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都年紀輕輕就投入幫助「中國崛起」的建設大業，燃燒年輕生命。卻因2013~2015年間因中共經營不力，貪腐越演越烈，假冒抄襲名牌，自製偽劣A貨，連累大陸經濟不景，大批企業現倒閉潮、老闆跑路潮、外商撤資潮，大量民工失業，繼而借春節回鄉不再回來。（互聯網圖片 景鴻UPDATE資料註腳。）
這些民工興建了使國家晉升為經濟強權的工廠和辦公大樓，興建了道路、鐵路、碼頭、機場，使國家能夠進口並運輸數百萬噸生產所需的原料，再將價值數十億元的 成品出口到別的國家。這些多半是這些人用勞力換來的，而不是高科技設備的成果。鏟子和肌肉是中國工地最常見的景象，而且通常沒有省力的液壓設備。這些民工也在城裡的廚房工作，供應他們自己吃不起的餐點給社會名流和上班族。他們也為較富裕的城市菁英打掃家裡。總之，學歷較高的本地人看不上眼的工作，這些人都 可以做。
目前中國的民工多達二億，一億二千萬在大城市工作，其他分佈在小城鎮。官方數據指出，這批大軍一年增加一千三百萬人，越來越多農民，尤其是農家的兒子，為了改善生活而離開家鄉。
民工在城市工作一年的薪水，確實比務農多年的收入要好，但他們面臨了許許多多複雜的問題和歧視，打擊他們想要改善生活品質的希望。例如都市人多半看不起甚 至輕視外地民工，還有黑心老闆積欠薪水長達一年，甚至不付薪水。民工得到的福利也很少，比方沒有工作合約、意外保險，或是公司不遵守工作安全規章，專業的 安全設備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對中國崛起的偉大貢獻遭人漠視，而且連家人也受害。他們的妻子難覓差事，兒女無法上學接受基礎教育，得到的醫療服務也低於標 準。一個安全舒適、屬於他們自己的家，根本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中國鄉村居民原本就不好過，甚至還有專門形容這種處境的詞語。英文的 coolie 源於中文的「苦力」，意思是說辛苦的勞力，可見中國窮人受富人勞役長達好幾百年。這樣的用語和態度加深了都市人對外地民工的排斥感，甚至讓民工覺得自己建 造的國家和居住的國家，根本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民工的人數持續增加，當他們認清自己永遠無法跟數百萬都市人共享富足生活時，他們就會形成中國的第三個危險族群。
二零零二年三月，全國政協委員吳明熙說，「政府應該幫助建立對民工有益的環境，讓這些到城市求職的鄉村居民的權益受到保障。」，同年八月，中國展開所謂的「大膽改革嘗試」。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王愛文說，其目的是「消除所有導致城鄉勞工待遇不平等的歧視性政策，為城鄉勞工建立統一的就業制度，把民工納入社會福利系統。」
二零零四年夏天，即王愛文宣佈這個「大膽改革嘗試」後兩年，副總理曾培炎指出，全國十二萬四千個建設案中，積欠民工的薪資高達三千六百億元以上。他說， 「有些單位拖欠民工薪水長達十年。」後來他放低語調說，中央政府會在年底付清民工薪資，但地方政府建案的民工要到二零零五年底，也就是十六個月後才拿得到 薪水。二零零五年有份政府報告上說，「國家會建立一套確保民工準時並全額給薪的機制，也會持續幫助他們追討拖欠薪資。」
一九九五年通過的中國勞動法明訂，「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但就像中央政府通過的許多法案一樣，裡頭並末明訂細則、責罰，或說明由誰仲裁和執法。
而曾副總理騎著時大時小的政府帳目玩具木馬，後來又發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成果。二零零六年七月，他說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億元，也就是建設公司通報的拖欠帳款 的95.2％已還清。但二零零七年曾又說，政府幫助民工討回「大部分的拖欠薪資，共達三百三十億，這是二零零三年之前累積的拖欠薪資。」同年的其他報導又指出，曾之前說「已還清」一千七百七十億元，其實是一般薪資，非拖欠薪資。
