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向不願跟國際組織分享衛生資訊，二零零三年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爆發就是明證。
他肯定地說，「我祖父那個時代都沒問題，我父親那時候也沒問題，我的雞鴨都很健康。」接著他又說，「如果有雞鴨生病，只要算便宜點，也有客人不介意，所以 很快就賣出去了，沒啥問題。」王賓大半輩子都跟他的雞鴨住在一起，有時也養雄雞或其他找得到的奇特禽類。他說什麼種類都有人買。
站著吃過午飯後，他把餐盒放在擠滿雞鴨的籠子上，準備睡個午覺。他把簡便床拖到籠子旁，市場的客人在他身邊來來去去。這時他太太繼續賣出客人自己挑的雞鴨。客人選好後她動作熟練地把鳥禽夾在胳臂下，然後把脖子往外拉，刀子一畫。接著她隨手把還在掙扎的鳥禽丟進大大的黑色塑膠桶，還可以聽見牠垂死前在油膩漆黑的桶子裡碰碰撞撞的聲音。
他們夫妻很幸運還有電和清涼的自來水可用。水是花園裡的水管接來的，水管不知道是哪接來的。不過頭上的市場屋頂抵擋不了風吹日曬，他們的生活還是很辛苦， 尤其是夏天。那股臭味嗆得很！但那些鳥禽走過的短短生命更悽慘。牠們全都擠在小到不行的籠子裡，一隻疊著一隻，最底下的張著一雙警醒的眼睛接收上面的排泄物。
王賓表示，「政府想要改變這種買賣方式，可是我的客人都想買現宰的雞鴨。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當翻譯員告訴他西方報紙報導可能爆發全球流感，而且要是 H5N1 變異為人可互相傳染的病毒，可能造成幾百萬人死亡時，他笑了一聲，「胡說！」
但這並不是胡說。最近一份研究估計，如果 H5N1 真的變異成人可互相傳染的病毒，將會奪走六千萬以上的人命，而且多半集中在開發中國家。
禽流感一直存在於自然界中，H5N1 就是禽流感的最新變異。它比之前的病毒類型更強大，而且跟中國關係密切。第一個禽流感病歷就出現在廣東省，再傳至香港，然後亞洲。現在蔓延到全世界。二零 零七年三月加州大學科學家指出，「H5N1 的各種亞型是從廣東省開始進行地區性和國際性的向外擴散。」
科學家認為禽流感擴散的原因是密集養殖豬和鳥禽，如果鳥禽、豬和人住得很近，人類就可能感染。發展中國家常見這種現象，中國東部的密集養殖區尤其是。目前 人類只有跟感染的鳥禽直接接觸才可能染病。但是科學家最擔心 H5N1 可能會變異為人類之間的傳染病。要是如此，估計可能會造成幾百甚至幾千萬人死亡。H5N1 可能持續在〈中國〉出現並蔓延，」加大科學家費奇〈Walter Fitch〉說，「如果能控制源頭，就能有效防治。」
但中國卻使「控制源頭」的工作難以進行。除了不著手改善鳥禽販的工作環境以外，中國也對國內的疫情絕對保密，並一如往常妨礙為掌控並防治傳染病所作的研究。例如，中國直到二零零六年八月才坦承，第一宗禽流感死亡病歷其實發生於二零零三年，而非之前說的二零零五年，原因是他們到了二零零四年才檢查死者的病毒採樣。檢查採樣通常只要幾天，大不了數週，但中國竟然要一年之後又過一年才公佈結果。而且是因為中國研究員在《新英格蘭期刊》上先揭露，中國政府才不得不公佈。
禽流感一旦爆發，家畜就會遭殃，農民的生活也會受害。根據二零零五年的報導，一九九零年代中共當局要求農民為家禽注射一種名為金剛烷胺的藥物，使之對殺傷 力較低的禽流感產生抗體，防止疫情蔓延。這種藥原是用於人類身上，國際家畜管理規則禁止此藥用於家禽。但中國漠視此規則，而且「這樣濫用可能導致禽流感病 毒產生抗金剛烷胺的毒株。無論如何，目前醫學和藥學專家都同意金剛烷胺已經無法預防人類感染全球大流行的禽流感。」
