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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 星期日

深入中國當代黑暗史的死角

作者： 蔡詠梅
讀袁凌的《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
1991年6月4日新華社發布了一條驚人消息說，毛澤東那位臭名昭著的夫人江青在保外就醫之間已於21天前（即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該報導還說，江青早在1984年5月4日已保外就醫，沒有住在監獄中。由於新華社的權威性，江青死於監外她的居所似乎成為定論。美國著名漢學家譚若思（Ross Terrill）中文翻譯本的《江青大傳》更指江青保釋後在北京酒仙橋監視居住，後在公安部醫院上吊自殺。
但上述說法是誤導。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引用親自監管江青的秦城監獄監管處處長何殿奎的話披露說，江青至死沒有離開過秦城監獄，她是死在秦城，而且也不是上吊自殺，是服安眠藥而死。

秦城監獄監管處處長何殿奎。網絡照片
中國的秦城監獄，是1958年蘇聯援助中共興建的公安部直屬監獄和看守所，專門關押中共頂級高官和重要政治犯，是中共極權政制的象徵標記。第一批犯人是所謂戰犯，即國共內戰被俘的國軍將領，如黃維、康澤等。文革後關押過魏京生、鮑彤等政治犯和六四學生運動領袖王丹、劉曉波等，而在這之間長達三十年間關押的主要還是權力鬥爭中失敗被整肅的中共黨政要員，前期有潘漢年、饒漱石、胡風等，到文革時達到關押高峰，走資派和文革派紛紛被投入這所中國的巴士底監獄。最新是薄熙來、周永康、郭伯雄…等等。
秦城的歷史就是中共宮廷殘酷鬥爭的血腥史，也是一個見不得光的黑暗史。
這座極權政權堡壘，陰森而又神秘，至今仍然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神秘之地。雖然已有監管人員和不少的前囚徒回憶秦城，但只是點點滴滴。大陸歷史研究者袁凌的《秦城國史》全面揭開了這個黑暗堡壘。作者訪問過不少當事人，還親到現場踩點。在他的挖掘下，不但秦城歷史絞肉機角色現形，也挖掘出不少荒誕的逸聞。那些整人的和被整的輪番被關進秦城，前第一夫人王光美才走出秦城，而整過她的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又被關進了秦城的牢房。牢房永在，進進出出牢房的囚犯角色則在不停的轉換，在在彰顯出中共權力鬥爭殘酷的叢林法則，身在高位的也朝不保夕。好一些紅色顯貴在秦城的角色錯綜複雜今人看來是匪夷所思。比如負責修建秦城監獄的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和批准監獄財政預算的財政部副部長胡立教，兩人在文革中被關進了自己負責建造的監獄，吃盡苦頭後不禁後悔當初為何不多花點錢把監獄建好一些。荒誕如此，作者袁凌稱猶如卡夫卡式的預言。

《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封底──秦城監獄鳥瞰圖。
有時紅色權貴的種種恩怨情仇最後也會師在秦城。書中提到當年延安有位紅色老外美國人李敦白，在延安見到了投奔革命而來的葉劍英的秘書王光美。當時男未婚，女未嫁，中共的國際友人馬海德的妻子蘇菲從中撮合兩人約會，李敦白請王光美吃了一餐飯，王光美又回請了一次，但最終兩人沒有成事，因為李敦白當時非常迷戀延安大美人孫維世。試想，若當初李王兩人相親有了結果，就不會有王光美後來下嫁國家主席劉少奇這回事了。到文革，李敦白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頭，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則被打倒，但不旋踵，兩人先後被關進秦城，包括那位讓李迷戀但沒有追求到的紅色公主孫維世。世事無常，看似巧合，但根本上還是共產紅色革命的不斷內鬥自我吞噬特性的常態，不是什麼新鮮事物。
斯大林的大清洗、北韓金家王朝血腥的宮廷殘殺，赤柬在臨崩潰前夕的垂死內鬥，與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的殘酷內鬥同出一轍。這是列寧主義政黨內在性。列寧主義政黨與黑社會頗相似，領袖或黑社會大佬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必須不斷的在內部進行清洗，不斷流血，直到崩潰為止。最近有國安背景的中國富商郭文貴在美國大爆中共高層貪腐內幕，震驚海內外，實際就是中共一場圍繞權力爭奪的殘酷內鬥的爆發。習近平想效法毛澤東，走毛澤東終身獨裁之路，必然會將中共內部權力的惡鬥激化到最後不可收拾的地步。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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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習大大19大狂想症又表演

北京12月初，習大大請來外國二百多個政黨來開會，介紹19大，說要引領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件事頗似毛文革要當世界革命領袖一樣狂妄可笑。這些黨多來自有組黨自由的國家，印度大選時就有上千個政黨。毛時代還有掛個毛像章自稱狗屁黨來北京騙資助的醜事。今天這些黨為何而來？為了支持一黨專制嗎？為了騙吃騙錢嗎？只有天曉得。

