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國際重大運動比賽的輸贏，看成「生死存亡」的問題，好比一場重要戰役。
李曉霞在比賽中0-2落後，誓跟對方死磕到底。
我們一個是加拿大人，一個是英國人，很能欣賞比賽中第二名或第三名的表現，甚至認為二、三名不可或缺。銀牌和銅牌也值得眾人的掌聲。但如果你是中國人民就另當別論。除非你拿到金牌，不然再好的表現也只會跟著其他數不清的二、三名消失無蹤。如果你在轉播現場贏得比賽，畫面一定會一再重播。如果你或你的隊伍輸了，體育主播的兩三句評語就是你得到的所有矚目。
二零零四年雅典奧運落幕後，就可見中國對奪魁多麼熱中。中國選手唯有金牌得主才有幸在政治人物和香港大眾面前慶功。銀牌銅牌得主沒有鎂光燈照耀，回家接受家人祝賀就該滿足。輸贏僅僅是分毫之差，但在中國，贏家和輸家之間的內外差距卻相當大。
中國把國際重大比賽的輸贏看成「生死存亡」的問題，可比一場重要戰役。二零零七年初中國奧委會主席劉鵬說，「二零零八奧運的戰前準備正緊鑼密鼓進行中。對外我們只是一批普通士兵，要保持低調，但對內我們要激發技冠群倫的恢弘野心，絕對不能鬆懈。」真正作戰也不過如此吧？向真正的士兵精神喊話也差不多是這樣吧？
也有人識破了這種金牌執迷的弊病。體育專家和體育學院院長宋繼新表示，「中國對運動精神的認知太狹窄了。中國體壇還是一味追求勝利和名次。」
一味追求名次也限制了運動員的個人自由。二零零六年底，劉鵬宣佈「為了迎接二零零八北京奧運，我國運動員禁止參與各類社交活動，明星運動員也包括在內。」當局維持一貫作風，未明確指出「社交活動」包含哪些項目。雖然媒體報導此規定主要是針對為商品代言的運動明星，但定義不清就表示此規定可用來控制運動員的各式各樣活動。
中國的運動選手根本就是奪魁機器。他們把時間都用來訓練，讀書排在第二位，但遠不及訓練。如果贏得金牌，未來的收入就會有保障；要是贏得銀牌或銅牌或空手而回，就會很快被遺忘。運動員退休後幾乎什麼也拿不到，而這項新規定意味著，運動員可以在前途看好時趁機賺錢的機會，也一併被剝奪了。
如果你是奪魁機器，就會有人替你上油、關注你、照顧你，讓你過著像樣的生活。如果輸了比賽，你就會像其他多餘的機器一樣，被丟到垃圾場。
但限制運動員的社交活動是頭一遭。田亮，奧運跳水金牌得主，二零零五年他接了多部電視廣告和產品代言後，就被踢出國家代表隊。只贏過一次金牌還不夠，而且他跨足演藝事業也馬上受到懲罰。
未能奪魁的運動員生活多苦，看艾冬梅的例子就知道了。她是長跑選手，在一九九七年全國比賽中拿下銅牌，該項比賽每五年舉辦一次。受訓成為奪魁機器，在中國就表示每週只能上幾小時課，重要比賽之前和期間則完全不上學。艾冬梅連基本學歷都沒有，退休後每月只有三百元「退休金」。她和丈夫迫於生活只好上街擺攤，賺取生活費和育兒費。二零零七年，艾冬梅甚至表示為了生活要賣掉獎牌。她變賣獎牌的一個理由，是要籌錢控告昔日教練王德顯私吞了她的工資。
據國營媒體報導，「艾冬梅.....不代表所有退休運動員，尤其是前奧運冠軍，退出體壇後他們有的在影藝圈擔任主持人，有的回學校唸書或自己創業。」但這只是模糊事實，奧運冠軍也許得到一定的終身保障，但這樣的幸運兒很少。對數十萬把青春都貢獻給中國的運動員來說，未來等著他們的只有卑微的工作和痛心的失望。
「勝者為王」的心態在現今中國的許多生活層面都可看見，但最明顯的是教育界。年輕一代最重要的考試是為期三天的大學聯考。考試在高中最後一年舉行，可以說是測量學生學術潛力的唯一標準。得到高分就能上好大學，上好大學就能找到好工作。性向、潛能和創造力完全不在測量範圍內，說不定很多天才被迫從此過著單調無味的生活。由於你上的大學不只代表你實際的學業表現，因此學生從小就要承受「考上好大學」的沉重壓力。現今在中國，學業奴才已經變成了躲不掉的生活現實，實在叫人不敢置信。
考上一流大學的壓力自然而然引發出國留學熱潮，因為國外大學的評價較高，留洋也較有面子。而教育界的「金牌」當然就是美國常春藤名校。二零零零年，中國作家出版社推出《哈佛女孩劉亦婷》。劉考入哈佛求學，她爸媽在書中紀錄了栽培她的過程。文案上說本書教你：
．培養素質
．訓練創造力
．掌握每個科目的學習技巧
．有效幫助孩子讀書
．養成運動的習慣
．掌握灌輸孩子性教育的方法和機會
．檢查幼兒心智發展速度
這本書出版一年就賣出一百二十萬冊，之後仍然暢銷不墜，類似書籍當然也紛紛出現，如《哈佛男孩張肇牧》。
成功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大賣點。但這類精進學業的書籍賣得再好，也比不上快速致富或致勝的書籍，這些書儼然成了中國一窩蜂追求金牌的年輕野心家的聖經。
在中國，努力過程的價值不高，重要的是成果，「雖敗猶榮」的觀念幾乎不存在。「為了成功不計代價」的態度是今日中國很多社會現象的癥結，例如百姓瘋狂炒股、廠商為了賺錢販售劣質或危險產品。這是中國人愛鋪張擺闊的根本原因，也說明了為什麼父母期待孩子追求財富甚於自我滿足，還有為什麼想當畫家或音樂家的學生會遭人嘲笑。
緊緊把金牌抓在手上，漠視銀牌和銅牌甚至盡了全力卻一無所獲的人，這種「榮耀」毫無意義可言。了解這點，才是真正的偉大。失敗者應該受到尊重。沒有輸家，就沒有贏家！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七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很多都年紀輕輕就投入幫助「中國崛起」的建設大業，燃燒年輕生命。卻因2013~2015年間因中共經營不力，貪腐越演越烈，假冒抄襲名牌，自製偽劣A貨，連累大陸經濟不景，大批企業現倒閉潮、老闆跑路潮、外商撤資潮，大量民工失業，繼而借春節回鄉不再回來。（互聯網圖片 景鴻UPDATE資料註腳。）
中國是個經濟強國，而大批民工就是它的步兵。這些人從工作機會少、薪資低的貧困鄉村到快速發展的都市工作，而且很多都年紀輕輕就投入幫助「中國崛起」的建設大業，燃燒年輕生命。
這些民工興建了使國家晉升為經濟強權的工廠和辦公大樓，興建了道路、鐵路、碼頭、機場，使國家能夠進口並運輸數百萬噸生產所需的原料，再將價值數十億元的 成品出口到別的國家。這些多半是這些人用勞力換來的，而不是高科技設備的成果。鏟子和肌肉是中國工地最常見的景象，而且通常沒有省力的液壓設備。這些民工也在城裡的廚房工作，供應他們自己吃不起的餐點給社會名流和上班族。他們也為較富裕的城市菁英打掃家裡。總之，學歷較高的本地人看不上眼的工作，這些人都 可以做。
目前中國的民工多達二億，一億二千萬在大城市工作，其他分佈在小城鎮。官方數據指出，這批大軍一年增加一千三百萬人，越來越多農民，尤其是農家的兒子，為了改善生活而離開家鄉。
民工在城市工作一年的薪水，確實比務農多年的收入要好，但他們面臨了許許多多複雜的問題和歧視，打擊他們想要改善生活品質的希望。例如都市人多半看不起甚 至輕視外地民工，還有黑心老闆積欠薪水長達一年，甚至不付薪水。民工得到的福利也很少，比方沒有工作合約、意外保險，或是公司不遵守工作安全規章，專業的 安全設備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對中國崛起的偉大貢獻遭人漠視，而且連家人也受害。他們的妻子難覓差事，兒女無法上學接受基礎教育，得到的醫療服務也低於標 準。一個安全舒適、屬於他們自己的家，根本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中國鄉村居民原本就不好過，甚至還有專門形容這種處境的詞語。英文的 coolie 源於中文的「苦力」，意思是說辛苦的勞力，可見中國窮人受富人勞役長達好幾百年。這樣的用語和態度加深了都市人對外地民工的排斥感，甚至讓民工覺得自己建 造的國家和居住的國家，根本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民工的人數持續增加，當他們認清自己永遠無法跟數百萬都市人共享富足生活時，他們就會形成中國的第三個危險族群。
二零零二年三月，全國政協委員吳明熙說，「政府應該幫助建立對民工有益的環境，讓這些到城市求職的鄉村居民的權益受到保障。」，同年八月，中國展開所謂的「大膽改革嘗試」。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王愛文說，其目的是「消除所有導致城鄉勞工待遇不平等的歧視性政策，為城鄉勞工建立統一的就業制度，把民工納入社會福利系統。」
二零零四年夏天，即王愛文宣佈這個「大膽改革嘗試」後兩年，副總理曾培炎指出，全國十二萬四千個建設案中，積欠民工的薪資高達三千六百億元以上。他說， 「有些單位拖欠民工薪水長達十年。」後來他放低語調說，中央政府會在年底付清民工薪資，但地方政府建案的民工要到二零零五年底，也就是十六個月後才拿得到 薪水。二零零五年有份政府報告上說，「國家會建立一套確保民工準時並全額給薪的機制，也會持續幫助他們追討拖欠薪資。」
一九九五年通過的中國勞動法明訂，「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但就像中央政府通過的許多法案一樣，裡頭並末明訂細則、責罰，或說明由誰仲裁和執法。
而曾副總理騎著時大時小的政府帳目玩具木馬，後來又發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成果。二零零六年七月，他說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億元，也就是建設公司通報的拖欠帳款 的95.2％已還清。但二零零七年曾又說，政府幫助民工討回「大部分的拖欠薪資，共達三百三十億，這是二零零三年之前累積的拖欠薪資。」同年的其他報導又指出，曾之前說「已還清」一千七百七十億元，其實是一般薪資，非拖欠薪資。
除了經濟欠缺保障，心理和社會層面的問題也使民工生活大不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二零零四年指出，外地民工「生活孤單，遠離家人，沒有社群的支 持，受都市鄰居歧視，沒有人脈。這說不定會導致情緒崩潰。」同年，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醫師陳斌說，「民工較難承受文化的衝擊、不公平的待遇，還有遠走他鄉的辛苦旅程。」
雖然全國都出現這些問題，但二零零五年媒體卻報導，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說，「從一九九五年元月一日實施勞動法以來，員工的合法權益基本上已經 受到保障。」何女士的說法跟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總工會，由政府掌控〉前一年提出的呼籲不一致。總工會呼籲政府制訂三條法規：雇主應按月或按週支付民工薪資、唯有工會同意才可延遲給薪〈兩週為上限〉，以及詳定扣留薪資之雇主的刑責。這些都暗示勞動法嚴重缺乏效力。
二零零六年，總工會幫助二百八十萬勞工追討薪資，總數相當於十三億元。何女士也說了，「拖欠薪資引發的社會事件有增加的趨勢，嚴重破壞社會安定，雇主避不 見面的情況尤其是。」何女士顯然道中了民工將會形成第三個危險族群的原因之一，卻還不明白每個勞工的不滿多麼強烈而巨大。
二零零七年，政府仍稱國家將對民工伸出援手。溫家寶說，政府會盡快建立專為民工設計的社會福利制度-----四年前政府也說要進行「大膽改革嘗試」，把「民工納入社會福利系統」。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倒是進行了大規模調查，訪問四十個城市、共一萬九千家企業的二百八十四萬名民工，發現79.2％的勞工最擔心收入問題，近40％提到沒有 社會保險，25％以上表示薪資拖欠是他們主要的煩惱。該調查指出，未準時拿到薪水的員工〈未明確指出人數〉，平均被拖欠的薪資是二千一百元。雖然不知道有 多少勞工沒拿到薪水，但我們知道四個勞工就有一個未支薪，擔心拿不到薪水，或懷疑任職公司是否有內幕及政府是否有能力強制雇主支付拖欠薪水。
該調查也發現，民工一天平均要辛苦工作8.7個小時，平均月薪是一千零二十元。但有8％的勞工一天工作十一個小時，而且35％沒拿到工薪。雖然一九九五年 實施的勞動法第三十六條有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但這些文字只是指出一個至今 沒有民工體驗過的「勞工烏托邦」。
這份報告發表沒多久，其他政府部門就宣佈了好消息。北京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表示，二零零六年他們處理了一千九百六十五宗薪資拖欠案，比去年少了六成三。把官方數據當成玩具木馬的官員，這次又把事實踩在腳下。將近二千個薪資拖欠案，涉及四萬多名勞工〈只有北京〉，拖欠金額共九千四百一十八萬元。該局說它罰了四十一個違規企業共十二萬七千六百元－－佔總拖欠工資的0.13％。
也是在二零零六年，任職於北京某民工協助組織的馬陽說，「近幾年情況好轉，尤其是二零零六年。來我們辦公室求助的人數大幅減少。」這種沒有意義的數據根本 無從求證。同樣的，當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宣佈，「今年國家將強制全國雇主將錢存入專戶，確保民工都能拿到薪資。」可是雇主到目前為止都不把法規放在眼裡， 這條新法能否發揮效力令人質疑。
可以肯定的是，拖欠甚至不支付民工薪資在二零零七年仍然相當普遍。是年七月，三百名重慶民工不滿雇主欠薪四個月，遂在廣東省的工地罷工抗議。雇主竟派人持 武器嚇阻勞工。民工劉剛清說，「第一批有三、五十人，統一特嶄新的洋鏟，第二批拿斧頭、鋼管、馬刀.....後面還有人。」而且警察趕到後，他們還繼續打人。
有名民工身受重傷送醫急救，後來被判斷為腦死亡，不久即辭世。廣東省政府發言人極力要壓下這場衝突，稱這是三十名民工和公司人員間的「鬥毆事件」。但重慶 民工權益維護團體主任李中貴對此說法十分憤慨。他說，「如果是雙方鬥毆，為何只有重慶民工受傷.....我們會向警方提出正式交涉，絕不讓步。」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另一位民工謝宏生在陝西省某工地結算四萬元拖欠工資時，遭人毆打致死。謝和父親以及其他民工十一月完成公寓建案，卻只拿到一萬一千元工資。謝父也傷勢嚴重，當地醫院的高利軍醫師說他有腦震盪和骨折，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復原。
同樣在二零零六年，湖南省一百三十七名建築工人控告地方法院未善盡保護他們的責任。雇用他們的開發商從二零零二年起拖欠工資逾八十六萬元。法院凍結了建設 公司的財產，但建設公司卻在二零零五年非法變賣。事後公司法人代表廖和平被捕，但他卻把該用來償付工資的十萬元花在訴訟費用上，工人一氣之下控告法院失職。後來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判定該怪的是「市場太混亂」，不是中級法院。
二零零四年，十八名成都民工在新疆省完成建案卻沒拿到一毛錢。他們決定走回四川，卻在新疆沙漠裡迷了路，一人喪命。當局顯然是看出了人命才伸出援手，四川工會後來也命雇主付清工資。
「新中國」願意為民工這類弱勢和貧困者說話的人很少！而且保持沉默往往是它們認為的「明智的選擇」。王元成曾經也是民工，後來成為山東省某職業學校校長及 人大代表。他說人民代表大會上每百萬都市居民有四名代表，鄉村居民每百萬只有一名代表。他表示鄉村地區的人大代表往往不願說出真相，因為有大批省長和市長在場。
政治代表人數不足，民工的發聲管道有限，少數發聲管道也不受重視，例如王元成這類人大代表。王元成從二零零三年以來就不斷為民工爭取更多權益，如平等教育 機會、工作機會和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一個公平而多元的社會該具備的基本條件仍未達成。是年夏天中國媒體報導，「國內受雇者的合法權益，如受雇合約、加班費和安全工作環境等，都未受到充分保障。」
同年六月，中國科學院調查發現，民工多半沒有加班費，三分之二根本沒有議薪空間。另外，逾三成民工工傷後全無得到賠償。二零零七年科學院又調查了建築業的 五千名外來民工，發現五成三未訂工作合約，但一九九五年上路的勞動法第十六條明明規定「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該調查也發現跟雇主簽訂合約的民工當中，只有四成一持有合約，而且僅一成七了解合約中的法律用語。
這些民工中，只有三成一準時拿到工薪，同樣只有三成一有醫療保險。民工有八成已婚，但只有二成五跟配偶同住。覺得權益被剝奪的民工有四成四認為都市人瞧不 起他們，大部分都覺得自己被孤立。他們多半整天都待在工地，只有3.7％說自己工作之外還有社交生活，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跟人交往就得承受都市人對他們的負面觀感。
直到二零零七年六月底中國才通過勞動合同法，而且是因前幾週爆發引起國際注目的磚窯奴工醜聞《編按：這裡指的是人口販子在火車站拐騙民工甚至青少年到山西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鎮曾生村的私人磚窯做奴工的案件》，政府才有所行動。
二零零七年媒體也披露，民工的生活水平只達一般都市人的53.2％，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二零零八年的報導指出，即使在中國最富裕的省分廣東省，也有22.2％的民工工薪只夠維持基本開銷，完全無法存錢。
由於工資偏低，民工要教育下一代更加困難。光在北京就有四百家為民工創立的地下學校，因為市立學校學費太高，而且常排斥民工子女，說穿了就是學生家長想實 施文化隔離。這種文化隔離也有方法可化解。民工羅洋〈音譯〉本想送孩子到南京市某小學就讀，但校方要他每學期「捐贈」校園八千元。南京市一般民工的月薪是一千元。
二零零年，趙生傑、董慶雲夫婦在北京郊區辦學，供民工子女就讀。不久，校舍因興建公路遭拆除。遷校後不久，北京教育當局又勒令他們關校。沒想到當局竟然沒 收了校內的所有桌椅。趙說，「那四百名學生怎麼辦呢？沒有學校肯收他們。」結果學生整整一週都坐在光禿禿的地上上課。後來他們夫婦覓得新址，但媒體報導新校址又因政府建設案收到拆遷通知。
另一位民工秦繼傑花了四年在北京另一郊區辦校。花費由他一人獨攬，政府全無贊助。三十一名教師的薪水則來自一千名學童的微薄學費。他說，「看見同事子女在 該上學的時間竟在工地、市場和街上閒晃，我很難過。我們這些人從貧困家鄉到城市裡來不只是為了賺錢。更重要的是希望女子能過不一樣的生活，比方受更多教育。但孩子受的教育還是跟在家鄉一樣差。」
二零零四年近二百萬民工子弟因學費太高而無法上學。媒體報導了十二歲小男孩陳其國的悲慘遭遇。陳的父親臥病在床，付不起三百元的學費。他眼眶發紅地說，「我對不起兒子，沒錢讓他上學。」
不過也有很多民工把子女留在家鄉，據估計這樣的孩子約有二千萬人，多半遭政府漠視。二零零七年，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表示，中央政府應該改善民工子弟的社會福利，為他們建立「以照顧為主的特殊運作機制」。
當年紀還小時，這些孩子很容易就能得到溫暖和友誼。等到青春流逝，他們發現市場要求他們要有基本學歷才能學習生產技術，這時這批人就會問：「為什麼？」，並很快地加入第三個危險族群。得不到答案，他們就會另尋方法獲得滿足。
民工和民工子弟受到都市人多方面的歧視，筆者就親眼目睹過很多次。民工通常很好辨認，一來他們穿著方式較傳統，二來他們鄉音重，不會說上海和深圳之類的城 市方言。這些差異使他們很容易成為市警騷擾的目標，其他官員也常惡劣對待並輕視他們。一位民工詢問如何使用地鐵票，這個簡單的一件事卻可能遭致地鐵職員的 辱罵。一名工作辛苦、推著運磚車沿街走向工地的建設工人，也會引來政府用車、公司用車、計程車和其他商務車司機的謾罵。
二零零五年兩名河南人怒告深圳市公安局，抗議其橫幅「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暗指所有河南人都是罪犯。河南人常被歧視，有些人甚至想改掉身分證上的 出生地，免得被人「另眼看待」。河南人任城宇和李東照相當氣憤，認為此橫幅傷害他們的名譽和精神健康。隔年一月法院出面調解，深圳警局也向任、李兩人道歉，雙方才和解。
一直到二零零六年十月，國務院才第一次召開全國會議討論民工議題。二零零七年，一向後知後覺的全國政協才表示國家應更重視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中國的歷史不斷指出，漠視數億窮人及欺騙鄉下居民會有什麼下場。毛澤東很清楚這股不滿的力量有多大，他在中國鄉村找到他的憤怒大軍，這批人窮了幾百年，對生活的想像很單純，毛澤東很容易就動員這個社會底層幫助他創建了「新中國」。
但中國目前的二億民工跟當初毛澤東號召的農民不同，他們的行動更加自由。他們去過城市，看過「新中國」的各種配備：高級餐廳、流行時尚、汽車、消費文化、 美好的生活。對他們來說，這不是留在家鄉農村的婦孺老人從電視上看到、有如另一個星球的遙遠景象，而是就在眼前的真實世界。他們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觸到自 己永遠得不到、享受不到也用不到的豐富資源。
因此，這批大軍也許並不需要一個給他們夢想的將領。每個民工只要直視彼此的眼睛，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認清自己永遠得不到什麼。
這些人拿不到工資、得不到雇主的尊重、負擔不起子女的學費和家人的醫療費，假以時日，他們說不定會放下為社會菁英建設城市的工作，一磚一瓦拆掉他們親手建造的城市。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六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中共為求剎那崛起，令全中國人民來承擔重空氣污染，亂排污水令食水及農產品污染。
在漢人傳統觀念中，自然界一直是人類必須控制的力量。中國王朝稱皇帝為「天子」，也就是說，君權乃上天賦予，因此有責任確保國泰民安－－漢人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即中間的王國。漢人相信天在上、人在中間、地在下這種井然有序的世界，而人就是土地的主人，自然由人類掌控。
天出異象，王朝也會覆亡。自然失序經常被視為上天收回君權甚至整個王朝的徵兆。因此，天災可能加速政治和社會變動，例如黃河氾濫〈幾百年來對中國帶來莫大苦難〉。有鑑於此，謹慎的帝王都會投入許多心力和金錢控制自然，盡可能減少天災。雖然王朝已遠，但這種觀念仍然保留下來。在今日的中國，自然仍然必須受人控制，必須聽命於人。這種觀念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清楚可見。
