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還時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圖為「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她坐在贈送的輪椅上等，儘管在家裡她走來走去做家事都不成問題，根本不需要輪椅。不過她有些朋友需要輪椅卻買不起。新輪椅是中國政府給她的「道具」，為的是要擺佈她，象徵上和實際上都是。高齡八十六歲的她有什麼選擇？她在東京的某法庭外等候，覺得自己離家好遠，就跟年輕時為日本士兵提供「安慰」時一樣。
幾個官員偶爾會擋在她面前問她，「您還好嗎？」「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或者「需要什麼東西嗎？」她納悶戰後當她迫切需要幫助時，為什麼沒有人來問她。從來沒有人在大飢荒或文化大革命或她五十歲退休時來問她這些問題。她退休後過了三十六年，這些人才來問她問題。
問她問題的男性感覺很誠懇，但女性發問時，她總在她們的眼睛裡看到類似的眼神，那眼神好像在說「妳怎麼能讓那些男人侵犯妳？讓他們佔妳便宜？在妳體內播種？」那眼神好像在說，「是我就會自我了斷，妳應該也這麼做才對。」這些現代女性的那種眼神，總讓她覺得也許當初她應該一了百了。「如果那個時候我們都自殺會怎麼樣？」她心想，「一個接著一個又一個.....」
再不久他們就會把她帶進法庭，她就得憑著印象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說她受盡折磨，說她羞愧難當，說她從此喪失了純真。然後他們會問她那期間曾讓多少男人躺進她兩腿。她為什麼應該記得幾個人？她會說幾百人甚至幾千人，但她內心希望能在法庭上說出真相。她希望只說「一個以上」，因為對她來說第一個之後就都沒有差別了。
他們不會問，當她直視日本兵的臉時有什麼感受。其中有些是大人，不折不扣的軍人，剛硬的身體和臉佈滿傷痕，宣洩慾望時速戰速決。但後來越來越多少年郎，這些男孩害怕她這樣的女人更甚於害怕死亡。她不知道如果有天再遇見這些士兵，他們會不會認得她，認出她這張衰老、美麗、歷經滄桑、帶著一絲悲傷的臉。
她不會在法庭上說出當她面對雙腿間的男人時，她跟自己玩的心理遊戲：她想像每個來找她的男人都在練習死亡。他們高潮時的表情往往反映了他們被殺那一刻、淪為國家侵略行動的受害者時的表情。
有些士兵進入她體內時會屏住呼吸，五官扭曲變形，她心裡會想，「對，子彈擊中你腦袋時，你會死得乾淨俐落。」有些年紀較經的男孩會發出開心的嘶喊-----還是死亡的嘶喊？表情介於痛苦和愉悅之間。她覺得真正喊出聲的人，日後會死得最轟轟烈烈。有些當然還需要多練習，這些人從她身上得到滿足時，還沒找出最適合的死亡表情。有些再也沒機會跟她練習了，因為血淋淋的戰場逼著他們更快走向死亡，快到超出他們所能想像。如果這些人不再出現，她就知道他們得到了報應-----只希望是她勇敢爭取自由的中國同胞下的手。
今天她受到很好的照顧，有個隨行人員幫她推輪椅，她搭了飛機、吃到美食，還住進舒適的飯店。她被帶來日本說話，她要做的事〈沒有選擇〉，就是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她要告訴庭上，身為一個中國女人，她受盡了日本人的羞辱。她再一次被迫成了「慰安婦」，這次是要給本國政府、給黨「安慰」。她就是一面鏡子，要讓日本在這場謝罪戰爭中看見自己。中國政府或負責此案的律師不可能打贏這場官司。但這點沒人跟她說。她跟在她之前和之後的女人都只是個象徵，象徵中共「一廂情願的報復手段」。
一九七二年，中日發表「中日聯合聲明」，雙方在北京簽署協定，正常化兩國之間的邦交。聲明上說，「日本國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責任，表達深刻的反省。」底下列出九條協議。第五條協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協議簽都簽了，但中國對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間的中日之戰-----在中國稱為「抗日戰爭」-----從未真正釋懷。中國在鏡中看到的日本仍然是個敵國，也仍然在跟日本打一場謝罪之戰。
這場情緒戰爭不斷重複的主題，就是日本必須「誠實面對歷史」。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曾編纂《資治通鑑》，正如其名〈意指幫助政府的一面鏡子〉是要幫助執政者透徹了解歷史、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以更有效的方法治理國家。明朝王侯朱舜水在明滅亡後逃離中國，把這些思想帶到日本並傳播開來。因此司馬光的思想對中日兩國來說並不陌生。
據說日本年輕一代根本不懂為什麼要反省，因此中國年輕一代更加仇視日本。這份仇視多深，看二零零七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就一清二楚。該報的駐美首席記者李學江指出，「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對人類道義的摧殘。「慰安婦」問題，同此一理，不能由日本政客將其淡化與狹隘化。」
性奴役確實是重大罪行，所有戰爭幾乎都犯下這種罪行，但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猶太人大屠殺，等同於慰安婦實在荒唐，也是對所有猶太人和其他步上毒氣室的其他國家人民的一大侮辱。把今日的日本跟過去的納粹德國劃上等號，中國根本在扭曲歷史、煽動仇恨。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上說，「中國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企圖，徹底改變了中國近代以後飽受外來侵略的屈辱歷史，捍衛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發展的文明成果。」他還說，「日本各界很多人敢於正視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的歷史事實，強烈譴責日本侵略者的侵華暴行。不少當年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軍人真誠纖悔戰爭罪行，以實際行動推進日中友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應該得到高度讚賞。」
言之有理。國家領導人感性回顧國家的過往，卻又不失客觀，是史學家司馬光也會同意的一段話。但這還沒完，他接著又說，「日本國內總有一些勢力矢口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性質和罪行，竭力美化軍國主義戰爭，並為已經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的甲級戰犯揚幡招魂。」他說，「這些作法，不僅違背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承諾，而且背離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了中國和亞洲有關國家人民的感情。」
日本國內確實有人淡化甚至讚揚過去的戰爭，但只佔少數，而且是生在民主國家儘管遺憾但無法避免的副作用。人民能夠自由表達意見，有的意見也會引起反彈。但既然並無出現仇視的字眼，就應該尊重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陷入謝罪之戰、非民主政體的中國無法了解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胡錦濤說，「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只有不忘過去、記取教訓，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從中國國家主席口中說出『不忘過去』的話實在虛偽，畢竟誰要敢在中國戳破中國歷史的真相，例如天安門事件，就會被國家消音甚至監禁。
這麼看來，胡錦濤對日本的談話多少有點令人吃驚。他說，「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和領導人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中日友好、維護亞洲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以嚴肅慎重的態度處理好歷史問題，把對那場侵略戰爭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實到行動上。」胡錦濤更說了有史以來出自國家領導人口中最虛假偽善的一段話：「歷史雄辯地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才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魯莫〈R.J.Rummel〉徹底嚴謹調查後發現，中共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統治期間，至少殘殺了七千五百萬人民。七千五百萬！而胡錦濤竟然還說，歷史「雄辯地」證明這樣的政府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中國媒體不斷要求日本對侵華戰爭發表道歉聲明〈其實一九七二年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後，日本政府高層就發表過約四十次道歉聲明〉。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至今健在的戰爭受害者也不斷站出來要求賠償，甚至還能坐著輪椅飄洋過海出庭控訴日本的侵華惡行。
