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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

疑似陸客跳進日本寺廟泉水池裝水 眾人傻眼


在日本清水寺，一名疑似中國遊客的男子，竟在眾目睽睽之下，無視排隊人龍，直接走進泉水池中，用大塑料瓶裝水，引起不少人側目。（網路截圖）
【記者周慧心／綜合報導】
最近，在日本京都著名景點、世界遺產清水寺中，一名疑似中國大陸籍男子，為了取寺內「音羽之瀧」的泉水，竟然拿著一個大塑料瓶，站在泉水池中取水。此「無禮」行為再次引發議論，民眾呼籲恢復傳統文化，再建禮儀之邦。
京都是日本歷史名城，該市著名景點、世界遺產、建於公元798年的清水寺， 每年都有無數遊客造訪。寺中被譽為日本十大名水的「音羽之瀧」（音羽の滝）更是觀光客必到的景點，遊人會排隊取泉水飲用祈福。
據澳門新媒體《愛瞞日報》報導，化名「山本二十一」的澳門網民到京都清水寺參觀時，看見一名說普通話，疑似來自中國大陸的男子，為了取得「音羽之瀧」泉水，無視排隊取水的人龍，徑直進入「音羽之瀧」池中，用一個大塑料瓶接取上方湧出的泉水。
「山本二十一」表示，當時現場有不少中國大陸遊客，大家都在排隊用寺方提供的小勺盛泉水祈福。此男的行為引來眾人側目。該網民覺得除了不衛生外，亦對中國人在外旅遊的「劣行」又添一筆而感到羞恥。
「音羽之瀧」是清水寺正殿旁的一個小山泉瀑布，順著音羽山湧出，流水清澈，終年不斷，清水寺亦因此而得名。泉水落下來時會分開成三條水柱，由左至右分別為學問成就之水、戀愛成就之水和延命長壽之水。

泉水落下來時會分開成三條水柱，由左至右分別為學問成就之水、戀愛成就之水和延命長壽之水。（影片截圖）
據介紹，無論誰只能選擇一種來喝，而且只能喝一口。如果喝一種以上，願望就無法實現，而且如果同一種喝二口或三口，願意就只能達成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少遊客並不知道此「規矩」，直接拿上膠樽裝得滿滿，那達成願望的機會就變得「微乎其微」。
中共黨文化造就「有錢就是大爺」
近年來，伴隨著大量中國人出境旅遊，中國遊客的素質已經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隨地便溺、便後不沖水、隨地吐痰、大聲喧譁、亂扔垃圾、亂塗亂畫、貪小便宜、無視規則、對服務人員大聲斥責等「無禮」行為，差不多已經成了中國遊客特有的標籤，遭到了廣泛的指責和嫌棄。
其實這些遊客的行為，不只發生在海外，在大陸的各大景點更是如此。只是在國內，大家習以為常，見怪不怪。許多國人都發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曾經的禮儀之邦，受到世界各國尊敬和取經的國家，如今其國民卻如此「無禮」？
有評論表示，中國人如今的不文明行為，並非是他們有意而為，是中共有序地破壞傳統文化，給當今國人灌輸黨文化造成的。
中共通過鬥地主、鬥資本家、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多次運動，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從各個階層的思想中剔除，中華五千年的文化、禮儀、道德、信仰都被中共當作「封建思想」給「揚棄」了。中國人從此失去了民族賴以生存的根。
接著「開放搞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失去「靈魂的」國人引向「利益」。人們開始用盡手段賺錢。鎮壓「六四」又將存活在中國人心底的最後一絲良知打碎後，全民開始向錢。
江澤民「悶聲發大財」、「貪腐治國」、「打死算自殺」的政策，更進一步讓中國人丟掉良知、道德，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座右銘，拚命賺錢，不擇手段，出現人人害人，人人被害的現狀。
中國被中共特權階層把持，他們的食品有特供、醫院有特護、出門有司機、住房有豪宅、犯法「我爸是李剛」、遇到災難「領導先走」.....
在中國「有權就有一切」、「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特權思想深深印在大陸人的心裡。一方面貧富差距使很多人仇富、仇官，但另一方面卻拚命想成為其中一員。「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叢林法則，被中共表現的淋漓盡致。造成稍微有點錢、地位的人，就會瞧不起、鄙視比自己低的人。
在大陸，法律是管那些無權、無勢、無錢的「下等人」的，而權貴們是不用守規矩的，法律是他們欺壓下層人的武器，因此才有「我就是法律」的狂言。
有網民表示，許多大陸人認為「有錢就是爺」，我花了錢，你就得為我服務，我花了錢了，我怎麼做都是對的。
時事評論員章天亮說：「中共體制下的中國，它是個無神論社會，實際上它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它的上面是沒有根的。所以中國就變成了一個權力社會，也就是說誰有權力誰就可以為所欲為，破壞所有的規則，那麼中國人覺得遵守秩序就吃虧了。」
旅美政論家曹長青說：「這個文化怎麼改變？制度、文化、人，三方面，三個鏈條，互相惡性循環，這個循環想打破首先前提必須打破這個制度。允許保持、發揚我們中國傳統好的文化，這樣才可以一點點改變中國人的心理狀態，改變中國人的文明水平。所以改變制度為前提，然後改變文化、然後改變人，中國人還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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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1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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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ôme屈從中共 一週市值蒸發230億港元


