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亂象在大陸只是亂象的鳳毛鱗角而已。
在中國，大家都對日常規則視而不見。腳踏車和輕機車騎上人行道。行人隨便穿越馬路，連在公路上也一樣。地鐵乘客不等車上的人先下車就擠進車廂。好好的隊伍變成你推我擠一片混亂，因為越來越多人直接插隊。顧客跟商家說好不拿收據，表示雙方都免繳稅。街角有人發放廣告單，提供從小耳朵和假文憑應有盡有的非法商 品。
漠視規定的情況太普遍，根本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警察或相關單位也接受甚至容許，而且很少直接挑戰這種現象。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這個國家比你想像的還要自由得多。當然不是全部中國人都不守規矩，但周圍都是誘惑，難免會把持不住。
筆者在中國期間從沒看過交警攔過車，也沒看過公路巡警攔下闖紅燈的車開罰單。我們在中國待了近二十年，起碼看過一次吧，但真的沒有。一次也沒有。我們倒是 常看見警車停在十字路口附近，而警員就坐在車裡聊天或抽菸，好多車就在他們面前闖紅燈。夏天時，他們的藉口是『車上冷氣太強，車窗都起霧，看不清楚車輛違規』。
我們也滿常看見中國警察騷擾路邊攤，這些小販通常是中國最窮的一群人，只是想賺錢糊口。感覺上你跟你居住的城市關係越遠，就越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也 會更加嚴格執法。鄉下人可要當心！難道現今在中國，錢越多，就越可以不把法規放在眼裡嗎？是，這樣沒錯！鄉下人享有的權益較少，如果違抗警察就有被趕出城 市的危險，但城市居民就沒有這層顧慮，不管有沒有誠實納稅都一樣。
可想而知，人民不尊重法規，當然也就不會尊重執法人員。在中國只要發生道路衝突，小至行人發生口角，大到兩部車擦撞，一定都會引來熱心的群眾圍觀，警察通 常會出面調解。警察忙著調解時，圍觀人群就會大喊大叫甚至咒罵警察，甚至伸手去戳警察的襯衫。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光是對執法人員大小聲都可能被捕。在中國，值勤時遭人侮辱似乎是工作內容之一。據二零零七年的媒體輔導，「〈二零零六年〉因公殉職的警員平均年齡比二零零五年低。據公安部調查，去年的平均年齡 約四十歲，比前年少四歲。」
在中國，大家漠視的是小規則，而且社會普遍覺得無所謂。比方違反地方規定亂吊衣服，搭大眾交通工具投假幣，在許可時間以後繼續施工。再加上中國缺少可轉換金融工具，如果善加利用這點，誰會知道你手中有多少現金？絕對不是稅務員。
漠視規則也是一種生活規則。漠視規則不算什麼，尤其當社會大眾都這麼認為時。但違反規則可就不一樣了，違反規則需要勇氣。在今日中國，站起來說「停！這是錯的，我抗議！」需要莫大的勇氣。而且很危險。缺少有勇氣站起來說「我抗議」的人民，是中國跟偉大無緣的最重要原因。有勇氣站起來的少數人則會面臨想像不 到的危險。
想想蔣彥永醫生的例子。他就是二零零三年揭露中國政府隱瞞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疫情的醫生。他的勇敢迫使中共坦承事實：疫情已經失控，造成 多人死亡。當時，蔣醫生成為舉國推崇的英雄。後來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政府承認一九八九年出兵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抗議群眾是個錯誤，當時他也是照顧大屠 殺受害者的醫護人員之一。為此他遭公安拘禁了好幾個月，獲釋後持續被監視，並禁止對媒體發言。
二零零七年蔣醫生榮獲紐約科學院的裴杰斯科學家人權獎，但他服務的政府單位不准他辦旅遊簽證、赴美領獎，儘管北京當局一句話都沒說。
另一個挺身而出的是吳立紅。他揭發工廠把污染物倒進太湖因而遭到迫害。跟蔣醫師的情況類似，一開始媒體把吳捧上天，家鄉江蘇省的環保單位也封他為二零零五 年中國十大環保鬥士。但當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繼續揭發不公時，馬上引起當局很不一樣的反應。二零零七年四月，他被捕並被控勒索持續污染湖泊的公司。據媒體 報導，「檢察官說吳在日記中詳細紀錄了勒索目標的名單，還有他打算從污染環境的公司或企業敲詐的數字。」
開庭當日，他就被判刑三年及繳回據說他敲詐得來的五萬五千元，另外還得支付三千元罰款。中國媒體自然沒報導他太太和朋友都認為這些指控不實，是「那些想封 他嘴的地方官誣賴他」。他們也沒報導吳說他在看守所遭毒打，還有他原本打算赴北京把詳細調查結果呈給中央，沒想到就在這個節骨眼被捕。
二零零八年，維權人士黃琦被捕。罪名？幫助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中痛失子女的父母，揭露倒塌的校舍偷工減料。他甚至在被捕後三個月才見到自己的律 師。在網路上公布倒塌校舍照片的老師劉紹坤，同樣被捕並送往勞改營一年。這些舉發者往往還沒跨越從地方政府到北京當局這段官僚上的距離，就會碰上離奇的不 幸。
吳立紅的妻子許潔華在丈夫入獄後持續為環保努力。她控告國家環保總局將老家宜興市命名為「全國環保模範城市」不符事實。她對路透社表示，「這裡的污染嚴 重，居民常抱怨。我們認為這城市沒有資格當環保模範城市。」法院拒不受理，但她對路透社說除非環保總局收回此稱號，不然她不會放棄。
向國際發聲，中國也不允許。一場旨在幫助中國愛滋患者爭取法律權利〈普遍不受重視〉的愛滋病會議遭到停辦，這場原訂於二零零七年中舉辦的國際會議，本來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專家。