其中有些案件跟「慰安婦」有關，戰時這些女性被迫出賣肉體。另外也有關於強迫勞動的案件，控訴日軍強迫中國人民為日本公司工作。這些控訴都被法院駁回，理由是一九七二年中日已簽署聯合聲明，或是二十年的索賠期限已過，或有時候日本政府會說自己不需為戰時日本的所作所為負責，因為兩者賴以運作的法制架構並不相同。
同樣的，日本最高法院針對一九三二年日軍屠殺中國平頂山三千居民一案，也以日本不對一九四七年《國家賠償法》實施前的國家行為承擔責任為由，駁回此案，支持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高等法院的判決。日本最高法院也說，一九七二年的中日協議明訂日本不需再做戰爭賠償，儘管有些社評家認為該協議是針對國家而非個人而言。
日本把法治放在政治動作和充滿愛國狂熱的政策之前，跟中國不一樣。中國政府和媒體不斷把日本塑造成有強烈軍國主義傾向、完全不知悔改的國家，對現代中國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群日本觀光客到中國南部的珠海市買春，引爆仇日情緒。中國媒體報導有數十萬網民將此事件稱為「國恥」。該飯店副理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另一名涉案人也是。無期徒刑！另外有十二人被判二到十五年徒刑，十五名地方高官遭懲處。
同年還發生了一件不那麼戲劇化，但出自同一個鏡像的事件。杭州富通昭和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資企業，計劃在中國發行股票卻踢到鐵板。問題出在「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年號，他在位期間發動了侵略戰爭。數百名憤怒的民眾向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抗議。最後公司不得不更名。
另外，二零零四年黑龍江省發現戰後遺留的化學武器，並被視為日本持續侵華的「證據」。中國媒體說，「憤怒的中國人民呼籲日本政府正視歷史。」當地大學生劉淳風〈音譯〉說，「日本利用化學武器一再傷害無辜的中國人民，卻不願誠實面對歷史。他們應該向我們道歉！」
二零零四年的亞洲盃足球決賽，中日在北京對決。雙方尚未開打，中國媒體就批評說「在一些日本政客和媒體眼中，這次比較像是政治事件而非運動競賽。他們聯手把前幾次比賽中國球迷對日本隊喝倒采的行為，說成中國球迷對遠來之客懷有敵意。」媒體並指出，「日本的賽程表上有張亞洲地圖，上面以不同顏色標明中國大陸和台灣.....亞洲盃的中國籌備委員會一發現錯誤立即向日方反應。」媒體還說，「中國外交部官員也向日本大使館反應，催促日方更正錯誤並減少『負面影響』。」
當比賽開始、日本國歌響起時，球場上中國球迷的噓聲淹沒了音樂聲。最後日本以三比一贏得比賽，中國球迷情緒失控，對一部載送日本官員的巴士丟瓶子和石頭。二千名日本球迷比賽進行時就受到嚴密保護，賽後更滯留體育館內將近三小時，因為情況太危險，要等鎮暴警察驅散場外的憤怒球迷再走才保險。連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和大使住所都必須加派公安保護。中國媒體對此次暴動著墨不多，只說球迷「情緒激動」，還有「當時狀況混亂」。
二零零五年，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中國引起強烈反彈。中國某網站收集了一千六百萬人反對日本加入的連署簽名，另有網站調查發現中國年輕一代九成九都表示反對。中國很多城市出現抗議行動。廣州市逾一萬人在十公尺長的反日布條上簽名，重慶市群眾拉出「粉碎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大夢」的抗議橫額。
中國媒體甚至指控日本大打「世博外交」牌，即利用二零零五年在日本愛知縣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向各國政治人物遊說。「日本把財政狀況窘迫的開發中國家元首捧成『世博貴賓』，包辦他們的住宿費和交通費。」中國媒體指出。「多虧了他們，將近二十九個非洲國家元首才能來日本參觀.....非洲握有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鑰匙，因為非洲國家數量很多。」這正是中國面對台灣問題時所採取的策略，等到二零一零年上海主辦世博會時，勢必會更一覽無遺。
此外，二零零五年有群中國民眾抗議日本強佔東海的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台〉，堅持釣魚台主權屬於中國。中國抗議人士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議布條上還寫上「無恥」二字。
二零零七年，中國國家林業局提議將名為「丹頂鶴」的瀕危鳥類訂為國鳥。這種鳥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傳統中都很常見，但後來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牠也稱「日本鶴」。野生動物攝影師祝辰洲說，「雖然丹頂鶴象徵長壽，但選擇「日本」鳥作為國鳥還是不合理。」
在一片仇日情緒下，比什麼都要敏感的莫過於靖國神社。這間位於東京的神社從一八六九年建成以來，就供奉日本所有的陣亡士兵，目前約供奉二百五十萬士兵。其中包括十四名二戰重要戰犯，就是這點激怒了中共。
二零零六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往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媒體說，「他將永遠受亞洲人民唾棄，牢牢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中國報章還說日本「一再辜負了中國人民的信任」，且「踐踏了人類良知。」其實很多日本人對這件事一樣憤怒，包括日本大眾和選舉產生的政府官員，他們同樣表達了對首相的不滿，也發起了抗議。
影響中日關係最深的第二大事件是南京大屠殺。一九三七年日軍攻佔南京城，在六週的時間內屠殺了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和平民。然而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初，中國境內並未積極研究南京事件，當然也並未對外稱之為大屠殺。除了六零年代簡短提過以外，這個事件都沒有出現在中國課本裡。甚至找不到毛澤東公開討論該事件的紀錄。即使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一直到九零年代初這期間，中國都不許史學家舉辦相關研討會。
如今在政府一面提倡『和諧』、一面煽動仇恨的策略下，這個事件的曝光率才大增。中國政府聲稱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人，戰後由同盟國設立的法庭則估計在十四萬人左右。兩個數字都很驚人，都是人類互相殘殺的結果，但只要有人暗示死亡人數低於三十萬，北京就會翻臉，可見人就算死了也能成為中共政府利用的工具。
中共一再強調日本的「錯誤」，不斷要求日方道歉，讓人覺得日本好像從未對侵略戰爭道過歉。也因此，許多中國人民相信日本從未對欺壓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民表示過起碼的歉意。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發表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演說前兩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才剛表示，「過去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造成很多國家嚴重受創、人民受苦，尤其是亞洲國家。」他說，「如今誠實面對歷史的真相，我再一次表達沉痛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也表達對國內外戰爭受難者的哀悼。我絕對不會忘記這場殘酷戰爭帶來的教訓，也會致力維護世界和平和繁榮，絕對不再發動戰爭。」放眼世界，這是現代國家元首對另一國人民做過最懇切的道歉。小淵惠三和村山富市等前日本首相也道過歉。
日本元首參拜靖國神社確實對某些人造成傷害；日本淡化可怕的侵略歷史確實可議；很敢說話的少數極右分子確實跟德國的新納粹一樣令人反感。有些觀點也許令人不快，但並沒有奪走人命。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一直都是個相當和平穩定的國家。
中國媒體也並非全都強烈反日。二零零七年初，中國有篇報導引用了《朝日新聞》的一項調查，指出三千名受訪的日本人當中八成五認為「有必要反省歷史」。這篇報導還引了日本史學家保阪正康的名言：「一個人要是真的愛國，就不該逃避歷史」，另外也談到以史為鑑的重要。
