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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林鄭延續噩夢料釀災難無團結失民心

【評論文章/文：漢江泄】
距離香港特首選舉尚有13天，對於禍港近五年的梁振英終於卸任，香港市民感到興奮之際，惟昨天傳來他獲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消息，香港社會普遍忐忑不安，這與「國妖」張德江團夥的興奮相映成趣。市民極度憂慮梁振英卸任後改以「太上皇」角色，與中聯辦「欽點」出任下屆特首的林鄭月娥聯手攪局，延續禍港噩夢，港人要多捱苦五年。回顧梁振英任內每年皆爆發一至兩次大型暴力衝擊，人數動輒逾10萬人，堪稱「亂港政績」，導致香港在部分國際機構的評分亦告下挫，競爭力和形象大受影響。林鄭月娥參選時已表明繼承梁振英，但她愛說謊、愛卸責、愛自吹自擂、官僚、自視過高等性格，再加上接二連三自行暴露異於常人的政治智慧，預視一旦她當選，勢不得民心，官逼民反，暴力示威料比梁振英任內更嚴重。
林鄭月娥讓外界見識其「好打得」形象徒具軀殼，實質是愛卸責。林鄭參選至今，在張德江「欽點」及中聯辦強力拉票下，完全無進入選舉狀態，沒有危機感，不懂謙卑。
林鄭沒危機感不懂謙卑
根據兩個剛出爐由學術機構負責的民調，均顯示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明顯領先林鄭月娥及胡國興。不過，唯獨具建制背景的「香港研究協會」民調卻顯示林鄭月娥的支持度為40%，高於曾俊華的37%，可信程度成疑。林鄭前天自稱是「白色恐怖」的謬論，更被網民廣泛揶揄是「白痴恐怖」，「未登天子位，先置殺人刀！689 2.0登基後，香港勢釀災難！」
在香港的茶餐廳及辦公室等不同角落，加上社交媒體的焦點熱話，昨天輿情普遍關注梁振英成為首名兼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行政長官。除了「梁粉」和靠攏中聯辦的建制團夥外，普羅大眾卻對梁振英管治香港如此差劣仍可在仕途更上一層樓，無不驚訝，一些公務員更是憤怒，不諱言「無法無天」的人竟可還「升職」，難以理解以他的脫離民情思維及愛鬥爭的路線，怎樣可以向國家準確反映民意，用香港廣東話俗語謂，怕給「山埃貼士」（意指：足以致命及無用的意見」）。然而，有不少港人對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智慧充滿信心，認為即使晉身國家領導人級別，也沒有特權，在反貪腐無禁區下，梁始終也要給港人就UGL事件的一個交代。
梁振英+董建華+林鄭=香港車毀人亡
梁振英獲通過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投票顯示有13票反對及16票棄權，筆者相信這29人絕對明白梁振英在香港如何作惡多端，在此特別感謝他們憑良心投下神聖的一票。香港市民擔心是「國妖」張德江死命要保着梁登上此位，密謀更大的野心圖謀，禍國泱民。現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特首選舉中不時「假傳聖旨」，不理民情，誤導港人，現加上「老懵董」悉心扶植的梁振英，一旦林鄭當選特首，香港社會肯定面對「超級颶風」，隨時把香港弄至「車毀人亡」。
2014年最失色在國際不同指數報跌
筆者認為梁振英聽命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下，已令到「一國兩制」又走樣、又變形。
筆者翻查資料，梁振英於2012年上台後，本港社會撕裂情況嚴重，在部分國際機構上的評分亦告下挫，顯示政不通、人不和下，本港的競爭力和形象亦大受影響。在2014年，更是最失色的一年。
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雖然一直蟬聯全球179個國家及地區的首位，但自從梁振英出任特首後，指數中的「政府誠信」分項的評分即告下跌，2013年時仍有84分，但2014年便下跌1.7分，為82.3分，2015年更大幅跌至只有75分，去年最差，進一步跌至74分，全球排第20位，至去年底他宣布放棄競逐連任，「政府誠信」分項的評分立即回升，今年有80.3分，排名全球11位。另外，該指數今年新增一項「財政健康」的分項，而本港在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下有豐厚儲備，故有關指數為100分，全球第一。
《經濟學人》雜誌的民主指數，本港排名近年亦逐年下挫，以10分滿分，8分起為完全民主計算，香港2012年排名全球167個國家及地區中的第63位，但梁振英上場後排名即受影響，2013年即下跌兩位，排名65，而2014年至2016年，排名亦每年下降一位，即由全球排66、67，至去年排68位。
在香港競爭力方面，於2014年更是10年來最差。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1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競爭力在全球排名被新加坡爬頭，跌至第4位，為自2004年以來首次跌出三甲。在反映政府決策推行效率的「政府決策」排名跌幅最勁，由第18名跌至25；而能否有良好政策迎合經濟的靈活度，由第13名急跌至21；官僚主義由第7跌至第10；行賄及貪污由20跌至21，全部連跌兩年。民生方面，反映貧富懸殊情況的堅尼係數，今年排名再跌一級至47，顯示本港情況相對其他國家轉差。司法制度排名由第10跌至第16，政治不穩風險則跌5名至今年的28；王維基未獲免費電視牌，反映公平競爭機會的排名亦由13跌至18。排名下跌，反映梁振英任內管治劣質化，令到國際投資者失望。
除實際評分及排名外，監察貪污腐敗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雖然顯示，本港去年清廉指數評分77分，在全球176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15位，較2015年上升三位，但不少巿民對本港廉潔程度仍充滿憂慮。「透明國際」本月公布，訪問亞太區16個國家或地區約2.2萬名巿民，顯示多達46%本港受訪者認為，過去一年貪污情況有惡化趨勢，對貪污的憂慮排在16個調查的國家及地區中第6位。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5》，香港的綜合經濟競爭力以往一直排名全國首位，但2014年及2015年連續兩年遭深圳取代，其中2014年綜合經濟指數由1跌至0.913，2015年指數更進一步跌至0.796。至於綜合增量競爭力指數亦由2013年起年年下跌，由2013年的0.363，排名第18位，跌至2015年只有0.246，排名36位。至於2016年的最新指數，則有待稍後才會公布。
習：香港在亞洲四小龍地位下降
早於2014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香港工商及專業界人士訪京團時，據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引述習近平已指出，香港在亞洲四小龍的地位下降，應在一些新境界開拓發展，國家會繼續支持香港繁榮穩定。當時指出香港回歸17年就能有普選，若無中央支持，不會行到這一步。由此可見，習近平重視香港在創新領域發展，以及在國際上的地位不可以再差下去吧。
特首選舉換屆在即，隨着三名參選人已發表政綱，再加上連場選舉論壇，香港市民心目中已有心儀人選，但因非「一人一票」的選舉，只能依靠1,200名選委本着良心、為民福祉投票。
若然選委不理民情，只看眼前個人利益，只是維護利益及野心團夥，即是與民為敵。我們要堅守「一國兩制」的特首，必須要修補撕裂，重振香江。
美麗香港必須共同守護，不是靠一個林鄭月娥，不是靠一個曾俊華，不是靠一個胡國興，而是全港市民攜手努力，發揮大團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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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1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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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木棒埋伏現場襲事主劫印商289萬2賊落網

