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網絡長城（真正的名字是金盾工程）比你第一眼瞥見所能想像到的更加神秘微妙。
五零年代末，中國軍方研發出一些基礎的電腦網路，每個網路都由幾個工作站組成，每個工作站都可以互通資訊，但無法跟其他網路互通。另外，每個網路都是由不同人、為不同目的而建立的，所以運作系統都不一樣。
六零年代初，軍隊研究機構有個腦筋動得很快的中國科學家發現，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能跟任何網路互通資訊的工作站，以及適用所有電腦的統一操作指令。於是，這名科學家開始鑽研理論，他的夢幻團隊的其他成員則幫忙設計及執行必要的通訊協定。
除此之外，他們發現這個計劃還有另一個好處：可逐步擴大，把國內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圖書館相連，如此一來，一般通訊也會更便宜更快速。這種系統對中國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一定幫助很大。
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高層關心的事可不一樣。他們擔心這種系統會使外界輕易取得國家機密，甚至遭受恐怖攻擊。要是某個研究基地及其電腦網路被毀，其他地方相 連的電腦一定要能取而代之。因此，他們找來全國一流大學的頂尖科學家，一同研發有防禦力的電腦系統。有些知名科學家不滿當局白白浪費這種網路系統的龐大潛力。他們希望當局開放更多學術單位加入研究，讓整個科技社群都能參與創建新系統，這樣才能發掘更多潛力和優勢。
中國軍方領導人堅決反對，他們毫無意願把新系統可能帶來的好處跟其他人分享，只想到這種網路系統對軍事戰略有什麼幫助。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被撤職、調離，有些甚至入獄。新的網路連結系統從來沒有離開過研究基地，因為中國軍方把祕密鎖在保險箱裡。
約在同時，中國的電腦製造商〈跟國內其他產業一樣直接受國家控制〉奉政府之命，把研究重點都擺在軍事發展上。因此，電腦雖然很難使用也無所謂，反正只有經 過特殊訓練的操作員需要使用電腦。而且中國社會很重視服從，不可能會有哪個天才學生半路休學，自己在家創業，發明更好使用的電腦系統。電腦雖然後來慢慢地 普及，但能達上網路的很少。
中國電腦科學家都受到軍方嚴控，因此沒有人研發能夠輕鬆瀏覽國防部大量電腦資料的程式。而世界其他各國當然不知道中國研發的網路系統，只聽見傳聞說，某個 強大的連接系統可讓紐約的電腦輕易跟倫敦的電腦交換訊息。不時有中國科學家或軍事專家被捕，因為洩漏國家機密。不過中國共產黨還是三緘其口。消息傳到西方 世界時，媒體忙著追蹤各種猜測、流言和推論，不亦樂乎。甚至還為它取了個名字：網際網路。
我編的？廢話。但如果想想現在執政者透過各種政策和行動，急著要把全球資訊網塞回保險箱的樣子，你就知道這種事很有可能發生。試想，如果以上故事是真 的.....今天就不會有全球資訊網、網景、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也不會有雅虎、eBay，不會有 Google 或 Youtube。也許微軟的那些年輕小夥子會找到其他的工作。想想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會變得多土多落後？
要是中國像美國一樣，在五、六零年代「發現」了網路，我們今天所知的網路就會永遠不見天日。這世界會截然不同，不會有高科技的「網路經濟」，也不會有「E世代」。
假設性的歷史或未來都無法加以驗證，但目前為止中國政府明顯想把網路當成一種控制工具，而非自由使用的工具。二零零七年，中國胡錦濤要政府官員確保網路 「可提高道德素質」。他說他希望中國共產黨協助「淨化網路環境」，並表示「能否有效管理網路，關係到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國家資訊安全和社會長治久安。」
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還強調，「網路文化的發展和管理，必須符合進步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方向，遵循正確的宣傳指示。」他們說，「在意識型態層面鞏固馬克思主義的引導地位」有其必要。也許中共「恨不得網路就是馬克思發明的」。
但對中國政府來說，重點在於「控制」網路，而非「引導」網路。在西方，網路的最大成就就是可以讓使用者創造自我的小世界，但對中國來說卻是用來散播政府文宣、加強控制社會和個人自由的工具。
中國的網民太過浩大，就算我們拿得出數據，過幾週肯定又會增加。到二零零七年中為止，中國約有一億五千萬網路用戶、約六千萬個部落格，到年底網路用戶又增至二億一千萬左右。二零零八年底又增加到二億七千五百萬，網路用戶人數居全球之冠。
根據二零零七年的一份國內調查發現，七成中國網民有心理上的困擾，出現「健忘症、焦慮、精神渙散的症狀，但九成都從未求助心理醫生」。這些人只能將自己的 困擾貼到網路上。網路最能表達個人自由的一個工具是部落格。每個人都能在部落格上發表意見，雖然數量龐大，不是所有聲音都能被聽見，但至少在大多地方都能 暢所欲言。中國政府很害怕部落格代表的精神。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的社會，正好跟中國政府想要的社會背道而馳。
要是能設計一種馬克思主義風格的保險箱，把中國快速增加的部落格關進裡面，北京政府一定很安樂。二零零六年，中共著手研究有沒有可能要求所有部落客註冊真 實姓名。這種註冊系統太過複雜，走筆至此尚未落實。不過，中國網際網路協會秘書長黃澄清說，「對網路博客進行實名制管理肯定是中國網路博客未來規範發展的 方向。」「規範和發展」說穿了就是「約束和限制」，直到全面掌控那些「在網路上匿名散播不負責和不實訊息、不只對個人也對整體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人。」
在中國，「不負責和不實」的資訊，就是所有反對政府路線的資訊。師濤就是一個例子。二零零五年他因為「洩漏國家機密」被判刑十年。他何罪之有？不過就是利 用網路的力量把訊息傳到國外。他在電子信上摘錄了中共禁止媒體報導天安門事件十五週年紀念的內容，這份摘要其實就是當局傳給許多記者的禁令。
北京政府極力想把消息塞回盒子的決心，跟恐懼真相外洩的程度不相上下。雅虎提供師濤的上線紀錄之後，中共就掌握了他的資料，將他逮捕。他的律師郭國汀指控 警察強行沒收師濤的電腦並把他押走是違法行為。話一出口，上海司法局就吊銷了郭的律師執照，表示郭無法再為師濤辯護，後來當局還將他軟禁。
師濤案的審訊過程秘密進行，不准當事人家屬參加。「審判」只進行了兩小時，之後師濤獲准跟家人相聚十分鐘。後來世界報業協會把二零零七年的「自由金筆獎」 頒給師濤〈二零零八年的得主是李長青，他在美國網站上揭發中國爆發登革熱的消息而入獄三年，在此之前中國一直封鎖消息〉。
人權律師楊茂東〈筆名郭飛雄〉二零零六年九月因涉嫌「非法經營」被捕。其實他真正的罪行是撰文披露中國政府不願大眾知道的黑幕。楊告訴律師，獄方電擊他的生殖器，後來他甚至試圖自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他被判刑五年。
二零零六年二月，部落客及電影製片吳皓因為拍攝某地下基督教會的紀錄片被捕，並拘押五個月。當局不准他請律師或跟家屬見面。公安人員說他「破壞國家安全」。
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全球有六十一人因在部落格或網站上發表「顛覆性」言論而入獄，中國就佔了五十二名，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五、六倍之多。該組織說，「目前中國是全世界部落客和網路異議分子最大的監獄。」
無國界記者組織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國觀察報告上說，「自我監督看來完全發揮了效力。不過五年前，很多人還以為網路將會革新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態，畢竟網路應該 是種無法控制的溝通媒介。現在，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家反而開始擔心相反的事:以監控審查為主的中國網路模式，有一天會不會套用在全世界之 上。」該組織並指出，「中國嚴格控制網路用戶寫作和下載的內容，並在網路監視系統上投入大筆資金，雇用大批線民和網路警察。」
「中共也運用政治力量強迫雅虎、Google、微軟和思科等網路公司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公司也都同意監督其搜尋引擎，過濾掉過度批評執政當局的網站。這 麼一來，中共監管網路的工作就輕鬆多了，因為這些公司就是網路世界的主要入口。如果這些搜尋引擎沒把網站列入，要找到網站上的內容就跟到海裡找個瓶子的機 率一樣低。」
無國界的二零零八年年度報告指出這種情況並未改善，「很多觀察者以為隨著言論自由漸漸放寬，當局也會實現諾言，放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但政府當局，特別是政治警察和宣傳部門想盡辦法阻擋自由媒體、網路用戶和異議分子表達意見。」
悲哀的是，幫助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一大助力，就是中國人民。在中國，服從領導的強制心理產生了一種「從眾心態」，這種心態的影響力強大，甚至一出現反對聲音，大家就會群起攻訐或驅逐。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市民聯手壓制逾越世俗道德界線的個體。
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的「銅鬚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二零零六年四月，化名「鋒刃透骨寒」的男子在網路上發文譴責化名「銅鬚」的學生，跟他妻子「幽月兒」 偷情。這封信很快造成轟動，不到幾天，一群憤怒的網民發起追查銅鬚行動，不久就把他的詳細資料公佈在網路上。這個倒楣的學生被迫休學，連家中也受到騷擾。 當時網路有成千上萬筆文章呼籲把「銅鬚」斬首、把「幽月兒」淹死，儼然中世紀刑罰的翻版。中國最大的佈告欄網站天涯網〈Tianya.com〉每天流量激 增一成。
原該由三人私下解決的恩怨怎麼會引起全民討伐？但現今中國社會就是有很多族群不需政府督促就會自動拿道德壓人。「Chinabounder」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再次暴露當代中國社會不知拿部落格提供的言論自由如何是好。
Chinabounder在部落格中紀錄了一名上海外籍人士的風流韻事和社會評論。在美國部落格網站上成立不到幾天，就引來中國讀者的謾罵撻伐。後來上海 社科院心理學教授張結海寫了一篇慷慨激昂的長文，譴責該部落格及其版主，該事件於是越鬧越大。文章一開頭說，「今天我懷著無比憤怒的心情告訴大家一個外國 流氓的故事，並號召各位國人同胞一起行動起來，將這個老外流氓清掃出中國。」接著他細數了 Chinabounder 在部落格裡的紀錄。他還說，「讓我忍無可忍的是，這個垃圾在中國的課堂上肆意詆毀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公開散布分裂中國的言論。」
「如此毫不加掩蓋、露骨的心靈直白，太令人震驚了！」他說。「我是做心理學研究的，這個垃圾，不厭其煩、不辭辛勞地把這些床第之事寫出來，只有一個原因，他的心理是變態的。」張教授還不忘呼籲中國男性：「我也有話要對中國的老大爺們說：想想那些垃圾老外，玩弄了你們的姊妹，嘲笑了你們的無能。你還要說什麼外事無小事？你還要把老外當回事？你還要見著老外哆哆嗦嗦了？挺直你的脊梁骨吧。
張的「慷慨」陳詞引起類似「銅鬚事件」的網路追殺行動。「流氓外教事件」登上全國甚至國際新聞版面，BBC、CNN、時代雜誌、世界各大洲報紙都加以報導。
Chinabounder 其實是馬里歐〈David Matrriot〉創造出來的人物，後來拉克洛伊〈Karl Lacroix〉也加入編寫。這些反應有趣-----也很嚇人-----的是，它揭露了中國現代社會表面下的赤裸人心。數以千計的網民透過部落格或電子信 表達憤恨、恐嚇要採取報復行動，甚至提議姦了或剁了 Chinabounder 和他的父母和家人。
整個事件鬧得不可開交時，我們都很怕自己遭遇不測。網路上甚至出現了一個網站，名為「Chinabounder是誰？」專供網民提供線索，揪出作者。也許 該版主沒意識到一件事：他今天能站出來箝制他人的言論自由，靠的就是部落格賦予他的言論自由。當時我們在全世界旅行，不免擔心會不會回不了中國 我們第二個家。當時我們很猶豫要不要在一週後返回中國，也擔心會不會入境就被攔下？幸好後來經香港回深圳都平安無事。
不過，假如身份曝光，我們很可能受到攻擊，也肯定會惹上政治麻煩。為了防範未然，我們銷毀了多年來研究中國的大量資料，也毀了儲存這個部落格內容的電腦硬 碟。這麼一來，就算有人「找上門」也找不到證據，除了我們臉上的心虛表情。我們還把最重要的物品「打包」，以備隨時逃跑，同時也採取其他方法隱藏自己的身 份。我們決定關閉部落格幾個月，善變的中國大眾漸漸又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
另一個例子是台灣模特兒孟廣美引發的「廁所門」事件。她在大陸星運亨通，但回台灣上節目說中國的廁所很糟糕，因而引發了爭議。她還提到中國電視節目給的薪 資很低，並嘲笑中國電視台還在播過時的歌曲。最大的爭議點是，她說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件，不該放進現今發展中日關係的框架。
中國網民義憤填膺。根據中國最大網站新浪網的調查〈可能只是火上加油〉，五成二受訪者表示從此對孟失望，四成二說她活該挨批。很明顯沒有人站在她那邊。 《中國日報》佈告欄上有個讀者針對此事件發表評論：「外人來我們國家沒有理由侮辱我們，除非他們看不起我們或嫉妒我們。」《中國日報》一向嚴格監控網站上 的讀者意見，這筆留言想必很受官方讚賞。中國重要的英文生活資訊網「單位」〈Danwei〉出現了一篇文章，文中主張孟在中國工作就無權說中國的不是。
「流氓外教」事件引起的負面評論中，除了數不清的閹割和碎屍萬段的恐嚇威脅外〈中文字眼更讓人不寒而慄〉，最常看見的就是號召眾人把 Chinabounder 趕出中國〉最好裝在箱子裡丟出去〉。
「中國-----愛它，要不就離開它。」聽來似曾相識。雖然來自不同文化，但令人想起另一個時代。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國，星條旗代表的精神要求人民必須堅守跟民族主義一致的聲音。謝天謝地，美國已經把這種心態留在過去。
然而，在中國這種心態仍然相當普遍，「唯我國家」的觀念就是這樣來的，認定中國才是正統的國家，中國的思想才是正統的思想，中國的言論才是正統的言論。張結海竟然可以利用對「流氓外教」事件的所有負面情緒，出版一本名為《我憤怒》的著作。
到頭來，「流氓外教」寫了什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說出了一些超出規範的事情，說出了中國人不希望西方人對中國評頭論足的事。在中國重要的不只是你說了什麼，還有你為什麼說、誰說的、又是透過什麼管道說的。從這些方面來看，「流氓外教」成功達成了目的。
加拿大媒體理論家麥克魯漢說「媒介即訊息」，意思是說，傳達訊息的方法可能比訊息本身造成更大的影響。他並不是說「訊息」的重要性比不上傳遞訊息的「媒 介」，或者訊息本身不重要。而是說，新發明可能以我們無法預知的、隱而不顯的方式改變這世界，這才是它們真正的、不變的訊息。在長期的過程中，改變人類社 會的不是媒介傳達的訊息，而是媒介的本質。
個別訊息可能是重要的，但更深遠的影響來自其他地方。而媒介本身就可能改變社會的運作方式。從麥克魯漢的理論來看，真正有遠見的人，要能洞悉尚未有人發現的有利點所潛藏的可能性，並隨時準備激發或回應這些有利點。此外，不怕死在中國也有些幫助。
麥可魯漢會從這些觀點來分析中國的議題嗎？也許他會說，中國全體人民竟然都沒「抓到」部落格寫作的重點。中國社會坦白說，就是無法擁抱部落格提供的各種可 能性，還有這種新媒介可能改變世界的方式。中國現代社會以陳舊的觀念迎向嶄新的媒介，終究會跟真正的訊息失之交臂。
中國的「金盾工程」規模龐大，有三萬到七萬名職工投入計劃〈估計數字落差很大，但每天都有新人加入〉，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監督網路用戶。這個計劃引發了一 個負面現象：思科、微軟、雅虎和Google《還大言不慚地說Google的企業格言是：光明磊落》都迫不及待要提供中國相關的硬體和軟體，中國再把這些 資源改成約束網路用戶的鐐銬。「金盾工程」的另一項工作是盡可能收集人民的資料，不管此人上不上網。這部分效率驚人，從二零零三年至今已經收集了十二億五千萬人的個資〈中國人口十三億〉。
中國目前正繼續大幅增加「虛擬警察」的人數。這一大群人就是政府的密探，負責即時監視人民在網路上的活動。如果網路用戶讀了未經官方批准的訊息就會被封 鎖。更可怕的是，用戶要是發表官方認為越界或超出「唯我國家」思維的言論，文章就會被刪。要是有人回應該文章，「虛擬警察」很有可能變成真正的警察來敲你家的門。
二零零六年，虛擬警察首度在南方的深圳市出現。大型網站上方會出現代表警察的卡通圖示，直接連到當地的警察局。「網站上出現這種浮動的簡單圖示，能夠提醒大家這些網站有人監管，」中國社科院的網路專家劉本復說。廣州也繼之設立虛擬警察〈設於高度戒備的大樓，也有自己的指揮架構〉，後來陸續增加到九個城市， 北京和上海還擴大編制。目前中國政府計劃把監管系統擴大到一百個城市。
中共以超高效率打壓「不符合」官方政策的網路言論，感覺很像迅速部署反恐部隊。舉個例子，推動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成立了中文網站，結果中國網路警察 不到八小時就發現並將之封鎖。無國界把網站搬到另一個主機後，又再度遭封鎖。但中國竟然否認任何網路監管行動。例如，參加網路管理論壇的中國代表聲稱，「中國沒有封鎖網站的軟體，有時我們連登入網站都有困難。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事實剛好相反。現在中國甚至能夠任意封鎖外國的網站。例如，二零零一年的亞太經合會期間，長期被中國封鎖的 CNN 和 BBC 等網站開放了。狡猾的中國要讓來訪外賓看看中國多麼開放。但這些國際領袖一走，這些外國網站隨即又被封鎖。直至今日，我們每天還是連不上 BBC，無國界記者網站也一樣。
中國的教育機構增加了另一層次的掌控。校方會挑選學生組織的人「監視」大學網路的聊天室。這些人隱藏身分，假裝只是跟大家一起聊天，其實真正目的是導引對 話走向健康的「馬克思主義」方向。有一名監視員談到她的信念，「我們其實沒有控制誰，只是不希望不好或不對的東西出現在網站上.....我是學生幹部，應 該扮演學生先鋒的角色，表達我的意見，加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另一名二十二歲的學生也說，「我們的工作是引導，不是控制。」
已開發國家早已放鬆對性的管制，但中國正要漸漸加強火力。中國展開了一場打擊性放縱的「人民戰爭」，發起一連串端正性道德的運動，也加強對網路色情的控制。這場「戰爭」是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初開打，頭一個月就掃蕩了四千八百個網站和十六萬筆網路訊息。
另外，「人民戰爭」也引出一些令人咋舌的聲明。中國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說，「近年來我們發現的案例裡，涉嫌詐騙、強暴或搶劫的年輕人當中，沉迷網路或被網路骯髒資訊污染的比例相當高：初步估計，落網的年輕嫌犯有將近八成都是受了網路誘惑。」這種結論是經由何種提問或分析方法得到的，官方並未說明。中國的禁慾思想非但不把對性的好奇視為一種健康正常的成長過程，反而把性幻想等同於犯罪。
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表示，「中國網路目前存在的問題，都要怪國外流入的色情資料和國內管制太寬鬆。」至於西方女人的裸照如何被解讀成詐騙、強暴和搶劫，同樣並無說明。
陳輝，二十八歲，他經營的色情網站吸引了六十萬註冊會員。也就是說，超過五十萬人可以自由瀏覽網路上的圖像。由此也許可以看出該網站受歡迎的程度，或是人民渴望自由的程度，然而陳輝卻因非法牟利而被判無期徒刑。在中國司法體制的眼中，經營色情網站跟殺人一樣嚴重。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一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北京王府井大街30多名訪民集體喝農藥自殺。
中國訪民在北京一報社前集體喝農藥自殺。
中國自古將自殺視為一種免於羞辱或抗議霸權的英勇行為。項羽就是一例。他幫助推翻秦朝暴政，以殘酷甚至自負的形象流傳於世，但世人也讚賞他死去的方式：自刎。
坊間有很多關於項羽自刎的傳說，但最動人心魄的版本如下：項羽被敵營軍隊包圍，在敵軍之中認出昔日好友便說，「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聽說漢用千金的價格、萬戶侯的地位懸賞我的人頭，我就做個人情給你吧。〉接著就自刎而死。這個傳說也許太過美化，超出事實的可能性，卻指出自殺在中國是種英勇也是值得讚嘆的行為這種「文化」觀念。
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自殺者還包括屈原。屈原是中國古代的著名詩人。他是楚懷王的大臣，時常建議楚王該如何對付日漸壯大的秦國。但楚王聽信其他派系的饞言，不但不聽屈原的進言，還將他放逐。楚國後來在西元前二七八年被秦國併吞。楚滅亡的消息傳來，屈原在悲憤之下投汨羅江〈位於今日湖南省〉而死，抗議朝廷腐敗、在位者昏庸，導致楚國滅亡。
兩千多年後，中國人仍然敬佩屈原的愛國精神和耿直風骨。他的詩仍然廣為流傳，不過西方讀者比較熟悉的可能是紀念他的儀式：划龍舟。雖然屈原的壯烈事蹟至今仍是中國文化認同的一部分，但自殺在今日中國卻變了個樣，成了一個相當普遍卻無人道破的問題，遭人漠視。光是粗估的自殺數據就很嚇人。