另一種替代藥物克流感較難製造，因此價格可能較高。此外，克流感的效力也較差。只因為中國漠視基本的衛生規定，導致全世界馬上得著手研究新藥。中國不承認 曾要農民使用該藥，辯稱這些指控「不符事實」。但中國人民解放軍農牧大學發行的手冊上，明明詳細列出為家禽注射金剛烷胺的方法，實在令人難以認同中國政府所謂的「事實」。
暫且不管金剛烷胺的問題，很多人懷疑養殖方式也是爆發流感的原因。舉例來說，青海湖是很密集的家禽養殖區，但農家都把動物糞便、羽毛和糞肥等廢料當成田裡的肥料或農場的魚飼料。世衛組職指出，禽流感病毒最多可在鳥禽糞便中存活三十五天。
世衛是帶頭調查禽流感的組織，但中國一再拒絕提供採樣。二零零七年四月，世衛表示中國已經將近一年未提供採樣，專家表示防疫研究的進度因此拖慢。中國的回應是，「我國政府一直跟國際團體密切合作，為避免禽流感擴散貢獻一己之力。」
事實上，中國一向不願跟國際組織分享衛生資訊，二零零三年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爆發就是明證。一開始傳出疫情，中國就封鎖消息，因為當時正在舉行一場重要的政治會議，只有好消息能見報。後來即使世 衛建議旅客不要到中國旅遊，中國政府仍稱已控制住疫情。SARS 總共在二十六個國家造成八千零九十八人感染、七百七十四人死亡，有些病癒者出現骨骼方面的嚴重後遺症。
對中國來說，政治主張比健康問題還重要。中國一直阻撓台灣加入世衛甚至「實質參與」世衛活動，因為中共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從各種實際層面來看， 台灣都是個獨立國家。台灣顯然信不過中國處理健康問題的方式。對他們來說 sars 是個人道議題，對中國卻是政治議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資格以會員或準會員名義加入世衛，也沒有資格以觀察員名義加入。」北京這種說法，明顯不把台灣島上二千三百萬人的健康問題放在眼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不管台灣當局怎麼玩把戲，他們想利用健康議題推動台獨永遠不可能成功。」
世衛因中國介入更難做事，但中國竟還要求世衛撥更多經費防治禽流感。衛生部應急辦公室副主任李建國表示，「政府已經投入大筆經費防治禽流感也給予高度關 注，但我們需要更多金錢和技術支援來加強戒備。」回想北京政府如何回應台灣當局想為島上居民健康把關的希望，就知道李以上的這番話只想到中國自己。
政府對衛生保健的態度直接反映在人民身上，中國民間也普遍漠視公共衛生。在公共場合吐痰在中國相當常見，還有比方像隨地小便和大力擤鼻涕這種不衛生的舉動也一樣。
上海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簡稱衛委會〉曾經監看城裡十個公共場所的吐痰情形，發現光一個地方半小時內就有一百六十四人隨地吐痰。市政府決定實施新法，規定計程車要附「吐痰袋」，司機和乘客有需要即可使用〈計程車司機常把頭伸出車窗外吐痰〉。試辦過後，衛委會再度監看該地的吐痰情形，發現半小時內「只有」四十六人隨地吐痰。於是，政府規定市內所有計程車都要附吐痰袋。
