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清漣
● 短短十年之間，中國外交政策從放棄「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再回歸「韜光養晦」，中國模式的鼓吹也陷於尷尬。這個過程是怎樣演變的？
今年適逢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十周年，世界輿論對事件的評價，已從當年暗藏對美國的幸災樂禍之心轉而為佩服，或至少歸於平淡，但中國卻意想不到地成為這次紀念潮中的第二大討論主題，其關鍵詞句卻是：美國並未從九一一之後走向衰落，中國也並未真正崛起。
美國「擁抱熊貓派」佔盡上風
公正而論，「中國崛起」之夢，並不只有中國在做，而是許多中國觀察者、China Scholar及媒體共同在做，北京只不過是在這種大合唱聲中不自覺地陶醉了而已。
以美國為例，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布什政府出於反恐需要，不得不改變對華策略，將中國視為反恐戰爭的「戰略夥伴」。其心中雖然也清楚，中國未必成為美國真心實意的「反恐戰略夥伴」，但也得降低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聲音，調整了台海政策，在亞太地區放低姿態，以求北京不公開搗亂。那時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由「紅隊」演化而來的「擁抱熊貓派」非常神氣，由「藍隊」演化而來的「屠龍派」灰頭土臉，以至於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告訴我，如果被帶上「污名化中國」的帽子，在這個研究圈內就會被邊緣化。布什總統本人是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政治家，但絕不敢公開贊成「屠龍」，其主政八年間，被迫採用「熊貓避險策略」。而「屠龍派」也調整立場，軟化立場，得了個新名「敲打熊貓派」。奧巴馬上任伊始，其對華政策竟然完全採用了中國外交部下的國際研究所為其開出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後來只是因為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例如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遭遇中國政府的極度輕慢，才開始調整其對北京的謙恭態度。
托馬斯．Ｐ．Ｍ．巴尼特（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政策和外交問題專家、暢銷書《五角大樓的新地圖》作者）堪稱 「擁抱熊貓派」的領軍人物，他乾脆提綱挈領地歸納出中國為甚麼對美國重要的十大因素，向美國政界進言。中心意思是對中國軍力增強不必擔心，因為中國將來不會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而是最重要的盟友。因為無論是美國經濟、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都離不開中國；美國「反恐」及其保持在亞洲地區的優勢，都需要中國的支持。這番說話被中國引為至寶，從此以後每論及美國離不開中國支持就是三點：經濟合作、反恐及亞太地區的利益。
中國外交從崛起再回歸韜光養晦
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外交戰略是聯歐制美，其戰果之一是二○○一年五月在法國的大力支持下，聯合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選舉，成功地將美國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趕出去。九一一之後，中國的外交戰略調整為三個層面：大國外交、周邊外交與資源外交，外交姿態從「韜光養晦」變成了「有所作為」。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在《外交季刊》二○○五年九、十月號上發表〈中國和平崛起〉。由於這本雜誌在世界外交界的戰略性地位，西方社會從此牢牢記住了鄭必堅的名言「當代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文明的復興」。
支撐中國如此做的心理基礎如下：世界陷入了「中國熱」，投資者紛紛到中國淘金，世界企業五百強當中的大多數都在或者希望到中國搶灘登陸，中國因此成為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頭號引進外資大國。對待潮水般湧來的外資，中國政府從過去要給「優惠政策」轉變為可以挺直腰板說「不」了。眾多外資為了得到中國政府青睞，都自願幫助中國政府遊說本國政界及政府採取親華政策。而中國對找上門來的外資可以挑挑揀揀，提高門檻或者乾脆關門不讓進，比如世界媒體業巨頭默多克，多年來對中國政府打躬作揖，最後還是在中國撞了牆──老默在中國折損了大量投資，最大成就就是抱得美人歸，娶了位中國妻子鄧文迪。
對於老歐洲，中國政府採取「訂單外交」，每逢與老美關係不太暢快，中國就將大宗的政府訂單派往歐洲，比如不買「波音」買「空客」之類，法德等國一看到巨額的中國訂單就眉開眼笑，媒體上「中國崛起論」頓時再成熱潮。
近兩年開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磨擦不斷。本世紀初始年代中期，美國太平洋艦隊在中國的壓力下曾被迫退出太平洋第一島鏈，終於又在東南亞國家的邀請下重返太平洋，並堂而皇之地申明主張自己在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