漢文明始於今日中國北部的黃河流域。黃河就是漢人文明的中心，但黃河經常氾濫，因此才有「中國之憂患」這個別稱。不過，現今也許應該稱中國為「黃河之憂患」，因為黃河遭破壞的程度已經前所未見。
黃河長三千四百哩，供應一億五千多萬人用水，但因為污染嚴重，現在有六成六已經無法飲用。二零零五年，超過四十億噸的廢水倒入黃河〈比前一年多八千八百噸〉，七成三是工廠廢水。
光看一個沿岸城市就可以看出污染情況多麼嚴重。烏海位於黃河沿岸，一九九八年只有四家工廠，現在已達四百家，但沒有一家有環保設施，他們常常晚上營運，這樣就可以不管清理環境的規定，躲過環保視察。光是甘肅一省，每年倒入黃河的污水就有兩億噸，而且將近七成末經處理。時至今日，黃河的魚類有三成已絕種。黃河水利委員會李國英指出，黃河水的利用率是六成，而國際規定的最高利用率是四成。
黃河源於西藏，流入黃河的西藏冰河每年以七％的速度融化。亞洲一半的冰河、全球一五％的冰原都集中在中國，因此對全球健康的影響很大。驚人的是，中國專家 預測中國六成四冰河可能在二零五零年代底消失，二一零零年冰河會全數消失。光是黃河流經的某個縣，全縣四千零七十七個湖泊十五年來就有三千多個乾涸。
中國另一條大河長江是世界第三長河，長約六千三百公里，佔中國淡水總供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一半排入大海的水量有一兆立方公尺。我們會想，這麼大的河再怎 麼污染也不可能多嚴重。然而，根據二零零七年的長江健康報告〈雖然名為「年度報告」，其實中國政府是第一次提出這類報告〉，長江約一成情況危急，三成主要 支流污染嚴重。中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楊柱山指出，這些衝擊「大多無法挽回」。二零零六年的長江水位是一八七七年開始紀錄以來的最低。
長江的各種生物都逐漸減少，最悽慘的是白鰭豚，又名白鱀，是世界上五種淡水豚之一。研究員在長江沿岸調查了六週卻一隻白鱀也沒看到，有些研究員推測白鱀已經絕種。果真如此，這就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造成鯨類動物絕種。在此之前，白鱀在地球上已經生活逾兩千萬年。另一個長江瀕危物種是露脊鼠海豚，其數量快速下降，目前只剩一千二百到一千四百隻，約為一九九一年的一半。
二零零六年，倒入長江的廢水超過二百六十億噸。一九五零年代，漁民約有五十萬噸魚獲，現今只有十萬噸。漁民說，「就算捕到魚，他們也不敢吃，因為水污染。」
長江吸收了全國四成的廢水，其中有八成未處理。但沒想到中國地質大學的某教授卻說，「很多政府官員覺得長江污染問題不算什麼。」目前，中國的環境保護部對 污染工廠的最高罰款是二十萬元。但官方媒體指出，「工廠只要暫停處理污水大概五天，一天省下四萬元就能支付罰款。」
長江的大型工程也造成嚴重問題，例如三峽大壩。大壩的蓄水池受肥料、農藥和遊艇排放的污水嚴重污染。雖然中國政府眼看污染問題拖垮工程進度，便撥下四十億 元〈以二零零七年的匯率來算，約等於五億美元〉環保經費整治環境，但弊案層出不窮〈中國很多大型工程都有的問題〉，令人懷疑這些經費是否能妥善運用。
一九四九年以來，長江下游和中游的湖泊從一萬八千平方公里縮到只剩七千平方公里。同時期，全國的溼地縮了將近三分之二。
中國的第二大湖洞庭湖跟長江相連，同樣面臨嚴重威脅。一九四九年全湖面積四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現今由於泥沙淤積和圍墾，只剩下二千六百二十五平方公里。 洞庭湖的污染也很嚴重，主要因為沿岸有一百多家造紙廠，只有兩家符合排污標準，其他家終於在二零零七年關廠。但工廠常常不把這種關廠令放在眼裡，或只在官員視察時作作樣子，所以難讓人抱太大希望。
較不知名的河流也一樣堪憂。中國西南方的紅河供應十五萬人用水，但因為鉛污染和其他重金屬污染嚴重而停止供水。
二零零七年初，江蘇省宜興市的自來水遭污染，八萬居民有一個月沒有乾淨用水。罪魁禍首就是宜興市內的一千六百八十五家化學工廠。一名當地居民說，「我們把魚放進水裡才三分鐘，魚就死了，可見水有多毒。」他還說地方領導人「等到媒體揭露污染案之後，才要居民停止用水。」
鄉村地區的自來水只有8.8％符合細菌含量標準，約二億三千萬人喝的水不乾淨，六成以上根本沒有自來水可用。二零零八年初，媒體報導光是四川省就有一千七百萬人無法取得乾淨用水。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河南省的污水和工業廢水排入河流，毒死逾四十五萬公斤魚類。這片毒水甚至流入隔壁的安徽省，侵襲陀河和新汴河的水生生物。類似災害二零 零四年也發生過。當時四川一家肥料廠污染了中國西南方的沱江，毒死逾五十萬公斤魚類，一百多萬名居民將近一個月無法使用江水。
二零零五年底，一百噸苯化合物流入中國東北部的松花江，不只污染沿岸人家的用水，連下游的俄羅斯河段也無法倖免。政府還是一樣隱瞞事件，封鎖消息長達十天，罔顧數十萬人生命。
就算當局出手整頓，成效似乎也不大。位於中部的襄樊市有家化學工廠把有毒廢水倒入長江支流，被處三萬美元罰款。當局之前就勒令該工廠及另外十三家工廠停業，但廠主不顧法令，繼續往河裡傾倒毒物。
中國的河流有七成遭污染，農村有九成六沒有足夠的污水處理廠。二零零五年底，中國城市有四成沒有污水處理廠，就算有也不常使用或閒置一旁，因為市政府不願意花錢管理。而且有問題的不只是河流。中國城市有九成地下水都遭污染，六百個城市有四百個面臨缺水問題。
若不考慮其他因素，中國的淡水供應量居全世界第六，但以每人分到的量來看，中國只達到世界平均分配量的四分之一。中國的大量水源都用在農業上，農業用水佔總用水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但五成五農業用水都因為水管漏水、灌溉過量和溢出而浪費掉了，流失量是已開發國家的兩倍。
沿岸地區的情況也不樂觀。中國海岸約十四萬平方公里遭污染，二零零五年有三百一十七億噸廢水排入大海，內含二千五百萬噸以上的污染物。二零零六年，中國把五十萬噸氨氮和三十萬噸磷酸鹽傾倒入海。
聯合國環境計劃署把黃河河口標為「死水區」，長江也是。這表示因為水污染而大量繁殖的海藻數量太多，吸收了全部的氧氣，其他海洋生物都死了。二零零六年六月，長江河口的海藻蔓延一千平方公里，造成一千二百萬條魚死亡。奇怪的是，中國媒體竟在二零零六年中，也就是聯合國公佈此數據前幾個月，報導黃河河口「多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澈」，儘管二零零五年同一媒體才報導過黃河有七成遭污染。
比較不會惹禍上身的說法是，中國在二零零三年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觀念」沒有發揮效力。打事實上，中國採取的環保政策對環境的壞處大於好處。表 面看來，政府的植樹運動相當成功，二十五年來種下五百億棵樹，參與者超過五億五千萬人。然而中國民間環保團體自然之友指出，這些樹逾三分之二是針葉樹，有 些省分的比例更高達九成五。針葉林跟混合林不同，它們對環境的幫助相當有限，因為幾乎沒有生物可以住在裡面。不過，這些樹卻是一大財源。
此外，密集種植單一植物，該植物對疾病的抵抗力就會變弱。逾四億針葉樹不到幾年就凋零，約九百億元就這麼飛了。一些很快種下樹木的地區，土壤侵蝕速度大 增。再者，政府將一億六千八百萬公頃林地民營化，自然之友認為這會使自然林地加速消失。中國境內正有約六千種植物漸漸稀少，一百零四種瀕危。
有時候，危害自然環境竟然還有錢拿。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二氟一氯甲烷生產國，即用於冷氣機的冷媒，也是導致全球暖化的主要氣體。中國大可使用更現代、更安全 的冷媒〈像歐洲市場〉，但至今他們仍然使用冷媒來製造他們的國產產品。那是因為製造這種化合物會產生廢氣，這樣製造商就可以向聯合國申請大筆經費焚解此種廢氣。
大興土木也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一大原因。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雖然二零零六年九成五的新建案都保證新建設會符合環境標準，但真正做到的不到一半。跟建築 相關的活動是中國的主要污染源，而且建築業消耗的能源佔了總能源消耗量的二成七，一年增加1％。但大多建設根本不必要。省政府經常規劃豪華建案，公私用途 皆有。中央政府常對此發出嚴正警告。
某市政府夷平保育區內二百公頃的樹木，興建豪華別墅、網球場和游泳池，破壞自然環境。附近居民說大多別墅都無人居住，雖然起碼一半有屋主。屋主七成五都是公家人員。在全中國共約六百六十個城市中，有一百八十三個城市計劃大興土木。
因為以上種種因素，《二零零七中國現代化報告》指出，以生態保育的表現來看，中國在一百一十八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百，跟上一次的名次一樣〈上一期報告在二零零四年發表〉。
儘管政府成功掃平一些最大污染源，改變似乎也不大。二零零六年中國關閉三千一百七十六家違反環保法規的公司，懲戒了一萬三千家公司。儘管如此，還是沒達到二零零六年的污染防治目標，光這一年的污染申訴案就高達六十萬宗。
中共政府的防治污染成果有限，一個原因是地方政府想盡辦法把督察擋在門外。比方說，很多政府成立工業園區，禁止其他政府部門進入視察，除非上級直接批准。 就因如此，河南省某工業園區百家公司大都未裝設任何防污設備，直接把未處理過的廢水倒進當地河川。類似的園區也可以在安徽、甘肅和浙江省找到。到處可見縣 政府跟製造污染的工廠勾結，鈔票流向官商口袋，毒素湧入自然環境。
省政府也時常假造污染防治數據，阻礙中央政府的掃蕩行動。根據《中國日報》的報導，中國三十一省只有六省達到二零零六年的污染防治目標。可是就連這個差強 人意的成績也很可疑，因為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指出，有些地方政府的數字根本是捏造的。根據中央電視台的一則報導說，中國北部某城的冶煉廠未達環境標準， 卻仍持續營運好多年。原來地方政府的防污行動「只是愚弄上級單位和中央政府的幌子」。難怪不管政府怎麼「取締」，成果仍然達不到標準。
二零零七年五月，國務院公佈禁止外國組織和個人在中國從事水文活動的新法案，並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正式實施。此法規定唯有柑關政府部門或政府授權的水文 機構，才能對外發表水文評估資料。當局聲稱此法的目的是「管理外國水文活動的品質」。之前政府也公佈過限制土地測量的法規。中國政府說這些活動「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事實是，中國只是想隱瞞國內環境惡化的程度。
禁止土地測量的法規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正式實施，規定「欲測量並繪製土地者，必須先經中央政府核准，並由地方政府監督執行。」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四名 日本學者因在新疆省進行「非法測繪」被捕。四人受日本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委託前來調查，結果被處兩萬元罰款。新疆測繪局局長李全戰說，他們的行為「不尊重中國法規，也無助於兩國的研究合作。」李全戰還說他們的測繪設備和結果都被沒收。
中國的環境甚至全世界的生態系統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國內龐大的煤耗量。二零零三年，中國用掉十億噸煤炭，目前則增加到二十億噸。而且採煤工作的效率很低， 除了採礦人員要付出慘重代價以外，平均要挖出五到二十噸煤礦，才能採出一噸可用煤炭，在已開發國家則是約一．二至一．三噸。
從一九七零年至今，中國最大產煤省分山西生產了八十億噸煤礦，卻開採約二百億噸礦石。同時間，每年有六十億立方公尺的煤層天然氣白白流失，總開採的天然氣有一半從中國西部轉運到東部。而且，每年還浪費了十二億噸水。
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十大城市，中國有五個城市因為碳排放量榜上有名。主要原因是，燃煤引起的酸雨已覆蓋三到四成的中國土地，吸進有毒空氣的人民也差不多這個比例。
一個特別嚴重的健康問題是氟中毒，這是燃煤時釋放出的氟化物所致。患者會出現骨頭無力、四肢癱瘓的症狀。貴州省一般人家都燃煤取暖，因此竟有高達九成七人口出現或輕或重的氟中毒症狀！中國境內有四千二百萬人氟中毒，另有一億人有氟中毒的危險。
而且情況只會日漸惡化，因為中國大舉興建發電廠的速度無人能及。光是二零零六年，中國的發電力就增加了一千億瓦特，比全英國的發電力高很多。當初為了達成 這個目標，中國每三天就至少興建一座發電站。實際數字甚至更多，因為中央政府坦承，省政府未經許可就興建自己的發電站。這是中國近幾年常有的問題。
國際能源總署的首席經濟學家畢羅〈Faith Birol〉表示，未來八年中國增加的發電力將達到二十五個歐盟會員國的發電力總和，而且這些興建的發電廠有九成是火力發電廠。
二零零三到零五年間，中國投入一兆元興建電廠。二零零四年，中央政府批准興建的電廠電力達六百億瓦特，未經批准就興建的電廠達一千二百億瓦特。其中大都未 達環保標準。中國電廠的一氧化氮排放量佔全球八成，二氧化硫佔四成四，二氧化碳佔二成六。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凶。二零零四年，國際能源總署預測到二零二五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會達世界第一。但也有些專家預測，二零零七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會超越美國，真如它們口頭禪『超英趕美』。測差距如 此之大，一個原因是中國提供的相關資訊相當有限。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協調小組就說，「我們沒有這麼近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計數字。」該小組表示，中國要再兩 三年才可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報告。
中國為了發展經濟正在污染全球環境。他們不記取西方經濟發展的教訓，反而重蹈覆轍。然而，二零零七年五月在聯合國主要的氣候變遷會議上，中國卻想「強迫」西方國家接受他們的說詞，要代表團承認西方國家要為一九五零年之前九成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負責，為一九五零到二零零零年七成七的排放量負責。此外，中國也反對由全世界擔起氣候變遷責任的主張，再度把罪責推給已開發國家。
德國代表穆勒〈Michael Mueller〉說，中國協商人員是「說謊和辯解的高手」。不過很多代表認為，中國到最後總算比較講理。
二零零七年初的一些報告預測，中國不久就會成為溫室氣體最大排放國，遭中國代表高廣生怒斥。他是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協調小組的主任，他說「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缺乏證據和數據。」後來他承認〈顯然沒發現其中的諷刺〉，中國從二零零三年以來從未發表能源消耗的數據。後來聯合國的推測得到了證實。今天，大多科學 家都同意中國製造的二氧化碳居世界第一。
獨立團體估計的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則是根據中國公開的數字而來，比方二零零六年燃料使用量增加9.3％。二零零八年怕克萊大學的科學家發表修訂後的中國二氧化碳估計排放量。原本估計每年增加2.5％到5五％，重估後改成11％。
高還說中國最近一次估計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在一九九四年，他接下來的話點出中國看待氣候變遷問題的態度。他說這些數據「不負責任，也許會變成對中國施壓的工具。」綠色和平組織和各國環保團體目前是最主要的施壓團體，因為中國人民未給政府適當的壓力。
中國自我辯解的一個理由是，中國的每人碳排放量遠低於美國。的確沒錯，但你去問中國百姓他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得到的答案都是：像西方一樣的高消費生活。 而北京高層很清楚這是不可能的。中國經濟發展單位的高級官員徐錠明指出，中國每人的能源消耗量若要趕上美國，每年就需要四十五億噸石油，但全球石油年供應量僅四十億噸。
中國立下的防污目標越來越難。政府打算到二零一零年之前單位產值能耗要降低二成、五年內汽車油耗效率增加到每加侖四十哩〈比美國目前的油耗標準還嚴格〉、 二零二零年之前減少一成水污染並增加六成工業固體廢料回收率。但中國連污染從何而來都不是很清楚，直到二零零八年一月才進行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中國至 今未達到防污目標，看來要實現這些願景不太可能。比方說，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中國的單位產值能耗增加0.8％，廢水量增加2.4％，達到一百二十億噸，這 還只是二零零六上半年。
另外，中國也以全球鈾產量有限及核廢料處置不便為由，拒絕以核電廠代替火力發電廠。政府官員開始提倡發展水力發電，他們說中國有二成的水資源適合水力發 電。去年，中國增加了六百萬瓩水力電力，全國的水力發電佔總電力的一成四。但為了發展國內經濟，火力發電還是比例最高，佔將近八成四。
國內油礦有限是中國高度依賴煤炭的原因之一。二零零六年，中國將近一半石油仰賴進口，共約一億四千五百萬噸。然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宣佈發現了石油 儲量至少四億噸、甚至可能達十億噸的油田。消息一出舉國歡騰，但很少人提到這對環境可能造成的衝擊，也沒說位於黃河口、渤海灣的油田一經開挖會造成什麼後 果。
幾個月前，中國才宣佈在青藏高原發現豐富礦產，計三千到四千萬噸銅曠、四千萬噸鉛和鋅，以及數十億噸鐵礦。另外還在六百多個地方發現新礦場。中國地質調查 局主任莊育勳說，「我們會加快勘測過程，更精確掌握礦藏所在.....一旦開發這些礦地，就會大幅抒解中國目前吃緊的資源問題。」開發這類土地要有詳盡確 實的土地保育規劃，但這方面在中國尚未嚴格執行。
中國發展水力發電的決心值得嘉許。但二零零五年中央政府不得不中斷三十二個水力發電廠建設案，因為他們未遵守相關的環保法規。只是政府介入之前，已經砸了二百億元，這些錢全都白花了。
二零零八年奧運舉辦地北京的污染問題尤其嚴重。二零零六及零七年的冬天，北京六千個燃煤暖爐全開時，空中的懸浮微粒比標準值高出七倍。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值則超出危險值很多倍。
北京誓言要為迎接奧運淨化空氣，便於二零零六年立下一年要有二百三十八天「藍天」的目標。但所謂的「藍天」，據說大多是「霧氣和高度污染糾纏在一起」。十 二月十二日情況惡化，北京市環境保護局還要居民「減少戶外活動」，因為空氣污染指數高得驚人。此消息發放之際，北京市竟然聲稱再八天就能達到「藍天」目標。根據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的一篇報導，十二月十二日〈當局因空氣污染嚴重建議居民留在室內〉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之間，北京出現八天藍天，達到了年度目標。 此外，十二月二十四日到年底期間也出現三天藍天。
國際奧運委員會副主席林勃〈Ludmilla Linber〉二零零七年三月訪問北京時表示，「我的喉嚨感覺得到〈空氣污染〉，住在這裡我想對健康不是很好。」當地的政治人物卻相信一切問題都會在二零 零八年前解決。北京奧委會副主席屠明德就說，「我相信到時候空氣品質不會影響運動員，這點很重要。」而北京市採取的一個因應辦法是在開幕前人工造雨，確保開幕當天不會下雨。
氣象專家指出，造雨的附帶好處是可以清除空氣污染。北京氣象局的氣象學家王建捷說，「降雨是自然淨化空氣的一個方法。」世衛組織的空氣污染指數上限是50，北京奧運期間高達88。
但中共稱這是一大「成就」，因為中國的指數上限是「101」，世衛的兩倍多。叫目前，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而早夭的人數逾四十萬，三十萬人死於戶外污染，十萬人死於室內污染。
當中國在渤海灣發現大量油田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我聽到消息興奮得睡不著覺。」仍要是中國領導人看清中國未來要面臨的環境災害，大概會永遠睡不著覺。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五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連你國領導都只愛外國，憑甚麼強人去愛你國？
一九七八到二零零七年間，中國政府批准一百二十萬人出國留學，八十八萬多人從此一去不回。這些人再也沒返回「祖國」，再也沒重回中國懷抱。一百多萬個滿腹才學的國家棟樑中，四個就有三個在西方開創事業，過著西式的生活。
想當年出國時，他們都肯定地說完成學業就會歸國，幫助祖國振興經濟，增強國力，還說要回國奉養父母，成家立業，說自己永遠心繫祖國。境管局人員問他們「日後打算回國嗎？」〈已開發國家人員常問欲申請夢想國度之簽證的開發中國家人民這個問題〉，他們熱切的臉上往往會出現不可思議的表情。
「回國？我當然會回國，我是中國人。」他們忿忿地大聲說。簽證到手之後，他們淚眼汪汪、依依不捨跟親友和祖國道別，發誓會好好鑽研西學，日後報效祖國，回國時一定像名副其實的「新中國」國民。
早年的留學潮中，最熱門的國家是美國、加拿大、澳洲和英國。但近來選項越來越多，紐西蘭、愛爾蘭、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甚至俄羅斯和烏克蘭也上榜。感覺上對中國年輕學子來說，什麼國家都比中國強。