根據中國衛生部的資料，國內每年自殺身亡的人數約二十五萬。換句話說，每兩分鐘就有一個中國人自殺身亡。這還只是有通報的自殺人數，不包括隱瞞未報或謊報其他死因的自殺。中國每年還有二百萬人試圖自殺，這是二零零三年的數據，本書進行時筆者能拿到的最新數據。況且，這二百萬人只包括送醫不治的人數，實際數字肯定更高。更驚人的是，中國媒體報導這二百萬人中「曾在急救期間接受精神測試和輔導的不到一成。」
中國人民的自殺人數已經超過政府官員能準確估計的範圍。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二零零三年由中華醫學會神經學及精神病學分會和迴龍觀醫院創立〉的資料說，每十萬人就有二十三人自殺。若以官方公佈的十三億人口來計算，等於一年約有三十萬人自殺。
自殺是十五到三十四歲的中國人的頭號死因。其中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二成五，鄉村自殺率比城市自殺率高三倍。對照急速成長的經濟，以及愛把安定和諧掛在嘴邊的國家重新賦予人民的「自由」，這個數字實在驚人。一個照理說年輕人應該滿懷希望的國家，竟然有如此高的自殺率，國家領導者肯定會質疑以進步發展之名掀起的快速改變，又或中國人叫作『不自由，毋寧死。』了。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也指出，約一千六百萬人有嚴重精神疾病，六千三百萬人有其他心理問題。但迴龍觀醫院的鄒義壯教授說，全中國可能有多達九千萬人有心理問題-----不包含小孩和老人，這實在令人訝異，因為之前的數據顯示，兒童有時把自殺當成擺脫壓力的唯一方法。又當人們對目前政治和學習環境及壓力擠得快要爆炸，而又望不到美好前路的話，便作輕生之選。
二零零八年有份調查訪問了二千七百名上海居民，發現將近六成說他們周圍的人有情緒或心理上的問題。上海醫療中心說憂鬱症是十年前的四倍。但相關協助並沒有隨之而來。該中心說根據二零零四年的數據，中國只有一萬六千多名精神科醫師，等於說精神醫師與人口的比例只有工業發達國家的5％到10％。事實上，九成臨床憂鬱症患者因為「認知不足、害怕丟臉或沒有保險」而從未接受治療。精神分裂患者也有一半從未接受治療。
之所以缺乏醫療照顧，常聽到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直到八零年代才開始在醫院設精神科。另一個原因是，自殺作為一種政治宣言有傳統脈絡可循，普遍可為人理解，但心理失調而導致的自殺卻仍然被視為一種恥辱。中國文化不鼓勵說出「負面」的感受和情緒。
直到一九九二年上海的綜合醫院同濟醫院，才開設中國第一個專門治療精神患者的病房。比起為數不少的精神病患收容所，醫院病房提供的保護正常多了，前者有時還會變成政治領袖藏匿「政敵」的地方。儘管如此，類似同濟醫院的機構還是很少。
政府規定，二零零五年之前國內七成城市至少要有一家綜合醫院提供精神醫療服務；二零一零年之前，精神問題較嚴重的鄉村地區要有五成設有這類綜合醫院。雖然如此規定，但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中心的叢中教授說，「政府和醫院很少把錢投資在心理健康部門上」。叢教授還說，「年輕人因此打消了當精神科醫師的念頭。」
城市裡的自殺案多半是承受不了壓力。例如，光是二零零七年五月，北京就有五名大學生自殺。這些自殺事件促使北京的人民大學發起「心理危機排查工作」，幫助解決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這個構想獲得一些人的支持，例如北京工商大學的林永和教授。他說「自殺是充滿強大心理衝突的漫長過程，衝突的跡象自會顯露出來。」但也有人持保留態度，例如在人民大學任教的馬少華，他說「這樣做傳達了負面的訊息，包括不信任。」猶豫不決的結果就是原地踏步，這之前我們就提過，就因為猶豫不決，每年才持續有成千上萬人孤單地死去。
老師多半不鼓勵學生坦承心理的困擾，學生當然就沒有情緒的出口，除了已經選擇的那條路-----自殺。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主任費立鵬指出，「很多學生想要自殺，但不想要老師或大學諮商中心的幫助，怕會傳到學校當局耳裡，引來更多麻煩。」二零零六年，北京七十萬大學生只有一百零八位心理醫師，等於每六千四百八十一名學生才分到一位心理醫師，這些學生往往煩惱又迷惘，甚至有自殺傾向。
鄉村地區的自殺案另有其他因素，最常見的是生活貧困和家暴，目前顯然以女性受害最深。在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工作的許容指出，「鄉村地區的自殺案多半起於夫妻間的小爭吵.....有些是意外發生的，有些其實根源於不幸的婚姻。」鄉下女性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因為得符合社會對傳統婚姻的期待，意思是說，很多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許容說，「這類婚姻多不是從愛情出發，鄉下男人通常不會表達對太太的愛和關心，太太又比較多愁善感。」
許容的組織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規模難以擴大。她說計劃剛上路就遭到批評，因為大家覺得自殺是「私人問題」。儘管很快就交出好成績，該組織的服務範圍也只有三個鄉村地區的六個村落。
很多女人遇到的問題比缺少愛情更嚴重。《華盛頓郵報》二零零七年報導，有位鄉下女人說她丈夫經常打她。四十五歲的王太太說，「他打過我多少次我不記得了。每天我都很生氣又不快樂，我覺得活著沒有意義.....你看得到我手上的疤，是他拿棍子打的。」王太太自殺過三次。而鄉下女人最常用的自殺方法就是喝農藥。
農業部副站長劉登高意識到這個問題，表示農業部會限制毒性最高的殺蟲劑的產量、改變農藥的顏色和氣味、改用小包裝，並教育大眾正確的農藥使用及儲存方式。這是他二零零三年在中國自殺防治計劃研討會上所說的話。然而，現今要買到足以致命的農藥仍然輕而易舉，這些農藥也不當地儲存在居家環境中，一時氣憤或心情沮喪時，很容易就可以利用這種花費低廉的方式宣洩。
河北省海興縣醫院的護士長韓金枝在二零零四年表示，最常用來自殺的農藥有歐滅松、達馬松、DDT 和除草劑，全都含有致命化學藥劑。媒體報導，在中國一瓶有毒農藥最低只要七元，而且很容易取得。二零零六年，許容表示女性還是可以輕易買到農藥，雖然三年前農業部才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有意自殺的人都會想要尋求幫助，每個社會都一樣。人自我了斷之前，通常會想要向外求助，找人訴說自己的心事，或者找個溫暖的肩膀，減輕自己內心的痛苦。不幸的是，中國人民就算主動求助，能找到的資源也不多。鄉村地區的救助團體資金嚴重不足，中國少數幾個求助熱線常常塞爆。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負責人費力鵬說，他們的求助熱線常常忙線中，十個來電有九個接不進去，「這很危險，因為來電者很可能想要自殺。」熱線部每個月的電話費約二萬五千到三萬元，再加上員工薪資，每年的實際支出約要一百萬元。這筆費用多半由中心所屬的醫院支付。二零零五年在上海成立的熱線也有同樣的問題。熱線部的某員工說，「只有一支熱線很明顯無法滿足需求。」
香港中文大學譚國根教授撰文指出，「傳統中國人把自我看作一種角色，在家庭和社會關係中展現.....在這種關係中，個人不是一個獨立個體，因為他很少有個人認同或個體獨特性，活著主要是要扮演好社會期待他扮演的各種角色。個體獨特性只能在這個角色裡發揮。因此中國傳統裡如果有自我意識的話，也主要以角色意識呈現在外，在中國傳統的認知裡，認同危機很少被視為一種自我認同的問題。」
譚教授的理論有助於解釋今日中國社會潛伏的抑鬱不安。縱使中共一步步摧毀了中國文化、傳統甚至歷史，但鄉下很多地方仍然十分傳統，譚教授指出的儒家思想也還存在。鄉下女人沒有抒解壓力的出口，在沒有給她們其他選擇的文化體制裡，往往只能選擇自殺。
不過在中國城市裡，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就沒那麼大。述及現代中國人的心理時，譚教授說「因為缺乏文化傳統.....現代中國人對自我和認同更加困惑。個人主義變成自私自利的同義詞，自我被放在集體自我〈或稱「大我」〉底下，國家認同取代了自我認同。」
譚教授另外也指出，「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我』指的是心靈，跟身體是分開的。但在西方文化以外，比方中國文化，『自我』包括身體和心靈。這種認知下的『自我』有其文化獨特性，因此沒有一種可為所有文化接受的普遍定義。」
社會的前身-----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家人互揭瘡疤而四分五裂，而一胎化政策則使大家庭快速消失。現代人因此少了很多表達自我的管道。此外，在一個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的社會裡，原本就不鼓勵人說出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譚教授認為，「傳統儒家思想和共產思想聯手阻止人們認真去問「我是誰？」的問題、建立自我認同感。」
前面說過，在中國國家認同感取代了自我認同感，這使現代中國人更固守一種價值不放。對現代的中國都市居民來說，自我認同只能藉由經濟能力展現。賺得錢越多，你這個人就越了不起，社會地位就越高。這無疑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態度。自殺率攀升、年輕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想不開，追根究底就是受不了為求成功而產生的心理壓力。在這樣的社會中，中國人民的希望在那裡？百姓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又該怎麼強化自己的心靈克服難關？
每年都有好幾萬人克服不了難關，選擇了他們唯一可以理解並實現自我的解脫方式：自殺。
二零零七年初，重慶市有名年輕女性試圖從六樓往下跳，民眾在底下圍觀。有人大喊要她快跳，有人打電話叫朋友「來看好戲」，有人很失望她沒在急救員趕到、說服她下來之前跳樓。甚至對面大樓還有個年輕人坐在窗台上彈結他娛樂大家。急救員成功說服她下樓之後，底下群眾還喝倒采。今日很多中國人看這種悲劇在眼前發生，都有點看熱鬧的心態。
對中國政府來說，『和諧』是無止盡重複的咒語。在一頭栽入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人的自我認同逐漸消失。古代中國崇尚的和諧，如今已被金錢慾望、發財夢，還有以中國嶄新的「自我」為地基建立世界的野心取代。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中共援助小國只是找支持者。
「磕頭」是中國自古以來晉見皇帝的傳統跪拜禮。手腳先伏地，頭叩地板，正式情況下要連續跪拜三次，每次都要叩頭三下。
磕頭的歷史跟中國的歷史一樣久遠，不過是在周朝〈西元前一零二七~二二一〉才發展出一套複雜的規則。到了漢朝更加普及，原本只對皇帝磕頭〈像在周朝〉，後來成了官場的重要禮儀。低階官更會對較高階的官吏磕頭，層層而上。磕頭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學生向老師磕頭，晚輩向長輩磕頭。
對地位或權勢較高的人表達敬意這種習慣，也影響了中國的外交關係。隋〈五八零~六一八〉唐〈六一八~九零七〉年間，中國統一，國勢日盛，鄰國也漸漸受中國 的文化習俗影響。這些國家雖然是獨立國家，卻必須固定向中國納貢。這樣他們就可以跟中國有貿易往來，由此可見納貢的真正意義是：認同中國的霸權地位。清朝 再度把磕頭當作一種控制的工具，廣泛利用。清朝統治者是滿族人，不是漢人，他們利用磕頭強調自己的優越地位。直到一六八九年中國跟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接 受平起平坐的外交原則，這才不再把他國視為下等民族。
一七九二年，英國派遣使節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到清廷洽談通商事宜。他拒絕磕頭，不過提出了其他致敬的方式。馬戛爾尼的任務失敗是否跟拒絕磕頭有關，史學家並無定論。總之，乾隆皇帝拒絕英方的所有要求，至於馬戛爾尼帶來的禮物，他在給英王的回信中說，「誠如貴國使節親眼所見，我們什麼都有，珍奇物品我不看在眼裡，貴國的產品我也用不上。」
一八一六年另一名使節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再訪清廷，一樣拒絕磕頭，一樣鎩羽而歸。不過英國未能藉由外交得到的東西，後來藉由武力奪得-----香港殖民地就是收穫之一。
荷蘭也派大使前往清廷，說服中國開放通商。有鑑於馬戛爾尼的教訓，他們決定遵照中國的禮儀，只希望能贏過英國。在北京三十七天期間，他們總共磕了三十次頭，連寫著皇帝名號的橫幅和皇帝賜給他們葡萄，也照磕不誤。結果任務還是失敗。
一九一一年清朝滅亡，向直屬上司或高層磕頭理論上也隨著王朝消失。偶爾你會在各地飯店看見下屬職員低頭欠身的模樣，雖然已不像過去那麼正式講究，但可見部分傳統仍然保留了下來。
中國仍是世界中心這種心態，再度以微妙的方式表現出來。不過，用「微妙」來形容中國對台灣的方式-----無論如何都要統一台灣，必要時會動用武力 -----可能並不恰當。現今中國從傳統中創造了「台灣磕頭」的概念，再加進一些政治手腕後，這種凌駕一切的政治觀輕易就收服了中國的政治幹部，還有社會 大眾。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盛華仁會見澳洲眾議院發言人霍克〈David Hawker〉，就是一個例子。據中國媒體報導，盛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絕不容許「台灣獨立」。霍克先生對中國代表團表示，澳洲政府和 國會會忠於一中原則，絕不認同任何改變。同年三月中國媒體報導，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對來訪的中國副總理曾培炎說，澳洲會忠於一中原則，絕不支持台灣合法獨立的言論或行動。霍克和霍華德先生急著要跟中國磕頭〈只不過披上新外 衣〉，為自己國家爭取經濟優勢，大概忘了澳洲國會是個由民選代表和思想獨立的個體組成的民主機構，其成員也許不會一直認同中共的看法。
曾培炎二零零七年初的訪問之旅還去了紐西蘭、萬那杜、巴布亞新畿內亞。紐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重申紐國支持一中原則。當時，萬那杜總理里尼〈Ham Lini〉跟中國領導人晤談時也說，萬國會支持一中原則。巴布亞新畿內亞總理索馬利〈Michael Somare〉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巴國政府會堅守一中原則。副總理曾培炎這次出訪，四個人都乖乖向他磕頭。
這還不夠，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箎訪問紐西蘭，又得到紐西蘭外長彼得斯〈Winston Peters〉的磕頭，他說紐國不會改變支持一中政策的立場。幾天後，楊部長會見歐盟高層，包括外交及安全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以及對外關係及睦鄰政策執委費雷羅華德〈Benita Ferrerpo-Waldner〉。中國媒體說，「歐盟官員重申歐洲會一直堅守一中原則。」
二零零七年四月，當時的中國副主席曾慶紅在北京會見德國國防部長榮格〈Franz Josef Jung〉。
榮格表示德國會堅持一中政策。榮格大概忘了當年東西德有賴民主政治才能統一，但現今中台兩方只有台灣施行民主政治。同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海牙會見荷蘭外長費爾哈根〈Maxime Verhagen〉。費爾哈根重申荷蘭政府會持續支持一中政策。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最高領導人之一吳邦國到波蘭華沙協商，跟波蘭下議院議長多恩〈Ludwik Dorn〉討論中波關係，要波國針對台灣議題向中國「磕頭」。多恩表示波國對台灣和西藏議題的立場不會改變，波蘭政府及人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運動。想想波蘭曾經多次落入極權國家之手，飽受戰火摧殘，現在波國首長竟然說出這種話真令人咋舌。當初也是因為「團結工會」帶領的民主運動，波蘭才重獲自由，擺脫共產政權統治，成立獨立國家 跟台灣追求民主的目標很像。
外交部長楊潔箎這個月份也很忙，他去拜訪了加拿大外長麥凱。麥凱表示加國政府會堅持一中立場，不會跟台灣建立邦交。除了照例說些黨的政策、討貴賓開心之外，外長麥凱所屬的政黨大概也贏得不少加國華僑的選票-----為了逃離中國共產主義的華僑當然是例外。
下一個月楊又前往亞塞拜然，亞國外長阿西莫夫〈Araz Azimov〉說，亞國政府會堅守一中原則。亞國人應該對磕頭不陌生，畢竟他們離中國比較近。
當選後不久，法國總統薩克奇就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晤談，薩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法國會堅守一中立場。大家都知道法國的國家格言就是：自由、平等、博愛。只是不包括台灣。
感覺上每國領袖，不管是不是民主選舉選出的，都必須說出承諾，就台灣問題向中國磕頭。光是二零零七年前半就有：
．馬達加斯加總統拉瓦洛馬納納〈Marc Ravalomanana〉承諾馬國會堅持一中政策。
．巴貝多總理亞瑟〈Owen Arthur〉說巴國一直支持一中政策。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Robert Fico〉重申斯國堅守一中立場。
．馬爾他外長弗朗多〈Michael Frendo〉表示馬國會信守一中立場。
．希臘外長巴科雅尼〈Theodora Bakoyianni〉大概忘了希臘是民主的誕生地，也說希臘政府未來會堅持一中政策。
．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說，「我國會一直堅守並支持一中政策，不可能改變也不會改變。」
．象牙海岸外長欛卡佑國〈Youssouf Bakayoko〉表示象國會謹守一中原則。
．尚比亞總統馬瓦那瓦沙總統〈Levy Patrick MwanaWasa〉說，尚國政府會堅守一中政策，支持中國的統一目標。
．蘇利南總統維納勳〈Runaldo Ronald Venetiaan〉重申蘇國政府會信守一中原則，表示蘇國支持中國重新統一國土的目標。
東加、愛沙尼亞、肯亞、拉脫維亞、莫三比克、薩摩亞、尼泊爾、烏克蘭、汶萊、塞席爾群島、委內瑞拉、阿爾巴尼亞、菲律賓、哥倫比亞、寮國、西班牙、捷克、匈牙利。這些國家都在二零零七年前半許下承諾。
我們可以想像現今的政客高官，右手放心臟，頭微微向著代表中國的紅旗，象徵性地頭叩地板時眼眶泛紅，感同身受，彷彿奇蹟似地回到過去，站到了古代皇帝的跟前。
可悲的是，就連悲慘的非洲國家蘇丹也為中國背書。蘇丹的聯合參謀長蓋利〈Haj Ahmed El Gaili〉說，蘇丹政府和人民會持續支持中國重新統一的目標。你可能會想，蘇丹正陷於慘烈內戰中，二十萬人死於戰火，一百萬人流離失所，也許有比一中政 策更生死攸關的問題要面對。
要戰火肆虐的蘇丹鄉野就台灣問題向中國磕頭，可見中國只想到自己。「我們中國人」的心態可見一斑。就算每個蘇丹人都發誓忠於一中原則，難道就真能讓台灣重 回中國懷抱嗎？難道蘇丹人就能恢復和平、重建家園嗎？中國很樂意跟蘇丹和其他獨裁政權通商〈例如緬甸、辛巴威和北韓〉，只要蘇丹乖乖給中國磕頭，認同一中政策，對中國開放自然資源。
為了阻止其他國家為台灣說話，北京政府慷慨援助其他小國，為的就是要他們說出「通關秘語」。
台灣也積極結交外國盟友，並大方援助願意承認台灣地位的國家。但正如台灣駐美代表吳釗燮所說的，台灣的資源無法跟中國相比，例如中國提供塞內加爾二億美元 的援助，只要他們答應效忠中國《編按：塞內加爾是在一九九六年與台灣復交，這次則在二零零五年再度斷交》。吳說台灣提供援助的方式跟中國不同，因為所有援 助都得經由民選國會通過，也要受自由媒體監督。
全世界只有二十三個國家承認台灣。加勒比海有很多島國承認台灣的獨立地位，而北京正努力用金錢換取他們的歸順。全國人口才八萬的多米尼克，是在二零零四年 台灣總統大選過後宣佈與中國建交。稍早多國新任總理史卡利曾向台灣要求五千八百萬美元的經援未果，在北京表示只要多國為一中政策背書，就願意提供一億一千二百萬美元的援助後，便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北京也對海地施壓〈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威脅他們若不改變效忠對象，就要行使否決權，阻止聯合國部隊前往飽受戰火摧殘的海地。看來中國認為自己的政治考量，比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死存亡更重要。
這不是中國第一次利用自己在聯合國的權威，左右他國的政治走向。一九九七年一月，中國否決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到瓜地馬拉的決議，因為瓜國跟台灣有邦交。一 九九九年，中國憤而動用否決權，反對維和部隊在馬其頓延長部署時間，因為馬國跟台灣有邦交《編按：台灣與馬其頓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建交，二零零一年六月斷交》。
當時的馬國外長迪米特拉夫〈Alexander Dimitrov〉說，他們沒想到中國會阻止決議案，畢竟聯合國部隊對維持安定的幫助很大，眼看鄰國科索沃戰亂不斷，國家安定是他們目前最大的希望。他說，「馬其頓有權利跟任何國家邦交。」對中國決策者來說可不然。
