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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7日 星期六

前蘇聯解體二十五年──從勃列日涅夫說到習近平


勃列日涅夫（白頭佬）。

各懷鬼胎獐頭鼠目的普京及習近平。
二○一七年，又一新年開局。在全世界最揪心的國際大勢中，中共的運命如何恐怕是在列的。恰好，二○一六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蘇共崩潰和蘇聯解體二十五年，這令筆者想起中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宣傳得家喻戶曉的一句「金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由此而觀中共，倒是精準呢！
習近平關於蘇聯解體有一句名言：「竟無一人是男兒」。除去性別歧視的影子，習氏這話大概是說全蘇聯沒有一個人是像他習近平那樣的「男兒」。但其實，蘇共有一人倒與習近平惟妙惟肖（嚴格說應該是習與他惟妙惟肖），此人，就是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兩相比較，習氏的今天和明天，難道不是勃氏的昨天！謂予不信，試先看那個勃列日涅夫。
蘇共有男兒
首先，勃列日涅夫本是蘇共黨內一個平庸人物，在蘇軍和蘇聯各地方為官均無出彩的政績，是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在蘇斯洛夫和謝列平爭奪大位的平衡之中被推舉上位的。一旦上台，勃氏拼命任用舊部、同學和私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拼命抓權，排擠總理柯西金，拼命大搞個人崇拜（勃氏有「勛章大王」之戲稱，甚至自己給自己頒發勛章，還自封「蘇聯元帥」），樹立個人形象。
其二，勃氏上台後，其國內政策是祭出斯大林的亡靈，回歸斯大林，一九六六年初，勃氏公然決定終止「非斯大林化」。勃氏在經濟上徹底推翻了赫魯曉夫時代開啟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停止企業以利潤為中心、擴大企業自主權、物質刺激等帶有市場經濟色彩的改革，批判「市場社會主義」。政治上在一九六九年斯大林出生九十周年時，勃氏在列寧墓背後的克里姆林宮城牆下為斯大林立了一座半身銅像；到一九七九年斯出生一百周年時，勃氏又發行照相紙年曆紀念冊。政治上，勃氏推行「新洗腦運動」，拘押異議人士，強行開除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的國籍。著名作家如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被投入勞改營，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羅伊‧麥德維傑夫被開除出黨……。
其三，在國際外交上，勃氏公然推出「有限主權論」（「勃列日涅夫主義」），提出蘇軍可以入侵東歐華沙條約各國，並據此於一九六八年公然軍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一九六九年三月和八月，蘇聯與中國在珍寶島和鐵列克提地區發生邊界衝突；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勃氏又出兵阿富汗，還支持古巴在安哥拉的軍事冒險。勃氏極力增加軍費（開支佔GDP的比重居世界第一，超過百分之十二）擴充軍備，想與美國一爭天下。
如此強勢，難道不是真男兒？
誰是「中共勃列日涅夫」？
反觀習近平。首先，習同樣也是中共一個平庸人物，沒有任何出彩的政績，也是在江、胡等中共派系爭權的平衡中上台，也是在上台後拼命任用私人（「之江新軍」，昔日同學如劉鶴……），而一旦上台，也是抓權集權（「習核心」），也是架空總理李克強，也是大搞個人崇拜（「系列講話」）。本來，勃、習兩人既然都是平庸上位，既無威望，又乏基礎，又同樣野心勃勃，不用私人、不抓權、不搞個人崇拜，如何保住大位，鞏固權力？
其二，習上台也是回歸毛澤東。習屢屢到井岡山、韶山、古田等毛氏聖跡朝拜，還提出「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經濟上，習氏表面上提出「深化改革」，實則否定鄧小平市場經濟，國愈進民愈退，還公然提出「國企也要姓黨」。政治上，習氏也是鉗制輿論，迫害異見人士，強調「媒體姓黨」，厲行「七不准」，其所鎮壓的人數甚至超過江胡時代的總和，連《炎黃春秋》這樣的保黨刊物也不允其存在下去。
其三，國際上，習氏完全拋棄了鄧小平明智的「韜光養晦」策略，從東海到南海，處處窮兵黷武，與美國、韓國、日本為敵，最近竟公然在南海的公海區搶劫美國的無人水下潛航器。另一方面，習氏又在非洲、東南亞甚至歐洲以大撒幣的形式大搞擴張，使全世界對中國側目而視。習氏甚至妄圖輸出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中國方案」，抗衡全世界認同的普世價值。
綜上所述，難道習近平不就是中共的勃列日涅夫？
以往曾有人說江澤民與勃列日涅夫很相像。然而江畢竟沒有回歸毛澤東，這是江和習、江和勃氏的根本差別。江畢竟還是繼承了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在政治上也比習近平開明得多。在國際上，江沒有那麼耀武揚威，江時代的中國沒有像現在那麼為世界側目。所以，江還不是勃；只有習，才與勃氏惟妙惟肖。
亡蘇共者勃氏，亡中共者習氏？
勃氏在前蘇聯執政十八年（一九六四──一九八二），直到勃氏去世。一九八五年，戈爾巴喬夫上台，並於一九八七年提出改革「新思維」。但僅僅四年之後，蘇共就在一九九一年倒台，前蘇聯同時解體。
中共一直聲言戈爾巴喬夫是蘇共垮台的罪魁禍首，這是對戈氏的故意構陷和對歷史和邏輯的恣意歪曲。像前蘇聯這樣的龐然大物，其肌體如果沒有膏肓之疾，僅僅四年，怎麼可能一下子轟然倒下？事實是，正是勃列日涅夫回歸斯大林的倒行逆施，才完全堵死了前蘇聯由赫魯曉夫開啟的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的所有通道，導致全蘇聯社會特別是蘇共黨內有識之士的普遍不滿，蘇聯終於走進了死胡同，勃氏才是促成蘇共垮台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的糊塗在於：他看到了蘇共和蘇聯的危像，卻還想以「新思維」改革救亡。
中共政權從毛澤東建立它的第一天起，就以其追隨「列寧主義」的斯大林模式而注定了它的必然崩潰。鄧氏的經濟改革（「西學為用」）和鄧規江隨、鄧規胡隨，因為還是「中學為體」，只能是延緩而不可能取消這個政權的死期。到習氏上台，如果他有蔣經國那樣的政治智慧，把鄧氏的經濟改革推向政治改革，變「中學為體」為「改旗易幟」，實現普世價值，中共倒是有可能與民主政治共存，就如現在的俄羅斯甚至美國都還有共產黨的立足之地。然而習氏這個中共勃列日涅夫，同勃氏一樣的冥頑不靈，一個祭起斯大林，一個叫魂毛澤東。如此，中共除了像前蘇共一樣走向崩潰，還有什麼回天之術？除非有幸終於出個「中國蔣經國」，則中共未必有二十年的壽期，習或者只能當崇禎皇帝了。
來源轉自：
【2017年1月號 爭鳴 總471期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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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6日 星期五

