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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

毒奶流竄廣西幼兒園近萬童不適

【記者顧曉華／報導】
廣西柳州市30餘家私立幼兒園學童的數百名家長，因為懷疑幼兒園供應「毒奶」，導致近萬名兒童出現流鼻血、拉肚子等症狀，近日到市政府和幼兒園討說法，卻遭到警察鎮壓。
15、16日，家長代表們分別到市政府、西船幼兒園舉橫幅抗議，當地政府調動百餘名警察到現場。一名家長秦女士表示，警察到現場後不允許家長們拉橫幅，並搶奪橫幅，雙方發生爭吵及肢體衝突。
秦女士透露，她的孩子和學童都出現流鼻血、肚子痛、拉肚子、便血、嘔吐等症狀。與此同時，當地媒體曝光了無證乳製品加工廠商，而此加工廠商的牛奶正是供應給柳州市的這30家幼兒園，此消息引發家長們的恐慌。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家長也表示，柳州市所有的私立幼兒園90%的幼兒，近萬人都出現肚子痛、拉肚子等相同症狀，所有的家長都在懷疑是牛奶的問題，通過多方了解也發現牛奶確實存在品質問題。
然而，當地政府對此事件採取打壓的維穩方式，欲將此事化小，無人去承擔、去追究事件的責任者。家長們要求幼兒園停課整頓卻遭到政府方面的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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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8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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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必亡！中國已進入專制最易崩潰期

熟嫻中國問題的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專制政權最易垮台的時期，中國將無可避免走向變革，未來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 Google Search

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中提出，未來10至15年後，改革式革命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網絡圖片） 美學者同聲：中共統治將終結
美國之音報導，日前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裴敏欣在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將出現改革式革命，中共一黨專政統治將終結。
裴敏欣表示，他通過對近30個與中國有相似性國家的民主轉型研究後發現﹐只有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專制集團才容易垮台。而目前，中國已經具備向民主化轉型的社會經濟條件，未來10至15年後，這些條件只會更加成熟，以人均”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為1,3500美元，正好處於政治轉型範圍的中間值。
如果按教育年限計算，中國目前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時間為7年半，剛好也處於轉型範圍的中間值。而且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還在以每年700萬的速度增長，10年後，這一數字將提高到8年半。這也是別國沒有的促進轉型的重要因素。
如果從歷史經驗來看，也有可比性國家，即地處亞洲、中等收入或共產黨執政在達到同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時，都發生了某種形式向民主的轉型。
因此，裴敏欣認為，在民主轉型條件不斷成熟的同時，中共政權體系也已經開始衰落。根據近40年歷史顯示﹐專制垮台的過程會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長期的衰落；第二階段是發生突然的崩潰。
中國政治轉型有三種選擇
裴敏欣認為，未來中國發生政治轉型可能有三個選項：改革、革命或二者結合，即改革式革命。不過他又說，中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時機已經錯過，改革的窗口正在關閉或已經關閉，且時機不復返，而目前最有可能發生的是「改革式的革命」，裴敏欣希望執政菁英能夠帶領中國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在稍早，裴敏欣在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訪時也曾表示，「一黨專制在中國將難以永久維持下去。」
裴敏欣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一夕崩潰。到2030年，中共就已經當權81年，因此可以合理推測，只需再過10至15年，共產黨壽命上限即將到來。
裴敏欣還舉例說，“從2012年以來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以及他們的親信遭到清洗便可以看出來。意識形態的衰落，讓共產黨失去了使命感和調動普羅大眾的重要工具。通過鎮壓來維持一黨統治的經濟和道德成本，也達到了難以持續的水平。”
因此，他總結，在面對環境惡化、公共服務差、社會不平等、腐敗盛行等諸多問題，中共一黨制下的中國注定是失敗的，中國擺脫專制是一個必要抉擇。
裴敏欣是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專長研究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的專家。著作包括《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消亡》、《中國的轉型陷阱：專制制度發展的限制》等。其新書《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將於今年夏天出版。
來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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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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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發文定調文革為重大錯誤

★賊喊捉賊，卑鄙無倫，匪類不死，難平怨憤！文革是全中國人步入灰天暗地、黑白顛倒、神經錯亂、倫常敗壞的年代，只有腦殘狗腿子才想出這類滅絕人性的遊戲！

《人民日報》等官媒接連發表評論員文章強調「文革」已被澈底否定、決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Getty Images）【記者岳華／綜合報導】
5月16日是「文革」發動50周年，當天官方沉默，而民眾在網路熱議、反思，加上近期北京「紅歌會」等事件掀起「文革風」復辟思潮，被指是江派常委劉雲山針對習近平的「高級黑」行動，引發外界關注。17日凌晨，《人民日報》等官媒接連發表評論員文章強調「文革」已被澈底否定、決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被認為是習陣營針對劉雲山文宣系統的強勢回擊。
《人民日報》：不允許「文革」重演
北京時間5月17日凌晨12時，人民網發表《人民日報》評論員「任平」的〈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前進〉一文，稱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澈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決議對「文革」的政治定性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
文章強調，不會也決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一定要牢牢記取「文革」的歷史教訓，堅決防範和抵制圍繞「文革」問題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該文被中國諸多入口網站和媒體以標題〈決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進行轉載。
10分鐘後，人民網再發表《環球時報》評論員單仁平的評論文章〈「文革」已被澈底否定〉，也指出「決議」一文澈底否定了「文革」，並從那時起，幾代中共領導人都維持了「決議」的結論，所有正式文獻也都未出現過任何異議。
文章認為，澈底否定「文革」，應當說是中國社會整體上相當穩定的共識；並指出「文革」在中國不可能重演，十年浩劫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嚴重損失，也讓許多中國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傷痛，那份集體記憶無法抹去。澈底否定「文革」，有助於中國社會對各種失序的危險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
「文革風」復辟背後涉高層對抗
中共「十八大」後，江派常委劉雲山一直利用文宣系統與習近平當局對抗，多次用高級黑給習近平挖坑、攪局，甚至扭曲、刪除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的講話。
5月2日晚上，北京大會堂舉行「紅歌」晚會，唱的很多是「文革」的歌曲；5月8日，陝西各地的「毛左」在西安舉行了「紀念文革5.16通知發表五十周年座談會」，陝西西安的「左派」們公開舉行活動為「文革招魂」，甚至呼籲再進行一次「文革」。
對此，前政協副主席馬文瑞女兒馬曉力，致信中辦主任栗戰書要求澈查「紅歌會」，中國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辛子陵也向美媒表示，這股思潮是江派常委劉雲山及其掌控的中宣部搞起來的，目的是干擾指向最大「老虎」江澤民和曾慶紅的反腐攻堅戰。
文革50周年外媒：反人類運動何時受清算？

