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配圖)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佔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本來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台灣政府那種贖買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
(大紀元配圖)
中共公佈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這種「鎮反」和「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鎮反」和「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說「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農村基層的話，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城市中的屠殺運動。
「三反」是從1951年12月開始的針對中共內部幹部腐化而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也處決了腐敗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一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三）大饑荒
大飢荒 (大紀元配圖)
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由於「大躍進」使全民煉鋼，大量莊稼拋灑在地裡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卻「爭放衛星」，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甚至一手導演炮製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正好廬山會議後，中共在全國「反右傾」，為體現其一貫正確，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
賀亦然曾經說：不管柳州地區餓死多少人，也要爭個第一！有的農民被搜刮得家裏僅剩藏在尿罐裡的幾把米。環江縣馴樂區委為讓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甚至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過去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蔑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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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廬山會議，為民請命的彭德懷遭到整肅，一大批敢於說出實話的幹部被撤職、關押、審查，到大饑荒發生時已經無人敢說真話，幾乎全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掩蓋餓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肅省在陝西主動提出支援他們糧食時還以糧多得吃不了為藉口拒絕了。
此次大饑荒也是對中共幹部的一場檢閱，按照中共的標準，這些幹部當然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寧可看著數千萬人餓死，也不說實話，相信再也沒有甚麼人情天理會成為他們跟黨走的良心負擔了。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
（四）從文革、「六四」到法輪功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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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如老捨、傅雷、翦伯讚、吳晗、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對「階級敵人」的虐殺就極其殘酷和野蠻。
「改革開放」卻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海外很多記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並將坦克追著將學生壓成肉醬的屠城錄像在海外電視台播出。
十年之後，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鎮壓法輪功。到2002年年底的時候，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有超過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7個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殺人數量遠遠不像過去龐大得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但是實際上這出於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人民被中共的黨文化異化得更加犬儒；另一個是中共由於巨額貪污和盜用國庫已經造成「輸血型」經濟，外資成為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對「六四」之後的經濟制裁記憶猶新，深知此時明目張膽地殺人會導致外資撤離，從而危及其統治。
但是中共背地裏卻沒有停手，只是在極力掩蓋血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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