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教齊滅
傳統文化既然以儒、釋、道思想為根,中共破壞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們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宗教。
三教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都遭到過破壞。以佛教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大的法難,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興道教而滅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滅,但卻尊崇儒教;周世宗滅佛其實僅僅是為了用佛像鑄錢,對於儒教和道教都未觸及。
唯有中共,三教齊滅。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大紀元配圖)
(二)特殊的滅法方式
(大紀元配圖)
釋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經》中預言他涅槃之後,將有魔王轉生成和尚、尼姑與男女居士壞亂佛法。我們當然無從考證釋迦佛具體所指,然而中共對佛教的破壞確實是從「統戰」一些出家人開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黨員,直接打入宗教內部進行破壞。文革的一次批判會上,就有人質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樸初,「你是共產黨員,為甚麼信佛教?」
釋迦佛通過「戒定慧」而修成無上正等正覺,因此在涅槃前,他諄諄教誨弟子要「護持禁戒。勿得虧犯。」並警告說「破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憎厭。惡聲流布。……死即隨業受地獄苦。經歷劫數。然後得出。復受餓鬼畜生之身。如是轉轉無解脫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風。1952年,大陸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時,中共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規戒律應該廢除,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張「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也都應當自由,誰也不能管。」當時與會的虛雲法師看到佛教將因此面臨消亡的危險而挺身抗辯,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飾。正是這位虛雲法師曾被誣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內,絕其飲食,大小便均不許外出,還被勒令交出黃金、白銀和槍械。虛雲在回答「無有」後,慘遭毒打,頭破血流,肋骨折斷。當時虛雲已經112歲了。軍警將他從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來,看見虛雲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與1957年成立的中國道教協會,在其發起書中都明確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際上就是在「無神論」的共產黨領導之下。同時兩教都表示要積極參加生產建設,貫徹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為了一個世俗化的組織。而那些精進持戒的出家人卻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會道門的帽子,在「純淨佛道教隊伍」的革命口號下被監禁、勞改、乃至處死。即使如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無法倖免,根據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書的不完全統計,大陸神職人員被冠上『地主』、『惡霸』罪名而殺害的,竟達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三萬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殺害的,達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兩萬四千八百人。
宗教無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門,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國」。釋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為尋求清淨寂滅的解脫放棄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穌成道前,撒旦帶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並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卻不受誘惑。然而被中共統戰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師卻編出了「人間佛教」、「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謊話,和「此岸與彼岸並不矛盾」的說詞。鼓勵出家人追求現世的幸福與榮華富貴,改變宗教的教義和內涵。
佛教戒殺,中共「鎮反」時殺人如麻,政治和尚於是編造出「殺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說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間,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線殺人。
再以基督教為例,吳耀宗在1950年搞了個「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教會,號稱要脫離和「帝國主義」的聯繫,並積極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個好朋友因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關進監獄二十多年,受盡毒打欺凌。這位朋友問吳耀宗,「你怎麼看待耶穌所行的神跡呢?」吳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揚棄了。」
不承認耶穌的神跡,就是不承認耶穌的天國。連耶穌的天國都不承認,還能算做基督徒嗎?但是吳耀宗卻作為三自教會的創始人成了政協常委。當他步入人民大會堂時,一定已經完全忘記了耶穌的話「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
中共沒收廟產、強迫僧尼學習馬克思主義來洗腦,更強迫僧尼參与勞動,乃至于以鼓勵僧尼結婚的方式來瓦解他們的佛教信仰。譬如1951年三八節前,湖南長沙婦聯會下令全省女尼必須在几天之內決定結婚!而年輕力壯的男僧人被強迫參軍,送到戰場上去當炮灰!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運動找根據。
(三)破壞文物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現代的中國人如果對歷史還稍有記憶的話,吟唱孟浩然的這首詩時恐怕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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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神層面的摧毀
中共除了要在物質層面毀滅宗教和文化之外,還盡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毀人們對於信仰和文化的認同。
舉例來說,中共認為回民風俗屬於「四舊」,於是強迫回民吃豬肉,並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規定每戶每年要上交兩頭。紅衛兵甚至強迫藏傳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吃大便,命令哈爾濱最大的近代寺廟極樂寺三位僧人舉著一張紙做的牌子,上面寫著「甚麼佛經盡放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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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
(五)破壞無遠弗屆
在中國古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只到達縣一級,縣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三武一宗滅佛,這種破壞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更不可能徹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還在民間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間。而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受到中共煽動後進行「破四舊」,卻是一種遍及全國的帶有「自發熱情」的草根運動,同時中共這種「村村都有黨支部」的嚴密社會控制體系,使得這種「革命」運動無遠弗屆,觸及到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
同時,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還像中共一樣用詆譭和謾罵的形式,從人心中根除人們認為最神聖和最美好的東西。意識形態上的消滅,有時候比單純的物質消滅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識份子
(大紀元配圖)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於是在1951年9月,中共從北大開始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並要求在此基礎上「開展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一向是討厭知識份子的,他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的,從1951年批「行乞辦學」的武訓,到1955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知識份子還並沒有被大規模的劃成另類。然而到1957年,幾大傳統宗教已經被「統戰」到俯首稱臣時,中共終於騰出手來對付知識份子了,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鬥爭」。
1957年2月底,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並誠懇地表示「言者無罪」。對於中共作為外行卻領導一切,以及鎮反和肅反中濫殺無辜早有不滿的知識份子們以為中共終於開明起來,於是開始說出心裏話,言辭也越來越激烈。
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在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才奮起反擊的,其實並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傳達,其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接著,那些對「大鳴大放」並不感興趣的各級黨官忽然變得極其熱心誠懇起來。章伯鈞的女兒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道: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親自撥電話邀請章伯鈞參加整風座談會,並將他安排在頭排大沙發上。章不知是計,提了很多意見。整個過程中,「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章伯鈞隨後就成了中國的頭號大右派。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簡單的日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後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發表的言論。
這些知識份子隨後當然都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全國有55萬之多。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份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七)偷樑換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觀和教堂,也在國內搞廟會,在海外搞文化節。這是中共對殘存的傳統文化的最後一次破壞與利用。這一方面因為中共無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黨文化」走向破產;另一方面,中共要借傳統文化裝潢門面,掩蓋中共「假惡鬥」的邪惡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內涵,末節是娛樂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娛樂功能來掩蓋破壞道德內涵的實質。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畫古玩展覽,舉辦多少舞龍舞獅的文化節、食品節,修建了多少畫棟飛簷的建築,都僅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時也利用這一點增加海內外對中共的文化認同,實質上還是以維護其統治為第一要務的。
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
(大紀元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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