警方在洋松街的大廈調查案件。

署理助理指揮官(刑事)葉維健講述案情。

警方封鎖隆基大樓現場調查。

警方拘捕其中一名疑犯。

大埔一輛私家車被人縱火，疑與案件有關。紅磡區發生涉及攔途截劫巨款案。一名34歲印度籍商人昨早經過經磡民裕街時，被早已在現場埋伏的數名賊人截劫，賊人持木棒襲擊事主，在事主疼痛不已之際，匪徒旋即搶去事主兩個合共藏有折合逾289萬港元的行李箱，然後絕塵而去，警方其後透過事主行李箱內的手機全球定位系統（GPS），火速在旺角及紅磡區拘捕兩名疑犯，並尋回全部失款，現正追捕另外至少三名在逃南亞男子。警方事後在大埔山塘道發現一輛焚毀的私家車，懷疑是賊人乘坐的私家車，案件一併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事發後重案組探員及機動部隊先後到場調查，翻查現場一帶閉路電視片段紀錄，發現涉案七人車早於昨早7時已停泊在民裕街榮業大廈對開，距離犯案現場不遠，不排除為失車。當時事主Kumar由外地回港，他提着兩個行李箱行經至紅磡民裕街31號對開，當時賊人早已注目於事主身上，未幾六名男子下車，不由分說持木棍襲擊事主，更搶去他兩個分別裝有32萬美元（約248萬港元）及5萬歐元（約41萬港元）的行李箱，即合共289萬港元。
警追蹤至大角咀尋多名匪徒
全部賊人事成後跳上自備七人車逃去無蹤，事主遇襲後右膝及背部受傷，驚魂甫定後，即時報警求助。警方到場了解到事主行李箱內放有全球定位系統功能的手機，事主亦登上警車，與警員在附近兜截，警方憑着此先進系統迅速追蹤到匪徒行劫後到了大角咀，在洋松街18號發現多名南亞裔匪徒，賊人遇上衝鋒隊警員追至廣東道與弼街交界，隨即四散，警員在行動中截獲其中一名25歲非華裔男子（SINGH），其他同黨逃去。
而另一批探員於洋松街一幢大廈內檢獲該兩個涉案行李箱，據悉，一個紅色行李箱遺下在大廈地下，警方及後再在樓上取走另一個銀色行李箱。經初步點算後，相信事主並無損失。警方之後在紅磡區再拘捕一名38歲非華裔男子，涉嫌行劫，兩名被捕男子將被通宵扣留調查。
九龍城警區署理助理指揮官（刑事）葉維健昨晚表示，警方於昨早8時許在洋松街發現四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在上前截查時，四人拔足逃去，留下一個懷疑涉案的行李箱。警方隨即展開追捕，在附近成功拘捕一名男子。至昨日中午12時許，警方再於土瓜灣拘捕一名涉案男子。
七人車被縱火疑與案件有關
警方現正追緝至少三名涉案男子，其中一人身高約1.7米，身穿藍色外套、淺色長褲，運動鞋；另一人身高約1.7米，身穿藍色外套、牛仔褲，以及一名身高約1.7米，案發時身穿黃色外套，黑色長褲的男子。
另外，人員接報於大埔山塘路發現一輛私家車被人縱火，現場所見，七人車只燒剩支架，經初步調查後，車輛型號和顏色懷疑與匪徒所用的相似，懷疑車輛與案件有關，至昨日傍晚將七人車運回紅磡警署作化驗。案件一併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警方呼籲如有任何人士就以上案件有資料提供，可致電3661-7854或3661-7913與與調查人員聯絡。
警迅速破案靠GPS鎖定位置

警方從大廈內檢走兩個行李箱。今次迅速破案全靠印度商人在行李箱內放有智能電話，警方其後透過GPS（全球定位系統），鎖定被掠走的行李箱位置。其實市面上的智能電話一般使用Android或iOS系統，只要裝置相關的Apps，便可以用GPS追蹤自己手機的下落，亦可用於求救及防盜。
情侶困石澗 16小時救出
在台灣亦有警方利用GPS追尋電話位置，協助事主尋回遺失手機的下落。而一名愛爾蘭籍女教師上星期到台南參加補習班校外活動時遺失手機，當地警方利用手機通訊軟體的衛星定位功能，於接報一小時內成功找到手機。
除了智能手機外，日常生活中不少物品都配備GPS，包括手表、行李箱、夾萬等，協助用家尋找失物，亦有助警方尋人。上月13日，台灣新北市一名患腦退化症的七旬老翁走失，手上的手表配備GPS系統，讓警方確定其位置，並迅速找到走失的老翁。另外，在2013年有一對香港情侶被困鳳壁石澗，報警求助並利用GPS告知救援人員自己的位置，消防員最後在16小時後將他們救出。
翻查資料，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又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美國國防部在1994年研製和維護的中距離圓型軌道衛星導航系統，全球覆蓋率高達98%。GPS系統使用低頻訊號，能保持相當的訊號穿透性，使用者只須擁有GPS接收機即可使用該服務，毋須另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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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戰】出事才打擊楊岳橋：恍如「政治蘇州屎」

楊岳橋認為整件事得「虎頭蛇尾」。【假打得．真卸責】
儘管林鄭月娥認為迷你倉和活化工廈政策完全無關係，未有談及規管問題，但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去年6月便承認，一直沒有針對性措施監管迷你倉。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活化工廈政策原意是好的，但在迷你倉四級大火發生後，政府打擊迷你倉等工廈內的營商活動，令政策恍若「政治蘇州屎」。
業界認為有發牌或可免慘劇
牛頭角淘大工業村迷你倉在去年6月發生四級大火後，消防處之後規定迷你倉每50平方米須預留2.5米闊的走火通道，又要求儲存物與天花之間有一米的距離。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亦有巡查全港迷你倉，發現普遍違規。
有迷你倉業界較早前召開開記者會表達不滿，指出政府突然收緊規例令業界無所適從，更掀起迷你倉結業潮。
亞洲迷你倉商會營運總監梁倬維表示，由於政府突然嚴厲監管迷你倉消防要求，業界需要花很大工程才可以達至要求，至今已有超過一成的迷你倉結業。他說，迷你倉在港湧現近20年，但一直沒有清晰法例監管，這令整個行業發展不明朗。他認為，一早應有發牌制度，這或者以避免去年發生的迷你倉大火慘劇。
楊岳橋認為，活化工廈政策的原意是利便工廈改裝和重建，結果吸引了一批初創企業進駐，當中包括迷你倉，整件事原意是好的，但經過迷你倉大火一事後，政府卻打擊這批進駐工廈的企業，令整件事變得「虎頭蛇尾」，又形容這個活化工廈政策有如「政治蘇州屎」。他反問：「在出現問題後，便打擊這批企業，就代表完美解決事件？」他指出，位於觀塘工廈的地下樂團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近日被控涉違規經營，是一個令人痛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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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