有些國家看見了中國留學熱帶來的商機，爭先恐後提出吸引人的方案，急急忙忙為一心想留洋的中國學生擬出海外留學計劃。招生小冊子上還印有「中國」學生享受休閒時光、參與團體活動的照片。二、三流大學標榜自己歷史悠久，吸引了不少人前來翻閱這本小冊子，雖然他們總覺得外國學校應該都不錯，所以很少仔細讀過。
以上我們列出的事實當中，數十萬年經學子不願回國加入改革行列，在中國發揮自己的所知所學，可能是最尷尬的一件。從一開始對祖國滿腔熱血，到接觸西方的文化、自由風氣和生活方式，中間他們歷經了轉變，見識廣了，也有了國際視野。
面對這一大批不信任票，中國政府在二零零七年提出因應方法，宣佈留學生回國可在境內「自由居住和工作」，而且「工作也不受居住地限制、人員配額和薪資限制。」以上在大多國家都是基本人權，在中國卻成了『特權』。中國政府還宣佈，回國的大學生應該「引介更多國外的先進技術，並出資成立更多高科技企業。」當局似乎沒有考慮到這些學生要如何獲得外國的進步科技。這種問題最好別問。
最近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海外華人」這個稱呼似乎把留在外國土地的華人，重新納入祖國和黨的懷抱。但中國政府是否問過這個難題：為什麼這麼多留學生不回國？我們找不到中國政府曾提過此問題的證據。白皮書、藍皮書、新聞報導似乎都沒有針對這個龐大的留學離散人口提出答案。所以我們去問了很多人這個問題。
．溫先生：我從沒想過要留在國外，可是完成學業之後我獲得實習機會就接受了。實習完後我回國，對家鄉的感覺跟以前差很多，我很震驚，只覺得四周圍又吵又髒又亂，等不及要回澳洲。
．周女士：在美國是以才能論人，回到中國你要成功得靠關係、靠人脈。我希望自己是因為才能受肯定，不是關係。
．郝女士：很簡單啊，自由。在國外我可以暢所欲言，可以自由說話、思考。回國就只能說「正確的事」。
．鄭先生:〈笑〉不受居住地限制是嗎？中國政府提供的「禮物」，就是我現在的生活方式。他們實在不懂人民要什麼。
．李先生：我是想回中國，我想念家鄉。可是小時候我很孤單，沒有兄弟姊妹，跟同年齡層的人一樣。學校壓力又大，很難交到知心朋友。我不回中國是因為我喜歡兒女成群，回中國就沒辦法。就算在這裡生完孩子再回國，孩子也得像我一樣經歷「嚴格」的教育體制。我捨不得孩子這麼辛苦，所以我不能回國。
．廖女士：尊重。我不覺得自己在中國受到尊重。
．彭先生：我不想住在我自己、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都無法信任的政府統治的國家。我認識的人都不屑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而我也不想住在一個明知是謊言卻還得假裝相信的社會。
．陳先生：我對政府提出的東西都不感興趣。我不認為只因為黨的一句話，自己就有義務「引介國外的先進技術」。
二零零六年，河北大學對大學生的希望和規劃做了調查，發現64.5％的學生把事業成功和生活美滿視為人生第一目標，10.6％選擇和樂的家庭，14.7％選擇「自我實現」。只有1％選擇「追求共產主義的目標」。說得更白一點，「追求共產主義的目標」其實就是「追求黨的目標」。這些受過教育的人當中，只有一％願意繼續抵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願意全心全意擁抱馬克思主義，儘管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留洋未歸的留學生多達七十九萬二千人也夠驚人了，但這還沒完。目前沒有人調查有多少學生想留洋也有留洋的心理準備卻因學業受挫、父母反對或拿不到簽證而放棄。留學夢碎的比率想必非常高，這些人理想落空，難免心情鬱悶，很可能對未來的命運-----不能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高薪的職位或「喝過洋墨水」的優越感-----感到不平。
大批留學生來自不同背景，當初離開中國的動機也形形色色。有些簡單得不得了，反映了年輕人都會有的夢想渴望。中國學生考慮花大錢出國留學的因素很多：
一、聽從父母的安排或想到國外找尋「自由空間」
外籍教師說他們跟學生常有這類對話：
問：你想到國外讀什麼？
答：會計/商業/國貿。
問：你日後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嗎？
答：沒有。
問：那為什麼選這些科目？
答：我爸媽要我讀的。
中國犧牲了一整代的音樂家、作家、畫家、史學家、心理學家和其他「創造性」工作者，因為父母強迫自己的子女選擇金融、銀行、會計和電腦等一般認為收入較高的行業。另外，一胎化政策也使整個家庭都把希望寄託在獨生子女身上，有些學生只覺得喘不過氣。
．王女士：我來澳洲才學會唸自己想唸的書。如果回中國就不可能這樣，我爸媽會希望我住家裡，還會管我的社交生活。他們一定會逼我結婚、生小孩。
二、照著僵硬的中國教育體制規定的求學路線走
中國大學生多半不能照自己的意思攻讀學位，要聽校方的指示，但較方是根據成績而非個人意願或性向來規劃學生的課程。北京某教育研究院的主任薛英〈音譯〉指出，四成大學生對目前的主修不滿，六成五表示如果可能他們會轉系。
．古先生：我一直想讀法文。我的大學聯考成績可以上〈名校〉，但只能選工程系。我也可以〈選擇較不知名的大學〉讀法文，可是我知道這樣以後會很難找工作，因為公司在意的是你讀哪個學校，不是讀什麼科系。所以我才會成為工程師，到國外我也只能讀工程。
三、父母位居要津，把女子送出國皆學
．胡女士：我爸是地方政府的高官。他希望自己的女兒出國唸書，這樣才有「面子」。到了國外我很痛苦，一點也不喜歡，覺得完全是浪費時間。
．謝先生：我待在國外比較好，這是我爸媽的希望。我爸覺得跟人說自己的兒子在外國、在西方很有面子。真奇怪。
四、追求愛情
我男朋友/女朋友在墨爾本/倫敦/多倫多唸書，我想跟著去。
五、想移民
中國年輕一輩很多都把出國唸書或出國工作幾年當成散心，他們並沒有想過在一個國家待久了，想法也會改變。不過當被問到如果有機會在他們理想的國家建立美好的生活，包括舒適的住家、優渥的薪水、幸福的家庭，但從此不能再回國，他們願不願意，九九．九％的人都說不願意。
六、厭倦了工作，認為進修可以改善生涯
有不少專業人員辭了高薪工作出國進修，只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沒有考慮到離開職場一兩年後要再重回就業市場，可能困難重重。
．盧先生：畢業後我進了一家家鄉本地的公司，但過了幾年，我覺得自己升得太慢。我想進修是事業成功的關鍵，出國留學我的身價就會提高。所以我辭了工作，專心讀英文。我住家裡所以不必負擔房租，只要通過英文考試我就可以出國了。
．王先生：我是公司裡的主管，辭了工作去拿管理學位。
．喬女士：我出國這兩年期間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化。拿到英國學位，以後我的薪水就會比別人高。
七、想永遠待在學院當學生
是的，中國也有很多這種人。
八、跟上潮流，不落人後
眼看同儕都往國外發展，年輕人很難不受留學潮影響。因為不想落人後，才會興起留洋的念頭。
九、因家裡的壓力而繼續深造
上海的父母九成以上都希望子女至少讀到大學。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形成的壓力，迫使子女就算不想升學也得升學。
．趙女士：我姑姑是會計師，她跟我爸媽說這行不錯，所以我爸媽才送我出國唸書。一開始我在英國某大學唸書，可是課程太難，第一學年我有些科目沒過。這表示我整個夏天都得用功唸書準備重修 。
．徐先生：我大學聯考考得不好，進不了好學校，所以我爸媽才送我到澳洲唸書。
十、照著家人的求學過程
．包先生：我爸在美國拿了企管碩士再回中國自己創業。他希望我到美國學商，等他退休就接下他的公司。可是我其實不想從商，我們常為了這個吵架。
十一、對自己的未來有完善的規劃
．楊先生：我高中就訂出了求學計劃。我在某所跟英國大學有合作計劃的國內大學讀國貿。大學畢業後我工作了三年，盡量省吃儉用，存錢出國唸書，培養國際視野。目前我正在申請到美國讀企管。可是花費太高，我自己的積蓄不夠，得跟爸媽借錢。我對他們覺得過意不去，所以我希望申請得到獎學金。畢業之後嗎？我希望可以在美國工作幾年，之後我希望能回國。我永遠是中國人，我希望回國工作為國家盡一分心力。這種人並不多。
儘管出國的理由動機各式各樣，但中國留學生都有一個共同點：沒想到國外教育會改變了他們。
有個主題貫穿了以上我們所作的訪談，那就是國外教育鼓勵學生以更創新、更開放的觀點去思考問題，這是他們在國內從未體驗過的。我們也一再聽見中西教育的強烈對比，中國著重死記和尊師重道，相反的，西方則強調個別差異和主動發問。
二零零七年，費洛〈Greg Philo〉教授對留英的中國學生進行調查，也發現了同樣的結果。費洛引用某研究生的話說，「在中國上課會用課本，老師照著課本授課，學生仔細聽講，寫筆記，背出老師教的東西，考試就能過關了。」也有學生說，「我們會模仿但不會創造。中國的教育方式不鼓勵創造性思考」，而「英國教育很重視事實-----在中國，有人會以專家身分發表意見，就算沒拿出證據，大家也會覺得他們說的沒錯。」
我們發現美國、澳洲和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也有類似的看法。
．劉女士：我永遠忘不了第一學期的一堂課。助教在討論國際法的某個問題時，問了我的看法。我在中國從沒遇過這種狀況，要說出自己的意見我很緊張，可是我辦到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助教認真聽了我的看法，再融入授課內容。我這才體會到教育真的是種雙向的過程。
．江先生：在中國我們習慣拷貝教科書或網路上的東西，但在澳洲不能這樣。學生得讀很多講義，然後提出自己的問題。我覺得很吃力，幾乎把所有時間都拿來讀講義。過程很辛苦，但我漸漸變得比較有想法。現在我看著一些沒出過國的中國朋友，就不禁覺得他們跟我很不一樣。
對中國留學生造成強烈衝擊的不只是教育方式。留學生出國前對國外的文化和杜會多半了解很有限。費洛教授的調查發現，大多學生對外國的印象來自狄更斯和珍．奧斯汀的小說，或是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我們一再從中國學生口中聽到對英國的刻板印象，最常聽到的答案是，「所有英國男性都是紳士。」中國學生對其他國家的認識也一樣淺薄。對澳洲的印象通常離不開袋鼠、無尾熊和社會福利，加拿大則是乾淨清新的環境，美國則是經濟蓬勃和好萊塢。
問他們要去哪個城市或要申請哪個系所時，年輕學子常回答「我不知道」、「名字我忘了」或「問我爸媽就知道了」，這種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從中國媒體二零零七年的報導可見，學生決定去哪裡留學其實沒有一定的取決標準。報導指出，「二零零六年到西班牙、義大利和奧地利留學的人數增加，因為這些國家參加了二零零六年的國際教育展。」由此可知，中國學生對以時下流行的方式推銷的商品接受度很高。
中國學生跟全世界的學生一樣，都期望父母會贊助他們留學經費。留學生都認為留學是事業成功、收入優渥的捷徑，這樣就能回饋爸媽對他們的付出。因此父母拿出自己辛苦攢下、再難賺到的大筆積蓄讓兒女放洋。不同的是，中國的獨生子女還有扶養父母和祖父母的責任，因此要能價還爸媽給他們的機票費、學費、生活費和各種費用很難。如果這個學生想要建立自己的家庭、生養子女，出國留學更是不可能。一流的工作和豐厚的薪水不管在世界哪個地方都不好找。
就算中國留學生學成歸國，還是會面臨其他問題。這些被稱為「海龜」〈跟「海歸」諧音，即海外留學歸國人員〉的學生，會面臨工作越來越難找的困境，因為「很多因素：少數幾個科系的留學生特別多，如資科、企管，還有缺少工作經驗、期望薪資較高。」
．沈先生：我到英國某知名大學拿了企管學位，花了很多錢，但我有信心回國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我認為自己的月薪應該在一萬五千元左右，也在履歷上註明。結果第一輪投的履歷都石沉大海，我只好把月薪降到一萬元.....幾個月來降了又降。最後我只好接受目前月薪四千元的工作，我知道比很多「海龜」要好了，但還是會問自己花那麼多錢去拿 MBA 值不值得。還有將來我要怎麼還爸媽錢？
所有事情都有個中心切入點，留學也一樣，其「中心」或說「核心重點」就是英語，中國人民都得圍繞著這個中心打轉。中國學生〈從小學到大學〉有將近八成把學英文當成第一要務。中國媒體報導，某調查指出，非英語主修的學生有五成六花「很多」時間讀英語，一成九幾乎「全部」時間都在讀英文。中國大學生不論科系都必須通過英語檢測才能畢業。很多學生覺得通過英語檢測是他們最大的負擔。
根據《中國國際經貿》雜誌說，英語在中國是種「地位象徵」，甚至是擇偶條件。有個年輕的中國女人對雜誌採訪員提到自己的擇偶標準，「不會英文的男人根本寸步難行。年經人沒有起碼的英文能力，肯定沒辦法往社會高層爬。」目前中國約有三億人口在學英文，其中一億是學生。專家估計再過幾年中國學英文的人口，將會超過全球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口。
從英文對中國造成的衝擊來看，英語可以說是一種「病毒」。網路普及加上會英文的人越來越多，都在中國創造出一種自由開放的溝通方式。中國政府控制人民以中文思考和說話的成效驚人，但對英語網站的監控不像中文網站那麼嚴格-----形成「一網兩制」的獨特文化。也就是說，英語能力有助於中國人民擺脫中共政府的魔掌。
有人問「為什麼要說英文？」問的人是沒有意願或動機增進英文溝通能力的人。這在中國形成一種「文化困境」，一大群潛在激進分子在國家操控的中華認同和大眾語言賦予的個人自由之間，進退兩難。
有些人在中國認同和新發現的國際主義之間飄盪，將永遠迷失方向。另一些人將會緊緊抓住一個事實：英語有朝一日可能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改革力量的工具。出國留學可能成為中國新一批雙語革命分子的訓練場-----如果他們願意回國的話。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四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二零四零年中國的老年人口會達到顛峰，但國家的社會保障預算每年卻會短缺一千二百八十億元。
中國常把「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掛在嘴邊，意在打造經濟體制「年輕」有活力的形象。而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突飛猛進，也讓它好像是一個年輕的經濟體漸漸茁壯，進而成為強大自信的發達國家。
但中國社會實際上垂垂老矣，人口的年齡和數量都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高齡化社會」是指一成人口超過六十歲或7％超過六十五歲的社會。到二零零八年底為止，中國總共有一億四千九百萬人超過六十歲，佔總人口的一成一。而且高齡人口以每年3％的速度快速增加，超過八十歲的人口則每年增加5％。據估，到二零一零年中國將會有一億七千四百萬人超過六十歲，二千多萬人超過八十歲。到二零二五年，中國會有二億八千萬人超過六十歲，到二零四五年再增加到四億。
二零零零年中國人民平均年齡約三十歲，到二零二五年會提高到三十九歲，二零四零年到四十四歲，這表示中國人口在二、三十年內老化的速度，比歐洲人口百年內老化的速度還快。換個方式說，到二零五零年中國人口的平均年齡會比一九五零年的平均壽命還要多三歲。
上海常以朝氣蓬勃、年輕健康的形象示人，其實一九七九年它就成為中國第一個高齡化社會，有一百一十五萬人超過六十歲，佔全市人口10.2％。當時，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佔7.2％。到了二零零一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18.6％。二零零六年底，六十歲以上人口佔20.2％，估計二零一零年會增加到23％。更高齡的人口成長速度更快，八十歲以上的人口較前年增加了6.9％，同一時間一百歲以上人口增加了13.3％。專家估計，到二零二零年上海六十歲以上人口會多達33％。
到了二零零六年，上海有一千三百六十八萬人超過六十歲，但給老年人的病床只有六萬個。目前，上海的高齡人口比例居中國之冠，但中國其他大城的六十歲以上人口比例也已超過一成。眨中國可能面臨未富先老的窘境。高齡人口持續增加，一胎化政策下也難以增加年輕人口奉養這批老年人，這種情況勢必會呈指數惡化。
一九九零年，中國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是十比一，二零零三年降到三比一。估計二零二零年會變成2.5比1，持到二零四零年每兩個工作人口就得照顧一個老年人。而且，據佔二零五零年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會提高到八十五歲。這表示未來很多一胎化下的工作人口，必須投入更多資源照顧兩個退休的父母和四個退休的外祖父母。今日已可看到這種情況，但醫療需求增加、平均壽命延長將使情況更加嚴重。
上海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出現第一家私人療養院。目前，中國每一千個老年人只能分到十個療養院床位，但已開發國家平均是五十到七十個床位。中國聲稱到二零一零年會再增加三百萬個床位，但這個數目還是低於需求的數目－－七百萬以上。
中國每年有數百萬人退休，其中只有一成五拿得到退休金，但政府連付退休金的錢都不夠。根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到二零零五年底為止，政府的退休基金赤字達一千億美元。二零零六年赤字更達三千億美元。上海在一九九八年尚能發放全數退休金，到一九九九年卻出現七億元赤字，二零零零年增加到二十億元，二零零一年達四十億元。媒體報導，之後上海就只好挪用之前的預算存款來支付退休金。
農村地區約六成五高齡人口享受不到國家的社會福利，等於共有八千五百萬人沒有得到退休金和適當的醫療服務。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的李本公避重就輕地說，「社會福利迫不上增加的需求。」另一個估計數字指出，中國九億鄉下人口中有九成落出社會保障網。此外，中國敬老尊賢的傳統日漸式微，也使情況更加惡化。
一份全國性調查訪問了一萬餘農民，發現六十歲以上人口有九成四仰賴兒女照顧他們的老年生活。但調查發現務農的老年人口中，有一半覺得子孫對他們態度冷漠。這個調查是翟玉和自掏腰包做的。他雖然是政府官員，也申請不到調查經費。這些六十歲以上農民有40％沒有跟子女同住，5％不知道下一餐的著落，69％只有一套衣服，67％買不起藥，竟然有85％還得下田幹活。
其中一個社會保障網遺漏的人是李召坤。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他放火燒山，只希望被抓進牢裡，因為牢裡至少有吃有住。他長期在外流浪，身上沒有證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遊民救濟金乃由地方政府發放，因此必須是當地居民才可領取。像李這樣的遊民什麼也拿不到，除了要他離開的警告。他在廣州市縱火，但當地官員卻說，「他得弄清自己是哪裡人，他戶籍地的地方政府應該照顧他，說不定會把他送到老年人之家。」他顯然沒想到李的戶籍證明早就丟了。
針對改善老人生活，政府提出的一個辦法是由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提供三十萬到八十萬的製片補助金，請他們製作宏揚孝道的影片。政府認為這樣可以增進「社會安定和和諧」，但這麼做毫無實質幫助。
老齡工作委員會的李本公指出，二零四零年中國的老年人口會達到顛峰，但國家的社會保障預算每年卻會短缺一千二百八十億元。
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目前積欠的退休金達一兆五千億美元。現今加入勞退金制的勞工〈只,佔總人口二成五〉，他們繳的錢大多被地方官員「借去」支付改革前勞工的退休金。這表示目前勞工退休帳戶裡其實並沒有錢，反而只有得由未來勞工支付的帳單。一般人都不清楚原本該進到個別帳戶裡的錢竟然這樣用掉了。李估計老年人使用的醫療資源會比其他族群多三到五倍，另外德意志銀行預測，到二零五零年每一百個勞工就要扶養七十九個退休者。這麼看來，要付清這些帳單根本不可能。
更甚者，各地政府常濫用退休基金。二零零六年的全國帳目審查發現，濫用金額高達三十八億五千萬美元，中國審計署說，這些錢多半拿去「投資海外市場、貸款給企業、建設政府大樓和其他用途上。」二零零七年的審查過後，地方官員宣佈光是上海濫用的退休基金就高達三十一億元。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還因此丟了官。據知，他丟官可能是因為北京和上海政治人物的權力鬥爭，可不是當局擔心人民福利受損。
其他扶老濟貧計劃也頻傳弊案。近來，富裕的浙江省有一些城市開始興建養老院。例如，紹興就投入一億元興建一棟二百五十八房的公寓大樓，包含六千平方公尺的活動中心、一個購物休閒園地、一間餐廳、一間健身房和廣大綠地。繼紹興之後，餘姚、深圳、嘉興、蕭山等城市也紛紛跟進。
港口城市寧波將專為老年人興建的公寓套房，以每平方公尺二千二百元的價格租給承包商，只有當地市面租金的三分之一。承包商再轉租給退休的官員、醫生和商人的父母。目前有些住戶甚至不是寧波人，而是上海或省內其他城市來的。退休官員顯然賣了自宅，遷入仍由政府贊助營運的養老院裡。
中國政府對高齡問題倒是發表過不少無關痛癢的聲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高齡人口白皮書上說，「國家重視也珍惜高齡居民的智慧、歷練和技術，也敬重他們的正確倫理觀，因此相當努力為高齡居民打造良好的生活環境，讓他們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長才，鼓勵、支持他們融入社會，持續對中國的社會發展做出貢獻。」除了捉出目前的數據和現況之外〈如二零零五年底為止中國照顧老年人的專業護士只有二萬人〉，這份七千五百字的報告〈在二零零六年底發表〉幾乎全無具體說明末來該怎麼做。