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將於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召開。
報導說，來自12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的領導人將齊聚北京共商大計。會議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牽頭組織，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
進入現代社會，世界主流和大部分的國家，實行的都是議會和選舉制度，多黨通過選舉輪流執政，當今只有以中共為代表的少數國家，實行一黨專政制度。因此，中國共產黨與正常國家政黨的概念截然不同。
在美國和歐洲等國家，任何一個政黨都是一個政治團體，如果其理念獲得民眾認同，可以通過選舉獲得組成執政資格，到期可能被其他政黨取代繼續執掌政府。民眾組黨自由，入黨自由。因此，政黨、政府和國家之間的概念完全不同，界限分明。
在中國，中共一黨獨大，一黨專制，民眾沒有組黨自由，甚至在發下毒誓加入中共之後，沒有退出的自由。在中國，黨就是政府，黨就是國家，黨永遠排在政府和國家之前，黨綁架了政府和國家、民眾。
中共在十九大之後，邀請12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政黨，舉辦所謂全球政黨大會，打著聽起來高大上的招牌，也只能糊弄搞不清中共與正常政黨之間區別的人。相當一部分國家的所謂政黨，可能只是一些黨員很少、沒有什麼社會影響小政黨團體，這些政黨和人員與他們的政府和國家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他們到中國來，只是代表這個組織和個人。中共出資的免費旅遊，好吃好喝好招待，何樂而不為呢？這樣的事情，天底下也只有腐敗的中共可以做的出來。
更加荒唐的是，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眾所周知，以中共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政權，一個多世紀以來，凡是共產主義政權所到之處，都是伴隨著飢荒、戰爭、暴力和殺戮，中共殺戮上億中國民眾，毀壞中國傳統文化和信仰，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仇恨神佛，犯下滔天大罪。
特別是這幾十年來，中共利用經濟手段，向全世界推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全面滲透西方世界，其目的是要把全世界變成紅色共產主義社會，最終毀滅人類。因此，與中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意味著與中共捆綁在一起毀滅，只有在全世界消除了共產主義政權，才能真正「共同建設美好世界。」
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剛剛發生了引發世界關注的「排華事件」——北京當局驅趕「低端人口」，以及令人髮指的幼兒園虐童事件，這只是中國社會巨大危機的冰山一角。中共政權肆虐中華60多年造成的經濟、道德等多方面危機，已經使得中共走到了窮途末路。同時，在世界主流已經認清和清除共產主義的大背景下，中共召開全球政黨大會，其實就是中共繼續統戰世界和推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舉，也是中共末路的一場鬧劇，凸顯了中共內心的恐懼和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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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信的中共政府發言人