中國無法原諒日本的真正原因，也許從中共極力想忘掉自己沒有參與的戰爭切入，才會看得最清楚。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的談話中，回憶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戰時扮演的重要角色，強調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黨帶領的軍隊的英勇事蹟和崇高風範，是我們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他說，「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訂正確的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線政策，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闢廣大的敵後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以自己最富於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多數客觀中立的史學家都知道這是謊話。奮力抵抗日軍的其實是國民政府的軍隊，雙方爆發過二十二場主要戰役，兩方人馬多半都超過十萬。共產黨只參與小規模攻擊行動和游擊戰，因此才得以保留戰力待日本戰敗後攻擊國民政府軍。果不其然，日本投降後才幾週，他們就開始攻打國民政府。日本投降後九個月，中國爆發全面內戰。
中國共產黨的失誤不能攤在陽光下，就像其他強國政府的失誤一樣。為了避免歷史翻案，中共便轉而大力譴責其他國家的囂張行徑，例如西方文化大量入侵、破壞社會和諧的「分裂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還有激怒中國政府的日本少數極右派。
仇恨應該以事實為基礎，而非建立在虛實難辨的事件、謠言或對歷史衝突的錯誤詮釋上。只有個別國家的歷史課本才會傳遞這種扭曲的歷史，其他國家不可能接受這種偏頗的歷史詮釋。國家要做的，應該是教學生怎麼面對未來，而不是教他們怎麼照著捏造的歷史神話走。
高峰〈音譯〉，二十三歲，到北京盧溝橋附近的博物館參觀，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就是中日戰爭的引爆點。他說，「我一直都痛恨日本人.....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打從心底不喜歡他們。」另一名遊客李傑〈音譯〉，二十五歲，學生，他說「來這裡我感到很痛苦。想想我國的歷史、我們受的苦，溫〈家寶〉總理赴日訪問真是難為他了。」
這些話給了中國共產黨「安慰」。中國政府一面加深群眾的仇日情緒，一面小心控制力道，不讓零星事件影響從日本流入的資金，那個特地到東京打一場必輸官司的老太太就是個例子。
戰敗國展現了風度，例如當前的日本，戰勝國當然也該效法，但這點中國到目前還沒做到。也許有一天，中國政府會有人勇敢打破照見日本的鏡子，豎立起照見中國的鏡子，看見自己國家的面目、共產黨對人民犯的罪行、對國內百姓的殘酷對待，甚至對自己祖國傳統的壓制！
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有時還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她們差不多四五十歲，為了勇敢發聲的子女心驚膽跳。當年他們的子女站上天安門，很多再也沒回家。這些母親不斷打聽子女的下落，但政府從未給她們一個答案！從來沒有！
也許這些起碼有六十歲的母親，必須再等二十六年，等到政府給她們一張輪椅到法院出庭。那個時候，也許中國政府才會了解評判他人的過錯之前，必須要先反省自己的歷史！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章子怡在《藝伎回憶錄》一片中飾演日本女人，這部片之所以遭禁，是因為「很多人還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暴行憤恨不已，認為中國女星參與此片演出有辱民族尊嚴。」
華語流行音樂最大的特色就是軟綿綿。沒有堅硬的稜角激發年輕人獨立思考。沒有艱澀的主題干擾音樂催眠年輕的心靈。
典型的華語男歌手就是精心打造的都會型男，外型亮眼，頭髮些微遮住臉，但絕不留長，眼睛可能塗眼影加深。襯衫可以幾個鈕釦沒扣，露出油亮光滑的胸膛。他們 瘦而結實，穿著深色或刺眼的鮮豔服裝，唱歌輕聲細語，起碼要到副歌音樂才會漸次增強，要把所有女孩的心都擄獲，咱們這位男歌手得發揮他所有實力，這時他才 會用吼的。
台下觀眾的心和螢光棒一同顫動著。也許會有兩個有檔的女孩捧著花束跳上台。咱們的男歌手在觀眾興奮的歡呼聲中送上臉頰，兩個女孩害羞地親一下。螢光棒動得更快了。
典型的華語女歌手臉上的妝無懈可擊，造型和髮型一定要甜美又清純。絕不能賣弄性感，這留給日本、韓國和台灣明星去就好了。如果她能掉下眼淚，不是唱歌時， 而是歌迷拿著螢光棒大喊她的名字的時候，同時不忘舉起手指頭輕輕拭去淚水，那麼大家就會說她的演唱會非常成功。她們唱的是軟綿綿、聽得見呼吸聲的情歌，幾 乎像用唸的，而保證大賣的必備特色是-----誰都能唱。
華語流行歌手的明星潛質是在 KTV 打造出來的。中國各地有許許多多這種地方放送超級巨星的最新作品，讓當地的歌迷〈十五到二十五歲〉模仿他們崇拜的偶像唱歌。如果能把歌賣給 KTV 就一定會紅。
年輕人不會唱搖滾樂，所以用不著費心製作，這對中國人敏感的耳朵來說太西式了。而且搖滾樂可能告訴年輕人他們根本不想知道的事。
嘻哈音樂非常流行，不是因為音樂而是服裝。要模仿寬鬆的垮褲、大大的衣服加上有節奏的舞步不難-----某種程度來說。中國大城到處可見年輕人模仿美國黑人的嘻哈風格，只是少了嘻哈的內涵。
模仿黑人音樂風格的中國人中，很少人知道嘻哈其實是從貧困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因為黑人家庭中，哥哥都會把舊衣服傳給弟弟。衣服越大越鬆，就表示這個哥哥越 高大強壯。中國歌迷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一胎化政策下，他們都沒有哥哥。嘻哈的外表底下，文字背後的意義徹底消失，空空洞洞，在社會經驗上也毫無共通點。一個是北美的黑人小孩，可能沒有爸媽也沒有家，前途堪憂，街頭毒品氾濫；一個是備受嬌寵的中國獨生子，擁有各式各樣往上爬的機會。兩者之間的距離考驗人的想像力。中國人在外國社會中尋求完美典範，藉以對應自己的文化，過程中卻把他國文化扭曲歪解到可笑的地步。
中國的年輕人雖然很迷外國文化，但接觸的外國文化通常已經重重過濾，變成了「中國特色的西方文化」。那是「簡化過」、「消毒過」的西方文化，任何偏激或反叛思想都被抹除。
電影是文化最顯著的一種展現，但中國的電影尤其受到嚴格管控。每年理論上只准二十部美國新片上映，不過有盜版 DVD，中國影迷當然看得到所有美國電影〈還有其他電影〉，而且是未經審查的電影。
中國准許上映的影片〈通常經過審查〉多半是大製作的好萊塢娛樂片。《神鬼奇航》每一集在中國都非常賣座，第三集在二零零七年六月上映第一週就創下一千萬美 元以上的票房。前一個月上映的《蜘蛛人3》首週票房也將近一千萬美元，雖然跟全球總票房比較起來並不算什麼。相反的，迪士尼二零零七年六月推出的《寶葫蘆的秘密》，雖然有政府「加持」，首週票房卻只有一百多萬美元。這部片在香港製作，根據作家張天翼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現代小說改編，劇中主角是個擁有魔法葫蘆 的小男孩。中國媒體說「這是最受歡迎的中國當代兒童讀物之一」，但看來不怎麼受觀影者歡迎。哈利波特就賣座多了。第一集票房七百四十萬美元，第二集六百二十萬美元，第三集四百九十萬美元。第四集《哈利波特 火盃的考驗》則是中國二零零五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票房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贏過它的只有《金剛》和《達文西密碼》。岔題一下。哈利波特的偽書猖獗，黑市又多了額外的收入。
中國女星鄔君梅說，「如果中國電影院都給外國大製作片佔去，就沒人敢投資中國電影了。」鄔說她「不懂為什麼中國人不看自己的電影。所有電影院的所有廳都在 放《蜘蛛人3》很奇怪。」她指的是上海萬裕影城這類電影院，六個廳全放《蜘》片。影城經理表示，「大多人都喜歡好萊塢巨片，我們才會決定所有螢幕同時播放 《蜘蛛人3》，」他還說是因為「財務壓力」才這麼做。
不過情況沒那麼簡單，因為好萊塢的「文化帝國主義」全面席捲中國。電影一定要能推動黨的政策或符合黨對電影的看法，才能通過審查，呈現在大眾面前。比方 說，湯姆．克魯斯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務 3》就沒通過審查，因為片中出現上海人在陽台上晾衣服的畫面。這是上海常見的一景，但當局認為這有損上海的國際形象，便剪掉了這些畫面。二零零二年推出的 零零七系列電影《誰與爭鋒》則是全面禁演，理由是醜化中國的親密盟友-----北韓。
《神鬼奇航3》也逃不過審查單位的剪刀。「中國影星周潤發〈在片中〉的角色被剪了大半，因為該角色貶低並醜化了中國人，」中國媒體報導。「周飾演的船長禿頭，臉上多疤，並留著長鬍子長指甲，還保留過去好萊塢妖魔化中國人的習慣。」中國也禁止成龍主演的《尖峰時刻 3 》上映。《綜藝》雜誌的亞洲官方網站上說，這個決定「更令人懷疑問題出在中國黑幫家族的場景.....目前黑幫在中國是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因為隨著經濟開放，大城也漸漸出現三合會幫派。」
