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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6日 星期日

為了中共核心利益中國自外於TPP


十月五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十二個談判國在美國達成基本協議。消息傳到中國大陸，中共表面還算淡定，但在傾向黨國的各式輿論中，跳腳罵娘的、高調怒斥的、出謀劃策的聲音中，可以清楚的感到中共的不安、哀怨、不甘、躁動，甚至有末日來臨的感覺。
TPP暫時對中國無直接影響
TPP的規則是全開放的，對照之下，中國哪條都夠不上。
TPP強調貿易和服務自由。中共全方位控制社會，政府設置無數有形無形門檻，各級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很弱，但作為一個公司運轉卻早已駕輕就熟，政府與民爭利成為天經地義。TPP需要貨幣自由兌換，中國政府雖然這幾年也有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舉措，然而幾十年政府硬性規定匯率，十幾年有意壓低匯率的後果尚未得到糾正，今年八月人民幣大跌之後，又祭起了管制的法寶。
其它如企業在市場中的平等，則中國政府給國企處處保護、優惠；保護知識產權，則中國是「山寨大國」，所有假貨源頭幾乎都在中國大陸；保護資源環境，中國環境污染欠債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還清；保護勞工權益，中國一直以廉價勞動力優勢著稱於世，然卻是以血汗工廠的名義現世的；信息自由，則與中國完全無緣，新聞從來封鎖，現在網絡也全面管控……。
不過，TPP基本協議的達成，不等於TPP已經實行。TPP達成基本協議到各國正式批准，到正式生效，其中可能還會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即使實行以後，新規則之內各經濟體之間的磨合、適應，需要相當長時間，新規則之內經濟體與之外經濟體的交易、適應更需要時間。至於TPP要成為國際貿易的慣例、成為世界貿易的主流秩序，那不知還要過多少年。因此，中國現在處TPP之外，對當前的中國對外貿易不會有多少直接影響。
全開放的TPP未必排斥中國
現行的國際貿易秩序依然是中國已經加入在內的WTO。
中國當初為加入WTO，黨內國內反對之聲不小，所謂民族產業，也即形形式式的既得利益者都怕國外的價廉物美的商品衝垮了他們的利益。可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啟的改革開放紅利已經釋放得差不多了，中國經濟發展動力幾乎已經枯竭。經過文革種種罪孽，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就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這一點上。中共高層對此是心知肚明的。於是，中共只能跺腳咬牙作了承諾，加入了WTO。果然，中國加入WTO之後經濟翻了一番。
但是，共產黨對於任何紙面條約從來不會尊重的，中共一開始便有鑽空子之念。二○○四年中國有毒玩具及各種劣質產品相繼出口，引發不少訴訟。以後關於中國出口產品國際訴訟不斷。美歐日指責中方對鋁土、焦炭、螢石、鎂、錳、金屬矽、碳化矽、黃磷和鋅等九種原材料違反加入WTO時的承諾，造成世界其他國家的劣勢地位。WTO終裁中國敗訴。美歐日還聯合針對中國稀土出口限制措施向WTO提出申訴請求，中國還是敗訴……。
WTO爭端解決的主要目標是落實規則，而不是為已經造成的傷害提供經濟補償。訴訟上的勝利並不能轉化成經濟上的勝利，敗訴也不意味著經濟損失。換句話說，中國的鑽空子、違規不怎麼付出實際代價。
總的說來，中國在WTO框架下玩得很轉，雖說中國工人、中國民眾在WTO之下，其實際收入沒有得到多少提高，可是中國政府的實力強了（掌握了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中國的權貴口袋更加飽滿了。現行國際市場中的各主體雖然都感到了不公平，卻無可奈何。 在此情況下，出現了TPP和TIPP，中國自然認為是針對中國的。
當然，TPP、TIPP的出現肯定有針對防止中國在WTO秩序下的種種劣跡因素在內，中國把這視作冷戰思維的結果也不算太離譜。但客觀來看，TPP和TIPP的出現其實也是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的需要。
自二○○八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同時服務貿易和投資貿易更加發展，互聯網的普及使跨境數據流變得強大，亟需制訂新的規則。TPP和TIPP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它是WTO的代替，是代表著國際貿易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全開放的，它必然也對中國開放。
實際上，美國在兩年前就公開表示，歡迎中國加入TPP。日本安倍首相在TPP達成基本協議之後一天就表示，若中國將來加入TPP有益於亞太穩定。
囿於冷戰思維的只是中國政府自己！
觸及一黨專政的核心利益
與WTO比較起來，TPP和TIPP更加重視勞動權益、環境保護、匯率市場化、市場開放（私有化）以及信息通暢保障。
環境保護，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中國政府即使為了自己面子，為了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環境質量，也得同意國際貿易新秩序提出的環境保護要求。這一條對中國政府來說，應該沒有大問題。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雖然會對中國出口帶來影響，可現在中國政府手中的外匯儲備太多了，且中國外貿出口一直不景氣，僅僅依靠人民幣貶值恐怕也只能刺激出口，效果有限時間有限。所以，中國政府在匯率市場化上或許也會同意的。
在市場開放上，國際貿易秩序可以容納國有企業也成為市場主體，但是要求所有企業一旦發生糾紛按國際慣例解決。這就讓中國國企不僅是在匯率上及金融上得到的種種優惠減小，而且國企不以追求企業利潤為第一目標、持續保持極其好笑的利潤率卻仍能活下去的特質昭然天下，公平透明的市場秩序定會擠盡中國國企的生存空間。這是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的。
中共視國企為其經濟基礎，國企既是政府統治整個經濟社會的工具，也是輸送利益予權貴的最佳通道。
中共維持一黨專政六十多年，始終是搞新聞封鎖，巔峰時期自成一套唯一的語境系統。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一時漏網信息多起來了，但習近平上台以來，迅速建立網絡管控，全方位的新聞封鎖重又建立。現在如何肯保持信息通暢呢？
至於保護勞動者權益，讓勞動者在勞動力價格中有議價權，以保持國際貿易公平。這在中共眼裡決不是一個經濟原則，而是事關能否保持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原則。勞動者有勞動力議價權，意味著企業得有獨立的工會。在中共眼裡，共產黨的波蘭之所以垮台是因為有了團結工會。一切脫離中共控制、領導的組織，中共一律視為動搖其一黨專政的非法組織。
TPP這些原則，都是中共跨不過的坎。這些原則都觸及到中共一黨專政的核心利益，中共無法承認。因此，不是什麼人排斥中國，而是中共使中國自外於TPP。
來源轉自：
【2015年11月號 爭鳴總457期（大陸）于怡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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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式外交：告別韜光養晦，轉入「全球治理」？

鄧小平的外交遺囑：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是鄧小平的外交遺囑。之所以說是遺囑，是因為鄧是在安排自己「退休」以至身後事的兩個特殊場合說那番話的。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離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剛好三個月，鄧小平在家裡召見江澤民、李鵬、喬石等全體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萬里共八人，向他們表達了辭去軍委主席職務的意思並交待其內外政策，鄧說：「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幾天後，鄧在會見李政道時作出了更為直白的表述：「別國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中國的事情我們就得管。」
第二次是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時東歐巨變、蘇聯難保已成定局，主張對本國抗議運動採取「中國的辦法」（即六四鎮壓的辦法）的兩位東歐領導人都下場不好，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被迫下台，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夫婦則被機槍掃射、暴屍雪地。此情此景之下，國內國際都有人蠢蠢欲動，希望中國站出來說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或共產強硬路線的國際新頭頭。鄧召見江澤民、楊尚昆、李鵬三人，在原來三句話的基礎上又加了三句話：「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決不當頭」，重點是「不當頭」。鄧小平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所以，在東歐巨變進程中，儘管中共當局內心震動、驚恐萬狀，卻仍不動聲色地對東德倒台、兩德統一表示理解，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的慘死則表示「尊重羅馬尼亞人民的選擇」。