中共突棄梁振英中美角力成戰場

《成報》一直報道中共放棄梁振英，甚至把其背後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打成是「亂港四人幫」。由於缺乏進一步的佐證，各界都對《成報》這些消息將信將疑，而且西環與梁振英全力反撲，土共陣營上下都以為梁振英九成九連任，因此星期五梁振英突然以「照顧家人」為理由棄選，全香港都感到極之突然。
強調中共本質時不忽視其手腕
外界一直對《成報》為習近平「開脫」，即對香港強硬的立場以至種種倒行逆施，說成是和習近平無關，相信只是中共權鬥的一部份，以至認為這是為中共某些派系造勢；然而當事實擺在眼前，即原本土共深信「九成九」可連任的梁振英居然被中共勸退，甚至無法「入閘」時，以往對中共的權鬥解讀，必須重新審視。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自鄧小平以來，中共對香港的本質就是強硬，無論是當年二○○三年七月一日的七一大遊行，以至二○一四年的「八三一」決定，都清楚看出中共根本沒有誠意去兌現《基本法》給香港雙普選的承諾；因此無論中共是誰掌權，都不會對香港政策有根本的改變。
這點所謂「終極」或本質的「不變」，實際上忽視了執行手腕，以至香港退化的速度。的確有中共一日，香港人不用幻想香港有真正的民主或者雙普選，更不用幻想香港人可以真正當家作主，為香港人的命運自決，甚至搞港獨。但事實上，香港急劇退化成為和中國大陸沒有分別的城市，對中共而言，卻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以往香港對中國的角色，就是所謂中國「文明的窗戶」，當中共不守約以至從不守法的作風，令大陸臭名遠播之時，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以西方世界能夠接受的規則，對中國要在經濟繼續發展而言，例如人民幣的開放問題上，尤關緊要。梁振英上台以來的強硬作風，以至「寧左勿右」，搞「香港版文革」等的做法，在奧巴馬對中國軟弱的時刻，或者西方以至亞太各國，只能夠「敢怒不敢言」；但當奧馬巴退下換來一個不按理性出牌的特朗普時，在香港問題上繼續自尋煩惱，則只會令西方輿論一面倒的同情，甚至形成對中國的完全包圍網，令中國的全盤外交有崩盤的危機。
香港年輕一代的「台灣牌」
事實上自民進黨「四大天王」退下，蔡英文以至一批更年輕與西化的班底接掌民進黨，贏出選舉以來，台灣民進黨對香港政策的改變，至為明顯；十幾年前台灣民進黨幾乎完全不理解香港，或對香港民主派的認識，都是主張「一個中國」的民主黨、支聯會等的「統一」派系；近年由於CEPA（台版的CEPA），民進黨訝然發現，香港幾年前就已經發生過所有他們擔心的事；主張港獨的「青年新政」在香港孤立無援，在台灣卻成為了頭版關心的「盟友」，香港年輕一代的「台灣牌」，未必能夠影響到中共對港的格局，卻更促進了台灣特別是年輕一代反中共的分離決心。中共對香港愈硬，台灣就愈被迫離，自五月份蔡英文上台以來，中共對台灣的全方位打壓，例如減少大陸遊客數字，不但沒有起到預期「餓死台灣」的作用，反而令國際旅台人數創新高，台灣經濟更自馬英九下台以來，出了「景氣」的正面指數。在今日互聯網的年代，中共官員在香港的惡形惡相，得到如今學識玩網絡戰、傳媒心理戰的民進黨大篇幅報道，「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幾近成為了台灣綠營的「王牌」。中共口說不緊張台灣問題，說香港問題對台灣不重要，這不但是自欺欺人，更是掩飾其外交全部破局的遮醜布。
然而中國外交部更大的錯誤，是在美國總統選舉之中竟動員美國的「華僑」為特朗普助選，他們以為相對於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希拉莉，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理論上較易和中國「交易」，而且還欺其不懂政治。
他們忘記了一個最大的問題──中共以往對歐美各國的最大法寶，就是以其政治獻金、投資等收買外國的政要權貴以至大商家，因此政治人物往往為了金錢問題，不敢開罪中國。如今特朗普卻有一最大優勢──他本身就是錢花不光的富豪，比起其他要擔心錢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如今最關心的就是要穩固其政治地位，以至在歷史留名。在美國各種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除奧馬巴外）最一致的，或者是對中國強硬的立場。因此對目前急於表現的特朗普來說，有甚麼「假想敵」比起中國更適合呢？
破壞一國兩制令中國被孤立
不按理出牌的特朗普，不但打破台美斷交以來四十幾年的慣例，接聽台灣總統蔡英文親自打出的賀電，近日更不斷批判中國，甚至威脅中國如不在貿易條約上低頭，則美國可重新檢討「一個中國」政策。幾十年來，西方傳統政治人物只受到中國的恐嚇，如今恐嚇卻反過來落在中國頭上。中國對此不但極低調，甚至在台美通電話問題上，只敢攻擊蔡英文，卻不敢對特朗普開炮，可見中國如今在此問題上的被動是前所未有。
美國自一九九二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如今中共在香港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強硬」政策對中國真的有利嗎？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以至粗暴踐踏《基本法》，甚至近日在新加坡裝甲車問題上等等，中共「橫挑強鄰」，而且是幾乎所有區域內的國家，究竟對中國有甚麼好處？相比於無法干預的台灣，香港操控在中共的手中。
中共如果在香港繼續施以高壓，那麼美國的一眾關心香港的議員，將更加有藉口要守緊香港政策。因此對中共而言，擱置爭議，減少爭拗，才是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如今問題的關鍵，就是中共高層有否這種視野與胸襟，能理解真正的一國兩制，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做法。破壞香港的兩制，除了那些打算以權謀私的貪官，只會令中國更被孤立包圍。問題是，究竟習近平有沒有這樣的視野？即使有，能否動搖到這幾年扶梁振英上台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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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號動向總376期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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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兩高抓律師當政績律師：司法之恥

