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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書都讀到哪裡去了

習近平在此次訪美時不僅說出了「中國人民一向欽佩美國人民的進取精神和創造精神」,而且還告訴世人:「我青年時代就讀過《聯邦黨人文集》、托馬斯‧潘恩的《常識》等著作,也喜歡瞭解華盛頓、林肯、羅斯福等美國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還讀過梭羅、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有網友認為「這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名錄」。既然有勇氣如此講出,誰還能懷疑這位國家領導人曾在索契冬奧會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所說的「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呢?於是有網友認真梳理了一下習近平的書目,讓人驚奇不已。
好一個「人民的選擇」
有人說,我們這個種族缺少幽默感。其實不然,近些年,大部分中國人進入新世紀,借助互聯網,不必署真名,多多少少可以減少自由發言的恐懼感後,廣大網民們幽默諷刺的才能立馬凸現。當然,在一個沒有幽默傳統的國家,特別是在一個從來不敢公開對大王進行幽默諷刺的族群,有些人看了那些跟帖後還是難免轉不過彎來,認為怎麼可以對「天子」如此不恭呢?要知道,就像幾千年來,中國的老百姓一向認為,漢朝就是劉家的,唐朝就是李家的,明朝就是朱家的,無可爭議。既如此,到了中共一朝,這天下自然就應該由中共坐下去,而這也正是現政權的意思:誰打下的天下誰個坐,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前段時間還有中共大佬的女兒公開發言,認為習近平反腐敗就是為了共產黨的江山。所以說,最近雖有高層面對外人就中共執政有無合法性的置疑時強調什麼「源自於歷史」,「人心向背」和「人民的選擇」,都不過是自說自話,已經成為「老不信」的中國老百姓今天到底還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就只有天知道了。因為誰都可以問一句:你共產黨的江山與人民何干?正是這種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讓中華民族至今難以實行民主。
閒話少說,還是來看眾網友如何評習近平的「書單」。

看看民意,無力回天
網民中有「好事者」把這兩年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他讀過的那些書開了一個書單,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一個人如果當真讀過這些書,且讀了進去,那真是了不得。正因此,網民們質疑聲四起,且人多嘴雜,比如有網友認為:
「要是真讀了這些書,他就不會在專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要是真的讀了這些書恐怕就不會整天發表莫名其妙的講話了。」
「讀了這麼多西方文學著作,還能號召大家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襲,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更有人生氣地說:「看他幾年來的作為,書是白讀了的!」
還有網友說「我看哪,就兩種可能:一、他確實看了,但沒看懂;二、他沒有看過那些書,是國師給他開的書單,沒想到反而把他害了。」
當然,有人根本就不相信,幽默地說:「要不是照稿子念,光這些書名他都背不下來!」還有跟帖說:「這書看的真是多啊!什麼時間看的?不睡覺嗎?」還有網友說:「……拚命說自己書讀得多,口號喊得也多,怕是缺啥在意啥吧。」
除了幽默諷刺,還有一些說得極為客觀理性,可讀著比那幽默諷刺的批判還有力:「讀書就是學習。讀了很多書沒找到真理,認為信仰很偉大,那書就是白讀了。其實,知識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個人、民族、國家的成就事業或達到理想的根本力量。信仰不過是知識貧乏的表現,是愚昧的標識,是古今中外的社會禍亂的根源。」
最可怕的是,有跟帖說:「看看民意,無力回天,無論怎麼騙都沒人再相信了。二十一世紀世界最悲催人物非他莫屬了,真可憐他。」

中華民族應讀什麼書
不知是不是讀書真的成了習近平的「一種生活方式」,反正在其執政以來,因讀書就炒作過多次,特別是京城一家叫什麼時報的媒體,去年十月在他們報紙的「讀書」欄目還為此寫了一篇報道,題目的意思是「國家領導人念叨的書,你看過多少」。人們常形容我們這個星球上出版物「汗牛充棟」,即使是經典讀物也是「車載斗量」,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好書多的是。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讀現任國家領導人「念叨的書」呢?沒有讀過,哪怕一本也沒有讀過不行嗎?何況他讀過的這二十七種又多是文學書籍呢。 人的興趣千差萬別。一個人,除了在校學習期間以及工作業務關係,讀一些必讀的書外,再讀書,就是讀自己喜歡讀的,不喜歡的,就算天王老子「念叨的書」,也還是不喜歡。
事實上,像我們這樣一個奴性很重的民族,且不說國家領導人「念叨的書」國民是否就一定要去讀,起碼要明白,比這個書單中一些書目更應該讀的書多的是。比如,像二○一二年冬王岐山開出的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不僅中國普通人應該讀,各級政府官員更應該讀。除此之外,好書太多了,容本人隨手再舉出幾冊:像同一個作者的《論美國的民主》,還有英國十七世紀下半頁就出版的洛克的《政府論》、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約翰‧密爾的《論自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馮‧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一九六○年出版的哈耶克最重要一本著作《自由憲章》,還有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這些,在本人看來,都是中國人包括領導人應該讀的書。
據說,當年,哈耶克有意將他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傑出的政治著作獻給「所有政黨中的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要這麼做,在哈耶克看來,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因反對資本主義而誕生,因而最後也就演變成了「一齣集體主義的悲劇」。可直到今天,我們看到,這齣悲劇在這個地球上某些國家仍然沒有落幕。試想,後來的「社會主義者」若能認真讀一讀《通往奴役之路》,認清這個主義的本質,能幡然醒悟也說不定。

來源轉自:
【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大陸)閔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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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改革喪鐘已響


中國經濟改革喪鐘已響。
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抱怨中國經濟改革停滯,英國不僅懷疑北京無改革決心,而且還認為市場化進程正在倒退。日本有分析家指北京的貨幣政策過於保守,不敢實質性寬鬆。然而,這些問題都不算太大,畢竟寬鬆的量化還有,而市場化進程是個長期指標。
統計數據失真源於政治文化
中國重要經濟數據大部份真實性存疑。一般地看,也與國際上存在巨大差別:北京當局自稱保持了百分之七的增長率,國際上判斷在百分之四及以下者有之。這不是太專業的問題,並且全球重要經濟體本身無一例外地存在數據真實性問題。因此,九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一百八十八個成員國一定要提供真實可靠的經濟數據。IMF專門點名中國,「一定要繼續提高數據質量,以反映經濟結構的迅速變化,這很重要」。簡言之,IMF不相信北京的百分之七增長數據。
在中國的經濟現實中,數據不真實與政治文化有密切關係。比如,一個縣域經濟體若爭取貧困縣以獲得國家級或省級補貼與優惠政策,可以把增長數據編得很低,「好像那裡還是舊社會」。但同是在該縣域,黨政主要首長若報升遷政績,則可以把增長數據誇大數倍,「好像一夜之間超過了美國」。至於關涉民生的經濟數據更是信手拈來。比如就業率,官方稱去年「新增城鎮就業人口超過一千三百萬」,而事實是職業技術院校與被稱為「三本」的最末等本科大學的造假就業每年超過三百萬人次。
上兩類學校普遍採取「拿就業證明來換畢業證」的方式,其如在三年制職業學院規定為最後一年或半年實習,實習被視為已經就業。「僱了一天也算他就業」是職業學院與企業合作造就業數據的基本規則。

農村「消費民主」程度再降低
中國社會就業中有一項特殊指標不在城鎮就業範圍內,其為農民工就業率,但國家層面並不進行統計。更具體的是指年齡在十六周歲至五十五周歲之間適齡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外工作佔該年齡段人口的比例。這個比例可以作為城市化指標的參考,也可以反映全社會「消費民主」的程度,但全力反對普世價值的中共統治體系不接受「消費民主」的觀念。
根據微觀樣本數據,從二○○八年所謂奧運經濟以來,七年間(以每年第三季度末為統計時間),農民工就業率總體趨勢下降。期間,二○一一年達到了最高峰的百分之四十六,而今年則僅有百分之十七。除自主攤鋪經營者七百萬(一般為夫妻共同經營),農村亦有二千七百萬失業者。農村的失業導致了許多社會問題,其中一項就是今年下半年以來農村因鄰里糾紛或家庭爭吵導致的刑事案件呈飆升趨勢。還有,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很難討回,除導致群體事件以及刑事個案,還大大損害了社會的「消費民主」與經濟人權。
在人權問題上,中共後鄧政權一直大講發展權第一,它裡面的最重要項目就是低收入階層的生存權。現在看起來,就算按政權體系的這個口徑來衡量,許多人的生存權確實成了大問題。由於無法以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即變化改革的依賴路徑,在經濟增長方面只有極力維護國企地位。相對應,私營經濟則被忽略。當然,「拿到下游單子」的機會仍有,其如供給產能輸出的國企輔助產品,但總體上,私營經濟的增長機會呈現消失狀態。