問題如此之大，大眾對實際情況的認知卻有限。安盛保險就退休態度對十二個國家進行調查，發現中國三成九的勞工認為退休之後生活水準會提高，比例比其他國家高很多。例如，德國勞工只有4％認為退休後生活水準會提高。中國人民還相信自己的退休金足夠他們養老，不輸其他國家。
中國勞工平均從三十七歲開始儲蓄退休金，比其他國家晚，英國是二十八歲，美國三十歲。已經開始為退休生活做準備的勞工比例，以中國的比例31％最低，美國是85％，英國是74％。
五成五的勞工認為目前的社會福利制度只是「有些問題」，一成二選擇比較切實際的答案：「面臨危機」，足足有一成六認為「完全沒問題」。另外，八成七勞工相信他們七十五歲時勞退金制度仍然健在。對勞退制度的樂觀態度，中國再一次領先群雄。
中國的退休年齡比大多國家來得低。目前法定退休年齡為男性六十歲、女性五十五歲。不過，很多企業都鼓勵員工早退，因此目前的平均退休年齡是50.2歲。早退勞工約三分之一。
要解決退休人口龐大這個迫切的問題，一個可想而知的對策就是提高退休年齡，但中國政府似乎不太願意採取此對策。《中國日報》報導，因為這「可能會對已經飽和的就業市場帶來更大壓力」，降低退休年齡，政府才能為年輕勞工開放更多職缺。為了保住地方經濟健全的表象，同時又要討好比老年人更懂得表達不滿的年輕階層，有些國營企業甚至批准四十幾歲的員工提早退休，還可領全額退休金。這麼一來，地方官就可對年輕勞工開放新職缺。
名為周香華的勞工不滿女性得在五十五歲退休的規定，但公司強迫她退休，她憤而告上法院。周說強迫女性比男性早退休是種性別歧視。法院表示他們無權判定這個規定是否違反中國憲法，因而駁回她的案子。
高齡人越來越多口也衍生出其他問題。老人獨居相當普遍，民政部二零零五年的調查發現，六十歲以上老人有二五．八%無子女或不跟子女同住，中國新興大都會的比率更高。二零零四年，中國市中心六十五歲以上老人逾三成不跟子女同住，全國老齡辦公室的趙寶華估計，到二零一零年比例會增至八成。
二零零六年，全國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有六成單身，其中七成是女性。傳統孝道雖然漸趨式微，但子女仍對父母有一定的期待。失去配偶的老年人再婚的比率不高，一來因為儒家文化不鼓勵再婚〈尤其是女人〉，二來也因子女反對。
中國一些專家指出，老年人的自殺比率日漸升高。江西省七十歲的農民李秋蓉就是一例。她因腳受傷且無法照顧自己，而喝農藥自殺。她的五個兒子個個蓋了新屋，卻讓老媽媽一個人住在簡陋的小屋裡。
更意想不到而又悲慘的是，中國現代社會把死去變成比活著還花錢的一件事。上海二零零七年的葬儀費介於一萬到四萬元不等。熱門的墓地最便宜的佔地1.5平方公尺，要價將近兩萬元，最貴的佔7.5平方公尺，要價十二萬元以上，沒經濟基礎或失顧的老人民可說是死無葬身之地。
殯葬業者把價錢炒作到原價的二十倍之多，以賺取最大利益，吃定了死者家屬不會討價還價。墳墓甚至成了一種投資商品，業者以傳銷方式出售墓地。從九零年代中至今，墓地的價錢漲了約十四倍。二零零七年政府公佈約束墓地投機買賣的草案，規定購買墓地一定要提出死亡證明。這當然就表示，人無法選擇自己最後的葬身之地。
「新中國」每年約八百五十萬人死亡，不管是政府官員或平民百姓，一定都有無恥之徒想盡辦法讓一無所有來到人世的人，一無所有離開人世。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在中共的一黨專制下，媒體、網路等訊息來源遭嚴格控制，當局還以公安、武警、城管、甚至居委會監管人民，就連街上都裝有大量監視器，儼然十足的警察國家。監視是中共的「看家本領」別無二選！
中國曾經是各種發明的搖籃。漢文明孕育了無數的作家、思想家、科學家和探險家，新發明琳瑯滿目，很多都對中國造成深遠的影響，後來又傳到全世界。其中有四項發明影響社會至深，少了它們，人類歷史會完全不同。這四項發明就是火藥、羅盤、印刷術和造紙，每一樣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印刷術源於宋朝〈九六零~一二七九〉初期。宋代社會利用印刷術印製了大量書籍〈累計達數百萬冊〉，呈現出宋代社會多元而創新，對生活各個層面都滿懷熱情和好奇。史學家約翰．曼〈John Man〉指出，宋朝人研究並書寫的題材「無所不包」，「有許多關於蕈、竹、芍藥、果樹、鳥類、蟹、柑橘類.....醫學、地理、數學、天文的科學論著，各種論述都有。」印刷術也用來印行紙鈔-----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具革命性的經濟工具。
羅盤也是在宋代發明的〈不過中國人更早之前就發現了磁力〉，後來更使中國成為海上強權。而火藥除了能製造燦爛奪目的煙火秀之外，後來更經由西方強權之手，革新了戰爭技術。
除了四大發明之外，中國還有很多令人目不暇給的發明。例如鑄鐵技術〈源於西元前六世紀，西元初發明鼓風爐之後又再改良〉、地震儀〈約在西元一零零年發明〉、手推車〈西元一零零年或更早〉，以及一些便利的發明，例如讓牲畜更好呼吸的馬頸圈〈西元前三零零年前後〉。中國在悠久的歷史中發明了許多東西改善人類的技術和日常生活。
明朝年間，中國成為海上強權。鄭和帶領的船隊在一四零五到一四三三年間出海七次。其中最宏偉的船艦有九根桅杆，重達一千五百噸，從船頭到船尾長達一百三十八公尺，最寬有五十六公尺。當時，歐洲船艦最長也只有六十公尺。
這樣一個擁有偉大發明傳統和創新精神的國家，後來卻漸漸淪為貶低甚至漠視新發明的國度。這種現象始於清朝，清朝皇帝封閉守舊、自以為是，以致西方強權漸漸征服中國的版圖和知識文化。到了二十世紀初、清末民初的一小段時間，東方發明精神和西方創新科技相互激盪，百家爭鳴、生機勃然。後來日本入侵、二戰開打，中國重新發掘其發明及創新傳統的努力也從此中斷。
中共一九四九年奪得政權後，大力掃除了所有創造性思想。「服從領導」成了新的目標，因為服從才能存活下去。在統治國家的第一階段，中共領導人更關心的是餵飽人民、驅逐外國思想和建立基礎工業的問題。在這種環境下，很難激發改變世界的創新發明。
既然中國人民對黨千依百順，教育於是成了這個追隨者〈而非領導者〉組成的國家仰賴的生產線。平定百姓之後，中國領導者發現自己陷入毫無勝算的窘境。他們知道要保住人民的支持-----儘管是勉為其難的支持-----中國的經濟非起飛不可。他們希望金錢的力量能凌駕一切，讓人民甘心接受政府對個人自由的必要掌控。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思考和行動方式。
門戶大開後，今日中國成了全世界的經濟火車頭，背後的力量就是願意從事低薪又單調的工作的廣大中國人民。這時外資湧入中國，意圖把中國百姓併入外銷產品的生產工廠。此外已開發國家也把現代科技輸入中國，迫不及待要搶奪市佔率。在提高生產力的衝勁驅使下，很多人才都投入提高數字而非發展新科技的行列中。
中國快速成為經濟巨人，同時也急著要脫離「開發中國家」的行列，晉升為「已開發國家」，但達成此目標的唯一途徑是著手開創自己的技術。也就是說，中國必須開始挖掘沉寂已久的人才。這工作可不簡單。
一九九九年開辦的國家科學技術獎，真正目的就是要重新發掘中國許久不見的發明人才，要找出並表揚每年特定領域的研究成果。獎勵分為三個項目：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以及最高獎項國家技術發明獎。自一九九九到二零零五年間，最高獎項只在二零零二和二零零三年頒出，其他年度都無人獲獎。而且直到二零零六年三個獎項才頭一次同時頒發。
據媒體報導，「主辦單位表示，只有國際公認對科學領域造成強大衝擊的發明，才有資格獲頒首獎.....過去幾年，當局要科學人員密切追蹤世界科技的最新發展，而非研發本國自己的科技，所以國內發明力才會偏低。」這充分顯示出中國當局目前對科學創新發明的看法。國家科技獎不直接表揚特定年度最具發展性的科學成果，給予獎勵，反而設立了一些參賽者必須跨越的障礙。中國對科學成就的追求完全以功利主義為重，而不是單純的表彰優秀的表現。
中國對科學家缺乏尊重，看媒體二零零六年公佈的中國「新四大發明」就一清二楚。這四大發明是由不知名的「專家」選出的，基本上只是為了再現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榮光。但政府非但沒表揚獎勵這些發明家，還擺出一副降尊施惠的模樣。
第一個新發明是吳文俊的數學機械化方法。媒體先是分析說明了該項發明，接著竟然提出批評，說吳的發明「至今仍沒有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數學結果，一項數學方法.....應該起到實際數學作用。」
第二項發明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袁的發明同樣受到批評：「過去外國同行曾經做過雜交小麥，所以這個創新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創新。」
第三項是一九六五年由一群科學家完成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合成蛋白質〉，專家卻批評這樣創舉不夠突出，因為「別的國家紛紛做了類似的研究，合成了大量生命物質，目前中國在這一領域的領先地位已經沒有了。」
最後一項是李四光提出的陸相成油理論。專家卻說世界大部分的油田仍是海相的沉積，但李提出的是陸相成油理論，因此「對人類利用石油的貢獻比海相成油的貢獻就少多了。」這種評論真叫人跌破眼鏡，因為其他國家都還在想盡辦法從土地提煉石油。
二零零七年，媒體又宣佈了不太一樣的中國「新四大發明」。雜交水稻和牛胰島素仍然保留，但另外兩項卻由抗瘧新藥和漢字的新照相排版技術取代，而且不像二零零六年還附帶批評。
中國對科學發明的態度一直反反覆覆，令人困惑，甚至還假裝謙虛。媒體的反應多少顯出某種施捨似的尷尬氣氛。媒體使用「四大發明」這個字眼，使人民以為「新四大發明」的偉大程度一定等同甚至超過已成經典的原四大發明。四大發明之後，中國就在發明領域中缺席了，其他文明的新發明卻源源而出，尤其是西方文明。過去的時代、過去的人才已經一去不復返〈眷戀過去的黃金時代只會使中國更難釋懷〉。如今媒體公開批評新發明，並非重新發掘人才的好方法。
此外，今日中國似乎較著重「重新利用」歷史巨輪，而不是開創新巨輪。中國多年來都是全球第一大 DVD 生產國〈佔全世界的九成〉，但很多公司都未向研發 DVD 規格的國際公司支付專利費，因此這些公司揚言要對中國採取法律行動，以杜絕如盜匪般的剽竊行為。
雙方尚未協商降低專利費，中國就開始研發自己的 DVD，取名為EVD〈enhanced versatile disc，『增強型多用途光碟』〉，在二零零三年上市，引起媒體大幅報導。但上市沒多久，研發夥伴就發生法律糾紛，EVD也陷入停頓，未對市場造成很大衝擊。二零零六年中國宣佈有意在二零零八年停產 DVD，轉而生產 EVD，但日本廠商的藍光光碟和高畫質 DVD 已經超越了 EVD，因此 EVD 要成功似乎很難。
無獨有偶，中國也嘗試推動自己的 W-LAN〈無線區域網路〉，名為 W-LAN Authentication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無線驗證與保密結構〉，期望取代廣為使用的美國無線網路通訊標準：802.11。中國聲稱 802.11 標準不夠安全，並強迫中國販售的所有儀器都要使用本土的 「WAPI 」標準。這不僅幫了中國廠商一個大忙，也能讓中國政府，即 WAPI 的所有人，得以「監視」透過 WAPI 傳送的所有網路通訊，似乎監視是中共的「看家本領」別無二選！
一名科技評論員指出，「中國的 W-LAN 標準如果實施，〈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以後 802.11 標準的 W-LAN 就進不了中國市場。為了讓 WAPI 合法上路，中國會強迫外商跟中國廠商分享技術。」但面臨國際反彈聲浪〈很多廠商揚言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願再供貨給中國〉，中國只好放棄在國內強制使用WAPI的計劃。
然而，中國仍然努力要讓 WAPI 通過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認證。ISO在布拉格召開國際會議，針對是否要將WAPI列入國際標準進行表決，結果三十個成員國中只有八國同意。中國代表團退席抗議。
雖然是國際性質的投票，中國代表卻說中國「無法接受」投票結果。中國媒體報導，應該要推翻此次投票結果，因為不齒美國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縮寫是IEEE，ISO的一員〉的「不道德行為」，包括「勾結」其他國家反對WAPI，污衊中國和相關國家，進行威脅和恐嚇等。」〈其實它還不是在污衊著全球反對它的有識之士！〉至於是什麼「威脅和恐嚇」，中國媒體並未說明。中國媒體還引用中國某代表的話，「美國的標準制訂者 IEEE壟斷選舉，破壞了表決過程，所以布拉格會議是不公平的。」報導還說，「中國在四月底對 ISO 提出申訴，要求該組織延後分析投票結果，並要 IEEE 為不道德的行為道歉。」
中國代表團的所作所為給人一種感覺：肯定壞科技的人，態度也好不到哪裡去，而且會產生一種「科技傲慢」的心態。也就是說，自己的國家或公司花了數百萬元研發的科技，不被消費者接受或被其他國家認可為國際標準時，就會惱羞成怒、歸咎他人。
泱泱大國應該靠著創新和發明流傳於世和推動經濟才對。中國想要延續經濟奇蹟，一定要重新發掘本土的創新精神，即開創中國盛世的創新精神。這是中國頒發國家科學技術獎的目的之一，也是中國領導者開始一點一滴、有限度地從事教育改革的目的。不過，中國領導者也很清楚真正思想創新自由的人民，同樣會要求政治和產業上的革新，這表示中共還是擔心改革幅度太大。民主是創新的一大動力，但對現今中國政府來說，民主超出了「他們可容許的範圍」。
相反的，中共極力要把國家創新的方向，引導到有利於鞏固權力的途徑上。因此他們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藍天」思想〈即自由發展的科學研究；2008～2015年間中共在污染榜上名列前矛，「藍天」已有新詮釋，在所謂重大面子工程前後，全城工廠停產禁車等千方百計，擠出幾天藍天來掩蓋污染之實，有弄虛作假之嫌。〉，而是把創新人才和大筆資金投入可提高政治威望的計劃上，例如太空計劃。美國投入金錢和人才得到了創新發明〈微軟就是一例〉，但中國政府的資金主導一切計劃，結果往往是澆熄了創新的火花。另外，中共還在許多組織廣設黨部，這就表示科學家和國營企業只能照著政治上級的意思去做，別無選擇。
二零零三年中國太空人第一次升上太空《距離蘇聯成功發射第一個人造衛星已經超過四十年》。二零零五年，中國太空計劃副總指揮胡世祥說，中國打算在十到十五年內把一名太空人送上月球，在月球建立太空站。二零零八年，中國太空人首度完成太空漫步。
這類計劃對人類全體的福利貢獻不大，而且肯定無法改善中國百姓的生活。事實上，數十億資金投入了太空計劃，以致中國農村拿不到急需用來建校、建醫院和加強社會福利的資金，百姓的生活反而更苦了。此外，太空計劃也佔去了攸關人民福利的研究經費。太空計劃利用榮耀感團結人心，而中共就是利用這份榮耀鞏固權力。但國家自尊只是中國急著往太空發展的一個面向。中國把太空人送上月球，也許主要是想往太空擴充軍力。
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認為中國真正會對世界造成影響的發明只有一個-----連這項發明也跟古代的發明有關。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國從地面發射火箭〈別忘了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摧毀了自己的衛星。美國一九八五年做過反衛星測試之後，就沒有國家嘗試摧毀過衛星。中國摧毀的衛星在太空中製造了大量的碎片，專家指出其中有五百到八百片有十幾公分寬，碎片撞上其他衛星甚至太空梭並嚴重破壞其功能的機率大增。
二零零三年，中國空間環境預報中心的研究員劉靜指出，「無論大小，太空碎片都不只會危害人類在太空的活動，一旦碎片掉下天空，地球人類也會受害。而且碎片要是撞上漂浮的廢棄物，就有可能摧毀太空船和衛星。」這段話對未來敲了警鐘。
中國的舉動引起全世界關注。發射火箭之前，中國政治高層和軍事將領想過會有這種後果嗎？他們考慮過這種摧毀行動會對全世界造成什麼影響嗎？這樣看來「中國人所到的地方寸草不生」又不幸言中！
在中國成功出擊之後，各方難免擔心太空軍事化的問題。「我們第一擔心的是和平利用太空的問題，第二是安全的問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鹽畸恭久說。他很清楚中國的太空實力日漸增強。現在日本跟美國的合作越來越密切，全面發展美國構想的「星際大戰」飛彈防禦系統。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凱斯〈Tom Casey〉說，「我們當然關切任何研發武器或在太空從事軍事活動的行動或國家.....我想你已經聽到日本政府還有澳洲總理唐納的回應，我想很多國家也會提起同樣的問題。」他表示，「我們當然不希望這類測試製造出來的大量太空碎片，有可能干擾甚至意外打斷通訊衛星或其他太空飛行器。所以我想這個議題不只我們大家關注，廣大的國際社群也同樣關注，我們希望能從中國那裡得到更多消息。」
「就我所知，美國上一次測試或嘗試測試這類儀器-----也就是反衛星儀器-----是在一九八五年，」凱斯說。「我想我們需要回顧這二十二年來的太空發展。現在不只美國，全世界的國家都依賴太空科技、氣象衛星、通訊衛星和其他太空設備，才能過我們現在所知的現代生活。所以這類摧毀行動造成的後果要比當時嚴重很多。」
中國不承認發射了火箭，直到一月二十三日才鬆口。強制封口的兩週期間，中國對國際媒體保持沉默，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對路透社表示，「我對那些報導不予置評。我只看到國外的報導，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事後不久，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及副所長王寶付寫了一篇評論，雖然沒直接提及，但顯然是因反衛星測試才有感而發。他認為「中國擁有一定的太空飛行的實力，但一直堅守反對太空軍事化的原則」，並譴責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對等色彩」。看來即使「任務成功，中國還是要擺出「科技傲慢」的架子。
無論如何，中國的「創新」測試，對美國都是毫不含蓄的警告：如果中國決定攻打台灣，大可破壞甚至摧毀美國的軍事衛星網路，牽制美國的行動。放大來看，中國這次試射不只在對人民展現國威，也清楚表明中國如果不能藉由創新發明讓其他國家認同其經濟、社會和政治目標，就會不惜使用武力。
可悲的是，當太空競賽和前所未有的太空軍事競賽成為街頭巷尾的話題時，大多中國人民的立即反應是露出得意的微笑。國內問題有待創新對策解決之際，國家卻把數十億資金投入「虛榮的計劃」裡，但中國人民似乎不以為意。他們要的是好萊塢場面，掏錢也是為了欣賞好萊塢場面，而政府則在背後策劃這場超大型表演。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二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中共的網絡長城（真正的名字是金盾工程）比你第一眼瞥見所能想像到的更加神秘微妙。
五零年代末，中國軍方研發出一些基礎的電腦網路，每個網路都由幾個工作站組成，每個工作站都可以互通資訊，但無法跟其他網路互通。另外，每個網路都是由不同人、為不同目的而建立的，所以運作系統都不一樣。
六零年代初，軍隊研究機構有個腦筋動得很快的中國科學家發現，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能跟任何網路互通資訊的工作站，以及適用所有電腦的統一操作指令。於是，這名科學家開始鑽研理論，他的夢幻團隊的其他成員則幫忙設計及執行必要的通訊協定。
除此之外，他們發現這個計劃還有另一個好處：可逐步擴大，把國內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圖書館相連，如此一來，一般通訊也會更便宜更快速。這種系統對中國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一定幫助很大。
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高層關心的事可不一樣。他們擔心這種系統會使外界輕易取得國家機密，甚至遭受恐怖攻擊。要是某個研究基地及其電腦網路被毀，其他地方相 連的電腦一定要能取而代之。因此，他們找來全國一流大學的頂尖科學家，一同研發有防禦力的電腦系統。有些知名科學家不滿當局白白浪費這種網路系統的龐大潛力。他們希望當局開放更多學術單位加入研究，讓整個科技社群都能參與創建新系統，這樣才能發掘更多潛力和優勢。
中國軍方領導人堅決反對，他們毫無意願把新系統可能帶來的好處跟其他人分享，只想到這種網路系統對軍事戰略有什麼幫助。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被撤職、調離，有些甚至入獄。新的網路連結系統從來沒有離開過研究基地，因為中國軍方把祕密鎖在保險箱裡。
約在同時，中國的電腦製造商〈跟國內其他產業一樣直接受國家控制〉奉政府之命，把研究重點都擺在軍事發展上。因此，電腦雖然很難使用也無所謂，反正只有經 過特殊訓練的操作員需要使用電腦。而且中國社會很重視服從，不可能會有哪個天才學生半路休學，自己在家創業，發明更好使用的電腦系統。電腦雖然後來慢慢地 普及，但能達上網路的很少。
中國電腦科學家都受到軍方嚴控，因此沒有人研發能夠輕鬆瀏覽國防部大量電腦資料的程式。而世界其他各國當然不知道中國研發的網路系統，只聽見傳聞說，某個 強大的連接系統可讓紐約的電腦輕易跟倫敦的電腦交換訊息。不時有中國科學家或軍事專家被捕，因為洩漏國家機密。不過中國共產黨還是三緘其口。消息傳到西方 世界時，媒體忙著追蹤各種猜測、流言和推論，不亦樂乎。甚至還為它取了個名字：網際網路。
我編的？廢話。但如果想想現在執政者透過各種政策和行動，急著要把全球資訊網塞回保險箱的樣子，你就知道這種事很有可能發生。試想，如果以上故事是真 的.....今天就不會有全球資訊網、網景、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也不會有雅虎、eBay，不會有 Google 或 Youtube。也許微軟的那些年輕小夥子會找到其他的工作。想想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會變得多土多落後？