　　專制獨裁或極權國家的政府發言人都是說謊不臉紅、講話不可信者。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伊拉克薩達姆新聞部長薩哈夫，此人外號「小丑阿里」，在二○○三年四月九日美軍攻入巴格達市內時還在聲稱「巴格達沒有美軍」，但說完立即乘車逃了。
還有那個利比亞卡達菲的發言人易卜拉希姆，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已失守時，他還在廣播裡說：「六千名志願者已抵達利比亞，要為卡達菲上校而戰」。
在中國，人們記憶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時的那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他的「名言」是「天安門沒死一個人」，同年六月下旬卻為他的女兒申請去美國。今年有報道，如今他已在美國舒適地當寓公了。
這些獨裁政權發言人在公開發言時，都是振振有詞地說一套為虎作倀的騙人謊話，私底下幹的卻是另一套見不得人的勾當。由於這個緣故，多年來網上的「中國每年人渣榜」都會選出中共政府發言人。
荒謬發言天下恥笑
　　談過歷史，回到當今。今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例行記者會上拉長了臉說：「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二十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沒有主權、沒有治權、也沒有監督權。」
一個大國政府的外交部發言人，居然發出如此荒謬的言論，令天下恥笑，也令人擔憂。在國際交往中，誠信是重要原則，沒有誠信，不守諾言，談判和簽約還有什麼意義？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由趙紫陽與撒切爾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訂的，當時鄧小平和李先念也在場見證。兩國政府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互相交換批准書，並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因此，這是一份國際協議，不能說沒有法律效力。《聲明》是向國際社會的承諾，英國和國際社會均有責任監察中國有否恪守承諾。根據此正式文件條款，中國明確承諾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同於中國內地的自由和司法獨立，怎麼可以才過了二十年就翻臉不認耍無賴呢？
如果說作為歷史文件，就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那麼，分別於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簽訂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均早於《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日期，作為歷史文件，也應該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了！
不久前中印在邊界洞朗地區發生兩軍對峙，中共把一八九○年歷史界約規定的錫金段邊界線作為根據。如按照陸慷的說法，一百二十七年前的歷史界約早就成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了，還提它幹嗎？
自己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中共在國際上能如此稱霸嗎！中共外交部也覺得出錯了，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於七月八日在香港出席國際法研討會時不得不承認：「中國從未否認『聯合聲明』是一份協議，並已登記在聯合國秘書處，不能說沒有（法律）效力。」這是徐宏給陸慷刷了一個耳光。
再說，當時新界是一九九七年租借到期，但香港和九龍是永久割讓的，英國可以不還，就像俄國至今不還給中國割讓的大片領土一樣。但英國一起還了，就是要通過一國兩制這種制度性的保障，通過法律達成的協議，保證香港人的權利。陸慷現在說這些協定無效了，邏輯上說，既已無效，永久割讓的就不必歸還，並有俄羅斯不歸還的實例，等俄羅斯歸還給中國時一起辦吧。
政府發言人與習近平不同調？
　　今年七月一日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大會上說：「我明確講過，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習強調「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陸慷說《中英聯合聲明》已是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有人以為《聯合聲明》與「一國兩制」不是同一件事。事實是《聯合聲明》第七條說明上述各項聲明和本《聯合聲明》的附件均將付諸實施。而附件一的第一部分就是講「一國兩制」。所以，習與陸講的是同一件事，陸與習明顯不同調。
另一次習近平講話與外交部發言人不同調是有關中印對峙之事。同一個陸慷七月六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關於中印兩國領導人在峰會期間是否有會晤安排，目前沒有可以提供的資訊；近日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非法越過邊界線進入中方境內，損害了雙邊關係政治基礎和整體氣氛；中方要求印方尊重邊界條約規定，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立即將越界邊防部隊撤回到邊界線印方一側，維持中印邊界地區的和平與安寧，這是中印之間開展任何有意義對話的前提。
陸慷說出這些話之後，媒體有分析認為，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是暗示習近平不會與莫迪見面。但七月八日在德國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習近平與莫迪會面了，而且讚揚印度「打擊恐怖主義的堅定決心」，讚賞印度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並祝福印度取得更大的成就。
眾所周知，中共是專制獨裁、下級服從上級的國家，一個級別不高的外交部發言人怎敢與黨魁習近平不同調呢？所以，實情很可能是陸並不是真的與習唱反調；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只是木偶，在記者會上是按照上級指定的發言規定背書而已。之所以出現看似不同調的言論是事先安排好的，讓發言人扮紅臉，習近平扮白臉，兩者目的是相同的，就是讓人上當受騙。
虛張聲勢不敢開戰
　　中共當前形勢是內外交困，色厲內荏。十九大即將召開，內部權力鬥爭日益尖銳。外部則四面受敵。東有朝核危機和日本虎視眈眈，南有越南隨時準備動手，西有印軍陳兵待戰，北有蒙古的反北京總統。即使是習近平亟力討好的俄羅斯也在俄東部軍區部署瞄準中國的彈道導彈系統！在此四面楚歌境遇下，腐敗的軍隊經不起打仗。中國民情本已接近火山爆發點，也有可能因開戰而一起爆發，到時候中共或壽終正寢。所以，習近平不敢開戰，更不敢大打，只是虛張聲勢叫喊一陣而已。習近平上台五年來多次對外挑釁，每次都是虎頭蛇尾，顯示紙老虎的真相。
來源轉自：
【2017年訊 史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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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文革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 網絡文摘
1980年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到文革死了多少人時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文革結束後葉劍英講話，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千萬人，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文革結束時華國鋒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作家秦牧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
「幾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七百七十三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偏高，但是應在二百萬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一1966年紅色恐怖殺人10萬
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橫掃」，始於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達11萬4千多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千8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8千餘戶被抄。全國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份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五類份子」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他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不能勉強。」謝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廳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公安廳長問：「拘捕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他們不衝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們拘捕打死人的紅衛兵，你們就要犯錯誤。」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江青傳達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打死人合法化，在這批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毛只是沒有當面表彰他們打死人的行為，他利用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以壓制對手。
各省市公安局長們還是有顧慮的，他們擔心放手讓學生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會被追究。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復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殺人睜一眼閉一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後來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1千7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10萬人。
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里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發不出聲，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場槍斃了。
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裡塞進壓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劊子手割斷其喉管。
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等，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予以割喉這一「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至1975年處死張志新時，遼寧省已有30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瀋陽監獄當局割張志新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旁邊一個女管教員見狀，慘叫一聲，嚇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20萬人
除了被殺，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巴金回憶道：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該。」
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導致這場運動的瘋狂。有文革學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10萬至20萬之間。
武鬥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30到50萬
1967-1968年的武鬥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國性的武鬥起於67年新疆。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陝西省數據，勉縣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縣784人。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
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2千餘人，另有8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191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二十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餘間。
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13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4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悍然槍殺了3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60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5063人被揪鬥，236人死亡。寶山縣揪鬥1702人，死亡達334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審查，14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抿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佈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伙人就是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同伙，是黑窩」，該局1200余乾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44人。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34萬余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516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殺政治犯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2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佈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1970年十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里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安徽淮南市監獄，「十尺零六寸長的監房裡，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放樣板戲。然後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你！」「你！！！」驚天動地哭叫，隨著是一排攝人魂兒的槍聲……。」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佈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在15至20萬之間。
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千8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兩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5百至1千人。譬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千3百人。」
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來源轉自：
【2017年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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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7日 星期三

台灣人為何對南京大屠殺冷感？

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週年，中共日前擴大紀念80週年，相較之下，台灣朝野聲音較小、台灣人甚至冷感，對此，台師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則在臉書上分析原因！