產能國際輸出損害社會福利
正如承認經濟增長低於百分之七是個政治問題即間接揭示了生存權的虛飾,承認私營經濟陷入生死兩難境地對「新常態」則是最直接的否定,它間接反映出經濟改革已死而政治改革無能力的真實情形。當今的經濟政策是盡可能將產能向國際輸出,但無論輸出量有多大,一是本身的低技術含量仍是事實,二是國內私營求生不得、尋死不能的現實迫使資本加速外流。資本外流是人民幣不得不技術性貶值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決定性的。依經濟學道理言之,人民幣貶值有助於國內私企尤其與出口有關的私企獲得市場機會,而事實上卻是私企整體上再度低迷,狀如農村「消費民主」程度大幅下跌。
由於統治體系堅決反對普世價值,國企方向還是做大做強,絕不可能私有化,因此,那個龐大的生產體系仍然會享受超低利率、超低原材料與能源價格。無疑這是以整體社會福利下降為代價的。目前,能按工資原額繳納養老保險的企業唯有國企,私營企業則除了降低僱員工資外,還不以工資原額配比繳納養老保險。私企普遍情況是少繳納原額的百分之三十,極端情況達到百分之五十。這意味著達到退休年齡的工作者屆時會少領百分之三十的退休工資,中國養老金體系日後的硬著陸遠比今日爭議的經濟是否硬著陸更有意義。
私營經濟「養人」困難,「養身」亦非常不易。一方面行業轉軌機會極少,另一方面閒置資產難以有效利用。後一種狀況也成為社會性凋敝的景觀(如圖),也是縣域經濟中的硬傷。即便經濟開放程度很高的縣域對盤活私企存量資產也無能力,由於政績目標壓力未減,仍要集中精神「套新」。比如,科技創業園內的入駐企業主只有在縣域內買了住宅樓才能獲得信貸資格,此政策的背景是地方黨政首腦把留人與銷樓兩個目標粘合起來,深怕企業主成功後另謀新址。

新興市場體系將整體崩潰
在現行政治制度下,經濟改革已沒任何希望。因此,不管北京權力中心釋放多少市場(不限於股市)利好信息,既未能止住股市大衰也未能阻止資本外流。不過,在經濟改革喪鐘已經敲響的情況下,單單指責中國向國際上輸出衰退也不符合實情。事實是,中國得益於經濟普世,卻無力挽救新興市場的大衰退。以巴西貨幣貶值為始的危機,將在二○一七年導致新興市場全面的動盪,包括大規模社會衝突。
中國股市不可能回到「三千八加減五十」的理想狀態,這一點也是新興市場整體崩潰的大裂痕。中國直接消費品(食品與飲料)市場已經出現崩盤之勢,在去年底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的紀錄下,今年前三個季度已下降百分之六,到年底將突破百分之十。這個指標比股市更能說明市場質量好壞與社會信心高低。

來源轉自:
【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大陸)綦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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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美,中美BIT還是沒簽成

習近平近期國事訪問去美國,帶著一大幫子中國商界大佬,國內高調宣傳,顯然此次習近平訪美抱有重大的經濟目的。大陸唯一接近習王當權政治核心的媒體──《財新周刊》和財新網發表其主編胡舒立的文章《中美BIT談判應借「習奧會」突破》,披露了習近平對這次訪美所要達到的目的。
中國經濟當前十分嚴峻,政府號稱還有許多調控工具,實際卻是使出所有新的市場辦法仍不能使經濟加快轉型,而回頭再用加強政府投資的老辦法仍然不能扭轉經濟下行,甚至不能減輕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經濟走入死胡同的陣陣寒意,中共當局的感受如芒刺在背。

對談成中美BIT抱極大希望
在此時刻,中共當局寄希望於中美投資協定BIT的簽訂。胡舒立認為「中美BIT是兩國當前經貿領域最重大的談判項目,其意義堪比世紀之交中國加入WTO」。這樣的比喻何嘗不是中共領導層的意思?
自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至九十年代,改革紅利基本吃光。因為中共堅持一黨專政,改革步子無法繼續邁開。加入WTO之後十幾年,中國利用優勢便宜的勞動力資源,不顧環境土地成本,硬壓人民幣估值,中國出口市場大大擴展,使得中國經濟翻了一番。如今,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瓶頸口,改革無法推進,只有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最主要的美國市場,或者才能繼續有效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經濟要發展,必須要有創新。可創新談何容易,舉國上下幾乎都知道,中國不可能有創新。要創新,只有從美國這個世界龍頭去引進、模仿和抄襲。中國經濟目前的優勢也是包袱,擁有鉅額的外匯儲備,中共當局希望這些鉅額外匯儲備能夠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現在中美雙向投資存量超過一萬四千二百億美元,過去五年,中國對美投資額增長九倍,截至二○一四年底,中資企業在美投資額達四百六十億美元。中國對美國投資相對集中,主要在金融、製造、採礦、房產,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總體上呈現下降的趨勢。不管中國對美投資如何擴大,不管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已是資本淨輸出,不管中美雙向投資呈一升一降態勢,目前中國在美投資只有四百六十多億美元,與其近四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比還是太少了。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出發,中國對已經談了七八年的中美投資協定BIT能夠在習近平訪美時正式簽訂成功,是抱著很大企盼的。可是,結果並沒有達成。

對自由平等貿易理解南轅北轍
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了七年多二十一輪,為什麼還是沒能達成呢?
似乎為了安慰一下習近平走那麼老遠一趟,中美兩方公開表示:「兩國領導人積極評價正在進行中的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業已取得的進展」,美方甚至承諾「對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中國投資者保持開放的投資環境」,可終究還是沒有正式簽訂中美BIT。
中國對外商投資的管理,即使這幾輪中美談判中已經提出了負面清單,可是中國對外商投資的限制還是要比美國多,在涉足從金融服務到農業和醫療保健等中國眾多的國家主導行業以及在國企佔壟斷地位的行業中,尤其如此。
美國作為信奉自由的發達國家,其對自由貿易的理解,標準更高,涵蓋範圍更廣,不僅要取消或降低商品的關稅,還涵蓋安全標準、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衛生檢疫、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採購、爭端解決,以及有關勞工和環境保護的規定;而長期囿於中央集權的專制的中國,即使改革開放加入WTO以後,在國際貿易規則上更注重降低投資壁壘和稅收等基本投資權益,幾乎從不想到人的合法權益,很少涉及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標準和規則。
美國給中國開出的負面清單只有三項:關鍵基礎設施、重要技術、國家安全。但美方對這三項都沒有明確的定義,而且中方在美投資、經營的任何階段,美國行政當局都有權中止項目,產生的成本由投資人負責。這樣的提法增加了中國在美投資的不確定性,幾乎是無法做生意的。
表面看來,就是些商業的技術矛盾影響了中美BIT的簽訂,實際上恰恰反映了中美兩國對於社會平等的不同理解。