中聯辦令民心背向 拖港府後腿 好事變壞事



林鄭月娥早前與單霽翔交換故宮合作備忘錄。
【評論文章/文：漢江泄】
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一直倡議「民心治國」，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於2012年主政港澳事務以來，他最大「政績」卻是製造「民心背向」，而聽命於張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香港特首梁振英「完全準確落實其亂港政策」，製造了一場又一場的鬥爭，撕裂社會。下屆特首熱門人選、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素來能力獲肯定，但自公開表態繼承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後，馬上被外界認定是繼承「梁振英路線」。林鄭在處理今次西九建「故宮博物館」的手法，過於自信，失民心，失分數，可謂「上錯賊船」。
過去四年多，梁振英無法凝聚民心，備受批評。中聯辦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利益團夥，欺壓市民，打撃異己，導致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又「走樣」、又「變形」。公眾對於民望長期處於高位置的林鄭月娥早前表態指是否參選，說：「按着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亦即是說是行之有（正）道、穩中求變，在這一屆推出的政策是否可以能夠延續」。她提出要繼續梁振英施政理念，已感到莫名奇妙，因他既閉門造車，又不理民意，再不重用公務員，撕裂社會，失盡民心，並與當今習近平治國的思想完全相反，緣何林鄭仍要高舉呢？實自掘墳墓。
「梁粉」「西環」弄沉船
林鄭此話甫出，雖然社會及政圈「負評」居多，但對於政治立場極左的人士、「梁粉」及中聯辦團夥來說，猶如漂浮大海時看見一條船經過，不甘被棄的「梁粉」立即跳上「林鄭號」，化身「奶粉」（註：因林鄭被外界戲稱是「奶媽（乳娘），事事照顧能力不高的問責官員，故其粉絲就叫「奶粉」），盼在下屆留有所用。一些自以為天才橫溢的官員，壯志未酬，主動向林太投懷送抱；一些政商界投機分子，在梁振英治下，「排隊」至今也未領勳銜，也未獲中聯辦推薦做政協常委，於是紛紛出盡洪荒之力為下屆熱門「主子」林鄭吶喊助威，那些「大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
不過，筆者未知是林鄭不察社會民情，還是自有一套想法。在今次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博物館」的處理手法，過於自信、高傲、不察民情，令人不禁搖頭嘆息。在面對外界的批評，她反稱為建館一事的保密工夫做到「滴水不漏」而自豪，又深宵發布逾千字新聞稿回應，讓人感覺誠意欠奉，所謂的解釋只是官樣文章。
保密展品運送 不等於保密建館
筆者昨天仔細詳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聯同西九文化管理局提交給立法會內會的文件，在交代過程，當中充滿「偷換概念」。在文件的第10段，指出：「我們需要強調，在香港長期展出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必須取得內地有關當局的政策支持。這是因為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屬國寶級文物，把藏品外借給境內或境外的其他博物館均受嚴格的國家規管和限制。根據現行做法，每次外借予位於境外的博物館的文物展品數目一般以120件或套為限，當中屬一級文物展品的數量不得超過展品總數的20%，而借用期一般為三個月。因此與內地有關當局的討論須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
筆者向熟悉國家文物政策的消息人士討教，據了解，國寶級文物是國家級的重要資產，在借給海外的運送過程中，必須保證文物的安全，不會被盜，所以有很多內容是列作「保密」，例如運送時間、地點、人員資料及數目等。舉例說，國家領導人外訪是會公布，但當然甚麼時間上機及下機，那就是「機密」了。至於國家有否限制不准向外界透露呢？消息說，視乎簽訂協議，但觀察今次香港的建館事件，本身是喜訊，若果說是留待給習主席於今年回歸20周年訪港時宣布，故列作「保密」，現看時間不對，因目前已公開說了。筆者相信，強調要「保密」的，應是針對藏品一旦外借時細節，而不是「禁止」公布興建博物館的項目。
此外，在上述文件的第29段稱：「儘管西九管理局知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的要求，即『在不損害第 21（3）（a）條的原則下，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鑑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項目的特殊情況和保密的要求，管理局董事局在簽署《備忘錄》之前實在沒有任何基礎進行公眾諮詢，因為《備忘錄》的正式簽署是啟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的先決條件。我們的判斷是，發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受到香港市民歡迎，並有利於香港的文化和旅遊業發展。一俟有關當局發出批准和雙方簽署《備忘錄》作出公布後，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將邀請公眾和持份者就一系列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關事宜表達意見。」
從這個說法來看，同樣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要求保密是「藏品」而非「設施」，這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的公眾諮詢，也是兩碼子的事。
扭轉民意 林鄭須重拾民心
筆者看罷這些文件，感到太有自圓其說的味道，而事實上昨天在網上批評是充滿梁振英「語言偽術」的色彩，據知，中聯辦也曾給予提示建制派如何協助林太解困，包括成立大聯盟，結果反被痛擊。
觀察至今，難怪林鄭與梁振英綑綁起來，網絡評論熱議，其中生動地形容，趕走隻狼，來了隻狽，暗示他們是「狼狽為奸」，可見市民的憂慮。早前，筆者已撰文，香港市民是很重視「程序公義」，在此事上，中央同意借出故宮珍寶文物給香港擺放，是一份厚愛，不用事前諮詢市民是否接收。不過，林鄭或西九管理局有必要愈早公布建館想法，就建館及策展細節諮詢公眾，在承諾中央「保密」與在香港「透明施政」之間須兼顧，掌控何時適當地公布，是必須把握分寸。
今次，林鄭失策了，也失民心。目前，林鄭願意公開諮詢，已叫盡力補救，事態發展，尚待觀察。筆者重申，故宮借出國寶級文物給香港是值得高興的事情，而選址西九也是恰當，希望她能盡心盡力幹好這件實事。
下屆特首人選的條件，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中央對下屆特首列出四個標準：愛國愛港；獲得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並以港人福祉做依歸。
習近平：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筆者在「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擁護」這點上再作補白，一是「實」，即高級官員能說實話、謀實策、出實招。 二是重「民心」。從習近平過去幾年的公開發言可見一斑，他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為民用權、依法用權、秉公用權中不斷拉高民眾的「獲得感」（即認同感）。
在第十八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反腐敗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眾給予高度評價。」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曾明確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眾志成城。」2014年12月，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去年12月2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4次會議，會議討論「十三五」規劃中的165項重大工程項目進展。他提出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強調要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若果當權者只顧「閉門造車」，是沒法子做好政策。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能否念好「民心政治」經，作風轉變最為關鍵。習近平多次強調：「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項長期工作，沒有終點站，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
西九故宮館突搞諮詢 林鄭解畫 難息疑慮