連國際組織也成為中國遂行「一中政策」的工具。中共常轉移某些國際組織的關心焦點，只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壓制台灣。每年世界衛生組織〈簡稱世衛〉的各國代 表，都會為了台灣是否能夠成為正式會員而無法專心於衛生議題，因為中國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在國際間沒有獨立地位。
除了堅決反對台灣加入世衛之外，北京也認為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全球性組織的一員，就是他國認同「一中政策」的明證。例如，二零零七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常以 法文縮寫 OIE 表示〉同意讓中國加入會員，中國外長表示「這顯示國際社群都支持一中政策。」但中國媒體遺漏了一點：一九九三年 OIE 曾邀中國加入，但中國以台灣也是會員為由加以拒絕。直到二零零七年 OIE 把台灣降為非主權國家並改名為「中華台北」，中國才願意加入-----又一個「語言上」的磕頭。
OIE 的工作是訂立肉品和牲畜貿易的健康標準，幫助防治當年的「狂牛症」危機和近期爆發的禽流感。OlE 對維護全球衛生和動物健康顯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這些議題遇到北京的政治操作都要靠邊站。
近年來，中國開始把國內的政治議題搬上檯面，將台灣議題輸出到世界各地的華僑和政治性組織。二零零七年五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對中華海外聯誼會談話時 說，國內外的「同胞」都應該堅決反對台灣獨立。他說聯誼會應該團結香港、澳門、台灣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堅決反對台灣獨立。賈說台海對岸的和平和穩定， 因為「陰謀分子企圖藉由所謂的憲政改革尋求台灣合法獨立地位，而受到嚴重威脅。中國人民當然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憲改」，而不知他們正正就是破壞人家的和平和穩定。
總理溫家寶二零零七年三月提出政務報告時說，「我們會堅守黨對海外中國事務的政策，將海外華人、歸國僑民及其親屬的獨特角色發揮極致，幫助重新統一祖國，重振中華民族威望。」
二零零七年六月，國務委員唐家璇對旅美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聯合總會到北京訪問的代表致詞，呼籲他們「堅決反對台灣地區的分裂行動。」
同年五月，一群華僑在德國舉辦攝影展，提倡統一的目標。中國媒體說，「該展覽的目的就是要證明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國華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葉海杰說：「中國統一是全世界中國人最關心的事」。當時的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富卿則說：「這場展覽證明統一是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希望。」
德國國會議員弗魯格〈Johannesp Pflug〉也參加了這場展覽，並表示德國政府和國會會永遠支持一中原則。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又說出這種話，實在令人驚訝。身為國家代表，弗魯格不該忘記過去德國也曾以舉手禮代替磕頭，也曾以喊口號代表對祖國的一片赤誠。
v二零零七年五月在地球另一邊，中南美洲中國和平統一基金會也發起活動，支持中國境內的統一政策。有五百名海外華僑參加這場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舉辦的會 議，並發表共同聲明：「二零零七年是打擊台灣分裂勢力、維護台海和平的關鍵一年。」該聲明中也提到要集合「中南美華僑的智慧和努力，推動〈統一〉的目標。」類似會議前幾年也在利馬、聖保羅、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聖地牙哥舉辦過。
中國甚至在二零零八年成立專線，供人通報「錯將」台灣標為國家的網站。中國國家測繪局副局長閔宜仁表示，「有些網站刊登敏感或機密的地理資料，恐怕洩漏國 家機密、威脅國土安全。我們應該阻止繪製及刊登線上地圖的外國機構和個人。」但網路是種全球媒體，要從何下手他並無說明。
回頭看看中國干預他國內政的歷史，會很發人省思。清朝年間，中國介入邊疆民族準噶爾的內政。準噶爾是蒙古族的一支，一七四五年準噶爾領袖逝世，各派系群起 爭搶王位。中國皇帝乾隆支持的競爭者是阿睦爾撒納，並派遣兩支軍隊協助他繼位。但阿睦爾撒納即位後卻拒絕納貢，拒絕向清廷磕頭，更不願應召進京拜見中國皇帝。乾隆果斷做出回應。他派遣大軍鎮壓，並命部眾不要對「反叛者」手下留情。確實毫不留情。準噶爾人慘遭滅族，就這麼從歷史上消失。
想想也實在諷刺，過了幾百年，中國皇帝的勢力消解，取而代之的卻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甚至連加勒比海的小島也遠遠看著中國氣急敗壞地譴責不支持一中政策的國家。
二零零七年初，《鼠吼奇譚》《譯注：愛爾蘭作家 Leonard Wibberley 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小說，後來改拍成電影，書中的小國家陰錯陽差打敗了美國強權〉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轟轟烈烈重現。加勒比海上的聖露西亞，人口十六萬八千， 土地六百一十六平方公里，這樣的彈丸小島竟敢拒絕向中國磕頭，承認台灣跟中國一樣是主權獨立國家《編按：這次是復交，先前聖露西亞曾於一九九七年與台灣斷 交》。
中國黨內的「皇帝龍心大不悅」。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說，此舉公然違背中聖兩國的建交公報原則，並要求聖國修正「錯誤的決定」。劉建超還說，聖國的決定是對 「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堪稱二零零七年最叫人吃驚的發言之一，中共積極爭取全世界對其內部政策的支持，現在卻反過來指責拒絕合作的國家干預中國內政。而 不支持它們的「一中政策」便叫作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野蠻大國真不可理喻！
聖國外長布斯奎〈Rufus Bousquet〉表示，「我們是經過慎重考慮才下此決定，既然下了決定，我們並不期望中國會再與我國友好。但我們期望他們的反應不會超出我國政府可容忍的範圍。」小島上的媒體指出，「聖露西亞脫離強權〈英國〉獨立，可不是為了聽另一個強權命令它該跟誰建交的。」「中國不該強迫聖國接受一中原則，好像我們是中國的殖民地一樣。」民主贏得了勝利。
北京當局要求聖國撤銷承認台灣地位的聲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甚至使用恐嚇性的語言，即一九一四年春天大戰爆發之前，巴爾幹國家心狠手辣的外長使用的語 言，明確警告聖國人民：立即修正錯誤的決定，「否則，聖國政府必須對由此產生的後果承擔全部責任。」「由此產生的後果」，天啊！-----我們大可想像聖 國的退役軍人聚集在沙灘上組成巡邏隊，拿著發放的雙筒望遠鏡巡視海平線那頭是否有中國軍艦的蹤影。有些人負責伸長脖子注意空中是否出現轟炸機，就像《珍珠港》片中的畫面。晚上，當地人會把手電筒對準海岸線，等著一看見潛望鏡露出水面就放聲大喊：「中國潛水艇！」這可不是好萊塢電影，不過很接近了。
中國駐聖國大使古華明對聖國政府發出「嚴正聲明和強烈抗議」，也宣佈兩國的建交關係中止，先前的所有合作協議也立即中斷。泱泱大國根本不需要揭下這種頭腦 簡單的最後通牒。中國竟然還不明白，支不支持中國終究跟政治無關。至少對人口僅十六萬八千的國家來說，這不過是個經濟問題，重點是錢。
加勒比海國家大多願意向中國磕頭，支持一中政策，其實是看上中國觀光客，還有中國的慷慨金援。中國觀光客是一大商機，任何國家的觀光業都想分一杯羹。不 過，加勒比海的海灘上至今還沒出現一群群曬成古銅色的中國觀光客。諷刺的是，加勒比海人以為中國人的習性跟西方人一樣，真是一大文化誤解。
跟人形容一片迷人的海灘，成天看到的就是陽光、沙灘、海浪，一般西方人聽到了會讚嘆地說：「啊，太棒了.....」再說到加勒比海道地的海鮮大餐，配上雞尾酒，背後還有輕柔的鋼鼓伴奏，痛恨寒冬的西方人一定都會對這幅畫面無限嚮往。
同樣的畫面，中國人可能不敢恭維。第一個打消他們前往旅遊的念頭是怕曬太陽，小姐太太怕皮膚曬黑，因為新潮時髦的中國都會把「黑」視為一大缺點。而且聖露 西亞這種小島的觀光預算，根本不能跟大型國際美容用品公司的廣告預算相比。這些公司的美白市場相當龐大，他們想美白的消費族群，正好就是加勒比海小島想曬 黑的觀光族群。就算中國人對西方人曬太陽放鬆身心的方式改觀，加勒比海人要靠中國觀光客賺錢還得等上好幾十年。
中國表明了它端在世界面前的「我們中國人」被糟蹋了。只是沒想到激怒它的，竟然是聖露西亞這麼點大的國家，中國外交政策的弱點由此顯露無遺。更有大國風範 的國家可能不會直接跟他國一刀兩斷，而會說：「好吧，我們不想就此放棄，咱們坐下來好好談談可以怎麼樣改善遊戲規則。」留住情面，才有機會好好反省。這樣小器的大國世上難求，或只此一家。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九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還時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圖為「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她坐在贈送的輪椅上等，儘管在家裡她走來走去做家事都不成問題，根本不需要輪椅。不過她有些朋友需要輪椅卻買不起。新輪椅是中國政府給她的「道具」，為的是要擺佈她，象徵上和實際上都是。高齡八十六歲的她有什麼選擇？她在東京的某法庭外等候，覺得自己離家好遠，就跟年輕時為日本士兵提供「安慰」時一樣。
幾個官員偶爾會擋在她面前問她，「您還好嗎？」「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或者「需要什麼東西嗎？」她納悶戰後當她迫切需要幫助時，為什麼沒有人來問她。從來沒有人在大飢荒或文化大革命或她五十歲退休時來問她這些問題。她退休後過了三十六年，這些人才來問她問題。
問她問題的男性感覺很誠懇，但女性發問時，她總在她們的眼睛裡看到類似的眼神，那眼神好像在說「妳怎麼能讓那些男人侵犯妳？讓他們佔妳便宜？在妳體內播種？」那眼神好像在說，「是我就會自我了斷，妳應該也這麼做才對。」這些現代女性的那種眼神，總讓她覺得也許當初她應該一了百了。「如果那個時候我們都自殺會怎麼樣？」她心想，「一個接著一個又一個.....」
再不久他們就會把她帶進法庭，她就得憑著印象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說她受盡折磨，說她羞愧難當，說她從此喪失了純真。然後他們會問她那期間曾讓多少男人躺進她兩腿。她為什麼應該記得幾個人？她會說幾百人甚至幾千人，但她內心希望能在法庭上說出真相。她希望只說「一個以上」，因為對她來說第一個之後就都沒有差別了。
他們不會問，當她直視日本兵的臉時有什麼感受。其中有些是大人，不折不扣的軍人，剛硬的身體和臉佈滿傷痕，宣洩慾望時速戰速決。但後來越來越多少年郎，這些男孩害怕她這樣的女人更甚於害怕死亡。她不知道如果有天再遇見這些士兵，他們會不會認得她，認出她這張衰老、美麗、歷經滄桑、帶著一絲悲傷的臉。
她不會在法庭上說出當她面對雙腿間的男人時，她跟自己玩的心理遊戲：她想像每個來找她的男人都在練習死亡。他們高潮時的表情往往反映了他們被殺那一刻、淪為國家侵略行動的受害者時的表情。
有些士兵進入她體內時會屏住呼吸，五官扭曲變形，她心裡會想，「對，子彈擊中你腦袋時，你會死得乾淨俐落。」有些年紀較經的男孩會發出開心的嘶喊-----還是死亡的嘶喊？表情介於痛苦和愉悅之間。她覺得真正喊出聲的人，日後會死得最轟轟烈烈。有些當然還需要多練習，這些人從她身上得到滿足時，還沒找出最適合的死亡表情。有些再也沒機會跟她練習了，因為血淋淋的戰場逼著他們更快走向死亡，快到超出他們所能想像。如果這些人不再出現，她就知道他們得到了報應-----只希望是她勇敢爭取自由的中國同胞下的手。
今天她受到很好的照顧，有個隨行人員幫她推輪椅，她搭了飛機、吃到美食，還住進舒適的飯店。她被帶來日本說話，她要做的事〈沒有選擇〉，就是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她要告訴庭上，身為一個中國女人，她受盡了日本人的羞辱。她再一次被迫成了「慰安婦」，這次是要給本國政府、給黨「安慰」。她就是一面鏡子，要讓日本在這場謝罪戰爭中看見自己。中國政府或負責此案的律師不可能打贏這場官司。但這點沒人跟她說。她跟在她之前和之後的女人都只是個象徵，象徵中共「一廂情願的報復手段」。
一九七二年，中日發表「中日聯合聲明」，雙方在北京簽署協定，正常化兩國之間的邦交。聲明上說，「日本國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責任，表達深刻的反省。」底下列出九條協議。第五條協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協議簽都簽了，但中國對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間的中日之戰-----在中國稱為「抗日戰爭」-----從未真正釋懷。中國在鏡中看到的日本仍然是個敵國，也仍然在跟日本打一場謝罪之戰。
這場情緒戰爭不斷重複的主題，就是日本必須「誠實面對歷史」。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曾編纂《資治通鑑》，正如其名〈意指幫助政府的一面鏡子〉是要幫助執政者透徹了解歷史、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以更有效的方法治理國家。明朝王侯朱舜水在明滅亡後逃離中國，把這些思想帶到日本並傳播開來。因此司馬光的思想對中日兩國來說並不陌生。
據說日本年輕一代根本不懂為什麼要反省，因此中國年輕一代更加仇視日本。這份仇視多深，看二零零七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就一清二楚。該報的駐美首席記者李學江指出，「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對人類道義的摧殘。「慰安婦」問題，同此一理，不能由日本政客將其淡化與狹隘化。」
性奴役確實是重大罪行，所有戰爭幾乎都犯下這種罪行，但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猶太人大屠殺，等同於慰安婦實在荒唐，也是對所有猶太人和其他步上毒氣室的其他國家人民的一大侮辱。把今日的日本跟過去的納粹德國劃上等號，中國根本在扭曲歷史、煽動仇恨。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上說，「中國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企圖，徹底改變了中國近代以後飽受外來侵略的屈辱歷史，捍衛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發展的文明成果。」他還說，「日本各界很多人敢於正視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的歷史事實，強烈譴責日本侵略者的侵華暴行。不少當年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軍人真誠纖悔戰爭罪行，以實際行動推進日中友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應該得到高度讚賞。」
言之有理。國家領導人感性回顧國家的過往，卻又不失客觀，是史學家司馬光也會同意的一段話。但這還沒完，他接著又說，「日本國內總有一些勢力矢口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性質和罪行，竭力美化軍國主義戰爭，並為已經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的甲級戰犯揚幡招魂。」他說，「這些作法，不僅違背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承諾，而且背離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了中國和亞洲有關國家人民的感情。」
日本國內確實有人淡化甚至讚揚過去的戰爭，但只佔少數，而且是生在民主國家儘管遺憾但無法避免的副作用。人民能夠自由表達意見，有的意見也會引起反彈。但既然並無出現仇視的字眼，就應該尊重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陷入謝罪之戰、非民主政體的中國無法了解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胡錦濤說，「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只有不忘過去、記取教訓，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從中國國家主席口中說出『不忘過去』的話實在虛偽，畢竟誰要敢在中國戳破中國歷史的真相，例如天安門事件，就會被國家消音甚至監禁。
這麼看來，胡錦濤對日本的談話多少有點令人吃驚。他說，「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和領導人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中日友好、維護亞洲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以嚴肅慎重的態度處理好歷史問題，把對那場侵略戰爭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實到行動上。」胡錦濤更說了有史以來出自國家領導人口中最虛假偽善的一段話：「歷史雄辯地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才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魯莫〈R.J.Rummel〉徹底嚴謹調查後發現，中共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統治期間，至少殘殺了七千五百萬人民。七千五百萬！而胡錦濤竟然還說，歷史「雄辯地」證明這樣的政府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中國媒體不斷要求日本對侵華戰爭發表道歉聲明〈其實一九七二年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後，日本政府高層就發表過約四十次道歉聲明〉。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至今健在的戰爭受害者也不斷站出來要求賠償，甚至還能坐著輪椅飄洋過海出庭控訴日本的侵華惡行。
其中有些案件跟「慰安婦」有關，戰時這些女性被迫出賣肉體。另外也有關於強迫勞動的案件，控訴日軍強迫中國人民為日本公司工作。這些控訴都被法院駁回，理由是一九七二年中日已簽署聯合聲明，或是二十年的索賠期限已過，或有時候日本政府會說自己不需為戰時日本的所作所為負責，因為兩者賴以運作的法制架構並不相同。
同樣的，日本最高法院針對一九三二年日軍屠殺中國平頂山三千居民一案，也以日本不對一九四七年《國家賠償法》實施前的國家行為承擔責任為由，駁回此案，支持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高等法院的判決。日本最高法院也說，一九七二年的中日協議明訂日本不需再做戰爭賠償，儘管有些社評家認為該協議是針對國家而非個人而言。
日本把法治放在政治動作和充滿愛國狂熱的政策之前，跟中國不一樣。中國政府和媒體不斷把日本塑造成有強烈軍國主義傾向、完全不知悔改的國家，對現代中國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群日本觀光客到中國南部的珠海市買春，引爆仇日情緒。中國媒體報導有數十萬網民將此事件稱為「國恥」。該飯店副理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另一名涉案人也是。無期徒刑！另外有十二人被判二到十五年徒刑，十五名地方高官遭懲處。
同年還發生了一件不那麼戲劇化，但出自同一個鏡像的事件。杭州富通昭和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資企業，計劃在中國發行股票卻踢到鐵板。問題出在「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年號，他在位期間發動了侵略戰爭。數百名憤怒的民眾向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抗議。最後公司不得不更名。
另外，二零零四年黑龍江省發現戰後遺留的化學武器，並被視為日本持續侵華的「證據」。中國媒體說，「憤怒的中國人民呼籲日本政府正視歷史。」當地大學生劉淳風〈音譯〉說，「日本利用化學武器一再傷害無辜的中國人民，卻不願誠實面對歷史。他們應該向我們道歉！」
二零零四年的亞洲盃足球決賽，中日在北京對決。雙方尚未開打，中國媒體就批評說「在一些日本政客和媒體眼中，這次比較像是政治事件而非運動競賽。他們聯手把前幾次比賽中國球迷對日本隊喝倒采的行為，說成中國球迷對遠來之客懷有敵意。」媒體並指出，「日本的賽程表上有張亞洲地圖，上面以不同顏色標明中國大陸和台灣.....亞洲盃的中國籌備委員會一發現錯誤立即向日方反應。」媒體還說，「中國外交部官員也向日本大使館反應，催促日方更正錯誤並減少『負面影響』。」