保護個人隱私還是保護黨和國家
以國家安全,特別是這次習近平訪美時幾次提到的網絡安全問題為例,中美兩國表面上都強調要加強網絡安全,可實際內容南轅北轍。
在美國,網絡安全從根本上說主要集中於保護各種私營部門的數據和關鍵的網絡基礎設施,以及個人的隱私權。在中國,網絡安全本質上是以黨國為中心,防範國內外利用網絡威脅損害中共一黨專政。中國口口聲聲所說的「網絡空間主權」就是中共一黨的「網絡空間主權」。在美國,網絡安全法規致力於防止未經授權侵入電腦系統和竊取信息的行為,至於網絡監管法規所關注的則是為了執法或情報目的對某些侵入行為的授權,而監管人員若是泄露被監控者的隱私,即是觸犯法律。
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和《網絡安全法(草案)》,更像是一份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文件,一篇旨在捍衛中共掌握權力的檄文。通觀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和《網絡安全法(草案)》,沒有一條是制衡政府權力的,政府可以不受限制、隨心所欲地採取任何安全措施。中國的《網絡安全法(草案)》也有保護個人隱私的條款,譬如第三十六條,網絡運營者負有嚴格保密及不得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義務,但如果政府要求網絡運營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卻是「合法」的。
我們不排斥不久將來中美BIT協定會正式簽署,但是中國與美國的根本分歧不可能消除。中國國企雖然此次也被美方承認可以作為投資主體在美投資,那是美國將其看作只是由投資方而不同於其它普通企業一樣的企業。中國國企是一黨專政的基石,它可以不顧自己的利潤率、不必對自己老闆──中國民眾負責,虧本在美國經營,只為了中國政府取得有用技術和在美國有利的地位;它也可以在中國市場依然把持壟斷市場,擠兌所謂開放以後從外面進來的美國資本。
因此,即使中美BIT協定正式簽訂之後,中美投資矛盾依然會層出不窮,中美互相投資的空間仍然有限。

來源轉自:
【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大陸)于怡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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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錯亂的中國

在一個社會大變動時代,因價值和政治的急劇更迭變換,往往造成各種失範和社會問題,各類精神不正常的現象會急劇增多,傳統時代這類例證就多有。近代歷史上,由於現代文明的變動不居,社會更迭激烈的程度遠大於以往,這類現象凸顯,更為突出。現代精神病理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的發展都是與此有關。
精神錯亂(insanity),是一種病理現象,指語言或行動上缺乏基本的正常的邏輯和判斷,處在一種混亂、荒誕的狀態,嚴重者則為瘋狂。對處在一個劇烈轉型中的中國來講,出現各類精神問題本不是讓人奇怪的事,但在當下的中國,由於特殊的後極權體制下的作用,權力強迫行使的某種宣傳,且其中依據的精神和理論資源蕪雜無章,相互矛盾,所因此造成的社會思想和價值上的矛盾和混亂、許多人呈現的一種近乎精神錯亂般的狀態,達到一種讓人吃驚的程度。從官方到民間,上到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在許多有關政治、社會和文化,對外關係上的觀點和論述不僅前言不搭後語,邏輯混亂讓人瞠目結舌;且對這類問題毫無自覺,甚至沾沾自喜,自以為是,自我膨脹;行為和言語、精神規範之間差距甚大,相互悖反,不僅給當下造成諸多問題,也將給未來的中國埋下極大的隱患。

社會思想和價值觀的矛盾混亂
就造成這種狀況的各種原因來講,中共的體制及其宣傳當然要負根本的責任。僅在幾十年一兩代的時間,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可以從毛時代一種極端的左傾,民粹、烏托邦、暴力、禁慾、反傳統的話語和價值標準,忽然轉變到鄧時期的發財致富,經濟至上,極端功利主義;前後的衝突性,變化之劇烈、幅度之大,歷史少見。為維護權力的合法性,鄧時代以及稍後一段時期,官方基本上是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通過各種修辭方式,變通手段,加以消解毛、鄧意識形態上的差別和緊張。靠著這種實用主義的方式和修辭手段,官方至少還維繫了意識形態領域邏輯上的大體一致,將與這種意識形態不一致的東西採取虛置化。但即便如此,種種價值和文化上的混亂,還是時時可見,也帶來相當多的問題。
習近平助長毛左意識形態回潮
自習近平上台後,毛時代的許多話語又具有了某種合法性,意識形態領域和社會價值觀方面出現嚴重的混亂。最近,這種狀況因中共高調重新宣傳起共產主義,將這種混亂發展到一個新的程度,在某些人那裡,精神錯亂的現象更顯突出。一方面,是傳統共產主義說辭、毛式的各種民粹話語因官方的推波助瀾大行其道,有些人明明思想上對共產主義沒有絲毫認同,但卻虛偽地大肆鼓吹,借此牟取個人利益。共青團系統更是揣摩上意,最近扮演起捍衛共產主義理想的急先鋒的角色,展開對任志強的大批判,只因後者對今天這個時代宣傳共產主義有所保留。……
另一方面,為維持經濟增長,給不斷下滑的經濟注入些活力,官方也在不斷地試圖推出些新的經濟改革措施:自貿區,萬眾創新等等,這些政策的指向至少理論上多半還是市場經濟取向,鼓勵人去做老闆,發財等等,這顯然與中共一向宣傳的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是矛盾的。一方面通過官方決議要建設法治國家,出台一系列所謂維護律師權利的規章,另一方面卻不講任何基本的法治精神,大肆抓捕維權律師,踐踏法律。批判西方思想,拒斥普世價值的存在,卻同時鼓吹宇宙真理,共建人類的共同文明。不准中國人正常使用臉書,youtube,卻在美國與其創立者老闆們握手言歡。上到高官下到百姓,許多人大罵美國、西方,卻不惜一切代價將兒女和財富送往那裡,讓兒女們接受其批判的教育。表面上愛國不絕於口,但在涉及自身利益時,絲毫不顧廉恥地出賣民族利益,或不顧尊嚴地想方設法佔盡小便宜。

理性精神深入拓展:回歸常識
所有這一切,顯示著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上的某種深重的病態,精神上的錯亂。而這種病態現象和錯亂的發展,又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著現有發展模式和體制、意識形態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官方在這種困境面前,因維護權力既得利益的考量,不肯作出根本性的改革,因此造成進退失據,邏輯混亂,常給人一種理虧詞窮、荒謬不堪的印象。
為了根治這種狀況,最好的藥方是理性精神的深入和拓展,回歸常識。正如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某領導人所說的那樣「改革就是回到常識」,而中國改革開放這些年取得的進步,很大程度上也確實就是「回到常識」,遠離意識形態教條的結果。這些年,一些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不斷地努力,試圖以各種方式召喚理性和批判精神,為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更新創造條件,但卻招致官方的各種打壓。種種舊日的意識形態的教條和民粹的思潮卻在官方的提倡、縱容和鼓動下不斷湧動泛起,其結果是惡化了這種上上下下的精神錯亂狀況。這種現象不能有效地遏制,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一日不能得到很好的祛除,一日這種狀況就可能繼續下去,甚至有可能發展到一種整個社會瘋狂、給民族帶來新的重大災難的局面。那將不會是中國的好運,民眾的幸事,自然也絕不會是中共官方、領導人們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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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法國)張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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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反腐」越反越失人心


習近平在美國西雅圖參加晚宴時發表講話:「中國的反腐沒有權力鬥爭,沒有『紙牌屋』」。
九月二十二日,習近平在美國西雅圖參加晚宴時發表講話:「中國的反腐沒有權力鬥爭,沒有『紙牌屋』」。說明習已知國內外對其領導的反腐,有著廣泛的質疑,習的此番表態真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一個健康的社會,就不應害怕人們對政要的言行進行各種質疑。
老虎究竟有多少?
習反腐,唯一有權的反腐部門就是中紀委,其他人和組織均無權「反腐」,這本身是一種「權力反腐」。習曾表示:「打鐵還須自身硬」,但中共十八大以來,中紀委、監察系統就處分了三千四百多人,僅中紀委機關就查處了十四人。
據九月十九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數據:從中共十八大到今年六月,已巡視三千三百八十個地區、單位,發現廳局級幹部的問題線索五千一百個。中紀委立案審查的中管幹部中,有一半是根據巡視移交的問題查處的,那現中紀委立案的廳局級幹部線索應是一萬零二百個。按以往的慣例,有的一個問題線索所涉及的人數並非是一人。紀委立案後,平均七個月就可將案件移交司法機關。照此,在二○一六年底,至少應有一萬零二百個廳局級幹部被移送司法機關。中共省級黨委的巡視對象是八千八百六十五個,二○一四年發現廳局級幹部的問題線索一千七百零九件,處級幹部線索六千二百九十二件,分別是二○一三年的八點三倍和八點二倍。對一百零六名廳局級、八百四十二名處級幹部進行調查。立案數佔線索數的百分之十以下,是誰有這麼大的權力能抹去這麼多的案件?這裡難道沒有「權力鬥爭」的陰影?
據清華大學蔡繼明教授所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二○一二年中國大陸被徵用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企業佔百分之四十至五十,鄉級組織佔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農民僅佔百分之五至十。九月十四日,山東省平邑縣地方鎮東崮社區強拆引發縱火事件。當地農民宅基地一平方米補償六十元左右,房屋補償三至八萬元,最多不超過九萬元,耕地補償為每畝四千元。縱火案中身亡的村民張紀民正是因為家庭困難,無力貼錢購安置房才當了「釘子戶」。像他這樣的人家在農村至少有百分之十以上,他們往往無奈地成為強拆對象,官民衝突不可避免,流血時常發生。
許多研究者在中國農村調查表明,在中共十八大實施耕地增減掛鈎的政策後,百分之十左右的農戶可以在不負債的情況下購房;百分之十左右農戶完全沒有支付能力;另外百分之八十左右的農戶在現行政策補助、家庭積蓄、銀行信貸及親友的幫助下才勉強購房,但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群體在購房之後負債五萬元以上。
中共的反腐,根本不從「體制」上反腐,而是誰權大,誰就可以將「對手」反掉,此種反腐不可能改善民生而得人心。十多年來,強拆民房所發生的死傷,在城鄉間已經難以數計,公眾對這樣的新聞已經有些麻木。去年三月二十一日,山東平度市的強拆現場,四名村民被堵在帳篷裡,帳篷被澆上汽油點燃,一名六十三歲的村民被燒死,其他三名村民被燒傷。去年底,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有些村民的房屋被夷為平地。中國大陸幾乎每天都發生強拆事件,很多沒有人員傷亡的強拆,還沒有進入公眾的視野,這是中共沒有從體制的根本上反腐,必然導致越「反腐」越失人心的局面。