香港故宮（黃色部分）位處西九文化區西面臨海地段。

林鄭強調西九故宮並非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分館」。

陳淑莊質疑政府現只是做假諮詢。

政府解釋重點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上月與故宮博物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詎料遭外界質疑事前未作諮詢，違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而林鄭月娥今日到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就事件解畫，政府昨日則突然宣布，下周一起會就博物館的設計及營運等諮詢公眾六星期；另外，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解釋，由於展出故宮收藏品須取得內地當局政策支持，相關討論須在嚴格保密情況下進行。不過，政府的諮詢和解釋仍未能令非建制派議員滿意，下周諮詢的內容並非是否支持建博物館，只是就設計作諮詢，乃是偷換概念的假諮詢，而其有關保密要求的解釋亦未能自圓其說。
林鄭月娥今日會與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以及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副主席夏佳理等人，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接受議員質詢。政府在會前一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解畫，指出特區政府是在2005年底開始與故宮接觸，研究在港設一所專門展覽中國藝術、文化、歷史等的專題博物館可行性，由於要採用「故宮」名字，以及要令國家放寬外借珍貴文物展出的期限和數量，故必須得到內地相關部委批准，所以討論要在嚴格保密情況下進行。
相信項目會獲市民支持
西九管理局亦認為，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情況特殊，當局在簽備忘錄前沒有任何基礎進行公眾諮詢，指出簽署備忘錄是啟動項目先決條件，管理局亦相信項目會獲市民支持，並有利本港文化和旅遊業發展。另外，西九管理局下周一（9日）起展開為期六星期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公眾對博物館設計和營運，以及其展覽和教育活動的重點方向的意見。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批評政府偷換概念，試圖以借出文物需要保密為由，為事前未有作公眾諮詢解釋，指出爭議的核心是應否興建博物館，認為政府即使不公開計劃與故宮博物院合作，亦需要就改變土地用途，由原先計劃興建表演場地改為博物館作出諮詢，故不認同政府的解釋，認為現只是計劃借用文物展出，不涉運送過程等可能涉及保安安排的問題，沒有需要高度保密。另一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就認為，故宮博物館屬文物項目，不涉國防、外交，質疑項目為何要被界定為「國家機密」。
公民黨陳淑莊亦批評政府仍未能解釋為何事前未有進行諮詢，強調任何諮詢須在有決定前進行，「香港要展出國際級藏品沒有問題，但你要在香港的西九文化區有一個永久的展館，不論它是大英博物館、羅浮宮，或是故宮，甚至是熊貓館，都要根據法例進行公眾諮詢」。她認為政府應諮詢公眾應否在西九設立故宮文化博物館，而非參與博物館的設計、營運及教育部分，政府現時做的是假諮詢，亦是在偷換概念。
半年內簽詳細合作協議
身兼西九管理局董事的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則表示，普遍社會大眾歡迎項目，雖有部分市民提出質疑，但這時進行諮詢可讓公眾討論項目的具體落實方案。他又表示理解和支持政府保密的做法，因相信內地有不少省份希望爭取到故宮館藏的機會。
另外，政府昨日又公開林鄭月娥與故宮簽的備忘錄文本，列明雙方須致力在簽署備忘錄當天起計六個月內簽署一份有詳細條款的合作協議，而任何一方只要有六個月預先通知，可用任何理由以書面終止備忘錄，一旦終止，雙方均毋須負任何責任。
來源轉自：
【2017年01月06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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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制大陸手段初現

「大陸沒有任何一個合格的台灣問題專家，至少體制內的不行。」北京一位民間研究人士如此評價官方的台灣問題研究現狀，他還指出：表現在宣傳方面，「逢蔡必罵」的方式證明體制內沒有可資實用的成果。
近期以來，中共黨媒「罵點」有三：
其一，蔡英文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等於危及台灣民眾「維持現狀」的願望，蔡政府支撐不了多久；
其二，台裔日本議員蓮舫說「台灣不是國家」，等於給了蔡政府耳光；
其三，台灣遭遇「鮎魚」颱風，蔡英文出面講話時間太短，是不關心民生的「快閃」行為。
民主政治效率乃體制根本
在北京一次純民間台灣問題研討會上，有異議背景的學者對三個「罵點」作了評價。他說：「維持現狀應當是北京政權未來十年的要求，它沒有打台灣的能力；日本國內總體趨勢親台，但蓮舫的黨派持親中立場；至於蔡英文『快閃』，那是對的，難道國家發生巨災，領導人還要在媒體面前發表長篇大論？」集中到「快閃」問題，台灣藍營媒體均持批判態度，且藍營資訊也是大陸體制內台灣問題專家第一手資料的主要來源。此等專家習慣了北京政權的表演套路，如領導人親臨災難現場的專題性質電視報道，固然無法理解民主台灣的效率政治。
四年前馬英九任總統時，視察漢光演習露面僅六分鐘，以致被媒體指為「六分鐘護台灣」。對比之下，北京政權以批判民主政治損失效率為能事，但自稱有效率的一黨專政遭到體制內中下層全面抵抗，怠政、懶政現象已普遍化──「證明我媽是我媽」成了世界級笑料。
北京政權的台灣問題研究與許多軍事訓練一樣，表面看有模有樣，一到實戰環節則銀樣腊槍頭。有消息稱：「對於台灣問題的重大項目，國內涉台研究機構已經拿不出『不可笑』的思路。所以，軍方（也可能是國安委）經過中間機構找新加坡甚至是澳大利亞的亞太研究機構來做。」而據澳大利亞一位學者說：「台灣問題的許多研究材料源自大陸，只是環境與角度不同，所出的看法不同。比如說，對比今年與去年的國慶招待會涉台信息即可知道大陸對台近期底牌，更能反推至台灣方面的政策本質性取向。」
反打壓與拒武嚇自有遠慮
今年與去年的國慶招待會均是李克強「發表重要講話」，媒體報道套路既定，大有「只是改改報道時間」的意思，但在台灣問題的表述上有所差異。去年講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築兩岸命運共同體，今年講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簡言之，謀求兩岸維持現狀是北京政權的首選，儘管其有時不得不製造疑似衝突熱點。
正是在兩岸關係博弈中蔡英文政府佔據優勢，台灣才不懼北京政權的武力恐嚇，亦對經濟打壓坦然承受。台灣陸委會副主任張天欽回答國民黨籍立委林德福質詢如何因應中共十九大前施予台灣「同屬一中」壓力時，稱「台灣的抗壓能力應該有，反制手段也是有的，但詳細部分無法說明」。據大陸純民間身份的台灣問題研究人士稱：蔡英文政府有多種策略反制大陸，包括不再堅持根本沒有經緯度的南海十一段（或九段）線，以及在東海中日戰爭時期對日本實施無條件軍援，同樣，在中美南海戰爭時向美軍開放太平島。該人士進一步指出：「這些策略並非十分隱秘，它更多的是陳水扁時代『境外決戰』戰略的擴展。」
在較為細膩的戰略調整方面，蔡英文政府所依據的外部條件也越來越好。比如說，美軍在韓國西北部的烏山基地進駐B-1B戰略轟炸機，不僅對北京政權的黃海傳統練兵區域構成實時威脅，而且還對東北、華北、華東構成了威脅。因此，台灣就不用致力於發展「打到北京」的雲峰中程導彈。雲峰中程導彈研製資金與智力資源轉移到雄二短程導彈改進型（E型為主）則是更有效的選擇，因為後者對大陸沿海重大經濟目標有現實的打擊能力。一句話：「打上海」比「打到北京」更能給大陸民眾施加戰時經濟心理壓力。
民族主義假動作間或有之
在台灣已廣義化「境外決戰」戰略壓力下，北京政權不得不作出一些名義性回應。例如，強化浙江東南海域南麂列島的軍事基地建設，主旨是施壓日本即準備釣魚島戰爭，附帶地也給台灣顏色，在南麂列島發射短程導彈可以打擊釣魚島，也能打擊基隆與台北。再者，派出飛行編隊恐嚇途徑巴士海峽的美軍巡弋南海回程艦隻，造成三方軍機密集特定空域。
九月十二日，美軍一艘伯克級驅逐艦巡弋南海後回程駐日基地，北京方面派出機群在巴士海域威嚇。此舉看似冒險，但可以提振日益萎靡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敢跟美軍較勁」之外還帶有威嚇菲律賓的意思，畢竟巴士海峽南緣即是菲律賓領土巴坦（Batan）群島。同時，該海峽北緣有台灣軍事重地蘭嶼島，大陸軍機至此亦等於再給台灣顏色。該日清晨，台灣起飛十餘架包括F-16在內的戰機臨空監視並在南部啟動戰時狀態，美艦也呼來那霸基地軍機支援。最後，一場可能的空戰由於大陸軍機主動退出而消彌。
此類有驚無險的有意將台灣捲進的軍事動作以後會間或有之，因為北京政權與朝鮮的金氏政權一樣，不持續加溫民族主義情緒，政權就沒法存續。稍微不同的是，金氏政權是逢美必反而北京政權是逢日必反，現在又加上一項「逢蔡必罵」。
來源轉自：
【 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 姬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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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一百年」完全沒有希望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結束，習近平核心地位確立，以致絕大多數對體制仍抱希望的改革派人士擔憂個人崇拜加劇、「文革再來」的風險增大。其實大可不必，這是因為：一方面「三個任何」的約束作用遠大於「一個核心」之權能，即六中全會公報稱「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任何理由違反」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再成爭議焦點；另一方面，核心名義下的集權是中央小集體的再集權，這種集權的前提是中央回到經濟上的父愛主義去，承擔地方經濟失敗後果。
貧困人口將大幅增加
六中全會公報很奇葩，也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二個最失敗政治文件，失敗程度僅次於中共九大黨章。它像隻破筐，既裝傳統紅色貴族的個人崇拜情結又裝平民子弟背景的新貴高級分權訴求。沒有這個文件，中共內部可能還不致迅速大亂；有了它，中共則到了利深禍速的地步。可以預見，「一個核心」政治的失敗首先是在經濟上。也就是說，全面從嚴治黨所服務的「兩個一百年」目標當中的一個現在全面失敗了。
「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說是到中共建立一百周年（二○二一），中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第二個則是到中共建政一百周年（二○四九）「實現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包括統一台灣。然而，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決定二○二一年中國會出現大面積貧困──中小城市貧困人口絕對數量上升一億左右，農村會有一千萬以上的脫貧家庭重新返貧。其實，不用預測那麼遠，僅以二○一六年的兩大社會經濟難題看，就知道小康目標全面泡湯：第一是平均工資水平大降背景下的房價高漲，儘管總體來看是有價無市，但這加劇了社會不公平程度；第二是養老保險金已經難以承擔更多支出而老齡化已不可逆轉，養老金個人賬戶記賬總額出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虧空。
對於名義記賬的養老金虧空問題，我做過一個粗略計算：以一九九七年不變價格計算，從該年虧空一百四十億到今年底預計虧空五萬億，其虧空速度年均百分之五點六。在現實中，許多中小城市已經出現了遲付退休工人養老金的情況，這還是在中央政府默許下違規使用了當期收入（年輕人所繳部分）所維持。如果建立一個還清歷史舊賬即地方財政對養老金個人名義記賬全部補齊，那麼，市縣兩級一般財政行為將完全停滯。
傳統紅色貴族欠治國實力
不僅是我這樣的有異議背景的經濟學家不看好「全面小康」，就算體制內的經濟學家多不看好「全面小康」。比如，中國體改研究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雖未提「第一個一百年」，但他說「未來五到十年，將有幾千萬的中國家庭艱難度日」，並且，到二○三○年中國經濟「可能仍低於高收入國家下限」。再如，曾力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前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所長賈康說，現在是「改革疲勞綜合症明顯，很多人已經不相信能夠真改革」。從國家升級的角度看問題，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用討論，多數民眾感受到的是國家內外環境都在變壞。
當然，內外環境變壞的公眾認知給了傳統紅色貴族「重新革命」的理由，「一個核心」與中央再集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而無論推出什麼新概念，中國的經濟成績與環境質量都無法讓公眾滿意。從「基本面是好的」到「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再從「全面深化改革」到「提高供給側質量」，沒有能達成一個十分簡單的邏輯預期：犧牲兩三年的經濟增長，換取好的環境（狹義到大氣）質量。
經濟大衰退而空氣質量沒變好，直觀地說明傳統紅色貴族沒有治國素養。那個群體既缺乏國際視野又沒有歷史辨析思維，這樣，社會公眾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空氣質量監測設備要放在公園裡」之類怪現象。歷史有訓，中央集權程度越高，非中央部分的欺蒙手段也就越高明。
最壞經濟政策文件已出台
在反腐的制度方面建設方面，傳統紅色貴族體系一方面堅決迴避「官員財產公開」；另一方面，不得不集中精力抓「關鍵少數」。不惟中下層反腐已無指望，而且，重要經濟領域反腐也是越反越腐。比如說，國企機械採購與社會公共品性質的項目招標，有三個指標可觀測，它們分別是供貨（投標）方的尋租支出與結算價比率、製造成本與結算價比率、本次交易毛利潤率，在二○一三年以前，它們大體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二十三。現在尋租比上升百分之七而達百分之二十二、成本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而達百分之四十一、毛利潤上升百分之十四而達百分之三十七。這些個體研究數據說明了這樣的情況：採購招標中的腐敗比反腐以前厲害了，工廠或投標者難以賺錢了，但能賺到錢的工廠或投標者基本交易策略是降低質量以節省成本、多送好處費以大幅提高利潤。該三率的詭異變化跟非中央機構在公園裡放置空氣質量監測器是一個道理，而實體企業的市場環境也更加不公平。
中央集權的經濟後果終會導致金融體系不堪重負。現在，一個質量上比政治文件六中全會公報更次的經濟政策出台了：中國銀監會准許省級政府增設資產公司，以便把省級國企債務甩給國字號的銀行。這與我在三年前所預測的「地方債打包上交中央」情形基本相同（參見《爭鳴》雜誌二○一三年八月號），不同的只是先打包地方國企債務、尚未打包地方城投平台債務。為了挽救理論上已破產的省級政府，中央集權的小集體不得不以經濟父愛主義包過債務，結果是損害存款人、銀行股購買者的利益，也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接上了「引信」。
來源轉自：
【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大陸）綦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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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李飛之「理非」