中國政府13日在南京舉行南京大屠殺80週年的國家公祭日紀念儀式。（路透）
台灣人對南京大屠殺無感，范世平在臉書上分析，台灣是選舉社會，若大家在乎，「國民黨會不辦相關活動？民進黨敢不辦？馬英九執政8年，較為關注此議題，但仍無法力往狂瀾」。
至於是因為李登輝、陳水扁搞「去中國化」造成的「遺毒」嗎？范世平說，政府沒這麼厲害，李、陳也沒這種神本領，網路社會，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這種土壤，開不出那種花。
為何台灣人覺得距離遙遠？范世平認為，隨著本土化日深，外省第一代凋零，社會上不覺得應該特別關注南京大屠殺，當馬英九凸顯此議題時，反而讓人覺得奇怪；此外，台灣人太哈日，相對中共對台的文攻武嚇與外交打壓，日本似乎才是好友，「如此，南京大屠殺對台灣人來說，就跟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一樣，最多是感到遺憾而已」。
范世平說，中共把南京大屠殺進行政治操作，若日本人殺害30萬中國人應被譴責，那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害死了4500萬中國人、文革害死了2000萬，「中共怎麼不批判？」若中共紀念南京大屠殺是用政治角度消費這議題，不是真的從人權與人道的角度出發，那活動辦的越盛大，台灣人越排斥。
來源轉自：
【2017年 作者：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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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從漢族知識分子說到「漢族黨」

         英國作家保羅‧約翰遜有本大作叫《知識分子》，中譯文早在一九九九年就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引用了第三十四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對知識分子的調侃：「一個人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來說出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當然，這定義充滿了對「文人」的鄙薄。知識分子好誇誇其談，往往脫離實際，譬如大哲學家羅素，寫過如椽巨著《西方哲學史》，但對日常事務卻是陌生的。「他愛喝茶，卻不會煮茶。」約翰遜的最終結論是：「任何時侯我們都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藏族作家阿來的觀點和啟示
         《南方周末》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版，刊出了藏族作家阿來的專訪：《瘋狂的蟲草，瘋狂的松茸和瘋狂的岷江柏》。阿來說：「我不認為民國是個好時代，但凡愛說民國范兒的肯定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或者只能算是漢族知識分子。須知中國從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不站在這個基礎上看中國就看不清中國。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按：孔子說的『遠人』實際上就是相對於中原人的邊疆族群。修明政治讓邊疆族群心服口服。）總說民國范兒而不能看到那些知識分子身上的局限，尤其是他們對邊疆族群與文化的疏忽，這個文德修得可不怎麼好。（按：我們忽視了邊疆族群的習尚、語言、文化，採用的是漢化的策略，讓他們忘卻民族的記憶。一位少數民族女歌手唱道：『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可惜我不能用母語來述說……』這多麼悲淒。）知識分子一定是從整個國家的全局來看問題，傳統儒家還有『天下』的觀點（按：天下不等與國家，正如國家不等於黨，愛國與愛黨不是一回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的不是國家興亡，在中國歷史上多以家、國、天下連稱。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統一諸國稱有天下，由統一而分裂稱失天下。）連這樣的眼光都沒有，你說的那些東西就純是扯淡。」
         阿來繼續說：「少數民族佔十分之一的人口，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些方面要跳出漢族圈子。你的知識學問，你在談社會問題的時候，要談中國問題，不要只談漢族問題，而且只是東南這一溜的問題，上海、北京、東南沿海……問題，不談甘肅，不談新疆和西藏，多半個中國都忘記了，算什麼知識分子？」
         阿來這兒涉及的一個「痛點」，也是一個「盲點」，但這「痛點」與「盲點」不是中國「漢族知識分子」造成的。中國大陸的網絡、紙質媒體、視頻都把民族問題視為禁區，弄不好就會大禍臨頭，說你是在煽動民族對立，挑起民族矛盾，根子是「媒體姓黨」。「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天職是保持獨立的人格，做社會的良心和監督者，而現實中知識分子為了個人的利益，大都投靠於政治集團或者商業集團，對既定的社會秩序喪失了批判的鋒芒。」（《知識分子‧譯序》）這種被收買了的喪失了批判力的知識分子在我們的傳統中叫「犬儒」。
         但在中國邊疆：甘肅、新疆、西藏到底有些什麼不為人知的狀貌或發生了些什麼未被「漢族知識分子」重視之處呢？
         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是不是為「犬儒」們所渲染的在共飲一杯和諧美酒呢？（美）愛德華‧薩義德說：「與其透過調和來理解音樂，不如透過不調和」。他引用古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普魯塔克的話：「想要在音樂中創造和諧，一個人先得研究不和諧。」這話懂音樂的人都能理解。不管是貝多芬還是莫扎特的交響樂，它都是管樂、弦樂、打擊樂眾多樂器共同完成的。音樂家要把這諸多音響、旋律、音色、節奏組成一個共同的音樂體（樂章）和諧一致地演奏出來，音樂家首先就得弄清楚這些樂器的不和諧之處，然後才談得到組成和諧的樂章，這就是辯證的統一。
         對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和諧統一也應作如是觀。
         今日中國的西北邊疆，自焚不斷，暴力不絕，藏民居住區與維族居住區軍警密佈，工事林立，場面如同戰爭。我們研究過其中的原因麼？有一份《呼籲人大糾正現行民族政策》的呼籲書說：「二○○八年拉薩事件，西藏當局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但至今未將足夠的證據公諸於眾；二○○九年烏魯木齊事件後，新疆當局稱『事件是境內外三股勢力精心策劃的』，至今也未向公眾交待具體情況，建議人大就此問題向有關單位質詢並公佈結果。」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呼籲書》最後說：「把民族問題的外部原因，當做掩蓋官方錯誤的藉口和對執政責任的開脫，只會使問題不斷加重。」
政治專制導致族群迫害和宗教迫害
         其實，官方宣傳有些東西是心照不宣的。官方一直宣稱：達賴集團是在搞「藏獨」，是分裂主義者。據韓達潮說，他在布魯塞爾瞭解到的達賴喇嘛尊者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達賴堅持的是反分裂的堅定立場。化解漢藏仇恨，放棄西藏獨立的訴求，要在中共現行的法律框架和政治制度下謀求西藏自治。達賴以為人類相互殺戮血腥殘暴不符合藏傳佛教的教義和精神以及現代文明發展的趨勢。他採取這一政策也是出於政治現實考慮，是為了保全西藏民族文化和宗教。
         我們的大中華要組成一個和諧的整體，首先應做到瞭解各民族的不和諧（即相異之處），寫好一曲有聲有色的交響樂。比如藏族與外界有一個明顯的不同處，即藏文化的文明積累是在遍佈藏區的寺院裡得以保存和傳承的；藏區的村鎮部落以寺院為中心，藏人以僧人為文化精英。摧毀寺院就是對藏民族的最大打擊。
         四川色達縣喇榮寺五明佛學院僧舍兩次被強拆，僧眾被驅遣，當局以為是在「整肅」秩序，其實是傷及了藏民族的心。「中國人不懂外國人的宗教感情，外國人不容易懂得中國人的政治意識。一個用宗教眼光看政治，一個用政治眼光看宗教。」（《大家國學‧金克木卷》P116）中國政府的眼裡宗教就是政治，他們對組織起來的宗教有一種恐懼感，對藏民族有一種恐懼感，在五明佛學院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阿來，身為一個藏族作家，也許比一個漢族作家更瞭解邊疆少數民族的習尚、心聲，也更瞭解少數民族的苦衷。
         其實，中共就是一個農民黨、漢族黨，它缺乏一個宏大的胸懷與寬闊的眼光。這個黨忘記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在未來聯合體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你不信宗教你就該去限制宗教、鉗制宗教麼？
來源轉自：
【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大陸）楊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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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王教育系『打虎』 只擊落高校200腐官