中國政府面臨日漸增大的外交壓力。去年十二月七日，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以個人名義在外交部網站上發表〈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一文，明確聲明，「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政治上，我們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尊重各國人民對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選擇」。戴秉國這篇文章是給世界各國喂定心丸，且各有對象，「不當頭、不爭霸」說給美國聽，「不稱霸」說給東亞及東南亞眾鄰國聽。
繼之是熊光楷（解放軍原副總長、上將）的文章〈被歪曲的中國國家安全形象〉，說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內有些同志開始過高估計和渲染我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認為中國已強大到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了，我國長期堅持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應該進行調整；少數人甚至主張『持劍經商』『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等等，結果是給『中國威脅論』提供了口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對中國國家安全形象的誤解。」
短短十年之間，中國外交政策從放棄「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再回歸「韜光養晦」，說明這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只是一個泥足巨人。我猜想巴尼特先生現在最苦惱的是，如何體面地調整立場而不成為同行嘲笑的目標。
「中國模式論」曇花一現的燦爛
全世界的左派尤其是法國左派，都認為九一一事件是美國這「新羅馬帝國」行將倒塌的前兆，一致認定這是「中國崛起」的好機會。有的甚至為中國超過美國排好了日程（如二○二○年趕超美國），從經濟到價值觀的影響力都為中國制定了趕超指標，比如在中國有極大投資利益的美國高盛公司顧問、現為中國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顧問公司董事長的喬舒亞．雷默就寫了《北京共識》一書，預言「北京共識」即中國模式將取代「華盛頓共識」。以破壞環境生態、掠奪勞工生命福利、罔顧公平正義的「中國模式」被雷默與崔之元等人硬給說成是具有環保意識、讓人民最大受益、追求公正的發展模式，值得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學習。當然這個「中國模式」除了新左派自我把玩之外，也還得到委內瑞拉查爾斯這類當年「毛主席的好學生」情意綿綿的吹捧。
挪威政治學家約翰．加爾通因預言美國在二○二○年必將崩潰，夫妻聯袂寫了本《向中國人學習》的書，他們的「學術建樹」是否定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其名聲從未超出北歐那個小小的左派學術圈，此番語出驚人，立刻成為中國官方的重要學術嘉賓，以「和平學之父」名義在中國官媒及網站上好好火了一把。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只將「韜光養晦」當作權宜之計的中國，自然也開始「崛起」了。但今年以來北京在陷入內政外交的困窘之後，不僅通過戴秉國、熊光楷及陳秉德等人宣稱重歸韜光養晦，還在理論上表示不再推廣中國模式。三月一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又發佈《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在肯定中國經濟發展得益於「中國模式」的同時，聲明「不會向外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不會把自己的價值強加於人」。新左派在對外輸出價值觀上遭到了冷遇，只好及時調整了方向，將政治籌碼押給未來的政治明星薄熙來，紛紛去紅都重慶朝聖。
讓中國模式論鼓吹者難堪的是，就連中國一向不放在眼中的烏克蘭，最近也開始批評所謂「中國模式」了。為此烏克蘭新聞網站（unian.net）近期特別刊出瓦倫瓦（Ganna Warowa）與達布什（Eugene Dawbush）的評論文章「中國能夠教給我們甚麼？」（What can China teach us?）作者指出，當前的中國表面富有，但多數人民卻很貧窮，加上黨工貪腐，民眾人權被剝奪，連富人都想逃離中國。中國發展經濟以犧牲環境生態為代價，污染非常嚴重，「癌症村」在全國比比皆是。官員蠻橫腐敗、強拆民宅，導致民眾抗暴事件年年增加。如今中國已是一座隨時可能引爆的巨大火藥庫。最後作者得出結論：「我們從中國僅能學到壞榜樣」。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確實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十年和平發展的大好機會不期而至。但中國政府沒有好好利用這次歷史機遇改革內政，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反而不切實際地將眼光放到了國際社會，期望成為世界領導者，為此浪費了許多資源，比如大外宣的數百億投入等。如今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期，經濟發展難以持續（見本人文章「中國經濟的軟肋：三個不可持續」），與人民之間的麵包契約（即人權就是生存權）也面臨食材枯竭。在維穩費用已經超過軍費的情況下，中共目前已經只能將維護政權穩定當作現階段的「國家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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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十年之間，中國外交政策從放棄「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再回歸「韜光養晦」，中國模式的鼓吹也陷於尷尬。這個過程是怎樣演變的？