法國國際化妝品牌Lancôme（蘭蔻）因中共黨媒《環球時報》施壓，取消和藝人何韻詩合作音樂會風波引起國際關注，不僅全球逾8萬人聯署杯葛Lancôme，母公司L'Oreal股價連日急跌，市值一週內蒸發約230億港元。
【記者梁珍／報導】
法國國際化妝品牌Lancôme（蘭蔻）因中共黨媒《環球時報》施壓，取消和藝人何韻詩合作音樂會風波引起國際關注，不僅全球逾8萬人聯署杯葛Lancôme，母公司L’Oral股價連日急跌，市值一週內蒸發約230億港元。
有在大陸設廠的香港商家也公開表明聲援何韻詩，不再接受Lancôme及其母公司L’Oreal所有訂單，並呼籲港人杯葛所有紅色資金和企業，「因為這關乎道德良心的底線」。評論指：西方企業為了拓展大陸市場向中共叩頭，卻犧牲了自己的道義和原則，結果往往得不償失。
Lancôme在中共黨媒壓力下，6月5日晚以「有可能出現之安全因素」取消與何韻詩合作的音樂會，事件至今一週，不僅引起國際媒體關注，包括BBC、《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等紛紛大篇幅報導，點出事件背後涉及中共施壓、打壓「支持民主的歌手」，事件亦令Lancôme以及母公司L’Oreal（歐萊雅）被指「Kowtow（叩頭）」形象掃地，股份表現亦受衝擊。
6月6日L’Oral報價顯示：其收市價是168.1（以歐羅報價），至10日收市跌到163.4，每股跌4.7歐元，以股份5.60億估計，其市值一週內蒸發達26.32億歐元，即約230億港元。僅6月10日單日跌幅最大達2.068%，市值蒸發近20億歐元，約港幣174億元。
在Lancôme總部所在的法國，退休哲學教授Beatrice Desgranges發起一項全球聯署行動，認為法國公司應捍衛自由、人權等價值，而非向中共的政治立場屈服，呼籲Lancôme收回決定，從6月9日至6月12日，短短4天，已有逾8萬人聯署。
Body Shop再刪西藏內容
事件主角何韻詩，連日來一直爭取Lancôme及其母公司L’Oral作出解釋。但Lancôme一直拒向公眾交代事件。她10日在Facebook（臉書）上表示：這不是金錢問題，批評該品牌做法極不尊重港人，也助長商業上的政治打壓，促L’Oreal勿繼續以「不了了之」的態度對待。
不過，前日再有網民發現L’Oreal旗下The Body Shop相關慈善組織網站，近日疑刪去了有關西藏人權組織的版面，變為「Error 404」，再引起網民不滿，斥該集團「為人民弊（幣）服務，自我審查，人權可以放埋一邊」。
昨晚深夜，有傳媒引述L’Oreal香港員工透露：上月底公司以內部電郵通知所有員工，指L’Oreal集團香港區主席麥詩禮（Stephen Mosely）將於6月底退休，改由持港大學位的L’Oreal亞太地區旅行零售董事總經理Eva Yu接任。
港商拒接Lancôme訂單
Lancôme事件被形容為「公關災難」，引來網民呼籲杯葛的聲浪。先後有本地政黨和團體到香港總部示威，呼籲全港抵制Lancôme。網台D100主持人、經常來往大陸做生意的企業老闆傑斯，公開表明拒絕和Lancôme以及相關公司做生意。
傑斯昨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說：自己過去20多年一直來往大陸做生意，雖然也有捂著良心說話，但今次事件令他深感憤怒！無法沉默。「第一次有藝人在香港的地方，在我們自己的地方開音樂會，都受到打壓。這釋放一個訊息，就是說我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找生計，是不是一定都要拍共產黨的馬屁，然後才有一口好飯吃呢？那就不是一國兩制了。」
他強調自己非何韻詩歌迷，但希望出來支持。由於他一直有幫大品牌製作包裝和紙袋，前1、2個月還接了Lancôme的紙袋生意，以往也接過L’Oreal旗下The Body Shop訂單，金額更涉及數百萬元，故決定以後不再接這些商家的訂單，除非品牌出來道歉。
盼港人「不要小看自己」
何韻詩其後在Facebook向他致謝，讚揚他有骨氣。傑斯表示：私下有回應何韻詩，稱自己只是做了一個香港人應該做的事。「我是希望告訴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每一個人自己如果覺得是對的事，你也做一些，我也做一些，加起來那件事就可能很大。」
被問到是否有壓力？傑斯說：自己做事之前有衡量過，但認為這個壓力是自己能夠承受的。他指：雖然少了一些生意，但認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比營業額的價值更重要。
企業向中共低頭得不償失
對於有很多國際品牌認為要去大陸發展，就要向中共叩頭，傑斯認為得不償失。今次Lancôme股價大跌，也是買了一個教訓。「它應該要承受它自己帶來的這個災難。」
傑斯還指：事實上，有很多國際知名品牌，在大陸發展都深受苦楚。比如LV品牌20多年前就在上海開旗艦店，但結果虧損巨大。一方面因為中國稅務高，產品價格較高；另外也面臨假貨的問題，以及大陸顧客的心理也不願意在國內消費。故認為Lancôme無需為了中國市場，做這些醜陋的事情，釀成今次「公關災難」，也違背了法國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核心價值。
呼籲杯葛紅色資金
另外，傑斯還提出：Lancôme風波不應該只針對Lancôme，而是要看清挑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中共《環球時報》，「它在黨裡面代表著一個極左的勢力。」
對於Lancôme引發的何韻詩風暴，時事評論員陶傑日前撰文表示：這是社交網路公關災難經典課，以後有機會列入哈佛工商管理學課本。
他表示：此事發生在中共外長在加拿大斥罵加拿大記者之後，對市場有恐懼中國的心理作用。
Lancôme固然恐懼冒犯中國市場，但也不應輕視網路世界的連結效應，可以令事件迅速升級。
網台主持人、時事評論員吳雪兒認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尤其江澤民時期大唱「悶聲大發財」的氛圍下，社會道德大下滑。走到今天，社會矛盾激化，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困局，中共體制已經在崩潰中，人們應從中共的魔咒中清醒。唯有回歸傳統智慧，順天而行，以道德為基準，才是社會繁榮、世代昌盛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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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1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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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高鐵工程為何走不出國門？


頗耐人尋味的是，中國這一所謂獨佔鰲頭、領先世界的鐵路技術在巨大的海外市場中，卻謀不到立足之地。
【⊙顏丹】
在不少中國人看來，他們所了解到的有關「made in China」的高鐵訊息與中國媒體所報導的毫無兩樣，比如「在不到十年裡，中國已經修建了世界上最龐大的高鐵網路」，「到2015年截止，中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達到1.9萬公里，居世界第一」。
然而，頗耐人尋味的是，中國這一所謂獨佔鰲頭、領先世界的鐵路技術在巨大的海外市場中，卻謀不到立足之地。不是被叫停，就是一度中斷，甚至還傳來「爛尾」的消息。總之，那些牢牢掌握著高鐵技術、材料和資金的國企、央企在尋求合作的過程中，可謂是屢屢碰壁、受挫不小。
最近一次遭到的打擊來自美國。一家名為「XpressWest」的私營公司原打算跟中國合作，在美國境內修建一條連接拉斯維加斯和洛杉磯的高速鐵路。 然而，協商了不到9個月之後，該公司就公開表示，要終止合作，理由是「中方行動遲緩，以及中方公司難以獲得推進建設所需的權限」。這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湯尼・馬內爾在聲明中說，最大的挑戰是「美國政府要求高速列車必須在美國製造，以確保得到聯邦政府監管機構的批准」。可見，「美國製造」是此次中方難以跨越的門檻。此外，中方涉百億美元不良貸款的現狀也讓美國上至政府、下至合作公司，對其融資能力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一個是高標準、一個是高投入，僅這兩個條件就點中了中共統治下這些央企的死穴。沒錢又沒貨，只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瞎唬弄，又怎麼可能做成這種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正經買賣？因此，翻開舊帳，我們不難發現，除了今時今日的美國，去年年初，墨西哥政府也曾有過「中止與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的經歷。雖說是 「中止」，但繼續開工似乎遙遙無期，因為墨西哥政府已於一個月前宣布，要賠償中國企業2千萬比索（約107萬美元）。也就是說，墨西哥寧可賠錢給中國，也不願在這個「賠本賺吆喝」的高鐵工程上，繼續跟中方藕斷絲連。
道理很簡單，高投入意味著期待高收益，賠本的買賣誰也不想做。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國家，政府絕不敢肆意揮霍納稅人的血汗錢。一般來說，類似高鐵工程的基礎設施工程大多是為了迎合老百姓的需求。如果納稅人普遍認為，這種「made in China」的火車既不方便、又不節省交通成本，甚至還有可能涉及安全問題，那政府又怎敢大筆一揮、隨便在修建合約上簽字呢？
委內瑞拉政府的決策就是極佳的反面教材。據海外媒體報導，「約十年前，時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構思興建了蒂納科—阿納科鐵路」，「當時查韋斯請求中共提供資金及技術援助，雙方簽訂價值75億美元的鐵路合約，由中國中鐵領頭的國企財團負責興建」，但工程「竣工時間已超時4年，而且進程緩慢」。直到2015年1月，當地生產建築材料的工廠被洗劫一空，最後一批中方人員被發現早已撤離，這項鐵路工程才不得不以「爛尾」的結局宣告失敗。
與委內瑞拉不同的是，曾與中方簽訂了合約、但難以為繼的泰國卻無法接受「爛尾」的厄運。據媒體報導，2014年底，「中斷一年的『稻米換高鐵』重新啟動」。從字面理解不難看出，中國在泰國興建的高鐵項目曾一度中斷了一年，且伴隨著該項目後續合約的簽訂，與農業有關的《中泰農產品貿易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約事宜也得同時進行。可見，即便同意繼續，泰國對中國的高鐵也仍然是信心不足、充滿猶疑的，甚至是有所否定的；理由就在於，原計畫要打造的「高鐵」已變更為「設計時速為160~180公里的普通鐵路」。也就是說，在泰國繼續的工程根本就不是什麼「高鐵」，而只是一般的鐵道及列車。
從上述這些無一成功的合作中，我們似乎很容易察覺，中國高鐵四處碰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一方面，品質達不到人家監管部門擬定的相關標準；另一方面，貴得離譜，致使自負盈虧的私營公司不敢冒險接單，而如果交給政府來操作，則更會因為忌憚民眾的反應而「前怕狼、後怕虎」。要知道，民意即市場，老百姓若消費不起，就沒人敢「任性」。如此，中國高鐵走不出國門的原因，或許還得從自身找起。
若反觀中國，問題也就一目了然了。高鐵從開始興建到投入使用，再到投入市場、計算收益，這一最終需要老百姓來消費的工程，由始至終似乎從未爭取過民意。在底層人口基數龐大、農民工佔流動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動輒近千元人民幣、幾乎能趕上飛機票的高鐵票價，不知又是為誰量身訂製的？
因此，每到年關「春運」高峰時，中國的火車上所呈現的奇景是：一邊是綠皮車上、快要被擠爆的車廂，一邊是高鐵車廂裡人煙罕至的景象。對此強烈的對比，我們不禁要問，這就是中國高鐵的成功嗎？如此「世界第一」，又怎麼好意思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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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3日 星期一