望之不似人君的垃圾，基本法『萎』員會主任李飛，一直致力不倦禍港，世稱李公公。
十一月七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人大辦公廳舉辦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對香港《基本法》一○四條釋法新聞發佈會上，誇誇其談作了冗長的講話，借「說明」為名，行篡改《基本法》之實，使釋法造成對香港法制的傷害雪上加霜，李飛名副其實成了「理非」。
釋法是最高的法律權威？
李飛副秘書長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香港基本法一○四條解釋，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履行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權力作出的與基本法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釋，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
中國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權力；香港基本法列明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然而，中國《立法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和通過法律解釋，兩者採用完全不同的法律程序，其制定的法律及通過的解釋法律，法律效力不盡相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必須經由國家主席公佈主席令程序，並列明法律生效日期；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毋須國家主席公佈主席令，僅需出席會議過半數委員通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即生效。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一○四條的法律解釋，它不是法律，但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卻又不能與香港基本法有同等效力。香港基本法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法律解釋，怎麼可能與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同等效力呢？
至於李飛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一○四條的解釋，拔高到「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更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中國憲法規定，唯獨憲法才具有最高的法律權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所有法律都不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何況是僅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法律解釋！
效忠特區一制必須效忠另一制？
李飛說：「第一百零四條當中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樣關乎『一國』，大家看這個條文在講特別行政區之前明確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特區本身就是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說效忠特區而不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就是把香港特區視為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政治實體，明顯違反『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基本法。基本法要求香港特區有關公職人員政治效忠是基本法的必然要求，是天經地義的。」
上述謬論在邏輯上以偏概全、偷換概念；法理上篡改《基本法》，將「一國兩制」篡改成「一國一制」。《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說明香港與中國是部分和全體的關係。故而，效忠「部分」有別於效忠「全體」；效忠「一國兩制」中這「一制」，不等同也效忠彼「一制」。
鑒於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基本法第一○四條規定有關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按一○四條宣誓的人員中，七十位立法會議員內，最高可能有十四位是外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中可能有數百外國籍人士。上述外國籍公職人員，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他們按照基本法一○四條規定，宣誓擁護基本法，因為基本法中，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他們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基於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些外國籍公職人員宣誓效忠「一國兩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制」，絕不等於他們已經同時宣誓效忠「一國兩制」中的另「一制」，即效忠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接必須效忠中國共產黨。李飛的謬論在「創造性發展馬列主義」，將《基本法》一○四條的就職宣誓內容，變成可以同時效忠資本主義的香港和社會主義的中國，李飛已經將「一國兩制」篡改成「一國一制」。
立法會議員和各級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員中的外國籍人士，毋庸置疑有相當多人願意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不會同意效忠「一國兩制」中的社會主義這「一制」。再則，基本法第八十二條「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九十二條，香港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上述被聘人員，倘若一定要他們同時宣誓效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很多人不願應聘，香港一定會喪失大量法官和司法人員。
近二十年來，幾屆立法會不少民主派議員依法宣誓。按李飛所說，他們已經在政治上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實是不少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至今多少年都回不了中國大陸的家鄉。李飛等人一方面奢談公職人員要擁護「一國」，宣誓效忠是政治效忠，一方面又不准香港立法會中不少民主派議員進入「一國」中的大陸，豈非咄咄怪事。
「釋法」有追溯力嗎？
李飛又說：法律解釋是對法律原意的一個闡明，它不是重新立法，所以它的效力是它所解釋的法律生效時就存在。李飛「欽定」法律解釋似乎「具有法律追溯力」！
拜李飛謬論所賜，香港近日掀起了接二連三的司法覆核潮，株連人員不僅包括十幾位已經宣誓獲得通過的立法會議員，而且連四年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宣誓情況，亦新賬老賬一齊算。試問李飛，香港《基本法》或其他法律，有哪一條哪一款，規定法律解釋有追溯力；規定法律解釋的效力是它所解釋的法律生效時就存在？
中國《立法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之後中方著手起草香港特區《基本法》，一九九○年四月四日全國人大予以通過，同日國家主席公佈，列明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實施。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基本法》第一○四條法律解釋，是因出現宣誓風波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它的效力怎麼可能與在十九年前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基本法》生效時「就存在的」呢？可以明白無誤的說，香港《基本法》從來沒有條、款，規定法律解釋有所謂的「追溯力」！
來源轉自：
【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 四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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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納粹對待律師如出一轍──談司法部的六條最新禁令