江胡忠實執行鄧外交遺囑
一九九一年蘇聯發生了「八‧一九政變」，蘇共保守派軟禁了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並設立所謂「緊急狀態委員會」。有證據表明，中共高層知悉這一政變計劃，而且興高采烈。在蘇聯宣佈政變幾分鐘之後，中宣部就立即安排中央電視台插播了政變新聞，江澤民連夜召集政治局會議，會上對戈爾巴喬夫被趕下台表示歡呼，並打算公開表態對發動政變的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蘇共同志」表示熱烈祝賀和支持──這是蘇共政變團體當時可望得到的唯一的國際支持，也是中共政府在六四屠殺受到西方國家廣泛制裁之後可望在國際舞台化被動為主動的唯一反制行動。但鄧小平親自阻止了這一計劃，鄧於蘇聯政變次日召見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四人，告誡他們「中國的表態要研究一下」、「再等等看」。實際上，鄧小平拒絕了中共介入蘇共內部事務和美蘇冷戰結局這一次最後與最佳的機會，這是因為鄧預估政變可能會失敗，而且即使政變成功，鄧也不希望中共高層興奮過度、鋒芒畢露，以至昏頭昏腦重新走上與蘇共結盟對抗西方的老路。這是鄧小平手把手地指導他的繼承人提前執行他韜光養晦的外交遺囑。鄧死之後，江澤民、胡錦濤倒也基本上忠實地執行了鄧的「既定方針」，所謂「辦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這句頗有孤立主義意味的外交流行話語體現了江胡時代對鄧小平韜光養晦戰略的理解和遵從。
習要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
然而，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絕口不提韜光養晦，此戰略似已完全不合時宜。官方媒體頻繁主張在東海、南海「亮劍」，習近平強調在國際事務中「積極有為」。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以「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為主題的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在會上習近平明確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這一判斷是基於以下理由：「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所以，「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這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透過其中語焉不詳的表述，習近平這番話的意思其實是說：中國的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對現行國際秩序發動革命、實施轉折的程度。從今往後，中國將會以全新的姿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這意味著，中國既要比以往更加強有力地應對國際挑戰、「爭奪發展制高點」，還要做一些以前不願做和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對全球事務「定規則、定方向」，在國際新秩序中確立其新的「地位和作用」──亦即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雖仍然沒有明說，但這等同於直接宣佈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戰略已經壽終正寢。
習近平的執政風格比江、胡更強勢，比毛、鄧更瑣細，他不僅把權力抓得很緊，也喜歡把事情都攬在手上。他打破了以往形成的高層分工格局，無論黨務、經濟，無論疆藏、港台，無論軍事、外交，都是身先士卒的一把手，既當最後拍板者，又是最高執行人，還是終局裁判員。「全球治理」當然也是由習近平親自出馬來解決，但是，習近平的「全球觀」似乎並未形成，對於國際新秩序的目標和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和地位並無清晰的認知，所以，他做了一些讓人看不懂的事情。「一帶一路」究竟是為了爭奪內亞戰略基地、建立中國的勢力範圍，還是僅僅出於消化中國過剩的鋼鐵水泥產能的經濟動機？一個小小阿富汗，美國尚且搞不定，中國豈有能力搞定矛盾複雜、衝突頻仍、投資風險極大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為了得到補給基地和軍港，中國已經在緬甸、斯里蘭卡白白扔掉了大把的基建投資，如何收場目前尚無可行方案，此「先行先試」的試點行動既已明白擱淺，又如何向前推進更複雜、更冒險的「一帶一路」全盤規劃？
再者，實際利益寥寥的南海爭端戰略意義何在？在中國的後院，習當局尚且沒有能力、更沒有信譽與他國一起「定規則、定方向」，又如何在其他地方、其他領域「定規則、定方向」？還有，在習近平的「全球」棋局中，朝鮮是棄子還是棋眼？日本是夥伴還是敵人？這些事情，習近平似乎都不甚了了。
習選擇了不太好的時機
想當年，毛澤東有「兩個陣營」、「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與其前後兩段截然不同的革命外交路線相對應（第一段是「一邊倒」，第二段是「反帝反修」）；鄧小平有「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戰略判斷與其專心內務、對外開放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相對應。但習近平的「全球治理」外交路線並無相應的戰略價值觀、戰略思維和戰略理論與之配套。而且，習近平恰恰選擇了一個不太好的時機──國內經濟減速、周邊爭端加劇。放棄韜光養晦、進入「全球治理」，這究竟是有意把國內焦點問題往外引，還是稀裡糊塗做大夢──即所謂「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抑或是另闢蹊徑，重拾已在蘇聯東歐中斷的國際共運世界革命大計？既然要花中國納稅人的錢去辦這些改變「全球治理格局」的事情，習近平就有義務把這些事情向中國人民說清楚。
來源轉自：
【2015年11月號 爭鳴總457期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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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美創六負面紀錄

習氏訪美一波三折
習近平訪美，一波三折，很不順利。第一波，習近平訪美之前，網絡、坊間流言滿天飛，稱由於中美關係空前緊張，習近平可能被迫延期或取消訪美。第二波，習近平訪美前夕，中美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矛盾越來越激烈，中共拒不承諾停止網絡攻擊，美國揚言即將實行制裁。中共緊急派遣孟建柱作為習近平特使，率領救火隊急奔美國滅火，對美屈膝讓步，為習近平訪美掃清最大的一個障礙。這才使得習近平訪美得以成行。
第三波，習近平訪美期間，那就更熱鬧了。九月初，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一再宣稱，習近平訪美相信屆時會有「驚喜」。人們沒有看到「驚喜」，卻耳聞目睹了一連串的驚奇，令人錯愕。習近平訪美創下了六個負面紀錄，令人歎為觀止；其中有些史無前例，因而載入史冊。習近平形容此番訪美是一次「難忘的旅程」。的確，這次「難忘的旅程」，其中甘苦，唯他自知。一系列批評、指責、杯葛、抗議使他難堪、尷尬、憤怒、焦慮。他猶如冬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從頭冷到腳。
賴斯高調批評中共侵犯人權
一般說來，一國元首訪問另一國，不管兩國之間有多大爭端或分歧，表面上還是要維持一團和氣，表現出客氣，在接待方面依舊彬彬有禮，盡地主之誼。但是，除了白宮國宴以外，習近平沒有得到國事訪問應有的較高規格禮遇，甚至沒有得到通常的外交尊重。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和國會資深議員公開抨擊習近平，並主動接見中國大陸政治異見人士及家屬。奧巴馬甚至在記者會上就網絡安全問題當面斥責習近平。這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見，在中美外交史上僅見。看來，習近平的極左國內政策和強硬對外政策的確惹惱了山姆大叔，刻意對他堅決反擊，就是要他下不來台。
九月二十一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對於習近平訪美是否會觸及人權問題，賴斯的一席話給出了肯定的答覆。她說：「對於中國，我們公開地談論其侵犯人權，在各個層面予以關注。」在人權宗教問題上，賴斯甚至點出一連串名字，呼籲中方釋放。「劉曉波，許志永、高瑜、伊力哈木‧土赫提、浦志強」，賴斯把這些名字一一念出，並稱他們遭到了不公正的逮捕。對於中國在言論、集會自由上越來越多的限制，對非政府組織的打壓，賴斯稱這不僅是錯誤的，也是缺乏遠見的政策。賴斯還說，逮捕律師、記者及活動分子等只會降低中國應對挑戰的能力，妨礙中國實現繁榮穩定的社會。在她看來，限制人們自由接觸網絡的行為是阻斷了中國人民向前進步的契機。這是創負面紀錄之一。