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指出，吐痰、挖鼻孔、咳嗽不摀嘴是中國遊客常有的行為，連在大眾交通工具上等擁擠空間也不例外。各地方政府現在正努力要使 人民改掉這些壞習慣。二零零七年五一連假期間，國家旅遊局也要旅行社和導遊糾正這類錯誤行為。還有為了要在二零零八北京奧運之前掃除這種行為，政府也在北 京發送數百萬個吐痰袋。此計劃負責人張慧光說，「把痰吞下去對身體不好，所以我們要幫助大家用文明的方式吐痰。」但她也很清楚「提高人民的素質和文明不可能一兩個月、甚至一兩年就辦到。」
亂丟垃圾也是中國很多城市常見的行為。吐痰袋可想而知也會加入隨手丟在地上的垃圾陣容。有位市民告訴我們，「大家都沒有責任感，只想到自己，所以在自己住家附近不會吐痰，到別的地方就不管了。他們心想反正不住那裡，用不著清理。」
中國目前的愛滋患者相對來說並不多〈二千人中約一個〉，但增加的速度很快〈一年增加11％〉，就是因為人民對傳染途徑普遍缺乏認知。根據一份針對北部省分 進行的調查發現，近六成政府官員對愛滋病連基本的認知都沒有。恐懼隨著無知擴散。全國約五成人民覺得愛滋患者不該繼續工作或唸書。
對四百餘名男同志所作的調查發現，只有15％知道自己有感染愛滋病毒的危險。另一份調查訪問了二百多名男同志，發現僅20％使用保險套。另有報告指出，八 成男同志表示不知道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由於同性戀在中國仍然蒙受污名，而且很多男同志都因社會壓力而接受異性戀婚姻，使他們更難面對自己的性向，他們的妻子和兒女可能因此更容易感染愛滋病。
二零零四年之前，同性戀在中國都被歸為「性心理偏差」。直到對同性戀的定義改變，官方才勉強提出有關同性戀的數據。不過，並非只有男同志圈才缺乏對愛滋病 的認知。中國政府直到二零零六年初才第一次提出因應愛滋病的詳細方針。但文件中卻沒提到非政府組織能夠扮演什麼角色。非政府組織在中國一直遭受懷疑的眼光。即使只是進行無害的活動，例如送玩具給貧困兒童，工作人員也可能遭到逮捕。
二零零七年初，北京紀錄的愛滋病帶原者和患者共三千四百六十二人。北京衛生局表示實際總數可能高三倍，但北京的愛滋病專家盧聯合醫師說即使是一萬二千這個 數字，也只是「冰山一角」。政府為控制愛滋病擴大所採取的措施效果並不彰。二零零六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市內所有飯店在房間提供保險套，結果六百五十八間有 星飯店只有六十家照辦。另外，只有三成夫妻做過免費的婚前健康檢查。過去這些是強制性檢查，二零零三年十月之後改成自由前往。
政府對愛滋病如此無知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記取現代史上最重大的健康醜聞。
一九九零年代，「血頭」在中國內陸到處採集貧窮農民的血液賣錢，其中又以河南省最多。因為傳統中醫認為捐血對身體不好，再加上為了要更符合經濟效益，血頭 會從抽取的血液中萃取出有用成分，再把差不多的血量輸回人體。但這些血液都按照不同血型集中在一起。這就代表如果某人有血液病，很可能因為混合的血液輸回 人體而將疾病傳染給別人。而這些血液並未做過愛滋檢驗。聯合國估計，中國約有五萬五千人因此感染愛滋。中國愛滋專家張可估計實際人數超過十七萬，這些人都是在河南省賣血給血頭。
驚人的是，另有十三萬人是在醫院接受治療時染上愛滋。很多患者根本不需要輸血，輸血只是院方的生財之道。可是中國社會幾乎都不知道這件醜聞，除了受害者及其家屬。涉案的醫生沒有人遭懲戒。官員就更不必說了。
血頭案期間，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是李長春。他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五的常委。接任其職位的李克強也幫忙掩蓋血頭案，他目前是國務院副總理，被視為中共第五代的核心領導人之一。
