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殺了多少人，我們已經無法拿出準確的統計數字。民間由於資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語言的間隔根本無法統計；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進行這種自掘墳墓式的統計。因此，中共永遠對待自身的歷史採取「宜粗不宜細」的做法。
對於中共戕害的家庭數量就更難獲得。有的是一個人死了，一個家庭就破壞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絕。即使沒有死人，但被強迫離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劃清界限的，將人致殘、逼瘋的，將人折磨出重病而過早謝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劇，相關的統計數字就更加匱乏。
按照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過中共迫害，那麼中共毀壞的家庭估計至少有上億個了。
關於張志新的報告文學把她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許多人都知道她受盡酷刑、輪姦和精神摧殘，最後在精神失常的情況下，被割斷喉管後槍決。然而許多人可能不知道這場悲劇的背後還有更為殘忍的故事──「死囚家屬學習班」。
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回憶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經歷：「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甚麼態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甚麼都不要。』……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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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學一位教師有著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時他的家庭卻遭受了一場災難。他的妻子在反右時正談戀愛，戀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邊遠地帶，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輕的姑娘無法捨身相伴，嫁作他人妻。當早年的戀人歷盡苦難終於回到家鄉，已是幾個孩子母親的她無法懺悔過去的無情和背叛，執意要和現在的丈夫離婚，重新贖回良心的罪責。突然的變異使她的丈夫——這位50多歲的大學教師無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脫光了衣服在露天裡到處尋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終妻子還是離開了他和孩子。黨設下的痛苦剝離是無解的方程，是以這個撕裂取代另一個撕裂的社會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傳統文化對黨文化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對於家庭的破壞是中共殺人史上尤為殘暴的劣跡。
中共由於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當一個人被劃為專政對象的時候，馬上面臨著生活的危機，和社會上的千夫所指，尊嚴的被剝奪。這些人又從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麼家庭就成了他們獲得安慰唯一的避風港。但是中共的株連政策卻使家庭成員無法互相安慰，否則家人也就成了專政的對象。張志新就是被迫離婚的。而對更多的人來說，親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發和批鬥，常常是壓垮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這樣走上了絕路。
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紅色高棉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這裡暫不討論紅色高棉的纍纍罪行，但卻不得不說一說它和中共的關係。
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澤東的教誨。早在1965年11月，波爾布特就曾到中國訪問三個月，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這些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佔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八萬人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王賢根著《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
這裡僅舉一例，西哈努克國王的兩個兒子被柬共殺害後，周恩來一句話，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殺人的時候是連腹中的胎兒都要斬草除根的，免得養虎貽患。而對周恩來的要求，波爾布特二話不敢說就執行了。
周恩來一句話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對於柬共屠殺二十多萬華人，中共卻抗議一聲都沒有，當時華人去中國大使館求救，使館竟然坐視不理。
1998年5月發生的印尼大規模屠殺、強姦華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聲，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國內拚命封鎖消息。似乎海外華人死活與中國政府毫無關係，連人道主義援助都不予提供。
由於共產黨是一個靠黨性、而非道義結合的團體，其黨員、尤其是高干對最高領導人是否忠心就成了問題。因此，在黨內也需要殺人，也需要製造恐怖氣氛以讓活下來的人看到當最高獨裁者要搞死誰的話，這個人會死得多麼慘。
因此共產黨的內鬥十分出名。俄共前兩屆政治局委員，除列寧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處死或自殺；當時五名元帥中斃了3個，五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斃了3個，全部二級集團軍司令10個人全部槍斃，85個軍長中斃了57個，195名師長中斃了110個。