今年適逢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十周年，世界輿論對事件的評價，已從當年暗藏對美國的幸災樂禍之心轉而為佩服，或至少歸於平淡，但中國卻意想不到地成為這次紀念潮中的第二大討論主題，其關鍵詞句卻是：美國並未從九一一之後走向衰落，中國也並未真正崛起。
美國「擁抱熊貓派」佔盡上風
公正而論，「中國崛起」之夢，並不只有中國在做，而是許多中國觀察者、China Scholar及媒體共同在做，北京只不過是在這種大合唱聲中不自覺地陶醉了而已。
以美國為例，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布什政府出於反恐需要，不得不改變對華策略，將中國視為反恐戰爭的「戰略夥伴」。其心中雖然也清楚，中國未必成為美國真心實意的「反恐戰略夥伴」，但也得降低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聲音，調整了台海政策，在亞太地區放低姿態，以求北京不公開搗亂。那時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由「紅隊」演化而來的「擁抱熊貓派」非常神氣，由「藍隊」演化而來的「屠龍派」灰頭土臉，以至於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告訴我，如果被帶上「污名化中國」的帽子，在這個研究圈內就會被邊緣化。布什總統本人是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政治家，但絕不敢公開贊成「屠龍」，其主政八年間，被迫採用「熊貓避險策略」。而「屠龍派」也調整立場，軟化立場，得了個新名「敲打熊貓派」。奧巴馬上任伊始，其對華政策竟然完全採用了中國外交部下的國際研究所為其開出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後來只是因為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例如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遭遇中國政府的極度輕慢，才開始調整其對北京的謙恭態度。
托馬斯．Ｐ．Ｍ．巴尼特（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政策和外交問題專家、暢銷書《五角大樓的新地圖》作者）堪稱 「擁抱熊貓派」的領軍人物，他乾脆提綱挈領地歸納出中國為甚麼對美國重要的十大因素，向美國政界進言。中心意思是對中國軍力增強不必擔心，因為中國將來不會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而是最重要的盟友。因為無論是美國經濟、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都離不開中國；美國「反恐」及其保持在亞洲地區的優勢，都需要中國的支持。這番說話被中國引為至寶，從此以後每論及美國離不開中國支持就是三點：經濟合作、反恐及亞太地區的利益。
中國外交從崛起再回歸韜光養晦
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外交戰略是聯歐制美，其戰果之一是二○○一年五月在法國的大力支持下，聯合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選舉，成功地將美國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趕出去。九一一之後，中國的外交戰略調整為三個層面：大國外交、周邊外交與資源外交，外交姿態從「韜光養晦」變成了「有所作為」。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在《外交季刊》二○○五年九、十月號上發表〈中國和平崛起〉。由於這本雜誌在世界外交界的戰略性地位，西方社會從此牢牢記住了鄭必堅的名言「當代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文明的復興」。
支撐中國如此做的心理基礎如下：世界陷入了「中國熱」，投資者紛紛到中國淘金，世界企業五百強當中的大多數都在或者希望到中國搶灘登陸，中國因此成為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頭號引進外資大國。對待潮水般湧來的外資，中國政府從過去要給「優惠政策」轉變為可以挺直腰板說「不」了。眾多外資為了得到中國政府青睞，都自願幫助中國政府遊說本國政界及政府採取親華政策。而中國對找上門來的外資可以挑挑揀揀，提高門檻或者乾脆關門不讓進，比如世界媒體業巨頭默多克，多年來對中國政府打躬作揖，最後還是在中國撞了牆──老默在中國折損了大量投資，最大成就就是抱得美人歸，娶了位中國妻子鄧文迪。
對於老歐洲，中國政府採取「訂單外交」，每逢與老美關係不太暢快，中國就將大宗的政府訂單派往歐洲，比如不買「波音」買「空客」之類，法德等國一看到巨額的中國訂單就眉開眼笑，媒體上「中國崛起論」頓時再成熱潮。
近兩年開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磨擦不斷。本世紀初始年代中期，美國太平洋艦隊在中國的壓力下曾被迫退出太平洋第一島鏈，終於又在東南亞國家的邀請下重返太平洋，並堂而皇之地申明主張自己在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