當比賽開始、日本國歌響起時，球場上中國球迷的噓聲淹沒了音樂聲。最後日本以三比一贏得比賽，中國球迷情緒失控，對一部載送日本官員的巴士丟瓶子和石頭。二千名日本球迷比賽進行時就受到嚴密保護，賽後更滯留體育館內將近三小時，因為情況太危險，要等鎮暴警察驅散場外的憤怒球迷再走才保險。連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和大使住所都必須加派公安保護。中國媒體對此次暴動著墨不多，只說球迷「情緒激動」，還有「當時狀況混亂」。
二零零五年，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中國引起強烈反彈。中國某網站收集了一千六百萬人反對日本加入的連署簽名，另有網站調查發現中國年輕一代九成九都表示反對。中國很多城市出現抗議行動。廣州市逾一萬人在十公尺長的反日布條上簽名，重慶市群眾拉出「粉碎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大夢」的抗議橫額。
中國媒體甚至指控日本大打「世博外交」牌，即利用二零零五年在日本愛知縣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向各國政治人物遊說。「日本把財政狀況窘迫的開發中國家元首捧成『世博貴賓』，包辦他們的住宿費和交通費。」中國媒體指出。「多虧了他們，將近二十九個非洲國家元首才能來日本參觀.....非洲握有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鑰匙，因為非洲國家數量很多。」這正是中國面對台灣問題時所採取的策略，等到二零一零年上海主辦世博會時，勢必會更一覽無遺。
此外，二零零五年有群中國民眾抗議日本強佔東海的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台〉，堅持釣魚台主權屬於中國。中國抗議人士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議布條上還寫上「無恥」二字。
二零零七年，中國國家林業局提議將名為「丹頂鶴」的瀕危鳥類訂為國鳥。這種鳥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傳統中都很常見，但後來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牠也稱「日本鶴」。野生動物攝影師祝辰洲說，「雖然丹頂鶴象徵長壽，但選擇「日本」鳥作為國鳥還是不合理。」
在一片仇日情緒下，比什麼都要敏感的莫過於靖國神社。這間位於東京的神社從一八六九年建成以來，就供奉日本所有的陣亡士兵，目前約供奉二百五十萬士兵。其中包括十四名二戰重要戰犯，就是這點激怒了中共。
二零零六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往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媒體說，「他將永遠受亞洲人民唾棄，牢牢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中國報章還說日本「一再辜負了中國人民的信任」，且「踐踏了人類良知。」其實很多日本人對這件事一樣憤怒，包括日本大眾和選舉產生的政府官員，他們同樣表達了對首相的不滿，也發起了抗議。
影響中日關係最深的第二大事件是南京大屠殺。一九三七年日軍攻佔南京城，在六週的時間內屠殺了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和平民。然而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初，中國境內並未積極研究南京事件，當然也並未對外稱之為大屠殺。除了六零年代簡短提過以外，這個事件都沒有出現在中國課本裡。甚至找不到毛澤東公開討論該事件的紀錄。即使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一直到九零年代初這期間，中國都不許史學家舉辦相關研討會。
如今在政府一面提倡『和諧』、一面煽動仇恨的策略下，這個事件的曝光率才大增。中國政府聲稱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人，戰後由同盟國設立的法庭則估計在十四萬人左右。兩個數字都很驚人，都是人類互相殘殺的結果，但只要有人暗示死亡人數低於三十萬，北京就會翻臉，可見人就算死了也能成為中共政府利用的工具。
中共一再強調日本的「錯誤」，不斷要求日方道歉，讓人覺得日本好像從未對侵略戰爭道過歉。也因此，許多中國人民相信日本從未對欺壓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民表示過起碼的歉意。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發表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演說前兩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才剛表示，「過去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造成很多國家嚴重受創、人民受苦，尤其是亞洲國家。」他說，「如今誠實面對歷史的真相，我再一次表達沉痛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也表達對國內外戰爭受難者的哀悼。我絕對不會忘記這場殘酷戰爭帶來的教訓，也會致力維護世界和平和繁榮，絕對不再發動戰爭。」放眼世界，這是現代國家元首對另一國人民做過最懇切的道歉。小淵惠三和村山富市等前日本首相也道過歉。
日本元首參拜靖國神社確實對某些人造成傷害；日本淡化可怕的侵略歷史確實可議；很敢說話的少數極右分子確實跟德國的新納粹一樣令人反感。有些觀點也許令人不快，但並沒有奪走人命。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一直都是個相當和平穩定的國家。
中國媒體也並非全都強烈反日。二零零七年初，中國有篇報導引用了《朝日新聞》的一項調查，指出三千名受訪的日本人當中八成五認為「有必要反省歷史」。這篇報導還引了日本史學家保阪正康的名言：「一個人要是真的愛國，就不該逃避歷史」，另外也談到以史為鑑的重要。
中國無法原諒日本的真正原因，也許從中共極力想忘掉自己沒有參與的戰爭切入，才會看得最清楚。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的談話中，回憶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戰時扮演的重要角色，強調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黨帶領的軍隊的英勇事蹟和崇高風範，是我們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他說，「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訂正確的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線政策，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闢廣大的敵後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以自己最富於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多數客觀中立的史學家都知道這是謊話。奮力抵抗日軍的其實是國民政府的軍隊，雙方爆發過二十二場主要戰役，兩方人馬多半都超過十萬。共產黨只參與小規模攻擊行動和游擊戰，因此才得以保留戰力待日本戰敗後攻擊國民政府軍。果不其然，日本投降後才幾週，他們就開始攻打國民政府。日本投降後九個月，中國爆發全面內戰。
中國共產黨的失誤不能攤在陽光下，就像其他強國政府的失誤一樣。為了避免歷史翻案，中共便轉而大力譴責其他國家的囂張行徑，例如西方文化大量入侵、破壞社會和諧的「分裂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還有激怒中國政府的日本少數極右派。
仇恨應該以事實為基礎，而非建立在虛實難辨的事件、謠言或對歷史衝突的錯誤詮釋上。只有個別國家的歷史課本才會傳遞這種扭曲的歷史，其他國家不可能接受這種偏頗的歷史詮釋。國家要做的，應該是教學生怎麼面對未來，而不是教他們怎麼照著捏造的歷史神話走。
高峰〈音譯〉，二十三歲，到北京盧溝橋附近的博物館參觀，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就是中日戰爭的引爆點。他說，「我一直都痛恨日本人.....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打從心底不喜歡他們。」另一名遊客李傑〈音譯〉，二十五歲，學生，他說「來這裡我感到很痛苦。想想我國的歷史、我們受的苦，溫〈家寶〉總理赴日訪問真是難為他了。」
這些話給了中國共產黨「安慰」。中國政府一面加深群眾的仇日情緒，一面小心控制力道，不讓零星事件影響從日本流入的資金，那個特地到東京打一場必輸官司的老太太就是個例子。
戰敗國展現了風度，例如當前的日本，戰勝國當然也該效法，但這點中國到目前還沒做到。也許有一天，中國政府會有人勇敢打破照見日本的鏡子，豎立起照見中國的鏡子，看見自己國家的面目、共產黨對人民犯的罪行、對國內百姓的殘酷對待，甚至對自己祖國傳統的壓制！
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有時還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她們差不多四五十歲，為了勇敢發聲的子女心驚膽跳。當年他們的子女站上天安門，很多再也沒回家。這些母親不斷打聽子女的下落，但政府從未給她們一個答案！從來沒有！
也許這些起碼有六十歲的母親，必須再等二十六年，等到政府給她們一張輪椅到法院出庭。那個時候，也許中國政府才會了解評判他人的過錯之前，必須要先反省自己的歷史！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章子怡在《藝伎回憶錄》一片中飾演日本女人，這部片之所以遭禁，是因為「很多人還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暴行憤恨不已，認為中國女星參與此片演出有辱民族尊嚴。」
華語流行音樂最大的特色就是軟綿綿。沒有堅硬的稜角激發年輕人獨立思考。沒有艱澀的主題干擾音樂催眠年輕的心靈。
典型的華語男歌手就是精心打造的都會型男，外型亮眼，頭髮些微遮住臉，但絕不留長，眼睛可能塗眼影加深。襯衫可以幾個鈕釦沒扣，露出油亮光滑的胸膛。他們 瘦而結實，穿著深色或刺眼的鮮豔服裝，唱歌輕聲細語，起碼要到副歌音樂才會漸次增強，要把所有女孩的心都擄獲，咱們這位男歌手得發揮他所有實力，這時他才 會用吼的。
台下觀眾的心和螢光棒一同顫動著。也許會有兩個有檔的女孩捧著花束跳上台。咱們的男歌手在觀眾興奮的歡呼聲中送上臉頰，兩個女孩害羞地親一下。螢光棒動得更快了。
典型的華語女歌手臉上的妝無懈可擊，造型和髮型一定要甜美又清純。絕不能賣弄性感，這留給日本、韓國和台灣明星去就好了。如果她能掉下眼淚，不是唱歌時， 而是歌迷拿著螢光棒大喊她的名字的時候，同時不忘舉起手指頭輕輕拭去淚水，那麼大家就會說她的演唱會非常成功。她們唱的是軟綿綿、聽得見呼吸聲的情歌，幾 乎像用唸的，而保證大賣的必備特色是-----誰都能唱。
華語流行歌手的明星潛質是在 KTV 打造出來的。中國各地有許許多多這種地方放送超級巨星的最新作品，讓當地的歌迷〈十五到二十五歲〉模仿他們崇拜的偶像唱歌。如果能把歌賣給 KTV 就一定會紅。
年輕人不會唱搖滾樂，所以用不著費心製作，這對中國人敏感的耳朵來說太西式了。而且搖滾樂可能告訴年輕人他們根本不想知道的事。
嘻哈音樂非常流行，不是因為音樂而是服裝。要模仿寬鬆的垮褲、大大的衣服加上有節奏的舞步不難-----某種程度來說。中國大城到處可見年輕人模仿美國黑人的嘻哈風格，只是少了嘻哈的內涵。
模仿黑人音樂風格的中國人中，很少人知道嘻哈其實是從貧困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因為黑人家庭中，哥哥都會把舊衣服傳給弟弟。衣服越大越鬆，就表示這個哥哥越 高大強壯。中國歌迷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一胎化政策下，他們都沒有哥哥。嘻哈的外表底下，文字背後的意義徹底消失，空空洞洞，在社會經驗上也毫無共通點。一個是北美的黑人小孩，可能沒有爸媽也沒有家，前途堪憂，街頭毒品氾濫；一個是備受嬌寵的中國獨生子，擁有各式各樣往上爬的機會。兩者之間的距離考驗人的想像力。中國人在外國社會中尋求完美典範，藉以對應自己的文化，過程中卻把他國文化扭曲歪解到可笑的地步。
中國的年輕人雖然很迷外國文化，但接觸的外國文化通常已經重重過濾，變成了「中國特色的西方文化」。那是「簡化過」、「消毒過」的西方文化，任何偏激或反叛思想都被抹除。
電影是文化最顯著的一種展現，但中國的電影尤其受到嚴格管控。每年理論上只准二十部美國新片上映，不過有盜版 DVD，中國影迷當然看得到所有美國電影〈還有其他電影〉，而且是未經審查的電影。
中國准許上映的影片〈通常經過審查〉多半是大製作的好萊塢娛樂片。《神鬼奇航》每一集在中國都非常賣座，第三集在二零零七年六月上映第一週就創下一千萬美 元以上的票房。前一個月上映的《蜘蛛人3》首週票房也將近一千萬美元，雖然跟全球總票房比較起來並不算什麼。相反的，迪士尼二零零七年六月推出的《寶葫蘆的秘密》，雖然有政府「加持」，首週票房卻只有一百多萬美元。這部片在香港製作，根據作家張天翼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現代小說改編，劇中主角是個擁有魔法葫蘆 的小男孩。中國媒體說「這是最受歡迎的中國當代兒童讀物之一」，但看來不怎麼受觀影者歡迎。哈利波特就賣座多了。第一集票房七百四十萬美元，第二集六百二十萬美元，第三集四百九十萬美元。第四集《哈利波特 火盃的考驗》則是中國二零零五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票房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贏過它的只有《金剛》和《達文西密碼》。岔題一下。哈利波特的偽書猖獗，黑市又多了額外的收入。
中國女星鄔君梅說，「如果中國電影院都給外國大製作片佔去，就沒人敢投資中國電影了。」鄔說她「不懂為什麼中國人不看自己的電影。所有電影院的所有廳都在 放《蜘蛛人3》很奇怪。」她指的是上海萬裕影城這類電影院，六個廳全放《蜘》片。影城經理表示，「大多人都喜歡好萊塢巨片，我們才會決定所有螢幕同時播放 《蜘蛛人3》，」他還說是因為「財務壓力」才這麼做。
不過情況沒那麼簡單，因為好萊塢的「文化帝國主義」全面席捲中國。電影一定要能推動黨的政策或符合黨對電影的看法，才能通過審查，呈現在大眾面前。比方 說，湯姆．克魯斯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務 3》就沒通過審查，因為片中出現上海人在陽台上晾衣服的畫面。這是上海常見的一景，但當局認為這有損上海的國際形象，便剪掉了這些畫面。二零零二年推出的 零零七系列電影《誰與爭鋒》則是全面禁演，理由是醜化中國的親密盟友-----北韓。
《神鬼奇航3》也逃不過審查單位的剪刀。「中國影星周潤發〈在片中〉的角色被剪了大半，因為該角色貶低並醜化了中國人，」中國媒體報導。「周飾演的船長禿頭，臉上多疤，並留著長鬍子長指甲，還保留過去好萊塢妖魔化中國人的習慣。」中國也禁止成龍主演的《尖峰時刻 3 》上映。《綜藝》雜誌的亞洲官方網站上說，這個決定「更令人懷疑問題出在中國黑幫家族的場景.....目前黑幫在中國是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因為隨著經濟開放，大城也漸漸出現三合會幫派。」
李安執導的《斷背山》因涉及同性戀議題而遭禁。其實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中不少以同性愛為主要元素，例如清代的小說《紅樓夢》。儘管如此，中共還是將中國傳統對同性戀的寬容態度一筆勾消。偽善的中國媒體竟然還說，「李安是全世界中國人之光，是中國電影人的榮耀。」
中國女星章子怡在《藝伎回憶錄》一片中飾演日本女人，這部片之所以遭禁，是因為「很多人還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暴行憤恨不已，認為中國女星參與此片演出有辱民族尊嚴。」中國的受害者心態也同時影響了對文化的態度。
這種心態同時驅使中國共產黨將過去的歷史美化。李安的《色戒》〈改編自上海作家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上映時，也經過重重審查。片中的性愛場面當然剪掉了， 甚至有些對話也改了。原版中，女主角〈中國抗日分子〉對愛人〈日本人的走狗〉說「快走！」，警告有人要暗殺他。審查單位把它改成情感較淡的「走吧？」中共 就是這樣「建構」過去的神話，連虛構故事的女主角都不能超越分際。
即使電影送審通過了，還是會遇到其他阻礙，比方《達文西密碼》就突然被撤。媒體說是為了舉辦中共建黨八十五週年的影展。展映影片之一《脊梁》，「敘述毛澤東等領導者如何帶領國家發展現代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教育，新中國又如何奪回從一八六一年開始落入英美等『帝國強權』手中的海關.....也呈現二十世紀前半國民黨政府下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ewart〉，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之前『逃離』中國的情景。」你可能會想，中國審查員大概覺得美國人夾著尾巴逃跑的畫面會吸引觀眾，票房確實還不賴-----因為公務員一定得買票入場。
其他媒體為《達文西密碼》被撤提出其他解釋。《紐約時報》的周看〈Joseph Khan〉撰文指出，「當局有此反應是因為中國天主教會認為此片會破壞社會安定.....官方的天主教愛國會發起抗議行動，湖北省一些天主教會也出現小規模示威，可見此片可能具政治風險。」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人民的宗教活動，對可能導致宗教紛擾的事件當然很快反應。
除了控制外國文化和外國影片之外，中共也嚴格管制國片。中國導演賈章柯曾以《三峽好人》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他說，「電影管理單位都說市場和觀 眾決定他們要放映什麼片，事實並非如此。其實是電影管理單位評估哪些片可能賣座、哪些不會，然後根據這些評估列出片單，觀眾只是被動接受，結果變成小成本 的國片總是在最糟糕的時間放映。」
賈只說對了一半。中國的電影票價從四十到一百二十元不等〈表示只有較有錢的中產階級才看得起〉，所以電影單位只能選擇最受歡迎的電影，因為電影票那麼貴，小成本的國片根本吸引不到觀眾。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當局嚴格掌控什麼片可以、什麼片不可以上映，市面上的國片才會這麼少。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底表示，「所有中國電影工作者都應該一直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促進中國電影工業繁榮發展。」所以政 治意識太淡薄的電影禁止上映，處理社會議題的電影多半也是。性愛場面和中國傳統武術以外的暴力畫面同樣遭禁。另外，中國並沒有電影分級制，因此所有上映影 片都要適合各年齡層觀賞。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二零零五年生產了二百六十部電影〈居全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卻只有九十部上映！
北京雖然努力使西方文化符合自己的政治考量並控制本國文化發展，國內盛行的盜版 DVD 卻不斷扯當局後腿。這表示民眾很快就能看到新上映的影片，就算不行，到附近的 DVD 店輕易就能買到盜版的色情片、動作片和其他殘酷血腥片，甚至連兒童也不例外。最受歡迎的盜版片是外國片，好萊塢片當然居冠，不過韓片和日片也很受歡迎。可悲的是，國片乏人問津，電視劇是一大例外。
中國的電視和平面媒體完全受政府控制，這兩大媒體都比電影更受歡迎。美國的選秀節目《美國偶像》大受歡迎，中國見機跟進，在二零零五年推出中國版的「超級 女聲比賽」〈全名是「蒙牛酸酸乳超級女聲比賽〉，結果造成轟動。總決賽有超過四億多人觀賞。這個節目其實就是把美國的製作方式照搬過來。
然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廣電總局〉二零零七年公佈「一連串為了維持高道德標準的規定」。規定上說，該節目「應該只呈現「健康和鼓勵高尚情操」的 歌曲，盡量避開談論參賽者的『隱私』，還有歌迷尖叫痛哭或落選歌手淚流滿面的畫面。」換句話說，不能像美國版那麼煽情。
另外，審查單位也命令該節目改名，禁止使用「超級」、「女聲」這些字眼〈後來改為「快樂男聲〉，並限制賽程只能持續六週，「規定參賽者的髮型、服裝、流行 配件、用語和儀態要符合主流價值，」而且「不該出現畸形、粗野或低俗品味」，也不開放中國以外的人參賽。中國又一次模仿西方文化，只不過黨內大老指示這種 文化要多少反映「中國特色」。
中國全面禁止衛星電視，至少禁止一般民眾收看。住在三星級以上旅館的外國旅客可以收看國際頻道，專為海外國民提供的住處也可以。但即使在這種地方，當局也 不放鬆管制。二零零七年初，廣電總局宣佈國際旅客下榻的飯店只能開放三十一個挑選過的國際頻道，飯店也必須申請年度執照才可使用這些頻道。
中共對文化的干預也延伸到虛擬世界。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在中國很受歡迎，其中最熱門的就是二零零四年加州暴雪娛樂公司推出的《魔獸世界》。中國的玩家超過三 百五十萬人。可是二零零七年更新版在中國推出時〈美國推出後半年〉，玩家發現遊戲中的主要視覺元素被改了。原本的骼體長了血肉，原本代表死去角色的屍骨都變成墓碑。媒體引用了代理商第九城市的解釋。他們說這些改變是為了符合「中國的特殊情況和相關法規」，還有「促進健康和諧的線上環境」。其他公司職員則說 這些改變不過是種『運作策略』。