中共也一向鼓吹「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鬥爭殺人不僅僅針對黨外，早在江西的時候中共就開始殺AB團，最後殺得幾乎沒有多少會打仗的；在延安的時候搞整風；建政之後收拾高崗、饒漱石、胡風、彭德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內部的老傢伙們幾乎收拾一空。中共的歷任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劉少奇這個中國的國家主席，曾經的中國第二號人物就是在極其悲慘的情況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劉少奇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他的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隻手中塞一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到1969年10月，劉少奇已經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洗澡，也不准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堅固的碉堡地下室裡。在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少奇已經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兩天後的半夜按烈性傳染病處理火化，用過的被褥枕頭等遺物均被焚化一空。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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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可以將堂堂國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甚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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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鬥堡壘」。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中充滿了人與人的關懷和愛，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神的感恩。東方人說「己所不慾，勿施於人」；西方人說「要愛人如己」。唯有共產黨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為了維持一個「鬥」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動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殺人，還要挑動群眾互相殺。讓人民在不斷的殺人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種種非人的殘忍暴行面前，變得習慣與麻木，使得僥倖逃過暴行成為最值得慶幸的事，從而使中共的統治可以憑藉殘酷鎮壓得以維繫。
因此，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傳統文化實際上從宋代開始不斷遭到破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五四」以後，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識份子也試圖從否定傳統文化，靠攏西方文明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但是文化領域的衝突與演變一直是學術性的爭鳴，而沒有國家暴力的介入。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把文化的衝突上升到關係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對文化採取了搗毀砸爛式的直接破壞和「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式的和濫用式的間接破壞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壞過程也是建立「黨文化」的過程。共產黨在人們心中顛覆著良知理念，使人們背離民族的傳統。民族文化徹底摧毀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實亡之時，這絕非危言聳聽。
同時民族文化的破壞還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物質傷害。
傳統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共產黨號召「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中國現在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與黨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僅以水資源為例，中國人拋棄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對自然進行瘋狂的掠奪和污染，目前中國五萬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魚類無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幾年前就超過了三分之一，現在仍然在繼續惡化。淮河上甚至出現這樣的「奇觀」：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點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躥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圍的十幾棵柳樹被燒燬，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飲用這樣的水怎能不生各種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區的荒漠化、鹽鹼化，工業發達地區的污染，都與人心中失去對自然的敬畏有關。
傳統文化敬畏生命，中共號召「造反有理」、「與人鬥其樂無窮」，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整死、餓死幾千萬人，由此帶來人們對生命的漠視，造成了假貨、毒貨的流行。以安徽阜陽為例，許多本來健康的孩子在餵養期間開始出現四肢短小，身體瘦弱，尤其是腦部顯得偏大，並有8名嬰兒因這種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為賺錢而販賣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餵螃蟹、蛇、烏龜，用工業酒精兌假酒，用工業油拋光大米，用工業用增白劑漂白麵粉，河南省一個縣有八年的時間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質生產有毒的「食用油」，月產上千噸……這些有毒食品絕不是局限在一時一地，而是遍佈全國的普遍現象。這與文化破壞後，人心失去道德約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質享樂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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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黨文化」絕對的壟斷和排他性不同的是，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時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與道家、儒家思想和諧共處，真正的傳統文化對於現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亞洲四小龍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們的騰飛已經明證傳統文化並非社會發展的阻礙。
