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致死之外,還有多少人被致殘,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氣死、嚇死、鬱鬱而終,我們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個人的死亡,對家庭成員來說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慘痛悲劇。
日本讀賣新聞曾經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佔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李井泉在聽到別人告訴他四川省餓死了許多人的時候竟然若無其事地說「哪個朝代不死人?」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千萬人,佔前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萬,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紅色高棉迫害死200萬,佔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現在北朝鮮餓死的人估計也超過100萬了,這都是共產黨欠下的血債。
邪教用殺人來血祭其供奉的邪靈,共產黨從出現開始也不斷用殺人、甚至是殺不了外面的人就殺自己人的做法來祭祀其「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邪說,乃至把自己的總書記、元帥、將軍、部長等等擺上其邪教的祭壇。
許多人認為應該給中共時間讓它變好,並說它現在殺人已經很有節制了。且不說殺一個人也是殺人犯,從更大層面來說,因為殺人是中共達到恐怖統治的手段之一,那麼,殺多殺少就是可以根據需要來調整的。其表現可以概括成「不可預測性」。在人們的恐怖感不大時,多殺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們的恐怖感很大時,殺少量的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不由自主地害怕時,中共只是嚷嚷殺人(不用殺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經歷了無數的政治殺人運動,對中共的恐怖形成條件反射之時,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殺人。宣傳機構的大批判調子就足以喚回人對恐怖的回憶。
一旦社會上人們對恐怖的感受有變化,中共就會調整它的殺人力度。所以,中共殺多殺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殺人的一貫性。中共並沒有溫和,更沒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來要求甚麼,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絕不會猶豫和客氣的。
也正因為要維持恐怖,隨機性的殺人是維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於歷次大規模殺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確運動對像、定罪和量刑標準,為避免被劃進可能被殺的範圍,人民往往退縮到一個自我劃定的相對「安全」區,這個區域有時比共產黨劃的還要小得多。這就是為甚麼每次運動人人都是「寧左勿右」,每次運動都是「擴大化」,是因為一級一級的主動加碼以求自保。運動越往下越殘酷,這種全社會的恐怖自動放大效應就來源於共產黨的隨機屠殺。
在長期殺人的歷史中,中共演變成一個變態系列殺人狂。通過殺人來滿足其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的變態快感;通過殺人來緩解內心的恐懼;通過不斷殺人來壓制以前殺人所造成的社會冤仇和不滿。時至今日,中共由於血債纍纍,已無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壓與專制維持到它生存的最後一刻。即使有時採用「殺人,平反」的模式來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質從來沒有變過,將來就更不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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