中共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近期換人，吳道槐取代王立英。（新紀元合成）
隨著中共19大臨近，當局又推進了布局整合步驟。繼奪回前朝江派經營20年的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錢袋子等關鍵掌控權，並取得顯著成效之後，習王又將反腐打虎槍口指向另一個早被全國民眾詬病的系統：高校。
文／韋拓
中共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換人
8月18日，據大陸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披露：教育部官方網站「教育部領導」欄目近日更新名單顯示，吳道槐已任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黨組成員。
63歲卸任的王立英2008年起擔任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近10年。2015年，王曾一周內「拿下」5名重點高校領導：
2015年11月末，中國傳媒大學校長蘇志武和副校長呂志勝因違反「習八條」被免職；12月1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王次炤給女兒違規操辦婚宴、北京郵電大學副校長楊放春因學校虛列支出套取資金設立「小金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劉亞違規兼職取酬，以上5人一周內被宣布免職。
全國高校2015至2016年落馬通報官員
據大陸《法制日報》統計，2016年，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總計通報高校領導幹部執紀審查15人次、黨紀處分17人次，合計通報27名高校領導幹部（5人在一年中既被執紀審查又被處分）。

中國大陸教育界腐敗亂象叢生，高校反腐正密集進行。（新紀元合成圖）
2016年9月，前山東行政學院黨委書記高玉清被查，12月被「雙開」。2017年1月4日，高玉清涉嫌「受賄案」被山東省檢察院逮捕。官方通報稱，高玉清違反組織紀律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違規為他人謀取人事方面的利益；收受禮金，違規從事營利活動，違規挪用企業資金。
2016年12月22日，廣東醫學院前黨委書記江文富被移送審查起訴。江文富被指控在醫療設備採購、基建工程設計、學生飯堂承包等經濟活動中，夥同其子江某多次收受他人賄送共計人民幣642萬元，並為他人謀取利益。
2016年12月7日，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繆協興「涉嫌受賄罪」被偵查。11月14日，武漢工程大學黨委書記吳元欣被調查。10月31日，雞西大學黨委書記閆長青落馬。
2015年12月7日，中南大學原副校長胡鐵輝被指在工程建設等方面為他人謀利被「雙開」。12月1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王次照、北京郵電大學副校長楊放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劉亞被免職。
2015年11月24日，中國傳媒大學的8名高管因為違反「習八條」被處理，此舉被外界比喻為「一鍋端」，其中校長蘇志武、副校長呂志勝被免職，原教務處長張育華被判刑4年。
細數今年落馬高校官員
據大陸官媒8月25日消息，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試院原副院長吳福銀涉嫌受賄罪一案，8月21日在安徽無為縣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據指控文件顯示，吳福銀在省教育招生考試院工作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在高校招生錄取、點招、調劑專業等環節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292.1萬元、美金6000元和1萬2000元購物卡。吳福銀當庭表示認罪，該案將擇期宣判。
日前，南華大學原黨委委員、副校長全智華涉「嚴重違紀問題」被立案審查。經查，全智華對抗組織審查；多占辦公用房；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違規兼職取酬，收受禮金；在工程承攬、醫療設備採購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巨額財物。全智華在18大後不收斂、不收手，被「雙開」，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據報，寧夏醫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院長楊銀學「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審查。
8月24日，西安工業大學前黨委書記苗潤才被宣布立案審查。其被指收受禮金，違規發放購物卡；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等。苗被開除中共黨籍、撤銷職務，降為正處級非領導職務。
