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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奪了金牌，運動員要感謝黨，黨自己更是當仁不讓地把虛假的「體育大國」的冠冕作為歌頌黨的英明領導的資本；中國被「非典」折騰得夠嗆，最後卻說「靠的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才戰勝了病毒（《人民日報》語）；「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員的貢獻，卻被中共當作只有它才能領導中國人民擠入世界強國的證據；就連那個2008年的奧運主辦權，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勵中共人權改善的橄欖枝，卻被中共當作為其「合法性」貼金、大肆鎮壓民眾的藉口；外國人看好的「巨大市場潛力」，原本來自13億中國人民的消費能力，卻被中共據為己有，作為要挾西方配合中共統治的銳利武器。
但凡壞事都是反動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幹的，好事則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幹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來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塗脂抹粉。就連有些壞事，中共也可以讓其壞事變好事來為它服務。例如，在被中共嚴密封鎖的愛滋病氾濫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搖身一變，精心佈置，動用從知名演員到黨總書記的宣傳攻勢馬上把罪魁禍首的中共裝扮成了患者的福音，愛滋病的剋星，人類疾病的挑戰者。多麼人命關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來粉飾它自己。這種明搶暗奪、草菅人命的行為，也只有中共這樣的流氓才能做得出來。
（二）短期行為導致「後發劣勢」
面臨著嚴重「合法性危機」的中共，為了維護統治而推行的改革開放，急功近利，使中國落入了「後發劣勢」。
「後發劣勢」或「後發優勢」的概念是說，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就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技術模仿雖然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看到發展的效果，卻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導致長期發展失敗。
中共正是走的這條「後發劣勢」的失敗之路，這20幾年的「技術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這些成就作為向老百姓證明它的執政「合法性」的資本，從而進一步牴觸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體制改革，寧願犧牲民族的長期發展利益。
（三）中共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中共一直在誇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還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時期，中國國内生產總值（GDP）佔全世界的51%；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初年，中國 GDP產值佔全世界的27%；民國11年時，GDP仍然達到12%；中共建政時，中國的GDP佔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國的GDP佔全世界還不到4%。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則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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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國每年沙化土地面積從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國人均耕地近2畝，2003減少到 1.43畝，在轟轟烈烈的「圈地」熱潮中最近幾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而圈起來的土地利用率僅佔43%。中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適合人類和牲畜飲用的水佔40.9％，而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中國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這樣的增長，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承受不起（新華社2004年2月29日報導）。沉醉於眼前的高樓大廈的人們，對於越走越近的生態危機也許還茫然無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報復人類的時候，那對中華民族的打擊將會是災難性的。
對比拋棄了共產主義以後的俄羅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同時進行，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後，開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羅斯 GDP累計增長29.9%，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羅斯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俄羅斯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十大投資地之列。
就連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中貧窮落後種族衝突不斷的印度，從1991年經濟改革以來，發展明顯加快，經濟每年增長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較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健康的金融系統，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穩的國民心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一個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國家。
相反，中共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經濟繁榮假象之下，阻礙「制度進化」的自然選擇性。這種不徹底的半吊子改革，讓中國社會愈加畸形化，社會矛盾愈加尖銳，人民今天取得的發展沒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權階層更是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借用權勢，中飽私囊。
（四）中共對農民的一次次欺詐
中共的天下是靠農民打下來的，老區的百姓更是為中共奉獻了一切。但是，中共奪權後，農民卻受到了嚴重的歧視。
中共建政後制定了極不公正的制度：戶籍制。強行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無端製造出兩級分裂和對立。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救濟，沒有退休，不能貸款。農民是中國最貧苦階級，卻也是賦稅最沉重的階級。農民要交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此外還要交公糧、農業稅、土地稅、特產稅、屠宰稅等等。而各種攤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這些稅費，「非農業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溫家寶發佈了「一號文件」，揭示出中國農民、農業、農村面臨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嚴峻時期，多數農民收入出現徘徊甚至減收，越來越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在四川東部的一個林場，上級撥款50萬用於植樹造林。林場領導先吞下20萬給自己，其餘的30萬承包下去，一層一層剋扣，最後所剩無幾的錢分給了真正去造林的當地農民。政府不用擔心農民嫌錢少不去植樹，因為太窮了，再廉價，農民也一定會去幹。「中國製造」的東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樣的道理。
（五）用經濟利益要挾西方國家
很多人都認為貿易往來能夠促進中國人權、言論自由、民主改革。經過十幾年下來，證明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則，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國變成了人際關係、行賄受賄、貪污腐敗。許多西方大公司成為在中國為腐敗推波助瀾的急先鋒，更有的成為中共踐踏人權、鎮壓人民的掩護體。
打經濟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體現。中國的飛機定單是給法國還是美國？這完全要看誰在人權言論等方面有沒有對中共說三道四。中國的經濟利益把為數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緊緊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網絡公司為中共封鎖互聯網提供專門產品；一些門戶網站為了登陸中國，自動要求「自律」，過濾中共不喜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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