李安執導的《斷背山》因涉及同性戀議題而遭禁。其實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中不少以同性愛為主要元素，例如清代的小說《紅樓夢》。儘管如此，中共還是將中國傳統對同性戀的寬容態度一筆勾消。偽善的中國媒體竟然還說，「李安是全世界中國人之光，是中國電影人的榮耀。」
中國女星章子怡在《藝伎回憶錄》一片中飾演日本女人，這部片之所以遭禁，是因為「很多人還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暴行憤恨不已，認為中國女星參與此片演出有辱民族尊嚴。」中國的受害者心態也同時影響了對文化的態度。
這種心態同時驅使中國共產黨將過去的歷史美化。李安的《色戒》〈改編自上海作家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上映時，也經過重重審查。片中的性愛場面當然剪掉了， 甚至有些對話也改了。原版中，女主角〈中國抗日分子〉對愛人〈日本人的走狗〉說「快走！」，警告有人要暗殺他。審查單位把它改成情感較淡的「走吧？」中共 就是這樣「建構」過去的神話，連虛構故事的女主角都不能超越分際。
即使電影送審通過了，還是會遇到其他阻礙，比方《達文西密碼》就突然被撤。媒體說是為了舉辦中共建黨八十五週年的影展。展映影片之一《脊梁》，「敘述毛澤東等領導者如何帶領國家發展現代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教育，新中國又如何奪回從一八六一年開始落入英美等『帝國強權』手中的海關.....也呈現二十世紀前半國民黨政府下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ewart〉，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之前『逃離』中國的情景。」你可能會想，中國審查員大概覺得美國人夾著尾巴逃跑的畫面會吸引觀眾，票房確實還不賴-----因為公務員一定得買票入場。
其他媒體為《達文西密碼》被撤提出其他解釋。《紐約時報》的周看〈Joseph Khan〉撰文指出，「當局有此反應是因為中國天主教會認為此片會破壞社會安定.....官方的天主教愛國會發起抗議行動，湖北省一些天主教會也出現小規模示威，可見此片可能具政治風險。」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人民的宗教活動，對可能導致宗教紛擾的事件當然很快反應。
除了控制外國文化和外國影片之外，中共也嚴格管制國片。中國導演賈章柯曾以《三峽好人》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他說，「電影管理單位都說市場和觀 眾決定他們要放映什麼片，事實並非如此。其實是電影管理單位評估哪些片可能賣座、哪些不會，然後根據這些評估列出片單，觀眾只是被動接受，結果變成小成本 的國片總是在最糟糕的時間放映。」
賈只說對了一半。中國的電影票價從四十到一百二十元不等〈表示只有較有錢的中產階級才看得起〉，所以電影單位只能選擇最受歡迎的電影，因為電影票那麼貴，小成本的國片根本吸引不到觀眾。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當局嚴格掌控什麼片可以、什麼片不可以上映，市面上的國片才會這麼少。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底表示，「所有中國電影工作者都應該一直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促進中國電影工業繁榮發展。」所以政 治意識太淡薄的電影禁止上映，處理社會議題的電影多半也是。性愛場面和中國傳統武術以外的暴力畫面同樣遭禁。另外，中國並沒有電影分級制，因此所有上映影 片都要適合各年齡層觀賞。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二零零五年生產了二百六十部電影〈居全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卻只有九十部上映！
北京雖然努力使西方文化符合自己的政治考量並控制本國文化發展，國內盛行的盜版 DVD 卻不斷扯當局後腿。這表示民眾很快就能看到新上映的影片，就算不行，到附近的 DVD 店輕易就能買到盜版的色情片、動作片和其他殘酷血腥片，甚至連兒童也不例外。最受歡迎的盜版片是外國片，好萊塢片當然居冠，不過韓片和日片也很受歡迎。可悲的是，國片乏人問津，電視劇是一大例外。
中國的電視和平面媒體完全受政府控制，這兩大媒體都比電影更受歡迎。美國的選秀節目《美國偶像》大受歡迎，中國見機跟進，在二零零五年推出中國版的「超級 女聲比賽」〈全名是「蒙牛酸酸乳超級女聲比賽〉，結果造成轟動。總決賽有超過四億多人觀賞。這個節目其實就是把美國的製作方式照搬過來。
然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廣電總局〉二零零七年公佈「一連串為了維持高道德標準的規定」。規定上說，該節目「應該只呈現「健康和鼓勵高尚情操」的 歌曲，盡量避開談論參賽者的『隱私』，還有歌迷尖叫痛哭或落選歌手淚流滿面的畫面。」換句話說，不能像美國版那麼煽情。
另外，審查單位也命令該節目改名，禁止使用「超級」、「女聲」這些字眼〈後來改為「快樂男聲〉，並限制賽程只能持續六週，「規定參賽者的髮型、服裝、流行 配件、用語和儀態要符合主流價值，」而且「不該出現畸形、粗野或低俗品味」，也不開放中國以外的人參賽。中國又一次模仿西方文化，只不過黨內大老指示這種 文化要多少反映「中國特色」。
中國全面禁止衛星電視，至少禁止一般民眾收看。住在三星級以上旅館的外國旅客可以收看國際頻道，專為海外國民提供的住處也可以。但即使在這種地方，當局也 不放鬆管制。二零零七年初，廣電總局宣佈國際旅客下榻的飯店只能開放三十一個挑選過的國際頻道，飯店也必須申請年度執照才可使用這些頻道。
中共對文化的干預也延伸到虛擬世界。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在中國很受歡迎，其中最熱門的就是二零零四年加州暴雪娛樂公司推出的《魔獸世界》。中國的玩家超過三 百五十萬人。可是二零零七年更新版在中國推出時〈美國推出後半年〉，玩家發現遊戲中的主要視覺元素被改了。原本的骼體長了血肉，原本代表死去角色的屍骨都變成墓碑。媒體引用了代理商第九城市的解釋。他們說這些改變是為了符合「中國的特殊情況和相關法規」，還有「促進健康和諧的線上環境」。其他公司職員則說 這些改變不過是種『運作策略』。
中國文化部表示，「所有外國線上遊戲進入中國市場之前，都必須接受充分的檢查。」他們沒說外國的線上遊戲公司能不能對遊戲系統被更改的地方提出意見。瑞典出品的《鋼鐵雄心》就在文化詮釋上跟中國文化部互相衝突。文化部表示這款遊戲遭禁，是因為它「扭曲歷史、有損中國的主權和國土完整」。在遊戲地圖中，滿洲、新疆西部和西藏都成了主權獨立的國家，遊戲一開始甚至把台灣列入日本的版圖-----對文化部官員來說，這種幻想世界太接近歷史真相。
文化部也強調，「網咖若提供該遊戲下載，或看見顧客下載、安裝或玩此款遊戲而不制止，就會被處以罰款或勒令停業。」這種「仇外情緒」分明是要打擊該公司的營收。另外，中共也以「破壞中國和中國軍隊形象」為由，對其他線上遊戲下了禁。
雖然西方文化已經淹沒中國，但中國民眾接收的其實是受到嚴格管控的西方文化。中國社會並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就直接挪用了西方文化，有時會創造出中國特色的 西方文化或西方特色的中國文化這類混合體。悲哀的是，中國不只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很淺薄，對自己文化的了解也越來越淺薄。年輕人多半跟同儕一樣追求流行，但 現在中國流行的事物其實跟中國歷史、傳統或文化無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虛假的文化，導致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代溝越來越大，非西方世界所能比擬。
在這樣一個文化自我表達如此虛弱的國家，當今的文化偶像也如此虛弱也就不令人驚訝了。根據中國醫師協會二零零七年做的調查指出，體育明星、影星和名演員等公眾人物，三分之一有睡眠問題且「免疫力比一般人差」。一百八十六位受訪的明星中，有46.5％心跳不正常，43.5％血脂肪過高，逾37％體重過重。男性約三成三有攝護腺疾病，女性逾四成五有乳房疾病。他們顯然也因為比賽壓力過大而有菸酒過量或飲食方面的問題。該調查並未提到吸毒的問題。
一國的英雄通常會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最好的生活環境，並因此獲得很大的滿足感，撫平種種生理問題引發的困擾。然而結果卻是這樣。
偉大的國家創造出偉大的文化。舊詞新用，也許中國需要的是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七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強國垃圾為患，二零零零年製造了一億噸垃圾，二零零四年光是都市就製造了一億九千噸垃圾。
垃圾是中產階級的主要殘留物。產品本身有一定的生命週期，在這之前，所有產品都有包裝。就是過度包裝造成了龐大無比的垃圾，證明中國的中產階級快速增加。 包裝紙、厚紙箱上的透明玻璃紙、塑膠飲料罐、包裝高科技產品的紙盒，還有中國特有的保麗龍便當盒和一定附贈的免洗筷，形成了體積超乎想像的龐大垃圾山。
中國在二零零零年製造了一億噸垃圾，二零零四年光是都市就製造了一億九千噸垃圾。根據二零零七年題為「中國固體廢棄物的現況報告和未來預估」的政府報告估計，到了二零二零年中國一年會製造四億噸垃圾。幾億噸的垃圾量簡直難以想像。所以換個方式來說，中國二零二零年製造的垃圾，估計將等於一九九七年全世界製 造的垃圾總和。但中國製造的垃圾當然應該算進全世界的垃圾中，地球受到的衝擊也會加劇。