刀刺法官緣由
法治體制下的反腐和「權力反腐」是兩碼事,前者係真反腐,後者係「權鬥」,必然走進越「反腐」,腐敗就越多的怪圈。法治和黨治是兩碼事,真法治和「黨領導」難以相容,難怪今日中國大陸,越講「法治」就越出現刀刺法官的現象。
二○一五年九月九日上午十時,在湖北十堰市中級法院,四十三歲胡慶剛因追討欠薪敗訴,在拿到二審判決書後,用一把隨身攜帶的水果刀,捅向女法官劉坦。隨後,胡被警方以故意殺人罪刑事拘留。被刺的四名法官所幸生命無礙,傷勢最重的鄭飛已經從ICU病房轉出,其他三人則被轉入心外科病房。除法官胡韌外,其他三名法官都已成家立業,孩子才二歲,最小的劉坦還不到三十歲,孩子尚在哺乳期。九月十一日,面對央視的採訪胡慶剛仍憤怒不已,「你說我敗訴,你要說出個原因來」。
胡曾向十堰市勞動仲裁委申請仲裁,二○一四年八月敗訴,理由是證據不足。胡起訴十堰方鼎汽車車身有限公司,要求賠償工資、加班費、拖欠工資等共計六萬五千餘元及社會保險。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堰市茅箭區法院同樣認為證據不足,一審裁決胡敗訴。胡上訴至當地中級法院,還是敗訴。胡提交的證據顯示他曾在武漢方鼎汽車部件製造有限公司工作,做過電焊工、烤漆工等,不能證明他在十堰方鼎公司工作過。胡曾於二○一三年八月進入十堰方鼎公司,一兩個月後被調去武漢方鼎公司,二○一四年二月辭職。兩個企業是一個老闆,胡屬於工作調動,因此起訴了十堰方鼎公司,但胡未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難以證明勞動關係的存在,導致敗訴,這在中國大陸屬十分普遍的現象。胡在仲裁和法院中提供了證據的複印件,不能證明原件的存在,法院去被告公司調查原件時,公司拒絕配合。律師去調查時,可想而知,今日中國律師的地位十分低下,當事人拒絕律師調查、取證,不僅不違法而是「天經地義」。包括香港法院在內的各法治國家、地區法院的法官,為保障裁判的獨立、公正、中立而不會輕易去取證。當律師取證遇到非法阻止時,由法院簽發《調查令》並授予律師電警棍,保護律師的執業安全。
湖北十堰法官被刺絕不是孤例,近期就發生過陝西安康法官被圍攻、浙江金華法官被威脅……。
上海第一中級法院法官劉成說:「在我們法院,雖然未發生過這樣惡性案件,但法官被跟蹤、被口頭威脅、家裡被按門鈴,當事人多次寄信威脅,還有向領導不實舉報等,都有過。二○○八年,院裡曾經出台過一個保護法官權益文件,但涉及和公安機關協調,有效手段並不多」。這也是導致近年的在司法改革中,中國大陸有近兩萬名法官離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黨大於法」的社會,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和反腐,法官、律師和當事人都生活在恐懼中,沒有一方的人和財產屬安全。在習近平訪美期間,來自北京、吉林的訪民成功鑽到習近平乘坐的車底下,攔截習的車隊,這也是習式「反腐」的醜聞。
今年七月九日,中共在全國抓捕律師以來,受到打壓的上海律師鍾錦化一家近日抵達美國。鍾曾在溫州當過二十年法官,裁判過一千個案件,大都是經法院合議庭、審判委員會和政法委決定,作出並非公正的判決,中國法官也是司法黑暗的工具和替罪羊。
中共「反腐」為何越反越失人心?人們有權質疑和思考,當局不應迴避任何一個已經被曝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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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大陸)鄭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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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與中國--特色周口店「聖火」與民族主義虛妄


古人類學家在周口店為奧運廣場揭幕儀式鑽木取火。

中共的民族主義虛妄。
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中,中國這塊「黃土」和「熱土」是種種「奇蹟」的誕生地,真的舉世無雙,真的可以完全「走自己的路」,真的可以用充分的「自信」藐視一切普世規則,這種想法至少在大眾心理和下意識中有一定人類起源學意義上的支持。它和政治意義上的「中國特殊論」遙遙相對。但這樣一種強烈的「特殊性」的意識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主流輿論引導出來的。
北京西長安街上的「中華世紀壇」象徵著崛起的中國在新千年的自我期許。這裡有一簇長明的「聖火」,是從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通過鑽木取火、由為國爭光的著名運動員通過接力跑送來後,在二○○○年第一天的凌晨由江澤民親自點燃的。這是一個隆重的國家儀式。「中華世紀壇」網上的介紹說:「聖火台上長明不熄的一簇火焰即為取自周口店猿人遺址的『中華聖火』,寓意中華民族的文明創造永不停息。」
二○○五年北京奧運廣場開幕前舉行的「聖火傳送」儀式上,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也被選為聖火點燃處,其過程更具有象徵性和觀賞性:中國著名的古人類學家、中國人獨立起源說的支持者劉東生用鑽木取火的方式點燃火炬後交給幾個半裸由獸皮遮體的「原始人」,再傳給外面的火炬接力手,再一站一站地傳下去。據報道,在周口店猿人洞裡點燃的「聖火」還在其他一些重要公共活動中承擔過這樣的使命。這些重大的國家儀式都告訴人們周口店的猿人就是今天「中華民族」的祖先,「中華民族」的「聖火」至少有七十萬年之久!