除了經濟欠缺保障，心理和社會層面的問題也使民工生活大不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二零零四年指出，外地民工「生活孤單，遠離家人，沒有社群的支 持，受都市鄰居歧視，沒有人脈。這說不定會導致情緒崩潰。」同年，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醫師陳斌說，「民工較難承受文化的衝擊、不公平的待遇，還有遠走他鄉的辛苦旅程。」
雖然全國都出現這些問題，但二零零五年媒體卻報導，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說，「從一九九五年元月一日實施勞動法以來，員工的合法權益基本上已經 受到保障。」何女士的說法跟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總工會，由政府掌控〉前一年提出的呼籲不一致。總工會呼籲政府制訂三條法規：雇主應按月或按週支付民工薪資、唯有工會同意才可延遲給薪〈兩週為上限〉，以及詳定扣留薪資之雇主的刑責。這些都暗示勞動法嚴重缺乏效力。
二零零六年，總工會幫助二百八十萬勞工追討薪資，總數相當於十三億元。何女士也說了，「拖欠薪資引發的社會事件有增加的趨勢，嚴重破壞社會安定，雇主避不 見面的情況尤其是。」何女士顯然道中了民工將會形成第三個危險族群的原因之一，卻還不明白每個勞工的不滿多麼強烈而巨大。
二零零七年，政府仍稱國家將對民工伸出援手。溫家寶說，政府會盡快建立專為民工設計的社會福利制度-----四年前政府也說要進行「大膽改革嘗試」，把「民工納入社會福利系統」。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倒是進行了大規模調查，訪問四十個城市、共一萬九千家企業的二百八十四萬名民工，發現79.2％的勞工最擔心收入問題，近40％提到沒有 社會保險，25％以上表示薪資拖欠是他們主要的煩惱。該調查指出，未準時拿到薪水的員工〈未明確指出人數〉，平均被拖欠的薪資是二千一百元。雖然不知道有 多少勞工沒拿到薪水，但我們知道四個勞工就有一個未支薪，擔心拿不到薪水，或懷疑任職公司是否有內幕及政府是否有能力強制雇主支付拖欠薪水。
該調查也發現，民工一天平均要辛苦工作8.7個小時，平均月薪是一千零二十元。但有8％的勞工一天工作十一個小時，而且35％沒拿到工薪。雖然一九九五年 實施的勞動法第三十六條有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但這些文字只是指出一個至今 沒有民工體驗過的「勞工烏托邦」。
這份報告發表沒多久，其他政府部門就宣佈了好消息。北京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表示，二零零六年他們處理了一千九百六十五宗薪資拖欠案，比去年少了六成三。把官方數據當成玩具木馬的官員，這次又把事實踩在腳下。將近二千個薪資拖欠案，涉及四萬多名勞工〈只有北京〉，拖欠金額共九千四百一十八萬元。該局說它罰了四十一個違規企業共十二萬七千六百元－－佔總拖欠工資的0.13％。
也是在二零零六年，任職於北京某民工協助組織的馬陽說，「近幾年情況好轉，尤其是二零零六年。來我們辦公室求助的人數大幅減少。」這種沒有意義的數據根本 無從求證。同樣的，當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宣佈，「今年國家將強制全國雇主將錢存入專戶，確保民工都能拿到薪資。」可是雇主到目前為止都不把法規放在眼裡， 這條新法能否發揮效力令人質疑。
可以肯定的是，拖欠甚至不支付民工薪資在二零零七年仍然相當普遍。是年七月，三百名重慶民工不滿雇主欠薪四個月，遂在廣東省的工地罷工抗議。雇主竟派人持 武器嚇阻勞工。民工劉剛清說，「第一批有三、五十人，統一特嶄新的洋鏟，第二批拿斧頭、鋼管、馬刀.....後面還有人。」而且警察趕到後，他們還繼續打人。