目前，中國都市的垃圾有七成進了垃圾掩埋場，剩下的三成用來做肥料。很多掩埋場都快不敷使用，估計再十三年就會飽和。但中國常常快速打破預估數字〈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一例〉，所以很可能不到十三年就飽和。目前中國已有五萬公頃土地因為掩埋垃圾而無法使用。垃圾產生的甲烷已經在二十多個城市裡發生過爆炸事 件。
該報告也指出，都市居民每人一年平均製造四百四十公斤垃圾，中國六成垃圾來自五十多個消費人口聚集的城市。報告上說，鄉下地區的垃圾製造量並無紀錄，由此可見中國並未正視垃圾問題。
較富裕的城市有錢建造高科技的垃圾處理場，但很多經濟狀況較差的城市就沒有這種選擇。而且儘管在富裕城市，居民也多半大力反對徵收垃圾處理費。例如上海，二零零四年的調查發現，三十五歲以上的居民多半難以接受收集垃圾還要收費。即使三十五歲以下、較能接受這種政策的人，也只願意每月每戶繳交三到十元。問題 是市政府為了提高收集垃圾的效率，把費用定在十到二十元間。
一九九九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居民每月負擔三元的垃圾處理費。但到二零零四年只有二成居民乖乖付費。同年，北京製造了四百九十一萬噸垃圾。媒體說，其中將近一百萬噸「直接倒在當地的土地上」，其他則「載到環境健全的掩埋場處理。」
不過，世界銀行二零零五年的一份報告質疑這些掩埋場是否真的「環境健全」。上面說，「掩埋場需要盡快提升整體的運作條件，需要鋪斜坡減少污水滲漏、需要分批處理，並按照國際衛生掩埋標準運作.....大多掩埋場不符國家標準。」該報告也指出，「近幾十年，垃圾管理方面已有很大的改善：雖然中國在固體廢棄物處理方面進展很大，卻還是達不到日漸增加的垃圾處理需求、安全垃圾處理系統的環保要求，也無法使垃圾處理服務的成本效益合理化。中國的垃圾管理方法造成全球性的衝擊。中國建設部打算將垃圾焚化率提高到三成〈目前是一成〉，全球的戴奧辛量至少可能增加一倍。」報告中指出，「戴奧辛是一種毒性極強的有機污染物，當地的排放量增加勢將影響全球的總排放量。」
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國還是沒有全面徵收垃圾處理費，儘管政府誓言年底前要全面實施。雖然「很多城市早就開始收費，」媒體報導，「但各地的收費標準都不一樣，而且有人批評這些款項沒有妥善利用。」
二零零八年北京跟隨上海的腳步，宣佈要提高垃圾回收量。「但依我看沒多大改變」，評論員黃晴撰文指出，「大多人丟垃圾的方式跟政策宣佈前沒兩樣。拿我住的社區來說好了，每棟大樓都有兩個垃圾桶，一個裝可回收垃圾，一個裝固體垃圾。可是我還是看見大家沒分類就直接丟垃圾，把垃圾都裝在同一個垃圾袋，任意丟進隨便一個垃圾桶裡。」
「我曾經試著挑出可回收垃圾，然後把固體垃圾和可回收垃圾放進兩個不同的垃圾桶。可是隔天的垃圾車令我大失所望。每天早上清潔隊員會把兩個垃圾桶倒進同一部車。」他寫道。「上班途中我也會經過一個垃圾收集站。我看見清潔隊員把推車裡的垃圾倒進垃圾車，沒作分類，固體和可回收垃圾都倒在一起，就這樣。我知道 這些垃圾接著會送到掩埋場掩埋或焚化爐火化。垃圾一出視線，一般人就把它拋在腦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德銘二零零七年表示，「光是掩埋垃圾已經行不通。有些垃圾可以回收.....但這些計劃需要經費。」但媒體沒說經費要從何而來。
這座垃圾山裡的電子產品越來越多。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手機、電腦和視聽器材早就是這條垃圾洪流的主要分子，因為消費者會不斷更換新機型。」據媒體二零 零五年報導，全國每年丟掉七千萬支手機。報導上說，「民眾不是因為手機壞掉才丟掉，只是「不喜歡了」，每台相機、MP3看起來都像新的，都很漂亮。」「這種獨特的現象叫做「中國式浪費」。但引起的浪費資源和環境問題令人憂心。」
二零零五年的這篇報導中也指出，五成中國手機用戶〈當時有三億〉一兩年就會更換話機，近二成不到一年就更換。到二零零六年底，手機用戶激增到四億六千一百 萬，光那一年就增加一億兩千萬支新手機，估計二零零七年銷售量會達一億五千萬支。據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副會長謝麟振說，二零零七年「中國手機用戶平均每二 十一個月更換新手機。」每買一支新手機，就有一支舊手機淘汰。當然了，每買一支新手機，就一定有終究得丟掉的外部包裝。
月餅盒是過度包裝的一個顯著例子。月餅是中國人在中秋節時常用來送禮的傳統糕餅。二零零四年底中國媒體指出，「依照國際規定，包裝成本不該超過產品總價的 一成五」，但「月餅包裝卻佔了總價的七成甚至更多，非常驚人。」有個牌子的月餅是裝在印有誇張圖案的硬紙盒裡，盒內是三層塑膠盒並附把手。每層的每個月餅 都放在塑膠托盤裡。托盤和月餅上還鋪上透明的玻璃紙。年輕人越來越不愛吃月餅，但大家還是習慣送月餅，演變成包裝比月餅還重要的現象。
同一篇報導還說，「中國目前沒有相關法規可加以約束」，並指出「環保人士強調過度包裝佔了重慶每日垃圾的兩成。」二零零五年的其他報導說，北京每年製造三百萬噸垃圾，整整有六十噸都是不必要的包裝材料。而中國包裝聯合會指出，到二零零五年為止國內的包裝市場產值達五百億美元，一年以二十％的驚人速度增加。
二零零六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包裝大會倡導「綠色包裝」，這「對中國是一個嶄新和十分重要的觀念」。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向大會強調，中國正積極提倡「綠色包裝」，建立更環保的社會。但他全無提到約束產業的正式法規。同年又有報導指出，「拿月餅盒來說，現在月餅都過度包裝，浪費了大量紙張，對森林造成危害。」
一直到二零零八年中國才考慮立法約束產品包裝。媒體報導，政府將取締包裝超過三層或佔產品總價四成五以上的產品。但除了表示此案會「很快」送交國務院外，並沒有提出立法時間表，這在中國是常有的事。當時公佈的數據指出，中國每年就丟掉了價值四百億美元的包裝。
保麗龍〈即發泡聚苯乙烯〉的問題尤其嚴重。保麗龍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引進，很快就流行起來，到處可見這種白色加蓋的長方形飯盒。「很多人用完就把飯盒丟掉， 所以這種白色免洗餐具散落各地，很多就堆在鐵軌沿線或浮在河面上。」中國媒體報導。「白色萬里長城」和「白色污染」常用來形容各城的髒亂景象。」
一九九零年代初，中國環境保護部「提倡」回收塑料廢棄物，但沒有法律推動，效果不大。媒體說，「一九九九年，中國最高的經濟組織，即前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宣佈不能再不管免洗保麗龍餐具的生產和使用」，並強調新世紀初中國很多大城都開始立法限制保麗龍的使用方式。
例如，上海食品局局長二零零零年五月宣布，「今午年底前將禁止市區大餐廳和小吃店使用保麗龍飯盒。」但二零零五年的調查發現，免洗餐盒平均七成仍是保麗龍 製，應該很「環保」的上海竟然高達九成五。儘管市府積極收集保麗龍垃圾，但對保麗龍下的禁令卻毫無成效。再說收集保麗龍垃圾只是把環境問題藏起來，並沒有 解決。聚苯乙烯食品包裝協會表示，「目前聚苯乙烯食品包裝一般不會回收，因為不符合經濟效益。」
只可惜中國人民似乎不想選擇更環保的產品。例如廣東省二零零零年有十六家生產環保容器的公司，到二零零五年十一家關閉，無法在中國這麼廣大的市場中生存。二零零六年媒體雖然說環保餐具的銷售量已達保麗龍餐具的五分之二，但不得不承認很多有「環保」標示的餐具其實並不環保。很多產品其實含有「更多抗水或抗油 成分，後者很難在自然環境下分解。」中國輕工業信息中心的可分解塑料專家唐賽珍說，「如果到處亂丟，這種所謂的生物可分解餐具同樣會造成白色污染。」
政府鼓勵民眾少用塑膠袋也同樣成效不大。中國每天用掉十億個塑膠袋，一年消耗近五十萬噸汽油。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起禁止零售店提供免費塑膠袋，就是希望購買者更謹慎使用塑膠袋。
當月底，媒體報導「從全國各地的報告看來，結果很難不令人感到難堪。大型購物商場確實不再提供用完即丟的免費塑膠袋。但連在北京，民眾還是可以拿到免費塑膠袋，而且多半是在新法規明確禁止的場所拿到，從小攤販到雜貨店都有。其他地方的情況更嚴重。除了法規本身有缺陷，改善空間仍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 個人和家庭的觀念不足。」媒體指出了其中一個「缺陷」：肉品、海產和麵包仍可提供免費塑膠袋，「很多消費者會多撕一兩個塑膠袋，塞在或藏在購物車裡。」
沃爾瑪二零零八年八月開始提供生物可分解塑膠袋，為奧運打廣告也推動環保意識，但效果不佳。普通塑膠袋一個只要 0.1 到 0.3 元，這種生物可非解塑膠袋一個要 0.69 元，購物者嫌太貴。報導上說，「官員表示自從國家規定超市和店面不再提供免費塑膠袋之後，普通塑膠袋的用量大幅減少。」
但這個黑暗故事的一線曙光-----資源回收-----竟然受到中國政府的打擊，而非支持。現今中國約有一千萬名垃圾收集員，事實上這群人是這個國家裡唯 一的「環保」回收員。他們多半踩著三輪車、掀著手搖鈴穿越大街小巷，收集瓶罐、廢紙、紙箱、鍋壺、老舊電器、舊衣，簡單說就是所有可回收哪怕賣不了多少錢 的物品。他們其實就是資源回收的「馬路鬥士」。
