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張無神論，自以為自己可規範自己，終致全國人道德淪喪，貪腐盛行，共產主義要多爛便有幾爛。
二零零七年的另一篇報導引用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鄧福村的話，「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有利的條件和健全的環境，讓五大宗教能夠和諧共存。」五大宗教指的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媒體報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丁文方表示，伊斯蘭教「提倡兩個世界〈現世和來世〉的幸福和樂，也就表示不同社會和民族之間和諧共處。」中國道教協會副會 長黃信陽說，道教徒一直相信「要活在愛與善當中，還有萬物皆平等。」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求的和諧社會目標也是宗教人士的目標。」
根據官方的說法，當今中國信仰自由，各宗教「和諧共處」。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個無神論政黨，卻極力表現出尊重並鼓勵信仰自由的一面。
一九八二年通過的中國憲法三十六條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人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也不得歧視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接著是，「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可是「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保護」基督教會的工作，由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監督，兩者都是「政府控制」的組織。中國基督教協會表示，「重建神學的主要工作是闡釋基督教的 基本信仰和道德標準，以跟中國的國情和文化結合。目的是要在中國土地上以更有效的方式傳教，幫助信徒健康地追求信仰，幫助教會適應社會。」，由此可見，在 黨的眼中，基督教必須「重建」以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特色的基督教，成了一種包山包海的黨意識型態。
「三自愛國運動」的三自指的是自治、自養、自傳，建立在十九世紀末，旨在引領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教條上，而且得跟共產黨攜手合作。所有基督教團體都要向這兩個組 織登記，其代表直接管控基督教團體的活動。天主教會則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監督。愛國會也是政府機構，監控中國各天主教會任用的主教，並強迫教會接受避孕和 墮胎等國家政策，這些政策因違反梵蒂岡教令，成為每任教皇頭痛問題。
由此可見中國確實有「信仰自由」，只是受到黨嚴厲且徹底地監控。中國的基督徒只能在國家認可的教堂聚會，活動、人數和出席狀況都受監視。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二零零七年表示，「中國政府持續有計劃且肆無忌憚違反宗教或信仰自由。過去一年，中國的宗教團體快速增加，官方核准的宗教活動在很多 地方也漸漸增加。」可是，「中國所有宗教團體都受到限制、監視和掌控，而且對沒加入政府核准的七大宗教組織下的宗教團體來說，宗教自由反而惡化了，政府視 這些人為「狂熱信徒」，這些人多半是少數民族。最常成為箭靶的有維吾爾的伊斯蘭教徒、西藏的佛教徒、『地下』羅馬天主教士、「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就是不 受政府直接掌控的教會〉，還有各種宗教組織，例如法輪功。」
而且，「不斷傳出知名宗教領袖和非宗教人士因為宗教或信仰的緣故被監禁、刑求、『失蹤』、入獄，或遭受其他虐待的消息。政府提出法律改革，承認要加强維 護宗教自由，但實際上並未終止濫權行為，甚至還把法律當成逮捕和設限的藉口。」例如，二零零七年七月，中國監禁了兩名在政府核准的基督教會以外活動的牧 師。張革命和孫慶文牧師在發放聖經時被捕，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兩人經司法外的程序定罪，也就是說，他們末經正式審判就被判一年勞教。
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實施公開審判制度，只有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或未成年案件可依法不公開審判。」顯然張與孫的案子並未依法辦理。中國憲法實際上並 無「法治」這種概念作為後盾。無獨有偶，二零零八年九月張忠心牧師也面臨類似處境，他被處兩年勞教後上訴，當局卻關起門來討論這宗上訴案。他的「罪名」是 訓練傳教士和傳播基督教。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不讓他見律師或家人。
二零零六年，中共逮捕了兩名未登記的天主教教堂的領袖，控告他們「冒充他人身分非法出境」。根據位於香港的中國人權和民主資訊中心的消息，中國極少發給地下 教會成員簽證，為的是要阻止他們跟海外神職人員接觸。其中一名神父邵祝敏一九九九年因違法印製聖經被判刑六年，二零零三年提前獲釋。