有名民工身受重傷送醫急救，後來被判斷為腦死亡，不久即辭世。廣東省政府發言人極力要壓下這場衝突，稱這是三十名民工和公司人員間的「鬥毆事件」。但重慶 民工權益維護團體主任李中貴對此說法十分憤慨。他說，「如果是雙方鬥毆，為何只有重慶民工受傷.....我們會向警方提出正式交涉，絕不讓步。」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另一位民工謝宏生在陝西省某工地結算四萬元拖欠工資時，遭人毆打致死。謝和父親以及其他民工十一月完成公寓建案，卻只拿到一萬一千元工資。謝父也傷勢嚴重，當地醫院的高利軍醫師說他有腦震盪和骨折，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復原。
同樣在二零零六年，湖南省一百三十七名建築工人控告地方法院未善盡保護他們的責任。雇用他們的開發商從二零零二年起拖欠工資逾八十六萬元。法院凍結了建設 公司的財產，但建設公司卻在二零零五年非法變賣。事後公司法人代表廖和平被捕，但他卻把該用來償付工資的十萬元花在訴訟費用上，工人一氣之下控告法院失職。後來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判定該怪的是「市場太混亂」，不是中級法院。
二零零四年，十八名成都民工在新疆省完成建案卻沒拿到一毛錢。他們決定走回四川，卻在新疆沙漠裡迷了路，一人喪命。當局顯然是看出了人命才伸出援手，四川工會後來也命雇主付清工資。
「新中國」願意為民工這類弱勢和貧困者說話的人很少！而且保持沉默往往是它們認為的「明智的選擇」。王元成曾經也是民工，後來成為山東省某職業學校校長及 人大代表。他說人民代表大會上每百萬都市居民有四名代表，鄉村居民每百萬只有一名代表。他表示鄉村地區的人大代表往往不願說出真相，因為有大批省長和市長在場。
政治代表人數不足，民工的發聲管道有限，少數發聲管道也不受重視，例如王元成這類人大代表。王元成從二零零三年以來就不斷為民工爭取更多權益，如平等教育 機會、工作機會和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一個公平而多元的社會該具備的基本條件仍未達成。是年夏天中國媒體報導，「國內受雇者的合法權益，如受雇合約、加班費和安全工作環境等，都未受到充分保障。」
同年六月，中國科學院調查發現，民工多半沒有加班費，三分之二根本沒有議薪空間。另外，逾三成民工工傷後全無得到賠償。二零零七年科學院又調查了建築業的 五千名外來民工，發現五成三未訂工作合約，但一九九五年上路的勞動法第十六條明明規定「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該調查也發現跟雇主簽訂合約的民工當中，只有四成一持有合約，而且僅一成七了解合約中的法律用語。
這些民工中，只有三成一準時拿到工薪，同樣只有三成一有醫療保險。民工有八成已婚，但只有二成五跟配偶同住。覺得權益被剝奪的民工有四成四認為都市人瞧不 起他們，大部分都覺得自己被孤立。他們多半整天都待在工地，只有3.7％說自己工作之外還有社交生活，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跟人交往就得承受都市人對他們的負面觀感。
直到二零零七年六月底中國才通過勞動合同法，而且是因前幾週爆發引起國際注目的磚窯奴工醜聞《編按：這裡指的是人口販子在火車站拐騙民工甚至青少年到山西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鎮曾生村的私人磚窯做奴工的案件》，政府才有所行動。
二零零七年媒體也披露，民工的生活水平只達一般都市人的53.2％，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二零零八年的報導指出，即使在中國最富裕的省分廣東省，也有22.2％的民工工薪只夠維持基本開銷，完全無法存錢。
由於工資偏低，民工要教育下一代更加困難。光在北京就有四百家為民工創立的地下學校，因為市立學校學費太高，而且常排斥民工子女，說穿了就是學生家長想實 施文化隔離。這種文化隔離也有方法可化解。民工羅洋〈音譯〉本想送孩子到南京市某小學就讀，但校方要他每學期「捐贈」校園八千元。南京市一般民工的月薪是一千元。