文革圖片（大紀元資料室）【記者秦雨霏／報導】
50年前，中共發動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中國陷入十年動盪。但在5月16當天，中共官媒基本上忽略了這個紀念日，反映出這場被中共自己定性為「十年浩劫」的歷史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敏感問題。
中共當局壓制對文革的討論，以至於在今天日益物質化的中國社會，年輕人記憶中被割除了這段歷史。
最初，人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個什麼東西，但是它很快就暴露出極端暴力的性質，導致高官倒台、派系鬥爭、大批無辜民眾被殺或自殺、群眾集會和知識青年下鄉。其結果是，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受到嚴重威脅。
中共官方沒有公布文革十年死亡人數的統計。但是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馬若德寫道，單單在農村，期間就有150萬人死於飢餓、酷刑、死刑和自殺。
文革還沒有受到任何歷史清算
《文革受害者》作者王友琴告訴《衛報》，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法庭調查了波爾布特的罪行，但是中國的文革卻沒有受到任何歷史清算，文革受害人沒有得到任何公正，「我很震驚地看到，在50年之後，我們仍然沒有有關文革的任何一部完整報告。這是恥辱。」歷史學者章立凡說，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結束之後設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但是中共不願意進行類似的反省，因為它有可能激起民眾批評毛澤東，並威脅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
王友琴相信，見證人記載和講述那段歷史將警醒中國人，從而改變現狀。最近幾年，經歷文革的一代人在網路上、私人雜誌和聚會場合對文革的非正式討論在增加。一些過去的紅衛兵撰寫自己的經歷，一些人走出來向他們曾經傷害過的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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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8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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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場「大躍進」北京如何收場

一哄而起辦「世界一流大學」
北京政府大言不慚地吹噓「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如果從清華大學一九八五年提出「建設世界一流」算起，到現在已經三十一年了。三十一年的時間夠他們說多少大話、做多少面子上的事情！他們首先把各大學的名字改來改去，專科改本科，學院改大學。其次是在各個學校裡修了很多漂亮的樓房，然後不停地擴大招生數額，確實一直都沒閑著。李克強在二○一五年和二○一六年的「人大」會議《報告》裡，都要提一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然而十分不妙的是，時間耗了這麼久，錢不曉得燒了多少億，在他們治下的中國大陸，「世界一流大學」的影子都還看不見。官員們有點著急，為了證明他們燒錢燒得正確，於是公佈了「時間表」，北京大學說是「到二十一世紀初葉把北京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清華大學則明確提出「二○二○年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兩所大學是北京最拿得出手的「面子大學」，甫一宣佈，其他那些學校也跟著起哄，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紛紛發誓「二○二○年達到世界一流」，令人想起毛時代的大躍進──他們在農村「放衛星田」，第一個公社宣稱畝產水稻一萬斤，其他公社接著保證畝產兩萬斤甚至三萬斤四萬斤。時間過去五十多年，中共好大喜功吹牛撒謊的習性依舊，又一次搞起了「大躍進」。只是這次不是亂吹水稻產量，吹的是堂堂「世界一流大學」！
以「相對論」詭辯的自負
二○二○年，距今只有三年多的時間，眼看著「大限」越來越近，北京政府在幾年前已經在謀劃這場荒唐的鬧劇如何收場。他們的「有識之士」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居然想出了兩個「錦囊妙計」，以此來為這次「大躍進」善後。一個是「接近」，即把原來賭咒發誓的「達到世界一流」，悄悄改成「接近世界一流」。二○一○年三月初，在他們公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二○一○──二○二○年）》第七章裡，不聲不響地亮出了一句「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這是「接近」二字正式公開亮相。接著，在二○一一年四月的一次會議上，教育部長袁貴仁（就是那位「絕不讓西方價值觀教材進課堂」的好漢）宣佈，中國高等教育搞得非常好非常出色，「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袁大人話音未落，多家官媒同時捧場發表，題目居然就是：「中國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比袁某的膽子還大。然後，袁又在今年三月八日回應南開大學原校長饒子和關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講話，再次宣稱：「接近或達到國際一流都可以」算作「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官方自認為「接近」是神來之筆，「接近世界一流」，就是只比「世界一流」差一點點，「相當於世界一流」。愛因斯坦不是有個「相對論」嗎，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根據這個「相對」，他們的哪所大學不可以說成「接近世界一流」？豈止是二○二○年才「接近」，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接近」了。接近一釐米是「接近」，接近十萬八千里憑什麼不叫「接近」？關鍵是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
「中國特色」的絕地反攻
他們推出的第二個「妙計」，是在「世界一流大學」前面加個定語「中國特色」。目前看來首先發明這一「計」的是習近平，他在二○一四年五月四日提出：「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老大發了話，手下自然必須緊跟，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載文宣傳「我們的目標是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然後國務院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公佈《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進一步明確「構建完善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如果說他們推出「接近」二字，多少還暴露了有一點無奈和認輸的話，那麼，他們接著提出的這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那就是以守為攻，妄圖絕地大反攻，一舉扭轉整個頹勢了。他們從此把「世界一流大學」分為兩種，一種以哈佛、劍橋等等為代表，另一種曰「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這自然只有北京政府辦的學校才有資格，必須要照共產黨的規矩辦才「合格」，比如「堅持黨的領導，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教學指導」，等等，這既是了不起的「中國特色」，全世界只有他們趙家人才玩得最內行，「水平」最高，同時也比哈佛、劍橋辛辛苦苦地研究什麼數學、物理、哲學、藝術之類要輕鬆多了。依照習近平的這個「發明」，從今往後中國幾千所大學不費吹灰之力都可以隨便弄成「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想要多少就弄成多少。哈佛、劍橋累死累活，在這方面也只能「接近」他們，要叫全世界的「一流大學」也嘗嘗「追趕」他們的味道……不要「友邦驚詫」，他們確實就是這樣設想的，就是打算以此為他們所謂的「建設世界一流」來個漂亮收場的。
目標與措施完全相對立
趙家人一天到晚不准別人「妄議」，其實他們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要「達到世界一流」，才是一個天大的「妄議」。他們「妄議」了幾十年，他們的學校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反而還在不斷擴大。這不是書記、校長們不賣力氣，更不是「西方敵對勢力」破壞，而是充分證明了在他們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之下，以對抗世界普世價值為目的的「創建一流大學運動」，不過就是當代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大笑話。他們一方面空喊「趕上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宣佈「七不准」，拒絕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實行多年的教授治校和民主辦校，拒絕人類先進思想和知識進入課堂，使教師們動輒得咎。如果在這種極端落後的制度下也能弄出最先進的「世界一流大學」，進而誕生全世界最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使他們真的成為「戰無不勝」的力量，那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悲劇，而將是整個地球人類的悲劇了。如果真的有這種可能，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嗎？
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絕不可能出現在獨裁者的鞭子之下。不管趙家人吹噓得多麼天花亂墜，也不管他們有錢修建了多少幢摩天大樓。對這一點，世人應該絕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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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動向總368期西方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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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被退出反假聯盟　評論：中國製造不被國際認同