九月二十二日，賴斯在白宮接見了一些可能受中國新安全法案影響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中國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一旦通過實施，這些非政府組織將被迫在中國登記，並向中國公安機關報告。美國對中國的這個管理法十分擔憂，因為該法給了公安部門相當大的權力來管理境外非政府組織，而以往是由中國民政部管理非政府組織。賴斯會見這些來自大學、商界和人權組織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其中包括一些接受美國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顯示美國高調關注這個管理法對美國非政府組織的影響。這是創負面紀錄之二。
其他美國高官嚴詞批評習近平
九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和副國務卿布林肯主動約見一些中國異見人士和良心犯家屬。克里在與這些中國人權活動人士、被囚異議人士親屬和關心中國人權宗教問題的人士的會晤中，表達美方「日益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布林肯表示，他非常關注中國的信仰自由，並會在習近平訪問期間，嚴正提出這些問題。這是創負面紀錄之三。
九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和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各為中國人權團體和民間組織在國會舉辦了一場「非政府早餐會」，特別邀請在美的八十位中國維權人士、良心犯家屬、前良心犯、受迫害的民族和宗教團體的代表、著名異議作家等出席，以表達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出席早餐會的國會議員，呼籲應把中國人權問題作為美中對話的最優先議題。這是創負面紀錄之四。
九月二十五日，習近平和奧巴馬在白宮會談後舉行記者會。整場記者會不僅習近平從頭到尾繃著臉，奧巴馬也無任何友善表情，兩人嘴巴上強調中美必須合作，但視線幾乎未有交集。當習近平發言時，奧巴馬始終皺著眉頭，凝視前方；而習近平則面無表情，動也不動。奧巴馬表示，他在長達兩小時的會晤中，曾對習近平表示，針對美國目標發動的日益加劇的網絡攻擊「必須停止」。他還警告，美國將會通過傳統的執法手段，追查並懲罰那些網絡入侵行為的實施者，而且可能採取制裁措施。當習近平稱：「中國不會『明知而仍支持』網路間諜行為」時，奧巴馬則說：「能不能說到做到，才是重點。」奧巴馬談到習近平對網絡攻擊作出的承諾時說，「我們會密切關注，並評估這一領域是否取得了進展。」這個記者會使得習近平大失顏面，異常尷尬。這是創負面紀錄之五。
訪民冒死攔截習近平座駕
這是最大的創負面紀錄。九月二十五日在前往美國國務院參加招待午宴途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的專車遭到來自中國大陸訪民的攔截。當兩輛凱迪拉克轎車出現時，多名高呼「習近平，見訪民」等口號的訪民衝過去，將前面一輛凱迪拉克攔下，北京訪民李煥君和上海訪民葛麗芳隨即鑽到後面一輛加長凱迪拉克的車底，將車攔截下來。習近平當時正好坐在那輛車裡。葛麗芳和李煥君看到了習近平，習近平與訪民對視幾秒鐘。其後不久，彭麗媛的車隊經過時，又有四名訪民衝出封鎖線，其中馬永田堵彭麗媛的車，被堵到人行道並且撞到馬路牙子。
美國警察沒有粗暴對待這些訪民。警察衝過去將李煥君和葛麗芳帶到警戒線以外，並當場釋放。被這些訪民冒生命危險維護自己權利的勇氣所震撼、感動，幾個美國警察翹起大姆指表示讚賞。馬永田則被警察拘捕。後經公民力量創建人楊建利博士、原北大教授夏業良和美國維權律師的緊急交涉，馬永田很快獲得釋放。他們向警察解釋了馬永田冒死攔車的原因，警察對其遭遇深表同情並很快將她釋放。同時該警察還表示，他還記得六四屠殺。
二十多名訪民連續高呼「習近平，見訪民」等口號，分梯隊，多地點衝過警戒線，攔截習近平的車隊，導致車隊短暫停下。其中有車輛為躲避訪民，偏向馬路邊。訪民們連續不斷的衝、攔、截車隊，尤其是奮不顧身鑽到車底的驚險場面，使得馬路對面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組織的歡迎習近平的華人驚得目瞪口呆。
習近平被迫派人接見訪民。一種說法是，習近平受到驚嚇之後，派秘書接見訪民，接訪民狀紙。另一種說法是，中共駐美國大使館派外交官收下多名訪民的材料。訪民們前赴後繼的肉身擋車之後一個多小時，兩個身材較高、貌似官員的中國青年男子，來到訪民中間，收下多名訪民喊冤的材料。其間，這兩個中國官員面帶微笑，態度和藹。這與中國大陸官員兇神惡煞對待訪民形成鮮明對照。看來，訪民被逼無奈，不遠萬里跑到美國向習近平請願，還真起作用。
成功攔截習近平座駕的中國冤民大同盟主席葛麗芳在海外華人媒體「博訊網」上發表文章，強調指出，我們希望把我們遭到中共政府非法強拆、搶劫百姓居住財產和侵害百姓利益的上海及全國的非法暴力拆遷問題當面呈交給習近平，希望習近平瞭解上海及全國的土地、房屋建設及開發商的貪污腐敗黑幕。習近平反腐始終沒有關注到搶劫、盤剝、侵吞百姓利益的官商利益鏈，從來沒有嚴肅對待、認真考慮百姓長年被非法強拆、侵權並遭到非人的迫害；反而不聞不問、更未考慮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地對被害人作出賠償。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流亡美國的人（遭到中共政治迫害的受難者及其家人）在習近平訪美期間，與美國國務卿克里會面是「小氣的洋上訪」，認為無足輕重，輕蔑地加以譏諷。但《環球時報》和習近平萬萬沒有想到，這些冤民、訪民勇敢地冒著生命危險攔截習近平座駕，讓世界知曉中共治下的中國，冤獄遍於國內；政府形同強盜、黑幫，公然搶劫民眾房屋財產，非法暴力拆遷，從而讓習近平在全世界面前公開丟醜。
六個負面紀錄使習震驚
此次習近平訪美，創下六個負面紀錄，使他難堪、震驚。指望他就此猛醒，從此改弦更張，不大可能。但是，這是否能促使他反思自己極左的國內政策和強硬的對外政策，對其進行某些修正或調整，有待觀察。不過，有一點可以預期，這六個負面紀錄對於他充當中外政治強人、一味蠻幹將會起某些遏制作用。習近平將來再次訪美，或其他中共領導人訪美，是否能超越或刷新這次習近平訪美的負面紀錄，取決於他們是否認清國際潮流，改邪歸正，向文明世界靠攏，或逐步實行政治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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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號 爭鳴總457期 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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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術自由的喪鐘


香港多個團體10月9日晚在香港大學舉行黑衣集會，抗議近日港大校委會被質疑因政治干預否決親民主的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誓言捍衛校園自主及學術自由。
香港德高望重的法學學者、全港唯一一位得到法庭頒授榮譽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作為唯一被推薦成為香港大學副校長的候選人，竟被親中共人士所組成的港大校委會否決其任命，打破了百幾年來港大的慣例與自治，粗暴破壞香港的學術自由。
粗暴破壞香港的學術自由
對於來自地球上的自由世界者，例如來自英國的港大校長馬斐森，目睹校委會為了一間大學的副校長竟要出動這麼多醜陋的手段，以至驚動全香港的政治鬥爭，簡直是匪夷所思。馬斐森於二○一三年十月被選為港大校長，於二○一四年四月上任，本身是醫生與醫學專家，曾長期在非洲從事醫學研究與教學，相信以其個人背景，實在難以想像港大校長竟然是一份要與共產黨對抗的政治鬥爭的工作。
為了阻止陳文敏成為副校長，一眾被委任作港大校委的親政府者，一直以大量荒謬的理由去拖延，以至最後否決其任命。今年三月，親政府人士，以陳文敏在處理有四筆合共一百四十五萬匿名捐款給港大的問題上，在批核捐款及處理過程沒有完全跟足校方的指引為理由，拖延對陳文敏的任命。這理由之荒謬，就好像香港大學是一間國際工業學院一般，在沒有個人利益或者貪污問題下，有善長人翁捐款，竟然成為「罪名」。
當有關的「錯漏」無法繼續放大之後，親共校委就以另一個反智理由──因港大的首席副校長過檔浸會大學作校長，而陳文敏競逐的副校長職位，是首席副校長的下屬，因此要「等埋首副」──即另外聘請一位首席副校長之後，才可以再處理陳文敏任副校長的申請。此荒謬理由引起社會廣泛嘩然，如此安排不但史無前例，更加違反任何機構的常識──要先請一個副手，才可以請副手的副手，一旦眾人離職，難道要由上至下一個又一個的拖延下去嗎？
面對民情的反彈，以至校友及學生的一連串抗爭，港大校委會最終竟以一大堆不實以至子虛烏有的理由，去否決陳文敏的任命，例如「Google Scholar只有四個search」、「沒有博士學位」、「學術著作不多」，甚至「率先向外透露其副校長候選人身份，不符商業機構原則」云云。事後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為了公眾利益違反保密協議，向公眾披露會議批陳內情。
今日港人面對中共已退無可退