同時，真正的傳統文化以人內心的喜悅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衡量人的生活品質。「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陶淵明窮困但並不潦倒，依然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情逸致。
實際上如何發展生產，採用甚麼樣的社會制度，並不是文化要回答的問題，它只是在道德領域起著重要的引領和約束作用。真正的傳統文化回歸應該是恢復人對天、地、自然的謙卑，對生命的珍視和對神的敬畏，讓人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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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破壞傳統半神文化的同時，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不知不覺中樹立起中共自己的黨文化。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輕一代，也影響著年幼的一代。其影響極深極廣，甚至包括許多人試圖要揭露中共的時候，也不可避免的會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黨文化除了深得外來馬列邪說之「邪」外，還把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負面因素，如宮廷鬥爭、結黨營私、整人權術、詭詐權謀和共產黨宣傳的暴力革命、鬥爭哲學有效地結合起來。在幾十年生存危機的掙扎中，不斷充實發展和「發揚光大」其「假惡鬥」的特徵。
黨文化的性質是專制與獨裁，為其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服務，它從四個方面構成了黨恐懼專制的「人文」環境。
（一）統治方面
1、封閉文化
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一個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統的崩潰。舉例來說，「六四」時不肯與學生對話就是怕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隊就都會要求對話，中國就會走向民主，這就等於挑戰一黨獨裁，因此寧可殺人也不能行這個方便。現在動用數萬網警監控國際互聯網，直接封殺中共不喜歡的海外網站。
2、恐怖文化
共產黨五十五年來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高懸的鞭子，高舉的屠刀，不知何時降臨的災難，「規範」了人的行為方式。人們在恐懼中，乖乖地當起了順民。民運人士、自由思想者、體制內的懷疑者、各種信仰團體成員都是殺一儆百的對象，要把異己消滅在萌芽狀態。
3、網絡控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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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社會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戶口戶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員會制度、各級黨委結構、「支部建在連隊上」、「村村有支部」、過黨、團組織生活等，並提出與之相應的一系列口號，如「守好自己的門，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訪」、「堅決落實包保責任和責任追究制，嚴密防控，嚴肅紀律，確保24小時防範管理不失控」、「610辦公室將組織督辦組，不定期對各地，各單位檢查督辦」等。
4、株連文化
中共全然不顧現代社會的法治原則，大搞株連政策，從對「地、富、反、壞、右」家屬的專政，到「出身論」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對因領導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導致法輪功人員進京滋事的，對主要領導實行追究責任，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一人煉（法輪）功，全家下崗」，一位職工煉功，扣發全公司的獎金等。中共還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類」等歧視政策，提倡與黨一致，「大義滅親」，並通過人事、組織檔案制度，「外調製度」，「檢舉揭發」，「立功受獎」等進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體一哄而上，集體幫腔。必要時搬出各級黨、政、軍、工、青、婦領導表態支持，人人過關。
2、鼓吹暴力文化
「八億人，不鬥行嗎？」，「打死白打死」，「超限戰」，「原子彈是紙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還可以在廢墟上重建我們的家園」。
3、煽動仇恨文化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成為根本國策，對階級敵人的殘忍被視為美德，宣傳「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強嚥下，仇恨入心要發芽。」
4、謊言文化
「畝產過萬斤」，「『六四』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我們已經控制了薩斯」，「當前是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三個代表」。
5、洗腦文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6、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一切歸功於黨」，「我把黨來比母親」，「用生命保衛黨中央」，「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戰無不勝」的黨等等。
7、走過場的文化
一個接一個地樹榜樣，抓典型，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教育」，結果運動一過大家該干甚還幹甚麼，所有的報告會、讀書會、心得交流都成了「認認真真的過場」，社會道德繼續大步倒退。
（三）人際關係方面
1、嫉妒文化
宣傳「絕對平均主義」，「出頭的椽子先爛」，嫉妒有能力和有錢的人。「紅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對面的鬥爭，背靠背的揭發」，打小報告、寫黑材料、無中生有和無限上綱都成了靠攏黨組織和積極要求進步的標誌。
（四）潛移默化規範人的內在精神和外在行為方面
1、把人異化成機器的文化
要民眾做「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兒，我們就打向哪兒」。「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裏需要到哪裏去，哪裏艱苦哪安家。」
2、顛倒是非的文化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開槍殺人是為了「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己所不慾，要施於人」。
3、自我洗腦絕對服從文化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狠鬥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命令，統一指揮」。
4、坐穩奴才位置的文化
「沒有共產黨了，中國就會亂」，「這麼大個中國，除了共產黨，誰能領導得了」，「中國一垮，是世界的災難，所以要幫助共產黨維護其領導」。被共產黨長期壓迫的團體出於害怕和自我保護，時常表現得比共產黨還要左。
凡此種種，還有很多。每個讀者都可能從你親身經歷中找到黨文化的各種因素。