周強（前）、曹建明（後）竟將709事件作為政績。（Getty Images）【記者駱亞／報導】
3月12日，大陸最高檢和最高法在兩會宣讀工作報告，將「709事件」作為首要「政績」，大陸律師認為此案是司法系統的恥辱，歷史會證明這是一起辦案機關的公檢法人員集團犯罪的案件。有專家認為讓周強宣讀高院的工作報告不妥當，甚至有學者認為周強任最高法的院長是法律人的恥辱。
中共的兩高在報告中都將「709事件」作為他們的首要「政績」。最高檢在報告開頭回顧2016年工作中的第一條時，為天津檢察機關背書，稱其「依法」起訴了周世鋒、胡石根等「顛覆國家政權」案，作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的案例。
最高法在報告開頭談「維穩」時，第一條所謂的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稱「嚴懲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依法審結周世鋒等顛覆國家政權案」「加大對暴力恐怖、邪教犯罪等懲治力度」等等。
隨後，周強的報告再提「配合最高檢出台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司法解釋，依法審理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重大職務犯罪案件」，將「709事件」放在習近平反腐打虎的政績之上。
由於周強在今年年初時公開宣稱不搞司法獨立、三權分立、憲政民主，遭到外界痛批。大陸學術界、律師界、公民團體三大部分分別發出罷免首席大法官周強的呼聲。
大陸著名學者茅于軾向大紀元記者表示：「周強出來做法院的工作報告是不妥當的，作為最高法的院長，他此前發言拒絕司法獨立是完全錯誤的，遭到很多人的反對。讓他出來做報告，等於是堅決跟大家作對了。他後來覺得不好意思收回自己的發言了。」
原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表示，周強此前講過中國的司法必須接受黨的領導不能搞司法獨立，對此應該予以批判的。只有司法的公正和獨立，才能夠建立法制社會，實現民主化，建立憲政。
他說：「像周強這樣的人，能夠當上最高法院院長，這是中國人的恥辱，是中國法律人的恥辱。」
「709事件」中的人沒有顛覆國家政權
「709事件」是指2015年7月9日開始，中國大陸維權律師遭到大規模的抓捕事件，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成重點目標，多人被抓捕失去聯繫，包括律所主任律師周世鋒在內。截至2015年底，全國至少有316名律師、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維權人士及家屬，遭遇被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拘留、逮捕或失蹤等非法對待。
維權律師江天勇案的辯護律師陳進學對美國之音表示，周世鋒、胡石根等人的案件是一個冤案，他們在整個辦案過程中都被拒絕自行聘請或委託家人聘請律師，而且遭受了媒體「審判」，被迫進行了自證其罪，這些都是違反了中國法律。
北京著名維權律師程海也是「709事件」中被抓的維權律師王全璋的辯護律師。他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講述了從親歷的過程中了解到此案存在令人瞠目的肆意枉法現象，並以此駁斥兩高報告中對709案的表述。
他表示：「高院對下級法院的判決不應當積極表態，因為除判決之外還有申訴權。只有自己經手的案件才可以評論。在每個案件的多審判決中，不是當事人認罪不認罪的問題，像聶樹斌案、呼格案都是被迫認罪的。所以認罪有真有假，即使真認罪也可能是當事人的錯誤認識。按照中國的法律，當事人的認識不會影響判決定罪的，但對量刑有一定的影響，因此他們（兩高）的表態違反法律規定。」
程海表示，他相信周強沒有看過這個案件的材料，「從我們掌握的情況，根據媒體披露的這些資料，根據國際公認的事實標準、公眾公認的標準，包括已經被判決的周世鋒、胡石根等，還沒有被判決但已經被起訴的李和平、王全璋等人，他們都是進行公開的合法活動，沒有（從事）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他以王全璋為例說：「從2015年8月1日王全璋被拘留逮捕後，到現在為止已超過一年半，期間我們十多次要求會見都被拒絕。公安部門拒絕介紹案情，檢察院拒絕接受我們律師的辯護手續與會見要求，違法通知看守所不讓我們會見。法院階段也不給會見，他們的理由是這是王全璋本人要求的，不要律師，要自己辯護。」
根據大陸現有的法律，他介紹，「最高法最高檢包括公安部等六個部門共同下達一個文件，維護律師的合法職業權中明確地規定，被羈押的人如果要拒絕律師，律師要求會見與本人確認，他如果拒絕會見的話，他應該有文書交給律師或者律師事務所。所以我們認為，王全璋實際上沒有拒絕家屬給他聘請律師的行為，但是辦案部門故意阻攔律師給他提供法律幫助，使他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
程海表示王全璋是無罪的，「這些辦案的人員就是踐踏中國的法律構成『徇私枉法罪』『玩忽職守罪』。『徇私枉法罪』就是明知王全璋沒有犯罪的事實，對他進行追究；『玩忽職守罪』就是律師的會見權、律師的閱卷權等權利都被剝奪了，同時也剝奪了王全璋聘請辯護人的權利」。
歷史將證明這個案子是錯案、假案
程海律師表示，周強的那些話都是歪曲事實的謊話，沒有法律依據、事實依據。因中共媒體的一言堂，其餘反對的聲音發不出來。所以這種判決不是證明兩高的業績，而是證明枉顧事實，故意的錯誤判決，是司法界的恥辱。歷史將證明這個案子是一個錯案、假案。
程海認為，現在還是比較亂，各自為政的感覺。各個部門都執行各自的法律或類似法律的東西。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可以跟法律憲法相抵觸而得不到制止，兩高制定的司法解釋是其另搞一套，所以導致國家法律標準的混亂。
大陸商事犯罪辯護律師韓冰公開表示，「法官主持，律師主導，才是中國庭審為中心的實質。最高法院的庭審為中心仍然停留在以卷宗為中心。所謂讓每個案件感受公正，不過是口號，因為他們根本不懂得庭審為中心是律師在主導，法官只是主持。如果依然是法官主導，就不會有公正。因為以庭審為中心，是看控辯雙方，而不是看法官。周強根本就不懂這些。」
他進一步解釋，所謂以律師為主導，是經過偵查、檢察體制之後的庭審。如果不是律師主導，勢必依然只是偵查、檢察的延續，在這種體制下法院想以審判為中心那是笑話。只有加入律師的抗辯，法庭才知道有沒有非法證據需要排除，才知道有沒有程序性違法。靠法院，他們永遠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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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1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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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中國何德何能領導世界？──毛、鄧、習的國際戰略變異