陳文敏對上述指控駁斥，例如其副校長候選人身份其實是中共黨媒文匯報率先披露攻擊。一眾學者以學術證據，證明所謂「少人引述其著作」，以至「著作不多」的指控，根本是無中生有。至於沒有博士學位，則為普通法國家的法律學者常有的現象，因為正如醫生，律師本為歐洲中世紀大學最悠久的學科，甚至是首個學術的學科；而當時醫生與律師的學術研究，正如今日美國為首的法律學院的做法，均直接以博士學位（Doctorate）頒授，即今日的Medical Doctor，以及Juris Doctor（Doctor of Jurisprudence）。然而香港的法律學院，雖然近年開始引入美制的Juris Doctor，但仍維持英制舊式的學士學位，以獨樹一格的稱呼，即拉丁文的名稱Legum Baccalaureus（LLB），而非英文的Bachelor of Law，以對應其歷史稱呼。因此在法律學者世界，例如美國哈佛、紐約、史丹福大學的法學院院長，也沒有博士學位；甚至香港大學另外幾位副校長之中，其中兩位來自法律界的，一位只有榮譽的法學博士，另一位甚至比不上陳文敏的法學碩士資格，只擁有LLB的學士資歷。這些事情都說明，攻擊陳文敏以至故意令其落選，由始至終只有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陳文敏的遭遇說明，今日香港人要面對的，就是中共隨時以「莫須有」的理由，對異己發動抹黑攻擊以至誹謗批鬥。幻想可以獨善其身，或者「不要給中共藉口」，其實是自欺欺人，最終依然會徒勞無功。因此是其是，非其非，當有需要時走自己的路，堅守自己的想法與決定，而不應被中共勒索而不斷後退，正如《六國論》所言：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起視四境，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共黨又至矣──退無可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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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林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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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TPP的警示


TPP和RCEP成員國構成對比。
習近平訪美，滿心希望與奧巴馬共同宣佈艱苦談判已達七年之久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取得重大突破，即將進入最後衝刺階段，但這一進程未能如期完成，某種程度上，習訪美難言「成功」二字；而習近平前腳剛離開美國，由美日加澳共十二個亞太經濟體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後腳便宣佈達成協議。這意味著，一個迄今為止經濟體量最大（佔全球GDP百分之四十）、涵蓋範圍最廣、開放程度最高、貿易規則最新的自由貿易區撇開了中國，即將在中國眼皮底下成立。
對中國政府而言，此事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甚至有些猝不及防。比起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曾經帶給美國的尷尬，TPP帶給中國的難堪和窘迫無疑更加長遠，也更具實質性意義：美國不加入亞投行，其所受損失充其量只是或然增加的機會成本，而中國被摒除於TPP之外，所損失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國際市場份額，和實實在在的對外資的吸引力。或者說，美國丟掉的只有面子，中國丟掉的既有面子，更有裡子。
中國政府在TPP的事情上大概是因過於「自信」而戰略失算了。雖然對TPP抬高標準以擠兌中國的「美國陰謀」感到十分不爽，但中國政府其實也並不特別在意，面對國際貿易規則的重大變革，中國政府基本上採取冷眼旁觀、消極等待的態度：它既不願意竭誠追隨，也不打算嚴肅應對；既不準備改變自己以適應變革，又不可能改變世界以遷就自己。之所以選擇消極對待，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抱有僥倖心理，他們不相信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可以完成TPP談判，而奧巴馬之後的美國政府是否仍然對TPP滿懷熱情則大可懷疑，所以，當奧巴馬與本黨（民主黨）、白宮與國會、美國與其他各國因TPP談判而陷入各種國際紛爭和國內批評浪潮之時，中國政府不但沒有體驗到被亞太各國疏遠冷落的失意感，反倒有一種隔岸觀火的心態。
在中共當局看來，TPP談判沒什麼大不了，對中國已經形成的貿易優勢地位衝擊不大，有衝擊也是未來時而非現在時：其一，TPP不是鐵板一塊，參與各國無不瞻前顧後，美國人擔心自己的知識產權被侵犯，日本人擔心自己的農產品市場被瓜分，越南人擔心自己的一黨制政權受衝擊……，TPP最終能談出什麼結果、能不能按美國的意願談成功，原本都不是很確定的事情；其二，貿易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的多邊談判歷來曠日持久，因為談判內容關涉每個國家、每個行業、每個產品、以至每個從業人員的競爭地位和未來收入，往往國家越多，標準越高，則談判越難，而TPP自始即以「有史以來最高標準」自相標榜，此「最高標準」不僅有效嚇阻了中國知難而退，也令談判進程更加頭緒紛繁、困難重重。想當年，江澤民、朱鎔基痛下決心加入GATT（關貿總協定）、WTO（世界貿易組織），其談判進程是何等痛苦、何等漫長，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自稱「黑頭髮談成了白頭髮」，如今亞太十二國另起爐灶，欲重建世界貿易體系，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收工。
然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現實，這不能不讓中國政府、中國商界和學界受到刺激，感到焦慮。TPP提前上路這一事實說明，儘管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儘管中國早已是TPP大多數成員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但是，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主導權仍然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而中國則錯失了這一次至為寶貴的參與制定國際貿易新規則的良機。當然，事後再看，TPP沒有中國參與雖是中國的淨損失，卻絕對是其他各國的大幸運，是TPP之所以能夠較快達成協議的關鍵所在。以中國在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份量和能力而言，做制度破壞者的本事綽綽有餘，做規則創新者的能力尚有不逮。中國在世界政經舞台上的表現常常讓小國畏懼、讓大國頭疼，卻極少被人廣泛信賴、受人普遍敬重。作為近四十年來國際貿易體系的「搭便車者」和最大獲益者，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中國，這樣的全球角色無疑是一個諷刺。
中外輿論普遍認為，美國主導TPP談判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主要目的是制約中國，阻止中國過快「崛起」而與美國爭雄。為了說服美國國會和美國民眾支持TPP，奧巴馬總統似乎也很樂於採用拿中國說事的民粹化說辭，他說，「如果我們不在亞太制定規則，中國就會制定」，「當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潛在客戶生活在我們的國境之外，我們不能讓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的規則」。但這樣的說辭並不準確，一是小看了TPP的歷史意義：一項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使關稅壁壘成為明日黃花、使貿易保護主義成為過街老鼠、使經濟自由達到全新高度、使憲政體系和普世價值導入全球化貿易格局的新規則體系，豈是專為防範中國而設？二是與事實並不相符，事實上，美國政府早在二○○九年高調宣佈加入P4並將其改名TPP之後不久就曾邀請中國加入，但中國政府認為美國預擬的條款「對中國不利」，有些條款中國根本無法接受，故決定不參加TPP談判。所以，在事實層面，並不是美國或TPP成員國發動了一場「制約」和「圍堵」中國的「陰謀」而拒絕了中國，而是中國政府不願意看到本國人民擁有更多的經濟自由、專制政體承受更大的外部風險、國有經濟面臨更多的國際競爭而傲慢地拒絕了TPP。正如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拒絕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商減排協定一樣，此次TPP之初也不是美國不願與中國合作，而是中國不肯承擔與美國合作的責任和後果。有許多人用「TPP不帶中國玩兒」來調侃美國或取笑中國，但嚴格說來，缺席TPP正是中國的自主選擇，不管對錯，都是它自作自受，其得失、榮辱與別人沒有多少關係。
TPP規則體系之中最讓中國政府神經過敏、最不為中共體制所容忍的部分，除了對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貨物、服務和投資幾乎一步到位的「零關稅＋准入前國民待遇」之外，主要是一些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以及中共所謂「政治穩定」、「國家安全」和「經濟主權」不相匹配的內容，比如，「企業與政府爭端解決機制」將使中共沒辦法驅逐Google之類不聽使喚的跨國企業，「信息自由」條款將使中宣部無從處罰《紐約時報》那樣的外國媒體記者，「市場准入」條款將使扎克伯格不必費力討好習近平也能理直氣壯讓Facebook進入中國市場，「勞工權益」條款將使獨立工會運動在中國成為不可避免，「私有化」條款將從根本上削弱「中國模式」的經濟集權體制和紅色權貴的「執政能力」，……中共如果坦然接受了TPP的這些個「制約」，也許習近平將會痛苦地承認自己不是「男兒」，也許中共當局將會痛定思痛進行必不可少的政治體制改革，而這才是共產黨政權最不能認可、最不敢嘗試的變革之舉。所以，關於中國缺席TPP的理由，最恰當的解釋不是「TPP不帶中國玩兒」，而是中共沒自信、沒勇氣玩TPP。