同年，中國處死了某地下教會的領袖徐雙富和他的十一名助手。徐是名為「三班僕人」的非法地下教會的創辦人，此會一度稱信徒已達一百萬人。法院以謀殺罪名判他 死刑，但教會成員說法庭完全根據刑求其他教會成員而得的口供定罪。徐的律師李和平說，法院沒拿出具體證據。根據中國的法律，光是口供不足以將嫌犯定罪。但 看來這次當局又一次漠視法律。
同樣在二零零六年警察逮捕記者昝愛宗，因為他在網路上揭露當局拆毀某教堂、鎮壓基督徒的事件。拆毀行動展開時，當地有三千名基督徒前去抗議。昝被控「散播有害杜會的謠言」並遭行政拘留一週。被釋後他也丟了記者站站長的職位，他說他日後要在報業找到工作很難。
中國憲法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或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憲法上的條文常常末落實到真實生活中。
一九九六年，當局拆了河北省東閭村的某教會，因為這所未登記的天主教堂有數千名信徒都相信自己在那裡看見聖母瑪利亞顯靈。執法人員逮捕了這間地下教堂的主教 蘇志民。他被釋後銷聲匿跡了一年半，一九九七年十月又被捕，之後就毫無音訊，下落不明。據人權觀察組織說，中共當局也夷平了蘇主教之前的范學淹主教墓，以 免天主教信徒前來致敬。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約瑟夫．龔〈Joseph Kung〉 在一場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我們非常需要知道蘇主教是死是活。我有聽說主教還活著，但全身病痛、健康堪憂。」龔是龔品梅樞機主教基金會的負責人。龔品梅 也是宗教領袖，一九六零年因拒絕加入政府掌管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而被判無期徒刑，一九八五年才獲釋，之後繼續遭軟禁到一九八七年。後來他逃到美國住了下 來，直到一九九零年逝世。
龔於二零零四年曾在另一場國會聽證會上說，「蘇主教.....至少被捕了五次，入獄至今約二十八年，在獄中遭毒打，聽覺嚴重受損。他一九九四年一月跟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見面，史密斯走後，他馬上被捕並拘禁九天。」龔還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有人無意間看見蘇主教被送進保定的某家醫院，這是第一次有人看見他。中國政府發現被人看見就馬上神不知鬼不覺把人帶走。」
龔品梅樞機主教基金會表示，「目前地下羅馬天主教會大約有四十五個主教，每一個人不是入獄、遭軟禁、受到嚴密監視，不然就得隱藏形跡。」
此外，根據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執行委員會二零零五年的年度報告，「中國政府雖然明確想跟羅馬才願意展開協商。」
該委員會的二零零六年度報告指出，「過去一年中國政府打壓未登記天主教會的次數增加。根據非政府組織的調查，去年政府在十三宗行動中扣押河北和浙江省共三十 八名地下神職人員，前一年在五宗行動中扣押了十一名神職人員。政府鎖定大型地下天主教會的主教，給予最嚴厲的懲罰。河北省正定教區地下教會的賈治國主教去 年幾乎都在牢裡度過，他從二零零四年起至少被拘押了八次。」
這份報告還說，「中國嚴重打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伊斯蘭教活動，尤其是維吾爾人的活動：政府對該地的宗教打壓其實包含在更大規模的政策底下，目的在削弱維族 人的民族認同，加強政府對該區的控制。當局持續監禁和平表達異議和參與其他非暴力活動的維族人。作家努爾莫哈提．亞辛和史學家拖乎提．吐尼雅孜，分別因為 一篇短篇故事和研究維吾爾史而入獄。」二零零七年的年度報告指出，「中共對宗教人士和信徒的騷擾、打壓和迫害日漸增加。」甚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宗教打 壓.....伴隨著對該地更大規模的鎮壓，都是為了削弱維族人的民族認同。」
二零零八年，中國連宗教音樂也不放過。世界知名的古樂學會樂團預定十月在北京國際音樂節上表演韓德爾的《彌賽亞》。但演出之前，官員堅持只讓「受邀者」入場，導致大批觀眾無法進場。再者，羅馬管弦樂團本來要演奏莫札特的《安魂曲》，但主辦單位卻要樂團經理帕拉米德西〈Stefano Palamidessi〉把此曲從戶外演出曲目上刪除。這首曲子本來計劃在都江堰-----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重災區-----演出，希望能為受害者募款，但同樣遭到中共阻撓。
道教和佛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跟西方宗教的生命觀很不一樣，因此得到較大的包容。西方宗教崇拜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神，跟非民主國家常見的極權主義往往互相衝 突，反觀中國主要的宗教信仰，卻都符合「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壞社會秩序」的既定社會結構。雖然道教有很多派別，但都以「無為」為核心原則。道教雖然也傳 授道德觀念，如「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但中心思想還
是修身和自然無為。佛教跟道教一樣派別眾多，但中心思想也是「出世」。
不過中共特別注意的是，由特定領袖擁護的宗教信仰，例如達賴喇嘛。一九九五年，達賴喇嘛指定六歲西藏男童更登確吉尼瑪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即西藏第二高位的 宗教領袖。後來中共將他逮捕，並將其挑選的男童堅贊諾布拱上台，此後更登確吉尼瑪就下落不明。大多藏人不承認中共強迫他們接受的人選。中共表面上說的宗教 「自由」背後，一直有個不變的主題，那就是信仰要仔細消毒、合乎他們的規格，清空其中的革命狂熱之後，才能灌輸給信徒。