在關注國內律師之命運時，筆者發現，當今中國律師所遭受的一切厄運，大半個世紀前納粹德國的律師都曾經遭受過。儘管處在不同時期，但德中兩國統治者對律師的管制驚人地相似：他們都取締本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都制定新的法規抵觸原有法律。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信奉暴力的極權主義政府「實際上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極端到蔑視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們所制定的剝奪律師權利的「惡法」，無一不散發出腐朽的惡臭。
六條禁令如納粹取締憲法權利
在「朕即國家」的時代，是沒有律師這個職業的，例如中國所經歷的毛時代。但一些獨裁政權往往要披上法制外衣行獨裁之實，製造「以法治國」的假象。因此它們會虛設律師職業以掩世人耳目，再制定各種惡法給律師戴上緊箍咒，把本應為當事人服務的律師控制、操弄在自己手裡。
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後不久，就公然拋棄追求社會正義的魏瑪憲法，頒佈了服務於納粹的幾部惡法，如《民族與帝國緊急狀態排除法》、《保護德國人民法》、《保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政府防止顛覆法》。這些惡法任意剝奪公民的個人權利，取締個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訊秘密、言論和集會自由、結社權甚至私人財產權等公民權益。
就像是有意效法納粹德國，中國司法部日前發佈了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該辦法被稱為「司法部關於律所和律師的六條最新禁令」。在網絡上轉發此文的國內網友為此感到心驚，大都加上「我只看看，不說話」、「我不評論」等語。
這個惡狠狠的六條禁令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縱容律師實施六類行為，違者將遭受不同程度的行政處罰。例如，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關靜坐、舉牌、打橫幅、喊口號、聲援、圍觀等；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以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
這個可與納粹律師制度相比較的六條禁令，不僅強制規範律師的執業行為，就連律師訴訟之外的思想、言論也進行規範，其內容不僅違反現有的中國憲法和《律師法》，還違反《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袁裕來律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這六條禁令的內容「違憲」，即違反了中國憲法規定的言論、結社自由與媒體新聞自由。
在《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二十九條基本原則》（二○一五）裡，有一些保護律師權利的原則，例如，律師在履行職責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各國政府應確認和尊重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聯絡和磋商均屬保密。
既違背本國憲法又違背聯合國基本原則，中國司法部六點禁令有嚴重的造法嫌疑，應該歸於惡法之列，是中共當局向人類文明的又一次挑戰。自去年「七○九大抓捕」以來，當局以各種卑劣殘忍的手段，肆意迫害幾百位堅守道德良知的中國律師及其家屬。現在，他們將威脅與恫嚇律師的做法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將無法無天的迫害合法化了。
六條禁令抵觸中國《律師法》
早在一九一九年，被認為是理性睿智的德國人就創制了一個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憲法──《魏瑪憲法》，「司法獨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則。當時，在法庭上辯護的德國律師，享有刑事辯護豁免權，他們對法官專權與檢察官暴虐起到有力的制約作用。
但到了納粹時期，保護律師權利的魏瑪憲法被拋棄，納粹頒佈了類似中國六條禁令的《律師執業資格法》，對律師進行政治審查，實行種族歧視，幾千位猶太律師以及曾參加共產主義活動的律師被取消律師資格。其他德國律師為了自保而效忠於納粹，無法堅守職業承諾，更無力制約法官的專橫。
中國於二○○七年修訂的《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明文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這就肯定了律師的辯護權，但是在六條新禁令裡，司法部無視並抵觸了原有的《律師法》，毫無理由地給律師和律所增設了一些新的義務和罰則。
例如，不准律師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聲援以及個案研討之類，這就侵犯了律師的個人言論以及執業自由。該禁令還授權律所任意辭退、除名律師，這種做法，勢必引起各地方律協、司法局、廳執法混亂，導致官僚濫用職權任意欺壓律師。
由此看來，這個重擊律師群體的新禁令，是一把斫殺公平正義的利器。一個國家的法治進步需要廣泛社會輿論的監督，如果律師不能自由地發表合法言論，正義就難以實現。然而，中國當局卻在審判維權律師時，讓他們央視亮相認罪，利用輿論未審先判。這是赤裸裸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律師自由職業，卻被強迫姓黨
研究納粹德國司法系統的法學家英戈‧穆勒指出：「憲法政府的大多數里程碑式的成就──國家權威屬於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一些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在『納粹革命』期間就被廢除了。」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時德國律師被強迫成為國家的「法律衛士」，成為國家公務員的一部分。
古往今來，西方國家一般將律師界定為「自由職業者」被視為是「獨立的司法人員」。日本台灣等國稱律師為「在野法曹」，這些稱呼都強調了律師的民間性質和獨立性。各國法律確立「自由執業原則」，使律師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他們為客戶提供服務，其關係是私人性質的。
然而，這個普世的律師自由職業原則在希特勒時期被取締了，因為納粹稱「元首的意志為法律的淵源」、「希特勒就是法律」。他們逼迫律師成為公務員的一部分，使律師不再能夠效忠於法律，而只能效忠於領袖希特勒。這樣，就改變了西方律師由行業管理的傳統，把律師完全置於納粹黨的控制之下。
就中國現有涉及律師的法規看，雖然不很完善，卻還是有一些條款肯定了律師獨立的民間性質。例如《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律師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的授權大都來源於社會和當事人，而不是來自國家。
當司法部最新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出台，我們只能感歎：中國共產黨的做法簡直與納粹黨如出一轍。納粹強迫自由職業的律師成為公務員，中國當局在這個《辦法》中，除了規定律師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外，還要求律所「及時成立黨組織」。
如果律師都變成納粹公務員或者共產黨員，那麼，這個角色的變化會帶來什麼後果呢？毫無疑問，本來是維護個人權利的律師職業，會因此被徹底扭曲和顛倒。被強迫效忠共產黨的律師，其辯護很可能對其代理人不利。例如，我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因政治言論開庭受審時，中共當局曾要求我的律師必須是共產黨員，而且規定，我的律師在辯護時不能為我做「無罪」辯。
這樣下去，姓黨的中國律師肯定會成為一個偽職業，這個虛設的職業只會是政治的附庸，是執政黨任意使喚的統治工具，甚至可能成為為虎作倀的鷹犬。在趙家人癲狂的時代，許多不甘淪為奴才的中國律師前赴後繼進行抗爭，卻未能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與救援。當真正優秀的律師全都消失，中國的法治就徹底走向腐爛。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這六條禁令不僅僅是針對律師與律所，而是以邪惡的力量，企圖控制與敗壞整個中國社會。
來源轉自：
【2016年10月號 動向 總374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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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新核心面對老陷阱