從「階級敵人」到「敵對勢力」


為了維護與鞏固這種恐怖統治，首先依靠的是暴力鎮壓，同時必不可少謊言欺騙。
共產極權專制的本質就是典型的國家恐怖主義。為了維護與鞏固這種恐怖統治，首先依靠的是暴力鎮壓，同時必不可少謊言欺騙。二者是支撐共產極權專制的兩大支柱，相輔相成。
「階級敵人」是最大的謊言
在專制當局諸多謊言中，所謂「階級鬥爭」和「階級敵人」是他們最愛用的大謊言。馬克思用偷換概念的手法，刻意把「勞動」狹隘地定義為體力勞動。於是「勞動者」、「工人階級」便只限於體力勞動者。而管理者、經營者、甚至科技工作者和文學藝術工作者，這些對創造社會財富有巨大貢獻的群體，都被馬克思劃入「剝削階級」、「資產階級」一族。所謂的「階級鬥爭」、「階級敵人」完全是以馬克思偏狹謬誤的見解為基礎而泡製出的一種謬論，藉以煽起社會族群間的仇視與爭鬥。
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更將任何不贊同它一黨獨裁、進行極權專制的人群通通定為「階級敵人」，但鬥來鬥去最後連它們的副黨魁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未能倖免。這場鬧劇，實在「演」不下去了，才在毛澤東死後而羞答答地收場，暫停了所謂的「階級鬥爭」，而代之以「改革開放」。可是隨著權貴資本的惡性膨脹，紅色權貴與各級官員貪得無厭的掠奪，使當局製造的「太平盛世」景象也越來越難以欺世騙人。隨著官民矛盾愈演愈烈，統治危機日益加深，當局已疲於奔命，窮於應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終於又想到了多年前騙人的「法寶」──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為綱」論的翻版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共當局挖空心思地搞了個「國家安全教育日」，雖名為「國家」，實則是假所謂國家安全之名，為中共政權自身「維穩」、實施鎮壓，找尋「合法」的藉口。一向扮演反民主急先鋒角色的《環球時報》更借此大作文章，發表了共軍少將楊毅的一篇評論，公然把當年大搞階級鬥爭的那些歪理邪說又改頭換面地搬了出來，只是不再叫「階級鬥爭」或「階級敵人」而改稱為「敵對勢力」。當局自己也清楚，今日如果再提什麼「剝削階級」，那麼中共官員就是最大的剝削與掠奪者；故而只好把一切不認同共產極權專制的人稱為「敵對勢力」。按照《環球時報》上這位共軍少將的說法，「各種敵對勢力並不願意看到我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順利推進，必然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這裡所謂的「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順利推進」，就是要維護中共一黨極權專制的別名而已。這完全是毛年代那個早已破產、臭不可聞的「階級鬥爭為綱」爛調的翻版，只是換了一個用詞，把「階級敵人」改成「敵對勢力」。在這位共軍楊少將的眼中，正如毛時代處處存在著「階級鬥爭」、遍地都有「反革命」份子一樣，這「敵對勢力」也是無處不在。
首先他認為「境外敵對勢力派遣大批間諜，以經商、旅遊、學術交流、非政府組織、基金會援助項目等為名滲透到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用各種手段腐蝕拉攏黨、政、軍官員，發展間諜、尋找代理人」。其實國際間存在間諜活動，本是「古已有之」的事，中共在這方面更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它在竊取別國（特別是美國）的經濟、科技、軍事情報，策反、收買相關人員方面，不僅從不「手軟」，且卓有「成效」。更有不少共諜已在美國落網。中共還以諸如「孔子學院」之類的名義滲透他國。楊少將此番高論只不過表明，他是只許中共「放火」、不許別人「點燈」而已。
接著這位共軍少將更加危言聳聽地宣稱：「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也是異常激烈的，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善良的人們往往容易放鬆警惕。冷戰結束後，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國人對意識形態的觀念逐漸淡化。但是，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不但沒有淡化，反而在強化『攻勢』。他們以推廣經過包裝的西方『普世價值』為名，企圖挖空、否定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所謂的「國人對意識形態的觀念逐漸淡化」其實豈止淡化，而是根本不相信當局用以愚民、騙人的那一套所謂的「核心價值觀」。因為當局說一套、做一套，高喊社會主義，奉行的卻是權貴資本主義；滿口「為人民服務」實行的則是化公肥私，大肆貪腐搜刮，上至中央常委，下至芝麻小官，只要有權，無官不貪，賄賂公行。一個小官都可動輒貪污上億，高官更是天文數字，還要存入外國銀行。民眾要他們公佈財產，他們就定人家為「尋釁滋事」抓捕判刑。這樣的「價值觀」如何能取信於民？
製造敵人與「依賴」敵人
獨裁專制政權，為了自身既得利益，一貫的作派就是絕不「下詔罪己」，只知諉過於人。中國大陸因為各級政府官員以權謀私，嚴重侵犯、損害民眾利益，從而導至官民矛盾衝突不斷加劇。在一黨集權統治下，由於權力無制衡，全國各地因官商勾結、濫權枉法、坑害民眾的事件多如牛毛，經常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事件。官方則罔顧民眾利益，一概以暴力鎮壓，不惜釀成流血衝突。面對此種現實，這位共軍少將，則完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將正義的輿論也歸為「敵對勢力」；說某些人以「為民請命的面貌出現，企圖達到煽動社會動亂的目的」；更說「他們利用各種社交網站，通過微博、微信傳播謠言、虛假信息，通過一些語言生動的『段子』，編造令人難辨真偽的信息，在虛擬空間上廣泛、快速傳播」。這樣的「上綱上線」，棍帽齊飛的伎倆，與當年以「階級鬥爭為綱」製造「敵人」，誣對方為「蔣匪、美帝的走狗」的手法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專制政權不但需要不斷「搜索」、「製造」出「敵人」，來證明他們統治民眾的「合理」性，同時還要不斷「依賴」他們製造出的敵人來證明他們進行極權專制的「必要」性。單是國內的「敵人」還不夠，更要樹起美國、日本、歐盟、澳大利亞、菲律賓、越南等諸多外敵，以此證明如果沒有它這個「強大」的專制政府，中國民眾明天就要當「亡國奴」了。所以無論官員、奸商強徵你的地、強拆你的房、強覇你的妻女、毒食品、地溝油、殺人疫苗……怎樣坑害你，你都得默默忍受，「政府虐我千萬遍，我待政府如初戀」，癡心不改地去繼續做「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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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號 爭鳴總464期（大陸）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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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妄議中央」之荒誕