北京猿人是「中國人的祖先」嗎?
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在當今人類起源的解釋中有兩種說法。第一種,也是國際人類學界普遍接受的,是認為直立猿人和智人都起源於非洲,然後散佈到世界其他地方。但前者和後者之間沒有關係,現代人的前身是智人,可能在十萬年前才走出非洲,取代了前者成為現代人的祖先。
按照這個說法,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就不可能是今天中國人的祖先。這個說法受到在中國和東亞採集的當代人類DNA數據的充分支持。這些數據說明今天的中國人、非洲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共享一個祖先,而這個祖先離開非洲的時間不會早於十多萬年前。第二種說法,是一些中國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提出的,他們根據一些化石和考古材料認為中國境內的智人和幾十萬年前的直立猿人一脈相承,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連續進化,但也不排除和後來到達的起源於非洲的智人混合的可能。

種族主義的祖先迷思
應該說,這是一個純粹的科學討論。DNA和化石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境內現代人祖先起源的兩種可能。一個以「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思想的社會,應該把這個有待於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才能解決的難題留給科學家,而不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為了政治需要去利用一個只有片面證據的結論,更不應該把這個結論儀式化,灌輸到民族主義甚至愛國主義的教育中,給大眾造成這樣一個印象:「我們中國人」從猿人時期就有自己獨特的祖先,這個祖先留給我們的「文明」一直延續到今天。
即使我們假定將來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北京猿人確實發展出了智人的後裔,這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教育也不應該有什麼關係。一個具有現代科學意識和理性思維的國家,一個對自己國民對國家的效忠有充分信心的國家,不需要把幾十萬年前的猿人搬出來說明自己的偉大。
何況,即使北京猿人有後裔,那個生物學意義上幾十萬年前的單一性和近幾千年來中華大地上發生的人種、族群、文化和經濟上的混合和複雜相比可以說不值一提。不要說是直立行走的猿人,就是數萬年前的智人,和今天大眾話語中的「非洲人」和「中國人」等等也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它們至多是「從非洲走出的」或者是「在這塊屬於今天的中國的土地上曾經生活過的」某種古人類而已。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完全是一個文化的、歷史的、政治的概念,是近幾千年人類進入農業和工業社會後複雜演變的產物。硬要為這樣一個「中國人」找出一個單一的生物學意義上的祖先並為此而驕傲,在世界歷史上只有種族主義的祖先迷思才與此類似。

「中國人」何時懂得為國獻身?
幾年前,北京上演過一出名為《北京猿人的原始之戀》的音樂舞蹈史詩話劇。劇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猿人家庭的老家長,有一個寓意很清楚的單名「根」。這個「根」不但在喪失繁衍能力時把自己佔有的女人讓給年輕力壯的男人,而且在一個大雪封山的嚴冬點燃自己,讓家人食用進而生存下來,從而塑造了一個「中華民族」在直立行走的猿人時期的大英雄。他識大體顧大局,最後以自我犧牲成全集體血脈的延續。「中華民族」無盡的英雄譜於是從三皇五帝向前推了大約幾十萬年。戲的廣告詞就是「感謝祖先」。主人公的獻身說明中華民族原初的血統裡就有了自我犧牲的遺傳,「中華民族」在腦容量極其有限的猿人時期就有了今天主流話語需要的高風亮節。
應該是國際主義而不是愛國主義
周口店遺址在一九六一年被國家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本來這是一個很合適的定位,但在九○年代愛國主義浪潮中,一九九七年被定為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有人會說這裡的愛國主義是紀念歷任中國考古學家的辛勞和貢獻,也是因為最早發現的北京人的頭蓋骨在二次大戰中最後落在日本軍隊手中搞丟了,所以也和民族恥辱有關。這些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並不充份。因為類似這樣的愛國主義奉獻和民族主義恥辱,較真起來的話中華大地上比比皆是。周口店遺址在「愛國主義教育」中承擔重大角色,主要因為它是「我們祖先」生活的地方,而不是愛國科學家的奉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
其實,整個北京猿人最初的發掘和後來的研究都離不開西方考古和人類學家的奉獻,是和美國在北京的協和醫學院的解剖科分不開的,是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完成的。不但如此,「北京人」的拉丁文和英文名稱都是西方考古學家起的,「北京人」的中文名稱也由此而來。甚至中國境內的人類演化是從直立人到智人的一脈相承和獨立發展這個理論最初也是西方學者魏敦瑞提出並廣為傳播的。魏還是三十年代周口店遺址發掘的負責人。在魏之前負責周口店發掘和鑒定的加拿大科學家步達生甚至鞠躬盡瘁,死在工作崗位上。所以,如果非要給周口店猿人遺址加上意識形態色彩的話,那麼它更應該是國際主義的產物。

有種族色彩的國家主義原始崇拜
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為代表的「祖國歷史」一直在中國學校的歷史教育中有著重要地位,用來培養學生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有一個初中教案是這樣寫的:
講述這一段內容,要使學生真正懂得我們偉大的祖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必須讓學生弄懂「四、五十萬年以前」、「一百多萬年以前」的時間概念。可這樣問學生:「你今年幾歲了?你的父親多少歲?你的祖父多少歲?」在學生答問的基礎上,幫助學生推算「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四、五十萬年、一百多萬年。通過推算,學生對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的時間概念就有初步的認識了。
這已經是一種近乎神秘主義的歷史教育了。在這樣一個歷史教育下,只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被拉長、放大,成了一個跨越漫長的人類演化的超時空的實在,彷彿冥冥中就有那麼一個叫做「中國」的東西,以它自身為目的,圓滿自足,從一個遙遠的過去通向無限的未來,成了地球上的「邏各斯」。每個「中國人」的「祖先」都和這樣一個神秘的「中國」有一種純粹是血的聯繫,這種血脈可以一直追溯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年前。
這樣一個把「中國」神秘化的歷史教育,當然不是為了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而是用刺激人的原始想像和調動生物性的下意識去強化對國家的崇拜,一個具有強烈種族色彩的國家主義的原始崇拜。所以,所謂中國人有自己獨特的祖先,其政治含義就是「我們中國」可以有與眾不同的國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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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美國)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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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從白宮去國會的路有多遠?


據外媒報導,中國方面此前要求美國安排習近平在國會演講,卻遭到美國的回絕。
到過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人都知道,美國國會大廈離白宮不遠,兩者之間有一條賓夕法尼亞大道相連,從白宮出來,順著大路走,一會兒就到國會了,迷不了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在白宮會談,享受國宴招待,總統奧巴馬是給了習近平面子的。據外媒報道,中國方面此前要求美國安排習近平在國會演講,卻遭到美國的回絕。為什麼帶了大把訂單來訪問美國,卻滿足不了到國會來一趟的小小夙願呢?
中南海不懂美國國會
習近平不了解美國國會,他或許知道國會大廈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的那一頭,卻不知道國會在美國權力結構中的位置。習總書記是個聰明人,他在國內和在外頭是兩張面孔,在國內講共產主義,反對憲政,反對司法獨立,反對軍隊國家化;在國外他從不講這些,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提都不提,他講自己讀了多少西方名著,什麼托馬斯‧潘恩的《常識》,什麼漢密爾頓,等等。這些書的內容讓習近平讀到哪裡去了,實在令人費解。但凡讀過《常識》中關於限制政府權力的隻言片語,聽說過漢密爾頓聯邦主義的一二皮毛,就不會不懂美國國會。美國的小孩子都知道,美國立國的時候,國父們明白,只有限制政府權力才能保障人民自由(這就是習近平說他讀過的《常識》),於是特地把美國政府劃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就是習近平堅決反對的三權分立),這三大分支在聯邦層面上就是國會、白宮和最高法院,三者之間的關係叫做「制約和平衡」(習近平讀過漢密爾頓,想必是知道的)。政府之三權既分立和制衡,就決不能勾結,搞一元化領導和官官相護。國會議員由各地民眾選出,負責立法和監督行政執行,他們的身份和權力,來自於民眾的選票。總統只是行政分支的首腦,不能對國會發號施令,沒有國會的邀請,他要擅自去作客也是違反三權分立原則的。
所以,習近平想到國會去演講,奧巴馬可以代為轉告其美意,能不能去得了,卻不是奧巴馬說了算,而是國會自己說了算。習近平只要對美國國會有所了解,就不會要下屬去爭取到國會演講而自取其辱,因為照他那樣子他根本去不成。