今年，核心意識，由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看齊意識簇擁著，一月出籠，五月受挫，十月，在六中全會公報上，終於做成皇冠，加冕習近平，從此，黨國便由毛核心、鄧核心、江核心，過渡到習核心了。
老核心皆殷鑒，可不鑒乎
可當年毛澤東，儘管很霸權，很老子天下第一，蘇共這老大哥的赫魯曉夫也瞧不起。一九四五年，毛從黨的七大進入核心地位後，口裡仍滿口說的民主集中制，從不自命「核心」，他那本《毛主席語錄》第一句，仍寫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核心，並不說是他個人，而說的是黨。
核心，是與邊沿、外圍等相對的概念，老毛從鄉村邊緣人〔史家余英時教授定語〕操到權重位高，達到一言九鼎之威，一人拍版之雄，他在中共八大開幕詞裡，還說：「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類客氣話，以顯他還有點謙卑樣子。
而他由一個鄉村教員，由汪精衛賞識，介紹他入國民黨，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長，到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他鬧秋收暴動失敗，上井崗落草，結盟綠林王佐、袁文才，混到蘇維埃國中央頭領了，又遭李德、周恩來國際派奪了他山寨派的權。長征路上，再聯合張聞天、王稼祥，才從李德、博古奪回權。逃竄陝北，還叫從第三國際歸來的張浩，假傳第三國際命令，叫比毛軍力大十倍的張國燾服從毛指揮，把張指揮的數萬四方面軍，引到回軍馬鴻逵等騎兵地盤被殲滅，冒好大風險，包括延安整風批王明教條主義，批周恩來經驗主義，才獲得主子斯大林毛稱的老闆首肯，爬到黨魁地位。他這有核心之實無核心之名的黨魁，還是斯大林批准，不是自已加冕的。
就是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權傾天下，玩狡兔死走狗烹、清君側那一套：從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仍非輕而易舉。毛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堪稱對權力層與文化層進行犁庭掃穴式的滅絕了，他的夢是把黨天下變家天下，不仍由四人幫垮台，皆亡於秦城監獄而破產嗎？
這便是中共第一代核心史與悲劇結局，也是老毛那馬克思加秦始皇權力的破產，今天步他核心地位者，不可將這失敗當成功來認識重步後塵吧！
再看第二代核心鄧小平，他自稱第二代核心，他在六四鎮壓，北京最賣力的李鵬，被上海的江澤民，搶了總書記之位，鄧怕內鬥，便說：要有核心，當年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若你江澤民哪天能說了算，我就放心了。共黨的核心，就是這麼明確提出的。但是，鄧小平操到自已稱核心，也經過三次被打倒，三次復出，復出後，還搞掉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個總書記，才以經濟增長，來掩蓋他那雙政治血手。可是，他這核心，不敢於死後進八寶山那大小核心們歸宿之地，仍叫把他屍灰揚入大海，怕後世清算時被鞭屍！這說明鄧核心的歷史結局，仍存在對未來的恐懼，算成功嗎？
那麼，江核心也難掩他講悶聲發大財縱容貪腐的清算，這核心地位，保他駕哼哈二將的徐才厚郭伯雄兩上將獲罪，他江核心也難保，豈不說明鄧小平的封贈也無效，習近平自已支使一批人如袁世凱那麼勸進自封，就更難自保了。
看來，習總那「數英雄人物還看今朝」的氣慨，憑東廠式打了一批貪官，比毛鄧除的對手、異類差遠矣，更急著鬧文革那種大樹特樹領導的個人崇拜，重復毛鄧核心的悲劇結局，不顧民生與改革大局，甚至部份重復文革悲劇，這種王冠加冕，黃袍加身，未必就平安壽終？
老皇曆翻回去，還可能嗎？
文革結束，鑒於毛核心個人專權，他還把黨天下向家天下轉型，鄧小平等以廢除終身制，實行任期制，個人專權改集體領導，毛的絕對專制，僅文革便付出兩千萬生命代價，一億人受難和八千億損失，鄧小平才改毛的家天下回黨天下，當前，還能由個人專權與個人崇拜，再改回去走毛的舊路，豈不叫國家再遭二家罪嗎？再樹毛核心式新核心，再造輿論又呼喚破除任期制，擁戴新核心恢復終身制，是捧主子上神壇嗎？恐怕是又墜入老核心的歷史陷阱。
當今，是什麼時代了？即便習核心想效毛核心那樣來一次大換血式的吐故納新，即便如老毛那麼換成萬民頌聖的高頌萬壽無彊了，也非真情，仍如今日北韓專制逼出的假象，除了江青與毛遠新緊跟毛澤東，鐵杆保駕的林彪，也被逼反，之後，毛的接班人華國鋒，股肱之帥被他稱道的「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包括管八三四一近衛軍的大內總管汪東興，都成了打倒四人幫顛覆老毛文革的旗手。幾年後，復出的四千老幹部，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誰不是聲淚俱下地痛說中國的「毛病」與「毛禍」齊聲聲討毛澤東呢？豈不說明毛的清除異類異心異派那麼苦心孤詣經營畢生仍失敗嗎？今日習核心來效仿，只樹威，不立德，只除異，不妥協，就只重復失敗而已。
當今局面已不同於毛時代，那是計劃經濟，有絕對經濟專制，由壟斷一切進口食物專制到腸肚，又壟斷輿論包括要人們說話必與毛語錄對號入座的絕對思想專制，今天，都做不到了。毛時代，足踏進香港新界，罪名是投敵叛國，今天開放到每年三十多萬青年到美國留學，已是進步的開明派了，國家招賢納士，盡向他們開放。毛時代不發選票，今天也未發，允許移民，也就有可用足投票存在了，還能再回到毛時代，拜毛神說毛話，哪也是壓力的脅迫，如北韓之民餓著肚子稱在天堂，是出自內心嗎？
最突出的是：今天已是信息自由，帶來思想自由時代。任專制恐懼地修柏林牆式防堵，堵人的柏林牆已垮了，堵信息的長城，能不垮嗎？把谷歌堵出國門，也將現代先進科學文化信息堵在國外，豈非自愚與自殺嗎？北韓金家王朝就對信息過濾得最絕，那民眾之愚，也是空前絕後，這種超愚昧的愚民能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嗎？就永在那國家監獄裡做奴民罷了。吾國也參與這種防堵信息自由，還鼓勵網技網警創新，皆自戕自殺，後果，不僅衰敗於經濟界，也枯竭於科技界，僅對比日本在科學有二十七項諾貝爾獎，中國僅一項青蒿素醫藥獎，而人家的機器人正淘汰你賤價勞動力哩！用封閉信息愚民的後果，只是拉大與現代文明的差距。
因此，習核心要學毛核心，拖中國人回毛核心時代，有中國成語，叫刻舟求劍，用馬克思在他名文《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的話，如小拿破侖仿效他叔父老拿破侖，只把悲劇演成彆扭的鬧劇了。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若還想再做個Ｘ皇，不是嬴政的胡亥，也只是孫子子嬰了？豈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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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台三角關係告急