★賊喊捉賊，卑鄙無倫，匪類不死，難平怨憤！中共狗官及皇帝的相貌表現，真顛覆了中華傳統命相學！ Google Search

中國製造不被國際認同，阿里巴巴被退出反假聯盟。【記者李源／綜合報導】
中國電子商務巨擘阿里巴巴4月13日甫加入國際反假聯盟（IACC），僅1個月就被暫停會員資格。有評論認為，事件突顯「中國製造」在國際同行眼中仍是「低劣」、「假貨」的代名詞。
綜合媒體報導，今年4月，阿里巴巴加入IACC後，美國時尚品牌Michael Kors率先退出了IACC，並表示，「阿里巴巴是我們最危險和有破壞力的對手。」隨後Gucci、Tiffany也退出IACC。與此同時有消息披露，IACC的總裁羅比特·巴切西（Robert Barchiesi）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
由於多家外國會員企業集體反對，以及聯盟主席涉嫌利益衝突等，IACC近日突然宣布，撤銷阿里巴巴集團的會員資格。IACC董事會在內部信中說明，考慮到會員提出的一些疑慮，因此決定暫停阿里巴巴的會員資格。
對此，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16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這不僅是阿里巴巴，也是「中國製造」的尷尬，而這同樣是中共相關監管部門的責任。「這在極大程度上損害了中國製造的形象。」
關注事件的河北資深媒體人朱欣欣則表示，在中國整體遭到官僚體系腐蝕的情況下，各行各業都很難堅持自己的操守；而中國進入到國際之後，因為制度不改變，所產生的副作用、惡劣的影響會擴散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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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瞞SARS疫情張德江害死299港人

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前排中）17日訪問香港，在機場向媒體發表談話。（香港政府新聞處提供）【記者古清兒／綜合報導】
中共江派常委、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前，有網友揭發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在2003年SARS爆發時，其隱瞞廣東首例疫情，最終致使香港299人病亡。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有網友13日在Facebook撰文，提及廣東省省委在2003年涉隱瞞SARS疫情，令香港未能及時防範，張德江正是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文章被分享至Facebook專頁「今日香港」，張被批是疫情惡化的罪魁禍首之一。
報導稱，2003年廣東發生SARS疫情，大批患者死亡，但張德江不公開消息，又禁止媒體報導，導致疫情向各地特別是香港蔓延爆發，僅香港就有299人染疫身亡。
報導引述本身是醫生的立法會議員郭家麒的話說，張德江當年隱暪疫情，「染滿鮮血的國家領導人，現在就扶搖直上，很諷刺，政府還要用大量警力去招呼他。」他相信事件勢令民怨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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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抵抗專制的喜劇精神──談中國的段子搞笑時代

