胎。但從來沒人把這部分算進去。
政府對日漸逼近的性別失衡危機，還有其他各種危機，都只提出片面零散的回應。例如，二零零三年媒體報導中國政府「禁止」利用超音波選擇胎兒性別及選擇性人工流產，卻都沒有真正立法禁止。二零零六年底，報紙指出「雖然規定醫院不得對孕婦透露胎兒性別，但並未列入違法行為。」
該報告也說，「今年已將刑法修正案交由人大常委會審查，該法規定取得非醫學用途的胎兒性別鑑定最高可判三年徒刑、緩刑及罰款。但此修正案後來因為立法者意見分歧而遭到否決。反對者主張女人有權知道胎兒的性別。」在禁止選擇性墮胎法案遭到否決後，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只好發表一份文件，規定「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鑑定及選擇性墮胎的人當受嚴懲。」跟往常一樣只是消極勸誡。
報導上說，該文件承諾加強保護女嬰且指出「任何殺害、拋棄或傷害女嬰或虐待女嬰母親者當受嚴懲」。「當受嚴懲」在一個法規尚未確立的國家裡，成了一個無實質效力的法律用語。此外，該文件也指出使用超音波技術和墮胎藥的醫療單位，將受到更嚴格的「監督」。文中並說政府打算把家庭計劃經費提高，二零零五年是每人十元，計畫到二零一零年提高到每人三十元。
中國的醫藥產業充斥著白領犯罪。二零零三年，媒體報導「很多醫生收取額外費用，偷偷提供這種服務，有時費用高達一千元。」墮胎費直直上升，市場需求高必會導致這種結果。特媒體也報導，「國內很多地方都違規進行胎兒性別鑑定，但中央政府至今末立法明訂罰責。」
政府採取的方法是在二零零零年展開「關愛女孩行動」，鼓吹男女平等，並獎助鄉下全生女孩的家庭。但二零零零年起性別失衡就快速惡化，可見以上政策效力不彰。政府又祭出另一種方法：允許重男輕女最嚴重的鄉下家庭可生第二胎，前提是第一胎要是女嬰。這個方法同樣效果不大，畢竟可生第二胎可能反而讓生子傳後的壓力更大。重男輕女的家庭肯定不會疼愛第二個女嬰。這些試圖遏止墮胎的措施充其量只是作作樣子。
看民權人士陳光誠的例子就知道了。他收集了北部地方官強迫婦女做後期墮胎和絕育手術以壓低人口的證據，並自學法律幫助村民打官司。二零零六年八月，檢方以「故意破壞財產罪」將他起訴並判刑四年。國際特赦組織稱這次審判「非常不公」。陳在獄中遭其他犯人毆打，據他妻子表示，這些犯人說「這麼做黨會給我們加分〈提早出獄〉」。他向獄方反應自己的肋骨被打斷，但獄方拒絕讓他照 X 光或接受任何治療。國際特赦認為陳有生命危險，而且是因申請上訴才遭獄方懲罰。但他每個月只有三十分鐘的探監時間，想上訴也難。獄方對陳的妻子說，是陳先動手大家才會打起來。陳從小就雙眼失明。
相較之下，福建省處理性別失衡的方法較為積極。地方政府撥二億元給四十九萬戶家庭作為女兒保險基金，每年更讓十萬女童免費入學。在這之前，中國人口最多的省分河南省〈人口將近一億〉，通過禁止選擇性墮胎的法案，親定運法者罰款一萬到三萬元不等。該法也要求嚴控超音波技術、染色體技術、墮胎手術和藥物，並規定醫療目的的胎兒性別鑑定至少須獲三名醫師批准。墮胎則至少須獲一個縣政府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局批准。
然而，如果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不改變，不論採取多少矯正性別失衡的措施都沒有用。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人口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表示，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中國社會幾百年。她說有些鄉下居民直接就把女嬰丟在孤兒院外，而且老外領養的中國兒童有九成九是女童，進一步加劇性別失衡的問題。
如果政府成功遏止人民進行胎兒性別鑑定，急著想生兒子的夫妻很可能走回殺害 女嬰 的老方法，到頭來造成的悲劇只會更多。殺害女嬰的現象一直存在。據中國上一次〈二零零零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城市的新生男嬰死亡率是8.61％，鄉村是28.28％。但城市的新生女嬰死亡率卻是10.69％，鄉村更高達41.6％。中國媒體輕描淡寫解釋，「男女新生兒死亡率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一些人有重男輕女的觀念。」
二零零四年浙江省對二十到四十歲的民工進行調查，發現其中有九成覺得寂寞，三成五感情不順。新華社轉述某未具名精神科醫師的話，「如果沒有適當的壓力宣洩管道，他們可能走上酗酒、自殺、強暴，甚至殺人之途。」負責此調查的浙江大學教授易容指出，這是因為到城市打工的男性比女性多，而且到城市打工的鄉下女性理想的結婚對象是城市人，而非鄉下人。他還說，「城市女性也不太可能嫁給鄉下男性。」
教授說，民工「常覺得自己是城市裡的弱勢族群。如果有心愛的人和舒適的窩，他們比較會有安全感，對城市的敵意也會減少。」有鑑於此，住在風光明媚的杭州市的湯勉才會為民工成立免費的婚姻介紹所。她說，「我只是希望他們有人可以說說話。這些年輕人過得很辛苦。」可是介紹所一百三十五個會員中，一百二十人都是男性。
毛澤東有句名言：「婦女撐起半邊天」。可是他的文章從來沒提到男人是不是能撐起另外半邊天，無論男人比女人多多少。撐起另外半邊天的，肯定不是第五個危險族群的單身漢。有朝一日，他們將尋求激烈而陽剛的反叛方式，抗議政府干預自然法則。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