報導指出，二零零七年仍然有人偷偷採血。廣東省多名官員接受數百人集體非法賣血的調查。但調查過程保密，我們當然有理由懷疑調查單位使用的體檢標準。二零 零八年，媒體報導去年通報的非法採血案有二百八十宗，有四千九百一十五家血庫因違反採血親定而被取締。該報導也指出，二零零五年起被取締的地下醫療組織就有二十萬一千家。
高耀潔醫師是少數揭露血頭怪象的醫師之一。高醫生不辭辛勞地呼籲政府關注受害者。但政府的反應卻是不斷騷擾她，監聽她的電話，監視她的行動，偷看她的信 件，甚至沒收她的照片。二零零一年中共不准她出國接受全球衛生組織頒給她的曼恩衛生與人權獎，二零零三年又禁止她到菲律賓領取麥格塞塞獎。這就是高醫生這 樣的民權鬥士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她揭發了不可告人的內幕，例如賣血人平均一次可賺五美元，經常還附帶感染愛滋的慘痛後果。
二零零七年，高醫生以八十歲的高齡受邀赴美領取婦女組織「生命之音」的獎項。當時她仍被軟禁在河南家中，無法前往北京申請簽證。在國際社會的施壓下，河南 政府終於停止軟禁她，她才取得簽證前往美國。回國後她又被軟禁，電話也被切斷。她對路透社表示，「我寧可死了算了，這樣政府也省得花錢監視我。」
悲哀的是，她的故事並非特例。其他愛滋鬥士也有類似的遭遇，例如萬延海。他是愛滋救助團體愛知行研究所的負責人，愛滋運動者打算站出來抗議不公之際，他就 遭到了當局的威嚇。警方趕到愛知行的北京辦事處，強行取消兩天後就要舉辦的愛滋研討會，之後他就失蹤了。失蹤前他曾跟一名同事短暫交談，說到自己遭到質問。三天後他才又出現，並被迫取消愛滋研討會，原本他希望藉此會議召集各國專家，幫助中國解決問題。
胡佳本身也是愛滋工作者，他呼籲國際媒體關注中共對待高醫生的方式，後來自己也遭到軟禁。胡佳的妻子曾金燕走到哪裡，警察就跟到哪裡，這是中共對麻煩分子 的家屬一貫的騷擾方式。警察跟蹤她去上班、購物，不是跟在後頭就是擋住她的路。不管她開車到哪裡，都會有一兩部警車跟著她。
未來之路似乎很不樂觀。二零零七年四月，清華大學愛滋病研究中心的景軍教授表示，「我認為中國漸漸走進抗愛滋疲乏階段。現在政府官員都質疑該在這個領域投 入多少資金，有些研究愛滋的學者也轉到其他領域.....政府投入的資金不夠。」他說，「去年投入約三十億元，僅相當於北京二十公里長的高速公路。」
到二零零六年底，根據衛生部的資料，愛滋病歷增加了三十％，到該年度十月為止達十八萬餘人。其中有四萬人發病，四千零六十人死亡。但是在二零零五年底，衛 生部的報告是說中國約有六十五萬愛滋帶原者，發病者約七萬五千人。據說這比二零零三年的數據〈八十四萬愛滋帶原者，發病者約八萬四千人〉準確。
梅毒在一九六零到一九八零年間幾乎已經消失，如今卻漸漸成為中國的一大問題。一九九三年時，每十萬人僅零點二個病例。到一九九九年增加到每十萬人6.5個病例，二零零七年北京每十萬人有24.9例，上海更驚人，每十萬人有55.3例。梅毒分一期、二期、三期。二零零五年，前兩期梅毒患者每十萬人有5.7例。已開發國家的比率通常低很多，例如美國是每十萬人2.7例。先天性梅毒〈胎兒在母親子宮中即感染〉一九九一年每十萬新生兒僅0.01例，二零零五年卻增加到19.68例。這可能造成死胎或各種身體上的毛病。中國曾經成功消滅梅毒，上述的數字表示現今中國人民對梅毒的自然抵抗力較弱。再加上年輕一代的性觀念越來越開放、貧富差距大，以及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導致妓女大增〉都使梅毒快速擴散。