8月23日，海南瓊臺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陳福川，瓊臺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校長程立生及原瓊臺師範高等專科學校（2016年瓊臺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升格為瓊臺師範學院）黨委書記李向國，均涉嫌「嚴重違紀」被審查。
7月6日，山東臨沂大學前黨委書記丁鳳雲被判刑11年。同一天，河北邢臺學院副院長崔社軍被立案審查。
7月3日，黑龍江牡丹江大學校長林韌卒被審查。
6月初，山西長治醫學院前院長王庸晉及妻子、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前院長魏武分別被判刑12年和6年；安徽池州學院前黨委書記何根海、安徽皖西衛生職業學院前黨委書記鄭丹竹被立案審查。
5月，廣西教育系統腐敗窩案爆發，多名曾任縣教育局長的官員被立案偵查。
4月14日，北京大學黨委通報了該校違反「習八條」的13起典型案例，涉及兩名副校長；並通報了方正集團前高管李友、余麗、李國軍、郭旭光等違法犯罪問題。
4月，湖北經濟學院前黨委副書記、院長漆臘應被撤職降級。
3月，因提供虛假情況，中共教育部8名局級官員被處理。
6月12日，中紀委巡視組向浙江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反饋了巡視意見。8月25日，三高校分別發布巡視整改通報。浙江大學黨政紀處分25人、組織處理13人。
北大成教育系統腐敗淫亂龍頭
6月16日，中紀委公布對14所中管高校巡視反饋，特別提到北京大學校辦企業管理問題以及北大高層管理混亂和廉潔風險突出的問題。
「北大方正」資產高達上千億，方正腐敗案牽出令計劃家族及國安部副部長馬建等人。港媒曾報導，王岐山在內部將北大方正案定性為「高校腐敗第一大案」。

北大方正案被定性為「高校反腐的第一大案」。而北大高官的貪腐故事，使北大成為教育系統腐敗淫亂龍頭。（新紀元合成圖）
自由亞洲電臺發表時評人士高新文章稱，北大時任校長王恩哥用出售專利的方式，從北大方正獲利高達上億元人民幣。北大前黨委書記閔維方也曾從方正獲取暴利，並一手扶植魏新出任方正董事長。
閔維方曾經以北大副校長身分出任方正集團董事長，還兼任北大教育學院院長，學院常務副院長就是後來與令計劃同時被抓的魏新。 高新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稱，已經「從多個不同來源，獲知北大方正集團、北京大學與令計劃家族更深的勾結」。北大方正集團之所以能這麼牛，是因為通過早年畢業於北大的令計劃妻子谷麗萍和兒子令谷，與令計劃拉上了關係。
高文稱，當年令計劃的祕書為令谷在北大繼續占一份研究生名額給教育部長周濟打電話，周當天分別給北大校長許智宏和黨委書記閔維方打電話督辦。閔維方馬上落實，還主動以北大黨委書記等身分給令計劃寫信，匯報他親自到校招生辦落實令兒子的入學事宜。
此前令谷以化名進入北大後，閔維方還在校黨委會議上「傳達了中央領導令計劃同志的指示」，一定要為化名進校的令計劃之子作好保密工作，校保衛部一定要保證其在校期間的人身安全。
令谷出車禍前，北大不斷有實名匿名信揭發閔維方為「高官子女開後門」，向中紀委和最高檢舉報北大方正集團的信也很多，故習近平和胡錦濤決定放棄18大晉升閔維方為正省部級的計畫。
閔維方下臺後，繼任北大黨委書記朱善璐也醜聞纏身。王恩哥、朱善璐等人還被曝光捲入為中共高官輸送美女學生等醜聞。
數年前大陸網站公開發表北大校黨委一位祕書撰寫的《污穢的北大和醜陋的北大權貴們》一文，揭露朱善璐擔任北大黨委副書記期間攀附權貴。該祕書曾親歷一次朱善璐借「校務工作」之名在校內宴請「達官顯貴」，席間特別安排女學生以唱歌為名陪同。
許智宏任校長時，經常有時尚、漂亮的年輕女子直接進入其辦公室，有些是學生藝術團體的女生，有些是校辦企業人員。有些和校領導關係密切的北大女幹部受到特殊待遇，乃至獲得升遷，甚至還傳出「許校長好幼齒，周校長喜熟女」的說法。
2012年8月21日，前北大教授鄒恆甫在新浪微博發文說，「北大淫棍太多」。同年8月22日、24日，大陸資深財經評論員韓令國在微博說：「北大院長、教授潛規則女學生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陳至立對教育界亂象無法推責
中國大陸教育早已淪落到可怕境地，成為腐敗重災區之一。中共18大後，高校腐敗窩案頻發。據官方數據披露，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中紀委總計通報101名高校領導幹部，其中，2013年被中紀委查處的高校領導幹部有18人，一年之後這一數字攀升到42人，2015年則是66人。2016年，大陸27名高校領導幹部被通報。2017年前8個月已有數十人遭查處。
2017年1月4日，中共社科院藍皮書認為，目前高校反腐倡廉建設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重點領域權力尋租問題突出」「集體腐敗，窩案串案多發」等。
外界認為，中國高校的腐敗亂象，與江澤民親信、被熱傳為江姘婦之一的陳至立密切相關。
陳至立自1998年任中共教育部長後，按照江的指示，下令「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上述政策被外界認為禍國殃民，「高校擴招」導致眾多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教育產業化」導致教育界全面走向腐化墮落。