中國文化部表示，「所有外國線上遊戲進入中國市場之前，都必須接受充分的檢查。」他們沒說外國的線上遊戲公司能不能對遊戲系統被更改的地方提出意見。瑞典出品的《鋼鐵雄心》就在文化詮釋上跟中國文化部互相衝突。文化部表示這款遊戲遭禁，是因為它「扭曲歷史、有損中國的主權和國土完整」。在遊戲地圖中，滿洲、新疆西部和西藏都成了主權獨立的國家，遊戲一開始甚至把台灣列入日本的版圖-----對文化部官員來說，這種幻想世界太接近歷史真相。
文化部也強調，「網咖若提供該遊戲下載，或看見顧客下載、安裝或玩此款遊戲而不制止，就會被處以罰款或勒令停業。」這種「仇外情緒」分明是要打擊該公司的營收。另外，中共也以「破壞中國和中國軍隊形象」為由，對其他線上遊戲下了禁。
雖然西方文化已經淹沒中國，但中國民眾接收的其實是受到嚴格管控的西方文化。中國社會並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就直接挪用了西方文化，有時會創造出中國特色的 西方文化或西方特色的中國文化這類混合體。悲哀的是，中國不只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很淺薄，對自己文化的了解也越來越淺薄。年輕人多半跟同儕一樣追求流行，但 現在中國流行的事物其實跟中國歷史、傳統或文化無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虛假的文化，導致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代溝越來越大，非西方世界所能比擬。
在這樣一個文化自我表達如此虛弱的國家，當今的文化偶像也如此虛弱也就不令人驚訝了。根據中國醫師協會二零零七年做的調查指出，體育明星、影星和名演員等公眾人物，三分之一有睡眠問題且「免疫力比一般人差」。一百八十六位受訪的明星中，有46.5％心跳不正常，43.5％血脂肪過高，逾37％體重過重。男性約三成三有攝護腺疾病，女性逾四成五有乳房疾病。他們顯然也因為比賽壓力過大而有菸酒過量或飲食方面的問題。該調查並未提到吸毒的問題。
一國的英雄通常會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最好的生活環境，並因此獲得很大的滿足感，撫平種種生理問題引發的困擾。然而結果卻是這樣。
偉大的國家創造出偉大的文化。舊詞新用，也許中國需要的是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七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強國垃圾為患，二零零零年製造了一億噸垃圾，二零零四年光是都市就製造了一億九千噸垃圾。
垃圾是中產階級的主要殘留物。產品本身有一定的生命週期，在這之前，所有產品都有包裝。就是過度包裝造成了龐大無比的垃圾，證明中國的中產階級快速增加。 包裝紙、厚紙箱上的透明玻璃紙、塑膠飲料罐、包裝高科技產品的紙盒，還有中國特有的保麗龍便當盒和一定附贈的免洗筷，形成了體積超乎想像的龐大垃圾山。
中國在二零零零年製造了一億噸垃圾，二零零四年光是都市就製造了一億九千噸垃圾。根據二零零七年題為「中國固體廢棄物的現況報告和未來預估」的政府報告估計，到了二零二零年中國一年會製造四億噸垃圾。幾億噸的垃圾量簡直難以想像。所以換個方式來說，中國二零二零年製造的垃圾，估計將等於一九九七年全世界製 造的垃圾總和。但中國製造的垃圾當然應該算進全世界的垃圾中，地球受到的衝擊也會加劇。
目前，中國都市的垃圾有七成進了垃圾掩埋場，剩下的三成用來做肥料。很多掩埋場都快不敷使用，估計再十三年就會飽和。但中國常常快速打破預估數字〈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一例〉，所以很可能不到十三年就飽和。目前中國已有五萬公頃土地因為掩埋垃圾而無法使用。垃圾產生的甲烷已經在二十多個城市裡發生過爆炸事 件。
該報告也指出，都市居民每人一年平均製造四百四十公斤垃圾，中國六成垃圾來自五十多個消費人口聚集的城市。報告上說，鄉下地區的垃圾製造量並無紀錄，由此可見中國並未正視垃圾問題。
較富裕的城市有錢建造高科技的垃圾處理場，但很多經濟狀況較差的城市就沒有這種選擇。而且儘管在富裕城市，居民也多半大力反對徵收垃圾處理費。例如上海，二零零四年的調查發現，三十五歲以上的居民多半難以接受收集垃圾還要收費。即使三十五歲以下、較能接受這種政策的人，也只願意每月每戶繳交三到十元。問題 是市政府為了提高收集垃圾的效率，把費用定在十到二十元間。
一九九九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居民每月負擔三元的垃圾處理費。但到二零零四年只有二成居民乖乖付費。同年，北京製造了四百九十一萬噸垃圾。媒體說，其中將近一百萬噸「直接倒在當地的土地上」，其他則「載到環境健全的掩埋場處理。」
不過，世界銀行二零零五年的一份報告質疑這些掩埋場是否真的「環境健全」。上面說，「掩埋場需要盡快提升整體的運作條件，需要鋪斜坡減少污水滲漏、需要分批處理，並按照國際衛生掩埋標準運作.....大多掩埋場不符國家標準。」該報告也指出，「近幾十年，垃圾管理方面已有很大的改善：雖然中國在固體廢棄物處理方面進展很大，卻還是達不到日漸增加的垃圾處理需求、安全垃圾處理系統的環保要求，也無法使垃圾處理服務的成本效益合理化。中國的垃圾管理方法造成全球性的衝擊。中國建設部打算將垃圾焚化率提高到三成〈目前是一成〉，全球的戴奧辛量至少可能增加一倍。」報告中指出，「戴奧辛是一種毒性極強的有機污染物，當地的排放量增加勢將影響全球的總排放量。」
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國還是沒有全面徵收垃圾處理費，儘管政府誓言年底前要全面實施。雖然「很多城市早就開始收費，」媒體報導，「但各地的收費標準都不一樣，而且有人批評這些款項沒有妥善利用。」
二零零八年北京跟隨上海的腳步，宣佈要提高垃圾回收量。「但依我看沒多大改變」，評論員黃晴撰文指出，「大多人丟垃圾的方式跟政策宣佈前沒兩樣。拿我住的社區來說好了，每棟大樓都有兩個垃圾桶，一個裝可回收垃圾，一個裝固體垃圾。可是我還是看見大家沒分類就直接丟垃圾，把垃圾都裝在同一個垃圾袋，任意丟進隨便一個垃圾桶裡。」
「我曾經試著挑出可回收垃圾，然後把固體垃圾和可回收垃圾放進兩個不同的垃圾桶。可是隔天的垃圾車令我大失所望。每天早上清潔隊員會把兩個垃圾桶倒進同一部車。」他寫道。「上班途中我也會經過一個垃圾收集站。我看見清潔隊員把推車裡的垃圾倒進垃圾車，沒作分類，固體和可回收垃圾都倒在一起，就這樣。我知道 這些垃圾接著會送到掩埋場掩埋或焚化爐火化。垃圾一出視線，一般人就把它拋在腦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德銘二零零七年表示，「光是掩埋垃圾已經行不通。有些垃圾可以回收.....但這些計劃需要經費。」但媒體沒說經費要從何而來。
這座垃圾山裡的電子產品越來越多。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手機、電腦和視聽器材早就是這條垃圾洪流的主要分子，因為消費者會不斷更換新機型。」據媒體二零 零五年報導，全國每年丟掉七千萬支手機。報導上說，「民眾不是因為手機壞掉才丟掉，只是「不喜歡了」，每台相機、MP3看起來都像新的，都很漂亮。」「這種獨特的現象叫做「中國式浪費」。但引起的浪費資源和環境問題令人憂心。」
二零零五年的這篇報導中也指出，五成中國手機用戶〈當時有三億〉一兩年就會更換話機，近二成不到一年就更換。到二零零六年底，手機用戶激增到四億六千一百 萬，光那一年就增加一億兩千萬支新手機，估計二零零七年銷售量會達一億五千萬支。據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副會長謝麟振說，二零零七年「中國手機用戶平均每二 十一個月更換新手機。」每買一支新手機，就有一支舊手機淘汰。當然了，每買一支新手機，就一定有終究得丟掉的外部包裝。
月餅盒是過度包裝的一個顯著例子。月餅是中國人在中秋節時常用來送禮的傳統糕餅。二零零四年底中國媒體指出，「依照國際規定，包裝成本不該超過產品總價的 一成五」，但「月餅包裝卻佔了總價的七成甚至更多，非常驚人。」有個牌子的月餅是裝在印有誇張圖案的硬紙盒裡，盒內是三層塑膠盒並附把手。每層的每個月餅 都放在塑膠托盤裡。托盤和月餅上還鋪上透明的玻璃紙。年輕人越來越不愛吃月餅，但大家還是習慣送月餅，演變成包裝比月餅還重要的現象。
同一篇報導還說，「中國目前沒有相關法規可加以約束」，並指出「環保人士強調過度包裝佔了重慶每日垃圾的兩成。」二零零五年的其他報導說，北京每年製造三百萬噸垃圾，整整有六十噸都是不必要的包裝材料。而中國包裝聯合會指出，到二零零五年為止國內的包裝市場產值達五百億美元，一年以二十％的驚人速度增加。
二零零六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包裝大會倡導「綠色包裝」，這「對中國是一個嶄新和十分重要的觀念」。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向大會強調，中國正積極提倡「綠色包裝」，建立更環保的社會。但他全無提到約束產業的正式法規。同年又有報導指出，「拿月餅盒來說，現在月餅都過度包裝，浪費了大量紙張，對森林造成危害。」
一直到二零零八年中國才考慮立法約束產品包裝。媒體報導，政府將取締包裝超過三層或佔產品總價四成五以上的產品。但除了表示此案會「很快」送交國務院外，並沒有提出立法時間表，這在中國是常有的事。當時公佈的數據指出，中國每年就丟掉了價值四百億美元的包裝。
保麗龍〈即發泡聚苯乙烯〉的問題尤其嚴重。保麗龍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引進，很快就流行起來，到處可見這種白色加蓋的長方形飯盒。「很多人用完就把飯盒丟掉， 所以這種白色免洗餐具散落各地，很多就堆在鐵軌沿線或浮在河面上。」中國媒體報導。「白色萬里長城」和「白色污染」常用來形容各城的髒亂景象。」
一九九零年代初，中國環境保護部「提倡」回收塑料廢棄物，但沒有法律推動，效果不大。媒體說，「一九九九年，中國最高的經濟組織，即前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宣佈不能再不管免洗保麗龍餐具的生產和使用」，並強調新世紀初中國很多大城都開始立法限制保麗龍的使用方式。
例如，上海食品局局長二零零零年五月宣布，「今午年底前將禁止市區大餐廳和小吃店使用保麗龍飯盒。」但二零零五年的調查發現，免洗餐盒平均七成仍是保麗龍 製，應該很「環保」的上海竟然高達九成五。儘管市府積極收集保麗龍垃圾，但對保麗龍下的禁令卻毫無成效。再說收集保麗龍垃圾只是把環境問題藏起來，並沒有 解決。聚苯乙烯食品包裝協會表示，「目前聚苯乙烯食品包裝一般不會回收，因為不符合經濟效益。」
只可惜中國人民似乎不想選擇更環保的產品。例如廣東省二零零零年有十六家生產環保容器的公司，到二零零五年十一家關閉，無法在中國這麼廣大的市場中生存。二零零六年媒體雖然說環保餐具的銷售量已達保麗龍餐具的五分之二，但不得不承認很多有「環保」標示的餐具其實並不環保。很多產品其實含有「更多抗水或抗油 成分，後者很難在自然環境下分解。」中國輕工業信息中心的可分解塑料專家唐賽珍說，「如果到處亂丟，這種所謂的生物可分解餐具同樣會造成白色污染。」
政府鼓勵民眾少用塑膠袋也同樣成效不大。中國每天用掉十億個塑膠袋，一年消耗近五十萬噸汽油。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起禁止零售店提供免費塑膠袋，就是希望購買者更謹慎使用塑膠袋。
當月底，媒體報導「從全國各地的報告看來，結果很難不令人感到難堪。大型購物商場確實不再提供用完即丟的免費塑膠袋。但連在北京，民眾還是可以拿到免費塑膠袋，而且多半是在新法規明確禁止的場所拿到，從小攤販到雜貨店都有。其他地方的情況更嚴重。除了法規本身有缺陷，改善空間仍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 個人和家庭的觀念不足。」媒體指出了其中一個「缺陷」：肉品、海產和麵包仍可提供免費塑膠袋，「很多消費者會多撕一兩個塑膠袋，塞在或藏在購物車裡。」
沃爾瑪二零零八年八月開始提供生物可分解塑膠袋，為奧運打廣告也推動環保意識，但效果不佳。普通塑膠袋一個只要 0.1 到 0.3 元，這種生物可非解塑膠袋一個要 0.69 元，購物者嫌太貴。報導上說，「官員表示自從國家規定超市和店面不再提供免費塑膠袋之後，普通塑膠袋的用量大幅減少。」
但這個黑暗故事的一線曙光-----資源回收-----竟然受到中國政府的打擊，而非支持。現今中國約有一千萬名垃圾收集員，事實上這群人是這個國家裡唯 一的「環保」回收員。他們多半踩著三輪車、掀著手搖鈴穿越大街小巷，收集瓶罐、廢紙、紙箱、鍋壺、老舊電器、舊衣，簡單說就是所有可回收哪怕賣不了多少錢 的物品。他們其實就是資源回收的「馬路鬥士」。
二零零七年五月資源回收法上路，規定「垃圾收集員不只要取得營業證，也要跟當地經商局登記。」這些人之所以靠收集垃圾維生，當然是因為教育程度低〈甚至未 受教育〉。其中大多數是社會上的貧困階層。當局怎能期望像「馬路鬥士」這樣的弱勢族群，打進並應付複雜如迷宮的中國官僚體制？況且，取得營業證需要一個固 定住址，很多垃圾收集員都沒有。他們經濟拮据，注定要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因而不具申請營業證的資格。有些連吃睡都靠別人的施捨，只怕東西會被偷走。
媒體指出，「如果嚴格執法害他們丟了飯碗，很多垃圾收集員就沒有其他工作可做，因為他們大部分來自鄉下，欠缺學歷或專業技能。」收集路上的可回收垃圾在中 國不是一種職業上的選擇，卻是走投無路時的一種合理的選擇。中國政府加以限制等於把他們往下推，而不是幫助他們往上爬，當局似乎並不明白這群馬路鬥士就是 第一線的環保尖兵。
好像還嫌國內的垃圾山不夠大似的，政府竟然還進口大量廢棄品作回收，其中多半是電子產品。媒體二零零五年指出，「中國成了電子廢棄品的主要垃圾場，甚至可 能變成世界的高科技垃圾場，綠色和平組織提醒中國注意這對人民和環境的危害。」另外，「中國雖然已經禁止電子廢棄品輸入，但還是有公司非法輸入廢棄品。」
二零零七年，媒體報導英國每年輸出約二百萬噸廢棄物到中國，其中以塑料居多。雖然中國已經禁止進口無法作為原料或乾淨回收的廢棄物，但仍有很多中國公司知 法犯法。中國環境保護部某位不具名的官員說，「為了賺錢，不肖業者會跟外國組織勾結，非法將垃圾運進中國，危害大眾健康和自然環境。」
似乎永無止盡增加的垃圾山，不只對中國，對全球人類都是一大問題。中國持續製造出比例驚人的垃圾，但國內的問題意識卻依舊薄弱。在中國你常看見人把冰淇淋 包裝、香菸盒和飲料罐隨手一丟，但垃圾桶往往就在不遠處。筆者看見常會拍拍對方的肩，指著垃圾桶說，「別讓中國變醜。」對方遭人指責亂丟垃圾，多半會一臉驚愕。在中國，羞恥心還有用。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六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因過度斲耗資源，致令空氣污染嚴重，PM2.5要是鑽進你的鼻孔和嘴巴，深入你的肺，體內的健康組織就會生病。
一九九七年，廖世德〈音譯〉在中國南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某金礦碾磨廠展開新工作。碾磨廠裡灰塵密佈，工人就算離對方很近也看不見對方。有些碾磨廠的灰塵粒子極細，如果你伸手抹臉，臉就黑了。灰塵要是鑽進你的鼻孔和嘴巴，深入你的肺，體內的健康組織就會生病。
在這種環境下才工作五年，廖先生就患了可能要他命的肺病。沒辦法工作，他只好退休。但這種情況下退休等於慢慢等死，尤其每個月醫療費將近三千元，更叫他吃不消。他在二零零五年過世，是村裡第十二個到那家金礦碾磨廠工作後病逝的工人。死亡人數持續增加中。
傅惠美〈音譯〉，女，十六歲，二零零五年在廣東省的某電子工廠謀得清潔工一職。她老家在江西省，能在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重鎮工作，她開心極了。但好景不常。工廠使用的無色液狀清潔劑太毒，工作才十天她就進了醫院。那種化學藥劑傷害她的皮膚、肝、腎，最後滲透她全身，她死時痛苦無比。奪走她性命的化合物就是三氯乙烯，一般常作溶劑使用，吸進肺部過量可能致命。光是去除金屬製品上的油脂這種簡單的工作，也奪去了另一名十六歲民工的性命，這女孩第一天上工一定滿懷夢想，但她終究跟夢想無緣。
根據中國衛生部的資料，中國有二億人口有患職業病或遭遇工作傷害的危險，而且全國一千六百萬家公司的生產方式有危險或有害健康。衛生部的一份報告指出，「具體的工作安全措施要十到十五年才會見效，在這之前中國的工作災害事件會持續增加。」
現階段，像廖先生和傅小姐這些民工沒辦法等上十到十五年，只好為了餬口賭上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衛生部的數據也指出，染上職業病的患者中民工佔了九成。據估計，約一億二千萬人放棄務農，到大城市尋求待遇更好的工作。其中有健康或意外保險的不到一成，也很少人和雇主簽訂保障工傷補助的正式工作合約。
肺塵症是最常見的職業病之一。這種肺病是因吸人大量粉塵引起的，從事挖礦或建築工作最易罹患。自一九五零年代開始紀錄之後，通報者多達五十八萬人，到二零零四年為止已有十四萬人因此死亡。也有媒體報導指出，中國目前光是肺塵症患者就有十五萬人，這還沒把在工作場所罹患呼吸道疾病和傳染病的患者計算在內。
當局刻意沒把西藏和陝西〈主要的產煤省分〉算進去，加進去數字馬上飆升。衛生部某官員說，「二零零六年兩地就多了一萬一千個新病例。其中九成以上是肺塵症，六百二十一人未滿十八歲」。該官員說，「染上職業病的總人數已經超過二零零四年的數目，達到六十七萬七千人。二零零六年的工作傷害案例中，煤礦業佔了四成一，非鐵金屬礦佔一成三，建築業佔6.5％」。
政府不斷重複的數字也許並不準確，但受害的民工〈離鄉背井去新興都會賺錢卻賠上了健康和性命〉家屬承受的苦難卻是百分之百。
二零零六年，中國每天有三百二十人在工作場所喪生；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說，這樣一年就約十一萬人〈仔細算算，他顯然少算了六千八百人〉。李說他不指望未來十到二十年情況會大幅改善。這番話似乎在二零零八年得到證實，因為媒體報導，二零零七年共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人死於工作意外。當時，李似乎一改早先的立場，說「全國各地的生產安全都漸漸提升，」不過他坦承「相關單位下年度還肩負艱鉅任務。」李還說工作意外共達五十萬六千三百七十六件。最危險的產業非礦業莫屬。不但大量工人染上職業病，每年還有數千人因為火災、供水、石崩、煤氣爆炸而送命。儘管死亡人數已經銳減，但數目仍然驚人：二零零三年六千四百二十四人；二零零四年六千零二十七人；二零零五年五千九百六十八人；二零零六年四千七百六十四人；二零零七年人三千七百八十六人。其中大多是因為管理人員漠視安全規則或缺乏安全設施所致。而且，勞工人權團體認為實際數字要高出很多倍，因為各地都會隱瞞這類工作意外。
貪腐是問題的癥結。中央政府再怎麼賣力減少驚人的礦坑死亡人數，幾乎都毫無進展。煤礦是經濟發展的燃料，也是一大搖錢樹，而現今中國把錢看得比命還重。
舉個例子，山西省的新井煤礦發生意外，大批礦工受困地底。礦場的第一個反應是謊稱只有五人受困。但後來事情越鬧越大，礦場老闆才坦承有四十四人受困。後來又增加到五十七人。後來還發現該礦場一個月的產量等於規定的全年產量。東窗事發後，礦場老闆逃逸無蹤，當局逮捕其他主管以防嫌犯畏罪潛逃。同時間，還有主管把受困礦工的家屬送到別的省分，免得他們對媒體洩密！
有些逃過一劫的礦工說出更令人吃驚的事。他們說礦災發生六天前，礦坑內湧進大水。有個隊長建議主管停止採礦工作，不然恐怕有危險，但有名主管當場甩了該隊長一耳光，強迫礦工繼續工作。還有，合約書上明訂礦工隊每噸礦可得三十四元。礦主再以十倍價錢賣出。合約中甚至說，礦主對礦工在礦坑發生的意外，一概不須負責。這些條約都違反了商業法，在中國卻到處可見。方便的是，礦主的兄弟就是地方高官，而且剛好負責煤礦生產事務。
搶救工作持續多日卻毫無進展，家屬心急如焚。最後五十六名礦工喪生。該鄉鄉長劉永鑫因濫用職權和貪瀆被捕。一審時他被判刑一年、緩刑一年半。高等法院認為判決太輕，後又改判他十二年徒刑。媒體報導的後續重審，逐步揭露礦主和涉案官員官商勾結的內幕。鄉黨委書記常瑞被判刑兩年，重審後改判三年。另一名地方官陳喜清被判一年半，重審後改判兩年半。
政府經常浩浩蕩蕩展開取締違法礦場的行動，努力要減少貪腐和死亡的無止盡循環，消息也登上報紙頭條，備受矚目。二零零五年，當局宣佈要關閉將近七千個小礦場，略低於當時營運的礦場數〈約二萬四千〉的三分之一。但抗議聲四起，中央很快打退堂鼓。官員坦承二零零六年一月前被勒令停業的五千個礦場中，將近六成拒絕合作。
二零零六年四月，報紙頭條又報導政府打算在二零零七年底之前，關閉年產量少於三萬噸的礦場。二零零八年初的報導說，二零零五年起共關閉了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五個小礦場。但二零零八年七月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說，「數量龐大的小礦場仍是生產安全的一大威脅。」調查數據指出，當時中國還有一萬四千多個小礦場。
然而從其他報導可推測，關閉小礦場的真正意圖是營利，而非人道關懷。山東省政府揚言要關閉小礦場，集中發展年產量達一百萬噸的超大型礦場，把效率和成本考量擺在第一位。官員也坦承，關閉小礦場的計劃「受到不少礦主和地方官的阻撓，這些人多爭也是礦場股東。」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表示，負責提高礦場安全的官員實際上卻收賄替礦坑掩護，或非法擁有礦場股份。他還說，「有些政府官跟礦主勾結，有些還想出對付高層指示的對策，助肘為虐。」
二零零七年三月政府同樣大張旗鼓展開大規模取締礦場行動。這次山西省省長宣佈成功減少該省的礦災死亡人數。事隔幾週，山西省蒲鄧煤礦發生爆炸，二十八人遇難。礦主欺騙檢查員，只讓他們看符合安全標準的礦坑，但之前報導卻說當局勒令該廠停業遭拒，兩種說法不符。據二零零八年媒體報導，該礦場負責人張曉東被判無期徒刑。李毅中又重複一貫的回應，說利欲薰心的礦主經常罔顧規定，當局應該加強執法，但卻沒提出新對策，降低節節升高的礦災死亡率。