二零零七年五月資源回收法上路，規定「垃圾收集員不只要取得營業證，也要跟當地經商局登記。」這些人之所以靠收集垃圾維生，當然是因為教育程度低〈甚至未 受教育〉。其中大多數是社會上的貧困階層。當局怎能期望像「馬路鬥士」這樣的弱勢族群，打進並應付複雜如迷宮的中國官僚體制？況且，取得營業證需要一個固 定住址，很多垃圾收集員都沒有。他們經濟拮据，注定要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因而不具申請營業證的資格。有些連吃睡都靠別人的施捨，只怕東西會被偷走。
媒體指出，「如果嚴格執法害他們丟了飯碗，很多垃圾收集員就沒有其他工作可做，因為他們大部分來自鄉下，欠缺學歷或專業技能。」收集路上的可回收垃圾在中 國不是一種職業上的選擇，卻是走投無路時的一種合理的選擇。中國政府加以限制等於把他們往下推，而不是幫助他們往上爬，當局似乎並不明白這群馬路鬥士就是 第一線的環保尖兵。
好像還嫌國內的垃圾山不夠大似的，政府竟然還進口大量廢棄品作回收，其中多半是電子產品。媒體二零零五年指出，「中國成了電子廢棄品的主要垃圾場，甚至可 能變成世界的高科技垃圾場，綠色和平組織提醒中國注意這對人民和環境的危害。」另外，「中國雖然已經禁止電子廢棄品輸入，但還是有公司非法輸入廢棄品。」
二零零七年，媒體報導英國每年輸出約二百萬噸廢棄物到中國，其中以塑料居多。雖然中國已經禁止進口無法作為原料或乾淨回收的廢棄物，但仍有很多中國公司知 法犯法。中國環境保護部某位不具名的官員說，「為了賺錢，不肖業者會跟外國組織勾結，非法將垃圾運進中國，危害大眾健康和自然環境。」
似乎永無止盡增加的垃圾山，不只對中國，對全球人類都是一大問題。中國持續製造出比例驚人的垃圾，但國內的問題意識卻依舊薄弱。在中國你常看見人把冰淇淋 包裝、香菸盒和飲料罐隨手一丟，但垃圾桶往往就在不遠處。筆者看見常會拍拍對方的肩，指著垃圾桶說，「別讓中國變醜。」對方遭人指責亂丟垃圾，多半會一臉驚愕。在中國，羞恥心還有用。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六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因過度斲耗資源，致令空氣污染嚴重，PM2.5要是鑽進你的鼻孔和嘴巴，深入你的肺，體內的健康組織就會生病。
一九九七年，廖世德〈音譯〉在中國南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某金礦碾磨廠展開新工作。碾磨廠裡灰塵密佈，工人就算離對方很近也看不見對方。有些碾磨廠的灰塵粒子極細，如果你伸手抹臉，臉就黑了。灰塵要是鑽進你的鼻孔和嘴巴，深入你的肺，體內的健康組織就會生病。
在這種環境下才工作五年，廖先生就患了可能要他命的肺病。沒辦法工作，他只好退休。但這種情況下退休等於慢慢等死，尤其每個月醫療費將近三千元，更叫他吃不消。他在二零零五年過世，是村裡第十二個到那家金礦碾磨廠工作後病逝的工人。死亡人數持續增加中。
傅惠美〈音譯〉，女，十六歲，二零零五年在廣東省的某電子工廠謀得清潔工一職。她老家在江西省，能在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重鎮工作，她開心極了。但好景不常。工廠使用的無色液狀清潔劑太毒，工作才十天她就進了醫院。那種化學藥劑傷害她的皮膚、肝、腎，最後滲透她全身，她死時痛苦無比。奪走她性命的化合物就是三氯乙烯，一般常作溶劑使用，吸進肺部過量可能致命。光是去除金屬製品上的油脂這種簡單的工作，也奪去了另一名十六歲民工的性命，這女孩第一天上工一定滿懷夢想，但她終究跟夢想無緣。
根據中國衛生部的資料，中國有二億人口有患職業病或遭遇工作傷害的危險，而且全國一千六百萬家公司的生產方式有危險或有害健康。衛生部的一份報告指出，「具體的工作安全措施要十到十五年才會見效，在這之前中國的工作災害事件會持續增加。」
現階段，像廖先生和傅小姐這些民工沒辦法等上十到十五年，只好為了餬口賭上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衛生部的數據也指出，染上職業病的患者中民工佔了九成。據估計，約一億二千萬人放棄務農，到大城市尋求待遇更好的工作。其中有健康或意外保險的不到一成，也很少人和雇主簽訂保障工傷補助的正式工作合約。
肺塵症是最常見的職業病之一。這種肺病是因吸人大量粉塵引起的，從事挖礦或建築工作最易罹患。自一九五零年代開始紀錄之後，通報者多達五十八萬人，到二零零四年為止已有十四萬人因此死亡。也有媒體報導指出，中國目前光是肺塵症患者就有十五萬人，這還沒把在工作場所罹患呼吸道疾病和傳染病的患者計算在內。
當局刻意沒把西藏和陝西〈主要的產煤省分〉算進去，加進去數字馬上飆升。衛生部某官員說，「二零零六年兩地就多了一萬一千個新病例。其中九成以上是肺塵症，六百二十一人未滿十八歲」。該官員說，「染上職業病的總人數已經超過二零零四年的數目，達到六十七萬七千人。二零零六年的工作傷害案例中，煤礦業佔了四成一，非鐵金屬礦佔一成三，建築業佔6.5％」。
政府不斷重複的數字也許並不準確，但受害的民工〈離鄉背井去新興都會賺錢卻賠上了健康和性命〉家屬承受的苦難卻是百分之百。
二零零六年，中國每天有三百二十人在工作場所喪生；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說，這樣一年就約十一萬人〈仔細算算，他顯然少算了六千八百人〉。李說他不指望未來十到二十年情況會大幅改善。這番話似乎在二零零八年得到證實，因為媒體報導，二零零七年共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人死於工作意外。當時，李似乎一改早先的立場，說「全國各地的生產安全都漸漸提升，」不過他坦承「相關單位下年度還肩負艱鉅任務。」李還說工作意外共達五十萬六千三百七十六件。最危險的產業非礦業莫屬。不但大量工人染上職業病，每年還有數千人因為火災、供水、石崩、煤氣爆炸而送命。儘管死亡人數已經銳減，但數目仍然驚人：二零零三年六千四百二十四人；二零零四年六千零二十七人；二零零五年五千九百六十八人；二零零六年四千七百六十四人；二零零七年人三千七百八十六人。其中大多是因為管理人員漠視安全規則或缺乏安全設施所致。而且，勞工人權團體認為實際數字要高出很多倍，因為各地都會隱瞞這類工作意外。
貪腐是問題的癥結。中央政府再怎麼賣力減少驚人的礦坑死亡人數，幾乎都毫無進展。煤礦是經濟發展的燃料，也是一大搖錢樹，而現今中國把錢看得比命還重。
舉個例子，山西省的新井煤礦發生意外，大批礦工受困地底。礦場的第一個反應是謊稱只有五人受困。但後來事情越鬧越大，礦場老闆才坦承有四十四人受困。後來又增加到五十七人。後來還發現該礦場一個月的產量等於規定的全年產量。東窗事發後，礦場老闆逃逸無蹤，當局逮捕其他主管以防嫌犯畏罪潛逃。同時間，還有主管把受困礦工的家屬送到別的省分，免得他們對媒體洩密！
有些逃過一劫的礦工說出更令人吃驚的事。他們說礦災發生六天前，礦坑內湧進大水。有個隊長建議主管停止採礦工作，不然恐怕有危險，但有名主管當場甩了該隊長一耳光，強迫礦工繼續工作。還有，合約書上明訂礦工隊每噸礦可得三十四元。礦主再以十倍價錢賣出。合約中甚至說，礦主對礦工在礦坑發生的意外，一概不須負責。這些條約都違反了商業法，在中國卻到處可見。方便的是，礦主的兄弟就是地方高官，而且剛好負責煤礦生產事務。
搶救工作持續多日卻毫無進展，家屬心急如焚。最後五十六名礦工喪生。該鄉鄉長劉永鑫因濫用職權和貪瀆被捕。一審時他被判刑一年、緩刑一年半。高等法院認為判決太輕，後又改判他十二年徒刑。媒體報導的後續重審，逐步揭露礦主和涉案官員官商勾結的內幕。鄉黨委書記常瑞被判刑兩年，重審後改判三年。另一名地方官陳喜清被判一年半，重審後改判兩年半。
政府經常浩浩蕩蕩展開取締違法礦場的行動，努力要減少貪腐和死亡的無止盡循環，消息也登上報紙頭條，備受矚目。二零零五年，當局宣佈要關閉將近七千個小礦場，略低於當時營運的礦場數〈約二萬四千〉的三分之一。但抗議聲四起，中央很快打退堂鼓。官員坦承二零零六年一月前被勒令停業的五千個礦場中，將近六成拒絕合作。
二零零六年四月，報紙頭條又報導政府打算在二零零七年底之前，關閉年產量少於三萬噸的礦場。二零零八年初的報導說，二零零五年起共關閉了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五個小礦場。但二零零八年七月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說，「數量龐大的小礦場仍是生產安全的一大威脅。」調查數據指出，當時中國還有一萬四千多個小礦場。
然而從其他報導可推測，關閉小礦場的真正意圖是營利，而非人道關懷。山東省政府揚言要關閉小礦場，集中發展年產量達一百萬噸的超大型礦場，把效率和成本考量擺在第一位。官員也坦承，關閉小礦場的計劃「受到不少礦主和地方官的阻撓，這些人多爭也是礦場股東。」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表示，負責提高礦場安全的官員實際上卻收賄替礦坑掩護，或非法擁有礦場股份。他還說，「有些政府官跟礦主勾結，有些還想出對付高層指示的對策，助肘為虐。」
二零零七年三月政府同樣大張旗鼓展開大規模取締礦場行動。這次山西省省長宣佈成功減少該省的礦災死亡人數。事隔幾週，山西省蒲鄧煤礦發生爆炸，二十八人遇難。礦主欺騙檢查員，只讓他們看符合安全標準的礦坑，但之前報導卻說當局勒令該廠停業遭拒，兩種說法不符。據二零零八年媒體報導，該礦場負責人張曉東被判無期徒刑。李毅中又重複一貫的回應，說利欲薰心的礦主經常罔顧規定，當局應該加強執法，但卻沒提出新對策，降低節節升高的礦災死亡率。
山西另一名礦主王建軍有腐敗的地方官撐腰，也拒絕關場。二零零七年三月他的礦坑爆炸，二十一人受困。王不但沒叫救護車，還隱瞞事故。他將出事礦坑的電纜線剪斷，強行把受害者家屬送走，並封住其他礦工的口。受困礦工全部罹難。法院對此做出突破性的判決，王被判無期徒刑，成為中國礦業更上第一個獲判如此重刑的礦主。李局長說，「這對社會是一個好的訊號。為了整頓礦業而從重懲戒，凸顯出黨和政府為了提昇工作安全所做的努力。」王的審判過後，中央政府也宣佈展開取締四千家不合格礦場的行動。