肝炎患者也快速增加。肝炎是病毒引起的，會對肝臟造成損害，主要有A 型、B 型和 C 型，較少見的有 E 型、F 型和 G 型。A 肝通常會自然痊癒，但 B 肝和 C 肝可能對人體造成一輩子的傷害，甚至致死。A 肝通常經由食物傳染，B 肝和 C 肝經血液傳染。中國有一億二千萬 B 肝帶原者，發病者有三千萬人，臨床的症狀類似感冒，例如全身疲累、肌肉酸痛，嚴重者可能肝衰竭甚至死亡。中國每年約有三十萬人死於這種併發症。
有種疫苗可使人類對 B 肝產生抗體。但某份調查訪問了三百三十四名非傳染病專科醫生，發現五個中就有四個對 B 肝的傳染途徑沒有充分的理解，也不知如何有效預防。就算是傳染病專科醫生也只有三分之二熟悉肝炎的完整療程。
一半以上的 B 肝患者表示自己受到親友、同事和社會大眾的歧視。有 B 肝的主要傳染途徑是未戴保險套跟帶原者發生性行為、一起吸毒、共用針筒，或母親生產時傳染給胎兒。它並不會經由食物或水、共用餐具、哺乳、擁抱、親吻、咳 嗽、打噴嚏或不經意的身體接觸感染。但中國很多工作單位都排斥 B 肝帶原者，包括公職在內，這讓帶原者要謀生更加困難。
二零零三年四月，浙江省某大學生殺了一名公務員，因為對方知道他是 B 肝帶原者〈非患者〉就不准他入公職，即使他已通過全部筆試和口試。二零零七年有次調查訪問了三千五百人，其中四九％拒絕跟 B 肝帶原者一起工作，五五%以上不願雇用 B 肝帶原者。
中國的 C 肝帶原者約四千一百萬人。北京地壇醫院肝病專家徐道振教授表示，C 肝是「無聲的傳染病」。目前並無 C 肝疫苗，不過最近的研究指出五年內可望出現 C 肝疫苗。C 肝最大的危險是患者初期往往不知道自己罹病。二零零四年徐教授呼籲將 C 肝納入健康檢查中。但無人理會他的訴求。兩年後，肝病學會主任委員莊輝又提出相同的呼籲。二零零五年全國共有三萬個新感染病例，二零零三年時僅二萬。但中國醫院目前仍末例行性篩檢 C 肝。
C 肝感染人數激增的一個原因是，中國藥廠生產的一種血液藥會活化 C 肝。當局回收了約九萬劑新藥，並對涉嫌此案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局長鄭筱萸展開調查。鄭在二零零五年六月被免職，隔年十二月接受調查，因為他「未善盡監督藥品市場的責任、濫用職權批准新藥、收受賄賂，並放任親戚和下屬營私舞弊。」我們在第七章提過，後來他被處以死刑。
其他幾乎已經消失的疾病又重新席捲新中國。目前中國最致命的疾病不是愛滋或肝炎，而是肺結核和狂犬病。
跟梅毒一樣，狂犬病在展開經濟改革之前很少聽見。毛澤東時代，狗是「資產階級腐敗墮落的象徵」，但現今中國的中產階級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狗也成了很受歡 迎的寵物。可是，養狗許可證的費用很高。以廣州為例，一張許可證要一萬元，之後還得繳年費六千元。因此很多人沒去申請，這「肯定增加了罹患狂犬病的風險」，南華農業大學寄生蟲學教授朱興全說。這就是廣州五萬隻狗中只有一千隻注射疫苗的原因。在上海養隻狗每年可能要花一萬四千元，因此全市四十萬隻狗有登 記的很少。據估計，中國總共約有一億五千萬隻家狗。
公共場所嚴禁溜狗且禁帶寵物進大眾運輸系統，更使狗主人寸步難行。他們堅持下去有兩個原因，一是養狗花費不低，也算是種地位象徵，二是一胎化家庭把狗當成 生活上的伴侶，代替搬出家裡的孩子。但人大〈領導階層有時會參考此政治機關的意見〉代表非但不簡化養狗的規定，以便國家管理，反而還提議對狗主課稅以增加稅收。雖然養狗限制不少，但都市的路邊攤常販售健康狀況不明的小狗，售出時也未附獸醫紀錄。