要是中國像美國一樣，在五、六零年代「發現」了網路，我們今天所知的網路就會永遠不見天日。這世界會截然不同，不會有高科技的「網路經濟」，也不會有「E世代」。
假設性的歷史或未來都無法加以驗證，但目前為止中國政府明顯想把網路當成一種控制工具，而非自由使用的工具。二零零七年，中國胡錦濤要政府官員確保網路 「可提高道德素質」。他說他希望中國共產黨協助「淨化網路環境」，並表示「能否有效管理網路，關係到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國家資訊安全和社會長治久安。」
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還強調，「網路文化的發展和管理，必須符合進步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方向，遵循正確的宣傳指示。」他們說，「在意識型態層面鞏固馬克思主義的引導地位」有其必要。也許中共「恨不得網路就是馬克思發明的」。
但對中國政府來說，重點在於「控制」網路，而非「引導」網路。在西方，網路的最大成就就是可以讓使用者創造自我的小世界，但對中國來說卻是用來散播政府文宣、加強控制社會和個人自由的工具。
中國的網民太過浩大，就算我們拿得出數據，過幾週肯定又會增加。到二零零七年中為止，中國約有一億五千萬網路用戶、約六千萬個部落格，到年底網路用戶又增至二億一千萬左右。二零零八年底又增加到二億七千五百萬，網路用戶人數居全球之冠。
根據二零零七年的一份國內調查發現，七成中國網民有心理上的困擾，出現「健忘症、焦慮、精神渙散的症狀，但九成都從未求助心理醫生」。這些人只能將自己的 困擾貼到網路上。網路最能表達個人自由的一個工具是部落格。每個人都能在部落格上發表意見，雖然數量龐大，不是所有聲音都能被聽見，但至少在大多地方都能 暢所欲言。中國政府很害怕部落格代表的精神。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的社會，正好跟中國政府想要的社會背道而馳。
要是能設計一種馬克思主義風格的保險箱，把中國快速增加的部落格關進裡面，北京政府一定很安樂。二零零六年，中共著手研究有沒有可能要求所有部落客註冊真 實姓名。這種註冊系統太過複雜，走筆至此尚未落實。不過，中國網際網路協會秘書長黃澄清說，「對網路博客進行實名制管理肯定是中國網路博客未來規範發展的 方向。」「規範和發展」說穿了就是「約束和限制」，直到全面掌控那些「在網路上匿名散播不負責和不實訊息、不只對個人也對整體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人。」
在中國，「不負責和不實」的資訊，就是所有反對政府路線的資訊。師濤就是一個例子。二零零五年他因為「洩漏國家機密」被判刑十年。他何罪之有？不過就是利 用網路的力量把訊息傳到國外。他在電子信上摘錄了中共禁止媒體報導天安門事件十五週年紀念的內容，這份摘要其實就是當局傳給許多記者的禁令。
北京政府極力想把消息塞回盒子的決心，跟恐懼真相外洩的程度不相上下。雅虎提供師濤的上線紀錄之後，中共就掌握了他的資料，將他逮捕。他的律師郭國汀指控 警察強行沒收師濤的電腦並把他押走是違法行為。話一出口，上海司法局就吊銷了郭的律師執照，表示郭無法再為師濤辯護，後來當局還將他軟禁。
師濤案的審訊過程秘密進行，不准當事人家屬參加。「審判」只進行了兩小時，之後師濤獲准跟家人相聚十分鐘。後來世界報業協會把二零零七年的「自由金筆獎」 頒給師濤〈二零零八年的得主是李長青，他在美國網站上揭發中國爆發登革熱的消息而入獄三年，在此之前中國一直封鎖消息〉。
人權律師楊茂東〈筆名郭飛雄〉二零零六年九月因涉嫌「非法經營」被捕。其實他真正的罪行是撰文披露中國政府不願大眾知道的黑幕。楊告訴律師，獄方電擊他的生殖器，後來他甚至試圖自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他被判刑五年。
二零零六年二月，部落客及電影製片吳皓因為拍攝某地下基督教會的紀錄片被捕，並拘押五個月。當局不准他請律師或跟家屬見面。公安人員說他「破壞國家安全」。
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全球有六十一人因在部落格或網站上發表「顛覆性」言論而入獄，中國就佔了五十二名，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五、六倍之多。該組織說，「目前中國是全世界部落客和網路異議分子最大的監獄。」
無國界記者組織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國觀察報告上說，「自我監督看來完全發揮了效力。不過五年前，很多人還以為網路將會革新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態，畢竟網路應該 是種無法控制的溝通媒介。現在，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家反而開始擔心相反的事:以監控審查為主的中國網路模式，有一天會不會套用在全世界之 上。」該組織並指出，「中國嚴格控制網路用戶寫作和下載的內容，並在網路監視系統上投入大筆資金，雇用大批線民和網路警察。」
「中共也運用政治力量強迫雅虎、Google、微軟和思科等網路公司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公司也都同意監督其搜尋引擎，過濾掉過度批評執政當局的網站。這 麼一來，中共監管網路的工作就輕鬆多了，因為這些公司就是網路世界的主要入口。如果這些搜尋引擎沒把網站列入，要找到網站上的內容就跟到海裡找個瓶子的機 率一樣低。」
無國界的二零零八年年度報告指出這種情況並未改善，「很多觀察者以為隨著言論自由漸漸放寬，當局也會實現諾言，放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但政府當局，特別是政治警察和宣傳部門想盡辦法阻擋自由媒體、網路用戶和異議分子表達意見。」
悲哀的是，幫助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一大助力，就是中國人民。在中國，服從領導的強制心理產生了一種「從眾心態」，這種心態的影響力強大，甚至一出現反對聲音，大家就會群起攻訐或驅逐。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市民聯手壓制逾越世俗道德界線的個體。
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的「銅鬚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二零零六年四月，化名「鋒刃透骨寒」的男子在網路上發文譴責化名「銅鬚」的學生，跟他妻子「幽月兒」 偷情。這封信很快造成轟動，不到幾天，一群憤怒的網民發起追查銅鬚行動，不久就把他的詳細資料公佈在網路上。這個倒楣的學生被迫休學，連家中也受到騷擾。 當時網路有成千上萬筆文章呼籲把「銅鬚」斬首、把「幽月兒」淹死，儼然中世紀刑罰的翻版。中國最大的佈告欄網站天涯網〈Tianya.com〉每天流量激 增一成。
原該由三人私下解決的恩怨怎麼會引起全民討伐？但現今中國社會就是有很多族群不需政府督促就會自動拿道德壓人。「Chinabounder」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再次暴露當代中國社會不知拿部落格提供的言論自由如何是好。
Chinabounder在部落格中紀錄了一名上海外籍人士的風流韻事和社會評論。在美國部落格網站上成立不到幾天，就引來中國讀者的謾罵撻伐。後來上海 社科院心理學教授張結海寫了一篇慷慨激昂的長文，譴責該部落格及其版主，該事件於是越鬧越大。文章一開頭說，「今天我懷著無比憤怒的心情告訴大家一個外國 流氓的故事，並號召各位國人同胞一起行動起來，將這個老外流氓清掃出中國。」接著他細數了 Chinabounder 在部落格裡的紀錄。他還說，「讓我忍無可忍的是，這個垃圾在中國的課堂上肆意詆毀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公開散布分裂中國的言論。」
「如此毫不加掩蓋、露骨的心靈直白，太令人震驚了！」他說。「我是做心理學研究的，這個垃圾，不厭其煩、不辭辛勞地把這些床第之事寫出來，只有一個原因，他的心理是變態的。」張教授還不忘呼籲中國男性：「我也有話要對中國的老大爺們說：想想那些垃圾老外，玩弄了你們的姊妹，嘲笑了你們的無能。你還要說什麼外事無小事？你還要把老外當回事？你還要見著老外哆哆嗦嗦了？挺直你的脊梁骨吧。
張的「慷慨」陳詞引起類似「銅鬚事件」的網路追殺行動。「流氓外教事件」登上全國甚至國際新聞版面，BBC、CNN、時代雜誌、世界各大洲報紙都加以報導。
Chinabounder 其實是馬里歐〈David Matrriot〉創造出來的人物，後來拉克洛伊〈Karl Lacroix〉也加入編寫。這些反應有趣-----也很嚇人-----的是，它揭露了中國現代社會表面下的赤裸人心。數以千計的網民透過部落格或電子信 表達憤恨、恐嚇要採取報復行動，甚至提議姦了或剁了 Chinabounder 和他的父母和家人。
整個事件鬧得不可開交時，我們都很怕自己遭遇不測。網路上甚至出現了一個網站，名為「Chinabounder是誰？」專供網民提供線索，揪出作者。也許 該版主沒意識到一件事：他今天能站出來箝制他人的言論自由，靠的就是部落格賦予他的言論自由。當時我們在全世界旅行，不免擔心會不會回不了中國 我們第二個家。當時我們很猶豫要不要在一週後返回中國，也擔心會不會入境就被攔下？幸好後來經香港回深圳都平安無事。
不過，假如身份曝光，我們很可能受到攻擊，也肯定會惹上政治麻煩。為了防範未然，我們銷毀了多年來研究中國的大量資料，也毀了儲存這個部落格內容的電腦硬 碟。這麼一來，就算有人「找上門」也找不到證據，除了我們臉上的心虛表情。我們還把最重要的物品「打包」，以備隨時逃跑，同時也採取其他方法隱藏自己的身 份。我們決定關閉部落格幾個月，善變的中國大眾漸漸又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
另一個例子是台灣模特兒孟廣美引發的「廁所門」事件。她在大陸星運亨通，但回台灣上節目說中國的廁所很糟糕，因而引發了爭議。她還提到中國電視節目給的薪 資很低，並嘲笑中國電視台還在播過時的歌曲。最大的爭議點是，她說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件，不該放進現今發展中日關係的框架。
中國網民義憤填膺。根據中國最大網站新浪網的調查〈可能只是火上加油〉，五成二受訪者表示從此對孟失望，四成二說她活該挨批。很明顯沒有人站在她那邊。 《中國日報》佈告欄上有個讀者針對此事件發表評論：「外人來我們國家沒有理由侮辱我們，除非他們看不起我們或嫉妒我們。」《中國日報》一向嚴格監控網站上 的讀者意見，這筆留言想必很受官方讚賞。中國重要的英文生活資訊網「單位」〈Danwei〉出現了一篇文章，文中主張孟在中國工作就無權說中國的不是。
「流氓外教」事件引起的負面評論中，除了數不清的閹割和碎屍萬段的恐嚇威脅外〈中文字眼更讓人不寒而慄〉，最常看見的就是號召眾人把 Chinabounder 趕出中國〉最好裝在箱子裡丟出去〉。
「中國-----愛它，要不就離開它。」聽來似曾相識。雖然來自不同文化，但令人想起另一個時代。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國，星條旗代表的精神要求人民必須堅守跟民族主義一致的聲音。謝天謝地，美國已經把這種心態留在過去。
然而，在中國這種心態仍然相當普遍，「唯我國家」的觀念就是這樣來的，認定中國才是正統的國家，中國的思想才是正統的思想，中國的言論才是正統的言論。張結海竟然可以利用對「流氓外教」事件的所有負面情緒，出版一本名為《我憤怒》的著作。
到頭來，「流氓外教」寫了什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說出了一些超出規範的事情，說出了中國人不希望西方人對中國評頭論足的事。在中國重要的不只是你說了什麼，還有你為什麼說、誰說的、又是透過什麼管道說的。從這些方面來看，「流氓外教」成功達成了目的。
加拿大媒體理論家麥克魯漢說「媒介即訊息」，意思是說，傳達訊息的方法可能比訊息本身造成更大的影響。他並不是說「訊息」的重要性比不上傳遞訊息的「媒 介」，或者訊息本身不重要。而是說，新發明可能以我們無法預知的、隱而不顯的方式改變這世界，這才是它們真正的、不變的訊息。在長期的過程中，改變人類社 會的不是媒介傳達的訊息，而是媒介的本質。
個別訊息可能是重要的，但更深遠的影響來自其他地方。而媒介本身就可能改變社會的運作方式。從麥克魯漢的理論來看，真正有遠見的人，要能洞悉尚未有人發現的有利點所潛藏的可能性，並隨時準備激發或回應這些有利點。此外，不怕死在中國也有些幫助。
麥可魯漢會從這些觀點來分析中國的議題嗎？也許他會說，中國全體人民竟然都沒「抓到」部落格寫作的重點。中國社會坦白說，就是無法擁抱部落格提供的各種可 能性，還有這種新媒介可能改變世界的方式。中國現代社會以陳舊的觀念迎向嶄新的媒介，終究會跟真正的訊息失之交臂。
中國的「金盾工程」規模龐大，有三萬到七萬名職工投入計劃〈估計數字落差很大，但每天都有新人加入〉，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監督網路用戶。這個計劃引發了一 個負面現象：思科、微軟、雅虎和Google《還大言不慚地說Google的企業格言是：光明磊落》都迫不及待要提供中國相關的硬體和軟體，中國再把這些 資源改成約束網路用戶的鐐銬。「金盾工程」的另一項工作是盡可能收集人民的資料，不管此人上不上網。這部分效率驚人，從二零零三年至今已經收集了十二億五千萬人的個資〈中國人口十三億〉。
中國目前正繼續大幅增加「虛擬警察」的人數。這一大群人就是政府的密探，負責即時監視人民在網路上的活動。如果網路用戶讀了未經官方批准的訊息就會被封 鎖。更可怕的是，用戶要是發表官方認為越界或超出「唯我國家」思維的言論，文章就會被刪。要是有人回應該文章，「虛擬警察」很有可能變成真正的警察來敲你家的門。
二零零六年，虛擬警察首度在南方的深圳市出現。大型網站上方會出現代表警察的卡通圖示，直接連到當地的警察局。「網站上出現這種浮動的簡單圖示，能夠提醒大家這些網站有人監管，」中國社科院的網路專家劉本復說。廣州也繼之設立虛擬警察〈設於高度戒備的大樓，也有自己的指揮架構〉，後來陸續增加到九個城市， 北京和上海還擴大編制。目前中國政府計劃把監管系統擴大到一百個城市。
中共以超高效率打壓「不符合」官方政策的網路言論，感覺很像迅速部署反恐部隊。舉個例子，推動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成立了中文網站，結果中國網路警察 不到八小時就發現並將之封鎖。無國界把網站搬到另一個主機後，又再度遭封鎖。但中國竟然否認任何網路監管行動。例如，參加網路管理論壇的中國代表聲稱，「中國沒有封鎖網站的軟體，有時我們連登入網站都有困難。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事實剛好相反。現在中國甚至能夠任意封鎖外國的網站。例如，二零零一年的亞太經合會期間，長期被中國封鎖的 CNN 和 BBC 等網站開放了。狡猾的中國要讓來訪外賓看看中國多麼開放。但這些國際領袖一走，這些外國網站隨即又被封鎖。直至今日，我們每天還是連不上 BBC，無國界記者網站也一樣。
中國的教育機構增加了另一層次的掌控。校方會挑選學生組織的人「監視」大學網路的聊天室。這些人隱藏身分，假裝只是跟大家一起聊天，其實真正目的是導引對 話走向健康的「馬克思主義」方向。有一名監視員談到她的信念，「我們其實沒有控制誰，只是不希望不好或不對的東西出現在網站上.....我是學生幹部，應 該扮演學生先鋒的角色，表達我的意見，加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另一名二十二歲的學生也說，「我們的工作是引導，不是控制。」
已開發國家早已放鬆對性的管制，但中國正要漸漸加強火力。中國展開了一場打擊性放縱的「人民戰爭」，發起一連串端正性道德的運動，也加強對網路色情的控制。這場「戰爭」是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初開打，頭一個月就掃蕩了四千八百個網站和十六萬筆網路訊息。
另外，「人民戰爭」也引出一些令人咋舌的聲明。中國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說，「近年來我們發現的案例裡，涉嫌詐騙、強暴或搶劫的年輕人當中，沉迷網路或被網路骯髒資訊污染的比例相當高：初步估計，落網的年輕嫌犯有將近八成都是受了網路誘惑。」這種結論是經由何種提問或分析方法得到的，官方並未說明。中國的禁慾思想非但不把對性的好奇視為一種健康正常的成長過程，反而把性幻想等同於犯罪。
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表示，「中國網路目前存在的問題，都要怪國外流入的色情資料和國內管制太寬鬆。」至於西方女人的裸照如何被解讀成詐騙、強暴和搶劫，同樣並無說明。
陳輝，二十八歲，他經營的色情網站吸引了六十萬註冊會員。也就是說，超過五十萬人可以自由瀏覽網路上的圖像。由此也許可以看出該網站受歡迎的程度，或是人民渴望自由的程度，然而陳輝卻因非法牟利而被判無期徒刑。在中國司法體制的眼中，經營色情網站跟殺人一樣嚴重。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一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北京王府井大街30多名訪民集體喝農藥自殺。
中國訪民在北京一報社前集體喝農藥自殺。
中國自古將自殺視為一種免於羞辱或抗議霸權的英勇行為。項羽就是一例。他幫助推翻秦朝暴政，以殘酷甚至自負的形象流傳於世，但世人也讚賞他死去的方式：自刎。
坊間有很多關於項羽自刎的傳說，但最動人心魄的版本如下：項羽被敵營軍隊包圍，在敵軍之中認出昔日好友便說，「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聽說漢用千金的價格、萬戶侯的地位懸賞我的人頭，我就做個人情給你吧。〉接著就自刎而死。這個傳說也許太過美化，超出事實的可能性，卻指出自殺在中國是種英勇也是值得讚嘆的行為這種「文化」觀念。
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自殺者還包括屈原。屈原是中國古代的著名詩人。他是楚懷王的大臣，時常建議楚王該如何對付日漸壯大的秦國。但楚王聽信其他派系的饞言，不但不聽屈原的進言，還將他放逐。楚國後來在西元前二七八年被秦國併吞。楚滅亡的消息傳來，屈原在悲憤之下投汨羅江〈位於今日湖南省〉而死，抗議朝廷腐敗、在位者昏庸，導致楚國滅亡。
兩千多年後，中國人仍然敬佩屈原的愛國精神和耿直風骨。他的詩仍然廣為流傳，不過西方讀者比較熟悉的可能是紀念他的儀式：划龍舟。雖然屈原的壯烈事蹟至今仍是中國文化認同的一部分，但自殺在今日中國卻變了個樣，成了一個相當普遍卻無人道破的問題，遭人漠視。光是粗估的自殺數據就很嚇人。
根據中國衛生部的資料，國內每年自殺身亡的人數約二十五萬。換句話說，每兩分鐘就有一個中國人自殺身亡。這還只是有通報的自殺人數，不包括隱瞞未報或謊報其他死因的自殺。中國每年還有二百萬人試圖自殺，這是二零零三年的數據，本書進行時筆者能拿到的最新數據。況且，這二百萬人只包括送醫不治的人數，實際數字肯定更高。更驚人的是，中國媒體報導這二百萬人中「曾在急救期間接受精神測試和輔導的不到一成。」
中國人民的自殺人數已經超過政府官員能準確估計的範圍。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二零零三年由中華醫學會神經學及精神病學分會和迴龍觀醫院創立〉的資料說，每十萬人就有二十三人自殺。若以官方公佈的十三億人口來計算，等於一年約有三十萬人自殺。
自殺是十五到三十四歲的中國人的頭號死因。其中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二成五，鄉村自殺率比城市自殺率高三倍。對照急速成長的經濟，以及愛把安定和諧掛在嘴邊的國家重新賦予人民的「自由」，這個數字實在驚人。一個照理說年輕人應該滿懷希望的國家，竟然有如此高的自殺率，國家領導者肯定會質疑以進步發展之名掀起的快速改變，又或中國人叫作『不自由，毋寧死。』了。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也指出，約一千六百萬人有嚴重精神疾病，六千三百萬人有其他心理問題。但迴龍觀醫院的鄒義壯教授說，全中國可能有多達九千萬人有心理問題-----不包含小孩和老人，這實在令人訝異，因為之前的數據顯示，兒童有時把自殺當成擺脫壓力的唯一方法。又當人們對目前政治和學習環境及壓力擠得快要爆炸，而又望不到美好前路的話，便作輕生之選。
二零零八年有份調查訪問了二千七百名上海居民，發現將近六成說他們周圍的人有情緒或心理上的問題。上海醫療中心說憂鬱症是十年前的四倍。但相關協助並沒有隨之而來。該中心說根據二零零四年的數據，中國只有一萬六千多名精神科醫師，等於說精神醫師與人口的比例只有工業發達國家的5％到10％。事實上，九成臨床憂鬱症患者因為「認知不足、害怕丟臉或沒有保險」而從未接受治療。精神分裂患者也有一半從未接受治療。
之所以缺乏醫療照顧，常聽到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直到八零年代才開始在醫院設精神科。另一個原因是，自殺作為一種政治宣言有傳統脈絡可循，普遍可為人理解，但心理失調而導致的自殺卻仍然被視為一種恥辱。中國文化不鼓勵說出「負面」的感受和情緒。
直到一九九二年上海的綜合醫院同濟醫院，才開設中國第一個專門治療精神患者的病房。比起為數不少的精神病患收容所，醫院病房提供的保護正常多了，前者有時還會變成政治領袖藏匿「政敵」的地方。儘管如此，類似同濟醫院的機構還是很少。
政府規定，二零零五年之前國內七成城市至少要有一家綜合醫院提供精神醫療服務；二零一零年之前，精神問題較嚴重的鄉村地區要有五成設有這類綜合醫院。雖然如此規定，但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中心的叢中教授說，「政府和醫院很少把錢投資在心理健康部門上」。叢教授還說，「年輕人因此打消了當精神科醫師的念頭。」