巴拿馬有巴拿馬運河，河裡水很深。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產生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來自民間的喜劇性狂歡。幾十年跟著中共「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過什麼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來：「哇哈！原來這條河名叫巴拿馬運河！」
馬克吐溫說：「人類只有一種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藝理論把喜劇精神視為弱者與智者對抗困境的手段。喜劇精神的實質，是對自由平等的嚮往和追求。
在封牆禁言政治高壓的大倒退時代，不少中國人被迫成為精彩的段子手。他們在網絡上機智地運用片言短語，調侃、挖苦、嘲諷、搞笑，給人帶來認識上的頓悟與心領神會的歡愉，這足以證明，趙家政權無法愚弄所有的中國人。
笑話源自「不一致」的偽善
笑話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個「不一致理論」。如果假定的事情與真實情況不一致、出現反常乖謬之時，笑話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樣飛揚起來。
例如，高調反腐的習近平宣揚「打鐵還需自身硬」，並教育手下官員說「要管好你的親戚，不要用權力謀取私利」，而習的姐夫鄧家貴，這次卻被巴拿馬文件揭露在海外隱藏鉅額財富。如此驚人的不一致，導致「姐夫」二字瞬間紅火。曾幾何時，社交媒體裡不知「姐夫」是誰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詩歌才華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誦著：「小時候／巴拿馬是一條寬寬的運河／太平洋在這頭／大西洋在那頭／……而現在／巴拿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姐夫在這頭／小舅子在那頭。」有人展示書法對聯：「只許姐夫離岸，不許百姓入關。」
但是，想跟「中國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卻找不到門路，因為「姐夫」二字業已在網上失蹤，作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了。人們哭泣著到處尋人：「姐夫啊，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防火牆回答：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人們還創造了與姐夫發音相近的英文名稱「Jeff」，來敘說巴拿馬的驚天秘密。
涉及巴拿馬文件的西方權貴名流不是辭職就是道歉，令中國的段子手們「鄙夷不屑」。他們嘲笑冰島總理缺乏「三個自信」，竟然不出動坦克，屁大點事兒一天就投降了。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危機不會刪帖，不會以「嫖娼」和「尋釁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對他的人。
人們嘖嘖稱讚的是：「我們大國領導人展示風範，什麼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曾建議給每個中國公民建「道德檔案」，讓人民「知恥」。這一次，網友們紛紛傳閱她的香港護照影印件，驚歎李公主靚麗的身影，竟然又從瑞士銀行飄向巴拿馬。
由此看來，笑話來源於「不一致」，是由於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表象與本質的不符。趙家人極其無恥的偽善與欺騙，因巴拿馬文件禁網拘人，實際上是一種「封鎖式招供」。
思想耗子鑽洞，公民意識滋長
手持世襲的寶杖，篡奪了權力的趙家人漫天說謊，裝腔作勢，讓世人把他們當作「大大」神明來敬畏歌頌。被軍隊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權貴們毫無顧忌地視人民為無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隻思想的耗子，來自巴拿馬的消息在重重圍困的大牆上鑽出一個小洞來，使沒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談，陷入恐慌之中。
有段子手辛辣地嘲笑說：「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就怕公佈財產，那是黨內最嚴厲的處罰。」「我深刻理解黨媒姓黨的重要性了」「中國政府打虎的結果是，讓自己變大老虎。」
喜劇性的寓言創作也在此時大顯身手。例如，一頭豬認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驢子告訴這頭豬說，爺爺把錢全存在城裡了。見蠢豬還是不以為然，驢子只好歎口氣說：「你知道那錢是怎麼來的嗎？那可是賣豬肉得來的！」
趙家集權是腐敗的成因，他們的政治就是要奪取財富分配權。於是有人用點睛之筆總結說：「一直以為土共那個鐮刀錘子代表農民工人，剛才發現這兩件傢伙的真實含義──鐮刀用來收割民眾創造的財富，錘子用來鎮壓敢反抗的人。」
趙家可以封網抓人，但他們無法逃脫喜劇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也連同喜劇段子一起悄悄滋長，那是人們通往真實與正義的一條迂迴曲折之路。
滑稽表現人的痛苦憤怒與反抗
妙語如珠的詼諧笑話是帶刺的花冠，有著苦澀的餘味。當人們遭受權力政治的踐踏，面對鎮壓的殘酷與當局的謊言，想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想要吐槽的願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五，一夜颶風，中國各地的死磕派律師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脅騷擾。滿懷悲憤的段子手寫道：「建議以後高考招生的時候，法律系和新聞系招生的老師，負責任地在招生簡章上說明：本系優秀人物有坐牢風險，請各位考生在報考之前諮詢家長。」「我媽說：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業了，因為坐成一排泡腳屬於聚眾活動……。」
今年愚人節時，國內的一個廣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們跟對了黨，天天都是愚人節。」執政黨到處展示他們不可理喻的愚昧，這就使傳統的喜劇觀和悲劇觀不再互相排斥。人們既想哭，又想笑，荒誕與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揭示了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東西。
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長期遭遇挫折的中國理想主義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慮與絕望之後，找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笑話，一種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因為忍受了極度的痛苦而發笑，「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弗洛伊德把夢和玩笑都解釋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釋放，以及對自我深淵的窺視。玩笑在這時已經是對社會現實的蔑視、貶斥與反抗。
同樣心懷痛苦的中國人，因為對同一事件發出相同的爽朗笑聲，表現出同樣強烈的關注，於是，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分裂的原子，而獲得了一種命運相關的親切感。在那個被他們稱為「大精神病院」的國家裡，這些社會批評家們真正懂得了罪惡與苦難，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豁達的人生觀，成為自我反省的社會良知。
如孩子扔石子嘲弄干預社會
毫無疑問，喜劇搞笑是帶有一定的顛覆性，是對現實的挑釁。優秀的段子手其實和政論家一樣嚴肅，只是他們的說理方式特殊。他們講笑話，像小孩子一樣向一潭死水似的社會扔石頭，激發出喧囂而戲謔的聲響。
即使在極其嚴苛的歐洲中世紀，被欺壓的底層人民也可以在狂歡節時，盡情嘲諷權貴。這種嘲笑被稱為「曇花一現的自由」。當今中國網絡上的段子，常遭刪貼，即使是曇花一現，段子手們仍樂此不疲。
例如一個段子說：習主席夜半投宿，老嫗問門外是誰，習主席報上他那一長串黨政軍首腦職務。老嫗回答說：「我這住不下這麼多人！」貪權嗜權之人無法被腐朽的體制所約束，但在公眾幽默中往往出乖露醜。
好的笑話大都講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關於兩會的笑話裡，有一個記者問大會主持人：現在市場的糧食與蔬菜農藥殘留物已經嚴重超標，老百姓還有安全的食品嗎？大會發言人沒好氣地回答：「提問也不動動腦子！你以為農藥就是真的嗎？」又如台灣為什麼不禁摩托車的問題，大陸段子手的答案是：「台灣的每一輛摩托車上都坐著一張選票，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限摩。」
喜劇段子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的場景，幾句簡單的對話，就能使怪誕變得驚人的清晰，令人啞然失笑而又痛心無比。這種無比辛辣的搞笑是對荒謬社會的抨擊。人們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痛恨，經過文字修飾，使其攻擊性與娛樂性融合在一起，將憎恨提高到藝術的高度。
幽默，是非暴力策略
當年差利‧卓別林在嘲諷獨裁者等社會醜陋人物時，以原始的方式進行挑釁，拽別人的鬍子，往別人的湯盆扔鼻涕。這些手法，是當今網絡段子手想幹而不能幹的。但後者同樣能嫺熟地使用多種諷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話掀起理智與非理智交鋒的高潮。
一些才華橫溢的段子手充當了先知和預言家的角色。他們在民間社會搜集趣聞笑料，磨礪其鋒芒，創作出很接地氣的犀利段子。表面上來自草根的娛樂文字如同大白話，但卻如弗洛伊德所說：「引起懸念的笑話，讓人們笑五秒鐘之後，再想五秒鐘。」
幽默總是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帶笑的利箭總是準確射向最直接的目標，這一類段子不僅闡釋問題，而且剖析問題，可視為「思想喜劇」。
正因為段子能夠介入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在國際非暴力抵抗運動中，「嘲諷」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策略。這種策略比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有著強大的功能，可以削弱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眾拍案叫絕的手法向專制挑戰。
只會使用暴力手段的趙家人，因為惱羞成怒曾拘留過兩位搞笑漫畫家──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和廣東維權律師葛永喜。但在經過喬裝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趙家人幾乎不知所措。
在中國網絡上遍地風流、令人眼花繚亂的笑話段子，來自人心中的一種高尚的痛苦與絕望，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面對自由喪失的絕境，拒絕麻木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閃閃發光的幽默可以戰勝恐懼。不願呆在黑暗的曠野裡空等戈多，他們以充滿智慧的、具有摧毀力的笑聲，打開黑屋之窗，喚醒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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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爭鳴總463期（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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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央在困境中如何突圍？