米爾頓‧弗里德曼（港譯佛利民）寫道：「政治和經濟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別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在保證個人自由或民主的意義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對於中共政府，它現在必定已經意識到了，它的政治和社會體制至多可以容納WTO──事實上也容納得不好，卻很難與以TPP為代表的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貿易新規則實現對接、完成匹配。接下來，當TPP規則在更為廣泛的區域裡推廣開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將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的怪物，也將逐漸變成一個國際貿易體系裡的異類。前面的道路有兩條，要麼中國順應世界，要麼世界拋棄中國，這就是TPP對中國政經體制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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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號 爭鳴總4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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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周香港不旺財深層原因


害群之馬（摘自《星島日報》副刊）
十月初，因為印尼家人來香港，所以在香港與他們相聚。時值中國的國慶黃金周，雖然中國大陸遊客來香港的人數已經下降，但到底是「黃金周」，因此還是有所顧慮，例如煩人的人潮，酒店費的高昂等等。但是走馬看花的結果，雖然眼見的「繁榮」已見零落，但是官方數字的大陸遊客還是增加，這個謎團該如何解開？
黃金周旺丁不旺財
根據香港入境處公佈的數字，從十月一日到七日入境的內地訪客，總共是一百二十二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點三，尤其十月一日那天增加一成六。但是相關機構表示旅遊團減少兩成，內地遊客的消費力則跌了一半。要解釋這種「旺丁不旺財」的現象可能有以下幾點：
第一，亞洲博覽館十月三日舉行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即學術評估測試的「美國高考」的大型國際考試及講座，有近萬名內地生參與，有部分考生父母也會陪同來香港準備考試，並順道旅遊。
第二，中國的經濟走下坡，必然影響消費能力。真正要消費的，去了匯率貶值較多的日本與歐洲；來香港的只是吃吃玩玩而已，少了購買高檔精品的遊客。
第三，中國反貪向上不成，只能向下，自然引起貪官們更加恐懼，也影響他們在香港的消費。豈止香港，澳門更慘，賭博收入已經連跌十六個月，一些賭廳，荷官多於賭客。
第四，香港本土派的「光復行動」當然也影響水客的人數，但是黃金周人潮最多的時候，水客也會避開而不是來湊熱鬧。
然而更重要的是，黃金周固然旺丁不旺財，平時內地遊客也已經大量減少，香港零售業更是大為萎縮，甚至瘋狂飆升的樓價也受到影響，黃金地段的舖租更是大幅降落，原因在哪裡？對香港是禍是福？
今年二月，香港旅遊發展局對今年旅遊業界已感憂慮，但預測今年訪港旅客人次還是會增加四百萬人，當中九成七五是內地客，過夜旅客人均消費卻是十年來首次下跌。主席林建岳承認，香港物價較貴，競爭力下降。這個預測是根據去年情況推算的，二○一四年訪港旅客有逾六千萬人次，按年增加一成二，當中約七成八是內地旅客，較前一年增加一成六；其他國際長、短途旅客均與前一年相若。而過夜旅客人均消費近八千元，是十年來首次出現下跌，原因包括內地嚴格限制部門及國企開支和美元強勢。
旅客減少舖租回落
但是為何內地遊客增加而外國遊客沒有增加？顯然是內地遊客排擠了其他國家的遊客，這是台灣早就出現的現象。內地遊客的喧嘩、不守秩序、旁若無人，擺出一副大爺的樣子，嚇怕其他講究文明的遊客。對暴發戶而言，他們買高檔品可以揮霍顯富，但是普通的消費反而興趣不大，因此主要對財團有利。除此，日幣與東南亞國家貨幣的貶值，也減少他們來香港的遊興。港幣匯率三十多年來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相當長時間內因為炒升息而逞強勢。
但是今年內地遊客的減少是事實，旅遊發展局的預估失準，消費能力下跌比較多更是事實，這才是促成一些專供內地旅客商品的店舖結業、舖租掉落的原因。
最明顯的應該是銅鑼灣時代廣場周圍，例如羅素街的舖租。那裡有多家珠寶鐘錶店，同一個商號都會開兩三間。然而有的最近退租，為此業主答應短期砍劈租金七成以上，以尋找新的租客，可見尋找新租客之難。銅鑼灣怡和街有藥店短期內租約期滿結束，也獲減價四成以三十五萬元租出。洛克道一家藥房未滿約棄租，獲五十五萬元承租，租金大跌三成七五。舖租大幅降落，乃是內地遊客最多的銅鑼灣與旺角，珠寶店與藥房相繼結業的結果。其他地區，例如近邊界的新界市鎮也有這個情況。
但是目前的問題還不止是內地遊客的消費問題。老牌英國百貨公司馬莎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開業二十年的分店，沒有續租將於十一月初結業。今年四月，開業三十年的新城市廣場麥當勞分店不敵貴租而結業，該店曾是全球十大最繁忙麥當勞分店之一，每年估計要交高達一千多萬元租金。沙田是新界最早發展的市鎮，多中產階級居住，反映香港中產階級的處境。
經濟畸形消費積弱
零售業淡風也吹襲大眾市場，百麗旗下自營品牌BeLLE最後一間位於將軍澳的香港分店於八月底結業，八月至少有三間分店關閉，意味該品牌已全面退出香港市場。
這些所反映的是香港本地人消費能力的下降。這次在香港，因為地利之便，晚上多在銅鑼灣怡東酒店一樓的茶座與親友見面聊天，那裡生意淡得出奇。且不說黃金周的遊客不在那裡，本地民眾也不到那裡。
想想九七前，與朋友在那裡見面一位難求，如今已是雲泥之別。也想到十年前從美國回到香港，九龍的半島酒店人聲鼎沸，內地遊客穿梭其間，失去當年的風情，還要排隊等候。十年後夜晚再去，鼎鼎大名的半島茶座居然水靜鵝飛。酒店的咖啡座與餐廳一向不純粹是遊客的消費場所，還要依靠本地客的支撐。如今的香港市民，因為收入兩極分化導致中產階級的消亡，消費能力嚴重下降。
這其中的原因，除了香港經濟變差，更是因為香港經濟的畸形發展，今年GDP增長預計不到百分之二，尤其出口連月下跌。這當然與經濟過分依賴中國有關。貿易發展局九月公布的第三季出口信心指數，跌至二○一二年第四季以來的新低，由上季的四十六點八急挫至三十七點一；出口信心不足之餘，貿發局同時大幅下調全年出口增長預測，由原本的百分之三降至零，意味全年出口或出現零增長局面。
但是香港樓價卻是飆升，這十年來幾乎沒有跌過。今年上半年香港住宅價格按年再升逾兩成，升幅為亞洲之冠。而上半年全球樓價指數僅微升百分之零點一，中國內地樓價則下滑百分之五點七，看來大量中國資金湧來香港炒樓。九七前，已經有香港市民一生都要為地產商打工之說；九七後變本加厲，不只一般打工，還要加班加點。
樓價回落才能正常
九七前香港最小的住家面積也有三、四百呎的建築面積，但是去年以來，發展商相繼推出一百七、八十呎建築面積的套房，而且非常搶手，因為年輕人買不起房子，只能向室內的高空發展，而炒家也因為降低炒房成本而大炒特炒，結果炒到這種微型房子的呎價還貴過豪宅的呎價。
這種瘋狂場面大概要結束了，因為近來樓花的撻訂事件已經增加，專家紛紛作出明年樓價要下跌的預測，連擁有多間劏房（將較大的房子分隔成數間小套房）出租的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也預言樓價將起大變化，但是有的官員卻在考慮是否要撤銷以往推行的壓抑樓價（雖然並無多大效果）政策來維穩，簡直不知人間疾苦。
未來香港經濟走向對政情會產生什麼影響，且待觀察。但是樓價舖租的回落，專門供應內地遊客商舖的結業，換上服務香港市民的店舖，希望這是香港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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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號 爭鳴總457期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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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政程序法」的中國

中共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三個五年規劃》，但正式《規劃》還得在明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上通過。中國大陸至今沒有行政程序法，就不可能有法治政府。對於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等重大決策，都由執政黨的中央和各級黨委作出，無須遵守行政程序法中關於重大決策的程序規定。至今，習近平這屆政府仍未下決心在任內通過該法。
三十年立法風雲
現代法治國家的政府用行政程序法，作為規範政府行政權力的基本法。三十年前就有專家、學者和律師呼籲制定中國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典》，但在黨領導一切的思維下，中國大陸至今仍未制定行政程序法，導致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行政行為無法納入法律規範的軌道。
十月十一日，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研究中心發佈了一份行政程序法的專家建議稿（以下簡稱《建議稿》）。該建議的起草人、北京大學享受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津貼（每月五千元）的法學教授姜明安說：「除了行政程序法，不可能再有什麼萬應靈丹能把行政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建議稿》共八章二百二十四條，設專章規定了行政決策程序，意在防止因決策錯誤給國家、社會公共利益和民眾造成重大損失，同時也可防止外交、外事行為的決策錯誤。《建議稿》用十六條規定了重大行政決策的基本程序，包括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策等。但立法難點在如何認定重大決策的範圍？比如政府進行重大項目的徵地、拆遷、移民和投資，進行垃圾場選址，決定引入PX項目等都應屬於重大的行政決策。