中國政府面臨日漸增大的外交壓力。去年十二月七日，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以個人名義在外交部網站上發表〈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一文，明確聲明，「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政治上，我們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尊重各國人民對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選擇」。戴秉國這篇文章是給世界各國喂定心丸，且各有對象，「不當頭、不爭霸」說給美國聽，「不稱霸」說給東亞及東南亞眾鄰國聽。
繼之是熊光楷（解放軍原副總長、上將）的文章〈被歪曲的中國國家安全形象〉，說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內有些同志開始過高估計和渲染我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認為中國已強大到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了，我國長期堅持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應該進行調整；少數人甚至主張『持劍經商』『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等等，結果是給『中國威脅論』提供了口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對中國國家安全形象的誤解。」
短短十年之間，中國外交政策從放棄「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再回歸「韜光養晦」，說明這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只是一個泥足巨人。我猜想巴尼特先生現在最苦惱的是，如何體面地調整立場而不成為同行嘲笑的目標。
「中國模式論」曇花一現的燦爛
全世界的左派尤其是法國左派，都認為九一一事件是美國這「新羅馬帝國」行將倒塌的前兆，一致認定這是「中國崛起」的好機會。有的甚至為中國超過美國排好了日程（如二○二○年趕超美國），從經濟到價值觀的影響力都為中國制定了趕超指標，比如在中國有極大投資利益的美國高盛公司顧問、現為中國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顧問公司董事長的喬舒亞．雷默就寫了《北京共識》一書，預言「北京共識」即中國模式將取代「華盛頓共識」。以破壞環境生態、掠奪勞工生命福利、罔顧公平正義的「中國模式」被雷默與崔之元等人硬給說成是具有環保意識、讓人民最大受益、追求公正的發展模式，值得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學習。當然這個「中國模式」除了新左派自我把玩之外，也還得到委內瑞拉查爾斯這類當年「毛主席的好學生」情意綿綿的吹捧。
挪威政治學家約翰．加爾通因預言美國在二○二○年必將崩潰，夫妻聯袂寫了本《向中國人學習》的書，他們的「學術建樹」是否定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其名聲從未超出北歐那個小小的左派學術圈，此番語出驚人，立刻成為中國官方的重要學術嘉賓，以「和平學之父」名義在中國官媒及網站上好好火了一把。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只將「韜光養晦」當作權宜之計的中國，自然也開始「崛起」了。但今年以來北京在陷入內政外交的困窘之後，不僅通過戴秉國、熊光楷及陳秉德等人宣稱重歸韜光養晦，還在理論上表示不再推廣中國模式。三月一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又發佈《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在肯定中國經濟發展得益於「中國模式」的同時，聲明「不會向外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不會把自己的價值強加於人」。新左派在對外輸出價值觀上遭到了冷遇，只好及時調整了方向，將政治籌碼押給未來的政治明星薄熙來，紛紛去紅都重慶朝聖。
讓中國模式論鼓吹者難堪的是，就連中國一向不放在眼中的烏克蘭，最近也開始批評所謂「中國模式」了。為此烏克蘭新聞網站（unian.net）近期特別刊出瓦倫瓦（Ganna Warowa）與達布什（Eugene Dawbush）的評論文章「中國能夠教給我們甚麼？」（What can China teach us?）作者指出，當前的中國表面富有，但多數人民卻很貧窮，加上黨工貪腐，民眾人權被剝奪，連富人都想逃離中國。中國發展經濟以犧牲環境生態為代價，污染非常嚴重，「癌症村」在全國比比皆是。官員蠻橫腐敗、強拆民宅，導致民眾抗暴事件年年增加。如今中國已是一座隨時可能引爆的巨大火藥庫。最後作者得出結論：「我們從中國僅能學到壞榜樣」。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確實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十年和平發展的大好機會不期而至。但中國政府沒有好好利用這次歷史機遇改革內政，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反而不切實際地將眼光放到了國際社會，期望成為世界領導者，為此浪費了許多資源，比如大外宣的數百億投入等。如今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期，經濟發展難以持續（見本人文章「中國經濟的軟肋：三個不可持續」），與人民之間的麵包契約（即人權就是生存權）也面臨食材枯竭。在維穩費用已經超過軍費的情況下，中共目前已經只能將維護政權穩定當作現階段的「國家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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