毫無疑問，美國特朗普總統的橫空出世，必將給美國內政、美國與其盟國的關係、美中俄三角關係、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帶來諸多變化。至於這是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在世界各地將帶來什麼樣的連鎖反應，特朗普先生並沒有給出足夠清晰的答案。
中美台關係有變
不過，變化的方向是大致清晰的。從特朗普的競選主張和人事任命，人們已經知道，這些變化包括：在美國國內，奧巴馬醫保方案或將面目全非，美國的移民政策、能源政策、基建政策、環保政策、商務政策、稅收政策、教育政策都將迎來大幅度的改變。特朗普已經任命了認為美國環保署沒有資格存在，聯邦教育部、能源部犯下了根本性錯誤的反體制人士出任這些機構的首長，可見他對美國現行政策和華盛頓官僚機構有多麼不滿。在國際貿易與外交事務方面，除了TPP將擱淺，歐洲一體化和北約東擴進程將失去美國動力，美國為盟國無償或半有償提供的安保義務、為全球提供的國際公共品（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所定義的「國際警察」服務）將提高價格或減少數量等變化之外，最為顯著的變化，將會是美俄關係的修補和好轉，以及某種形式的聯俄制中、扶台抑中戰略的啟動。對台海兩岸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中美台關係告急。
美國政界有一句俗語：「人事即政策」。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這兩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職位將由具有強烈親俄色彩的蒂勒森、弗林二人出任，對俄親善意向已經十分明顯。
聯俄制中、扶台抑中戰略的啟動
對華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主要政策顧問葉望輝、白邦瑞都是對華強硬路線的代表人物。這兩位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知華學者，前者是著名的親台人士，是將列根時代對台「六項保證」寫入特朗普時代共和黨黨綱的推動者，後者是著名的軍事戰略家，《二○四九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的作者。白邦瑞年輕時協助基辛格打開美中關係之門，曾主張美中軍事結盟，但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以後，白邦瑞幡然悔悟，認為「美國的親華派都錯了」，美國受了毛澤東的騙、上了鄧小平的當，美國在戰略上、經濟上、技術上對中國的巨大幫助從來沒有、將來也不可能得到預期的回報，一個強大的中國只會對美國深懷敵意、恩將仇報，由此他轉而主張聯俄制中、扶台抑中。新設立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將由主張對華實施強硬貿易政策的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擔任，此人是《致命中國：美國是如何失去製造業基礎的》（特朗普自述對這本書的觀點傾心折服）、《臥虎：中國軍事化對於世界意味著什麼》的作者，他認為正是中國人搶走了美國白人藍領的飯碗，中國靠鉅額對美貿易順差而變得富有和強大，而一個依仗雄厚經濟實力而日益軍事化的專制中國，將會像二戰之前的大日本帝國那樣成為全世界的威脅。特朗普對華政策顧問的任用，顯示了他對中國的國際負面形象和美中關係的基本看法。
特朗普不理基辛格建議
至於因與習近平相識三十年、打過幾次照面而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來這個以往對外國人士表達最高敬意的官方稱謂現在已經變得十分廉價了）的艾奧瓦州州長佈蘭斯塔德被任命為駐華大使，則是特朗普給予美中關係的唯一利好消息。但這一任命只能解讀為特朗普對習近平個人的安撫，於兩國關係大局並無實質意義：一則駐華大使只是外交聯絡員兼偵察員，並不分享對華政策的決策權；二則佈蘭斯塔德作為美國中部農業小州任期最長的州長，對外交事務極其生疏，其所關注的對華關係首要事項是增加美國大豆、玉米和豬肉的出口，而對所謂「戰略夥伴關係」或「新型大國關係」素無見地。毫無疑問，駐華大使崗位將是一個讓做慣了州長的佈蘭斯塔德老先生如坐針氈、兩面為難的崗位。特朗普在一次演講中透露，候任新職的佈蘭斯塔德勸他說：我求求你了，你就少罵幾句中國吧。可見佈蘭斯塔德尚未上任即已感受到使命艱難、前程坎坷，美中關係的寒意已向他撲面而來。當然，特朗普並沒有聽從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少罵中國的建議，正如他也沒有聽從另一位名頭更響亮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九十三歲的老共和黨人、被華盛頓外交精英尊為「美中關係教父」的基辛格理解中國、不招惹中國的建議。
「一個中國」政策受到挑戰
當「春江水暖鴨先知」的俄羅斯主流媒體對特朗普充滿各種溢美之詞之時，在中國這邊，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特朗普尚未就任，美中關係的變化就已經提前開場，而且是以緊鑼密鼓、令人窒息的方式提前開場。競選期間幾乎天天批評中國但一次也沒有提到台灣和南海的特朗普（這正是特朗普在中國民粹民族主義者和「愛國」網民中間收穫眾多粉絲的主要原因）出人意料地拿台灣問題向中國出招。二○一六年十二月二日，特朗普接了蔡英文的祝賀電話，稱呼後者為「台灣總統」，一舉打破了中美台三方默守三十七年的外交慣例，也打破了美國候任總統接受現任政府外交諮詢、不給在任總統惹麻煩的三百年交接慣例（特蔡通話並未知會美國國務院）。美國主流輿論一片譁然，奧巴馬政府緊急滅火，但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稱：「這只是台灣方面搞的一個小動作，根本不可能改變國際社會已經形成的『一個中國』格局。我認為，也不會改變美國政府多年來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特蔡通話同一天在北京見過習近平的基辛格回美國之後誇獎習近平「反應冷靜」。但王毅的判斷未免過於樂觀了，特朗普對中國的「克制」並不買賬，除了繼續在推特上以台灣的鉅額軍售貢獻和中國在匯率、關稅、南海、朝鮮問題上的不合作行為替特蔡通話辯護之外，十二月十一日，更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的電視專訪時直奔主題：「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受制於『一中政策』，除非美國和中國在其他問題上達成協議，包括貿易。」他抱怨說，「我們被中國傷害得非常厲害」。《紐約時報》評論說：「特朗普不是第一個質疑這一政策的共和黨總統，但他是第一個把『一個中國』當作交易籌碼的總統。」當「一個中國」受到公開挑戰，中共當局的反應也失去了「冷靜」：派遣軍機繞台灣飛行、在南海公海上公然盜搶美軍無人潛航器、唆使聖多美普林西比與台灣斷交，除此之外，還有《環球時報》幾乎每日一篇指名道姓批評特朗普的社評和「一百小時之內打下台灣」的戰爭叫囂。
美台關係令中國陷入「兩難」
四十四年前，尼克松、基辛格與毛澤東、周恩來做了一筆大交易，美國以承認「一個中國」換取中國擱置台灣問題、聯手對付蘇聯，由此奠定了攸關中國國運的中美台、中美蘇兩個戰略三角關係。從那時到現在，歲月流轉，人世滄桑，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太多太大的變化。蘇聯已成歷史名詞，當年的第二超級大國變成了核武庫仍在但國力已急劇衰落的油氣出口大國；台灣經濟起飛，政治體制也實現了民主化、本土化，「反共復國」早已放棄；中國大陸通過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最頑固的共產專制國家；中美聯手抗蘇的中美蘇三角關係早已蛻變為三足鼎立的中美俄三角關係。但是，有一樣東西一直沒變，以「一中」換取中美合作和台海和平的中美台三角關係，在角色性質已變、力量對比已變、互動模式已變、未來願景已變的全新背景之下，歷經四十年風雨飄搖維持至今。
如今，特朗普公開質疑「一中政策」敲響了中美台關係的喪鐘。這一看似猝不及防的新人新舉，亦是中美台三方歷史變化因素的持續發酵、長期累積所致，偶然之中自有必然。現在的問題，並不是美國新政府會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依情理分析，這種可能性並不太大，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美國憑藉「一中政策」向中國索取戰略回報和貿易利益，而中國將陷入兩難：要麼實行軍事冒險，使特朗普手中的「一中」籌碼報廢；要麼在美國的壓力下疲於應付，從此陷入中美台互仇互害的新三角關係。無論如何，大陸和台灣藉由往日的美中台戰略三角框架而將戰略紅利轉化為和平紅利、經濟紅利的「免費午餐」將從此斷供了。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來源轉自：
【2017年1月號 爭鳴 總471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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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川普質疑「一個中國」，此其時也