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對樣板戲、語錄歌、忠字舞記憶猶新，對《白毛女》、《地道戰》、《地雷戰》的對白耳熟能詳，實際上中共就是通過這些文藝形式對人進行洗腦，把中共多麼「英明偉大」，對敵鬥爭多麼「艱苦卓絕」，黨的戰士對黨多麼「赤膽忠心」，可以為黨犧牲一切，而敵人是多麼愚蠢狠毒等等強行灌輸到人的腦子裡，把共產黨所需要的價值觀通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強加給每一個人。今日回頭去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整個主題和表現方式都是「殺，殺，殺」。
同時中共還創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謾罵式的大批判語言、肉麻的歌功頌德語言、空洞無物的官樣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說話就不自覺地墮入「階級鬥爭」和「歌頌黨」的思維模式中去，用話語霸權代替心平氣和的說理。它對宗教詞彙的濫用，更是在扭曲詞彙的內涵。
真理前進一步就是謬誤，黨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傳統價值觀進行濫用。比如傳統文化中講「信」，共產黨也講，但是它講的是「對黨要忠誠老實」；傳統文化中講「孝」，共產黨可以把不贍養父母的人抓到監獄裡去，但卻是因為兒女不贍養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負擔」，而共產黨需要的時候，兒女還要和父母劃清界限；傳統文化講「忠」，但「君輕民貴，社稷為重」，共產黨講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詞彙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國共內戰時期稱為「解放戰爭」，好像是把人民從壓迫中「解放」了出來；把1949年以後稱為「建國以後」，而實際上在中共之前中國早已存在，中共只不過是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而已；把三年大饑荒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根本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徹頭徹尾的人禍。然而人們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這些詞彙時，卻會不知不覺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輸給人的概念。
傳統文化中把音樂作為節制人慾的方式。《史記》的《樂書》上說人的天性是好靜的，感知外物以後就會影響人的情感，並按照自己的心智產生好惡之情，如果不加以節制的話，人就會被無窮無盡的外部誘惑和內心好惡同化而做出許多壞事，所以先王製作禮樂來節制人。歌曲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抒發感情，又對感情有所節制，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樣美好的東西卻被共產黨拿去作為給人洗腦的手段，像「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歌曲從幼兒園開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學，在哼唱的過程中，讓人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詞中所表達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間流傳下來的最好聽的民歌直接盜用其曲調，填上歌頌黨的歌詞，既破壞傳統文化又為黨服務。
被中共奉為經典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文化和軍事稱為「文武兩個戰線」，並稱只有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的軍隊」，規定「文藝服從於政治」，「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無神論」和「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黨文化」和傳統文化完全背道而馳。
「黨文化」確實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與軍隊、監獄、警察一樣同屬暴力機器，只不過提供的是另一種暴力——「文化暴力」。這種文化暴力對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破壞渙散了人心，也渙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當今許多中國人已經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無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黨文化」等同於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許多人在反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並不清楚，他們實際反的是中共「黨文化」，而不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許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國的現行制度。實際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為主的文化基礎上的，主張「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選擇。中共這樣專制、非人的「黨文化」怎麼可能作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礎呢？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嚐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中華文化變得更為博大精深。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使盛唐時期達到舉世矚目的輝煌。
(大紀元配圖)
雖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擊，其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代代相傳。「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己所不慾，勿施於人」，是為人的起碼美德；「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中華文化體現出誠（實）、善（良）、和（為貴）、（包）容等優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涵。中華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儒釋道的修煉信仰為根，能夠包容，能夠發展，能夠維護人間道德，能夠使人有正信。