習近平的第一次突圍
習近平當政已有三年，這三年，某種意義上，他一直在困境中實現突圍。
他首先突圍的是舊有高層勢力的監政與聽政，江澤民時代，一直有鄧小平監政或聽政，直到鄧小平老去；胡錦濤時代，既有江澤民的首長辦公室置於胡中央的幕後，又有其它常委，擁有不同領域的「總統」權勢，胡因此是一個弱君，胡示人以庸君形象，也被人稱之為耽誤的十年。
所以，習近平的第一波突圍，是突破舊有政治勢力的包圍圈，習上台之後，對曾威脅過自己的政法系周永康予以清除，並對團系的核心人物令計劃予以清除，最為關鍵的，當然是對江澤民時代培養起來的軍中重臣徐才厚、郭伯雄及其勢力的清除。
在這一系列打擊政治異己的過程中，習近平組建了多個領導小組，希望自己的權力意志能夠超然地決策，並得到強力的貫徹執行。江系的力量，團系的力量，還有體制內的權貴結盟，形成無數看不見摸不著的山頭，為了使自己人身與權力安全，習只能徵用自己的老部下、老同學，讓自己信得過的人團聚到自己的中央，成為重要人物或關鍵位置上的把門人。
為了這一決定性的突圍，習近平只能依靠紅二代的力量，甚至要借助文革的一些方式，以確立自己的新威權，其威權甚至一步步正在演變為極權。
突圍過程中產生的畸變
在這一突圍過程中，人們不斷驚呼，第二次文革又要來臨了，我曾撰文說，中國的文革並沒有實質性的結束，因為毛的形象還高懸在天安門城樓，戰無不勝的毛思想萬歲口號，還書寫在中南海南門紅牆上。所謂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只是得到了有限的經濟自由權，政治自由權一直沒有落實。沒有政治自由權的國家，必然一直處於準文革狀態，只是由於市場經濟的成本規律，國家與民眾的逐利本性，使文革發動起來成本巨大，人們如果都共同復活第二次文革，並不能得到實際的利益，所以，文革是因為市場經濟因素，而難以大規模啟動。
有人說現在的文革是二點零版本，這是非常錯誤的判斷，文革的最高境界與形式，是在毛時代，那個時代是真正的二點零版本，就是上下互動，人人主動參與，各人無私奉獻力量。當時的文革代價巨大，但成本極低，官方只是給紅衛兵免費路費，免費吃住，紅衛兵們就四處串連，並將各種權貴力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千隻腳。
我們現在看，極端毛粉在攻擊茅于軾的過程中，也頂多是上街示威（曾發生於河南鄭州），或者擾亂會場秩序，而對任志強的攻擊，也多是網絡言論，或西城區委級別的對任的一定程度的打壓，中共已無法無成本無代價地發動另一次文革。現在的文革只能通過政府暗中資助的方式，讓一些「朝陽群眾」們鼓噪或揭發，更多的時候只能動用警察國保來實施。
高層並不願意看到文革戰火真的蔓延開來，因為一旦蔓延，更多的民怨可能燒向權貴整個階層，那些基層官員，警察、城管、暴富的權貴，而這一切並不是習中央願意看到的、或者希望得到的結果。
習需要的是民粹或毛粉們，以效忠的方式，承認或崇拜習的核心威權地位，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巍然屹立，這樣既可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志，又可以威懾政治對手。
國際上的突圍與被反制
中國軍方或所謂的軍方鷹派人物極力誇張美國及其盟軍的海洋島鏈，認為中國應該不斷增加海上軍力，以抗衡與突破美國對中國海上島鏈，增加海上對抗性，甚至在通過標誌性事件，來顯示中國的強大崛起與軍事實力。
軍中力量與毛左派希望有一個新的毛澤東，讓中國在國防上揚眉吐氣，所以要捨棄鄧小平確立的隱忍戰略，人們看到的始於中國東海的防空識別區，落實於南海的造島，甚至建立機場、設立導彈發射裝置，都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肌肉或牙齒。結果，突圍島鏈是子虛烏有，而引來美國與南海諸國共同對付中國，卻成為現實。
中國意識形態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更加強化反普世價值，侵犯人權事件更為普遍，並不斷突破法治與人倫底線。在人權問題上，中國受到國際社會愈來愈強烈的指責，中國與西方的蜜月期已過，人權問題日益提上日程，中國加入的關貿總協定WTO要兌現的承諾許多不能兌現，特別是美國開始做大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使中國陷入新的國際經濟困境。
習中央此時在軍事上虛擬突圍之時，在經濟上用一帶一路戰略，進行經濟突圍，試圖在過去的第三世界政治圈中，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以投入巨量美元，刺激這些不發達國家經濟，以此輸出中國過剩的產能。但實際效果如何？巨量美元被揮霍成為現實，而它直接或間接給中國經濟帶來多大效益，無從評估。
中共在經濟上與世界接軌已近四十年，但意識形態上不僅不接軌，反而大倒退，反普世價值成為中共最響亮的政治口號。也正因此，習中央面臨國際主流社會的抨擊與指責，而這種指責與攻擊，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對習的不信任，特別是某些領域的制裁與反制。據媒體報道，前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習近平對內鎮壓、對外冒險挑釁的政策，已經使美中關係陷於暗淡和緊張。他表示，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已經成為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學者的共識。為應對習近平當局將人權侵犯擴張到海外和對美在華記者、學者的嚴重騷擾，洛德建議美國政府採取反制措施：加強對華廣播，有選擇地拒絕中共宣傳部門和傳媒負責人赴美簽證，考慮關閉在美的中共喉舌機構，審查孔子學院。
封閉自我還是突破自我
看齊意識與核心意識的提出，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政治封閉，也是一種政治不自信的表現。毛時代沒有提出以毛為核心，也沒有人提出向毛中央看齊，只有一句：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鄧小平則有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鄧儘管犯過嚴重的罪錯，但畢竟還有政治改革的提議，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兩次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形態。
而習時代，開始明目張膽地提出媒體姓黨，連毛時代開始的媒體頂個人民的帽子，都摘除了，人民養育軍隊，軍隊姓黨，人民養育國家，國家姓黨，媒體應該服務於國家人民，現在也被嚴令姓黨，習中央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有「突破」，就是突破了中共原有的虛偽面紗，直接以強權者霸道形象示人。
我們看到，各地省委書記紛紛表態，要以習近平為核心，顯然，習的核心團隊在將打造習個人威權當成重大國家戰略在做，而保衛習的身體安全，保衛習的個人形象，也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一篇勸諭習下台的信件，也成為重大政治事件，不僅相關網站負責人、編輯、技術人員被失蹤，國外的報道者或披露者，其內地的家人也被拘審。
習正在深陷文革怪圈中，無力自拔。習近平最應該突破的，是毛的意識形態，還有個人崇拜的文革陷阱。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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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號動向總368期（美國）吳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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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