習近平在大陸29所高校進行密集型反腐，被外界視為指向江澤民情婦陳至立（右）。圖為2007年資料照。（Getty Images）
陳至立2003年卸任中共教育部長後，江又將其升為國務委員，統管全國全軍教育，致中國的教育事業繼續沉淪深淵。
2015年11月，習當局發布《關於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當年陳至立頒布的「高校擴招」決定被否定。2016年12月，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大，四大高校高層密集換人。有評論認為，陳至立為首的江派教育系官員將不斷遭落馬處理，陳至立亦或面臨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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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第547期 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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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察揭中共 建數據庫採集人聲


人權觀察10月12日在紐約表示，中共當局正與安徽科大訊飛公司（Iflytek）合作，開發一種試驗性監控系統，自動識別目標人聲。（大紀元資料室）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10月12日在紐約表示，中共當局正與安徽科大訊飛公司合作，開發一種試驗性監控系統，自動識別人聲，採集公民「聲紋」樣本，以建立全國聲紋數據庫。中共正在編織一張日益嚴密的監控網，引起外界擔憂。
文／李新安
據人權觀察網10月22日報導，國際組織人權觀察10月12日在紐約表示，中共當局正與安徽科大訊飛公司（Iflytek）合作，開發一種試驗性監控系統，自動識別目標人聲。人權觀察已於2017年8月2日致函科大訊飛公司，查詢該公司與公安部的商業合作關係等，但迄今未獲回覆。
採集聲紋 民眾不易察覺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共一直在採集民眾的聲紋特徵，但整個計畫缺乏透明性，也沒有法律來規範採集目標以及相關信息的用途。這樣的數據太容易被當局濫用。
人權觀察指出，中共為了大量監控和社會控制，不斷建構大規模的生物特徵數據庫，採集公民數據。和採集其他生物特徵如指紋或DNA樣本不同，中國民眾根本察覺不到自己的聲紋已被採集。
報導稱，相較於公安機關其他生物數據庫，聲紋數據庫尚在起步，樣本數量不多。截至2015年，公安機關已在試點安徽省採集到7萬份人聲樣本。
報導援引官方文件稱，公安機關採集聲紋時，將同時收集其他包括指紋、掌紋、人像、尿液和DNA樣本，做到信息採集「標準化」、「一體化」。這種技術被外界認為應用在反恐和「維穩」，打壓異見人士。報導稱，中共正在編織一張日益嚴密的監控網。
安徽是試點省
人權觀察發現，中共公安部於2012年開始建設全國聲紋數據庫，安徽省為試點省分之一。2014年，安徽省各地公安局陸續添購聲紋採集終端設備。2016年，居住著1100萬維吾爾族的新疆開始大量採購聲紋採集設施。此外，廣東省、福建省安溪縣、湖北省武漢市和江蘇省南京市公安機關也都建有聲紋數據庫。
普通公民的聲紋也遭到採集，例如用於追蹤流動人口。2017年4月，安徽省宣城市公安機關稱將對轄區內農民工的聲紋、指紋和血樣進行採集；2017年4、5月，河南省鄭州市公安機關分2次發布信息，稱該市已對維吾爾流動人口的聲紋和其他生物特徵進行全面採集。據人權觀察早先報導，新疆居民申辦護照時須由公安機關採集生物特徵，包括聲紋樣本。
理查森認為，中共當局的監控工具推陳出新，隱私權卻遠遠滯後。當局應立即停止採集高度敏感的生物特徵數據，直到建立明確可靠的法律保障機制。
人權觀察指出，鑒於生物特徵數據的敏感性，政府官員應當避免採集或利用這種信息。除非對偵辦重大犯罪確有必要，不應用於輕微犯罪或行政目的。採集和使用應僅限於涉案人員，而不包括沒有涉案的廣泛人口。個人應有權利知悉政府握有其何種生物特徵數據。
科大訊飛助公安部建全國聲紋數據
人權觀察指出，科大訊飛建成全國第一個「海量語音自動說話人識別監控系統」，生產全國80％的語音識別技術。科大訊飛助中共公安部建成全國聲紋數據庫，是新疆和安徽公安廳指定的聲紋採集系統供應商。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發表公開信，指中共當局正與科技公司合作採集公民「聲紋」樣本以建立全國聲紋數據庫，引起外界擔憂。（Creative Commons）
科大訊飛開發完成「關鍵詞檢測」，可用於「公安」、「國防」等領域。但網站並未說明其「關鍵詞」的安全威脅具體所指。該公司2013年8月提出的專利申請，在電話網或互聯網上發現「音頻檔重複模式」的系統，可被用於「輿情監控」。
科大訊飛和清華大學電機系設有聯合實驗室。而清大電機系是公安部金盾工程的要角，在開發電話自動監控的語音和說話人識別技術方面有很多年。
科大訊飛還開發出一系列文字語音轉換和語音識別的手機應用程式。一款專供中國安卓手機使用的語音支援應用軟件，其用戶已達8億9000萬人。該軟件提供海量語音數據集，其中可能包括監控功能。
人權觀察指，科大訊飛為商業用途收集的個人信息，在何種程度上與公安部分享不得而知。該公司的客戶隱私聲明雖然承諾維護保密性，但該公司又說可以「依據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提供個人信息。
2014年人大開會期間，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曾敦促當局「盡快利用大數據反恐，加快建設聲紋庫。」
微信公眾號「法證達人」2015年12月曾發文稱，2012年，安徽省公安廳、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建立「智慧語音技術公安部重點實驗室」，雖然建在安徽合肥，但卻給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提供服務。
文章並指，「天網」目前所獲取的都是畫面信息，警方或將在探頭上加裝收集聲音信息的麥克風。一旦取得成功，「天網」就將裝上「順風耳」。
來源轉自：
【專題新聞 第557期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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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大只是個逗號