山西另一名礦主王建軍有腐敗的地方官撐腰，也拒絕關場。二零零七年三月他的礦坑爆炸，二十一人受困。王不但沒叫救護車，還隱瞞事故。他將出事礦坑的電纜線剪斷，強行把受害者家屬送走，並封住其他礦工的口。受困礦工全部罹難。法院對此做出突破性的判決，王被判無期徒刑，成為中國礦業更上第一個獲判如此重刑的礦主。李局長說，「這對社會是一個好的訊號。為了整頓礦業而從重懲戒，凸顯出黨和政府為了提昇工作安全所做的努力。」王的審判過後，中央政府也宣佈展開取締四千家不合格礦場的行動。
其他產業也隱瞞工作事故。二零零七年三月，北京某地鐵承包商隱瞞造成六人死亡的事故。事故發生時，主管要所有工人留在現場，不准通報媒體，甚至沒收工人的手機。整整八個小時後當局才獲知事故。
同年四月，遼寧省的清河特殊鋼有限責任公司發生鋼水包脫落的意外，攝氏一千五百度的滾燙鋼水吞噬正在隔壁房間交班的三十二名工人。官員表示，這些遇難工人嚴重燙傷，面目模糊，還得利用 DNA 鑑定才能確認身分。每一位受難者的家屬後來拿到二十六萬美元的賠償。
這些重大事故發生之前，很少在報上看見煉銅業發生的「小事故」。但突然間，類似的意外報導卻接二連三出現。同一月份，重慶市也發生鋼水灑落、一名工頭遇難的事故。隔月陝西省六名工人因爐子迸裂、鋼水噴出而受傷，儘管火爐才「修好」不久。
就好像突然相繼爆發的校園殺人事件一樣，這些事故好像要引起大眾的注意才會登上報紙。重大的工業事故無可避免會登上頭條，此後類似的報導就會源源而來。只是不知道重大事故登上版面之前，發生過幾千幾萬件小事故。
就連照理說應該乾淨無污染的現代產業，也常發生工作災害。中國的手機使用者激增，工作災害也隨之增加。據跨國企業研究中心調查，供貨給諾基亞、摩托羅拉、新力易立信等國際大廠的中國公司，並未提供工人足夠的安全措施。
二零零六年底，鄰近香港的深圳市有家工廠九人送醫，因為直接接觸有毒化合物。有名婦女甚至不得不墮胎。這家工廠是摩托羅拉的供應商，其發言人說他們對自己的工廠和供應商都有嚴格規定，卻疏忽了深圳工廠這一類的次供應商。摩托羅拉表示會採取行動避免類似事件。
同一月份，媒體報導廣東省兩家電池工廠的女工發生的不幸。電池工廠在製造過程中使用鎘這種會傷害肺和腎的有毒金屬。廣東省某醫院發現兩家工廠共一百七十七名員工血液中的鎘含量異常地高，有些還有劇烈疼痛、頭痛和掉髮等毛病。辭職女工拿到的賠償金從三千到二萬元不等，但還沒拿到賠償金，就有三名女工去世。女工一同告上法院，要求提高賠償金，理由是鎘超標會對身體造成長期傷害。但中國法律並無述及未來病痛的賠償辦法，因此法院拒絕受理。其中一名受害者劉紅妹說，「大家都怕得要命，很多人決定辭職。」她們都是因為缺少專業技能和工作選擇，為了賺錢不得已只好賠上健康。她說，「所謂的賠償金根本不夠，大家都很後悔辭職。」這些女工於是又為了要回飯碗告上法院，但法院還是拒絕受理。
廠長和地方官甚至威脅員工不准提出投訴。二零零六年九月，兩家電池工廠跟地方政府聯合發表聲明，宣佈已交由警方深入調查員工破壞公共秩序和非法請願等罪嫌。此外，廠主甚至威脅控告向中央政府請願的員工。在聲稱要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國家裡，本該握有權力的勞工卻必須屈服於金錢的力量。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全國政協決定加強保護外資公司員工的權益。他們說這些公司越來越常因為薪資過低和缺乏安全措施而爆發衝突。因此他們要求這些公司設立共產黨黨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之前，沃爾瑪就在中國總部成立了黨支部。但真正意圖卻另有其他。
在中國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旗下的工會以外，所有工會都不合法，而總工會直接由中共控制。因此從國際工會聯盟〈代表獨立自由工會的世界性組織〉的標準來看，總工會並不能真正代表中國勞！例如，前面那兩家發生鎘中毒事件的電池工廠都有自己的工會〈隸屬於總工會〉，但其成員就是恐嚇員工閉嘴的管理階層。
中共在外資公司擴張黨和工會的力量，多半是為了操控，而非照顧員工福利。外資公司的員工的確比當地公司的員工更敢批評工作環境。他們知道沒有黨的直接監控，就算被貼上「問題人物」的標籤也沒那麼危險。我們在本書其他篇章中說過，站出來爭取權益在中國常有被騷擾、軟禁甚至入獄的危險。
直到二零零六年四月中國政府才想到要將隱瞞工作事故列為犯法行為，而且將近一年後才正式宣佈，隱瞞工作事故的官員會依濫用職權或怠忽職守等罪名移送法辦。新法明訂管理者若有以下情事將移送法辦：謊報消息或隱瞞事故、假造或摧毀事故現場、藏匿或轉移個人資產、拒絕配合調查、做偽證或要求他人做偽證、畏罪潛逃。
另外，也可依當事人年收入處以罰款。新法規定，應對工業事故負起責任者，罰款至少要達年收入的六成。不可思議的是，新法竟然沒有任何條文指出，管理者若未提供安全設備、職業教育或其他培訓以幫助長期暴露在危險環境中的員工，也要移送法辦。
說來實在諷刺，中國境內一天有三百二十人死於工作事故，卻未帶來任何改變或新的工作安全法規，但海外華人一出事，中國政治人物就會馬上要求相關單位採取行動、拿出對策和道歉。例如二零零七年四月在義大利米蘭，警察給一名女華僑開了張違規停車的罰單，因為她在禁止停車的地方卸貨。警方還故意沒收她的行車執照。當事人卜若微說警察不肯幫助她，還跟另一名警察一同侮辱中國人。警方則說卜對他們動手，告她侮辱公職人員及攻擊警察。
不管誰說的才是真話，之後發生的事卻千真萬確。數百名華僑發動抗議並引發肢體衝突，義大利鎮暴警察出動取締這場未事先申請的集會。十多名華僑和七名警察受傷。事後中國提出抗議，外交部在網站發出公告：「我方希望義方公正處理這次糾紛，認真考慮中國僑民的合理要求，切實保護其正當、合法權益。」中國政府要求跟米蘭市長莫拉提〈 Letizia Moratti 〉會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要求義方就暴動情形提出說明。中國駐義大使董津義說，義方應該會「公正處理此事，認真考慮中國僑民的合理要求，切實保護其正當和合法權益，避免雙方關係受到負面影響。」
再看看另一個事件。趙燕，三十七歲，華僑女商人，到尼加拉大瀑布旅遊，回程途中遭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毆打。逮捕她的警察懷疑趙走私毒品，命她進檢查站受檢，但她轉身逃跑。警察追上來，把她按倒在地並朝她的臉噴胡椒劑。趙否認逃跑，說逃跑的是她身旁的兩名同伴，她「以為警察要她幫忙，才會走近〈檢查站的〉玻璃門。」
此事在中國引起眾憤。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跟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Colliin Powell 〉通話，表示「中國非常希望美方在趙燕停留美國期間，依據美國的人權標準認真並徹底調查趙燕案，嚴懲肇事人員。」中國媒體也表示，「美國執法單位有很多蠻橫無理、踐踏人權的不良紀錄。有些執法者：藐視法律和人權，顯然是受美國霸權的傲慢心態影響.....我們必須維護正義和真相，必須懲罰踐踏法律和人權的人。趙燕的悲劇提醒美政府在人權問題上要自我警惕、自我管束，也讓全世界知道美國無權批評其他國家。」，想不到獨權更沒人權自由的國家竟理直氣壯的說起「法律和人權」來了。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里奇〈Tom Ridge〉為了此事公開道歉，仍另外在美國的某華人商會也提出抗議。趙向美國政府索賠一千萬美元。事發後不久，肇事官員羅德斯〈Robert Rhodes〉被免職。開庭時，他的兩名同事雖然反對他使用暴力，卻說趙確實拒捕。羅德斯依法獲判無罪釋放。
一件無人死傷、相對來說並不嚴重的海外糾紛，竟然引起外交風暴和愛國主義式的譴責聲浪，只因為它登上國際版面，營造出中國政府「關心百姓」的形象。然而中國境內每天有三百多人死於工作災變，每年有成千上萬人在工作場所受重傷或中毒，卻未引起國內的同等關注。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五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臭名昭著遺禍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根據北京政府的數據，目前中國的「玻璃小孩」已超過一億人。這批人就是一九七九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節育計劃〉以來獲准出生的小孩。叫他們「玻璃」小孩是因為這些人似乎有很類似的身體和心理問題、都很好看透或看穿。此外，這些玻璃小孩也非常脆弱。
這些「小皇帝」和「小公主」是家中唯一的孩子，集爸媽、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寵愛於一身，常被稱為「六個口袋」小孩。男生通常比女生更受寵，但男女都受父母 溺愛，教養方式用任何國家的標準來看都會認為過分縱容。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評論家形容他們被寵壞了、自我中心、亟需管教。」，只要爸媽說個「不」字， 很快就會暴露他們內在的脆弱。
中國城市的一般家庭花在獨生子女身上的錢比父母和裡父母加起來還多，家中一半以上的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
主要城市天津有次調查發現，城市裡的學齡前兒童三個有一個有心理困擾。二到四歲的兒童三成一行為上有問題，例如寡言或其他極端的暴力行為，像是欺負弱小、 不守規矩、打架。這些孩子有憂鬱症、恐懼和缺乏自信等問題。五到六歲的小孩37.3％有心理障礙；24％過動或無法集中精神。天津市某醫療服務單位的劉旭 年〈音譯〉認為，這都是父母溺愛造成的。
典型的玻璃小孩常因睡眠不足而影響心理健康。中國的城市裡，七一．四％學童的睡眠時間少於政府建議的一天十小時。上海教育委員會主任沈曉明說，這「可能危害學童的健康，引起各種行為上和心理上的問題。」
會照顧自己，也缺乏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傳統家庭觀。
他們在家庭生活中展現的心理特質，多半會帶到工作場所上，把「自我」放到比團體需求更高的位置，導致他們在工作上越來越常被排斥。雇主覺得獨生子女摸索新 工作時比較吃不了苦，也經常換工作，因為他們碰到難題只會逃避，不會面對。「獨生子女比較柔弱、自負，」一名勞工對《中國日報》表示。「本身是獨生子女的 員工有六成常換工作。而我的公司很重視堅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難的衝勁。」
另一份研究訪問了七千名十五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其中六成感到孤單，五成八承認自己自私又任性，六成六遺憾自己沒有兄弟姊妹。不過這份二零零五年的調查也 發現，一成四的受訪者慶幸自己是獨生子女。受訪者吳葉〈音譯〉一九八二年出生，目前在北京工作。她說，「我不想要有弟弟妹妹跟我瓜分爸媽的關愛，我希望爸 媽永遠只愛我一個。」吳小姐還說她也不想要小孩，因為「我會很愛他，我怕這樣會分去我對自己的照顧，這我無法接受。我不想要小孩。」托這個例子指出獨生子 女可能有的心理轉變。
獨生子女通常也很不會管錢，這對各地的金融機構都是一個警訊。山西大學社會學教授刑媛說，「一胎化世代沒有節約的觀念」。刑教授也指出，大學畢業生常把薪水花光光，再靠父母養。
儘管一胎化下的子女有這麼多心理弱點，他們卻是中國歷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人。九千多萬個獨生子女形成了中國社會的第二個危險族群。這些人擁有大學學 歷，很多會成為官員、將領、領導者，但不是一般認知中的軍隊領導者，而是探索內在的領導者。這個族群裡開始有人提出類似「我是誰？」這種簡單而危險的問題。
中國歷史上，家族控制一直是社會的核心。遠從帶有神話色彩的夏朝〈西元前二一零零~一八零零年〉開始，軍人違紀就會連同兒子被殺。這種方式一直保留到真實 性較確定的商朝〈西元前一七零零~一零二七年〉。戰國時代的商秧將此制度發揚光大。他創立了「法家」這個政治思想學派。儒家強調以仁治國，法家則主張以嚴 刑峻法治國。商秧廢除了將權力層層下放給大地主的封建制度，改為將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
商秧為達目的創立了「連坐法」制。五或十戶人家為一組，互相監督，一家犯法，其他家也一同受罰。這種方法也移植到軍隊裡，士兵五人一組，一人違紀全體受罰。商秧變法使秦朝得以實施中央集權，中國首度統一，由此建立延續二千年的王朝制。
他主張對家庭和個人自由加以「支配和操控」，這一直是「連坐法」的內容之一，且影響力很快擴散，超過了起先的變法。婚姻成了有利控制家庭的社會工具，一人榮辱關乎全家榮辱，這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常看見舉家受罰的例子。到了明代又把這種舉家受罰制向外延伸。學者方孝儒因為觸怒了明成祖，連學生也跟著受害〈滅十族〉。
中國的末代王朝清朝廢除了連坐法。但清朝滅亡後，有個政黨又重建此制度，以十戶家庭為單位，互相監督，那就是國民黨。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權後，開始實施另一 種政策，重新編排家庭結構。一九五四年第一個實施的錯誤政策，就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即集體耕作土地，但土地仍維持私有。一九五五年政府廢除了家庭的土地所 有權，甚至規定人民在公共食堂吃飯。
不過表面下還是維持舊傳統。中共沿襲舊法，一人犯法全家連坐，尤其在慘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家人還為了討好黨互揭瘡疤。現今中國社會仍然留著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父母和祖父母都擺脫不了這場他們不願面對的迫害行動造成的心理陰影。
一九七九年實施一胎化政策後，中國的家庭生活走上了不同的方向。這跟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相反，當時節育被斥為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思想」，因為黨鼓勵大家庭，讚揚母性的偉大。
一胎化先在城市裡實施，後來漸漸普及全國，但少數民族一般不包括在內。鄉下夫妻頭胎生女可再生第二胎，本身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妻可生兩胎。鄉下地區多半不管規定，因為一般人家都是大家庭，而且仍有重男輕女的觀念，但通常會對戶口調查員隱瞞第三和第四胎。
然而，鄉下地區常有強迫墮胎的事，不時傳出婦女被迫終止懷孕或絕育的駭人傳聞。不過很多地方官都會對違規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很清楚鄉下農民老年唯一可能的依靠就是成群兒女。至於那些沒報戶口的小孩可能暫時沒事，但長大卻無法申請入學或就醫，甚至連姓名都不具法律效力。相反的，那些隨著經濟發展致富的 人，只要付清罰款〈最高可到十三萬美元〉，就可以躲過生一胎以上的法律制裁，用不著躲躲藏藏。
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刑罰差距很大，因為罰款是根據模糊的「養育小孩的社會成本」來計算。之前我們提過中國的社會差距極大，因此這種計算標準極不準確。在南方 富庶的深圳市，一對夫妻被罰七十八萬元，因為他們一九九七年生下一子，二零零三年又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嬰。報導揭露，他們的房子被「依法」查封，大門貼上有 地方法院印信的白紙條。報導指出，依法還可切斷這家庭的電源。政府也有權切斷違規者親戚家中的電源。古代的「連坐法」顯然又在「新」中國重生。
然而，也有地方規定罰款為當地平均薪資的三倍。二零零七年有些地方為了遏止違規生子，把罰款提高到平均薪資的六倍。最近中國東部省分的相關單位為了譴責違 反一胎化規定的人，宣佈實施「公佈名單」的政策。其中一省的家庭計劃官員張文表說，「大家很清楚有些名人直接花錢了事，這種行為一定要制止。」然而調查發 現，不管政府怎麼規定，約六成中國人想生一胎以上。
上海市政府最近宣佈頒給無子女的退休夫妻四千六百元獎金。家庭計劃官員陸廣華表示，這「不是鼓勵夫妻不要生小孩，而是在表揚對國家家庭計劃有貢獻的人。」 長子或長女十六歲前因車禍導致肢體殘障，後來卻不再生育〈雖然法律准許〉的夫妻，也可獲得獎金。但領養孩子的夫妻卻拿不到獎金。也許給孤苦無依的孩子一個 家，不算「對國家有貢獻」。
類似政策也在鄉下實施。六十歲以上、只生一胎的夫妻可得獎金，但一年只有六百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認為，這對解決鄉下貧窮問題有很大幫助。 中國幾億鄉村人口將近八成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生活全依賴存款和子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衛建民坦承，「每人每年六百元數目很小。」
中共也開始懲戒超生的官員。例如，二零零七年陝西省官員秦懷文，因跟妻子生育三女、跟二奶生育一子一女而被免職並開除黨籍。當初是因為二奶不滿他給的養育費太少，事情才會爆發。他還多了個「通姦」的罪名。
這比廣西省很多鄉下農民受到的懲罰輕很多。二零零七年五月家庭計劃官員嚴格取締超生家庭。懷孕婦女被迫墮胎，女性也被迫做健康檢查。據當地人陸文華〈音 譯〉說，超生的家庭罰約一千三百美元，但有些報導說罰款從七百八十到七千八百美元不等。陸說，當地一般收入的家庭約罰一百三十美元。取締人員身穿軍服、手 拿大槌。
取締行動後來引起大暴動，多達兩萬民眾丟石頭、砸窗戶和到處放火。有些報導說最多造成五人死亡，但當局全盤否認。另一名吳姓村民說，「取締人員好像當年的 日本軍隊，如果不付罰款就拿走全部東西，還把房子毀了或拆了，甚至把人家的柵門和碗都搶走，剩下一個空蕩蕩的房子。」
這種蠻橫的手段導致中國人民只好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險。中國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說，「有些不敢申請生育補貼，怕超生受罰，就選擇在家生產或在價格低、不合格 的私人診所接生。」在私生子普遍的鄉下地區，二零零三年平均每十萬名母親就有65.4人生產時死亡，比城市的比率高很多〈每十萬人有27.6人〉。同年美 國的比率是每十萬人中9.3人生產時死亡。
婦女服用受孕樂以增加壞雙胞或三胞胎機率〈不算違反一胎化政策〉，也可能危害健康。女性到藥局就可買到受孕藥，但很多人卻不清楚其中的風險：過量使用可能患卵巢癌或乳癌。政府當局並未紀錄多胎生產的人數，但根據南京市醫院的數字，多胎率比前十年多了一倍。
經濟較寬裕的夫妻設法到國外生產，這樣新生兒可以入外國籍，就能兔受國內家庭計劃法規的制裁。管越來越多富裕家庭兒女成群，漸漸引起民眾的反感。二零零七 年初有份調查發現，六成受訪者覺得名流富豪比一般家庭還多子女很不公平。此外，也有人花錢買到第一個孩子的身體或心理殘障證明，這樣就能放心生第二胎了。
除了上述的嚴峻手段以外，當局也有一些不露痕跡的節育方法。中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是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比很多國家都高，目的就是要提高女性生頭胎也是唯 一一胎的年齡，因為傳統認為婚後的第一要務就是生小孩。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表示，「國內有些地方仍盛行早婚，尤其是鄉下地區，這跟家庭計劃政策相悖。」
政府無意放寬一胎化政策。二零零六年底，北京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李芸莉說，「北京目前的家庭計劃政策不會改變。」針對有些大學學歷的人要求多生一胎，李回答，「這些人不一定樣樣都突出，因為人格特質是個複雜的問題，學歷高不是絕對的保證。打個比方，這些人的孩子可能就沒有鄉下孩子那麼健壯。」李 還說，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比鄉下居民多，因此該把超生名額先保留給鄉下居民。對李來說，能多生一胎就是對鄉下居民的獎勵，完全不考慮鄉村地區有沒有充 分的醫療、教育和經濟資源，確保孩子健康成長。
世界上有很多種節育方法，最多的是直接墮胎，間接方法有戴保險套或吃避孕藥等。或者像中國的情況，由政府強制實施。中國政府傲稱自己的家庭計劃政策十分成功，常說中國因此少了四億人口並將此視為一大「成就」。
如果不從中共政策預設的觀點來看，這四億人本來是九千萬獲准出生者的家人、手足，是可能給這些獨生子女正常家庭、信任、快樂和血緣傳承的末出生幽靈。選擇 不要小孩和被迫不要小孩，兩者之間有心理上的差距。有些社會認為夭折的胎兒也有靈魂。若從這個觀點來看那些無法出生的胎兒，那麼他們精靈魂肯定是股強大無 比的力量。
玻璃小孩也許有一天會認為，自己爸媽先是受騙上當最後被迫投入這個節育計劃，其規模之大，在任何非戰亂國家都前所未見。第二個危險族群背後跟著四億不見天日的幽靈，有一天將會反過來採用「連坐法」，為自己父母和中國家庭討回公道。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四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共產黨猶如蝗蟲般啃食著中國固有文化遺產。
在外太空看不到萬里長城。第一個上太空的中國人楊利偉說他二零零三年十月繞行地球軌道時，看不到萬里長城。不過，如今連在地表上也越來越難看到萬里長城了。
英國人林賽〈William Lindesay〉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研究長城，二零零七年展出長城照片，局部一一對照，呈現長城百年來的改變。舊日的長城照片跟今人看到的長城很不一樣。照片中的長城角樓和高塔羅列，通道安全堅固，城牆毅然屹立。但今日實際看到的長城卻一片破敗，通道殘缺朽壞，過去的壯觀美景如今大多成了碎石堆。