美國國會都請誰演講
說到國際關係,有一個說法是,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這話中國人特別聽得進,奉為真理。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利益支配著意識形態。這些教條是習近平這一代人年輕時候熟知的,可謂深入骨髓。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財富高度集中而可以由政府支配的時候,中國政府表現得相當豪氣,他們相信,只要錢足夠多,是什麼都可以買得來的。他知道美國務實,不會不和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合作。
習近平知道,奧巴馬作為行政分支首腦,為了經濟利益,不得不放下身段擺出笑容和中國人周旋,因為習近平口袋裡的訂單對美國經濟不無小補。他不知道的是,美國國會那些民選的議員們,只對自己的選民負責,就不吃這一套了。
美國有自己的立國理念,自由公正和民主深入人心,選民們以這些抽象價值來要求自己選出的議員。議員們必須堅持這些價值理念,否則下一次民眾就不選你了。
美國國會是議員們的工作場所,邀請外國人來演講並不常見。最為盛大的是參眾兩院聯合邀請演講,或者是到議員人數較多的眾議院演講。國會的專業委員會也會邀請外國人演講。此外,國會授予榮譽獎章的時候舉行儀式,受獎人得以在儀式上發表得獎講演。
在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應邀在國會演講的是法國的拉法耶特侯爵,他是一個法國貴族,出身名門,把祖傳家產都變賣了志願來到美洲,為美國獨立戰爭效勞,被美國國父華盛頓視為義子。他是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這兩大革命的戰士,他犧牲個人的一切為自由奮鬥的精神,讓美國人衷心佩服,他是美國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受邀到國會演講次數達三次的有兩人,一個是英國的戰時首相丘吉爾,另一個是現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這兩位和美國的淵源,對美國自由理念的理解,以及美國人對他們的讚賞、支持和認同,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的第一夫人蔣宋美齡二戰時期應邀在國會眾議院的演講,得到了議員們的高度讚賞。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南非的曼德拉在他們都還是一介平民的時候,應國會邀請來演講。一九八七年,達賴喇嘛應國會人權委員會邀請演講,發表了著名的西藏和平五點方案。二○○七年,國會授予達賴喇嘛金質獎章,這是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在授獎儀式上,達賴喇嘛對出席儀式的美國總統和參眾兩院議員們發表了得獎演講。
今年四月,日本首相安倍應邀對參眾兩院發表演講,這是日本領導人第一次對國會演講。在這次習近平訪美的同時,教宗方濟各就在參眾兩院發表了涉及人類共同處境的內容廣泛而重要的演講。
國會邀請他們來演講,不是因為他們代表的國力、財團和利益,不是他們口袋裡的錢包或訂單,而是他們所倡導的價值、理念,是他們對世界局勢、人類未來的認識。他們以這些價值和認識,被國會議員們視為美國的盟友。

「新型大國關係」缺價值基礎
習近平訪美最為迫切的是向美國倡導「新型大國關係」。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已經大到和世界「一損俱損」的地步,中國經濟若衰落則必然拖累美國和整個世界。所以,習近平有足夠理由認定,中美聯手領導世界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為了倡導「新型大國關係」,習近平在美國人面前盡量展現他人性的一面,不僅溫文爾雅,而且通情達理。他回憶自己曾經受到美國人的招待,結下友誼,分手時「緊緊擁抱」難分難捨,這和他在國內打壓維權律師,逮捕女權人士,重判非漢民族人士,封鎖信息控制輿論,瘋狂強拆教堂十字架,高調共產主義的強硬面孔,判若兩人。在美國人看來,習近平最為可疑的是竟然貶斥普世價值,他沒有什麼理念和願景讓美國人感到可信可親。習近平忽略的是,美國人比任何人更懂得「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個道理。你的這個表現就不可能讓美國人視你為盟友。對民選的民主制度來說,盟友是基於民眾共同的理念和價值,而不是基於物質利益。你可以和魔鬼做生意,但是不能和魔鬼結為盟友。
於是,「新型大國關係」即使在奧巴馬那裡也只當沒聽見,奧巴馬客來客去,裝聾作啞,完全不接茬。而當習近平在白宮和奧巴馬會談的時候,國會議員們舉辦了「非政府早餐會」招待受習近平迫害的中國人權人士,包括西藏、新疆等受壓制非漢民族的代表。此舉傳達的信息是最清楚不過的了。當一個大國政府在國內踐踏人權、迫害無辜,把自由、公正和民主踩在腳下的時候,美國不可能和這樣的政府結為盟友。為了堅持人權、自由和民主價值,美國國會不能妥協讓步,因為美國人民不會妥協讓步。
習近平必須明白這些道理,才能找到從白宮去國會大廈的那條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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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南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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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4日 星期五

科學有國界嗎?──從屠呦呦獲獎看中國的科學體制


誰把院士供進"元老院" 老齡化彰顯科學體制問題。
中國醫學家屠呦呦榮獲二○一五年諾貝爾醫學獎,把這位八十五歲祖母級的科學家推到了聚光燈下。在此之前,我們大多數人連她的名字都沒聽說過。瑞典卡羅琳醫學院頒獎給她,說她所發現的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這數百萬人大多是熱帶地區瘧疾重新流行的不發達國家的低層民眾,大多不是中國人,也不是瑞典人。我所好奇的是,如果不是諾貝爾獎,我們即使瞭解她的工作「拯救了數百萬非洲人」,我們會覺得她的成就夠得上醫學的最高獎項嗎?瑞典卡羅琳醫學院為什麼會頒獎給她呢?
科學家是有國界的
我們曾經聽說,科學無國界,意思是說,科學知識和科學所探索的真理是超越國家的,無論是牛頓定律、愛因斯坦相對論,還是量子力學,無論在什麼國家都一樣。把物理學、化學、遺傳學等等分為中國的和外國的,那是過度政治化的結果。科學的政治化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流行一時,事實證明除了阻滯科學研究以外,沒有一點好處。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的科學研究人群,科研體制和科學家們賴以生存的機構及環境,國界的存在是明顯的事實。
就以屠呦呦的成就來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她參與尋找抗瘧藥的研究,是國家應越戰時期越南瘧疾流行而作出的安排,美國同時也在做這樣的研究,因為美軍在越戰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屠呦呦從植物中提取抗瘧有效成分的科研方向,顯然受到了她所掌握的古代中醫典籍的啟發。她的實驗失敗了幾百次,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晉代典籍中記載的服藥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中獲得啟發,這個「漬」字說明,只能冷水泡,高溫會使有效成份分解而消失,於是用乙醚萃取而最後獲得抗瘧有效的青蒿素。青蒿素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們發現,而不是同時也在研究的美國人獲得,其重要原因之一和屠呦呦瞭解中醫藥典籍有關。
各國由於其文化傳統、科技水平、教育和科研條件、財力物力和人力資源等因素,科學家生存環境的差別是一目了然的。就以醫學來說,中醫是否能被西方科學界認可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中醫在中國醫療保健體系中的巨大存在和影響力是無法漠視的。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在印度,西藥房的數量遠遠比不上印度藥房。低層民眾有了需求,第一時間大多是去印度藥房。印度文化中有非常發達的養生保健知識,如瑜伽、冥想、按摩等技術。此類傳統的知識和技藝也許還沒有整合為從西方文明中產生的現代科學的一部分,但是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必定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會出現在他們的科研工作中,青蒿素的提取證明了這一點。
也許可以這樣說,科學無國界,但是科學家是有國界的。