《建議稿》確定八類事項屬重大決策，包括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財政預決算、編制和修改專項規劃、調整重要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改革政府機構等。但現實中國大陸的重大決策分兩種，一般重大決策由各級政府直接作出，最重大決策則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作出，或先由政府作出，再交人大或常委會決定。這僅僅是表面上的現象，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均由執政黨的中央或各級黨委作出，甚至是黨的領袖或各級黨委的頭面人物作出。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來，在國家、社會治理和經濟、行政事項等作出決策時，根本無須遵守行政程序法中關於重大決策程序的規定。只有真正的憲法、憲政和法治才能將中國執政黨的政治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只有行政程序法才能將中共各級組織及個人的行政權力關進法律制度的籠子裡。顯然中共的領袖及精英們，至今不想下這個決心。
行政立法風雲
行政程序立法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風雨路。一九八九年，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第一任總幹事張尚提出，要加強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訴訟法的工作。二○○三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該法列入第二類的立法計劃，但到二○○八年該法從立法計劃中消失。二○一四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依法治國的決定》中提出：「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但這部法律仍未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原主席、北京大學行政法教授羅豪才說：「我認為行政程序的立法時機已基本成熟了」。一些人士甚至認為，頒佈《行政程序法》已非常緊迫。中共已宣佈二○二○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距現在只有五年時間，但還沒有這部基本的法律，一位中央政法委機關主要負責人說。
行政程序法也是防止腐敗的需要，姜明安教授曾多次參加中紀委徵求反腐敗對策的座談會，他每一次都提出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建議。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前院長、行政法專家應松年教授說：「儘管盡快出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是學界的主流觀點，但在數次國際性、全國性的行政程序法的研究會上，都受到黨政實際部門人士的質疑」。二○○四年至二○○五年間，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時看報，當時浙江省嘉興地區的許多居民，將徵地、拆遷的政府行為告上法院，當地律師請中國行政法權威應松年教授前來支援，在法庭上成為民告官的律師。應教授還帶了北京等地一批律師來增援，可以說，許多當地的法官還是應的學生，結果還是居民敗訴。當時浙江的省長、省委書記是習近平。被中共列入通緝犯的前溫州市長楊秀珠，近日在美國對當地司法當局稱，習近平任浙江省長期間，江澤民兒子要溫州五百畝土地，楊未給就開罪於當局，自己沒有貪污二點三億元那麼多，當時溫州和浙江的幹部很多都在土地和房屋方面撈取好處……。
今日高調反腐、高調依法治國的習近平，為何還對行政程序的立法通過並嚴格執行仍無動於衷？若行政程序法立法通過，首先會將習近平的黨政軍大權「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中共是絕不會走這條所謂的「邪路」，而要堅持「特色社會主義」。一百零一歲剛去世的杜潤生，有習近平、王岐山恩師之稱，晚年他認為，中共建政六十年來，最大錯誤決策在於出兵抗美援朝。中共要在二○二○年建成法治政府，仍將是一句美麗的空話。
目前習近平想繼承毛澤東、鄧小平的許多傳統，集權於一身，對行政程序的立法十分漠視，離「法治中國」及「法治政府」還十分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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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藥桶：白宮攔駕與柳城爆炸


｛兲朝浮世繪｝司馬昭的事最後還是辦成了。

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習近平執中國牛耳的時間雖不長，但昔日炙手可熱的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卻紛然栽倒在他的腳底下。然而，面對患了絕症的國家機器，無論他性格有多強硬，卻無法讓其起死回生。他雖可讓體制內的大小官員在其面前膽顫心驚，但卻拿那些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草民沒辦法。有道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訪民：不怕「武松」的真老虎
從習近平訪美到結束訪問，再到九月三十日發生廣西柳城縣連環大爆炸案，時間不到十天，然而，他卻兩次見識到了憤怒的底層社會力量有多厲害。
美國當地時間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七點半，習近平的車隊剛從白宮駛出，早等候在馬路兩側的數十名中國訪民，便開始向他發出一陣陣「習近平、見訪民」的抗議聲。北京訪民李煥君、上海訪民張翠平、吉林訪民馬永田和廣西訪民孫海萍等人不顧一切地衝破封鎖線，撲向正在行駛的習近平車隊。李煥君鑽到一輛加長凱迪拉克的車底……。據現場人士拍攝的視頻顯示，習透過車窗目睹了整個事件，他面色凝重，看到了李煥君等幾位女訪民身上的憤怒。習安排其隨從從李煥君手中接過了她的控訴材料。據在現場一同抗議的北大前教授夏業良先生稱：「車隊突然受阻，習近平與彭麗媛再次受到了驚嚇」。此消息的圖文與視頻，迅速傳到中國互聯網上，極大振奮了千萬網民。許多網民說：「這才是習近平出訪美國的最大收穫」。
習近平哪想到他結束訪美回國後屁股尚未坐熱，更猛烈的一次「地震」又爆發了。國慶前夕的九月三十日發生在廣西柳城縣的連環大爆炸死傷近百事件震動國內外，事發地點距正在舉行有百萬觀眾參加的國際水上狂歡節的柳州市中心僅四十多公里。此連環爆炸先後在柳城縣與柳州市的商貿城、監獄、大埔鎮政府、超市、車站、醫院、畜牧局宿舍、菜市、疾控中心等十七處公共場所相繼發生。爆炸威力巨大，除了多人傷亡之外，若干房屋倒塌，許多汽車也被掀翻。據當地警方稱，此一造成十一人死亡、五十一人受傷的連環爆炸案在案發兩日後已經告破，在爆炸中身亡的該縣三十三歲男性居民韋銀勇，為犯罪嫌疑人。與此同時，警方還發現了六十多個可疑郵包。一時間，國人談「郵包」色變，在事發多日過後的柳州，人們仍不敢領取快遞郵包。
白宮攔駕與柳城爆炸的意義
這兩個讓習近平感到頭皮發麻並驚恐不安的事件的製造者，皆是訪民，向「打虎英雄」習近平顯示出了誰才是「真老虎」。這些底層的訪民，則正是權貴資本主義總代表──中共二十多年來所謂「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利益受損者，也是中共暴政集團在「六四屠城」過後長期對內實行野蠻專政、侵犯人權踐踏法制的受害人與控訴者。他們以飛蛾撲火的勇氣和膽量，既有力震懾了開歷史倒車的習近平，也給這個獨裁野心不亞於普京的「男兒」上了生動一課──只要銹跡斑斑的暴政機器一天不被搗毀，人民的怒火一天都不會停止燃燒，源源不斷的「爆炸」，將會遍地開花；同時，它們也向習近平展示出了在CCTV取景框之外的一個到處佈滿了火藥桶、民不聊生的殘酷中國的真實圖景。
對於當日就上了海外各大主流媒體頭條版面的「白宮攔駕」事件，雖有少數公知認為它只不過是新版的「竇娥冤」，體現出渴望包青天的臣民意識；並且「這種天真的攔聖駕」行為，也不可能使得獨裁者覺悟。儘管如此，絕大多數公知和網友卻給予這些勇敢的女英雄極高的評價和支持。
她們呼喊的口號，再不是竇娥的卑怯與悲哀之音，她們表現出來的行動，更是許志永倡導的新公民運動在海外的延續；而她們在美國首都的非暴力抗爭行動，既震懾羞辱了獨裁者習近平，也向美國政府和人民傳達出了中國人民對中共當局的真實情感態度，以及中國最真實的社會矛盾與人權狀況；同時還鼓勵了國內正在抵抗的人們的反抗鬥志與必勝信心。
在推特上，魏京生先生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幾次衝擊習近平和奧巴馬車隊，並成功臥倒在習近平車底下，阻止了車隊前行。這是習近平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他終於親眼看到了憤怒的百姓；終於明白了中國人不都是逆來順受的奴隸。一旦他們起來給你個說法時，誰也保護不了你們。白宮特勤局不行；中國警察和軍隊也不行。」
至於警方已經宣稱告破的柳城連環爆炸事件，互聯網上對此案的質疑仍未停歇過。十月三日晚，柳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曾發佈的一篇名為「長安劍」的網民所寫的質疑文章頗具代表性，該文列出了四個疑問，其中之一就是：「誰將韋銀勇逼上絕路」？