催眠大師發功。

網路流傳代表現場開會打瞌睡圖，網民命名為現場落實「中國夢」。（網頁擷圖）
中共18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已開了兩天，官方媒體，包括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諱莫如深，一句報導皆無。官方的沉默，卻和街頭的緊張形成對照，北京超市中刀具下架，快遞停運，入京乘客加強安檢，甚至連遠在新疆的公安和公務員都停止休假，隨時待命。
七中全會之所以引起關注，主要是作為19大的預備會議，其對未來中國政治局勢和政治人物都有重要影響。其中，19大是否設黨主席？19大是否有下屆接班人出現？王岐山是否留任？三個問題最為熱門。
12日，路透社發自北京的報導，採訪了與中共高層有關係的人士，多數人認為69歲的王岐山將續留高層，可能接國安委副主席、中共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或出掌國家監察委員會。受訪的16人包括前中國大陸官員和現任與前任高層的親屬、幕僚和密友。其中12人表示，王岐山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可能保有領導位階，但不清楚頭銜，也不曉得王岐山是否會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中，有3人預期王岐山將接任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另一種說法是，習近平若恢復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位，王岐山可能成為中共副主席。此外，王岐山也可能取代李克強，接下中國國務院總理，等等。
王岐山之所以重要，是過去近五年習近平的穩固掌權，實在多依靠他，故黨內有「習王體制」，而不是慣例的「習李體制」的說法。 而19大上，是否會出現一個接班人的人物，也是各方最為關注的問題。有北京來港的朋友，給我看過一個「並非權威」的名單，其中標明，在19大之後，胡春華除了是常委，也將是國家副主席和中央黨校校長。這很明顯的，就是一個「立太子」的程式了。不過這個「並非權威」的名單並不真的可靠。
習近平上臺之初，曾經交代過要「五年治標，五年治本」。簡單來說，就是前五年整治問題，後五年改革機制。不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中的危機和危險，政治圈中比江湖圈中更甚，血腥味道也更濃烈。習近平明年開始的下一個「五年」，在不改變中共基本制度的情況下，恐怕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和危險。
手抓得特別緊的時候，一定是特別危險的時候。中共軍改、政法體制和司法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幾乎無一成功，更遑論問題更嚴重的經濟體制了。
下一個五年同樣會很快就過，對最高當局來說，治了十萬貪官，奪走了百萬污吏口中的肥肉，而所有的改革卻是大軍半渡，一旦鞠躬下臺，恐怕將有性命之危。這也是為什麼圈內圈外很多人預測中共將恢復終身制的原因。果然如此的話，19大的接班人物必然付諸闕如。
各種跡象都表示，中共黨內派系的鬥爭並未淡化，而是更為激烈。因此無論是七中全會，甚至是19大，恐怕都不會是句號，而只是一個逗號而已。
來源轉自：
【鋒筆天下 第553期 2017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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