一，理論的短板
中共的紀律處分條例第四十六條第二款把「妄議中央」作為撤銷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的違規之例給了人們很多啟示：中央是絕對正確的。因為這一條並未指明可以在什麼條件下議中央，什麼條件下是「妄議」，鐵板釘釘地就是不能議。
且不說流行了幾十年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早已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裡遭到了否定。《馬克思傳》的作者弗‧梅林講過《資本論》：「正像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一樣，他的這部著作也不是包含著一成不變的最後真理的聖經；但它卻是啟發進一步思考促進進一步研究和為真理而鬥爭的不竭的源泉。」（《馬克思傳》樊集譯本P482）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在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中早就坦陳馬克思的學說可以批評，但他說「為此需要一個更進步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P21）言下之意，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也受著歷史的局限，他表述的不是終極的不可移易的真理。馬克思主義的際遇尚且如此，我們今日的「黨中央」卻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獨享這「絕對正確」，在理論上是說不過去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哲學》九，「道德和法‧永恆真理」中說：如果有人要追求這個永恆真理、絕對正確的真理，得到「除非是一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一般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大都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侖死於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如此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98）但他還說即或是物理學上著名的波義耳定律：「根據這一定律，在溫度不變的情況下，氣體的體積和它所受的壓力成反比」。但雷尼奧卻發現「這一定律不適合於某些情況」，「特別是對於可以因壓力而液化的氣體。當壓力接近液化開始那一點時，波義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義耳定律只在一定範圍內才是正確的。」（同上書P100） 要規定今日的「黨中央」作出的決定是絕對正確的不可議的真理，除了顯出夜郎自大的霸氣而外，還表明今日「黨中央」理論素養上的短板。置於辯證唯物主義（按：恩格斯：「真理和謬誤，正如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的邏輯範疇一樣，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意義。」（同上書P99））和歷史唯物主義之中，就純屬茶餘酒後的笑談了。
二，歷史的尷尬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口號、主張、主義的提出、實踐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階段──從蘇聯的轟轟烈烈到訇然解體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共產黨、工人黨提出這樣那樣的主張從來就不是顛撲不破的不能「妄議」的，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為此在給白拉克（德國社會民主黨愛森納赫派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的信中說：「我的義務也不容許我即使只用外交方式的沉默方法來承認一個我認為極其糟糕的會使黨墮落的綱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P37）
就中國共產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主導思想的發展歷程也可見出，正是議或曰「妄議」中央的結果。如：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陳獨秀（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所通過的決議的批評與抵制；對一九三一年起王明、博古（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所執行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抵制與批判（到遵義會議始告終結）等等。但毛澤東當權後卻對這種「妄議」下了封殺令。這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彭德懷親眼目睹了大躍進、浮誇風給整個神州大地帶來的災難，給毛澤東呈上了一封為民請命的信件，卻被指為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在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並加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之罪名予以批判打殺之，致使中國在錯誤的路上一滑再跌，餓殍達三千七百多萬。
歷史的教訓若不能引起注意，那災難多是不言而喻的。
三，現實的無奈
毋庸置疑，也不須否認，習李王執政幾年來也取得了一些被老百姓認可的實績，最為耀眼的當數打「虎」一招──一百多位省部級高官落馬，也讓逃往海外的「狐」被抓回了不少，同時撲滅了一些嗡嗡叫的「蠅」們。但「每一個共產黨國家，每一個共產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的歷史，都有其本身所特有的地域和地區的特色。追溯起來，他們都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所締造的模式有關聯。這種關聯像是共產主義遺傳密碼，決定了各國共產黨的性質。」（柯爾多瓦：《共產主義黑皮書》，轉引自《共產主義實錄》） 習近平也顯然受這個「遺傳密碼」所支配，用《共產主義實錄》（美，Richard Pipes著）中的話說，「一黨專政，由黨領導一切，支配一切」，「這個一黨專政，不受任何黨外機構的約束」，「蔑視人權，所有那一類政權都堅持黨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黨永遠是正確的，黨權力高於一切，無遠弗屆」。就中國目前內政外交上所處困境而言，正是這永遠正確的一黨專政的結果。如南海問題、中日問題、中美間不斷摩擦等等，在諸多國際大問題上中國的話語權的喪失；內部的民族問題（自焚與不斷的暴力），醫藥與醫患問題（山東毒疫苗與魏則西醫案），風行的電訊詐騙案，校園暴力與校園兇殺（包括學生殺老師），打殺拘捕維權律師及異見人士，及每年一二十萬起群體鬧事事件，等等。「在現代世界，與非民主體制相比，民主體制往往更不易於引發民間暴力，在對它們的公民使用暴力方面，民主政府要比威權政府少得多。民主國家還為體制內表達反對和不同意見提供得到認可的渠道，政府和反對派都很少有動力針對對方使用暴力。」（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P22-23）又如，以大國大黨的偏狹對待香港與歪釋基本法，導致香港與大陸的矛盾風波，也負面影響到台灣。這正如維吉尼亞‧吳爾夫所言，「為澆一叢玫瑰而把半個屋子噴濕，既無益，又愚蠢。」（《西方名著入門》（四）P6）以上的若干問題都不是一個黨，一個黨的一個人的能力所能解決的。那就應該聽聽「妄議」──如果我們把「妄」釋為「大膽」的話（其實「妄想」就是幻想、空想、大膽地想），就更不應該阻斷黨內大膽評議中央的決議，更不應該阻斷億萬人民包括諸多知識分子大膽地議論中央的決策。群策群智，也許就能解國內外諸多難題，使國家走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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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號 爭鳴總464期（大陸）楊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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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文化無根使中國科學界萎縮


學者認為，現代中國人切斷了與傳統文化的聯繫，是造成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萎縮和無序的真正根源。（Fotolia）
【記者田文凈／報導】
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的國家，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著名的大科學家，然而自中共統治以來，除了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之外，沒有出現過聞名於世的科學巨匠。有中國學者撰文認為，現代中國人切斷了與傳統文化的聯繫，是造成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萎縮和無序的真正根源。
中國近幾十年為何鮮見科學巨匠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章啟群，日前發表〈中國大科學家的童年啟蒙，這些書是文化基因〉一文提到，據科學史研究者的研究和統計，現代世界上一般建國後35周年左右，就會有自己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不要說歐洲、美國等發達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國都是如此。中共建政至今已經66年，但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本土中國人只有屠呦呦一人。這樣來看，中國科學研究尤其是科學家的創造性仍然存在很大的問題，而且是深層次的問題。
文章認為，屠呦呦對於青蒿素的認識和發現源於中醫典籍《肘後備急方》的啟示和靈感，而且她在獲獎儀式上的演講中也多次提到中醫藥對於人類的貢獻。明顯看出，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屠呦呦的科學貢獻具有直接關係。
同時他還列舉了另一名諾貝爾獎得主、1926年出生的李政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李政道表示，他研讀屈原的名篇《天問》，發現這是大詩人用詩的形式寫就的宇宙學論文，屈原在2500年前就在詩中巧妙運用了幾何學和物理學的對稱性原理，提出了地球是圓的，可能是個東西、南北不一樣長的扁橢圓球體。
文章提出，李政道等人的教育過程，基本上是那一代中國科學家的共同經歷，他們的啟蒙教育幾乎都是讀「四書五經」，然後接受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教育。而那一輩人所達到的科學高峰，至今還令現在的中國科學家們景仰。
尖端和前沿常需要幾代人的沉澱
文章認為，在科學創造的尖端和前沿，一個科學家的狀態，與世界奧林匹克體育競技中的運動員的狀態是相似的；但在人人都達到自身的巔峰後，超越出所有人的那種高度、能力是置根於一個人生命之中的。
文章認為，如果優秀運動員的產生來自其遺傳基因，那麼傑出的科學家也必須具有來自母體——民族文化的遺傳基因；中國科學家，必須在自己母體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才能夠達到科學創造的巔峰狀態。這就是為什麼讀「四書五經」的中國孩子，後來能夠在科學上達到如此卓越成就的原因。
「無根」文化成了無源之水
而面對中國當前出現的科學、藝術、文化萎縮、無序的危機，必須回到文化基因的層面來進行深刻地反思。文章說，文化基因的遺失主要是由人們對傳統文化主要文本的陌生化造成的，也就是說，一代新的讀書人與傳統文化「書面文本」在整體上的隔膜和斷裂，是造成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萎縮和無序的真正根源。
文化基因不僅與原發性創造力、藝術想像力相關，還與價值觀相關。如果一個科學家把科學研究當作謀取名利的手段，沒有對於科學獻身的精神，沒有執著追求科學的激情，也不可能成就為偉大的科學家。這些價值觀層面的東西，也是根源於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國進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對傳統文化採取了一種過激的批判態度。同時，中國科學研究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蛻化，這種學術、文化、藝術的整體性倒退，與中國社會在經濟、道德、觀念上目前出現的混亂、無序狀況，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是一個社會由於遺失文化基因的「無根文化」所滋生的種種表面現象。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從「根」源上進行，把我們的文化之根與創造之果連接起來。
因此，他認為，中國教育必須有大戰略，必須從根本體制上進行改革、建構，必須從制度上切切實實落實傳統文化教育，回復中華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才可能有人才輩出的輝煌景象，民族復興才能夠真正實現。
來源轉自：
【2016年06月13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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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央的農村政策毫無創新