其中有張百年前照片呈現的是人稱「姊妹樓」的長城一隅。照片中兩座巨大的烽火臺砌在樹木點綴的山腰上，俯看著大河，看上去堅固又雄偉。那是力量、自信和榮 耀的展現，是中國人引以為榮的標誌。但林賽拍的照片呈現塔樓今日的景況，令人心驚。昔日的塔樓如今只見其中一樓殘留的基石，另一樓整個消失，徒留一片幻 影。兩張照片放在一起戲弄你的心智。一開始是震撼，接著覺得驚奇，等意識到「消失」是永遠的時候，悲傷就會浮現。
連河流也不見了，因為過度使用河水和疏於管理而乾涸殆盡，錯就錯在當局認為經濟發展應該先於史蹟保存。山腰上只見幾株零散的樹木，和一片光禿禿的山壁。
當地的八十二歲老居民呂文財告訴林賽，「姊妹樓都沒了，都破壞了。」呂說，起先是二戰期間被日本轟炸機破壞，不過真正嚴重的破壞在一九七零年代，解放軍搭 鐵路通到這裡的時候。他們拆了樓，拿石塊去建臨時藏身處；士兵走後，當地人也把磚塊拿去利用。呂說的故事在長城沿途一再重演。數十年的疏忽和破壞，就這麼 毀了人類最偉大的建築成就之一。
中國常哭訴：『我們是外強干預的受害者』，很多時候外強確實對中國造成極大阻礙。然而，長城毀壞和乏人維護，卻都是「中國人自己的疏忽造成的」。感覺上「中國」和「文化」簡直是水火不容。
「長城在上個世紀所遭到的破壞實在慘不忍睹，」林賽對路透社表示，「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我還會看見農民拿著鋤頭來拆樓，把磚塊放在籃子上扛下山，用來蓋豬圈、外屋和廁所。」，「長城目前最大的威脅是急速發展的觀光業，」林賽說。「八達嶺在世紀之交的照片中，是視野壯觀、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長城，因為接近北京，可從北京進入，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就成為觀光發展重點。然而這裡的改建卻俗不可耐，有高速公路直通，還出現了纜車、庸俗商品、卡拉 OK，「八達嶺化」使長城失去了宏偉氣勢。」
二零零四年中國媒體報導，「長六千三百五十公里的長城現在只剩三分之一，而且持續縮短中。」媒體舉了河北省的一個例子：「調查小組發現六百年歷史的紅峪口長城斷了十四公尺時大吃一驚。被搬離的城牆磚塊就堆在一旁和缺口兩旁，」而且兩邊延伸而去的斷裂牆面都塗上水泥。
一九九九年內蒙古某公司為了建路，拆了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建成的一段長城。該公司被罰一萬美元。長城專家也是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董耀會表 示，「這種根本像笑話的小額罰款簡直是叫人民儘管拆。」董一九八四到八五年間徒步走完長城，可能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人。
也許正是因為處罰輕微，二零零六年才會有另一間內蒙公司開挖某段二千二百年歷史的長城，用挖出來的土填屯他們正在建造的工廠。內蒙古文物管理處處長張海斌 說，遭毀的部分有九十八公尺長、五．八公尺寬、三．四公尺高。『只是一堆土嘛，』某村長郝正軍〈音譯〉說。他帶領並幫忙工人搬土，明知道城牆受政府保護還 強辯。是啊，但這『一堆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心臟，還有應該尊崇而不是破壞的數百年歷史成就，中國就好像「敗家子」一樣，把自己故有的歷史遺跡毀滅怠盡。
二零零七年，古蹟單位也宣佈將對陝西省和內蒙古邊界的煤礦公司展開調查。這些公司在明代建成的一段長城鑿洞讓卡車通過，這樣就不用付過路費。同年，媒體報 導甘肅省的長城可能因為沙塵暴侵蝕，二十年內就徹底消失。之所以有沙塵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九五零年代起環境持續遭到破壞。二十年來，西元前二百年即已 建成的四十公里長城已經消失。
中國在二零零二年〈《文物保護法修訂案》〉、二零零三年〈《長城保護條例》〉通過了許多保護長城的相關法案。但這些法規跟中國很多法規一樣，都定義不清也 無具體指出哪個部門負責什麼、由誰執法、懲罰方式以及如何監管？或他們更關切並貫注於他們的『網路長城』〈資訊封鎖〉；而有如巨龍般的長城一直代表龍的傳 人的中國人象徵，亦正正毀於中國人自己手裡。有這麼多解放軍可利用，萬里長城卻無人看管，實在令人納悶。
儘管嚴重破壞持續不斷，中國卻一直到二零零六年底才首度通過第一個真正可保護長城的法規。此法禁止人民在長城上塗鴉和騎機動車〈不可思議！〉，也禁止搬運 長城的泥土或磚塊、種樹、刻畫城牆或進行任何無法保護城牆的工事。上面明訂違法者可處一萬到五萬元罰款；違法公司可處五萬到五十萬元罰款，但沒提到重刑， 例如坐牢。
中國對長城的態度，清清楚楚呈現了「文化滅絕」的過程，即一國為了經濟發展而摧毀文化遺產的過程。
自毀文化在中國已有一段歷史。中國很多珍貴文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這場毛澤東為了鞏固權力而引發的動亂，造成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大規模毀滅。其中大 多由人民操刀，他們全心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湮滅中國歷史。沒想到毛輕易就說服全國上下群起破壞珍貴無比的歷史文物，而且幾乎無人反對。
不過某部分中國歷史倒是得到許多關注，例如圓明園。此園歷經清朝六個皇帝陸續建成，一八六零年遭英法兩軍火燒並洗劫，當作給中國的「教訓」。此後它就一直是片廢墟。到了二零零四年某會議討論該不該重建圓明園，大家一致認為沒必要。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葉廷芳表示，「那片廢墟是西方所犯暴行最具體的證據，該像犯罪現場一樣保存下來。荒涼冷清的遺跡是對西方侵略行動的無聲控訴，也是進行 「愛國教育」的理想地點。」另一位評論者說，「維持原樣圓明園才能清楚呈現西方聯軍犯下的罪行。重建圓明園，說不定日子一久人民就會忘了這段沉痛的歷史。」
二零零八年，有人提出另一種方案。中國某公司想斥資二十八億美元，在浙江省複製一座圓明園。但圓明園管理處發言人宗天亮說，圓明園紀錄了一段歷史，而歷史 不可能重複。國際知名的建築專家阮儀三指出，「複製沒有必要，因為圓明園已被聯軍摧毀，目前的遺址就是那段歷史恥辱的證據。」受害者心態又來了！
不過常見的情況是，加害中國的不只是外強，還有中國人自己。其實有很多文物逃過了英法聯軍的洗劫，但數十年來也日漸消失，因為中國人一點一滴將園內物品 「搜刮殆盡」。另外，文化大革命間破壞得更徹底，群眾推倒八百公尺長的院牆，砍倒一千棵古樹，洗劫或摧毀了無數物品。結果有誰呼籲建立一座中國自毀文化的 紀念碑？沒有。因為對中國這個『受害者』來說，侵略者一定來自國界以外。
北京的傳統住宅胡同也快速消失。胡同是院落式的一樓灰磚建築，屋頂鋪磚，別有韻緻。一九八零年代北京有三千六百多條胡同，四百五十八條從明朝就有了。其中 四成在一九八零年代拆掉開路和蓋摩天樓。現在北京近七成古老胡同已經毀壞或殘缺，一成五徹底拆除，換上現代建築，其他的也嚴重受損。
中國媒體說，「很多人擔心北京失去了老京城的某種神髓。」雖然國內不是沒有保護文物的法規，但多半不受重視。也許中國人民是從毛澤東身上得到的靈感；當初就是毛澤東下令拆毀北京城牆，對「新中國」該怎麼看待文化遺產下了第一道指示。
北京某建築保存協會的成員胡兆年〈音譯〉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表示，「確實有單位執法保護古蹟，但不是一直都這麼做。當局跟房地產商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二零零七年二月，北京某區單位要求八十戶人家在五月前遷出東四八條胡同。這條胡同從明朝就有了。除了歷史悠久之外，中國的文化名人京劇大師梅蘭芳也曾住在 那裡。另外，當局也宣佈拆除廣和劇場〈梅十歲初次登台的地方〉，完全不尊重一代大師留下的歷史記憶。廣和劇場建於明朝，後來觀眾流失，年久失修，二零零零年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將它列為「不安全」建築。北京的城市規劃師馬德凱二零零七年說，老劇院會被「美國好萊塢那種現代而專業的場地取代，一年到頭都有表演，還有高檔精緻的節目。」
東四八條胡同雖然在北京二十五個受保護地區之列，還是為了興建商業大樓預定拆除。當局夷平一片院落，但居民發起抗議，只好延後拆除日期-----但不是取 消。一名區代表說重新開發案並未因此喊停，並表示「拆遷組會持續跟居民協商補償金額。」居民很失望拿到的補償金不到現今一間市區公寓價格的一半。
這裡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官員和人民爭論的不是摧毀文化的問題，而是「錢」的問題。這種一致不尊重文化的態度正以可怕的速度抹去中國的歷史古蹟。很多胡同居民 迫不及待想搬出去，因為胡同裡空間狹窄，而且往往不太衛生。當局似乎沒錢為這些生活環境差的居民安排新居，或是整修胡同以保留中國的文化遺產，卻有數十億 元投入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周邊的宏大建設。
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又如何？馬廄已被時代淘汰，但馬房住宅現在大受歡迎又昂貴，有些就是舊馬廄改建的。只要有正確的態度，翻新歷史建築並不難，又可幫助社區發展。
上海過去也到處可見傳統住宅：石庫門。這種石料跟磚塊結合的住宅，最大的特色就是門口的石頭門框。雖然是中西合璧的建築概念，但終究是中國獨有的混合樣 式。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上海有三千條石庫門弄堂。上海同濟大學歷史建築研究員林維航說，到二零零四年石庫門弄堂已經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拆，「照這種速度，不到十年這些僅剩的老巷弄就會消失。」
二零零六年，也在同濟大學任教的國際知名中國傳統建築專家阮儀三表示，上海這種大小的城市應該約有五萬筆受保護建築，但上海當局只宣佈了六百三十二筆。上 海當局確實公佈了全市列入保護的花園別墅、豪宅、公寓和住宅巷弄，但同樣沒有明訂違規懲罰辦法，這表示規定了也是白規定。
然而，光是口頭建議並無法保存文化，當然也無法保存中國大城的傳統建築。由於缺乏規劃和對建築遺產的重視，上海批准了四千多件高樓建設案，基本上能利用的土地都不放過。從空中看，感覺就像經濟之神在上海這城市撒滿了摩天大樓。
「上海新天地」這個耗資一億七千萬美元的再開發案，目的在阻止石庫門被千篇一律的辦公大樓取代，呈現的是二萬平方公尺大的餐飲和娛樂中心。過去這裡是住宅 區，住了很多上海人家，原居民遷離，多半搬到偏遠的郊區。裡頭仔細保護的建築確實展現了石庫門的風格，但居民大批遷離，原來的建築意涵也跟著遠去。取代原 居民的高級精品店、酒吧、餐廳和俱樂部，形成了一個迪士尼化的資本主義殿堂。
今日中國可見許多歷史弔詭，一個就是：中共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一大〉、拓言終結貧富差距的地點，就是在新天地。當年參加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是否想得到他們為國家制訂的政策，將徹底改變並摧毀中國的文化傳統。
中國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二零零七年表示，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再開發案，造就了「一千個一模一樣的城市。」他痛批政府「盲目追求大、新、異國情調」，並說中 國面臨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三輪大破壞，前兩輪分別是一九五零年代末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六到七六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跟仇保 興一樣，批評地方政府「草率決定」拆毀失修的珍貴歷史建築，以假造的文化遺跡代替。他說「這就像把無價的真跡撕毀，拿廉價的複製畫代替。」他指的可能就是 新天地這類開發案。新天地成功創造商機，中國各城紛紛仿效跟進。
文物局局長單霽翔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表示，「鄭州.....有二千七百多年歷史，當地開發商有三成在我們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動工，然後突然間什麼都沒了。」單有次發言更令人心驚：「我們這一代人很可能把大半人類最珍實的遺跡摧毀耗盡。」
這樣破壞自己的文化，往往使年輕一代以為外國文化較有價值。缺乏文化敏銳度漸漸形成另一種普遍心態。頗具聲望的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系訪問了三千多名學生，發 現九成三認為英文非常重要，但僅八成七認為中文很重要。「顯然英文全面勝過中文，」調查負責人於海表示。「英文的影響力太大，連中國文化似乎都被擠到邊緣。」同一份調查發現，只有五成二的學生說得出中國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而有四成一說不出除了幾大國定假日之外的傳統中國節日。
建築的「在場」和身體的文化敏銳度下降，這兩者的關係深遠又值得探討。沒有建築文化展現中國獨特輝煌的歷史，年輕一輩的中國人就會找不到文化觀的支點。
中國節日日漸冷清，西方節日反而越來越受歡迎。中國大城都熱烈慶祝情人節和聖誕節。上海商業區為聖誕節精心佈置已經成了常態，而且到哪裡都聽得到《紅鼻子馴鹿》、《聖誕老人要進城》、《白色聖誕節》等聖誕歌。二零零六年，網路發起抵制聖誕節的活動。中國最大網站之一新浪網對此作了調查，得到四萬多筆迴響， 其中五成三同意應該抵制聖誕節，三成認為慶祝聖誕節是個人選擇。
「變質」的聖誕節在中國構成兩大威脅。第一，年輕人歡慶且重視聖誕節，反而忽略了對傳承中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中國傳統節日。第二，中國人慶祝聖誕的狂熱方 式，把一種文化上、經常也是宗教上的慶典消減為一種無意義的狂歡派對，年輕人慶祝聖誕的方式就是去迪斯可舞廳跳舞。怪外國人腐蝕中國文化倒很方便，但事實 上最無情踐踏中國傳統文化的，是中國人自己。
國營的中央電視台主播芮成鋼，在部落格上指控星巴克故宮店「破壞故宮的莊嚴氣氛，踐踏中國的文化。」雖然這家星巴克早在二零零零年就開張，芮的文字還是引 發熱烈討論，五十多萬網民響應他的訴求。二零零七年七月這家星巴克關門。然而當初星巴克會在故宮設點，其實是受故宮管理者之邀，因為他們亟需經費維護故宮 設施。
故宮博物館發言人馮乃恩表示，「這家分店並未造成任何傷害，也融入周圍環境.....我們會批准是因為想要提供更多國際水準的服務。」馮還說星巴克的租金 都用在維護工作上-----那麼星巴克關門，故宮可要失去一筆收入了。要是中國人民真的關心「故宮的莊嚴氣氛」，也許該先確認故宮的維護工作是否全由政府 贊助。
筆者跟當地人討論到文化保存之類的問題時，都會問，「中國文化屬於誰？」最常聽見的答案是：中國人民。我們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說「中國文化難道不屬於全世界嗎？全球人類難道不能享受你們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成就嗎？」他們會停下來想一想，十之八九會同意。我們接下來會問，「那麼如果不完全屬於你們，你們為什麼要一直破壞它？」對方的答案就不會每次都那麼肯定了。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交通亂象在大陸只是亂象的鳳毛鱗角而已。
上個月你闖了幾次紅燈？上週呢？昨天呢？如果你是中國人，一天闖三四個紅燈並不稀奇。
在中國，大家都對日常規則視而不見。腳踏車和輕機車騎上人行道。行人隨便穿越馬路，連在公路上也一樣。地鐵乘客不等車上的人先下車就擠進車廂。好好的隊伍變成你推我擠一片混亂，因為越來越多人直接插隊。顧客跟商家說好不拿收據，表示雙方都免繳稅。街角有人發放廣告單，提供從小耳朵和假文憑應有盡有的非法商 品。
漠視規定的情況太普遍，根本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警察或相關單位也接受甚至容許，而且很少直接挑戰這種現象。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這個國家比你想像的還要自由得多。當然不是全部中國人都不守規矩，但周圍都是誘惑，難免會把持不住。
筆者在中國期間從沒看過交警攔過車，也沒看過公路巡警攔下闖紅燈的車開罰單。我們在中國待了近二十年，起碼看過一次吧，但真的沒有。一次也沒有。我們倒是 常看見警車停在十字路口附近，而警員就坐在車裡聊天或抽菸，好多車就在他們面前闖紅燈。夏天時，他們的藉口是『車上冷氣太強，車窗都起霧，看不清楚車輛違規』。
我們也滿常看見中國警察騷擾路邊攤，這些小販通常是中國最窮的一群人，只是想賺錢糊口。感覺上你跟你居住的城市關係越遠，就越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也 會更加嚴格執法。鄉下人可要當心！難道現今在中國，錢越多，就越可以不把法規放在眼裡嗎？是，這樣沒錯！鄉下人享有的權益較少，如果違抗警察就有被趕出城 市的危險，但城市居民就沒有這層顧慮，不管有沒有誠實納稅都一樣。
可想而知，人民不尊重法規，當然也就不會尊重執法人員。在中國只要發生道路衝突，小至行人發生口角，大到兩部車擦撞，一定都會引來熱心的群眾圍觀，警察通 常會出面調解。警察忙著調解時，圍觀人群就會大喊大叫甚至咒罵警察，甚至伸手去戳警察的襯衫。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光是對執法人員大小聲都可能被捕。在中國，值勤時遭人侮辱似乎是工作內容之一。據二零零七年的媒體輔導，「〈二零零六年〉因公殉職的警員平均年齡比二零零五年低。據公安部調查，去年的平均年齡 約四十歲，比前年少四歲。」
在中國，大家漠視的是小規則，而且社會普遍覺得無所謂。比方違反地方規定亂吊衣服，搭大眾交通工具投假幣，在許可時間以後繼續施工。再加上中國缺少可轉換金融工具，如果善加利用這點，誰會知道你手中有多少現金？絕對不是稅務員。
漠視規則也是一種生活規則。漠視規則不算什麼，尤其當社會大眾都這麼認為時。但違反規則可就不一樣了，違反規則需要勇氣。在今日中國，站起來說「停！這是錯的，我抗議！」需要莫大的勇氣。而且很危險。缺少有勇氣站起來說「我抗議」的人民，是中國跟偉大無緣的最重要原因。有勇氣站起來的少數人則會面臨想像不 到的危險。
想想蔣彥永醫生的例子。他就是二零零三年揭露中國政府隱瞞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疫情的醫生。他的勇敢迫使中共坦承事實：疫情已經失控，造成 多人死亡。當時，蔣醫生成為舉國推崇的英雄。後來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政府承認一九八九年出兵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抗議群眾是個錯誤，當時他也是照顧大屠 殺受害者的醫護人員之一。為此他遭公安拘禁了好幾個月，獲釋後持續被監視，並禁止對媒體發言。
二零零七年蔣醫生榮獲紐約科學院的裴杰斯科學家人權獎，但他服務的政府單位不准他辦旅遊簽證、赴美領獎，儘管北京當局一句話都沒說。
另一個挺身而出的是吳立紅。他揭發工廠把污染物倒進太湖因而遭到迫害。跟蔣醫師的情況類似，一開始媒體把吳捧上天，家鄉江蘇省的環保單位也封他為二零零五 年中國十大環保鬥士。但當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繼續揭發不公時，馬上引起當局很不一樣的反應。二零零七年四月，他被捕並被控勒索持續污染湖泊的公司。據媒體 報導，「檢察官說吳在日記中詳細紀錄了勒索目標的名單，還有他打算從污染環境的公司或企業敲詐的數字。」
開庭當日，他就被判刑三年及繳回據說他敲詐得來的五萬五千元，另外還得支付三千元罰款。中國媒體自然沒報導他太太和朋友都認為這些指控不實，是「那些想封 他嘴的地方官誣賴他」。他們也沒報導吳說他在看守所遭毒打，還有他原本打算赴北京把詳細調查結果呈給中央，沒想到就在這個節骨眼被捕。
二零零八年，維權人士黃琦被捕。罪名？幫助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中痛失子女的父母，揭露倒塌的校舍偷工減料。他甚至在被捕後三個月才見到自己的律 師。在網路上公布倒塌校舍照片的老師劉紹坤，同樣被捕並送往勞改營一年。這些舉發者往往還沒跨越從地方政府到北京當局這段官僚上的距離，就會碰上離奇的不 幸。
吳立紅的妻子許潔華在丈夫入獄後持續為環保努力。她控告國家環保總局將老家宜興市命名為「全國環保模範城市」不符事實。她對路透社表示，「這裡的污染嚴 重，居民常抱怨。我們認為這城市沒有資格當環保模範城市。」法院拒不受理，但她對路透社說除非環保總局收回此稱號，不然她不會放棄。
向國際發聲，中國也不允許。一場旨在幫助中國愛滋患者爭取法律權利〈普遍不受重視〉的愛滋病會議遭到停辦，這場原訂於二零零七年中舉辦的國際會議，本來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專家。
在杭州某藥廠工作十七年的女員工周歡喜也發現了不法事件。她向當局舉發任職公司在孕婦用藥中摻入假的或末經許可的成份。《洛杉磯時報》報導，周表示地方單位不但不採取行動，還反過來指控她。後來她被判刑三年。
《洛杉磯時報》也報導了中國盛行的賄賂文化，並指出收賄者有時會受罰，但行賄者卻很少有事。報上說，「收受超過六百六十五美元的賄款就可能惹上官司，行賄者卻要送出一千三百美元以上才會被起訴。」
山東省一千餘農民也因舉發不法而受到騷擾。從一九九三年起當地政府就逼農民放棄土地，意圖霸佔土地成立開發區，農民因此失去了謀生工具。一九九七年當局接 收農民的土地，二零零三年強迫村民遷村。村民抗議政府強行將人驅逐，結果被捕。然而據媒體報導，到二零零七年為止該地還有逾十三公頃被強佔的土地末利用。 村民說政府寧願空著土地，也不讓他們重回當地耕作。