二零零年，趙生傑、董慶雲夫婦在北京郊區辦學，供民工子女就讀。不久，校舍因興建公路遭拆除。遷校後不久，北京教育當局又勒令他們關校。沒想到當局竟然沒 收了校內的所有桌椅。趙說，「那四百名學生怎麼辦呢？沒有學校肯收他們。」結果學生整整一週都坐在光禿禿的地上上課。後來他們夫婦覓得新址，但媒體報導新校址又因政府建設案收到拆遷通知。
另一位民工秦繼傑花了四年在北京另一郊區辦校。花費由他一人獨攬，政府全無贊助。三十一名教師的薪水則來自一千名學童的微薄學費。他說，「看見同事子女在 該上學的時間竟在工地、市場和街上閒晃，我很難過。我們這些人從貧困家鄉到城市裡來不只是為了賺錢。更重要的是希望女子能過不一樣的生活，比方受更多教育。但孩子受的教育還是跟在家鄉一樣差。」
二零零四年近二百萬民工子弟因學費太高而無法上學。媒體報導了十二歲小男孩陳其國的悲慘遭遇。陳的父親臥病在床，付不起三百元的學費。他眼眶發紅地說，「我對不起兒子，沒錢讓他上學。」
不過也有很多民工把子女留在家鄉，據估計這樣的孩子約有二千萬人，多半遭政府漠視。二零零七年，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表示，中央政府應該改善民工子弟的社會福利，為他們建立「以照顧為主的特殊運作機制」。
當年紀還小時，這些孩子很容易就能得到溫暖和友誼。等到青春流逝，他們發現市場要求他們要有基本學歷才能學習生產技術，這時這批人就會問：「為什麼？」，並很快地加入第三個危險族群。得不到答案，他們就會另尋方法獲得滿足。
民工和民工子弟受到都市人多方面的歧視，筆者就親眼目睹過很多次。民工通常很好辨認，一來他們穿著方式較傳統，二來他們鄉音重，不會說上海和深圳之類的城 市方言。這些差異使他們很容易成為市警騷擾的目標，其他官員也常惡劣對待並輕視他們。一位民工詢問如何使用地鐵票，這個簡單的一件事卻可能遭致地鐵職員的 辱罵。一名工作辛苦、推著運磚車沿街走向工地的建設工人，也會引來政府用車、公司用車、計程車和其他商務車司機的謾罵。
二零零五年兩名河南人怒告深圳市公安局，抗議其橫幅「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暗指所有河南人都是罪犯。河南人常被歧視，有些人甚至想改掉身分證上的 出生地，免得被人「另眼看待」。河南人任城宇和李東照相當氣憤，認為此橫幅傷害他們的名譽和精神健康。隔年一月法院出面調解，深圳警局也向任、李兩人道歉，雙方才和解。
一直到二零零六年十月，國務院才第一次召開全國會議討論民工議題。二零零七年，一向後知後覺的全國政協才表示國家應更重視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中國的歷史不斷指出，漠視數億窮人及欺騙鄉下居民會有什麼下場。毛澤東很清楚這股不滿的力量有多大，他在中國鄉村找到他的憤怒大軍，這批人窮了幾百年，對生活的想像很單純，毛澤東很容易就動員這個社會底層幫助他創建了「新中國」。
但中國目前的二億民工跟當初毛澤東號召的農民不同，他們的行動更加自由。他們去過城市，看過「新中國」的各種配備：高級餐廳、流行時尚、汽車、消費文化、 美好的生活。對他們來說，這不是留在家鄉農村的婦孺老人從電視上看到、有如另一個星球的遙遠景象，而是就在眼前的真實世界。他們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觸到自 己永遠得不到、享受不到也用不到的豐富資源。
因此，這批大軍也許並不需要一個給他們夢想的將領。每個民工只要直視彼此的眼睛，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認清自己永遠得不到什麼。
這些人拿不到工資、得不到雇主的尊重、負擔不起子女的學費和家人的醫療費，假以時日，他們說不定會放下為社會菁英建設城市的工作，一磚一瓦拆掉他們親手建造的城市。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六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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