土地姓黨？
習近平沒有說中國的土地姓黨，毛澤東也沒有說天下的土地都歸中共，但現實的狀態，中國人民是沒有私有土地的，土地要麼屬於國家，要麼屬於所謂的集體，這個集體法律上說是農民或單位集體，但事實上，集體是由黨的支部書記掌握決策權與決定權，所以，集體也是黨領導下的集體。
中共在戰爭年代，給當時的農民承諾是耕者有其田，要通過國家暴力奪取地主與富農的土地，無償分給農民。現在看來，這僅是中共的一句口號或權謀，打土豪的結果，是使中共有了政治與軍事經費補給，而分田地，則使中共在戰時獲得了無數農民的支持，所以蘇聯傳授給中國的農村政策，是中共奪取天下的致勝法寶。
中共建政之後，一度真的將土地分給了農民，這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土地政策，但幾年的時間，中共一聲令下，就開始政治動員，讓農民將自己土地奉獻給公社集體，中國社會直接由新民主主義時期「進步」到社會主義時代，這一過程中，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直接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
有一句話說，自由民主不能當飯吃，但沒有自由與民主，農民無法擁有自己的土地，也無法自由作主自由耕種自由貿易與遷徙。而這正是造成大饑荒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根由。
三千多萬人的死亡，換來一個政策，就是農民不再吃公社或大隊、生產隊的大食堂了，還是各家燒各家的飯，但土地，並沒有回到農民手中，連承包土地都沒有可能，這一政策將農民變成了國家自耕奴，農民既不能自由流動進入城市，又不能自由流動經商，只有被拴在土地上，為國家作貢獻（交公糧與賣餘糧）。
文革結束後，中共改變了土地政策了沒有？只有半步改革，就是將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民，既然土地屬於農民集體，那麼農民為什麼只有自己承包自己土地的權利，而沒有土地私分入戶的權利呢？因為中共要保留自己對土地的最終分配權或決定權，土地是中共手上最大的一張王牌，毛時代的土地是拴住農民，鄧時代以後，一地兩吃，可耕種的土地，用於國家糧食安全保障，可開發的土地，用於餵養地方政府與國家稅收。
毛澤東在戰時將支部安在連隊上，而在和平年代將支部安在村莊裡，這種政制使中共對國民的控制遠遠超過西方殖民地統治，因為殖民地統治多基於經濟利益考量，給被殖民者一定的生產生活自由空間，但毛時代完全剝奪了中國農民的生產生活自由權。毛之後的農村改革，也只是在有限的空間裡，恢復了農民生產生活常態。
什麼叫尊重常識與恢復常態？將農民土地收歸公社所有或集體所有，農民們只允許集體勞作，這是反小農經濟常態的，而當小崗村民們分田到戶，農民們很快就衣食富足，這就是尊重常識帶來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看起來是小崗村民的一項冒險創新，其實，只是部分恢復了農村常態。我們可以說，這一改變並不是中共刻意而為之，更不是總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改革，而是小崗村農民用生命冒險出來的政治成果。
大陸媒體報道說，四月二十五日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係。要抓緊落實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真正讓農民吃上「定心丸」。
中共打倒了一切地主，最終使自己成為唯一地主，習近平的講話透露一個信息就是，土地永遠姓黨，黨國要把土地承包給農民。
習中央農村政策沒有任何創新
如果將土地劃歸私人所有，那麼，也不能算創新，只是將土地權還權於農民，土地就不再是中共手上的一張王牌，而是農民手上的一張支票，這張支票農民可以用於兌現，也可以用於自己長遠發展，有人說如果農民將土地兌現了，失地農民一多就成為流民，國家將不穩定。事實如此嗎？看其它國家或台灣地區，私地農民出賣了土地後，影響了社會穩定嗎？國家出台對農民的生活底線保障，即可維繫農村的穩定；其次，現在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事實上處於失地狀態，土地本屬於農民的這張支票，被控制在村支書手中，農民永遠只能望梅止渴，可望不可及，農民土地與房產只有被強徵強拆的份。
習中央沒有提土地私有化，也沒有提農村組建農會。這樣，農民不僅沒有土地的市場自由權，也沒有政治權，即農民的自組織權。農民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處於被黨國奴役狀態。
農民怎樣才能有政治自由權？成立農會是關鍵，當年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核心內容是什麼？一是組織起來，二是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利歸農會。中共二大提出：我們黨在變革民生、民權的革命運動中，依託根據地，在農村進行「一切權力歸農會」、「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幫助群眾具體解決耕牛、種子、糧食、看病、上學等實際困難，使倍受壓迫和剝削的苦難農民分得土地，獲得新生，做了主人。
共產黨當年提出農民組織起來，是要制約宗法社會的土豪劣紳剝削壓迫農民，中共無意於建立法治社會或妥協改良方式（如台灣的土地政策），而是通過血腥暴力方式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至今記得老歌唱家王昆，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演唱的《農友歌》：霹靂一聲哪震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紳哪／往日窮人矮三寸哪／如今是頂天立地的人哪／天下的農友要啊翻身啊／自己當家作主人哪／一切權力歸農會啊／共產黨是我們引路的人啊。
五十年代被中國土改法規定農會或農民代表大會是土改合法機關，一九五○年七月，政務院通過並公佈了《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一九五四年春，經過普選，建立鄉人民代表大會，鄉農民協會組織為鄉人民代表大會所替代，鄉以下的農會組織也由村政權所取代。而到了文革之前，有了貧下中農協會，農村「一切權利歸貧協」、「貧下中農是最高法院」，政客們一直在利用農民的暴力運動。
這次小崗會議習近平強調，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的傳統，這個傳統不能丟。
習近平的講話中，已不再出現農會或農民代表大會這樣的概念了，農民自己只有承包土地與耕作權，沒有任何政治權利。
農會在十九世紀就已出現在歐洲，對農民之間的協作與交流、權益維護作用巨大，大清政府也宣佈過允許農民組建農會，日據台灣時期，農會也有獨立的發展空間，儘管後來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當然，前述這些國家、地區的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而當代中國農民，既無自己的自組織、自代表，更無自有的耕地。
中共政權還有習近平、李克強都是農民與土地養育出來的，他們主導的這一屆政府什麼時候能拿出誠意與感恩之心來對待農民，還土地權與自組織權、自代表權於農民？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美國）吳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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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動向總3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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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一台一港一帶一路