城市裡的自殺案多半是承受不了壓力。例如，光是二零零七年五月，北京就有五名大學生自殺。這些自殺事件促使北京的人民大學發起「心理危機排查工作」，幫助解決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這個構想獲得一些人的支持，例如北京工商大學的林永和教授。他說「自殺是充滿強大心理衝突的漫長過程，衝突的跡象自會顯露出來。」但也有人持保留態度，例如在人民大學任教的馬少華，他說「這樣做傳達了負面的訊息，包括不信任。」猶豫不決的結果就是原地踏步，這之前我們就提過，就因為猶豫不決，每年才持續有成千上萬人孤單地死去。
老師多半不鼓勵學生坦承心理的困擾，學生當然就沒有情緒的出口，除了已經選擇的那條路-----自殺。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主任費立鵬指出，「很多學生想要自殺，但不想要老師或大學諮商中心的幫助，怕會傳到學校當局耳裡，引來更多麻煩。」二零零六年，北京七十萬大學生只有一百零八位心理醫師，等於每六千四百八十一名學生才分到一位心理醫師，這些學生往往煩惱又迷惘，甚至有自殺傾向。
鄉村地區的自殺案另有其他因素，最常見的是生活貧困和家暴，目前顯然以女性受害最深。在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工作的許容指出，「鄉村地區的自殺案多半起於夫妻間的小爭吵.....有些是意外發生的，有些其實根源於不幸的婚姻。」鄉下女性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因為得符合社會對傳統婚姻的期待，意思是說，很多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許容說，「這類婚姻多不是從愛情出發，鄉下男人通常不會表達對太太的愛和關心，太太又比較多愁善感。」
許容的組織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規模難以擴大。她說計劃剛上路就遭到批評，因為大家覺得自殺是「私人問題」。儘管很快就交出好成績，該組織的服務範圍也只有三個鄉村地區的六個村落。
很多女人遇到的問題比缺少愛情更嚴重。《華盛頓郵報》二零零七年報導，有位鄉下女人說她丈夫經常打她。四十五歲的王太太說，「他打過我多少次我不記得了。每天我都很生氣又不快樂，我覺得活著沒有意義.....你看得到我手上的疤，是他拿棍子打的。」王太太自殺過三次。而鄉下女人最常用的自殺方法就是喝農藥。
農業部副站長劉登高意識到這個問題，表示農業部會限制毒性最高的殺蟲劑的產量、改變農藥的顏色和氣味、改用小包裝，並教育大眾正確的農藥使用及儲存方式。這是他二零零三年在中國自殺防治計劃研討會上所說的話。然而，現今要買到足以致命的農藥仍然輕而易舉，這些農藥也不當地儲存在居家環境中，一時氣憤或心情沮喪時，很容易就可以利用這種花費低廉的方式宣洩。
河北省海興縣醫院的護士長韓金枝在二零零四年表示，最常用來自殺的農藥有歐滅松、達馬松、DDT 和除草劑，全都含有致命化學藥劑。媒體報導，在中國一瓶有毒農藥最低只要七元，而且很容易取得。二零零六年，許容表示女性還是可以輕易買到農藥，雖然三年前農業部才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有意自殺的人都會想要尋求幫助，每個社會都一樣。人自我了斷之前，通常會想要向外求助，找人訴說自己的心事，或者找個溫暖的肩膀，減輕自己內心的痛苦。不幸的是，中國人民就算主動求助，能找到的資源也不多。鄉村地區的救助團體資金嚴重不足，中國少數幾個求助熱線常常塞爆。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負責人費力鵬說，他們的求助熱線常常忙線中，十個來電有九個接不進去，「這很危險，因為來電者很可能想要自殺。」熱線部每個月的電話費約二萬五千到三萬元，再加上員工薪資，每年的實際支出約要一百萬元。這筆費用多半由中心所屬的醫院支付。二零零五年在上海成立的熱線也有同樣的問題。熱線部的某員工說，「只有一支熱線很明顯無法滿足需求。」
香港中文大學譚國根教授撰文指出，「傳統中國人把自我看作一種角色，在家庭和社會關係中展現.....在這種關係中，個人不是一個獨立個體，因為他很少有個人認同或個體獨特性，活著主要是要扮演好社會期待他扮演的各種角色。個體獨特性只能在這個角色裡發揮。因此中國傳統裡如果有自我意識的話，也主要以角色意識呈現在外，在中國傳統的認知裡，認同危機很少被視為一種自我認同的問題。」
譚教授的理論有助於解釋今日中國社會潛伏的抑鬱不安。縱使中共一步步摧毀了中國文化、傳統甚至歷史，但鄉下很多地方仍然十分傳統，譚教授指出的儒家思想也還存在。鄉下女人沒有抒解壓力的出口，在沒有給她們其他選擇的文化體制裡，往往只能選擇自殺。
不過在中國城市裡，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就沒那麼大。述及現代中國人的心理時，譚教授說「因為缺乏文化傳統.....現代中國人對自我和認同更加困惑。個人主義變成自私自利的同義詞，自我被放在集體自我〈或稱「大我」〉底下，國家認同取代了自我認同。」
譚教授另外也指出，「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我』指的是心靈，跟身體是分開的。但在西方文化以外，比方中國文化，『自我』包括身體和心靈。這種認知下的『自我』有其文化獨特性，因此沒有一種可為所有文化接受的普遍定義。」
社會的前身-----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家人互揭瘡疤而四分五裂，而一胎化政策則使大家庭快速消失。現代人因此少了很多表達自我的管道。此外，在一個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的社會裡，原本就不鼓勵人說出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譚教授認為，「傳統儒家思想和共產思想聯手阻止人們認真去問「我是誰？」的問題、建立自我認同感。」
前面說過，在中國國家認同感取代了自我認同感，這使現代中國人更固守一種價值不放。對現代的中國都市居民來說，自我認同只能藉由經濟能力展現。賺得錢越多，你這個人就越了不起，社會地位就越高。這無疑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態度。自殺率攀升、年輕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想不開，追根究底就是受不了為求成功而產生的心理壓力。在這樣的社會中，中國人民的希望在那裡？百姓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又該怎麼強化自己的心靈克服難關？
每年都有好幾萬人克服不了難關，選擇了他們唯一可以理解並實現自我的解脫方式：自殺。
二零零七年初，重慶市有名年輕女性試圖從六樓往下跳，民眾在底下圍觀。有人大喊要她快跳，有人打電話叫朋友「來看好戲」，有人很失望她沒在急救員趕到、說服她下來之前跳樓。甚至對面大樓還有個年輕人坐在窗台上彈結他娛樂大家。急救員成功說服她下樓之後，底下群眾還喝倒采。今日很多中國人看這種悲劇在眼前發生，都有點看熱鬧的心態。
對中國政府來說，『和諧』是無止盡重複的咒語。在一頭栽入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人的自我認同逐漸消失。古代中國崇尚的和諧，如今已被金錢慾望、發財夢，還有以中國嶄新的「自我」為地基建立世界的野心取代。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中共援助小國只是找支持者。
「磕頭」是中國自古以來晉見皇帝的傳統跪拜禮。手腳先伏地，頭叩地板，正式情況下要連續跪拜三次，每次都要叩頭三下。
磕頭的歷史跟中國的歷史一樣久遠，不過是在周朝〈西元前一零二七~二二一〉才發展出一套複雜的規則。到了漢朝更加普及，原本只對皇帝磕頭〈像在周朝〉，後來成了官場的重要禮儀。低階官更會對較高階的官吏磕頭，層層而上。磕頭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學生向老師磕頭，晚輩向長輩磕頭。
對地位或權勢較高的人表達敬意這種習慣，也影響了中國的外交關係。隋〈五八零~六一八〉唐〈六一八~九零七〉年間，中國統一，國勢日盛，鄰國也漸漸受中國 的文化習俗影響。這些國家雖然是獨立國家，卻必須固定向中國納貢。這樣他們就可以跟中國有貿易往來，由此可見納貢的真正意義是：認同中國的霸權地位。清朝 再度把磕頭當作一種控制的工具，廣泛利用。清朝統治者是滿族人，不是漢人，他們利用磕頭強調自己的優越地位。直到一六八九年中國跟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接 受平起平坐的外交原則，這才不再把他國視為下等民族。
一七九二年，英國派遣使節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到清廷洽談通商事宜。他拒絕磕頭，不過提出了其他致敬的方式。馬戛爾尼的任務失敗是否跟拒絕磕頭有關，史學家並無定論。總之，乾隆皇帝拒絕英方的所有要求，至於馬戛爾尼帶來的禮物，他在給英王的回信中說，「誠如貴國使節親眼所見，我們什麼都有，珍奇物品我不看在眼裡，貴國的產品我也用不上。」
一八一六年另一名使節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再訪清廷，一樣拒絕磕頭，一樣鎩羽而歸。不過英國未能藉由外交得到的東西，後來藉由武力奪得-----香港殖民地就是收穫之一。
荷蘭也派大使前往清廷，說服中國開放通商。有鑑於馬戛爾尼的教訓，他們決定遵照中國的禮儀，只希望能贏過英國。在北京三十七天期間，他們總共磕了三十次頭，連寫著皇帝名號的橫幅和皇帝賜給他們葡萄，也照磕不誤。結果任務還是失敗。
一九一一年清朝滅亡，向直屬上司或高層磕頭理論上也隨著王朝消失。偶爾你會在各地飯店看見下屬職員低頭欠身的模樣，雖然已不像過去那麼正式講究，但可見部分傳統仍然保留了下來。
中國仍是世界中心這種心態，再度以微妙的方式表現出來。不過，用「微妙」來形容中國對台灣的方式-----無論如何都要統一台灣，必要時會動用武力 -----可能並不恰當。現今中國從傳統中創造了「台灣磕頭」的概念，再加進一些政治手腕後，這種凌駕一切的政治觀輕易就收服了中國的政治幹部，還有社會 大眾。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盛華仁會見澳洲眾議院發言人霍克〈David Hawker〉，就是一個例子。據中國媒體報導，盛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絕不容許「台灣獨立」。霍克先生對中國代表團表示，澳洲政府和 國會會忠於一中原則，絕不認同任何改變。同年三月中國媒體報導，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對來訪的中國副總理曾培炎說，澳洲會忠於一中原則，絕不支持台灣合法獨立的言論或行動。霍克和霍華德先生急著要跟中國磕頭〈只不過披上新外 衣〉，為自己國家爭取經濟優勢，大概忘了澳洲國會是個由民選代表和思想獨立的個體組成的民主機構，其成員也許不會一直認同中共的看法。
曾培炎二零零七年初的訪問之旅還去了紐西蘭、萬那杜、巴布亞新畿內亞。紐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重申紐國支持一中原則。當時，萬那杜總理里尼〈Ham Lini〉跟中國領導人晤談時也說，萬國會支持一中原則。巴布亞新畿內亞總理索馬利〈Michael Somare〉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巴國政府會堅守一中原則。副總理曾培炎這次出訪，四個人都乖乖向他磕頭。
這還不夠，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箎訪問紐西蘭，又得到紐西蘭外長彼得斯〈Winston Peters〉的磕頭，他說紐國不會改變支持一中政策的立場。幾天後，楊部長會見歐盟高層，包括外交及安全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以及對外關係及睦鄰政策執委費雷羅華德〈Benita Ferrerpo-Waldner〉。中國媒體說，「歐盟官員重申歐洲會一直堅守一中原則。」
二零零七年四月，當時的中國副主席曾慶紅在北京會見德國國防部長榮格〈Franz Josef Jung〉。
榮格表示德國會堅持一中政策。榮格大概忘了當年東西德有賴民主政治才能統一，但現今中台兩方只有台灣施行民主政治。同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海牙會見荷蘭外長費爾哈根〈Maxime Verhagen〉。費爾哈根重申荷蘭政府會持續支持一中政策。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最高領導人之一吳邦國到波蘭華沙協商，跟波蘭下議院議長多恩〈Ludwik Dorn〉討論中波關係，要波國針對台灣議題向中國「磕頭」。多恩表示波國對台灣和西藏議題的立場不會改變，波蘭政府及人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運動。想想波蘭曾經多次落入極權國家之手，飽受戰火摧殘，現在波國首長竟然說出這種話真令人咋舌。當初也是因為「團結工會」帶領的民主運動，波蘭才重獲自由，擺脫共產政權統治，成立獨立國家 跟台灣追求民主的目標很像。
外交部長楊潔箎這個月份也很忙，他去拜訪了加拿大外長麥凱。麥凱表示加國政府會堅持一中立場，不會跟台灣建立邦交。除了照例說些黨的政策、討貴賓開心之外，外長麥凱所屬的政黨大概也贏得不少加國華僑的選票-----為了逃離中國共產主義的華僑當然是例外。
下一個月楊又前往亞塞拜然，亞國外長阿西莫夫〈Araz Azimov〉說，亞國政府會堅守一中原則。亞國人應該對磕頭不陌生，畢竟他們離中國比較近。
當選後不久，法國總統薩克奇就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晤談，薩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法國會堅守一中立場。大家都知道法國的國家格言就是：自由、平等、博愛。只是不包括台灣。
感覺上每國領袖，不管是不是民主選舉選出的，都必須說出承諾，就台灣問題向中國磕頭。光是二零零七年前半就有：
．馬達加斯加總統拉瓦洛馬納納〈Marc Ravalomanana〉承諾馬國會堅持一中政策。
．巴貝多總理亞瑟〈Owen Arthur〉說巴國一直支持一中政策。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Robert Fico〉重申斯國堅守一中立場。
．馬爾他外長弗朗多〈Michael Frendo〉表示馬國會信守一中立場。
．希臘外長巴科雅尼〈Theodora Bakoyianni〉大概忘了希臘是民主的誕生地，也說希臘政府未來會堅持一中政策。
．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說，「我國會一直堅守並支持一中政策，不可能改變也不會改變。」
．象牙海岸外長欛卡佑國〈Youssouf Bakayoko〉表示象國會謹守一中原則。
．尚比亞總統馬瓦那瓦沙總統〈Levy Patrick MwanaWasa〉說，尚國政府會堅守一中政策，支持中國的統一目標。
．蘇利南總統維納勳〈Runaldo Ronald Venetiaan〉重申蘇國政府會信守一中原則，表示蘇國支持中國重新統一國土的目標。
東加、愛沙尼亞、肯亞、拉脫維亞、莫三比克、薩摩亞、尼泊爾、烏克蘭、汶萊、塞席爾群島、委內瑞拉、阿爾巴尼亞、菲律賓、哥倫比亞、寮國、西班牙、捷克、匈牙利。這些國家都在二零零七年前半許下承諾。
我們可以想像現今的政客高官，右手放心臟，頭微微向著代表中國的紅旗，象徵性地頭叩地板時眼眶泛紅，感同身受，彷彿奇蹟似地回到過去，站到了古代皇帝的跟前。
可悲的是，就連悲慘的非洲國家蘇丹也為中國背書。蘇丹的聯合參謀長蓋利〈Haj Ahmed El Gaili〉說，蘇丹政府和人民會持續支持中國重新統一的目標。你可能會想，蘇丹正陷於慘烈內戰中，二十萬人死於戰火，一百萬人流離失所，也許有比一中政 策更生死攸關的問題要面對。
要戰火肆虐的蘇丹鄉野就台灣問題向中國磕頭，可見中國只想到自己。「我們中國人」的心態可見一斑。就算每個蘇丹人都發誓忠於一中原則，難道就真能讓台灣重 回中國懷抱嗎？難道蘇丹人就能恢復和平、重建家園嗎？中國很樂意跟蘇丹和其他獨裁政權通商〈例如緬甸、辛巴威和北韓〉，只要蘇丹乖乖給中國磕頭，認同一中政策，對中國開放自然資源。
為了阻止其他國家為台灣說話，北京政府慷慨援助其他小國，為的就是要他們說出「通關秘語」。
台灣也積極結交外國盟友，並大方援助願意承認台灣地位的國家。但正如台灣駐美代表吳釗燮所說的，台灣的資源無法跟中國相比，例如中國提供塞內加爾二億美元 的援助，只要他們答應效忠中國《編按：塞內加爾是在一九九六年與台灣復交，這次則在二零零五年再度斷交》。吳說台灣提供援助的方式跟中國不同，因為所有援 助都得經由民選國會通過，也要受自由媒體監督。
全世界只有二十三個國家承認台灣。加勒比海有很多島國承認台灣的獨立地位，而北京正努力用金錢換取他們的歸順。全國人口才八萬的多米尼克，是在二零零四年 台灣總統大選過後宣佈與中國建交。稍早多國新任總理史卡利曾向台灣要求五千八百萬美元的經援未果，在北京表示只要多國為一中政策背書，就願意提供一億一千二百萬美元的援助後，便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北京也對海地施壓〈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威脅他們若不改變效忠對象，就要行使否決權，阻止聯合國部隊前往飽受戰火摧殘的海地。看來中國認為自己的政治考量，比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死存亡更重要。
這不是中國第一次利用自己在聯合國的權威，左右他國的政治走向。一九九七年一月，中國否決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到瓜地馬拉的決議，因為瓜國跟台灣有邦交。一 九九九年，中國憤而動用否決權，反對維和部隊在馬其頓延長部署時間，因為馬國跟台灣有邦交《編按：台灣與馬其頓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建交，二零零一年六月斷交》。
當時的馬國外長迪米特拉夫〈Alexander Dimitrov〉說，他們沒想到中國會阻止決議案，畢竟聯合國部隊對維持安定的幫助很大，眼看鄰國科索沃戰亂不斷，國家安定是他們目前最大的希望。他說，「馬其頓有權利跟任何國家邦交。」對中國決策者來說可不然。
連國際組織也成為中國遂行「一中政策」的工具。中共常轉移某些國際組織的關心焦點，只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壓制台灣。每年世界衛生組織〈簡稱世衛〉的各國代 表，都會為了台灣是否能夠成為正式會員而無法專心於衛生議題，因為中國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在國際間沒有獨立地位。
除了堅決反對台灣加入世衛之外，北京也認為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全球性組織的一員，就是他國認同「一中政策」的明證。例如，二零零七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常以 法文縮寫 OIE 表示〉同意讓中國加入會員，中國外長表示「這顯示國際社群都支持一中政策。」但中國媒體遺漏了一點：一九九三年 OIE 曾邀中國加入，但中國以台灣也是會員為由加以拒絕。直到二零零七年 OIE 把台灣降為非主權國家並改名為「中華台北」，中國才願意加入-----又一個「語言上」的磕頭。
OIE 的工作是訂立肉品和牲畜貿易的健康標準，幫助防治當年的「狂牛症」危機和近期爆發的禽流感。OlE 對維護全球衛生和動物健康顯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這些議題遇到北京的政治操作都要靠邊站。
近年來，中國開始把國內的政治議題搬上檯面，將台灣議題輸出到世界各地的華僑和政治性組織。二零零七年五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對中華海外聯誼會談話時 說，國內外的「同胞」都應該堅決反對台灣獨立。他說聯誼會應該團結香港、澳門、台灣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堅決反對台灣獨立。賈說台海對岸的和平和穩定， 因為「陰謀分子企圖藉由所謂的憲政改革尋求台灣合法獨立地位，而受到嚴重威脅。中國人民當然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憲改」，而不知他們正正就是破壞人家的和平和穩定。
總理溫家寶二零零七年三月提出政務報告時說，「我們會堅守黨對海外中國事務的政策，將海外華人、歸國僑民及其親屬的獨特角色發揮極致，幫助重新統一祖國，重振中華民族威望。」
二零零七年六月，國務委員唐家璇對旅美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聯合總會到北京訪問的代表致詞，呼籲他們「堅決反對台灣地區的分裂行動。」
同年五月，一群華僑在德國舉辦攝影展，提倡統一的目標。中國媒體說，「該展覽的目的就是要證明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國華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葉海杰說：「中國統一是全世界中國人最關心的事」。當時的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富卿則說：「這場展覽證明統一是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希望。」