在杭州某藥廠工作十七年的女員工周歡喜也發現了不法事件。她向當局舉發任職公司在孕婦用藥中摻入假的或末經許可的成份。《洛杉磯時報》報導，周表示地方單位不但不採取行動，還反過來指控她。後來她被判刑三年。
《洛杉磯時報》也報導了中國盛行的賄賂文化，並指出收賄者有時會受罰，但行賄者卻很少有事。報上說，「收受超過六百六十五美元的賄款就可能惹上官司，行賄者卻要送出一千三百美元以上才會被起訴。」
山東省一千餘農民也因舉發不法而受到騷擾。從一九九三年起當地政府就逼農民放棄土地，意圖霸佔土地成立開發區，農民因此失去了謀生工具。一九九七年當局接 收農民的土地，二零零三年強迫村民遷村。村民抗議政府強行將人驅逐，結果被捕。然而據媒體報導，到二零零七年為止該地還有逾十三公頃被強佔的土地末利用。 村民說政府寧願空著土地，也不讓他們重回當地耕作。
大城市的居民碰到不法官員同樣莫可奈何。上海在陳良宇市長的帶領下，投入數十億元提高上海的知名度，但人民卻很少受惠。《紐約時報》報導，「近年來高層貪腐傳得沸沸揚揚，陳在市政府開會都得部署大批保安，陣容可比外國領袖來訪，因為示威人群不斷出現。」但人民再怎麼勇敢抗議都沒有實質效果。陳在二零零七年下台，不是因為民怨沸騰，而是領導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
儘管政府經常漠視甚至迫害舉發者，北京卻在二零零七年鼓勵公職人員告發濫用經費建造豪華政府大樓的上司－－這在中國很常見。政府會出此對策，是因為 爆發了河南省濮陽縣貪瀆案之類的醜聞。媒體報導，「濮陽雖是中國最貧窮的縣之一，濮陽縣政府卻花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興建辦公樓.....調查發現該縣勞動及社會保障局挪用某化肥廠託管的資遣員工退休金和生活補貼金共七百七十萬元，用於建設辦工樓和培訓中心。」六月初，二十名官員因超標準修建辦公樓而受處 分。由於舉發上司日後恐遭報復和悽慘下場，官員當然不太可能願意出面舉發日後可能晉升黨幹部的瀆職官員。
網路「通緝令」在中國日漸盛行，也許就是因為公開揭發不公平事可能惹禍上身。這種社會現象始於二零零六年初，當時網路上出現一條虐待動物的影片，片中的女 人穿著高跟鞋踩踏小貓。憤怒的網友發起追查此女的行動，不到幾天就找到人。網友把該女的姓名、住址、身分證甚至車牌號碼都公佈在網路上。後片中的她本人和 拍片者都被停職。
這次「成功」出擊之後，網路伸張正義行動激增，很多人利用網路追捕擾亂社會秩序的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教授劉莘認為，「網路通緝令有助於提升社會規範」。但那些發出「通緝令」的人果真是網路英雄，還是不敢露臉的膽小鬼？目前為止從來沒有網友要求追捕天安門大屠殺的凶手。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徐翔就認為，「大多時候這種網路通緝令是一種私人恩怨引起的網路暴力或折磨，跟提升社會規範無關。」
「網路通緝令」其實呈現了中國社會對「規定」的態度，並建立在「人多就安全」這個原則上。有數千或數百人同仇敵愾，就沒有任何一個人必須站出來。同理，說到漠視規則，社會大眾以「大家都這麼做」為藉口漠視規則，同樣指向「人多就安全」這種心態《註:人群共犯心理》。
漠視小規則只能讓有如壓力鍋的國家排出鍋內多餘的蒸氣，法治在這種國家中毫無力量。要是一個社會乖乖接受領導者要他們接受的這種狀況，就不可能進步。唯有藉由探究、面對，甚至打破規則，一個社會才可能改變和進步。甚至變得偉大。
中國把外國人的理論，主要是列寧和馬克思理論，當成自己的政治動力。這些外國『英雄』成了楷模甚至偶像。但中國本身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偶像，只有像毛和鄧這樣的追隨者。
中國的異議份子也有類似的問題。他們沒有可當成指標的抗爭傳統，至少沒有中國本土的傳統。他們的偶像和楷模也是外國人，比方華勒沙、索忍尼辛、哈維爾。還 有美國偉大的自由夢想家，金恩博士。勇敢的中國異議人士是中國的稀有動物，而且幾乎全遭中國社會忽略或滅絕。中國沒有遊行隊伍要求政府釋放良心犯。怎麼可 能？政府不讓人民知道這些犯人的存在，知道的人大多也不想說出來，大概是怕遭到類似的命運。
想想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十九世紀初他為了廢除奴隸制度作了那麼多事。想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二十世紀初她積極爭取婦女投票權。想想卡森〈Rachel Carson〉，她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掀起了全球環保運動。這些人都不只是漠視規則，而是打破規則，使國家能夠在生機盎然及正面發展下，越來 越自由。
中國並不是缺少這種人，問題是這些人不肯把頭露出圍牆。現今的中國文化和社會都把順從和一致擺在第一位。大家一致漠視規則，也一致拒絕打破規則。當中國人感到恐慌，恐慌自己看到的國家毫無改變，政治自由也毫無長進時，那股電流才會攀過圍牆，衝向最前線。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二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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