何德何能領導世界？ 從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說起
熟讀中國歷史、熟知中國政情、講一口流利中國話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曾經是基辛格、拉姆斯菲爾德所倚重的中國問題專家，從尼克松政府以來一直擔任美國政府對華戰略顧問，現在他又成了特朗普總統主要的中國事務顧問。
白邦瑞對共產黨中國的認知與態度經歷過一場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曾經是最熱烈的「熊貓擁抱者」，是基辛格聯中反蘇戰略最早的設計者，一度強烈主張美中軍事結盟；九十年代幡然悔悟，痛感美國人過於老實厚道，「人善被人欺」，被中共的偽善言詞所迷惑而認敵作友，此後變成了最激進的對華戰略鷹派、「中國威脅論」者，轉而主張聯俄反中、扶台抑中。
兩年前，白邦瑞寫過一本《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的秘密策略》的書。這是一本典型的「陰謀論」作品（白氏所謂「秘密戰略」即是中國所謂「陰謀」），大量引用了中共軍方鷹派人物的言論作為立論依據。白邦瑞認為美國學術界、外交界「嚴重低估了中國鷹派的影響力」，事實上，習近平的「中國夢」便來源於中共軍方鷹派、陸軍上校劉明福的著作《中國夢》。白邦瑞說，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一直在欺騙美國、忽悠美國，「誤導和操縱美國的決策者」，以便從美中合作中獲得美國政府慷慨無私的扶持和幫助，廉價取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但中共從骨子裡對美國和西方價值的反感、對美國實力和美國制度的敵意與仇恨從未改變，戰勝美國、取代美國而統治世界的陰謀亦從未改變。他還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就是春秋戰國時代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現代版。
某種意義上，白邦瑞的判斷是正確的。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超英趕美」、「反帝反修」，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習近平的「兩個一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僅在時序上具有連續性，在政治涵義上也具有針對美國和西方的意味分明的意識形態對壘性以至戰略攻擊性意圖。這就使得毛的「不稱霸」、鄧的「不當頭」、習的「不衝突、不對抗」顯出心口不一、表裡不一的偽善性和欺騙性。但是，說中共政府從一九四九年起便確立了一項持之以恆、一以貫之的取美國而代之「領導世界」的「百年馬拉松」「秘密戰略」，卻也未免高估了中共的政治確定性和戰略定力。
從毛到鄧的國際戰略轉向
不錯，毛澤東做過「世界領袖」的春秋大夢。斯大林死後，毛對赫魯曉夫的「革命經驗」和領導能力頗為不屑，以為機會來臨、天降大任，欲以「馬、恩、列、斯、毛」排名次序取代「馬、恩、列、斯、赫」的共產正統，要與赫魯曉夫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把交椅。但毛的心裡很清楚，以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決不可能領導世界。何況毛的「世界觀」裡永遠只存在一個鬥爭和對立的分裂世界，所謂「世界領袖」也只是領導「革命的世界」反對「反革命的世界」而已。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訪蘇發表了不怕核戰爭、不怕中國死一半人的空前好戰言論，同時大談特談國際共運「以誰為首」的假想議題。但毛也略帶調侃地承認：「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本。……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言外之意是，等中國大煉了鋼鐵、放了衛星、造了原子彈，「以誰為首」的問題就得重新說道說道了。所以，大躍進「超英趕美」只是個噱頭，「超德（東德）趕蘇」才是目標。中蘇交惡之前毛的國際戰略目標與其說是中國要領導世界，不如說是毛澤東試圖領導赫魯曉夫。毛的個人野心，無非是要給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和國際戰略上下指導棋，借助蘇聯的軍事實力、犧牲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去給美國搗亂、給世界添堵，促成天下大亂、「世界革命」。
等到中蘇分裂、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的孤家寡人，只能靠中國人民的民脂民膏所點燃的「歐洲明燈」阿爾巴尼亞和亞非拉毛派共產黨（即「共產黨（馬列）」）以維護「世界革命」的虛名，偌大中國的國力和民生被迅速起飛的周邊各國拉開差距，毛如白邦瑞一樣也曾幡然悔悟，意識到中共除了「革命」一事無成，乾脆破罐子破摔，宣佈「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與尼克松見面時，毛伸出大拇指對著尼克松，然後用小指頭對著自己說，「你們是這個，我們是這個，因為我們沒有原子彈（那時中國早就有了原子彈和氫彈）」。尼克松曲意恭維毛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回答道：「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歪理邪說的毛澤東終其一生沒弄明白一個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的大國除了敢於殺人、不怕死人之外還需要些什麼東西。
平心而論，鄧小平所確定的友日和美、靠攏西方、對外開放的發展策略和「韜光養晦」的國際戰略，並不完全如白邦瑞所言是對美國的欺騙和忽悠。比起毛澤東爭當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發動「世界革命」的春秋大夢，鄧小平基於實用主義的「韜光養晦」戰略的確包含有對美國和西方世界減少鋒芒、表達親善的內涵。鄧甚至一度有過傾慕西方的姿態。鄧出訪東南亞時曾頗為真誠地大發感慨：跟在美國後面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跟在蘇聯和中國後面的國家都出問題了。鄧也曾勸過欲效仿中國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某非洲小國獨裁者打消這一念頭。這說明鄧小平深知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是將錯就錯、迂迴進取的落後制度和扭曲模式，其所開創的「一黨專制政治+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在世界上毫無推廣利用的價值。雖然韜光養晦的本意是暫時隱忍、將來迸發，亦可解釋為國弱時臥薪嘗膽、國強時報仇雪恨，但鄧小平並沒有想得那麼遙遠。事實上，鄧無意於謀求世界領導地位，蘇聯解體之際，鄧對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說，「別人的事情少管」，「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也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當然，對於美國和西方，鄧小平所親善、所傾慕者，只是其雄厚的資本、先進的科技、完善的企業管理經驗，而對「西化」的實質內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西方價值和西方式制度──則極力排拒，且嗤之以鼻。但大體而言，鄧小平及其政策繼承人江澤民、胡錦濤並沒有制定或者執行一套取代美國而領導世界的「秘密戰略」，有的只是搭美國的便車、佔西方的便宜、鑽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空子、得全球化的好處，以便夯實自己一黨專政的執政基礎，即所謂「悶聲發大財」（江澤民語）的實利主義哲學。這基本上是一種投機鑽營者而非體系領導者、攪局漁利者而非秩序顛覆者的國際角色與作派。某種程度上，鄧、江、胡希望「與國際規則接軌」，希望被美國和西方各國接受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成員而非現行國際秩序的邊緣人和破壞者，這一願望是真誠的。只是，中共當局絕不願意為此而在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方面向國際準則有所讓步，即使有朝一日「領導世界」，這樣的讓步也絕不可能。
習近平的中國能夠領導世界嗎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經濟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是世界第一）、第三軍事大國。在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中，中國是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但按人均水平計算，中國剛剛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一個更加嚴酷的事實是：中國這個新「崛起」的經濟巨人仍然是人權和法治的侏儒，中華大地仍然是自由的禁地、民主的荒漠。
不過，雖然中國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和軍事實力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尚不能相提並論，但如果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勢頭得以延續，毫無疑問，中國將是本世紀內最有可能挑戰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這一前景令世人普遍不安，不僅是中國的鄰國感到惶恐，兩岸三地的中國人也大都沒有什麼「光榮與自豪」的氣象，而是感到莫名的緊張與困惑：如果中國成為世界政經體制的主導性大國，如果中國政府把中共當局對大陸人民的壓榨和欺凌推廣到香港、台灣進而輻射到全世界，豈非世界之恥、天下之禍？二十年前，當中共半心半意宣稱「與國際接軌」，曾經給中國帶來了些許進步與繁榮，二十年後，若國際社會在中國強權的壓力之下倡行「與中共接軌」，豈非一副天下大亂的末日景象？
習近平是否有「領導世界」的野心？所謂「崛起」、「復興」、「中國夢」，是否意味著向美國、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發起全面衝擊？人們已經看到：「不爭論」收起來了，「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抬出來了；「辦好自己的事情」收起來了，「一帶一路」走出去了；「少管別人的事情」收起來了，「世界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抬出來了；「與國際接軌」收起來了，「中國聲音」、「中國方案」端出來了；「韜光養晦」收起來了，「核心利益」越來越廣闊了，「亮劍」的姿態越來越高調了；「和平統一」也快要收起來了，「武力收復」的鼓噪聲越來越強勁了。習近平的執政風格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觀感：友日和美、以西方為師、向資本主義制度求救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已成歷史，以新興強權自命的習近平時代已經到來，而這個新時代，與爭當「世界領袖」、支援「世界革命」的毛澤東時代初期有著形式上驚人的相似之處。
習近平比他所有的前任都更熱衷於參加各種國際峰會，從上合組織、金磚五國到APEC、G20，從博鼇論壇、達沃斯年會到聯合國大會，他都親身與會；為主辦APEC、G20，不惜勞民傷財、大興土木；習也比他所有的前任都更熱衷於國際事務和「大國外交」，上台四年已遍訪五大洲，去過除日本之外的各主要大國，地球村裡到處留下中國元首「大撒幣」的身影。習近平對自己的國際形象和所受到的外交禮遇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偏愛，唯一能蓋過習國際風頭的大國領袖，只有美國總統，習欲在國際舞台上所比照、所爭寵的對象，也是美國總統。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確有與美國爭雄、改造國際格局、參與「世界治理」、建立紅色帝國的政治宏圖。和毛澤東當年講「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意味著正謀求「為首」一樣，習近平講「中美兩國不衝突、不對抗」、「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意味著他正在將中國帶入與美國衝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邊緣。對中國國運而言，這絕非善途。
特朗普與習近平交接棒？
當習近平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國際角色心懷覬覦之際，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卻對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其所擔負的超級大國責任表示反感、厭倦和憤懣，認為它們正是「美國不再偉大」的重要原因。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發表了維護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批評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飽含「正能量」的「中國方案」，特朗普則在美國發動了一場大張旗鼓以「美國優先」、「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為口號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運動，試圖從束縛美國、「傷害美國」的全球化與多邊經貿體系中脫身。
習特對立的這一幕是對當今世界局勢的一個意味深長的反諷：在國內最反對自由、在國際上最不遵守規則的大國的獨裁者居然成了國際自由經濟體系的捍衛者，而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締造者、保證者和全球化運動發動者的超級大國的新總統，卻成了國際貿易秩序的「革命」者。「變」「亂」如此，這個世界將往何處去？
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表示，若國際社會有需要，中國願意從美國手中「接棒」擔任世界領導者角色。他說，「若中國被要求扮演領袖角色，那麼中國會承擔其責任」。這番大言不慚的表態與張司長的身份明顯不符，他是在替習主席向國際社會傳話並試探外界反應。習近平不願意背上白邦瑞們中美爭霸、取而代之的指責，他要把「世界領袖」的權力轉移當成一場「禪讓」，以「萬國懇請，天朝俯就」的方式「登基」。然而，中國何德何能領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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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動向總377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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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癡夢：想當世界領袖