一九九六年，有一百五十九人死於狂犬病。的二零零六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一十五人。於二零零七年頭兩個月，光湖南省就有六十一人死於狂犬病，湖南省省長於是下 令撲殺野狗。二零零六年雲南省牟定縣傳出三宗狂犬病死亡病例，當局於是撲殺了逾五萬隻狗。當時縣內只有四千二百九十二隻狗打過狂犬病疫苗。
肺結核也日漸成為中國人民主要的健康殺手。根據衛生部的數據，二零零六年全國有三千三百三十九人死於肺結核。這裡同樣要注意的是，中國有關疾病的報導經常 落差很大。二零零四年，媒體曾引用北京肺結核胸部腫瘤研究所研究員吳啟秋的話說，肺結核每年造成十三萬人死亡、六百萬人健康受損。不過，所有的報導都同意 感染病例多半發生在鄉下地區。因為接受治療避免症狀惡化的費用很高，鄉下人付不起。
患者咳嗽、打噴嚏、說話、親吻、吐痰都可能把病菌傳染給人，接觸到患者未消毒的餐具也會。
一個噴嚏可能就含四萬滴具傳染性的飛沫。
排在肺結核和狂犬病後面的健康殺手是：愛滋、B 肝和 B 型腦炎。二零零六年 B 型腦炎造成四百六十一人死亡，是前一年的兩倍。淋病和痢疾病例也有增加趨勢。二零零六年共有四百六十八萬八千宗傳染病病例，造成一萬零七百二十六人死亡。
中國日漸增加的中產階級越來越盛行出國旅遊。據估計，到二零一零年出國旅遊的中國遊客將達五千萬人，到二零二零年達一億人，而且說不定更快。中國民眾的健康常識普遍不足，理所當然令人擔憂這波指日可待的觀光潮將擴大健康問題。早就有社評家指出這些隱憂。
此外，越來越多中國勞工湧入非洲，往後中國在抗愛滋行動上將會面臨比目前更大的考驗。中國大手筆投資的非洲國家中，多數愛滋病猖獗，再加上中國民眾對愛滋的認識有限，中國社會也不認為嫖妓有什麼大不了，中國勞工返國後將愛滋病毒傳染給他人的危險性勢必提高。
中國可能成為瘟疫中心除了有技術、科學和經濟上的理由外，還有其他無形的原因將導致中國成為下個超級病毒的培養皿。而筆者指出的四個無形的理由，幾千年來在中國社會已經悄悄累積力量。
．無知
．自私
．守舊
．要面子
無知是教育的一大敵人。大人和父母無知的程度，甚至兒童在學校裡對著彼此咳嗽，都很令人訝異。很多教育報告、電視紀錄影片、報紙，甚至一般常識就是明證。連咳嗽這種簡單的動作所隱藏的危險，中國民眾也覺得難以理解。
這裡所謂的自私是說，一般人對旁人都很冷漠，無論是男人、女人或小孩。本書不斷指出，中國無法成為偉大的國家，很多問題都出在自私上。將某些信念奉為最高圭梟可能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但全無圭梟又可能成為傳染病擴大的有利條件。
現今中國社會盲目跟隨傳統，帶來的痛苦遠大於幫助。另外政治人物也利用傳統美化歷史。有些飲食和衛生習慣延續了幾千年卻有害健康，勢必使細菌到處肆虐。
要面子也許是中國人面對生活的方式，但世界漸漸變成一個國際村，面子也成了多餘甚至有害的堅持。表面上安定和諧，實際上問題重重，更使中國顯得缺乏現代認知下的國際觀。
中國處理 SARS 的方式、不願提供目前病毒傳染病的資料，以及拒絕接受所有世界公民〈如台灣〉都該有發聲管道，清楚證明了其一國獨大的心態。中國彷彿一直還活在帝國時代，一直以世界中心、天下霸主自居。不幸的是，下一場瘟疫很可能就打破這種假象。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一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