大城市的居民碰到不法官員同樣莫可奈何。上海在陳良宇市長的帶領下，投入數十億元提高上海的知名度，但人民卻很少受惠。《紐約時報》報導，「近年來高層貪腐傳得沸沸揚揚，陳在市政府開會都得部署大批保安，陣容可比外國領袖來訪，因為示威人群不斷出現。」但人民再怎麼勇敢抗議都沒有實質效果。陳在二零零七年下台，不是因為民怨沸騰，而是領導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
儘管政府經常漠視甚至迫害舉發者，北京卻在二零零七年鼓勵公職人員告發濫用經費建造豪華政府大樓的上司－－這在中國很常見。政府會出此對策，是因為 爆發了河南省濮陽縣貪瀆案之類的醜聞。媒體報導，「濮陽雖是中國最貧窮的縣之一，濮陽縣政府卻花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興建辦公樓.....調查發現該縣勞動及社會保障局挪用某化肥廠託管的資遣員工退休金和生活補貼金共七百七十萬元，用於建設辦工樓和培訓中心。」六月初，二十名官員因超標準修建辦公樓而受處 分。由於舉發上司日後恐遭報復和悽慘下場，官員當然不太可能願意出面舉發日後可能晉升黨幹部的瀆職官員。
網路「通緝令」在中國日漸盛行，也許就是因為公開揭發不公平事可能惹禍上身。這種社會現象始於二零零六年初，當時網路上出現一條虐待動物的影片，片中的女 人穿著高跟鞋踩踏小貓。憤怒的網友發起追查此女的行動，不到幾天就找到人。網友把該女的姓名、住址、身分證甚至車牌號碼都公佈在網路上。後片中的她本人和 拍片者都被停職。
這次「成功」出擊之後，網路伸張正義行動激增，很多人利用網路追捕擾亂社會秩序的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教授劉莘認為，「網路通緝令有助於提升社會規範」。但那些發出「通緝令」的人果真是網路英雄，還是不敢露臉的膽小鬼？目前為止從來沒有網友要求追捕天安門大屠殺的凶手。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徐翔就認為，「大多時候這種網路通緝令是一種私人恩怨引起的網路暴力或折磨，跟提升社會規範無關。」
「網路通緝令」其實呈現了中國社會對「規定」的態度，並建立在「人多就安全」這個原則上。有數千或數百人同仇敵愾，就沒有任何一個人必須站出來。同理，說到漠視規則，社會大眾以「大家都這麼做」為藉口漠視規則，同樣指向「人多就安全」這種心態《註:人群共犯心理》。
漠視小規則只能讓有如壓力鍋的國家排出鍋內多餘的蒸氣，法治在這種國家中毫無力量。要是一個社會乖乖接受領導者要他們接受的這種狀況，就不可能進步。唯有藉由探究、面對，甚至打破規則，一個社會才可能改變和進步。甚至變得偉大。
中國把外國人的理論，主要是列寧和馬克思理論，當成自己的政治動力。這些外國『英雄』成了楷模甚至偶像。但中國本身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偶像，只有像毛和鄧這樣的追隨者。
中國的異議份子也有類似的問題。他們沒有可當成指標的抗爭傳統，至少沒有中國本土的傳統。他們的偶像和楷模也是外國人，比方華勒沙、索忍尼辛、哈維爾。還 有美國偉大的自由夢想家，金恩博士。勇敢的中國異議人士是中國的稀有動物，而且幾乎全遭中國社會忽略或滅絕。中國沒有遊行隊伍要求政府釋放良心犯。怎麼可 能？政府不讓人民知道這些犯人的存在，知道的人大多也不想說出來，大概是怕遭到類似的命運。
想想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十九世紀初他為了廢除奴隸制度作了那麼多事。想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二十世紀初她積極爭取婦女投票權。想想卡森〈Rachel Carson〉，她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掀起了全球環保運動。這些人都不只是漠視規則，而是打破規則，使國家能夠在生機盎然及正面發展下，越來 越自由。
中國並不是缺少這種人，問題是這些人不肯把頭露出圍牆。現今的中國文化和社會都把順從和一致擺在第一位。大家一致漠視規則，也一致拒絕打破規則。當中國人感到恐慌，恐慌自己看到的國家毫無改變，政治自由也毫無長進時，那股電流才會攀過圍牆，衝向最前線。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二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立國之本是靠神話及謊言兩大元素。
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說過，「如果你說的謊夠大，而且不斷重複，人民終究會相信它。這個謊要延續下去，國家就絕不能讓人民知道這個謊導致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因此國家運用所有權力打壓異議，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真相是謊言的死敵，由此往下推，真相也是國家最大的敵人。」
中共領導人把這番話發揮極致，現今的中國實際上就是個謊言王國。幾乎所有官方新聞稿和官方聲明都是一半真相和全部謊言混和而成的結果，有時不著痕跡扭曲真相，有時睜眼說謊話幾乎讓人信以為真.....直到想起謊言意圖隱瞞的苦難才猛然清醒。
中共現今的偽善發言建立在他們捏造和杜撰的歷史上。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二零零七年中宣佈贈與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新史料就是一例。他說日本有些設法淡化大屠殺的政 治人物，「試圖抹殺或掩蓋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的作法將遭到國家社會的譴責。」他還表示「試圖抹除大屠殺記憶的人缺乏正確的歷史觀和面對歷史的勇氣」，並說「中國希望日本以負責的態度妥善處理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你可以想像日本外交部發言人說，「日本希望中國以負責的態度妥善處理天安門大屠殺 等歷史問題」嗎？偽善也要考慮對象，不能自說自話。
中共以不負責任的方式處理歷史，不斷編造故事美化自己的行動，而且往往以犧牲他人為代價，這已經成了他們的一貫手法。例如，真正的「長征」《譯注：中共紅軍 遭國民政府圍剿失利後展開的逃亡，但中共將之塑造成可歌可泣的萬里長征》跟中共對外宣稱的版本截然不同；而毛澤東導致數千萬人死亡所犯的許多錯誤《編按： 作者指的應是一九五八至六零年的「大躍進」》，這些都從官方紀錄上抹除，至少從中國歷史書上抹除了。
中國政府聲稱，「中國從未先發制人攻打任何國家，這不是國防部會採取的策略。」這是中共為了否認五角大廈對中國龐大的軍事花費產生的疑慮，而氣沖沖提出的聲 明，但這完全是謊言。中國一九五零年代攻打韓國，明顯就是「先發制人」的武力行動，一九七九年更是在「完全沒受挑釁」的情況下就攻打越南。
在這些歷史謊言的調教下，也難怪對現今中國政府來說，神話和謊言就等於「真相」。而「最真實的」謊言始於最高層。二零零七年中，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見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鮑森〈 Henry Paulson 〉時表示，中國仍是貧窮國家，因此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經濟威脅。她說，「中國能威脅誰呢？我們沒那種能力。現在和未來我們都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吳儀提出中國還有兩
千三百萬人生活貧困的事實，支持自己的論點。她也提到鮑爾森的青海之行，表示很高興鮑親眼看見了當地的貧窮程度。
中國確實有好幾千萬人連溫飽都有問題，但整體國家絕對稱不上貧窮。吳說這些話的同時，她任職的政府累積了一兆三千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一座超乎想像、快速 增加的錢山，但青海省的窮人顯然分不到。到二零零八年底，這座錢山已經漲到一兆八千億美元。中國富有並不表示貧人也會受惠。
中國總是很快否認自己可能對別國構成威脅，另一方面卻隨時準備指控別國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根據中共中央委員會台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說 法，二零零七年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作法，「證明陳水扁是徹頭徹尾的陰謀家和破壞者，會毫不猶豫犧牲台海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然而中國卻一再威脅要攻 打台灣，並在台海周邊部署大軍並持續增兵。
中國也在二零零六年發表美國人權紀錄指控美國侵犯人權：「五角大廈調查小組監視了五千餘聖戰士的網站，每天鎖定二十五到一百個最偏激活躍的網站。」上面還 說，「二零零六年五月，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譴責美方在伊拉克拘禁約一萬四千名俘虜卻不起訴也不送審。」然而，中國不只投入大批資源監視激進分子的網站， 甚至監視人民在網路上的一舉一動，並封鎖許多網站，連他們用來批評美國的國際特赦組織也包括在內。
國營媒體在相關報導中說，「中國提出的資料也指責美國未能保障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並指出「少數民族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我們在本書其他地方提過，中國政府經常以極其橫蠻的方式侵害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是中國最貧困的一群人。
二零零七年中國人權研究會代表團訪美期間，代表團團長董雲虎說，「中國在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和保障公民政治權利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顯著進展。」他接著說， 「中國將人權保障的制度建設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擺到了顯著地位，先後制定了《監督法》和《物權法》等一系列重要法規，從法律制度上加強對公 權力的制約、監督和對公民政治權利的保障。」
童話故事大多以「很久很久以前....」起頭，但在中國卻以「中國把....擺到顯著的地位」起頭。這是中國編造謊言、假裝解決問題時慣用的辭令。
儘管把保障人權「擺到了顯著地位」，二零零七年卻有報導證實北京政府狠狠剝奪了個人的自由。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共掌控的天主教會〉五十週年致詞時說，愛國會「培養人才卓有成效.....維 護天主教徒的合法權益」，一句話就點出當局界定的『信仰自由』。他鼓勵天主教愛國會「凝聚廣大的宗教人士，進一步加強工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貢 獻更多。」顯然唯有當人民的「權益」跟黨的目標一致時，才能獲得重視。人民的信仰自由和黨的政治目標結合，會生出什麼樣的後代？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一項調查，證實了黨的謊言效力有多大。這份調查訪問了七千多户家庭，發現「74.9%的中國城鄉居民認為中國社會『十分和諧』或『相當和諧』，約75.8%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相當穩定』或『非常穩定』。」可是目前，中國每年都有八萬多宗抗議不公的暴動或遊行。
這份調查也發現，「約八3.4%的受訪者『相當同意』或『非常同意』中國目前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暫時的.....約91.6%『相當同意』或『非常同意』黨和政府有能力將國家治理好。」中共知道你住在哪裡、說了什麼，只要看中國的任何一份民意調查就知道！
二零零七年，媒體報導黨中央有份報告「展現了....為 建立一個持久的內部民主機制所作的努力」，並指出二零零三到零六年間，有一萬五千名黨員「經由公開選舉晉升到領導位置。然而，仔細檢驗就露出馬腳。媒體 說，「〈一萬五千人中〉三百九十多人是縣幹部，約三千八百人是鄉領導幹部。」這表示這些『領導位置』多半是鄉級以下幹部，因此沒什麼影響力。
「專家指出，在黨內發展民主是政治改造和在中國建立政治文明的重要步驟，」媒體如是說。典型的中國式說明，聽起來不無道理，畢竟發展民主當然是好事，但裡頭完全沒提民主要怎麼創造，或是怎麼交到人民手中！
二零零七年夏天，一連串真真假假的劣質食品弊案相繼爆發，政府發表了許多呼籲和聲明。政府部門，例如黨的宣傳部門，即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提 出聲明，「提醒國家媒體和管理地方媒體的省宣傳部要「復興新聞倫理」並「維持中國媒體的形象和可信可靠」。」這份聲明上說，「誠實是新聞工作的命脈，不實 報導是它最大的敵人。」「誠實」貴為「新聞工作的命脈」，但在中
國化為實際行動時，真的真實可靠嗎？其實是暗諭媒體「小心點說話」的意思。
二零零六年六月，中國媒體公佈西藏經濟改善的大好消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記者會宣佈，二零零六年中國的西藏自治區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一萬零三百九十六元......首度超過一萬元。」還有：「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說，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來，在中央委員會的關懷、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還有西藏各民族不懈的努力下，經濟和社會都大範圍進步，如今已經走進新的發展階段，正大步往前邁進，建立安樂富裕的社會。」
西藏的漢人移民霸佔了土地，賺進大把鈔票，但一般西藏人卻沒那麼好過。藏人多半只能從事農業，農民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是二千四百三十五元，不到媒體公佈的 「確實」數據的四分之一。儘管如此，藏人也無可奈何。副總理回良玉說，「少數民族不能跟漢族分割，漢族也不能跟少數民族分割。」提醒中國所有受壓迫的非漢 族居民，他們永遠不可能自由。
中共不只把神話和謊言文化套用到他們的屬地，例如西藏、內蒙古和新疆這些「自治」區，連他們想殖民的地區也不放過，例如被他們納入中國領海的廣大海域。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媒體報導中日雙方就東海主權爭議進行「有建設性」的協商。爭議範圍就位在中日外海中間，蘊含豐富油田。日本提議劃一條中間線，雙方各得約一半海域。但中國劃的線卻大幅超越日本提議的中間線，把全部油田歸中國，日本什麼也得不到。
中方代表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胡正躍。他說這些協商是個「新開始」，中國已經準備好要跟日本一同促進協商。同一天的另一篇報導中，中國日本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馮昭奎說，「我們可以說，著重在能源發展上互相合作一直是中國發展雙邊關係的一大重點。」
隔天中國媒體又刊出一篇報導，這次引用了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的話。姜說，「中國希望推動協商過程並早日達成共同發展計劃，也要重申中國反對日本提議的分界 線，」並強調「中國從來沒有、未來也不會接受中間線，也不可能接受中間線作為協商共同發展的基礎。」姜瑜的這番話表明了中國無意放棄自己中國貪婪強取的慾 望，硬是要把油田利用到極致，不願跟別國分享。
表面上講和，實際上根本不打算讓步，在當代中國的生活各層面都可看見。官員「道歉」也是其中一個列子。
山西省的省長于幼軍為煤礦的高死亡率〈在該省簡直成了生活常態〉，發表幾乎史無前例的公開道歉。媒體說，「政治領導人物出面道歉，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大進 步。」于省長的道歉看起來的確很誠懇，尤其是據報山西省已經讓二零零零年每百萬噸煤礦造成一百八十五人死亡，降低到二零零五年每百萬噸煤礦造成八十五死 亡。其他官員看于省長公開道歉也紛紛跟進。
媒體指出，「于道歉後幾個月，一名副總理、一名教育部長、環保部門首長，〈還有〉三亞市副市長陸續坦承自己的疏失，保證會改進」，看來「有些官員似乎想得到大眾的諒解，藉此避免更大的麻煩。他們好像覺得只要夠嚴肅，道歉夠真誠，也許原本該受罰的事就會得到原諒。甚至.....有人說他們根本是假哭。」
然而，政府似乎真信了那些眼淚。二零零七年五月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也就是政府的肅貪反腐單位，宣告「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的官員在六月底 前主動認罪可從寬處理。」隔月就有一千七百九十人認罪，牽扯的弊案達七千七百八十九萬宗。中紀委發言人干以勝沒有詳細說明這些官員會受什麼懲罰，倒是說 「依中紀委規定，三十天內自動認罪的人，政府會從寬處理。」顯然連道歉都免了，還有一點像教堂的罪人向神父告解的模樣。
從其他報導也可看出當局對違法官員多麼縱容〈也許是無意的〉。警察登上一艘在廣東省沿岸漂流的船，發現船上載滿五千餘珍禽異獸，都是要成為桌上佳餚的食材。 船員顯然棄船而逃，由於船沒登記，警方也很難追緝到走私者。媒體說，「當地最猖獗的非法國際交易中，以規模來看，動物走私僅次於毒品走私。」
廣東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的資訊中心主任李滔〈音譯〉說，「幾乎所有廣東高級官員都拒吃野生動物，這是一個良好的示範。」「幾乎所有」表示不是全部，而且沒說不守承諾的官員要受什麼懲罰。
中國政府擅長操作詞義模糊事實，發表動聽的聲明，例如「地方政府星期五召開緊急會，指示教育單位加強對所有學生的心理輔導，避免校園發生心理問題引發的意外 事故。」之所以發此聲明，是因為有五名小五生試圖自殺。王娟〈化名〉拒絕班上某男生的追求，引起班上閒言閒語，王覺得「不自在」，並以一種不成熟、衝動且 相當情緒化的方式反應出來。她決定自殺「以維護自己的名譽」，她的四個知心朋友決定陪她。五人喝了紅酒和啤酒之後投水自殺，王娟和另一個女生相繼死亡。中 國根本沒有這麼多心理學家能處理這個問題。事實上，對兩個女孩唯一的追念，就是說得動聽卻空洞無比的政府聲明。
必要的時候，中國政府也會「好萊塢化」。甘肅省的官員就採取這種作法：在一條主要道路上搭起兩公里長的圍牆。為了什麼？媒體說是為了「不讓駕駛人和行人」看見破敗的住屋。村民張萍說，「建牆就圖個好看唄，從馬路上經過的人就看不到我們的破房子了。」她說她「沒錢整修屋子或建新屋，地方政府才會搭水泥牆遮住這片破敗景象。」但這道牆使村民的生活更苦。圍牆搭好後，村民張天智不得不收掉在路邊開的小店。該縣副縣長說，「建牆是為了美化村子」。中國解決貧窮的方式 是「不讓人看見窮人，而不是去幫助窮人」！
中國擁護的神話也從追求歷史光輝的過程中獲得能量。中國考古學家在某處挖到一個頭骨，頭骨上有個顯然是人為鑿出的平滑小孔。查驗後確定此頭骨有五千年歷史。媒體說，「經過多年研究調查，專家學者推測這個孔洞應是開顱手術鑿出的。」「患者動了開顱手術後不會立即死亡，至少能再多活兩年。這表示當時中國的神經外 科技術已經相當進步。」然而專家學者並沒有提供病患心理狀況的醫學報告，也沒有告訴我們醫生為什麼會在他腦袋上開洞。
中國頂尖建築師艾末末，也許一語道破了中國對過去-----和現在-----的態度。艾是北京「鳥巢」奧運體育館的設計師之一，他覺得奧運是種「虛偽的笑容」。「人們怎麼能去這樣慶祝一個忽視歷史的國家並以它為榮？」他問。「你是否有徹底自我反省的自信，而不是在臉上露出這樣的假笑.....就是這種假笑讓人覺得噁心，」他向路透社表示。
艾親身經歷過中國可恥但往往隱藏起來的過去，因為他父親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詩人之一艾青，後來被打為「國家的敵人和右派」並送去勞改。他說：「我和父親在一 個農場生活了五年，而他要做的就是打掃廁所。」他還說今日的中國在隱藏無止盡的錯誤：「有太多東西了，整個政治體制、民權狀況、腐敗、污染、教育，不勝枚舉。」艾在中國發表了這些看法，非常勇敢。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廣西省警方逮捕涉嫌收賄的法官黎朝陽。黎卻在四月二日突然死亡。據黎的親屬表示，「他身上有傷痕，嘴唇有傷口，門牙缺了一顆。」然而官方調查卻是「發現黎精神不穩定，常大喊大叫，放風後拒絕回到監舍.....調查人員說他多次試圖逃跑，看守所人員只好給他戴上鐐銬。」「三月二十八日，黎又逃跑卻滑倒在地，臉撞上一塊角鋼，上嘴唇嚴重割裂，門牙掉了一顆。值班人員將他送醫治療，將六公分的傷口縫合。」
調查的結論呢？黎的死因是『青壯年猝死綜合症』。桂林醫學院的法醫人員表示，這「可能是精神不穩定、睡眠和飲食習慣不正常引起的。」『青壯年猝死綜合症』。捏造最新的神話和謊話，在中國是種高超技術。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傈族九成以上都生活貧困。少數民族的貧窮率節節升高，二零零四到零五年增加1.8%。佔總人口一成的最窮人口，二零零一到零三年間的收入不增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