針對犯罪嫌疑人韋銀勇在微信賬戶的頁面簽名中寫的那句「等到那一天我變得瘋狂，請你們記得我單純時你們把我當作傻子一樣耍」的話。有一位網友理性地發問道：「連串的爆炸，顯然並非偶發意外，內裡的深層原因應值得探究。說到底，一個真正和諧穩定的社會，一個講公平講道理的社會，一個重視人權崇尚法治的社會，怎會怨氣沖天、發生這種一連串此起彼落的爆炸？」
若柳城連環爆炸案真是韋銀勇製造出來的話，我們除了對他濫殺無辜生命洩憤的行為予以譴責之外，更需深究的是：他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的不公的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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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淄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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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戰略」仍將繼續發力

西方「遏制戰略」促蘇聯解體
所謂「遏制戰略」是指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在上世紀一九四七年向美國政府提交的一份八千字的長電報《蘇聯行為的根源》中，提出戰後對蘇聯陣營的不以戰爭手段消滅之，而以和平遏制手段使其自行消亡的戰略意見書。這種戰略後來發展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對付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基本戰略。如今時過六十八年之久，世界歷史的發展狀況，充分證明它是正確並有成效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得以避免。曾幾何時，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消逝了，蘇聯解體，中共也蛻化變質選擇走市場化的資本主義道路。雖然當今俄羅斯倒退變成獨裁國家，向外擴張咄咄逼人；中共張揚民族主義與日美搞軍備競賽，世界形勢似乎又形成兩極對立的零和狀態。那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遏制戰略」是否宣告失敗，還是它將繼續發酵，讓世界過渡到一個真正和平民主自由的境地呢？筆者願作點粗淺的分析，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遏制戰略」體現西方民主自由和平人權價值觀，即使強大，也放棄武力征服集權專制國家，而讓其自行消亡。唯一例外的是這類流氓國家與集團主動挑釁威脅到人類和平與國際正常秩序，造成人權災難時，西方國家才會被迫作出有限武力還擊。
「遏制戰略」的成敗得失
僅舉二戰之後世界歷史發生過的幾場著名戰爭以證明以上觀點。二戰後國際格局形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相對立。但無論從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來說，西方陣營明顯佔上風。西方陣營沒有因此發動攻勢吞併蘇聯陣營，而是執行和平的「遏制戰略」等待它自變。出乎西方意料的是北韓金日成聽從斯大林指示發動對南韓的吞併戰爭，遭到聯合國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反擊，斯大林又指示中共派「志願軍」入朝參戰。在聯軍明顯有道義優勢與實力優勢的形勢下，主動提出停戰和談結束戰爭。當時美軍有核武器，蘇聯尚未有，即使有，也丟不到美國本土，美軍為何不乘勢攻打中國，還把麥克阿瑟司令撤換掉？這說明美國遵守自身的價值觀。再說之後發生的越南戰爭，戰爭也是由北越越共主動發起的吞併南越的戰爭，中共也暗中出兵參戰，但是美國最後撒手撤兵不幹了。南越終被北越吞併。這不是美國國力軍力不足。美國是個民主的國家，要聽民意的，要聽國會的，政府只能洗手不幹。再說，文革中，中蘇之間發生珍寶島戰爭，這是中共先挑起的，蘇聯當局要給中共厲害看看，準備用核彈攻擊北京，此舉也被美國喝止。那麼，為何美國要發動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這要問問這兩國的獨裁者為何製造人權人類災難了。在當今的聯合國憲章與宣言中，人權已將主權置後。製造人權災難的主權國家，世人有權共誅之，何況美國付出多麼大的代價，都沒有佔領它們一寸土地和一滴石油。當然，當今世界已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維護世界和平與文明秩序也包括美國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世界歷史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奉行的和平遏制戰略卓有成效，不用再舉蘇聯集團垮台為例，就是其它非共產的專制國家也不得不改弦易轍，以圖生存。
這裡可舉三例為證：一是伊朗這個教派掌權的專制國家，企圖發展核武噐在中東做大，因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制裁而最近只好接受放棄核武發展的約束，這證明西方遏制戰略的成功。二是緬甸軍政府因受到西方遏制政策的不斷壓力，今年十一月份只好舉行大選，朝民主改革過渡。三是俄羅斯普京獨裁政權，因侵犯烏克蘭主權而受到西方經濟制裁，經濟下滑無力招架，被國際社會空前孤立，說明如今遏制主義依然有效。
中美「遏制」與「反遏制」博弈
西方自由世畀對中共遏制戰略的幾度變化，中共不識抬舉，即將面臨更大的遏制戰略的壓力，應即早忍痛順變為上策。
中共在蘇共鼎力幫助下，以及乘日本侵華之機壯大自己，又蒙美國杜魯門政府扯了老蔣後腿，獲得了大中華的江山。由於難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立國後不顧國家民族的實際利益，就選擇一邊倒投入蘇聯陣營懷抱與西方民主世界相對抗，參加抗美援朝。這時作為西方世界來說，當然對華政策是全面封鎖，那是頂級遏制了。這是第一階段，大概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
第二階段是鄧小平訪美之後，美國及西方包括日本對華政策除高端技術與武器外，是大力支持中國發展。遏制基本解除，甚至「六四」發生之後也基本沒有改變。後來九十年代中國加入WTO之後，更是允許中國低劣產品泛濫西方市場讓中國大賺外匯。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共如今經濟躍上大國地位，是得力於西方國家的大度。當前中國經濟下滑是中國產品自身競爭力喪失，沒有西方政府遏制的因素使然。不過，現在第三階段即無形的遏制戰略加到中共頭上了。美國上層精英發現中共討了便宜還賣乖，翅膀硬了一點，就要與美國佬叫板，於是它要改變遊戲規則，端出「TPP」來套在中國頭上，使中國原來那套靠壟斷權力與低人權剝削的發展模式無處立足。這等於是張開一個大網從經濟上遏制中國，使中共要麼改制適應世界潮流，走真正的市場化道路；要麼墮入深谷，陷入深度經濟危機，社會動盪，政權不保。
看來中共唯一的道路是借此契機，忍痛順變，徹底改造自己已不適時代潮流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而不是靠「一帶一路」「亞投行」之類的「稻草」來自救。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才是真正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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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號 爭鳴總457期 巨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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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立斷搞政改

權力市場經濟已窮途末路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於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舉行，全會的一個重要議題是「異己出局，知己入局」。十八大後，由於習王的凌厲反腐，中共內部的各個派系和山頭已被打到七零八落，而大多數高官都貪腐無度，擔心與習王作對被查處而暫時馴服於習，再加上有太子黨作後盾，習組建以自己為核心的「習家軍」已是明顯的事情，但「習家軍」成型後的施政方向將成為中國發展的轉折點。
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實質是實行權力市場經濟（即一黨專政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行政權力把持市場運行、控制市場交易。權力可以變為商品，進而變成資本；資本也可將公共權力變成為其謀利的工具。權力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官商勾結，權力成了違法經營的保護傘，公平交易成為空中樓閣。壟斷是權力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國有企業特權盛行，市場異化，私營經濟萎靡不振（私企老闆是鷺鷥，只得到小魚小蝦，大魚要交給掌權者）。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中心正如無底洞一樣吸收社會財富，權力擴張和資本貪婪的親密無間，是當今社會一切罪惡的禍首。權貴利益集團狙擊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其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傾斜，社會不公不義，階層凝固板結，貧富差距擴大，官民和勞資矛盾激化。權力市場經濟成了老百姓反抗的目標，也是中共倒行逆施的見證，成為社會癌症。