德國國會議員弗魯格〈Johannesp Pflug〉也參加了這場展覽，並表示德國政府和國會會永遠支持一中原則。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又說出這種話，實在令人驚訝。身為國家代表，弗魯格不該忘記過去德國也曾以舉手禮代替磕頭，也曾以喊口號代表對祖國的一片赤誠。
v二零零七年五月在地球另一邊，中南美洲中國和平統一基金會也發起活動，支持中國境內的統一政策。有五百名海外華僑參加這場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舉辦的會 議，並發表共同聲明：「二零零七年是打擊台灣分裂勢力、維護台海和平的關鍵一年。」該聲明中也提到要集合「中南美華僑的智慧和努力，推動〈統一〉的目標。」類似會議前幾年也在利馬、聖保羅、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聖地牙哥舉辦過。
中國甚至在二零零八年成立專線，供人通報「錯將」台灣標為國家的網站。中國國家測繪局副局長閔宜仁表示，「有些網站刊登敏感或機密的地理資料，恐怕洩漏國 家機密、威脅國土安全。我們應該阻止繪製及刊登線上地圖的外國機構和個人。」但網路是種全球媒體，要從何下手他並無說明。
回頭看看中國干預他國內政的歷史，會很發人省思。清朝年間，中國介入邊疆民族準噶爾的內政。準噶爾是蒙古族的一支，一七四五年準噶爾領袖逝世，各派系群起 爭搶王位。中國皇帝乾隆支持的競爭者是阿睦爾撒納，並派遣兩支軍隊協助他繼位。但阿睦爾撒納即位後卻拒絕納貢，拒絕向清廷磕頭，更不願應召進京拜見中國皇帝。乾隆果斷做出回應。他派遣大軍鎮壓，並命部眾不要對「反叛者」手下留情。確實毫不留情。準噶爾人慘遭滅族，就這麼從歷史上消失。
想想也實在諷刺，過了幾百年，中國皇帝的勢力消解，取而代之的卻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甚至連加勒比海的小島也遠遠看著中國氣急敗壞地譴責不支持一中政策的國家。
二零零七年初，《鼠吼奇譚》《譯注：愛爾蘭作家 Leonard Wibberley 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小說，後來改拍成電影，書中的小國家陰錯陽差打敗了美國強權〉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轟轟烈烈重現。加勒比海上的聖露西亞，人口十六萬八千， 土地六百一十六平方公里，這樣的彈丸小島竟敢拒絕向中國磕頭，承認台灣跟中國一樣是主權獨立國家《編按：這次是復交，先前聖露西亞曾於一九九七年與台灣斷 交》。
中國黨內的「皇帝龍心大不悅」。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說，此舉公然違背中聖兩國的建交公報原則，並要求聖國修正「錯誤的決定」。劉建超還說，聖國的決定是對 「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堪稱二零零七年最叫人吃驚的發言之一，中共積極爭取全世界對其內部政策的支持，現在卻反過來指責拒絕合作的國家干預中國內政。而 不支持它們的「一中政策」便叫作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野蠻大國真不可理喻！
聖國外長布斯奎〈Rufus Bousquet〉表示，「我們是經過慎重考慮才下此決定，既然下了決定，我們並不期望中國會再與我國友好。但我們期望他們的反應不會超出我國政府可容忍的範圍。」小島上的媒體指出，「聖露西亞脫離強權〈英國〉獨立，可不是為了聽另一個強權命令它該跟誰建交的。」「中國不該強迫聖國接受一中原則，好像我們是中國的殖民地一樣。」民主贏得了勝利。
北京當局要求聖國撤銷承認台灣地位的聲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甚至使用恐嚇性的語言，即一九一四年春天大戰爆發之前，巴爾幹國家心狠手辣的外長使用的語 言，明確警告聖國人民：立即修正錯誤的決定，「否則，聖國政府必須對由此產生的後果承擔全部責任。」「由此產生的後果」，天啊！-----我們大可想像聖 國的退役軍人聚集在沙灘上組成巡邏隊，拿著發放的雙筒望遠鏡巡視海平線那頭是否有中國軍艦的蹤影。有些人負責伸長脖子注意空中是否出現轟炸機，就像《珍珠港》片中的畫面。晚上，當地人會把手電筒對準海岸線，等著一看見潛望鏡露出水面就放聲大喊：「中國潛水艇！」這可不是好萊塢電影，不過很接近了。
中國駐聖國大使古華明對聖國政府發出「嚴正聲明和強烈抗議」，也宣佈兩國的建交關係中止，先前的所有合作協議也立即中斷。泱泱大國根本不需要揭下這種頭腦 簡單的最後通牒。中國竟然還不明白，支不支持中國終究跟政治無關。至少對人口僅十六萬八千的國家來說，這不過是個經濟問題，重點是錢。
加勒比海國家大多願意向中國磕頭，支持一中政策，其實是看上中國觀光客，還有中國的慷慨金援。中國觀光客是一大商機，任何國家的觀光業都想分一杯羹。不 過，加勒比海的海灘上至今還沒出現一群群曬成古銅色的中國觀光客。諷刺的是，加勒比海人以為中國人的習性跟西方人一樣，真是一大文化誤解。
跟人形容一片迷人的海灘，成天看到的就是陽光、沙灘、海浪，一般西方人聽到了會讚嘆地說：「啊，太棒了.....」再說到加勒比海道地的海鮮大餐，配上雞尾酒，背後還有輕柔的鋼鼓伴奏，痛恨寒冬的西方人一定都會對這幅畫面無限嚮往。
同樣的畫面，中國人可能不敢恭維。第一個打消他們前往旅遊的念頭是怕曬太陽，小姐太太怕皮膚曬黑，因為新潮時髦的中國都會把「黑」視為一大缺點。而且聖露 西亞這種小島的觀光預算，根本不能跟大型國際美容用品公司的廣告預算相比。這些公司的美白市場相當龐大，他們想美白的消費族群，正好就是加勒比海小島想曬 黑的觀光族群。就算中國人對西方人曬太陽放鬆身心的方式改觀，加勒比海人要靠中國觀光客賺錢還得等上好幾十年。
中國表明了它端在世界面前的「我們中國人」被糟蹋了。只是沒想到激怒它的，竟然是聖露西亞這麼點大的國家，中國外交政策的弱點由此顯露無遺。更有大國風範 的國家可能不會直接跟他國一刀兩斷，而會說：「好吧，我們不想就此放棄，咱們坐下來好好談談可以怎麼樣改善遊戲規則。」留住情面，才有機會好好反省。這樣小器的大國世上難求，或只此一家。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九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還時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圖為「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她坐在贈送的輪椅上等，儘管在家裡她走來走去做家事都不成問題，根本不需要輪椅。不過她有些朋友需要輪椅卻買不起。新輪椅是中國政府給她的「道具」，為的是要擺佈她，象徵上和實際上都是。高齡八十六歲的她有什麼選擇？她在東京的某法庭外等候，覺得自己離家好遠，就跟年輕時為日本士兵提供「安慰」時一樣。
幾個官員偶爾會擋在她面前問她，「您還好嗎？」「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或者「需要什麼東西嗎？」她納悶戰後當她迫切需要幫助時，為什麼沒有人來問她。從來沒有人在大飢荒或文化大革命或她五十歲退休時來問她這些問題。她退休後過了三十六年，這些人才來問她問題。
問她問題的男性感覺很誠懇，但女性發問時，她總在她們的眼睛裡看到類似的眼神，那眼神好像在說「妳怎麼能讓那些男人侵犯妳？讓他們佔妳便宜？在妳體內播種？」那眼神好像在說，「是我就會自我了斷，妳應該也這麼做才對。」這些現代女性的那種眼神，總讓她覺得也許當初她應該一了百了。「如果那個時候我們都自殺會怎麼樣？」她心想，「一個接著一個又一個.....」
再不久他們就會把她帶進法庭，她就得憑著印象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說她受盡折磨，說她羞愧難當，說她從此喪失了純真。然後他們會問她那期間曾讓多少男人躺進她兩腿。她為什麼應該記得幾個人？她會說幾百人甚至幾千人，但她內心希望能在法庭上說出真相。她希望只說「一個以上」，因為對她來說第一個之後就都沒有差別了。
他們不會問，當她直視日本兵的臉時有什麼感受。其中有些是大人，不折不扣的軍人，剛硬的身體和臉佈滿傷痕，宣洩慾望時速戰速決。但後來越來越多少年郎，這些男孩害怕她這樣的女人更甚於害怕死亡。她不知道如果有天再遇見這些士兵，他們會不會認得她，認出她這張衰老、美麗、歷經滄桑、帶著一絲悲傷的臉。
她不會在法庭上說出當她面對雙腿間的男人時，她跟自己玩的心理遊戲：她想像每個來找她的男人都在練習死亡。他們高潮時的表情往往反映了他們被殺那一刻、淪為國家侵略行動的受害者時的表情。
有些士兵進入她體內時會屏住呼吸，五官扭曲變形，她心裡會想，「對，子彈擊中你腦袋時，你會死得乾淨俐落。」有些年紀較經的男孩會發出開心的嘶喊-----還是死亡的嘶喊？表情介於痛苦和愉悅之間。她覺得真正喊出聲的人，日後會死得最轟轟烈烈。有些當然還需要多練習，這些人從她身上得到滿足時，還沒找出最適合的死亡表情。有些再也沒機會跟她練習了，因為血淋淋的戰場逼著他們更快走向死亡，快到超出他們所能想像。如果這些人不再出現，她就知道他們得到了報應-----只希望是她勇敢爭取自由的中國同胞下的手。
今天她受到很好的照顧，有個隨行人員幫她推輪椅，她搭了飛機、吃到美食，還住進舒適的飯店。她被帶來日本說話，她要做的事〈沒有選擇〉，就是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她要告訴庭上，身為一個中國女人，她受盡了日本人的羞辱。她再一次被迫成了「慰安婦」，這次是要給本國政府、給黨「安慰」。她就是一面鏡子，要讓日本在這場謝罪戰爭中看見自己。中國政府或負責此案的律師不可能打贏這場官司。但這點沒人跟她說。她跟在她之前和之後的女人都只是個象徵，象徵中共「一廂情願的報復手段」。
一九七二年，中日發表「中日聯合聲明」，雙方在北京簽署協定，正常化兩國之間的邦交。聲明上說，「日本國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責任，表達深刻的反省。」底下列出九條協議。第五條協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協議簽都簽了，但中國對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間的中日之戰-----在中國稱為「抗日戰爭」-----從未真正釋懷。中國在鏡中看到的日本仍然是個敵國，也仍然在跟日本打一場謝罪之戰。
這場情緒戰爭不斷重複的主題，就是日本必須「誠實面對歷史」。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曾編纂《資治通鑑》，正如其名〈意指幫助政府的一面鏡子〉是要幫助執政者透徹了解歷史、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以更有效的方法治理國家。明朝王侯朱舜水在明滅亡後逃離中國，把這些思想帶到日本並傳播開來。因此司馬光的思想對中日兩國來說並不陌生。
據說日本年輕一代根本不懂為什麼要反省，因此中國年輕一代更加仇視日本。這份仇視多深，看二零零七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就一清二楚。該報的駐美首席記者李學江指出，「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對人類道義的摧殘。「慰安婦」問題，同此一理，不能由日本政客將其淡化與狹隘化。」
性奴役確實是重大罪行，所有戰爭幾乎都犯下這種罪行，但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猶太人大屠殺，等同於慰安婦實在荒唐，也是對所有猶太人和其他步上毒氣室的其他國家人民的一大侮辱。把今日的日本跟過去的納粹德國劃上等號，中國根本在扭曲歷史、煽動仇恨。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上說，「中國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企圖，徹底改變了中國近代以後飽受外來侵略的屈辱歷史，捍衛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發展的文明成果。」他還說，「日本各界很多人敢於正視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的歷史事實，強烈譴責日本侵略者的侵華暴行。不少當年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軍人真誠纖悔戰爭罪行，以實際行動推進日中友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應該得到高度讚賞。」
言之有理。國家領導人感性回顧國家的過往，卻又不失客觀，是史學家司馬光也會同意的一段話。但這還沒完，他接著又說，「日本國內總有一些勢力矢口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性質和罪行，竭力美化軍國主義戰爭，並為已經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的甲級戰犯揚幡招魂。」他說，「這些作法，不僅違背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承諾，而且背離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了中國和亞洲有關國家人民的感情。」
日本國內確實有人淡化甚至讚揚過去的戰爭，但只佔少數，而且是生在民主國家儘管遺憾但無法避免的副作用。人民能夠自由表達意見，有的意見也會引起反彈。但既然並無出現仇視的字眼，就應該尊重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陷入謝罪之戰、非民主政體的中國無法了解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胡錦濤說，「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只有不忘過去、記取教訓，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從中國國家主席口中說出『不忘過去』的話實在虛偽，畢竟誰要敢在中國戳破中國歷史的真相，例如天安門事件，就會被國家消音甚至監禁。
這麼看來，胡錦濤對日本的談話多少有點令人吃驚。他說，「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和領導人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中日友好、維護亞洲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以嚴肅慎重的態度處理好歷史問題，把對那場侵略戰爭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實到行動上。」胡錦濤更說了有史以來出自國家領導人口中最虛假偽善的一段話：「歷史雄辯地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才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魯莫〈R.J.Rummel〉徹底嚴謹調查後發現，中共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統治期間，至少殘殺了七千五百萬人民。七千五百萬！而胡錦濤竟然還說，歷史「雄辯地」證明這樣的政府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中國媒體不斷要求日本對侵華戰爭發表道歉聲明〈其實一九七二年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後，日本政府高層就發表過約四十次道歉聲明〉。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至今健在的戰爭受害者也不斷站出來要求賠償，甚至還能坐著輪椅飄洋過海出庭控訴日本的侵華惡行。
其中有些案件跟「慰安婦」有關，戰時這些女性被迫出賣肉體。另外也有關於強迫勞動的案件，控訴日軍強迫中國人民為日本公司工作。這些控訴都被法院駁回，理由是一九七二年中日已簽署聯合聲明，或是二十年的索賠期限已過，或有時候日本政府會說自己不需為戰時日本的所作所為負責，因為兩者賴以運作的法制架構並不相同。
同樣的，日本最高法院針對一九三二年日軍屠殺中國平頂山三千居民一案，也以日本不對一九四七年《國家賠償法》實施前的國家行為承擔責任為由，駁回此案，支持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高等法院的判決。日本最高法院也說，一九七二年的中日協議明訂日本不需再做戰爭賠償，儘管有些社評家認為該協議是針對國家而非個人而言。
日本把法治放在政治動作和充滿愛國狂熱的政策之前，跟中國不一樣。中國政府和媒體不斷把日本塑造成有強烈軍國主義傾向、完全不知悔改的國家，對現代中國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群日本觀光客到中國南部的珠海市買春，引爆仇日情緒。中國媒體報導有數十萬網民將此事件稱為「國恥」。該飯店副理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另一名涉案人也是。無期徒刑！另外有十二人被判二到十五年徒刑，十五名地方高官遭懲處。
同年還發生了一件不那麼戲劇化，但出自同一個鏡像的事件。杭州富通昭和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資企業，計劃在中國發行股票卻踢到鐵板。問題出在「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年號，他在位期間發動了侵略戰爭。數百名憤怒的民眾向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抗議。最後公司不得不更名。
另外，二零零四年黑龍江省發現戰後遺留的化學武器，並被視為日本持續侵華的「證據」。中國媒體說，「憤怒的中國人民呼籲日本政府正視歷史。」當地大學生劉淳風〈音譯〉說，「日本利用化學武器一再傷害無辜的中國人民，卻不願誠實面對歷史。他們應該向我們道歉！」
二零零四年的亞洲盃足球決賽，中日在北京對決。雙方尚未開打，中國媒體就批評說「在一些日本政客和媒體眼中，這次比較像是政治事件而非運動競賽。他們聯手把前幾次比賽中國球迷對日本隊喝倒采的行為，說成中國球迷對遠來之客懷有敵意。」媒體並指出，「日本的賽程表上有張亞洲地圖，上面以不同顏色標明中國大陸和台灣.....亞洲盃的中國籌備委員會一發現錯誤立即向日方反應。」媒體還說，「中國外交部官員也向日本大使館反應，催促日方更正錯誤並減少『負面影響』。」
當比賽開始、日本國歌響起時，球場上中國球迷的噓聲淹沒了音樂聲。最後日本以三比一贏得比賽，中國球迷情緒失控，對一部載送日本官員的巴士丟瓶子和石頭。二千名日本球迷比賽進行時就受到嚴密保護，賽後更滯留體育館內將近三小時，因為情況太危險，要等鎮暴警察驅散場外的憤怒球迷再走才保險。連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和大使住所都必須加派公安保護。中國媒體對此次暴動著墨不多，只說球迷「情緒激動」，還有「當時狀況混亂」。
二零零五年，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中國引起強烈反彈。中國某網站收集了一千六百萬人反對日本加入的連署簽名，另有網站調查發現中國年輕一代九成九都表示反對。中國很多城市出現抗議行動。廣州市逾一萬人在十公尺長的反日布條上簽名，重慶市群眾拉出「粉碎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大夢」的抗議橫額。
中國媒體甚至指控日本大打「世博外交」牌，即利用二零零五年在日本愛知縣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向各國政治人物遊說。「日本把財政狀況窘迫的開發中國家元首捧成『世博貴賓』，包辦他們的住宿費和交通費。」中國媒體指出。「多虧了他們，將近二十九個非洲國家元首才能來日本參觀.....非洲握有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鑰匙，因為非洲國家數量很多。」這正是中國面對台灣問題時所採取的策略，等到二零一零年上海主辦世博會時，勢必會更一覽無遺。
此外，二零零五年有群中國民眾抗議日本強佔東海的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台〉，堅持釣魚台主權屬於中國。中國抗議人士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議布條上還寫上「無恥」二字。
二零零七年，中國國家林業局提議將名為「丹頂鶴」的瀕危鳥類訂為國鳥。這種鳥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傳統中都很常見，但後來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牠也稱「日本鶴」。野生動物攝影師祝辰洲說，「雖然丹頂鶴象徵長壽，但選擇「日本」鳥作為國鳥還是不合理。」
在一片仇日情緒下，比什麼都要敏感的莫過於靖國神社。這間位於東京的神社從一八六九年建成以來，就供奉日本所有的陣亡士兵，目前約供奉二百五十萬士兵。其中包括十四名二戰重要戰犯，就是這點激怒了中共。