習近平剛剛在達沃斯論壇上吞吞吐吐的表露出要做國際貿易市場上市場秩序的維護者，沒過幾天，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公開說「若中國被要求扮演領袖角色，那麼中國會承擔其責任」，清楚的表達了中國、習近平想當世界領袖的欲望。
沒市場共識怎能當市場領袖？
上世紀中國毛澤東曾經幾次想當世界領袖。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領袖，因為當時中國國力遠不及蘇聯，毛澤東沒有當成，為此毛澤東還在國內發動大躍進以圖趕超蘇聯，結果餓殍遍野。之後，毛澤東還想當過世界革命領袖，第三世界領袖，都沒當成，抱憾終身。
這一次，毛澤東紅衛兵思想已經滲透骨髓的習近平覺得有機會當世界領袖，源出於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伊始，便簽發行政令退出TPP，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溢於言表，其陣營中甚至有「美國退出聯合國」的聲音。鑒於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有不當世界領袖之意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中國想當世界領袖的想法油然而生，這對於極力提倡做中國夢的習近平來說似是理所當然的。
問題是這個夢做得成嗎？
當今世界已經有一個民主自由公正和平的共識，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這個共識，主要國家都已實行了這個共識的標準，沒有實行的也在努力實行，可是中國政府根本不承認有這麼個普世共識。
人家講言論自由，中國講刪帖封號；人家講司法獨立，中國講向司法獨立亮劍；人家講保護人權，中國講干涉內政；人家講開放互聯網，中國用防火牆實行局域網。中國政府什麼都得管。可是，民眾吃什麼，住哪裡，生病了，小孩能不能隨父母讀書等等政府應該管的事情，中國政府全不管。
中國GDP總量的確是全球第二，但是人均GDP只排名第六十九位，全球稅負排名第二，城鄉貧富收入差距全球排名第一，衛生醫療公平全球倒數第四，官員清廉指數全球第一百七十八名，官員行政成本排名第一，全球收費公路有十四萬公里，中國就佔了十萬公里。
外資新政，外商仍無信心
或許在中共眼裡，這些都是社會、政治方面的共識，中國現在想做的世界領袖是經濟領域的，是想以經濟來影響世界社會政治格局。
習近平在達沃斯表達了擁護和維護國際市場的市場經濟、自由經濟的意思。他在一貫主張自由貿易而現在卻有保護主義傾向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面前，以自由貿易維護者自居準備充當世界領袖。
誰都知道，即使在經濟領域，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對外開放仍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大概為了呼應習近平的中國擁護經濟全球化並有意充當國際自由貿易維護者的形象，中國國務院正式發佈「吸引外資二十條」。外資新政進一步放開製造業，取消軌道交通設備製造、摩托車製造、燃料乙醇生產、油脂加工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允許外資更多的進入中國的銀行類，金融機構，證券機構，包括證券基金、期貨公司、保險及保險的代理機構等等；支持在華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股票市場，資本市場，包括主板市場，新三板市場等等；放寬限制，構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內外一致的營商環境。
所謂外資新政的二十條，其實中國是早就應該實行了。在中國加入WTO時就承諾，中國進入開放的世界市場，中國市場同樣應該向世界開放。可是中國即使過了加入WTO時人家允許給予中國十五年的過渡期，中國仍然沒有過渡完，在許多重要的領域依然沒有對外資開放。
具體來看，構建公平競爭內外一致的營商環境，不僅是中國加入WTO的第一天就應該這樣做的，而且是中國建設完善自己的市場機制所必須的。過去十五年不能做到，誰能保證今後就能做到呢？
外資新政開放一些製造業，既是應對美國特朗普重振美國製造業吸引製造企業回美國的措施，也是提升中國製造業檔次的需要。然而，在當前的國際市場環境下，這能有多大作用？
至於放開對外資在金融領域的限制，目前還未見到實施細則，不知能夠吸引多少資本進入中國。就資本大量流出中國境內還要維持相當一段時期的大趨勢看，其作用可能相當有限，它可能只會吸引到一些短期的投機資本。
從實際效果看，中國外資新政發佈之後，外商依然樂觀不起來。據中國美國商會年度調查報告稱，八成企業感到，外商在中國不那麼受歡迎了，只有一半左右的企業還將中國列入三大投資目的地。儘管習近平在達沃斯的演講中稱，中國的大門對世界始終是打開的，美國商會超過六成的成員對於未來三年中國市場的開放度「持很少或沒有信心」。
正在失去改革開放的信譽
竊以為，外資對中國沒有信心，可能更多的不是在中國許多重要領域的遲遲不予開放，譬如金融、通訊、能源等都被中國國企霸佔，而是對中國持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事業逐漸失去信心。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確不遺餘力的招商引資，引進更多的境外資金和境外先進技術，可是這幾年來，中國自以為國內資金富裕，新的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都已引進、模仿、抄襲成功，而中國經濟持續不景氣，人民幣匯率操控則越發困難，鉅額外匯儲備流出，於是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突然停擺，出現逆向倒轉。
先是嚴格管制外資企業的資金流出，要求外國投資者每月匯出資金總額不得超過上年底境內總資產的百分之二十。在外資企業剛開張之初執行這個規定沒有問題，在外企正常運營時執行這個規定也沒問題，可是在當前大批外企撤離期間，這個規定不就是給外資撤離製造困難嗎？
中國持續嚴格管制資金流出，今年元旦剛過，外匯管理局發佈了個人購匯六大禁令。今年春節前最後一個工作日一月二十六日（小年夜），外匯管理局還發出擴大外匯流入防止外匯流出的新規。
種種改革開放的倒行逆施，雖然在中國經濟這麼一個龐大的體量當中，吸收外資總數還是不小，但是在中國千辛萬苦總算使人民幣成為IMF的SDR（特別提款權）並且規定佔比百分之十點九二，據美元、歐元之後而高於日元、英鎊以後，就在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表示，與二○一五年相比，人民幣國際支付額下滑了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在二○一六年各幣種國際使用量排行榜上，人民幣僅排在第六位。顯然，中國的資本管制削弱了人民幣的吸引力。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退潮，其原因錯綜複雜，但是中國在全球化進程當中一面對外利用開放一面對內保護壟斷，擾亂了市場規則和自由貿易的正常秩序，這肯定是本輪經濟全球化退潮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一個攪局者，想當國際自由貿易秩序的維護者和領導者，不啻是對自由經濟的諷刺，更像是癡人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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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動向總377期張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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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撤離──改革開放大倒退