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於犯罪之後的懲罰，而文化對於道德的育化卻起著預防犯罪的作用。一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達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也因此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當時歐洲、中東、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來朝，重譯款塞。秦朝以後，中國常常被少數民族佔領，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數民族割據的朝代，但是他們幾乎都被漢化，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者(大紀元配圖)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中國文化的「命」。
更為惡劣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偷梁換柱的辦法，把從古到今，人在背離傳統文化後產生的宮廷鬥爭、權謀詭計、獨裁專制等等「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套它們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並讓人認為這種「黨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利用人們對「黨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拋棄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這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更被中共強行灌輸了其邪惡學說。
共產主義實踐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徹底失敗了。世界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魁首江澤民，在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曾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現在仍然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者已經寥寥無幾。
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其違背宇宙規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勢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靈的懲罰。
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次次變換嘴臉，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過危機，但其最後的結局舉世瞭然。中共雖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麗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貪婪、兇狠、無恥、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鉗制人的思想，扼殺人類的道德倫理。它對人類的道德文明，對人類的和平進步也仍然極具禍害。
茫茫宇宙攜帶著無法抗拒的天意，或稱之為神的意志，或稱之為自然規律，或稱之為大自然的力量。人類唯有敬天意、順自然、尊重宇宙規律，關愛天下生靈，才可能有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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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對更新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認識無限的時空
愛因斯坦的兒子愛德華曾經問他：「爸爸，你為甚麼這麼有名呢？」愛因斯坦說：「你看到這個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蟲嗎？它並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線是彎曲的，但是愛因斯坦知道。」這句話實在意味深長，中國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認識一個系統就必須跳出系統之外去觀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觀察宇宙無窮的時空，人類將永遠無法窺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類的永恆之謎。
科學無法逾越的障礙自然是形而上的，這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信仰」的範疇。
信仰這種人內心世界的活動，對於生命、時空、宇宙的體驗與思考完全不是一個政黨應該管理的範疇，「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共產黨卻憑著他們對宇宙和生命可憐又可笑的認識，把他們理論之外的一切都稱之為「迷信」，還要將有神論者洗腦，轉化，批倒批臭，乃至肉體消滅。
真正的科學家宇宙觀是開闊的，是不會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無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學家牛頓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數學原理》。書中詳述了力學原理，解釋了潮汐，行星的運動並推算了太陽系的運轉方式。獲得巨大成功與榮譽的牛頓自己卻一再表明他的書完全是一種現象性的描述，他絕不敢談論至高無上的上帝締造宇宙的真正意義。《數學原理》第二版出版時，牛頓曾在書中寫下這一段以表達他的信念：「這一盡善盡美的包括太陽、行星、彗星的大系統，惟有出於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個盲人對於顏色毫無概念一樣，我們對於上帝理解萬事萬物的方法簡直是一無所知。」
(大紀元配圖)
且不說是否有超越時空的天國世界，是否修煉人可以達到返本歸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惡有報，因果關係的原理。正統信仰能夠將人類道德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從亞里士多德到愛因斯坦，他們都相信宇宙中有一個普遍的規則存在。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麼除了科學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煉不也可能是發現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徑嗎？
（二）中共摧毀人類的正信
世界上每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對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人們才會在內心約束自己，才能維持社會道德的水準。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東方的儒、釋、道都告誡人們：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共產主義的中心指導思想就是鼓吹無神，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因果報應。由此，各國共產黨都鼓勵窮人，流氓無產者無須信神，無須償還業力，無須安分守己，反而應該巧取豪奪，造反發家。