林保華：我在文革期間的醒悟

文革，是1966年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起的全方位階級鬥爭。圖為1976年春，上海復旦大學校園的政治標語。（維基百科）今天是文革爆發50週年。找了20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紀念，這只是文革的一個小小方面。文革對中國社會影響之巨可以寫幾10萬字的論文到現在由文革紅衛兵一代掌權是什麼樣子，人們也看到了。我對文革總的回顧，寫在我的回憶錄之中。
1996年5月1日
我在大學讀的專業是「中共黨史」，但是真正對中共黨史有些認識，還是文革期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了。從這點來說，文革對我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或者說是「壞事變為好事」。
林彪事件後認定毛是奸雄
雖然是學黨史專業，但是真正的機密文件我們還是無法接觸到的，因為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共黨史已按「毛主席革命路線」來編寫，隱惡揚善，讀得越多，中毒越深。因此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自己自然而然「緊跟毛主席幹革命」，一直到以後經過好多事實的教育才走上「和平演變」道路。
文革初期的狂熱，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包括親人被鬥、家裏被抄，幾乎掃地出門，自己都用「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分清主流支流」等來要求自己。而真正開始出現比較大的疑問，是1967年1月27日上海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紅革會）炮打張春橋時，被作為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原來他們號召人們造反，卻不許造他們的反。那不是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嗎？雖然當時我認為毛澤東可能受蒙蔽，但對文化大革的純理想主義認識已經動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墜機身亡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英明偉大」更加不相信了。特別是「批林」過程中公佈的《「571工程」紀要》和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更使我對毛澤東有了好多看法，根本不是甚麼「偉大領袖」，而是精於權術鬥爭的奸雄。
首先，《「571工程」紀要》對形勢的看法我有同感，例如：全國各階層對中共和毛的日益不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紅衛兵受利用等等。特別是揭露毛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的權術，哪裏是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家」，還不是封建主義的統治術？其次，江青的那封信披露毛在文革初期已對林彪有看法，可是又利用他打劉少奇，並且當他為唯一的「接班人」。這更是印證了《「571工程」紀要》中對毛的權術的揭露。
閱讀2本書看透共產黨本質
這期間，中共對局勢已逐漸失控。我找來了吳唅的《朱元璋傳》來看，對照毛的所作所為，所謂：「理論聯繫實際」，進一步認識毛的本質。這時候，中共也「內部出版」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第3帝國的興亡》和《赫魯曉夫回憶錄》，我因為朋友多，有幸充當「借書掮客」。也就是不認識的雙方由我作中間人相互交換書籍看，交換時因為書籍經過我的手而由我先睹為快，看到了這2本書。我把毛澤東和希特勒對照，除了「種族主義」改為「階級鬥爭」之外，希、毛在好些方面都可以「對號入座」，毛澤東作為獨裁者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確立。而看了《赫魯雪夫回憶錄》，進一步認清共產黨的內部專橫、腐敗，蘇共如此，「以俄為師」中共焉能例外？而赫魯雪夫肯定韓戰是北韓的金日成先發動的，更使我進一步認識中共虛偽的本質並非文革才有，遠至50年代初就是。而「解放前」的國共鬥爭，中共不虛偽嗎？於是，對中國現代史，都要重新評價，不可以用以前學到的東西來認識歷史，認識現實，被顛倒的歷史要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在林彪事件以後，我還是有一點幻想，希望中共可以「批左」，但是不久毛澤東批《人民日報》王若水，使我的幻想很快破滅。加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張春橋等彈冠相慶，並做接班的準備，使我對中共和毛澤東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的統治，走向自由的世界。
痛下決心離開社會主義祖國
在這以前，1961年的大饑荒時期，我媽媽從印尼回中國大陸探親，問我想不想出國。當時我還很「革命」，要同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家裏寄來的食品和外匯可以換來的各種票證還和同事朋友「共產」，豈料後來差一點成為「腐蝕革命幹部」的罪證，因而早早地被踢出高等學府。文革期間在工廠勞動，72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後，中共政策略有鬆動，我媽媽72年、73年夏天都來上海看我，問我出去不出去？我仍相當猶豫，因為對外面世界已相當生疏，而且仍希望中共和毛澤東能糾正「左」的路線。到74年中共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我終於痛下決心離開曾經是我的理想，並為之葬送青春的「社會主義祖國」。這種「決裂」相當痛苦，但也勢在必行。74年夏天老爸從印尼來上海，我正式遞上出國申請書。當時我妻子家裏反對，我妻子則尊重我的選擇，但不答應我帶兒子、女兒出去，因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擔心還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我還是狠下決心，一個人出去。1955年回國時10大件行李，76年出國來香港時，只背了一個小背包孤身上路。只要能離開中共的獨裁統治，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而我的妻子和子女3年後才出來，但是因為她的高知家庭在文革中大受衝擊而得了心臟病，在香港動了手術，10年之後還是過世了。
我來香港後即給報刊寫稿，評論中國大陸的時事。80年代中期，有香港新華社官員問我，有什麼政策還沒有「落實」的？我說：人在香港，並不希罕什麼政策了。文革當中我很幸運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亦受到小衝擊，比別人幸運多了。但我在社會上看得多了，也會思考，並且還有一個曾被扭曲後又恢復正常的良心，我絕對不會認同中共的所作所為，我無法改變它，就只能遠離它。文革30年了，離「結束」也20年，而且雖然鄧小平否定了文革，但實際上文革還沒有結束。中共的好些做法，而是充滿著文革遺風。例如：「講政治」、封鎖資訊、鎮壓不同政見者等。在香港，中共挑起群眾鬥群眾，分化破壞好端端的一個繁榮社會。而我的寫作生涯現在也在被封殺中，只能「見縫插針」和「打擦邊球」，並且被列入「黑名單」……。看來香港如果不補文革的課，香港人就不配和國內同胞「同甘苦、共呼吸」了。
(1996年5月1日)－－轉自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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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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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夢酣本性依然