【按：姑息獨裁而孤立民主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已強橫推行四十年，被候任總統川普大膽質疑，符合民意和時代潮流。中共發出暴力威脅作為報復，前景如何？陳破空是北美新聞界頗具影響力的評論家。】
「我完全瞭解『一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跟中國在其他問題、包括貿易問題上達成協議，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還要受縛於『一個中國』政策。」
這是繼2016年12月2日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之後，2016年12月11日，美國備位總統川普再次就美中台關係表態，直接挑戰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中政策」。在國際間再次投下震撼彈。
川普的這幾句話，聽上去，有兩層含義：其一，如果中國不在貿易等問題上讓步，美國就可以放棄「一中」政策，以示反擊；其二，如果中國在貿易等問題上讓步，美國就可能繼續維持「一中」政策。於是，外界紛紛解讀，川普要把台灣當作籌碼，打「台灣牌」，逼北京就範。
話雖這麼說，但考慮到美國普遍存在的對中共不滿、對台灣同情的情緒，尤其在共和黨內，一直存在反思美中台關係的呼聲，而近年，這種呼聲日漸高漲。未來，美中台關係演義，不能僅用「籌碼」二字概括之，或簡單化。
美國已具備改變一中政策的條件
川普任內，美國究竟會在美中和美台關係上走多遠？其政策可能的選項如下：
其一，「一個中國」。像過去近四十年來歷屆美國政府因循守舊的那樣。然而，當初的「一中」政策，是華盛頓對北京的遷就，基於美國「聯中抗蘇」戰略的需要。 隨著蘇聯解體、東歐解放、冷戰結束，中國，已經不再具有那樣的戰略價值。換言之，美國已經具備改變「一中」政策的現實和民意基礎。
曾遭美國遺棄、淪為冷戰犧牲品的台灣，不公平地，被長期孤懸於國際社會之外。儘管處境艱難如此，但經濟上，台灣依然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政治上，台灣依然轉型為亞洲民主楷模。在浩蕩的太平洋裡，台灣如熠熠生輝的珠貝，反襯國際政治的庸俗與齷齪。遲來的川普總統，質疑「一個中國」，符合國際現實與文明潮流。
冷戰結束之後的二十多年間，相反的發展態勢卻是，中國逐漸取代俄國，成為美國和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對今日美國而言，聯俄抗中反而成為新的需要，可能成為新的戰略。川普與普京互相欣賞的態度，川普提名多位親俄人士入閣（包括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等要職）的架勢，都擺明戰略轉變的姿態。
其二，「兩個中國」。美國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認中華民國。這種情況，類似現實中的朝鮮半島處境，南韓和北韓分別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分別都是聯合國成員。也類似統一前的德國處境，西德和東德分別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分別都是聯合國成員。
如果美國改而奉行「兩個中國」政策，更容易影響其他國家跟進，進而獲得整個國際社會的回應。即便在中國大陸人民那裡，也更容易得到呼應。渴望民主的中國人，將支持中華民國；遭中共愚弄的中國人，則暫時依附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三，「一中一台」。在外交上，美國既承認中國，也承認台灣，而台灣不必拘泥於「中華民國」這個國名。這是大多數台灣人、尤其是追求獨立的台灣人所願。
如此一來，台灣大多數人民必歡欣鼓舞。但在中國大陸那邊，仍然是一黨專政下，沒有民主化來承載和化解有關統獨的紛爭，便有可能給獨攬大權的共產黨帶來機會，引發民族主義大火，甚至藉口導致兩岸陷入嚴重的軍事危機之中。
北京企圖拉國際恐怖勢力作為報復手段
針對川普翻轉「一個中國」政策的動向，北京的選項可能性如下：
在貿易和其他議題上對美國讓步，以確保美國繼續維持「一中」政策。其實，所謂讓步，只是停止對美國利益的損害。比如，停止蓄意製造美中貿易逆差、停止大規模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停止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等欺詐行為。
美國對北京的期待，只不過是希望後者改邪歸正公平貿易。這樣做並不難。然而，把政權安穩和既得利益擺在首位的中共當局，一定會擔心，如果遵守國際規則，停止補貼國營企業，失去巨額的中美貿易順差（即美中貿易逆差），就可能失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而經濟增長，已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支柱。
如權貴控制的國營企業，是中共的經濟命脈，事關其龐大的維穩經費和軍事開支，當前中國經濟已在加速下滑。削弱國企，便要承擔即時的政治風險。
代表強硬派和頑固派觀點的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出連篇社論和評論，公開羅列出（一旦川普改變「一中」政策）中共可能採取的報復手段：
其一，增加戰略核武器數量，作為「殺手鐧」，加大對美國、台灣和周邊世界的核威脅。如此，中共將違反它簽署的國際《核不擴散條約》的規定：（截至1967年）已經擁核的國家，不得繼續發展核武器，不得向無核國家擴散核武器；（截至1967年）沒有核武器的國家，不得發展核武器。
當然，中共可能效法北朝鮮，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無賴嘴臉。事實上，中共先後向巴基斯坦和北朝鮮擴散核武器、一直暗助北朝鮮發展核武器（經由中國鴻祥公司等機構），早已違反了《核不擴散條約》。但北京須知，如果想在戰略核武器上趕超具有壓倒優勢的美國，能不能承擔核競賽的巨大壓力？
其二，支持美國的敵人，「公開支持它們，或者暗中向它們提供武器。」所謂美國的敵人，無外乎國際恐怖組織如伊斯蘭國、基地組織、塔利班等；或如北朝鮮、伊朗等流氓國家。川普提名的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公開指出：「中國和朝鮮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同盟。」美國政治人物已經發出警告。
作者： 陳破空
來源轉自：
【2017年01月號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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