其他產業也隱瞞工作事故。二零零七年三月，北京某地鐵承包商隱瞞造成六人死亡的事故。事故發生時，主管要所有工人留在現場，不准通報媒體，甚至沒收工人的手機。整整八個小時後當局才獲知事故。
同年四月，遼寧省的清河特殊鋼有限責任公司發生鋼水包脫落的意外，攝氏一千五百度的滾燙鋼水吞噬正在隔壁房間交班的三十二名工人。官員表示，這些遇難工人嚴重燙傷，面目模糊，還得利用 DNA 鑑定才能確認身分。每一位受難者的家屬後來拿到二十六萬美元的賠償。
這些重大事故發生之前，很少在報上看見煉銅業發生的「小事故」。但突然間，類似的意外報導卻接二連三出現。同一月份，重慶市也發生鋼水灑落、一名工頭遇難的事故。隔月陝西省六名工人因爐子迸裂、鋼水噴出而受傷，儘管火爐才「修好」不久。
就好像突然相繼爆發的校園殺人事件一樣，這些事故好像要引起大眾的注意才會登上報紙。重大的工業事故無可避免會登上頭條，此後類似的報導就會源源而來。只是不知道重大事故登上版面之前，發生過幾千幾萬件小事故。
就連照理說應該乾淨無污染的現代產業，也常發生工作災害。中國的手機使用者激增，工作災害也隨之增加。據跨國企業研究中心調查，供貨給諾基亞、摩托羅拉、新力易立信等國際大廠的中國公司，並未提供工人足夠的安全措施。
二零零六年底，鄰近香港的深圳市有家工廠九人送醫，因為直接接觸有毒化合物。有名婦女甚至不得不墮胎。這家工廠是摩托羅拉的供應商，其發言人說他們對自己的工廠和供應商都有嚴格規定，卻疏忽了深圳工廠這一類的次供應商。摩托羅拉表示會採取行動避免類似事件。
同一月份，媒體報導廣東省兩家電池工廠的女工發生的不幸。電池工廠在製造過程中使用鎘這種會傷害肺和腎的有毒金屬。廣東省某醫院發現兩家工廠共一百七十七名員工血液中的鎘含量異常地高，有些還有劇烈疼痛、頭痛和掉髮等毛病。辭職女工拿到的賠償金從三千到二萬元不等，但還沒拿到賠償金，就有三名女工去世。女工一同告上法院，要求提高賠償金，理由是鎘超標會對身體造成長期傷害。但中國法律並無述及未來病痛的賠償辦法，因此法院拒絕受理。其中一名受害者劉紅妹說，「大家都怕得要命，很多人決定辭職。」她們都是因為缺少專業技能和工作選擇，為了賺錢不得已只好賠上健康。她說，「所謂的賠償金根本不夠，大家都很後悔辭職。」這些女工於是又為了要回飯碗告上法院，但法院還是拒絕受理。
廠長和地方官甚至威脅員工不准提出投訴。二零零六年九月，兩家電池工廠跟地方政府聯合發表聲明，宣佈已交由警方深入調查員工破壞公共秩序和非法請願等罪嫌。此外，廠主甚至威脅控告向中央政府請願的員工。在聲稱要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國家裡，本該握有權力的勞工卻必須屈服於金錢的力量。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全國政協決定加強保護外資公司員工的權益。他們說這些公司越來越常因為薪資過低和缺乏安全措施而爆發衝突。因此他們要求這些公司設立共產黨黨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之前，沃爾瑪就在中國總部成立了黨支部。但真正意圖卻另有其他。
在中國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旗下的工會以外，所有工會都不合法，而總工會直接由中共控制。因此從國際工會聯盟〈代表獨立自由工會的世界性組織〉的標準來看，總工會並不能真正代表中國勞！例如，前面那兩家發生鎘中毒事件的電池工廠都有自己的工會〈隸屬於總工會〉，但其成員就是恐嚇員工閉嘴的管理階層。
中共在外資公司擴張黨和工會的力量，多半是為了操控，而非照顧員工福利。外資公司的員工的確比當地公司的員工更敢批評工作環境。他們知道沒有黨的直接監控，就算被貼上「問題人物」的標籤也沒那麼危險。我們在本書其他篇章中說過，站出來爭取權益在中國常有被騷擾、軟禁甚至入獄的危險。
直到二零零六年四月中國政府才想到要將隱瞞工作事故列為犯法行為，而且將近一年後才正式宣佈，隱瞞工作事故的官員會依濫用職權或怠忽職守等罪名移送法辦。新法明訂管理者若有以下情事將移送法辦：謊報消息或隱瞞事故、假造或摧毀事故現場、藏匿或轉移個人資產、拒絕配合調查、做偽證或要求他人做偽證、畏罪潛逃。
另外，也可依當事人年收入處以罰款。新法規定，應對工業事故負起責任者，罰款至少要達年收入的六成。不可思議的是，新法竟然沒有任何條文指出，管理者若未提供安全設備、職業教育或其他培訓以幫助長期暴露在危險環境中的員工，也要移送法辦。
說來實在諷刺，中國境內一天有三百二十人死於工作事故，卻未帶來任何改變或新的工作安全法規，但海外華人一出事，中國政治人物就會馬上要求相關單位採取行動、拿出對策和道歉。例如二零零七年四月在義大利米蘭，警察給一名女華僑開了張違規停車的罰單，因為她在禁止停車的地方卸貨。警方還故意沒收她的行車執照。當事人卜若微說警察不肯幫助她，還跟另一名警察一同侮辱中國人。警方則說卜對他們動手，告她侮辱公職人員及攻擊警察。
不管誰說的才是真話，之後發生的事卻千真萬確。數百名華僑發動抗議並引發肢體衝突，義大利鎮暴警察出動取締這場未事先申請的集會。十多名華僑和七名警察受傷。事後中國提出抗議，外交部在網站發出公告：「我方希望義方公正處理這次糾紛，認真考慮中國僑民的合理要求，切實保護其正當、合法權益。」中國政府要求跟米蘭市長莫拉提〈 Letizia Moratti 〉會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要求義方就暴動情形提出說明。中國駐義大使董津義說，義方應該會「公正處理此事，認真考慮中國僑民的合理要求，切實保護其正當和合法權益，避免雙方關係受到負面影響。」
再看看另一個事件。趙燕，三十七歲，華僑女商人，到尼加拉大瀑布旅遊，回程途中遭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毆打。逮捕她的警察懷疑趙走私毒品，命她進檢查站受檢，但她轉身逃跑。警察追上來，把她按倒在地並朝她的臉噴胡椒劑。趙否認逃跑，說逃跑的是她身旁的兩名同伴，她「以為警察要她幫忙，才會走近〈檢查站的〉玻璃門。」
此事在中國引起眾憤。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跟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Colliin Powell 〉通話，表示「中國非常希望美方在趙燕停留美國期間，依據美國的人權標準認真並徹底調查趙燕案，嚴懲肇事人員。」中國媒體也表示，「美國執法單位有很多蠻橫無理、踐踏人權的不良紀錄。有些執法者：藐視法律和人權，顯然是受美國霸權的傲慢心態影響.....我們必須維護正義和真相，必須懲罰踐踏法律和人權的人。趙燕的悲劇提醒美政府在人權問題上要自我警惕、自我管束，也讓全世界知道美國無權批評其他國家。」，想不到獨權更沒人權自由的國家竟理直氣壯的說起「法律和人權」來了。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里奇〈Tom Ridge〉為了此事公開道歉，仍另外在美國的某華人商會也提出抗議。趙向美國政府索賠一千萬美元。事發後不久，肇事官員羅德斯〈Robert Rhodes〉被免職。開庭時，他的兩名同事雖然反對他使用暴力，卻說趙確實拒捕。羅德斯依法獲判無罪釋放。
一件無人死傷、相對來說並不嚴重的海外糾紛，竟然引起外交風暴和愛國主義式的譴責聲浪，只因為它登上國際版面，營造出中國政府「關心百姓」的形象。然而中國境內每天有三百多人死於工作災變，每年有成千上萬人在工作場所受重傷或中毒，卻未引起國內的同等關注。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五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臭名昭著遺禍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根據北京政府的數據，目前中國的「玻璃小孩」已超過一億人。這批人就是一九七九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節育計劃〉以來獲准出生的小孩。叫他們「玻璃」小孩是因為這些人似乎有很類似的身體和心理問題、都很好看透或看穿。此外，這些玻璃小孩也非常脆弱。
這些「小皇帝」和「小公主」是家中唯一的孩子，集爸媽、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寵愛於一身，常被稱為「六個口袋」小孩。男生通常比女生更受寵，但男女都受父母 溺愛，教養方式用任何國家的標準來看都會認為過分縱容。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評論家形容他們被寵壞了、自我中心、亟需管教。」，只要爸媽說個「不」字， 很快就會暴露他們內在的脆弱。
中國城市的一般家庭花在獨生子女身上的錢比父母和裡父母加起來還多，家中一半以上的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
主要城市天津有次調查發現，城市裡的學齡前兒童三個有一個有心理困擾。二到四歲的兒童三成一行為上有問題，例如寡言或其他極端的暴力行為，像是欺負弱小、 不守規矩、打架。這些孩子有憂鬱症、恐懼和缺乏自信等問題。五到六歲的小孩37.3％有心理障礙；24％過動或無法集中精神。天津市某醫療服務單位的劉旭 年〈音譯〉認為，這都是父母溺愛造成的。
典型的玻璃小孩常因睡眠不足而影響心理健康。中國的城市裡，七一．四％學童的睡眠時間少於政府建議的一天十小時。上海教育委員會主任沈曉明說，這「可能危害學童的健康，引起各種行為上和心理上的問題。」
會照顧自己，也缺乏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傳統家庭觀。