「Belt And Road（皮帶與道路）」叫「一（條）帶一（條）路」，梁共江派真正文化低落到這地步，還厚顏無恥污染香港。
中國黨媒製造政治名詞，在全球應該是首屈一指，以爭奪話語權。其中的「一個中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更是台海之間最被頻繁使用的。至於中港台關係，一般使用「兩岸三地」，但是從目前人大委員長、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訪問香港的情況來看，雖然對港獨多所指責，但是還沒有到「一中一港」的程度；沒有出現在言語上的，卻有「一台一港」之隱憂。
張德江來港抵銷蔡英文就職
張德江訪問香港的日期是五月十七日抵達香港，五月十九日離開。名義上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但是這個活動也是中共把持的，包括定下的時間，而且是排斥台灣的。五月二十日是蔡英文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就職大典的日子，在十九日離開，是因為二十日這一天，政治局常委要聚在一起看蔡英文的就職大典，以便隨時作出應對。
十七日到十九日期間，香港媒體聚焦張德江訪港，離開後還要「繞樑三日」，就可以沖淡蔡英文就職對香港的影響與衝擊，因為中共非常擔心「一中一台」的威力。即使蔡英文沒有宣佈「台獨」，台灣的民主影響力對香港已經非同小可，獨立主要只是在部分年輕人中有市場，民主訴求則是遍佈各個階層。
為了抵消這個影響，張德江主要採取分化的辦法：一是分化港獨與本土，二是分化泛民與本土。這樣就讓「反對派」四分五裂。為此就多番抨擊港獨搞亂香港，要由香港人埋單，還要特區政府及司法機關人員，決不能姑息縱容違法行為。更透過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在北京放話說，現時港獨沒有實力，但即使港獨具備實力亦「容易處理」，因為中央「要法律有法律，要槍有槍，要炮有炮」，為張德江的批判增添火力。
由於本土思潮席捲香港，張德江假裝認同，認為這是正常的「鄉土情懷」，正面肯定「香港同胞對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珍視」而應該受到尊重。他甚至讚賞香港本土文化，包括港產電影及粵語文化，指香港在影視、音樂等方面有優勢及影響力。
但是對照中共在香港推銷簡體字，抵制電影《十年》，在廣東企圖逐步消滅粵語，張德江這些言論難道不是欺騙嗎？如果尊重香港人的價值理念，那麼作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香港核心價值，怎麼屢遭中聯辦與特區政府的破壞，北京怎麼不出聲？習近平不還公然宣揚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權合作，那是香港的價值理念，還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價值觀？
分化港獨本土泛民之間關係
如果認同本土價值，那就應該贊同香港本土派所主張的「減少源頭」，減少來香港「摻沙子」的中國人，要由香港來審批可以移居香港的中國內地人。可見，本土派的核心價值被張德江抽離，而且要達到孤立本土派最激進的港獨的目的。
在對待泛民方面也是如此。他們部分人被邀出席宴會，讓他們在張德江面前批評特首梁振英，一吐烏氣，然後要求北京撤換梁振英。這樣似乎就體現了北京的「大度」，但是張德江在其他場合大撐梁振英，「香港眾志」的黃之鋒認為這是一種倒退：香港人爭取的是民主，要通過普選選出自己的特首，要求北京撤換特首，不就是人治嗎？那還要普選幹嘛？而且這不是認同北京可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嗎？
所以張德江雖然說可以重新啟動政治改革，但是前年北京提出的「八三一」方案不能改動。「八三一」方案已經被立法會否決，也是泛民主導的，難道泛民要推翻被自己否決的方案？可見北京在這個議題上繼續玩弄泛民。
這是中共慣用的「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統戰伎倆。要救香港，或者台灣本土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結合，可作為一個楷模。北京怎麼會不擔心出現「一台一港」民主模式對中國的深遠影響？
張德江來香港的另一個任務就是宣傳「一帶一路」，把香港拖下水。之所以要這樣做，主要兩個原因：一個是中國的擴張行徑已經使其他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警覺，因此對此冷淡；一是中國經濟下行，資金外逃，捉襟見肘，因此讓香港出面與承擔。
眾所周知，「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為了實現他的中國夢採取的經濟手段。然而急功近利，引發其他國家的焦慮而滯銷。中國最重要的就是為其他國家發展高鐵，甚至不惜發放假消息，以吸引其他國家爭相效尤，例如製造在泰國建造高鐵的假消息。泰國非常懼中與親中，面對這些謠言也不願分辨，然而至今，泰國高鐵並未動工。
擴張行徑導致「一帶一路」滯銷

梁振英深知北京的難處，所以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以配合中國推行「一帶一路」為主軸，貽人笑柄。
印尼的高鐵是中國去年以半年工夫搶下日本八年來的努力，事先未做勘察，以致被懷疑有不肖官員將日本圖紙獻給中國。而印尼願意給中國，乃是中國的資金不需印尼政府做還債的擔保。亦即如果印尼公司無力償還債務，這個高鐵等於中國白送給印尼。印尼也很大方讓中國經營五十年，因此如果經營虧損，也由中國方面負擔。根據中國專家的評估，雅加達、萬隆之間的高鐵，與北京、天津之間的高鐵不可同日而語，因為萬隆只是旅遊勝地，不如天津是中央直轄市，與北京政經關係緊密而來往頻繁。
中國為「一帶一路」而設的亞投行開始非常風光，除了美國、日本抵制，歐洲大國都參與，中國更是大股東得以指揮一切，但令外資卻步，那不是把錢交給中國來消化中國的剩餘產品嗎？尤其因為中國經濟下行成為「新常態」，人民幣貶值壓力很大，貶值促使資金大量外逃，何況還有反貪的因素。加上習近平為實現中國夢對外大量撒錢，因此在江澤民、胡錦濤兩代積累的近四兆美元外匯儲備被習近平在去年一年花掉一兆。這樣花下去將使中國大陸金融崩盤，因此更必須借助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來籌措資金。
到了現在，北京自認的「一帶一路」到今年五月初才簽署第一個項目，那是一條位於巴基斯坦境內、連接旁遮普省的紹爾果德與哈內瓦爾的六十四公里長高速公路項目。奇怪的是，亞投行不是獨力提供融資，而是與亞洲開發銀行聯合融資，簽署旨在增強兩家機構合作關係的諒解備忘錄，在中亞的開發項目也將與其他機構聯合融資，這些都意味著北京已經無意無力承擔風險。
梁振英深知北京的難處，所以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以配合中國推行「一帶一路」為主軸，無視香港自身的經濟發展。
北京把金融風險轉嫁香港
張德江在香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在約半小時的演講中，聲稱這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以經濟手段打造中華帝國朝貢體系而不是武力，當然有利和平，但這不能解決南海、東海的爭議。
張德江還提到，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在國家戰略大局中的作用，支持香港鞏固和開發優勢，而香港也要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國家發展戰略。他說中央將在四方面支持香港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包括打造綜合服務平台、深化與內地合作等。綜合服務與內地合作云云，自然包括金融服務與金融合作，把中國應該承擔的風險轉移到香港來。目前全球金融風雲瞬息萬變，體制不好的發展中國家一旦出現危機，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或會成為北京殺雞取卵的犧牲品，斷送香港最後的剩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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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號 爭鳴總464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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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2日 星期日