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共產黨則自己代表天意，所謂無法無天，絕無絲毫限制，結果製造了一個個人間地獄。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認為，宗教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他害怕人們相信神和上帝從而不信他的共產主義。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對門捷列耶夫參與研究「靈學」團體的批判。
恩格斯說過：「中世紀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類理性審判台前辯護自己存在的理由。」說這話的同時，他已把自己與馬克思當成了審判台前的法官了。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像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撻伐，或陰謀迫害。」
而傳統的正信，對共產黨人的這種企圖構成了天然的障礙。
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可以說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無數的寺廟被砸爛，僧人被遊街示眾，西藏90%的寺廟被破壞，中國至今有數萬的家庭基督教會成員被關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龔品梅被中共關押30餘年，1980年才來到美國。他在90多歲臨終前立下遺囑：「等到共產黨不再統治中國時，將我的墳墓遷回中國上海。」一個人為信仰而被殘暴的邪惡勢力單獨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無數次逼迫他，只要同意歸中共的「三自愛國委員會」領導，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幾年，中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鎮壓，正是中共「戰天」的延續，也是中共力圖強售其奸的必然結果。
無神論的共產黨要領導和控制人們對神的信仰，「與天鬥，其樂無窮」，其可笑之程度，絕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萬一。
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江澤民充分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地位、整人手段、運動機制而發動了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中國共產黨，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與正義和善良為敵，以鎮壓為手段，以迫害為能事，以一黨統天下的思想控制為其統治基礎；共產黨出於其本性，懼怕真善忍，仇視法輪功，其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澤民和中共在打擊「真善忍」時，使假、惡、暴、毒、邪、腐敗等乘機氾濫，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淪陷，社會風氣惡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與江澤民之間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把二者的命運也綁在了一起。法輪功正在起訴江澤民，當江澤民被繩之以法的時候，中共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
丑角謝幕(大紀元配圖)
對修煉真善忍的一群好人進行毫無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澤民和中共的惡行，也將給人類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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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對更新
（一）階級鬥爭延伸到自然
金訓華是上海市吳淞第二中學1968屆高中畢業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常委。1969年3月，金訓華上山下鄉赴黑龍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發，雙河兩岸一片汪洋。金訓華為搶救生產隊的兩根電線桿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
金訓華生前的日記：
七月四日
我現在開始感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和激烈。我，一個毛主席的紅衛兵，已作好了一切準備，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迎頭痛擊反動勢力，哪怕作出犧牲也是心甘情願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努力戰鬥！戰鬥！戰鬥！
七月十九日
××大隊階級敵人的氣焰還很囂張。知識青年到農村來，就是要參加農村三大革命鬥爭，首先就是參加階級鬥爭。我們就應該依靠貧下中農，發動群眾，把敵人的氣焰壓下去。我們知識青年應該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金訓華懷著戰天鬥地、改造人類的理想到農村，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腦袋中充滿了「鬥」的思維。他把「與人鬥」的思維貫徹到天地之間，最後終於喪失了生命。金訓華是鬥爭哲學的一個例子，同時無疑也是犧牲品。
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毛澤東又補上一句：「和對世界的改造」，這一畫龍點睛的補充，實際上充分點明了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產黨認識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質，沒法解釋其來源的「規律」，認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客觀規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與人類。共產黨把俄、中這兩塊「試驗田」改造得一塌糊塗。
大躍進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寫照：「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共產黨來了！破壞了這個原本和諧的世界，破壞了自然平衡。
（二）破壞自然自食其果
戰天鬥地，破壞自然（大紀元配圖）
中共推行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大肆開墾不適宜耕種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國江河湖海。結果如何？中共聲稱，1952年糧食生產超過了國民政府時期，但中共沒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國糧食總產才超過了同樣是和平時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遠遠落後於清朝，只有中國農業鼎盛時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亂砍濫伐、堵河填海的結果，是中國自然生態的大破壞。至今，中國生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海河、黃河斷流，淮河、長江的污染，把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徹底切斷，甘肅、青海、內蒙、新疆草原消失，滾滾黃沙撲向中原大地。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在黃河修建三門峽水電站，發電量至今只有一條中等河流的水平，卻導致上游泥沙淤積、河床抬高。一個大一點的洪水就給兩岸民眾帶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卻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災。