另一個常在西方媒體曝光的中國宗教是法輪功，中共至今仍將它歸為非法組織。半結社、半信教、半練功的法輪功信徒利用國際認同的宗教抗議方法-----和平示威，引來當局的注意也惹禍上身。
一九九九年大批信徒聚在中南海，即中共最高領導人在北京的住所，抗議受到的不公平對待。這麼多人挺身抗議政治打壓，令中共高層大為緊張。幾週內，中共就毫不 留情取締這場運動。國際特赦組織不久即報導，「數萬名法輪功成員遭警方蠻橫拘禁，有些短期進出監獄數次，被迫放棄信仰。很多據說在牢裡遭毒打和虐待，有些 被關進精神病院，而那些公開說出取締後成員受到迫害的人則遭到嚴厲鎮壓。」
二零零七年三月，國際特赦指出，「海外的法輪功組織估計鎮壓以來已有兩千多名法輪功成員在拘禁期間死亡。最近據傳，很多拘禁期間死亡的法輪功成員器官「被摘」，用在器官移植手術上。特赦組織正在調查這些傳聞，但目前尚未證實（註：如今已證實，聯合國已開始立案聲討中－2015）。」
同年六月，中國回應美國對一連串鎮壓行動的關切時說，「取締反社會教派法輪功完全合法，這是民意的展現，政府採取行動維護公民權利。」中國又進一步指控美國 「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實」，並要求美國不要藉由宗教議題干涉「中國內政」〈不過十天前，中國才支持巴基斯坦政府鎮壓一間支持塔利班的清真寺，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秦剛說，「身為巴基斯坦的好鄰居，中國支持巴國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作法。」〉
相對來說，儒家思想較受中國政府肯定，也可算是中國主要的信仰系統之一。雖然它不像道教和佛教是種宗教信仰，卻是形塑中國人倫理觀的主要元素。儒家思想強調 「仁」的概念，卻把「仁」放在相當嚴謹的社會結構中。儒家思想強調，每個人在秩序井然的社會中都該知道自己的位置、本份。過去，「新中國」無情鎮壓儒家、 道教和佛教思想。但現今中共又開始擁護儒家思想，利用孔子推動「和諧」的目標－－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孔子。在中共的包裝下，孔子一開始就是個共產主義者，紅色的耶穌。
佛教也日漸普及。中國媒體說現今中國有一億名佛教徒。隨便走進一家佛寺就會看到眾多信徒對著佛像鞠躬，老少都有，幾年前這根本難以想像。大多人是來祈求好 運、成功、健康或好姻緣。佛寺都有甕、雕像、噴泉等物，可讓信眾丟錢許願。如果銅板有碰到雕像之類的，就表示丟錢的人會財運亨通。
中國的傳統信仰以「我」為中心，無論是古老的道教和佛教那種超脫的自我，還是祈求神賜與名利的純功利的自我。但自我並不等於個人主義。
中國明顯缺少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共有的行善扶弱倫理觀。古今中國人都相信擁有財富就表示上天保佑。連鄧小平都說「致富光榮」。財富不是上天要人拿來幫助窮人 的，而是上天給人的獎勵。有錢人就是好人，往往就能免受指責，這點從一些罔顧大眾福利、自然環境甚至基本良知的中國淘金客身上就可看見。「光榮」在中國跟 高尚無關。
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受崇敬的作家魯迅曾說，「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 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會中，不獨老者難於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於生活。」魯迅還說，「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 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和民眾毫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另一位二十世紀的知名作家林語堂，把中國人的消極避世說成「政治體制的致命弱點」。他在一九三五年寫下，「中國人消極避世的習慣有如英國人出門帶雨傘，因為 政治氣候對那些試圖單獨做點冒險事業的人來說，總是不太正常。換句話說，消極避世在中國有明顯的『活命價值』。」接著他寫，「中國青年與外國青年一樣，都 有公眾精神。中國的那些熱血青年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青年一樣都對『參與公共事業』表示出極大的熱忱。但是大約在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起來了， 獲得了消極避世的品德，從而大大有助於他們的老成溫厚等文化習性的養成。」
林語堂說消極避世是由於個人的權利缺乏保障，「一個人可以有參與精神，那是在個人權利有保障的條件下，他只要不犯毀謗罪就行了。然而沒有這種保障的時候，我們自我保護的本能告訴我們，消極避世是我們個人自由的最好的憲法保證。」
雖然魯迅和林語堂都是上個世紀的人，卻一針見血預見了中國現今的樣貌。要是知道自己準確道出數十年後中國人的處境，他們會開心嗎？還是會對今日中國人對政府、對國家和馬克思思想普遍缺乏信心的事實，感到沉痛？
宗教是種慰藉。中國有很多生命缺少慰藉，心靈的空虛只會使更多宗教湧入。中共至今尚未想到這一波可能的災難，不過共產主義絕不會是給人慰藉的宗教之一。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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