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改變增長方式是不可能的。增長方式不變，增長速度就要下降，失業率就會上升，企業虧損面就會擴大。正如馬的左腳嚴重受傷不能正常奔跑一樣，國家的正常運轉需要政治和經濟相匹配。政制不改，繼續反腐只能令官員普遍懶惰、不作為，行政效率低下和經濟進一步下滑；不反腐令貪腐愈演愈烈，加劇貧富分化，導致官民嚴重對立，經濟發展更加畸形，造成難以補救的環境污染，資源不能合理利用等。高官將妻兒移民國外不正說明權力市場經濟的破產和對中共政治制度完全喪失信心嗎？！
屠呦呦獲諾獎固然令人驚喜，但如果權力不干擾和束縛科技的發展，科技體制與市場相適應，大批科技精英將脫穎而出。最近習近平在網絡和南海問題上遭遇重挫，但如果中國的原創科技不斷發展，又何需竊取別國的技術?!若中國實行了憲政民主，科技實力雄厚，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就能夠引領越南、菲律賓等國的發展，中國與這些國家在南海問題的衝突可能大為緩解，甚至能成為帶領東盟國家發展的領頭羊。沒有政改，就不能將科技創新的潛力激發出來，也不能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推進政改不能再猶豫不決
大清帝國的傾覆啟示，只有當機立斷搞政改才能避免覆沒的命運。清朝末年由於王室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一再拖延政治改革，設計的君主立憲制有名無實，踐踏法治引發的保路運動加速了大清的滅亡。清朝的滅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其覆滅的基本原因，說到底是統治階層的認知與現代文明的差距太大。當今中國，通過法治和民主程序維護公民權益、解決社會矛盾已成為社會共識，如果最高統治者繼續維持專制制度，先進的民間與落後的統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最終將促使中共土崩瓦解。
被譽為「中國農改教父」的杜潤生曾經說：「中國改革要過兩大關，一是市場關，一是民主關。市場關很明確，過民主這一關比過市場關還麻煩，弄不好就帶來政治波動，可能會亂。但反過來說，不搞民主，就不會亂？可能出現權貴資本主義，可能有更大的動亂。」一黨專政是一個封閉系統，其形成的政治壟斷失去競爭的壓力和動力，最終只能招致衰敗。不同政治力量均衡並展開充分博弈才能為社會提供優質的管理和服務。眾所周知，嚴峻的現實不屈服於落後的政制，只屈服於沿著正確方向進行的政改。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必須當機立斷，如果被迫到走投無路時，那就太遲了。機會均等才能讓人心服口服，程序正義才實現司法公正。一個政黨思想僵化並壟斷權力只能貪腐橫行，形式主義盛行，行政成本過高，經濟大起大落，文化倒退等。政改這道「坎」非過不可，也只有跨過這道「坎」才能前景光明。中共的改革派只有迎難而上，順勢而為，借鑒世界各國實現政治轉型的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國情對政制予以創新發展，才能逐步扭轉頹勢，否則，被清算之時不遠矣。
與民意背道而馳，毫無自省精神，最終會把人民逼上梁山，中共將自己點燃革命的導火索。要創新，就要擺脫對舊政治制度的依賴，找到新的政治制度（憲政民主＋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共是靠槍桿子和筆桿子起家的，和歷代的農民起義沒有分別。要知道，言通雖亂必治，言塞雖治必亂。如果中共高層能和知識分子融合，廣開言路，真心聽取各種批評和意見（美國總統羅斯福也靠這一招度過經濟危機和恢復社會秩序），現在的困局也許能出現轉機，並為實現憲政民主奠定基礎，否則，今後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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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號 爭鳴總457期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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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美未解決三大難點

「說書」引出政治數據
習近平西雅圖演講提及年輕時讀過漢密爾頓等人的合著《聯邦黨人文集》與潘恩的《常識》。但這些「外交詞令」引起「自家人」的驚恐，紅二代們深怕習往右調整。
北京有時政研究的權威專家說：「要說習沒看過那兩本書，不公平。說讀過，閒扯。充其量是看過書皮或是聽別人說起過來。」該人士堅稱他「絕不是瞧不起習」，還認為習的「假學位論文裡尚有真山貨，比如說，從縣委書記幹起來，他肯定知道城鄉戶口太缺德、太害人，所以，在學位論文裡還是下功夫批判了一番」。
指稱習未曾讀過《聯邦黨人文集》與《常識》，專家拿出了考證，他說：「習的重要政治思維反映在他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文集裡面。文集七十五篇文章，共引述文獻與單指人物二百六十八個，其中涉及中國古典一百三十三個，餘者是中共前輩人物與文獻。全部文獻沒有一個涉及到漢密爾頓、潘恩的，人物也未提到。只有兩個外國的，一是法國雨果討論莎士比亞的著作，一是蘇聯劇作《前線》。後者是習那代人小時候就熟悉的文學反面人物『客裡空』源出。」按著該專家所指，粗略看習近平所出文集中最重頭《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其思想來源主要是中共傳統文獻與人物，以及中國歷史經典與名人。古典文獻中重《論語》與《周易》，重點人物是荀子、韓非。
這樣看來，習偏重帝王之術也就不奇怪了，只是未及毛澤東研究精到。至於習在省級官場打拼的時代，官員的普遍迷信也不可能不對其產生影響。「不光薄熙來好算卦，習近平也不例外。現在已登『大位』，不讓人們再說罷了！」瞧不起紅二代的某位京城文化學者如是說。他還指出：商圈行為仿效官場，「底層術士如『變蛇王大師』王某之流，沒有高官傾信，不可能掛扯那麼多富人與明星」。
「玄學」具有更廣含義
習近平在西雅圖演講引出了「神書」。其「神」之一，神在習根本未讀漢密爾頓與潘恩，而外交詞令卻可與「變蛇大師」賣卦一樣煽起來；其「神」之二，神在習的中國古典閱讀指向了他對「命理」的偏好。歷來中國官場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江澤民欲以佛教為國教，結果是聖地少林寺走上了「公司化」不歸路。高層官場好《易經》、嗜算卦，也就不能怪身為揭陽市委書記的陳弘平休息日戴草帽、拿羅盤到處炫耀自己的風水之術了。陳與習屬於同代人，官至正廳而無晉副省可能，固可借風水、卜卦來自我安慰。在另一端，陳若有習那樣的家族背景，即便不能達到而今習的地位，而只在副國或正省級別上，「玄學」也會成為業餘愛好。可能的差別僅在於哪一個比較張揚、哪一個比較隱晦。
習近平深懂隱晦之術，此為其「玄學」的根基，以致日本媒體在評價習的八項能力時，稱習行為不可測知為其一。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文集的圖片當中，有一幀以河面（或港灣）高架橋為背景的照片，圖片解說為「時任廈門副市長的習近平到國外考察」。網絡資訊只表明此照拍於一九八七年，而沒具體國家。北京知情人士說：「是去日本九州的佐世保，佐世保與廈門早在一九八三年就結成了友好城市。」
無論上指習近平文集還是國內所有網絡資訊，力避習訪日一節，完全是習工於權術的證明，因為提供照片與說明的終極決定權在其本人。習上台以來厲行反日政策，重頭文集出版於去年反日高峰期，故以「到國外考察」取代本來的「在日本考察」。儘管不同版本說「國外」或係英國卡迪夫或係新西蘭惠靈頓（此二者均為廈門友好城市），但是，此種刻意迴避也給國際互聯網公共信息造成了困難。在那裡，亦無從檢索到「國外」係何國。
「同船」之喻太諷刺
國內媒體大力吹捧習近平訪美的成果，但之於南中國海衝突、網絡安全機制、人權標準互認，中美雙方沒有任何一項談出基本頭緒。不過，官方的「玄學」或曰「神書」之術也不得了，其言中美雙方就南海、網安、人權三項交換了意見，「習近平表達了中方立場」。立場之外才說「成果」，而「成果」不包括中美雙方的論壇機制即如網信辦主任魯煒在西雅圖發言的平台（完全無效），儘管魯又「玄學」般地說了一套中美「同船」比喻。
中美網絡對話機制已有各自國內機構清單，中方裡面的網信辦是當然成員。這樣的機構與美國「同船」無疑是對美國人權觀念的嘲諷及摧殘。中共網信辦是納粹德國保安處（S.D.）翻版，後者的暴行僅次於蓋世太保。因此，有中國問題專家在習近平未到達華盛頓時，就預言中美在網安方面談不出頭緒甚至更僵。耶魯大學的格雷顧姆‧韋伯斯特教授稱：「聽了習的演講，原來就低的期望值變得更低了。」
在國內，有民間戰略問題研究人士評價了中美三大難點，亦預言下屆美國總統會強硬面對。他說：「南海不軟，在於頂住日本安保法影響；網絡無底，在熱戰時會不對稱反擊美國；人權沒門，是因為國內顏色革命壓力接近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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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號 動向總362期 鄭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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