河南駐馬店，當地建造了多個大型水庫。1975年大壩連環決堤，短短兩小時內6萬人喪生，死亡人數總計高達20餘萬。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政權對中華大地的肆意掠奪仍在繼續。長江大壩，南水北調，都是準備以萬億計的金錢，圖謀改變自然生態。而中小型「鬥地」項目更是層出不窮。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彈在青藏高原炸開一條通道，以改變中國西部的自然環境，其對大地的蔑視和狂妄令天下人為之側目，卻也絕不出人意料。
在周易八卦中，我們的先人以天為乾，尊之為天道；以地為坤，奉之為坤德。
周易像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注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顯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靜、有常而承天，方可厚德載物，萬物資生。同時，提出了人類對乾道坤德之態度，即承天順地，尊重自然。
中共以戰天鬥地的姿態，對大地肆意搜刮掠奪，任行欺壓搾取，逆天地而行，最後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規律的懲罰。
（一）善惡顛倒泯滅人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後才是社會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準則，很多是與生俱來的。而對共產黨來說，人就是動物甚至機器，無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其眼中都是物質力量。
共產黨的目的是為了操縱人，逐漸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馬克思說：「物質力量必須用物質力量來打倒」，「理論一經掌握了群眾，就會化為物質力量」「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人性就是階級性」。他認為一切都沒有內在的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在工人階級中自發產生，必須從外面灌輸。」列寧費盡心思也不能誘導工人從經濟鬥爭轉上奪權的政治鬥爭。他從而寄希望於獲諾貝爾獎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學說」，說它「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巨大意義」。托洛斯基更妄想條件反射不僅能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一樣一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一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黨獻身。
自古以來，人們認為通過努力、勞動、會得到報償，通過勤勞使生活富裕讓人憧憬；而好吃懶做、不勞而獲則被視為惡劣。共產黨像瘟疫一樣傳入中國後，社會上的流氓懶漢，在共產黨的鼓勵下，分土地，搶財產，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地成了合法行為。
人都知道尊長愛幼好，目無師長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為大學和小學。十五歲前的小學教育，所學的內容就是灑掃、進退、應對的小節（就是衛生、舉止、言談等方面的教養）。之後的大學教育則側重在尊德性、道問學之類。而在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運動中，中共把這些道德規範從青少年的頭腦中徹底剔除。
古人云：「一日為師，終生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卞仲耘老師被女學生們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女校長被學生強迫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頭髮亂七八糟被剪光，頭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大紀元配圖）
大家都認為乾淨好，髒不好。可中共宣傳「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這樣的人思想才是紅的，才可以上大學、入黨、陞官，做共產黨的紅色接班人。
人類的進步是知識進步，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卻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裡的水就馬上染病。一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柬共）在周恩來的慫恿下，更登峰造極的對知識份子進行迫害。有獨立思想的就需要進行改造，從精神上消滅到肉體上消滅。從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殺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為臉頰上有戴眼鏡的痕跡而難逃厄運。
柬共在1975年勝利後，波爾布特開始建立超前的社會主義，就是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人類社會的天堂」。最後家庭也解體了，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一律強制勞動，一起吃大鍋飯，一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夫妻只能在獲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週相聚一次。
共產黨號稱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換地，其實是要徹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澤東說過：「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也依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癒於舊宇宙耶！」
親情乃天經地義，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與人的正常交往構成了人類社會。通過不間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國共產黨把人變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兇殘。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統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間互相揭發，斷絕親屬關係的比比皆是。