南柯夢快醒本性卻依然。 習氏強勢的風險有體制的緣故
習近平身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多個重要領導小組組長，把李克強撇在一邊，自己主導經濟與改革事務，掌管軍隊改革，又再把劉雲山撇在一邊，親自主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明白無誤地推動「黨天下」，而槍桿子與筆桿子都緊抓在自己手裡。
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浪潮迅猛湧來，而矛頭指向他獨裁的傳聞也越來越多。
顯然，習近平很強勢，但面臨著風險。應該看到的是，其背後有體制的緣故。
在民主國家，無論總統制或議會制，通過選舉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執政，其領袖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在議會和輿論制約下施政。中共則隨意得多，它先是藉口內戰而迴避普選，然後將這一藉口常態化，和平時期也拒絕普選，而毛澤東，先是擔任「聯合政府」國家主席，「聯合政府」消失後他連任了一屆，即由劉少奇接任，他自己專注於黨務和軍務。由此形成了先例，中共最高領袖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到江澤民掌權時，黨權也分散開來，中央常委為保持中共權力而分頭把守黨政各要職，拍馬屁文人譽之為「集體總統制」。
「集體總統」很荒謬，而「總統」，其實在中共體制中已是時隱時現。
中共體制貌似「議會制」，國務院施政，對全國人大負責，然而，中共最高領袖時常會有某種改行「總統制」的傾向。這在毛澤東身上最明顯。他無論是否擔任行政職務，弄權都無所顧忌──發動鳴放、反右，召開中央會議推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直到發動文革，以「抓革命」統率全局，黨政官僚機器可以打碎了再重組，甚至罕見地搬出巴黎公社原則作為理論根據。
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較為特殊，似乎體現為毛「總統」的某種慣性。此後數十年，黨政之間還算相安無事，因為老人政治正在盛行，讓人頭疼。
習近平正仿效毛澤東再作一搏
到習近平掌權，黨魁對「內閣」的寬容已久，而這時，老人影響有所變化，「紅二代」力圖展現政治家姿態，施展其雄心、魄力與才幹。於是，他要突破「接班」格局，也不再任由「集體總統」貽笑全球。習近平及其「總統班底」縱橫捭闔，展現「核心」的姿態，黨政「內閣」皆黯然失色。他要大權獨攬，要作「中興」雄主，壓抑黨內黨外一切異議，氣派的確不小。
或許，表面上像是「議會制」，但政府與全國人大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而它的黨魁看似與行政權力保持某種距離，其間就不協調，就會有滑向「總統制」的傾向。
眼前的習近平，顯然正仿效毛澤東而再作一搏。
可以看到，暗藏帝王之心的黨魁，很容易表現其「總統」欲望，而局勢不利之時，他們也很容易退回來，把自己搞爛的局面丟給「內閣」去善後。
反之，心懷政治改革之志的政治家，會注意恪守政治文明準則，努力將中共引向民主之途，但在中共體制裡，往往會陷自身於不利境地。
如趙紫陽，他本來寧願擔任總理而做事情，但胡耀邦被逼退，他不得不為大局而改任中共總書記。他嚴守黨政分制，經濟遭遇市場疲軟之際，他在一旁告誡行政當局，注意借鑒西方經濟危機，引導市場清理積弊，卻被當作耳旁風，而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反而被掌管行政「內閣」的李鵬襲擊。
習近平集權，未來他將如何，是否真能駕馭黨國機器有大作為，甚至扭轉乾坤開闢民主憲政之路，有諸多猜測和議論。中共歷史中，像林彪那樣以忠誠於毛澤東示人，卻終於走到否定文革、反對毛澤東的地步，畢竟罕見。習近平現在若是「無為而治」，或許他能「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而他正躊躇滿志，為推動「黨天下」大業幹得起勁，實在看不出他有改弦易轍的心胸。
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
其實，中共黨魁的位置極其微妙，他可以眷戀昔日帝王之風光而行獨裁，可以攫取權力而迫使黨政「內閣」都聽命於他，成為實際的總統，以保持中共的保守本色，也可以運用權力而對中共及國家政權作根本的改造。只是，後者作為雖然開明，但極其罕見。
問題在於，中共「黨專政」或「黨天下」滲透於中國憲法之中，構成了它獨特的「憲政」特色。久居廟堂而毫無獨裁專制意向的人，實在可遇而不可求，因為個人品質往往靠不住，難以抵禦永久執政體制本身固有的強烈的腐蝕性。
黨外無黨，黨內就有奇特現象。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對此就有認識，毛澤東後來對此也有察覺。他發動「文革」，展現出令全世界驚訝的魄力，但他昧於市場化的大趨勢，終究只是他本人凌駕於「一元化領導」的中共之上而「萬萬歲」，中共黨政官僚機器打碎後再重組仍然是一黨專政。
習近平雄心勃勃，獨攬大權還算順利，對市場化規律可能也比毛澤東有更多認識，看上去似乎有超越毛的機會。不過，政治有其規律，而滿腦子中共文化的習近平，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黨外無黨」及「黨內無派」，把「帝王夢」包裝為「中國夢」。他樂見笑臉與歡呼，陶醉於「總統」的感覺，全然不顧批評與嘲諷，未必有創造歷史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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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製造出來的「港獨」