二零零六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往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媒體說，「他將永遠受亞洲人民唾棄，牢牢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中國報章還說日本「一再辜負了中國人民的信任」，且「踐踏了人類良知。」其實很多日本人對這件事一樣憤怒，包括日本大眾和選舉產生的政府官員，他們同樣表達了對首相的不滿，也發起了抗議。
影響中日關係最深的第二大事件是南京大屠殺。一九三七年日軍攻佔南京城，在六週的時間內屠殺了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和平民。然而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初，中國境內並未積極研究南京事件，當然也並未對外稱之為大屠殺。除了六零年代簡短提過以外，這個事件都沒有出現在中國課本裡。甚至找不到毛澤東公開討論該事件的紀錄。即使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一直到九零年代初這期間，中國都不許史學家舉辦相關研討會。
如今在政府一面提倡『和諧』、一面煽動仇恨的策略下，這個事件的曝光率才大增。中國政府聲稱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人，戰後由同盟國設立的法庭則估計在十四萬人左右。兩個數字都很驚人，都是人類互相殘殺的結果，但只要有人暗示死亡人數低於三十萬，北京就會翻臉，可見人就算死了也能成為中共政府利用的工具。
中共一再強調日本的「錯誤」，不斷要求日方道歉，讓人覺得日本好像從未對侵略戰爭道過歉。也因此，許多中國人民相信日本從未對欺壓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民表示過起碼的歉意。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發表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演說前兩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才剛表示，「過去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造成很多國家嚴重受創、人民受苦，尤其是亞洲國家。」他說，「如今誠實面對歷史的真相，我再一次表達沉痛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也表達對國內外戰爭受難者的哀悼。我絕對不會忘記這場殘酷戰爭帶來的教訓，也會致力維護世界和平和繁榮，絕對不再發動戰爭。」放眼世界，這是現代國家元首對另一國人民做過最懇切的道歉。小淵惠三和村山富市等前日本首相也道過歉。
日本元首參拜靖國神社確實對某些人造成傷害；日本淡化可怕的侵略歷史確實可議；很敢說話的少數極右分子確實跟德國的新納粹一樣令人反感。有些觀點也許令人不快，但並沒有奪走人命。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一直都是個相當和平穩定的國家。
中國媒體也並非全都強烈反日。二零零七年初，中國有篇報導引用了《朝日新聞》的一項調查，指出三千名受訪的日本人當中八成五認為「有必要反省歷史」。這篇報導還引了日本史學家保阪正康的名言：「一個人要是真的愛國，就不該逃避歷史」，另外也談到以史為鑑的重要。
中國無法原諒日本的真正原因，也許從中共極力想忘掉自己沒有參與的戰爭切入，才會看得最清楚。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的談話中，回憶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戰時扮演的重要角色，強調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黨帶領的軍隊的英勇事蹟和崇高風範，是我們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他說，「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訂正確的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線政策，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闢廣大的敵後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以自己最富於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多數客觀中立的史學家都知道這是謊話。奮力抵抗日軍的其實是國民政府的軍隊，雙方爆發過二十二場主要戰役，兩方人馬多半都超過十萬。共產黨只參與小規模攻擊行動和游擊戰，因此才得以保留戰力待日本戰敗後攻擊國民政府軍。果不其然，日本投降後才幾週，他們就開始攻打國民政府。日本投降後九個月，中國爆發全面內戰。
中國共產黨的失誤不能攤在陽光下，就像其他強國政府的失誤一樣。為了避免歷史翻案，中共便轉而大力譴責其他國家的囂張行徑，例如西方文化大量入侵、破壞社會和諧的「分裂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還有激怒中國政府的日本少數極右派。
仇恨應該以事實為基礎，而非建立在虛實難辨的事件、謠言或對歷史衝突的錯誤詮釋上。只有個別國家的歷史課本才會傳遞這種扭曲的歷史，其他國家不可能接受這種偏頗的歷史詮釋。國家要做的，應該是教學生怎麼面對未來，而不是教他們怎麼照著捏造的歷史神話走。
高峰〈音譯〉，二十三歲，到北京盧溝橋附近的博物館參觀，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就是中日戰爭的引爆點。他說，「我一直都痛恨日本人.....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打從心底不喜歡他們。」另一名遊客李傑〈音譯〉，二十五歲，學生，他說「來這裡我感到很痛苦。想想我國的歷史、我們受的苦，溫〈家寶〉總理赴日訪問真是難為他了。」
這些話給了中國共產黨「安慰」。中國政府一面加深群眾的仇日情緒，一面小心控制力道，不讓零星事件影響從日本流入的資金，那個特地到東京打一場必輸官司的老太太就是個例子。
戰敗國展現了風度，例如當前的日本，戰勝國當然也該效法，但這點中國到目前還沒做到。也許有一天，中國政府會有人勇敢打破照見日本的鏡子，豎立起照見中國的鏡子，看見自己國家的面目、共產黨對人民犯的罪行、對國內百姓的殘酷對待，甚至對自己祖國傳統的壓制！
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有時還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她們差不多四五十歲，為了勇敢發聲的子女心驚膽跳。當年他們的子女站上天安門，很多再也沒回家。這些母親不斷打聽子女的下落，但政府從未給她們一個答案！從來沒有！
也許這些起碼有六十歲的母親，必須再等二十六年，等到政府給她們一張輪椅到法院出庭。那個時候，也許中國政府才會了解評判他人的過錯之前，必須要先反省自己的歷史！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章子怡在《藝伎回憶錄》一片中飾演日本女人，這部片之所以遭禁，是因為「很多人還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暴行憤恨不已，認為中國女星參與此片演出有辱民族尊嚴。」
華語流行音樂最大的特色就是軟綿綿。沒有堅硬的稜角激發年輕人獨立思考。沒有艱澀的主題干擾音樂催眠年輕的心靈。
典型的華語男歌手就是精心打造的都會型男，外型亮眼，頭髮些微遮住臉，但絕不留長，眼睛可能塗眼影加深。襯衫可以幾個鈕釦沒扣，露出油亮光滑的胸膛。他們 瘦而結實，穿著深色或刺眼的鮮豔服裝，唱歌輕聲細語，起碼要到副歌音樂才會漸次增強，要把所有女孩的心都擄獲，咱們這位男歌手得發揮他所有實力，這時他才 會用吼的。
台下觀眾的心和螢光棒一同顫動著。也許會有兩個有檔的女孩捧著花束跳上台。咱們的男歌手在觀眾興奮的歡呼聲中送上臉頰，兩個女孩害羞地親一下。螢光棒動得更快了。
典型的華語女歌手臉上的妝無懈可擊，造型和髮型一定要甜美又清純。絕不能賣弄性感，這留給日本、韓國和台灣明星去就好了。如果她能掉下眼淚，不是唱歌時， 而是歌迷拿著螢光棒大喊她的名字的時候，同時不忘舉起手指頭輕輕拭去淚水，那麼大家就會說她的演唱會非常成功。她們唱的是軟綿綿、聽得見呼吸聲的情歌，幾 乎像用唸的，而保證大賣的必備特色是-----誰都能唱。
華語流行歌手的明星潛質是在 KTV 打造出來的。中國各地有許許多多這種地方放送超級巨星的最新作品，讓當地的歌迷〈十五到二十五歲〉模仿他們崇拜的偶像唱歌。如果能把歌賣給 KTV 就一定會紅。
年輕人不會唱搖滾樂，所以用不著費心製作，這對中國人敏感的耳朵來說太西式了。而且搖滾樂可能告訴年輕人他們根本不想知道的事。
嘻哈音樂非常流行，不是因為音樂而是服裝。要模仿寬鬆的垮褲、大大的衣服加上有節奏的舞步不難-----某種程度來說。中國大城到處可見年輕人模仿美國黑人的嘻哈風格，只是少了嘻哈的內涵。
模仿黑人音樂風格的中國人中，很少人知道嘻哈其實是從貧困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因為黑人家庭中，哥哥都會把舊衣服傳給弟弟。衣服越大越鬆，就表示這個哥哥越 高大強壯。中國歌迷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一胎化政策下，他們都沒有哥哥。嘻哈的外表底下，文字背後的意義徹底消失，空空洞洞，在社會經驗上也毫無共通點。一個是北美的黑人小孩，可能沒有爸媽也沒有家，前途堪憂，街頭毒品氾濫；一個是備受嬌寵的中國獨生子，擁有各式各樣往上爬的機會。兩者之間的距離考驗人的想像力。中國人在外國社會中尋求完美典範，藉以對應自己的文化，過程中卻把他國文化扭曲歪解到可笑的地步。
中國的年輕人雖然很迷外國文化，但接觸的外國文化通常已經重重過濾，變成了「中國特色的西方文化」。那是「簡化過」、「消毒過」的西方文化，任何偏激或反叛思想都被抹除。
電影是文化最顯著的一種展現，但中國的電影尤其受到嚴格管控。每年理論上只准二十部美國新片上映，不過有盜版 DVD，中國影迷當然看得到所有美國電影〈還有其他電影〉，而且是未經審查的電影。
中國准許上映的影片〈通常經過審查〉多半是大製作的好萊塢娛樂片。《神鬼奇航》每一集在中國都非常賣座，第三集在二零零七年六月上映第一週就創下一千萬美 元以上的票房。前一個月上映的《蜘蛛人3》首週票房也將近一千萬美元，雖然跟全球總票房比較起來並不算什麼。相反的，迪士尼二零零七年六月推出的《寶葫蘆的秘密》，雖然有政府「加持」，首週票房卻只有一百多萬美元。這部片在香港製作，根據作家張天翼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現代小說改編，劇中主角是個擁有魔法葫蘆 的小男孩。中國媒體說「這是最受歡迎的中國當代兒童讀物之一」，但看來不怎麼受觀影者歡迎。哈利波特就賣座多了。第一集票房七百四十萬美元，第二集六百二十萬美元，第三集四百九十萬美元。第四集《哈利波特 火盃的考驗》則是中國二零零五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票房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贏過它的只有《金剛》和《達文西密碼》。岔題一下。哈利波特的偽書猖獗，黑市又多了額外的收入。
中國女星鄔君梅說，「如果中國電影院都給外國大製作片佔去，就沒人敢投資中國電影了。」鄔說她「不懂為什麼中國人不看自己的電影。所有電影院的所有廳都在 放《蜘蛛人3》很奇怪。」她指的是上海萬裕影城這類電影院，六個廳全放《蜘》片。影城經理表示，「大多人都喜歡好萊塢巨片，我們才會決定所有螢幕同時播放 《蜘蛛人3》，」他還說是因為「財務壓力」才這麼做。
不過情況沒那麼簡單，因為好萊塢的「文化帝國主義」全面席捲中國。電影一定要能推動黨的政策或符合黨對電影的看法，才能通過審查，呈現在大眾面前。比方 說，湯姆．克魯斯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務 3》就沒通過審查，因為片中出現上海人在陽台上晾衣服的畫面。這是上海常見的一景，但當局認為這有損上海的國際形象，便剪掉了這些畫面。二零零二年推出的 零零七系列電影《誰與爭鋒》則是全面禁演，理由是醜化中國的親密盟友-----北韓。
《神鬼奇航3》也逃不過審查單位的剪刀。「中國影星周潤發〈在片中〉的角色被剪了大半，因為該角色貶低並醜化了中國人，」中國媒體報導。「周飾演的船長禿頭，臉上多疤，並留著長鬍子長指甲，還保留過去好萊塢妖魔化中國人的習慣。」中國也禁止成龍主演的《尖峰時刻 3 》上映。《綜藝》雜誌的亞洲官方網站上說，這個決定「更令人懷疑問題出在中國黑幫家族的場景.....目前黑幫在中國是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因為隨著經濟開放，大城也漸漸出現三合會幫派。」
李安執導的《斷背山》因涉及同性戀議題而遭禁。其實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中不少以同性愛為主要元素，例如清代的小說《紅樓夢》。儘管如此，中共還是將中國傳統對同性戀的寬容態度一筆勾消。偽善的中國媒體竟然還說，「李安是全世界中國人之光，是中國電影人的榮耀。」
中國女星章子怡在《藝伎回憶錄》一片中飾演日本女人，這部片之所以遭禁，是因為「很多人還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暴行憤恨不已，認為中國女星參與此片演出有辱民族尊嚴。」中國的受害者心態也同時影響了對文化的態度。
這種心態同時驅使中國共產黨將過去的歷史美化。李安的《色戒》〈改編自上海作家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上映時，也經過重重審查。片中的性愛場面當然剪掉了， 甚至有些對話也改了。原版中，女主角〈中國抗日分子〉對愛人〈日本人的走狗〉說「快走！」，警告有人要暗殺他。審查單位把它改成情感較淡的「走吧？」中共 就是這樣「建構」過去的神話，連虛構故事的女主角都不能超越分際。
即使電影送審通過了，還是會遇到其他阻礙，比方《達文西密碼》就突然被撤。媒體說是為了舉辦中共建黨八十五週年的影展。展映影片之一《脊梁》，「敘述毛澤東等領導者如何帶領國家發展現代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教育，新中國又如何奪回從一八六一年開始落入英美等『帝國強權』手中的海關.....也呈現二十世紀前半國民黨政府下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ewart〉，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之前『逃離』中國的情景。」你可能會想，中國審查員大概覺得美國人夾著尾巴逃跑的畫面會吸引觀眾，票房確實還不賴-----因為公務員一定得買票入場。
其他媒體為《達文西密碼》被撤提出其他解釋。《紐約時報》的周看〈Joseph Khan〉撰文指出，「當局有此反應是因為中國天主教會認為此片會破壞社會安定.....官方的天主教愛國會發起抗議行動，湖北省一些天主教會也出現小規模示威，可見此片可能具政治風險。」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人民的宗教活動，對可能導致宗教紛擾的事件當然很快反應。
除了控制外國文化和外國影片之外，中共也嚴格管制國片。中國導演賈章柯曾以《三峽好人》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他說，「電影管理單位都說市場和觀 眾決定他們要放映什麼片，事實並非如此。其實是電影管理單位評估哪些片可能賣座、哪些不會，然後根據這些評估列出片單，觀眾只是被動接受，結果變成小成本 的國片總是在最糟糕的時間放映。」
賈只說對了一半。中國的電影票價從四十到一百二十元不等〈表示只有較有錢的中產階級才看得起〉，所以電影單位只能選擇最受歡迎的電影，因為電影票那麼貴，小成本的國片根本吸引不到觀眾。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當局嚴格掌控什麼片可以、什麼片不可以上映，市面上的國片才會這麼少。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底表示，「所有中國電影工作者都應該一直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促進中國電影工業繁榮發展。」所以政 治意識太淡薄的電影禁止上映，處理社會議題的電影多半也是。性愛場面和中國傳統武術以外的暴力畫面同樣遭禁。另外，中國並沒有電影分級制，因此所有上映影 片都要適合各年齡層觀賞。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二零零五年生產了二百六十部電影〈居全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卻只有九十部上映！
北京雖然努力使西方文化符合自己的政治考量並控制本國文化發展，國內盛行的盜版 DVD 卻不斷扯當局後腿。這表示民眾很快就能看到新上映的影片，就算不行，到附近的 DVD 店輕易就能買到盜版的色情片、動作片和其他殘酷血腥片，甚至連兒童也不例外。最受歡迎的盜版片是外國片，好萊塢片當然居冠，不過韓片和日片也很受歡迎。可悲的是，國片乏人問津，電視劇是一大例外。
中國的電視和平面媒體完全受政府控制，這兩大媒體都比電影更受歡迎。美國的選秀節目《美國偶像》大受歡迎，中國見機跟進，在二零零五年推出中國版的「超級 女聲比賽」〈全名是「蒙牛酸酸乳超級女聲比賽〉，結果造成轟動。總決賽有超過四億多人觀賞。這個節目其實就是把美國的製作方式照搬過來。
然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廣電總局〉二零零七年公佈「一連串為了維持高道德標準的規定」。規定上說，該節目「應該只呈現「健康和鼓勵高尚情操」的 歌曲，盡量避開談論參賽者的『隱私』，還有歌迷尖叫痛哭或落選歌手淚流滿面的畫面。」換句話說，不能像美國版那麼煽情。
另外，審查單位也命令該節目改名，禁止使用「超級」、「女聲」這些字眼〈後來改為「快樂男聲〉，並限制賽程只能持續六週，「規定參賽者的髮型、服裝、流行 配件、用語和儀態要符合主流價值，」而且「不該出現畸形、粗野或低俗品味」，也不開放中國以外的人參賽。中國又一次模仿西方文化，只不過黨內大老指示這種 文化要多少反映「中國特色」。
中國全面禁止衛星電視，至少禁止一般民眾收看。住在三星級以上旅館的外國旅客可以收看國際頻道，專為海外國民提供的住處也可以。但即使在這種地方，當局也 不放鬆管制。二零零七年初，廣電總局宣佈國際旅客下榻的飯店只能開放三十一個挑選過的國際頻道，飯店也必須申請年度執照才可使用這些頻道。
中共對文化的干預也延伸到虛擬世界。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在中國很受歡迎，其中最熱門的就是二零零四年加州暴雪娛樂公司推出的《魔獸世界》。中國的玩家超過三 百五十萬人。可是二零零七年更新版在中國推出時〈美國推出後半年〉，玩家發現遊戲中的主要視覺元素被改了。原本的骼體長了血肉，原本代表死去角色的屍骨都變成墓碑。媒體引用了代理商第九城市的解釋。他們說這些改變是為了符合「中國的特殊情況和相關法規」，還有「促進健康和諧的線上環境」。其他公司職員則說 這些改變不過是種『運作策略』。
中國文化部表示，「所有外國線上遊戲進入中國市場之前，都必須接受充分的檢查。」他們沒說外國的線上遊戲公司能不能對遊戲系統被更改的地方提出意見。瑞典出品的《鋼鐵雄心》就在文化詮釋上跟中國文化部互相衝突。文化部表示這款遊戲遭禁，是因為它「扭曲歷史、有損中國的主權和國土完整」。在遊戲地圖中，滿洲、新疆西部和西藏都成了主權獨立的國家，遊戲一開始甚至把台灣列入日本的版圖-----對文化部官員來說，這種幻想世界太接近歷史真相。
文化部也強調，「網咖若提供該遊戲下載，或看見顧客下載、安裝或玩此款遊戲而不制止，就會被處以罰款或勒令停業。」這種「仇外情緒」分明是要打擊該公司的營收。另外，中共也以「破壞中國和中國軍隊形象」為由，對其他線上遊戲下了禁。
雖然西方文化已經淹沒中國，但中國民眾接收的其實是受到嚴格管控的西方文化。中國社會並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就直接挪用了西方文化，有時會創造出中國特色的 西方文化或西方特色的中國文化這類混合體。悲哀的是，中國不只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很淺薄，對自己文化的了解也越來越淺薄。年輕人多半跟同儕一樣追求流行，但 現在中國流行的事物其實跟中國歷史、傳統或文化無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虛假的文化，導致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代溝越來越大，非西方世界所能比擬。
在這樣一個文化自我表達如此虛弱的國家，當今的文化偶像也如此虛弱也就不令人驚訝了。根據中國醫師協會二零零七年做的調查指出，體育明星、影星和名演員等公眾人物，三分之一有睡眠問題且「免疫力比一般人差」。一百八十六位受訪的明星中，有46.5％心跳不正常，43.5％血脂肪過高，逾37％體重過重。男性約三成三有攝護腺疾病，女性逾四成五有乳房疾病。他們顯然也因為比賽壓力過大而有菸酒過量或飲食方面的問題。該調查並未提到吸毒的問題。
一國的英雄通常會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最好的生活環境，並因此獲得很大的滿足感，撫平種種生理問題引發的困擾。然而結果卻是這樣。
偉大的國家創造出偉大的文化。舊詞新用，也許中國需要的是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七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