九月二十五日網上熱播一則新聞：據日媒《日本經濟新聞》二十三日報道，由日本大企業的大佬們組成的經濟訪中團，二十二日拜訪了中國商務部，希望中方能夠對日本企業的撤退計劃，予以配合，使他們能夠迅速撤退，離開中國。
外資企業離開中國大陸，這已算不得新聞了。這幾年，中國美國商會和中國歐盟商會的年度報告裡一直提到外資企業大規模撤離中國大陸的問題。
二○一五年開始，外資企業加速撤離中國大陸。廣州日資西鐵城公司決定關閉在廣州的工廠。其他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日資企業都在計劃關閉在中國的工廠，把企業搬回日本。另有優衣庫、耐克、富士康、船井電機、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則在東南亞和印度設立新廠，計劃撤離中國大陸。
現在那些日資企業應該撤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掃尾和後續問題。可是，掃尾、後續工作居然需要大佬們親自出動，並且希望中國政府能夠予以配合。那是些什麼問題呢？
官方反感提起外資撤離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官方對此是什麼態度。
中國商務部如何回答日企大佬，無從得知。不過，對日企大佬組團訪問中國，撤退大陸日企的消息，中國官媒一律未予報道，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對此是不滿意的。
今年中國歐盟商會發佈了《商業信心調查》報告。報告中列舉了在華歐盟企業多方面都是好的，他們只是「希望通過能夠建立惠及大眾、更加公平、更加開放的環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很不高興的立馬回應：「外國在華投資環境好不好，事實和數字最能說明問題。」，「今年一至七月，中國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同比增長百分之九點七，其中歐盟二十八國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百分之三十一點三。我想對於任何公司或商界人士來說，如果沒有回報和利潤是不會輕易作出投資決定的。」
誠如外交部發言人所講，中國吸收外資在增長。一至八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五千四百八十八點三億元人民幣（折八百五十八點八億美元），同比增長百分之四點五。那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資來華總會有投資機會的，可是，與過去三十多年裡中國利用外資同比增長一直在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相比，目前的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增長縮水了十倍。
中國出口現在明顯下降。今年一至八月出口總額同比下降百分之七點一，其中外資企業出口下降百分之十點一，而外資企業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九。這說明外資企業尤其是外資加工、製造企業在萎縮。
外資不斷撤離的還有一個證據，就是中國外匯儲備不斷下降，這其中除了中國外貿順差越來越小的因素，還有就是資金外流。不說去年一段時期外匯儲備急劇下降，今年前八個月海關進出口順差三千五百四十九億美元，而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的貨物貿易結售匯順差一千二百一十六億美元。中國外匯管理局對此輕描淡寫說沒有什麼異常，其實明眼人都知道，結售匯與進出口順差相差那麼多，就說明有相當多的中資或外資企業、中國大陸居民或境外個人願意更多的持有外匯而不是人民幣，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境內資金在外流。
內心深處有排外情緒
中國政府對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很敏感、反感，主要是在面子上過不去。因為中國政府擔心，人家說外企撤離中國、資金外流都是因為中國商務環境不好，進而說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不好。而實際上中國黨政最高領導內心深處對外資撤離是不怎麼在乎的。
中國早已不是資金稀缺國了，不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拼命要招商引資了，現在是資本淨輸出國。
當然，眼下中國最高領導不在乎外資撤離，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不缺錢，更要命的似乎還存在一種深層次的若隱若現的紅衛兵排外心理。近兩年，中國政府表現出的不僅是不在乎外資撤離中國中低端製造業、服務業，就是在高端行業似乎也排斥外資。
中國高層領導大概是看到了，中國趕走谷歌自己便有了百度，拒絕推特、臉書自己便有了微信，排斥亞馬遜自己便有了阿里巴巴。兩年前來自中央的通知，中國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不得購買外資的電腦軟件和咨詢企業產品。軟件和咨詢行業恐怕不是簡單的抄襲一次就能完成一個新的企業的日常運營的，其運營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中國當局雖然一直號召創新，但大陸缺乏一個自由獨立遐想和言論的空間和環境，不可能有創新。結果，那項禁令只好無形中作廢，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外資電腦軟件和咨詢企業的大客戶。
外資撤離中國經濟活力不再
外企大規模撤離大陸，對中國最高領導大概沒有什麼，但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傷害極大。
從高端服務業來說，通過抄襲，中國的確有了阿里巴巴、百度和微信，其企業規模和業務覆蓋客戶量都接近甚至超過被抄企業，那是因為中國人口最多市場最大的緣故。不過，抄襲難免會走樣。阿里巴巴充斥假貨，甚至還有騙子；亞馬遜則還是誠信企業。百度本身沒啥進步，市值隨行情上上下下；谷歌被趕出大陸這個世界最大市場，非但沒有萎縮，反而開發出「阿爾法狗」。微信倒是比推特、臉書多了些東西，那是刪帖和封號，是把禁錮思想和言論搬到了網上。
這一次日資撤離所以要有大佬組團訪華，希望中國政府配合他們撤離，我估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撤資困難。根據中國現行規定，要求外國投資者每月匯出資金總額不得超過上年底境內總資產的百分之二十。如此一來，日資企業如何能夠快速乾脆撤離？
中國現在迫切希望與美國及歐盟簽訂投資協定，以便走出去，以便讓中國經濟能夠有新的增長點。可是，像目前這樣對待外資外企，如何能方便的去美歐日投資呢？
從中國引進外資三十多年的歷史看，外資對中國經濟的作用不僅是引進資金引進技術引進管理引進商業模式，而是引進了新的活力，讓死水一潭的中國經濟活起來。可惜，外資引進三十多年了，佔中國經濟統治地位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仍然死氣沉沉效率低下，如果缺少了完全市場化的外資外企，中國市場還會有活力嗎？中國市場還能成為市場嗎？
外資撤離中國中低端製造行業，那是正常的。可是，那麼多年過去了，中國在被國企壟斷的金融、能源、通訊乃至軍工行業，究竟向非國資開放了多少呢？在外資撤離中低端行業時，如何讓外資樂意進入中國的高端行業，幫助中國經濟升級換代，活潑中國市場？中國政府對此似乎無動於衷。
外資的大規模撤離，會否是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倒退的一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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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號動向總374期于怡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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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國家皆因有「偉大領袖」