中共趕盡殺絕逼人「含淚港獨」。自九七年至今，政權移交十九年，香港的港獨思潮卻從無到有，變成了年輕一代秘而不宣的潮流；即使不認同獨立，甚至不肯把獨立說出口，絕大多數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再相信「中國好，香港好」，或者中港融合的前景，相信中國與香港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區隔，而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不再幻想「民主中國」
事實把香港年輕人由八九年六四的「愛國民主運動」，轉化到對中國徹底失望的，源頭就是中共近十幾年中國經濟發展所創造出「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更是令情況變得無可挽回：上一代對中國發展的幻想，就是先搞好經濟，人民就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變成中產階級，然後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然而近十年的情況說明，中國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就是經濟發展不會改變人民質素，而人民在飽暖之後，只是思淫慾，卻沒有追求精神上的更進一步或者一個更公義的社會，而只是把暴發戶的嘴臉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對上一代堅持多年的「民主回歸」宣告破滅之後，香港年輕人開始探索未來的種種可能性，無可避免會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政制的改變都被北京完全封殺：由○七○八雙普選，到二○一七年二○二○雙普選，中共全部都悔約，因此年輕人唯一可以憑藉的就是年紀輕，就是要比今日掌權的老人活得更長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年輕一代明知當代老人在有生之年，都不會讓香港擁有真正的民主普選。何況中國人在這樣的政制之下，有能力以至追求理想者，都紛紛移民外逃，因此中國的國民質素根本無法提高。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人認清了問題的源頭就是中國本身；既然在中共統治之下擁有民主不可行，那為甚麼不大膽一點，索性要港獨呢？
這種心態上的落差，就是中年以上的有產階級與年輕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差距。老成持重者，只想保有今日的一切不會失去，而年輕的卻認為，以目前這種敗壞的速度下去，到香港年輕一代當家之時，已經甚麼都不會剩下了。年輕人不認同中國的一切，也沒有老一代的文化情懷，因此從愛國的夢醒來，質問為何必須只有一個中國，而香港則為何必須留在中國？
公民民族主義VS種族主義
事實上對世界各地越多認識，即會認知中國本身就是特例──單一文化、語言的民族國家才是常態；至於所謂「多民族」，最多是三數個民族，說三四種不同的語言，而非所謂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民族。中國所建構的神話──即所謂「中華民族」，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的「多民族」；至於漢字之共同使用，其實只等如西方各國使用羅馬帝國遺下的拉丁文；因此把各地的語言貶為「方言」，只是想透過洗腦，從而達到人口與文化清洗的目標而已。
由蘇格蘭獨立運動等啟發，年輕一代認識到「公民民族主義」，開始明白到民族主義不需要由「種族」所建構，而可以由公民身份去建立。一旦對此醒覺，則反過來認為以往用膚色，甚麼黃皮膚、黑眼睛等去區分是不是「中國人」，早在世界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而理應被放棄。亦因此，由此產生的「港獨思潮」，不止是一種「潮流」，更是一種幾乎不可逆轉的過程。在中國沒有希望、政治完全沒有改革的情況之下，香港年輕一代思變，幻想香港獨立的呼聲只會隨著時間改變而變得更高，這點有如台灣，「中國夢」早已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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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香港港共政府必亡!

★一個垃圾政權控制下的當然是香港垃圾政府，DQ人還要人取回所領薪津，等同免費同你做，政府一定好窮辣！猶如一間公司聘用一名員工後用了十年炒Ｑ咗佢，要被炒員工嘔出以前在該公司工作付出勞力所得薪津，這是共產狗的垃圾思維，竟然可在法治地方香港發生？那麼七衰警也是犯事被炒而入獄，何不要牠們和曾蔭權等取回當差做特首的所有人工？香港狗官定是食塞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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