否定毛文革，阻止習文革

文革是劫數，毛是災星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此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的標誌。此後，中國便斯文掃地，「天下大亂」：拆廟宇，掘古墓，毀文物，燒書籍；層出不窮的語言暴力：「打倒」、「砸爛」、「火燒」、「油炸」、「批倒批臭」、「滾他媽的蛋」……；鄰居告鄰居，同事鬥同事，子女罵父母，學生打老師，出身好的人欺凌出身不好的人，「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毛澤東語）；五花八門的人格侮辱和肉體折磨：戴高帽子，掛大牌子，站缺腿桌子，向毛像下跪請罪，剪陰陽頭，塗二花臉，「坐噴氣式」（吳法憲、紀登奎都曾被饒有興致的毛要求表演「噴氣式」，毛看過之後哈哈大笑，樂不可支），皮帶抽打，拳打腳踢，遊街示眾……；私刑泛濫，抄家成風，很多地方發生了針對「黑五類」及其子女的公開搶劫、輪姦以至大規模屠殺事件，有的地方甚至發生了活取心肝、分而食之的人倫慘劇；「一月風暴」，「二月逆流」，「全面內戰」，「七‧二○事件」，「三支兩軍」，「上山下鄉」，「清查五‧一六」，「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整個國家每天都在上演亂七八糟的政治醜劇。
文革的可怕景觀有兩個方面，一面是人與人之間血腥的敵意，切齒的仇恨，另一面則是亂臣賊子、奸佞之徒和芸芸眾生對「偉大領袖」無恥的阿諛，狂熱的崇拜。此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什麼「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什麼「四個偉大」，「萬歲！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什麼「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什麼「紅寶書」，「紅像章」，「紅海洋」，「語錄歌」，「忠字舞」；……在那失去理性的歲月裡，偌大中國，烏煙瘴氣，幾乎全民皆瘋。
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智慧民族竟然墮落到如此愚昧、野蠻的地步，確實不可思議，令人感慨萬千。正如「大躍進」活活餓死三千多萬人令中國歷史上的一切饑荒都相形見絀，在無法無天的文革暴行面前，什麼「長毛」，義和團，什麼「日本鬼子」，「國民黨反動派」，近代史上最粗野、最暴烈的那些個事件，也都是小巫見大巫。常常有人批評毛的統治方式「仍在皇權時代」，這實在是太高抬毛了。毛的極權統治幾乎一無是處，他有什麼業績、有什麼資格與和平時期、正常年份的皇權時代相提並論！以「禮崩樂壞」、摧殘人性、毀滅文化的烈度而論，以和平年代餓死人、整死人的巨大規模而論，史上最糟糕的皇權時代與毛時代相比，也都望塵莫及。以此觀之，毛本人頗為自得的「史無前例」一詞，倒也並非虛言。由此可見，文革是中華民族的劫數，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災星。
否定文革是順天應時之舉
一般來說，任何一種政治統治都會形成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損者兩個對立的群體，但是，文革很特別，它陷入了你鬥我、我鬥你，你害我、我害你的罪惡循環而不可自拔。高層人人自危，底層人人受損，除了毛澤東本人及其極少數親信，文革基本上沒有什麼既得利益者。毛拉一派打一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紅衛兵，造反派，文革中曾經活躍的各種「群眾組織」、政治派別，都只不過是毛澤東或用或棄的棋子。「黑五類」、「走資派」固然分分鐘可能挨整，甚至遭受滅頂之災，副統帥其實也自身難保；王、關、戚，「西糾」、「聯動」，「五大學生領袖」，數十萬「五‧一六分子」，以及不計其數落入文革陷阱的懵懂青少年，也都是今日闖將、明日囚徒，他們的命運與下場比被他們打倒的老幹部還要慘一些。事實上，文革雖開始時轟轟烈烈，勢如破竹，不久後就人人恐懼，天怒人怨，到最後，就連不可一世的「偉大領袖」也成了孤家寡人，只能哀歎「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沒有像蘇聯、東歐一樣受到一些民眾的抵制，更未出現較長時間的停滯和衰退，就是因為文革是人人受損的「負帕累托改進」，所以只要廢棄文革、走出文革，每個階層、每個人就或多或少在政治上、經濟上有所獲益。毛澤東剛死，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就發動宮廷政變，逮捕江青、毛遠新、「四人幫」，文革隨之宣告結束。而與華密謀政變的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等人，除了葉劍英有職無權屬於靠邊站者，其他人都是在文革中得到了提升，且是毛澤東晚年頗為器重的人物。此事足以說明文革不得人心，不僅文革的受害者不可能接受文革，即使是文革的獲益者乃至飛黃騰達者，也十分樂於拋棄雖然讓他們獲益卻讓他們始終感到恐懼、完全沒有基本的政治安全感的那種政治氣氛和政治體制。人們普遍相信，死了老毛，否定了文革，即使換一個傻瓜到台上，都會比毛時代強。中共改革初期這種特有的歷史機遇，恐怕只有在將來的北朝鮮才會再次碰到。
一九七八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一九八○年起草《歷史決議》前夕，包括陳雲、胡喬木、鄧力群這些中共保守派、極左派人士在內，都曾對毛與文革嚴詞抨擊。鄧小平、胡耀邦、陳雲、葉劍英們當年之所以肯「徹底否定文革」──實際上離「徹底否定」相差十萬八千里，而中共當局一直也不曾否定（哪怕是局部否定或假裝否定）鎮反、反右、「大躍進」，個中緣由，也正是因為文革幾乎得罪了所有人，損害了所有人。而鎮反、反右、「大躍進」雖然同樣具有反人性、反文明、反法制的性質，但畢竟尚有個別社會階層從運動中受益，而中共高層的總體利益未曾從中受損。可惜，中共所謂「徹底否定」只是虛晃一槍，因為他們太自私，為了不觸及統治合法性的敏感地帶，他們把文革變成了歷史研究和理論反思的禁區。
習的文革化言行已經明顯越線
「今上」習近平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毛發動文革時，習未滿十三歲，其時習的父親習仲勳因毛欽定的「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罪名已蒙冤受屈四年之久。所以，儘管如今的習近平自以為根正苗紅，把「紅色基因」掛在嘴邊，但在文革年代，習家是第一批被紅衛兵抄家的「黑幫」家庭，習仲勳曾遭到殘酷的批鬥、虐待和關押，而小小年紀的習近平則因「黑幫」子弟身份而備受歧視，曾被康生的老婆曹軼鷗恐嚇「夠槍斃一百次」，並被送往少管所「黑幫」子弟學習班，因少管所床位不夠才逃過人生此劫。
按理說，習近平應該痛恨文革，而絕不應該肯定文革，更不可能試圖復興文革。但習近平上台三年以來，其所言所行，其「治國理政」的方式方法，卻屢屢讓人產生文革再來的不祥之感。人們發現，習近平滿口毛式話語，講改革、講法治，他總是不得要領，甚至文不對題，而一旦開起什麼「文藝座談會」、「新古田會議」來，則念念有詞，頭頭是道；從「八‧一九講話」到「二‧一九講話」，只要進入「刀把子」、「槍桿子」、「輿論陣地」、「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毛澤東思想須臾不能丟」、「媒體姓黨」的特定語境，習近平總是威風八面，殺氣騰騰。
這三年來，小的政治運動一直不斷，媒體、網絡、教師、文藝、律師、宗教、NGO已經被輪番整肅，更不必說反腐敗「打老虎」也是遠離法治路線，一直走在鬥爭政治、運動治國的毛式老套路上面。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在說毛話、行毛政之際，習近平也沒有忘記像毛澤東那樣，默許、縱容甚至慫恿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雖然迄今為止習並沒有多少可供人們崇拜的政治本錢。而對於經歷過文革慘痛的人們來說，反對個人崇拜是一條必須堅守的政治紅線，習近平明顯已經越線了。
中國仍有發生新文革的風險
由於鄧小平對毛澤東政治罪惡的曲意袒護，由於《歷史決議》維護一黨之私的政治保守性，所謂「徹底否定文革」是一個尚未完工的爛尾工程。而只要不對毛與文革加以翔實的歷史研究和透徹的理論反思，中國就永遠存在著發生新文革的風險。五十年不短，那些駭人聽聞的醜惡和苦難已經被人為遮蓋，強行忘卻；五十年也不長，當年發動文革的政治體制還在運作，當年滋生文革的社會土壤還未清除，當年激勵文革各派參與者的「理想主義」和政治輕狂，也都還以局部、片斷的方式保存在毛政權繼承者們的「根本制度」裡、「紅色基因」裡。從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到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或許，我們可以套用馬克思評論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的著名論斷：毛文革的受害者不自覺地充當了毛澤東政治遺囑執行人的角色。
《史記》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習版新文革之心理動機的古老視角。項羽、劉邦都是起兵反秦的蓋世英雄，二人年輕的時候，都曾親眼目睹秦始皇出巡的赫赫威儀，卻發出了幾乎相同的讚歎。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彼指項羽叔父項梁）劉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巧合的是，薄熙來、習近平也都參加過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初期頗為活躍，搞過武鬥，打過「派仗」；亦曾親眼目睹、親身感受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那種君臨天下、威儀如神、照耀一切、主宰一切的宏大場面。十三歲的習近平還曾借紅衛兵串聯之機，滿懷敬仰奔赴韶山緬懷毛氏聖跡。毛澤東的形象在一個知識結構褊狹、思想觀念畸形、人生屢遭不平的少年心目中打下了什麼烙印，這是正常社會裡很難想像的事情。五十年之後，當習近平終於獲得了「取而代也」的機會，他是不是也會產生「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政治憧憬？換言之，習之所謂「中國夢」，或許就是習為主角的文革夢。
當然，習近平不可能發動一場原汁原味的文化大革命。他不會批《海瑞罷官》，但他會批任志強的微博；他沒有紅衛兵，但他有「五毛」，會親自接見「自幹五」；他也沒有「紅寶書」，但他有「系列重要講話」；他不會設立專案組，但他會讓人「以自己的方式」「配合調查」；他不開批鬥會，但他會搞「電視認罪」；他不會頒佈「公安六條」，但他會制定「不許妄議」之類的「政治規矩」；他不會設立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但他會設立各種各樣的中央領導小組；他不會寫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但他也許會以某種出人意料的政治姿態忽然向李克強、或江澤民、或「團派」尋釁、發難或攤牌；……這些言行並非毛澤東當年預言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的真文革，只是改頭換面、七拼八湊的仿文革，但即使是冒牌貨，是笑料、鬧劇，是惡作劇，也仍然足以引起包括中共黨內有識之士在內的人們的警醒和戒備。中華民族或許還不至於政治上墮落到必須承受再次文革的地步。否定毛文革，阻止習文革，這是人們紀念文革五十周年最大的價值。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動向總369期 （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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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六‧一六妥協」