科學共同體是一個開放系統
國界是一種壁壘,是用來區別內外的。壁壘會對國界內的科學家們造成封閉效應,造成一種不同於外部的生存環境,進而形成不同於外部的規則及行為模式,而當代科學近百年的發展速度與成果非以往兩千多年可比,則得益於開放,得益於全世界科學家的一體化。 屠呦呦獲獎後,媒體紛紛重提她落選「中科院院士」的經歷,質疑中國的院士評選體制,為何「能拿諾貝爾獎,卻當不了院士」?同時,又一次產生了獲獎榮譽屬於個人還是屬於集體的爭論。有人說,既然屠呦呦是在越戰期間由國家安排進入課題組,如果沒有組織的安排,她就不可能從事這項研究,當然也不可能有這個成就。於是又有人提出,中國特有的國家集中力量搞大事的體制是有效的。 這樣的爭論一再發生,掩蓋了中國科學界評價體系的政治化集體化封閉化特點。中國科學界和高校的浮誇、弄虛作假、抄襲欺騙、騙取科研經費等等事件時有所聞,但是結果大多不了了之。這種行為如果出現在歐美科學界,欺騙者必身敗名裂,作案犯錯的代價高得沒有人能夠消受。但是這些現象產生於中國科學圈內部,也消化於內部。醜聞一再發生,久而久之成為潛規則,弄虛作假成為佔取額外優勢的聰明做法,老實人反而吃虧。
對於科學家來說,評價體系是生存環境的最重要因素,是科學研究最強大的驅動力。中國科學不同於國外同行的一個特點是,黨和國家掌控資源,科學也要為政治服務,外行領導內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大光明的。中國科學體制的政治化使得科學界形成中國特色的評價系統,這種評價系統是自我滿足的,卻必須屈服於凌駕在科學界之上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
國際科學界的評價系統,其原則是同行評價,並在程序上盡量排除與科學無關的利益干擾。最普遍的做法是學術委員會由外部專家主導,甚至全部由外部專家組成。這些功成名就並得到科學同行承認的外部專家唯一忌諱的是自己的學術聲譽不要因為評價失誤而受損,評價結果與其沒有絲毫利益相關。一旦發現有利益衝突的嫌疑,專家們自己就會退出以潔身自好。在香港的某些高校,重大學術問題由特聘的海外學者組成委員會決定,而不是自己校內的人來決定,就是為了從程序上排除利益衝突。
但是中國科學不會這樣做,首先黨不會允許這種不可控的做法,其次科學界的大拿們不會願意這樣做,習慣於「走走路子,通通關係」的科學從業者可能也不習慣於這樣做。關起門來低水平重複,大家日子過得好就好。中國現在的教授、博士和論文數量和大學生數量非三十年前所能想像,為了顯示水平,中國人的學術稱號除了國際流行的「博士」「碩士」等以外,還有「博士生導師」等標識。這種罕見的標識法在中國的流行,說明政治權力的「看得見的手」在科學界和高校的存在,也說明了中國科學評價體系的封閉性。
當代科學有一個發現:任何封閉系統都必不可免地走向衰落。中國科學要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必須打破封閉,成為世界科學開放系統的一部分,但是最近黨對高校政治的控制,無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科學屬於全人類
屠呦呦得獎後說,「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她說得好,好就好在她指出了青蒿素的抗瘧作用是有益於世界人民的,而不只是有益於中國人,傳統中醫藥的有用知識,也是屬於世界人民的,而不是僅僅屬於中國。
一百多年前,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立下遺囑,要用他發明炸藥獲得的巨大財富來獎勵全世界為人類作出傑出貢獻的人。諾貝爾獎不局限於瑞典,諾貝爾著眼於全人類的福祉。諾貝爾科學獎要褒獎的是全世界的科學研究,不局限於瑞典的國界。
正是這樣的境界,使得諾貝爾獎一百多年來成為全人類公認的對科技成果的最高評價,這一獎項同時也推動了世界科學的開放性,鼓勵科學家們超越國界,走出國門,合作共享,並讓科研成果造福於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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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丁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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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權力鬥爭與《紙牌屋》

九月二十二日晚,習近平在西雅圖為他舉行的歡迎晚宴上發表演講時,談到了中國目前的反腐運動:「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大力查處腐敗案件,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就是要順應人民的要求。這其中沒有什麼權力鬥爭,沒有什麼『紙牌屋』。」此番話激起了國內外一片熱議,中國網友的評論最有代表性:「這話在國內都沒人信,在美國有人信?」我很訝異習會在那種場合挑起《紙牌屋》這一敏感話題,簡直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沒事找事。因這一話題在海內外引起的一片嘲諷,是習訪美的最大敗筆。
中共黨內有沒有權力鬥爭?
中共黨內目前有沒有權力鬥爭?中共宣傳機器不久前還在高調強調:中國眼下的反腐鬥爭所打倒的那些「大老虎」首先不在於他們的貪腐,而在於他們的「非組織活動」──「篡黨奪權」的隱晦版。薄熙來、令計劃等倒台的真正原因,是他們要把習近平搞下台。這不是權力鬥爭,又是什麼鬥爭?
毛澤東早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有派別就有權力鬥爭。黨內路線鬥爭或曰權力鬥爭貫穿了中共自成立以來的全部歷史。文革中提出的「十次路線鬥爭」,尤其是其中至今未被平反的張國燾、「高饒反黨集團」、「林彪反黨集團」,以及後來的「四人幫」,哪一個的罪名不是「篡黨奪權」?趙紫陽被趕下台時,也啟用久違了多年的「篡黨奪權」的罪名(能想出這莫須有的罪名者,卻沒有想想已身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還有什麼權可奪?)習近平的「段位」與毛鄧相差甚遠,毛鄧在位時都一直為權力鬥個不休不眠,為什麼習在位會沒有權力鬥爭?
不過站在習近平的立場硬說沒有權力鬥爭,似乎也不是錯得離譜。習連續鬥倒了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眾「貪官」,反腐政績大大超越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現任高官們大多已風聲鶴唳、噤若寒蟬,無心也無力再挑戰習的權威。但習沒有毛鄧的功績和威望,處在他的位置,實在是「高處不勝寒」。只要國內國際局勢出現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激變,這種用恐怖和高壓達成的政治平衡最容易被打破,習的地位會受到極大的挑戰,甚至步胡耀邦、趙紫陽的後塵。換句話說,目前的政治穩定恰恰是最不穩定的。
其實,我們不用回顧什麼中共歷史、分析來分析去,一個簡單的邏輯就足以說明問題:習近平反貪腐,反的是那些利用權力貪污腐化的共產黨官員。這些官員手中沒有權力,就無法貪腐;他們不想方設法擴大和保持權力,就無法保住自己的既有權力和貪腐「成果」。習近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權力之大只有建國初期的毛澤東可與之相比。習不掌握黨政軍的最高權力,如何拿下薄熙來一類位高權重、門生黨羽遍天下的最高級貪官?中國的反貪鬥爭不是權力鬥爭,還能是什麼鬥爭?

中國有沒有「紙牌屋」?
習近平說中國「沒有什麼『紙牌屋』」,有兩重含義。一是明白地告訴大家,中國絕不允許出現中國版的《紙牌屋》,出現揭露中國政治中骯髒冷酷的權力鬥爭的電視劇。二是指中國沒有「紙牌屋」得以生存繁衍的政治土壤。一位中國網友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沒有選票,當然就沒有紙牌屋了。」在美國,玩政治紙牌是建立在選票的基礎上的。政治紙牌輸贏的代價只不過是上台或下台而己。贏家自然無限風光,但輸家也盡可以摸摸鼻子回農莊休養,以後想再玩了還可以重出江湖。中國從不玩選票,在中國玩政治玩的是刀光劍影、成王敗寇。與之相比,美式的紙牌屋太小兒科了,中國政客玩的生死大牌足以讓美國政客嚇得尿褲子──輸家輕者入獄,重者腦袋搬家,且不論你功勞有多大、地位有多高,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等都是前車之鑒。趙紫陽能被軟禁致死、沒有入獄,不是他家祖上積德,也不是時代進步了,而是當局有所顧慮。
中國能不能拍出《紙牌屋》?
《紙牌屋》是一部深受世界各國觀眾大力追捧的電視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趕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中國,能不能拍出《紙牌屋》?
中國著名男演員張國立在二○一四年的「兩會」上談到了《紙牌屋》,他的話最具代表性:「我們能拍出《紙牌屋》這樣的電視劇,但能通過層層審查麼?」
其實,若拍中國版的《紙牌屋》,絕對比美國版的《紙牌屋》精彩百倍。中國的「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幫」、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和六四事件,這些事件隨便拿出個來拍電視劇,絕對令美國版的《紙牌屋》黯然失色。中國的導演當然想拍這些題材,但他們敢拍、能拍嗎?「林彪事件」到現在已經四十四年了,其動機和結局依然疑竇重重、眾說紛紜。再怎麼說林彪也是抗戰名將、曾經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但四十四年後,中國政府想要公佈「林彪事件」的真相嗎?在迎回林彪骸骨的請求也是一大禁忌的政治氛圍下,中國能拍一部《林彪事件》嗎?
一個能讓《紙牌屋》這類影視作品暢通無阻地製作和播放的國家,才是真正強大的國家,這是立國只有二百多年的美國強大的一大原因。什麼時候中國導演能毫無顧忌地大拍特拍中國版的《紙牌屋》,中國人民才真正站起來了,中國才真正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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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金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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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黃昏──盤點大陸「轉身」的公共知識分子