六十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學，一個女老師在給小學生聽寫生字時不慎把「社會主義」和「垮臺」放在了一起。結果被學生揭發出來。之後她天天被批鬥，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兒跟她斷絕了母女關係，一有風吹草動她女兒就在全班揭發她媽媽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以後幾年這位老師天天在學校打掃衛生、刷廁所。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不會忘記張志新，她被投入監獄。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姦，終至精神失常。即使這樣，在臨處決她時，怕她呼喊口號，監獄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不施麻藥動刀切開了她的喉管……
即使是最近幾年對法輪功的鎮壓，中共採取的仍然是製造仇恨，鼓動暴力的老一套手段。
共產黨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動、縱容和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來強化統治。一次一次的運動，有良心的人也畏懼於暴力陷於沉默。共產黨系統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壞殆盡，以圖徹底顛覆人類維持了千萬年的善惡廉恥。
（二）超越相生相剋的邪惡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說白了，就是人世間存在著相生相剋。不但人分好壞，就一個人本身來說也是善惡同在的。
盜跖被認為是強盜的代表，但他卻對嘍囉說：「盜亦有道。」並解釋說當強盜也要「聖、勇、義、智、仁」。也就是說，即使為盜者也不能胡來，還是有規矩要守的。
反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說是充滿了投機和叛賣，沒有任何規矩的約束。比如強盜最講的就是「義」字，哪怕是分贓的地方都要叫「聚義分贓廳」。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間只要一面臨危機，就立刻相互揭發、落井下石，甚至栽贓誣陷、無中生有。
以彭德懷為例。毛澤東農民出身，當然知道一畝地種不出13萬斤糧食，當然知道彭德懷說的都是真話，當然知道彭德懷並沒有想奪他的權力，更何況當年彭以兩萬部隊浴血苦戰胡宗南20萬部隊，幾次救了毛澤東的命。然而彭德懷剛批評了毛兩句，毛馬上就把他親筆題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扔進廢紙簍，定要置彭於死地，可以說恩斷義絕。
共產黨殘暴殺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講義氣；出賣國土，沒有勇力；與正信為敵，缺少智慧；搞群眾運動，非聖人治國之道。可以說，共產黨連「盜亦有道」的底線都放棄了，其邪惡已經完全超出宇宙間相生相剋的道理。共產黨徹底顛覆自然人性，目的是為了顛覆善惡標準，顛覆宇宙規律，其狂妄至極，自然難逃覆滅的結局。
江澤民出於一己之私，利用共產黨固有的邪惡，在中國搞了這場針對修煉「真善忍」的民眾的血腥迫害，對社會上這股向善的、對國家社會最有益無害的力量發起征討。這場迫害不僅把國家和人民拖入一場罪惡和災難，也最後從根本上打倒了共產黨自己。
江澤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惡手段都利用來對付法輪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極大破壞，這從根本上毀壞著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
江澤民集團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來打擊法輪功，鎮壓好人，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極大的負擔，給金融系統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中共根本無法持久進行這場注定失敗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眾的存款、發行國債（國庫券）和誘惑海外投資來維持。
中共和江澤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殘暴、欺詐等各種手段，將中共的邪惡經驗之大全，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全盤托出。
中共和江澤民動用了一切宣傳工具來造謠詆譭法輪功，為鎮壓和迫害製造藉口。然而紙包不住火，當謊言最後被揭露出來，當這一切邪惡因為迫害的失敗而曝光、而廣為人知時，其造謠宣傳的工具再也欺騙不了民眾，中共就徹底失去了信譽，失去了民心。
江澤民在1999年鎮壓法輪功之初，曾打算「三個月」解決法輪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輪功的力量，低估了傳統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壓正，邪惡是不能從人們的心中「剷除」善良的。五年多過去了，法輪功仍然是法輪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江澤民和中共卻在這場正邪較量中大敗，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殘酷和邪惡本性暴露無遺。江澤民現在聲名狼藉，內外交困，正在面臨眾多的法律起訴和要求清理、法辦與繩之以法的呼聲。
中共本想利用這次鎮壓來鞏固其暴政，結果不僅沒有能夠「充電」，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洩盡。現在中共已經壞得不可救藥，就像一顆爛透了的枯樹，無需風吹草動，自己就會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產黨的企圖到頭來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僅勞而無功，而且將毀了自己的前程。
前言
中國人非常重視「道」。古時暴虐的帝王被稱為「無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認的「道德」標準叫做「沒道理」，就連農民造反還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也就是說，「道」中產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來，共產幽靈的轟然入侵，形成了一股違背自然，違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無數的痛苦和悲劇，也將人類文明推到了毀滅的邊緣。其叛「道」的種種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從而成為一種反宇宙的極惡勢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與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變，循環有矩；地循天時，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在中國人的概念裡，天文、地理、曆法、醫學、文學、直至社會結構無不貫穿這一理念。
然而，共產黨宣揚「人定勝天」，「鬥爭哲學」，藐視天地自然。毛澤東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共產黨或許從中獲取了真實的歡樂，而人民卻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