★中共的管理能力差絕已是聞名遐邇，其臭史勾當沒有文字記載，只用日子做記認，甚麼:5.1勞動節、5.4運動、5.16（文革）通知、6.1妥協、6.4屠城、6.10鎮壓法輪功，後改610為專責鎮壓部門、6.18、7.1大遊行、8.31人大落閘普選、92共識、9.22罷課、9.27佔領中環、xxx毛澤東放屁、xxx習呆呆講話．．．一大串日子作記錄（缺年份），到整年每天也有事怎去記？根本就是想令人去忘記追責，但中共越這樣，人們記得更緊，更詳細，更久遠！
時間過去二十七年，天安門廣場的彈痕早已被清理得不見絲毫，而中共太子黨體系對內鎮壓的衝動又見強烈，會否發生「第二次開槍」已是十分嚴肅的疑問。其實，不惟太子黨體系有系統性的鎮壓準備，團派亦是如此。胡錦濤的「憂患意識」雖然一頁掀過，但這一觀念確實是習近平「底線思維」的形成基礎。
所謂「底線思維」，說白了，就是在關鍵時刻還要開槍。胡錦濤之所以沒將拉薩鎮壓模式搬到北京，是因為溫家寶用天文級的貨幣維持了行將崩潰的經濟。二○○九年未能發生「第二次開槍」，但二○一九年能避免嗎？畢竟現在已經沒有極寬鬆貨幣政策實施的可能，畢竟中國社會的不公平會隨經濟長期衰退而更加尖銳。
「整頓流通領域」隱秘原委
二十七年前遺留下的社會問題積累至今形如利滾利。二○一三年的「六‧四事件」周年紀念前夕，網絡上流傳一個關於「二十四年前的黑色大幽默」的說法，是指一九八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下發文件，聲稱「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
（一）懲治官商勾結，
（二）嚴禁高幹家屬經商，
（三）取消中央領導特供，
（四）嚴格公車管理，
（五）禁止請客送禮，
（六）嚴控官員出國，
（七）嚴查貪賄。而今，反腐新政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某些問題，但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佈置的「作業」到今天還未見有完成的希望。反腐新政已經難以再聚人心也是不爭的事實。三年過去了，「黑色大幽默」已經是「舊話的舊話」。今日網上民意對那個「黑色大幽默」多持極端諷刺態度，或曰「他們廢紙一張，我們廢話一筐」，或曰「被禁止的都很好地執行了，需要執行的都變相地表演了」，云云。出現這種諷刺性的後果源於鄧小平在鎮壓後的解套策略，此策略致「幾件群眾關心的事」被當成必要的敷衍。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徹底搞掉趙紫陽的鄧小平在自己家中對新確定的政治局常委訓話，講了三大要點：一是經濟不能滑坡，二是做幾件人民滿意的事情，三是繼續抓捕「六四分子」。其中的第二點被擴展成次月的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的聯署文件。在那次會議上，江澤民做了非常強硬的發言，要旨則是整頓經濟秩序。鄧與江的接班性質表態是很少被人關注的，它可以稱為「六‧一六妥協」。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在鄧小平面前必是俯首貼耳。但就「六‧一六妥協」的實情看，鄧若完全否掉江的意見，恐怕江背後的兩大元老陳雲與李先念就會對鄧小平「採取措施」。當然，鄧江的互相妥協也有其基礎，即反腐敗是說給百姓聽的，而整頓經濟秩序則是兩人最大交集。江的表態已由《求是》雜誌（一九八九年第十二期）發表，也由不得鄧不同意。
江澤民在發言「整頓經濟秩序」之後，強調了「尤其是流通秩序」。鄧小平支持重點整頓流通秩序，因他已經非常不滿國企在原材料方面受到民企的爭奪。在「六‧一六妥協」的相關講話中，他稱：「在原材料分配中，小企業吃大企業，結果國家損失大。」
美國人給足鄧小平面子
然而，經過兩年的整頓，國企被寵壞，其全面腐敗以致成為官場腐敗的先導，民營經濟則大為衰敗。再加上國際經濟制裁，出口型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才不得不弄出南巡講話的大動作。江澤民抵觸鄧南巡講話意味著「六‧一六妥協」破裂，但江並非不注重民營經濟，只是怕不明不白地繼胡耀邦、趙紫陽之後倒台，才不得不採取「六‧一六妥協」之後的第二次強硬姿態。後來，江借搞掉陳希同，正式自組班子，十分注重拉持民營經濟優先論者進入。賈慶林被從福建調進北京固然出於江陳鬥爭的善後需要，但不言而喻的是福建民營經濟搞得頗有聲色，儘管賈未能一步晉階政治局常委。由福建調浙江的習近平當時也是民營經濟的支持者，這一點也決定了他日後整肅國企的治術選擇。不過，世情變幻，現在習由於固權需要而堅稱保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
「六‧一六妥協」之後，鄧小平積極謀求退路，以便將開槍責任盡可能推掉。但是，最低程度地化解中美關係僵局無人敢擔，故而鄧不得不硬著頭皮支拄。美國方面為試探鄧的底牌，於一九八九年十月派出前總統尼克松與在任總統卡特的中國問題助手米歇爾‧奧森伯格到達北京與鄧見面。稍後，基辛格也飛到北京以確認鄧不會關閉向美國暨西方開放的國門。由於美國方面主動兩次派人到北京，給足了鄧面子，鄧回以「繼續開放」，並答應允許最著名異見人士方勵之攜夫人流亡美國。
鄧小平在結束與基辛格會見兩天後，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參加軍委擴大會議的形式宣佈正式退休。鄧除了急於減輕開槍的歷史責任之外，還有兩個因素在他個人策略中起了重大作用。第一個，「六‧四事件」之後社會不時傳出他死掉的謠言，中共的毛澤東經歷過這樣的謠言（所以毛要游長江）、蘇共的勃列日涅夫也經歷過，既然人心已厭，早早離開公共視野不失為策略之選。第二個，在基辛格到北京的頭一天，與北京相差七個時區（夏令時為六小時）的東德柏林發生了震撼世界的事件──柏林牆倒了。依鄧的強勢風格，他不可能宣佈柏林牆倒掉意味著他奉行的意識形態徹底失敗，但此前他下令開槍不足以改變歷史大趨勢。他的政治後繼者不管是哪一代，還可以選擇開槍，但中國發生「柏林牆倒塌」是遲早的事情。
經濟崩潰必致政治崩潰
「六‧一六妥協」破裂之後，中共雖然經歷了經濟體積的迅速膨脹，但這個妥協包括它的破裂最終沒能確立出可靠的發展模式。中國今天不但進入經濟長衰期，社會矛盾也將在長衰期斷續爆發。中國的制度性質越來越像「死人」，幾乎成了勃列日涅夫時代前蘇聯的複製。
經濟崩潰導致政治崩潰是中國權貴階層最忌諱的話題。除了在國內打壓該方面言論之外，在對外政策上也有明顯表現。哪個國家的政要若指中國經濟有崩潰風險，中國在外交方面就會回以顏色。在四月份的中日外長會談中，中方要求日本方面不要繼續散佈「中國經濟衰退論」。會談主題是釣魚島局勢，另一個敏感話題南海問題都被擱置，而釣魚島問題與中國經濟衰退及崩潰聯繫起來，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時評：習當局對文革50周年的曖昧態度
自從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震驚中外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二十七年來，每年初夏的六月，中南海掌門人都寢食不安，京城風聲鶴唳，「維穩」的大棒無遠弗屆，一切與「八九‧六四」沾邊的人與事都成為「維穩」對象，再加上今年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因習近平欲回歸毛式獨裁和個人崇拜，以樹立其統治權威而對這場已被中共定性為「浩劫」的反人類政治運動態度曖昧，這一切令本已充斥著黨群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因貧富極度懸殊而引起的尖銳階級矛盾的社會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如果習近平和他的智囊班子誤判形勢，低估了廣大人民長期被壓抑的對文革的怨憤和厭惡，冒著政治風險去撕開半世紀以來隱藏著膿血仍未痊癒的傷口，加上滑坡的經濟一旦崩潰，其後果將不會以任何權威人士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來源轉自：
【2016年6月號爭鳴總464期 燕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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