美國之音(VOA )8月9日報導:環時贊艾未未不罵政府學者嘆偶像不再。
八月初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在接受德國《南德意志報》專訪時發表的言論引起輿論場的軒然大波。在這篇採訪中,艾未未出人意料地對正在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熱點的中國政府大規模打壓維權律師事件表示是「按法律程序辦事」,同時罕見地讚揚官方,稱他和當局之間「有了信任的基礎」。
偶像崩塌
艾未未的言論引起國際社會一片譁然。德新社的報道說,儘管艾未未受到多年的壓制、迫害,但是看來這位藝術家在採訪中表示了對政府的理解。《南德意志報》的採訪記者認為,這位政府批評者的聲音柔和了。而在中國,艾未未的言論更成為一個公共熱點事件,引發了激烈辯論。官媒《環球時報》發表評論讚揚了艾未未的轉身,而在民間輿論場,除了少數支持和為之辯解外,幾乎是一面倒的批評聲音。
作為以行為藝術表達政治抗議的大師,在中國異議光譜中,艾未未一直享有很高榮譽,被他的眾多粉絲尊稱為「艾神」。二○一一年十一月的發課稅案,艾未未以「借錢還稅」的行為藝術,短短十天時間就獲得支持者九百零三萬元的借款,甚至有人夜間隔著牆往他家裡扔錢,可見他在民間擁有的影響力,活動被讚譽為「每一張鈔票就是一張選票」,成為世界媒體熱點。 艾未未現在的觀點與以前其激烈批評政府的聲音相比確實顯現保守性,反抗者某些時候向體制表現一定程度的妥協,按理亦應能被公眾所諒解,何以僅僅四年時間,艾未未就受到公眾稱之為偶像崩塌的批評甚至是言辭激烈的質疑呢?四年時間,公共輿論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輿論場變化
輿論場變化原因首先來自體制的極化。二○一一年可視為社會氛圍變化的分水嶺,在政權安全的盤算下,以當年的「茉莉花事件」為標誌,體制對社會的控制強化趨勢已不可逆,從網格化維穩到國安體制登台,有步驟有層次的對民間社會的全面清場。體制極化使九十年代始在有限市場化下,社會擁有一定自由度逐漸過渡到社會開始陷入凍結狀態,瀰漫社會的改良主義虛假希望破滅。
輿論場變化原因其次來自輿論傳播途徑的變化。有限市場化的開端,平面媒體評論的走俏與互聯網早期BBS討論區、博客的火爆使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走紅成為大眾的偶像,掌握了輿論話語權,輿論場的關鍵字就是對民眾自上而下的「啟蒙」。但有限市場化媒體仍為權力與體制一部分,所以其傳播邏輯是單向的,以策略性為考慮自我規避思想的鋒芒和力度而獲得「啟蒙導師」地位的改良公知也是未經考驗單向塑造出來的,這為社交媒體時代的坍塌埋下了伏筆。
二○一○微博成為輿論場主要傳播手段,微博時代「網絡大V」仍是傳播的中心,但是作為人人都是發佈者的自媒體,普通網民借此得以「圍觀」公共事件,微博時代早期輿論場的關鍵字就是「參與」。在體制逐漸極化後因觀念的不同表達而產生各種論戰,泛自由陣營的態度同一性土崩瓦解,而社交媒體的雙向互動、多向傳播特性,使其必然去中心化、去權力化而解構了市場化媒體單向塑造的公知「啟蒙導師」話語,在體制收縮話語空間和民間的覺醒祛魅下,「公知污名化」現象不可避免。故微博時代後期輿論場的關鍵字就是「撕裂」。
二○一三年後體制對意識形態的高度控制使微博衰落,微信取而代之成為輿論場的主角。微信的溝通交流以圈子為特徵,擁有共同認知的人日益聚集在一個微信群裡,由此完成群的分化。共同認知的圈子使社會出現了事實上的「半結社」,這既是對現有體制的社會控制結構的挑戰,同時每一個人作為一個圈子的節點的平等交流使跨越階層的偶像不復存在。微信輿論場的關鍵字就是「分化」。

黃昏的偶像們
在令人窒息的體制極化下,溫和、去對抗化觀念日益被官民對立的兩邊陣營所厭棄。曾經是各個輿論場寵兒的偶像如不合時宜則步入黃昏。
平面媒體時代的偶像、作家摩羅在一九九七年出版《恥辱者手記》後,被譽為「民間思想者」受到追捧,在九十年代末期的大學校園裡,鮮有未讀過摩羅作品的大學生。《恥辱者手記》被稱為中國版的《沉思錄》,著名學者錢理群稱摩羅為「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繼承人」。二○一○年摩羅出版《中國站起來》,這部混合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左傾作品迎合體制「中國崛起」的論調,招來一片批評聲,摩羅原來眾多的粉絲紛紛倒戈,余杰、徐晉如等摩羅的朋友更公開宣佈與其絕交。「精神戰士」被體制收編,其標誌性意義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已分化為兩個不同的陣營。
秋風,平面媒體時代的另一偶像,因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而成名,是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秋風在平面媒體時評火爆年代因時評寫作而名噪一時。但前幾年突然轉向中國傳統儒學,在學術上鼓吹「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事實上迎合了體制對普世價值的反動,二○一二年八月秋風帶著數十個學生在山東曲阜孔廟行跪拜大禮,被輿論痛批為「順服專制」。二○一四年台灣太陽花學運爆發,秋風稱此青年學生運動為「情緒化行動」、「帶來的一定是負面結果,不可能有正面結果」、「局面混亂,開了一個極壞的頭。」從「身體矮化」到「精神矮化」,秋風以其墮落驗證了這一步並不需多久。
博客時代的偶像韓寒以其對社會時政熱點打擦邊球的批評博文而受到傳媒和城市小中產者的熱捧,擁有人氣最高的博客訪問量,被視之為公民精神的體現,輿論稱其為「公民韓寒」,被公盟頒發公民責任獎。博客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人能紅過韓寒,他是傳媒的寵兒和大眾的偶像。二○一一年底,韓寒連續發表《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質疑社會的激進傾向、革命訴求,主張漸進式改良達致社會轉型,引起輿論場譁然。在當年發生的「茉莉花事件」,體制對民間的殘暴鎮壓使民間輿論場由改良向激進漸變,「韓三篇」撞到氛圍變化的槍口上,曾經的公民韓寒成了公敵韓寒,作為超級偶像的韓寒坍塌之迅速,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韓寒的倒掉,是改良主義走向衰落的標誌。
被戲稱為「民主小販」的楊恆均是博客時代的明星,對普世價值的推祟,對民主社會的一些基本常識的介紹使其擁躉者無數。然而,近兩年來,他的文章越來越出現傾向體制的態度,被輿論質疑為已遭「招安」,而二○一四年楊恆均受邀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參加十一國宴更加深了民間輿論場的猜疑,甚至不少反對者宣佈與其絕交。楊恆均為此表示不解:「我因同權力走得太近而遭到鄙視和抨擊,我也震驚於:什麼時候口子已經被撕裂得這麼大?我多年來尋找左右共識、探尋上下互動與內外博弈的努力宣告失敗了嗎?」楊恆均的探尋上下互動的努力可能是真誠的,體制內也可能會存在想改變政權日益極化的良知者,但是,楊恆均式疑惑在輿論場必然面臨被無視狀況,面對一個越來越極化控制社會的政權,民間拿什麼與他們上下互動、內外博弈?是體制的極化才有溫和言論市場的失去,中間地帶已消失,所有人都在面臨站在哪一邊的選擇。
二○○四年三月,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一篇痛快淋漓的《討伐中宣部》檄文,使其名滿天下。身在體制內炮轟「真理部」,需要的勇氣和付出的代價顯而易見,在互聯網時代的早期異議光譜裡,焦國標象徵著知識分子的良知,也受到人們的廣泛尊敬。然而,二○一四年焦國標以一篇《挺習總,答客難》歌頌中共黨魁,引致輿論的激烈批評。焦國標的頌聖跪舔,為體制洗地,多年形象毀於一旦,在輿論場甚至出現了一個新名詞「焦國標綜合症」──被奴役和強暴後態度和行為上在可選擇的情況下更加認同施暴者並積極配合施暴者,甚至以施暴者的前途安危為己任的反常行為。焦國標無視正常發生的血淋淋現實,武斷地認為黨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現代中國」,顯示了反對者在凍結社會下堅持之艱難,既然長夜無盡,己身難托,不如臆想明君聖明,不用付出代價的廉價轉型唾手可得。 漫長的嚴冬正在到來,在體制收編、分化、打擊下,未來仍不斷會有曾經的偶像轉身與他曾熱血過的事業背道而馳。而在社會運動不斷下沉化的趨勢下,那些曾經的偶像轉身其實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是否能「雖千萬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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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大陸)野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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