卡斯特羅死後，習近平在唁電中稱其「是古巴人民的偉大領袖」，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卻認為這位古巴前領導人是一個「殘暴的獨裁者」。如果不能說前者是「惺惺相惜」，那就只能說是與後者大相徑庭了。
「偉大領袖」都是強人
不必忌諱，能成為偉大領袖者，一般來說，都是很強大的人，這是特點，也是優點，古今中外皆然。懦弱者，一定是成不了偉大領袖的。據說，有一次，卡斯特羅陪伴一個外國訪問者在古巴遊覽了一個星期後說：「簡直不可思議，那傢夥居然比我還會說！」可見，連在「說」這一點上，偉大領袖都不太相信別人能超過自己。
而在人類史上離我們已經比較久遠而又留下記載的「偉大領袖」是古希臘赫赫有名的亞歷山大。二十世紀，希特勒想霸佔全球，也不知遭到多少人的謾罵和唾棄，其實，在他之前至少還有一個亞歷山大，理想就是要征服世界。公元前三二三年亞歷山大不幸患上傳染病，死於巴比倫，西方文明史上說「人們猜測，亞歷山大曾因未能征服全世界而傷心落淚」。你說人類有幾個會因「未能征服世界」而傷心落淚的人呢？據傳說，亞歷山大臨終前，他的朋友要他指定繼承人時，他回答說「給最強的人」，真是臨死也不忘彰顯強人本性，這與我們這個東方民族所說的什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點都不相符。
也許正因凡「偉大領袖」都是強人無疑，因為自己強，就以為自己可以「無往而不勝」；又因相信自己無往而不勝，轉而認為自己想的、說的、做的都是正確的，別人都應該聽自己的，按自己說的去做。而當一群人發現有這樣一個強人之後，可憐的大夥們往往與強人所想「不謀而合」：也認為就應該聽強人的，按強人所說的去做。
上世紀六十年代，林彪那幾句題詞雖然是他造作出來的，然而也確實符合毛澤東以及把毛澤東當作「大救星」的億萬人民尤其是軍隊官兵的想法，這就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幾句當時雖然只是林彪給軍隊的題詞，對部隊的要求，可後來就衍變成了林副主席向中國大陸所有民眾（那時候叫「工農兵」）發出的號召。
「偉大領袖」都會膨脹
一個人到了千萬人要讀他的書，聽他的話，要按照他的指示辦事，這個人想不成為「偉大領袖」都難。這時候就有點「火借風勢，風助火威」的意味兒：強人借助自己「一人之下」所有人的歌頌讚美來抬高自己，而強人之下的眾人也樂於對強人吹捧崇拜把強人推得更高，於是強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萬眾愛戴的「偉大領袖」，成了「大救星」。
一個人，當其從強人走到「偉大領袖」，就一定會接著繼續膨脹，有著所謂更「偉大的抱負」，更「遠大的理想」。馬克思、恩格斯不說，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到卡斯特羅，這些「偉大領袖」雖然未必像亞歷山大、希特勒那樣想征服全世界，但他們至少都想在本國建造自己的「天堂」。至於在建造天堂的過程中，無論是多麼荒唐，多麼罪惡，與要建造天堂比起來都算不了什麼。中國大陸在「三面紅旗」下餓死百姓無數，那個「偉大領袖」以及他的一班人馬，至今沒有得到任何追究，更沒有向全體中國人尤其是像那些成為「餓死鬼」（書面語稱之為「餓殍」）的家庭以及他們的後人認罪、道歉，也正是這個緣故。
然而歷史和事實告訴人們，一個人，只要從強人變成「偉大領袖」，那麼往往也就會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路子，這在人類史上幾乎毫無例外。
也不知卡斯特羅活著或臨終前是否想到了，作為一個「偉大領袖」，他的死會讓很多古巴人歡欣鼓舞。據《每日郵報》十一月二十六日報道，「古巴前總統卡斯特羅周五去世，結束傳奇一生。美國有不少流亡的古巴人，特別是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當地甚至有一個名為小哈瓦那的社區，足見當地古巴人之多。在卡斯特羅的逝世消息傳出後，當地不少古巴人上街，為的不是悼念他，反而慶祝他的死訊。」如果這位偉大領袖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
「偉大領袖」建造地獄
這不能怪。偉大領袖總以為只有自己想的做的才是正確的，只有讓偉大領袖領導才能走向幸福。可從歷史的教訓中我們看到，這不是規律，也不是真理。更像規律或真理的反而是：一個人不自由，可能有很多原因；一個國家不自由，一定是因為有一個「偉大領袖」。古人講國家不昌，必有妖孽，其實，「偉大領袖」正是那「妖孽」。
我們已知的事實是：凡偉大領袖，往往都是獨裁者，人民在他的面前都只能趴著甚至跪著。偉大領袖往往不明白，作為個人，只能是來去匆匆，永存的將是民族大眾！因此，國家不需要偉大領袖，人類更不需要偉大領袖，「偉大領袖」不過是「獨裁者」別名。這個世界上，「偉大領袖」根絕的那一天，才是人類徹底走向自由民主的一天。
現在已當上「將軍」的毛新宇在二○一○年接受鳳凰周刊採訪時，回憶上世紀末與其母邵華到陝北，說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崇拜者們的激動場面，沿路看到迎接的人群，有個別人還跪著，手裡舉著「毛主席萬歲」和毛主席像歡迎他們。這對母子當時的感覺，自然是「味道好極了」，甚至忍不住還流下了激動的淚水。可那些至今過著艱難生活而可憐的陝北人民哪裡想得到，正是那個讓他們至今還在喊著「萬歲」的人創造的一種社會，讓他們今不如昔。
至於偉大領袖往往想建造「天堂」，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也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偉大領袖真正建成；相反，偉大領袖在下令建造天堂那一天起，實際上就是在建造地獄。正如生活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所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而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經濟學家哈耶克在他那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開篇的「引言」中說的是：「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唉！
來源轉自：

【2016年12月號動向總376期（大陸）閔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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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香港港共政府必亡!

★一個垃圾政權控制下的當然是香港垃圾政府，DQ人還要人取回所領薪津，等同免費同你做，政府一定好窮辣！猶如一間公司聘用一名員工後用了十年炒Ｑ咗佢，要被炒員工嘔出以前在該公司工作付出勞力所得薪津，這是共產狗的垃圾思維，竟然可在法治地方香港發生？那麼七衰警也是犯事被炒而入獄，何不要牠們和曾蔭權等取回當差做特首的所有人工？香港狗官定是食塞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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