他們在家庭生活中展現的心理特質，多半會帶到工作場所上，把「自我」放到比團體需求更高的位置，導致他們在工作上越來越常被排斥。雇主覺得獨生子女摸索新 工作時比較吃不了苦，也經常換工作，因為他們碰到難題只會逃避，不會面對。「獨生子女比較柔弱、自負，」一名勞工對《中國日報》表示。「本身是獨生子女的 員工有六成常換工作。而我的公司很重視堅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難的衝勁。」
另一份研究訪問了七千名十五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其中六成感到孤單，五成八承認自己自私又任性，六成六遺憾自己沒有兄弟姊妹。不過這份二零零五年的調查也 發現，一成四的受訪者慶幸自己是獨生子女。受訪者吳葉〈音譯〉一九八二年出生，目前在北京工作。她說，「我不想要有弟弟妹妹跟我瓜分爸媽的關愛，我希望爸 媽永遠只愛我一個。」吳小姐還說她也不想要小孩，因為「我會很愛他，我怕這樣會分去我對自己的照顧，這我無法接受。我不想要小孩。」托這個例子指出獨生子 女可能有的心理轉變。
獨生子女通常也很不會管錢，這對各地的金融機構都是一個警訊。山西大學社會學教授刑媛說，「一胎化世代沒有節約的觀念」。刑教授也指出，大學畢業生常把薪水花光光，再靠父母養。
儘管一胎化下的子女有這麼多心理弱點，他們卻是中國歷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人。九千多萬個獨生子女形成了中國社會的第二個危險族群。這些人擁有大學學 歷，很多會成為官員、將領、領導者，但不是一般認知中的軍隊領導者，而是探索內在的領導者。這個族群裡開始有人提出類似「我是誰？」這種簡單而危險的問題。
中國歷史上，家族控制一直是社會的核心。遠從帶有神話色彩的夏朝〈西元前二一零零~一八零零年〉開始，軍人違紀就會連同兒子被殺。這種方式一直保留到真實 性較確定的商朝〈西元前一七零零~一零二七年〉。戰國時代的商秧將此制度發揚光大。他創立了「法家」這個政治思想學派。儒家強調以仁治國，法家則主張以嚴 刑峻法治國。商秧廢除了將權力層層下放給大地主的封建制度，改為將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
商秧為達目的創立了「連坐法」制。五或十戶人家為一組，互相監督，一家犯法，其他家也一同受罰。這種方法也移植到軍隊裡，士兵五人一組，一人違紀全體受罰。商秧變法使秦朝得以實施中央集權，中國首度統一，由此建立延續二千年的王朝制。
他主張對家庭和個人自由加以「支配和操控」，這一直是「連坐法」的內容之一，且影響力很快擴散，超過了起先的變法。婚姻成了有利控制家庭的社會工具，一人榮辱關乎全家榮辱，這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常看見舉家受罰的例子。到了明代又把這種舉家受罰制向外延伸。學者方孝儒因為觸怒了明成祖，連學生也跟著受害〈滅十族〉。
中國的末代王朝清朝廢除了連坐法。但清朝滅亡後，有個政黨又重建此制度，以十戶家庭為單位，互相監督，那就是國民黨。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權後，開始實施另一 種政策，重新編排家庭結構。一九五四年第一個實施的錯誤政策，就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即集體耕作土地，但土地仍維持私有。一九五五年政府廢除了家庭的土地所 有權，甚至規定人民在公共食堂吃飯。
不過表面下還是維持舊傳統。中共沿襲舊法，一人犯法全家連坐，尤其在慘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家人還為了討好黨互揭瘡疤。現今中國社會仍然留著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父母和祖父母都擺脫不了這場他們不願面對的迫害行動造成的心理陰影。
一九七九年實施一胎化政策後，中國的家庭生活走上了不同的方向。這跟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相反，當時節育被斥為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思想」，因為黨鼓勵大家庭，讚揚母性的偉大。
一胎化先在城市裡實施，後來漸漸普及全國，但少數民族一般不包括在內。鄉下夫妻頭胎生女可再生第二胎，本身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妻可生兩胎。鄉下地區多半不管規定，因為一般人家都是大家庭，而且仍有重男輕女的觀念，但通常會對戶口調查員隱瞞第三和第四胎。
然而，鄉下地區常有強迫墮胎的事，不時傳出婦女被迫終止懷孕或絕育的駭人傳聞。不過很多地方官都會對違規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很清楚鄉下農民老年唯一可能的依靠就是成群兒女。至於那些沒報戶口的小孩可能暫時沒事，但長大卻無法申請入學或就醫，甚至連姓名都不具法律效力。相反的，那些隨著經濟發展致富的 人，只要付清罰款〈最高可到十三萬美元〉，就可以躲過生一胎以上的法律制裁，用不著躲躲藏藏。
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刑罰差距很大，因為罰款是根據模糊的「養育小孩的社會成本」來計算。之前我們提過中國的社會差距極大，因此這種計算標準極不準確。在南方 富庶的深圳市，一對夫妻被罰七十八萬元，因為他們一九九七年生下一子，二零零三年又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嬰。報導揭露，他們的房子被「依法」查封，大門貼上有 地方法院印信的白紙條。報導指出，依法還可切斷這家庭的電源。政府也有權切斷違規者親戚家中的電源。古代的「連坐法」顯然又在「新」中國重生。
然而，也有地方規定罰款為當地平均薪資的三倍。二零零七年有些地方為了遏止違規生子，把罰款提高到平均薪資的六倍。最近中國東部省分的相關單位為了譴責違 反一胎化規定的人，宣佈實施「公佈名單」的政策。其中一省的家庭計劃官員張文表說，「大家很清楚有些名人直接花錢了事，這種行為一定要制止。」然而調查發 現，不管政府怎麼規定，約六成中國人想生一胎以上。
上海市政府最近宣佈頒給無子女的退休夫妻四千六百元獎金。家庭計劃官員陸廣華表示，這「不是鼓勵夫妻不要生小孩，而是在表揚對國家家庭計劃有貢獻的人。」 長子或長女十六歲前因車禍導致肢體殘障，後來卻不再生育〈雖然法律准許〉的夫妻，也可獲得獎金。但領養孩子的夫妻卻拿不到獎金。也許給孤苦無依的孩子一個 家，不算「對國家有貢獻」。
類似政策也在鄉下實施。六十歲以上、只生一胎的夫妻可得獎金，但一年只有六百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認為，這對解決鄉下貧窮問題有很大幫助。 中國幾億鄉村人口將近八成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生活全依賴存款和子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衛建民坦承，「每人每年六百元數目很小。」
中共也開始懲戒超生的官員。例如，二零零七年陝西省官員秦懷文，因跟妻子生育三女、跟二奶生育一子一女而被免職並開除黨籍。當初是因為二奶不滿他給的養育費太少，事情才會爆發。他還多了個「通姦」的罪名。
這比廣西省很多鄉下農民受到的懲罰輕很多。二零零七年五月家庭計劃官員嚴格取締超生家庭。懷孕婦女被迫墮胎，女性也被迫做健康檢查。據當地人陸文華〈音 譯〉說，超生的家庭罰約一千三百美元，但有些報導說罰款從七百八十到七千八百美元不等。陸說，當地一般收入的家庭約罰一百三十美元。取締人員身穿軍服、手 拿大槌。
取締行動後來引起大暴動，多達兩萬民眾丟石頭、砸窗戶和到處放火。有些報導說最多造成五人死亡，但當局全盤否認。另一名吳姓村民說，「取締人員好像當年的 日本軍隊，如果不付罰款就拿走全部東西，還把房子毀了或拆了，甚至把人家的柵門和碗都搶走，剩下一個空蕩蕩的房子。」
這種蠻橫的手段導致中國人民只好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險。中國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說，「有些不敢申請生育補貼，怕超生受罰，就選擇在家生產或在價格低、不合格 的私人診所接生。」在私生子普遍的鄉下地區，二零零三年平均每十萬名母親就有65.4人生產時死亡，比城市的比率高很多〈每十萬人有27.6人〉。同年美 國的比率是每十萬人中9.3人生產時死亡。
婦女服用受孕樂以增加壞雙胞或三胞胎機率〈不算違反一胎化政策〉，也可能危害健康。女性到藥局就可買到受孕藥，但很多人卻不清楚其中的風險：過量使用可能患卵巢癌或乳癌。政府當局並未紀錄多胎生產的人數，但根據南京市醫院的數字，多胎率比前十年多了一倍。
經濟較寬裕的夫妻設法到國外生產，這樣新生兒可以入外國籍，就能兔受國內家庭計劃法規的制裁。管越來越多富裕家庭兒女成群，漸漸引起民眾的反感。二零零七 年初有份調查發現，六成受訪者覺得名流富豪比一般家庭還多子女很不公平。此外，也有人花錢買到第一個孩子的身體或心理殘障證明，這樣就能放心生第二胎了。
除了上述的嚴峻手段以外，當局也有一些不露痕跡的節育方法。中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是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比很多國家都高，目的就是要提高女性生頭胎也是唯 一一胎的年齡，因為傳統認為婚後的第一要務就是生小孩。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表示，「國內有些地方仍盛行早婚，尤其是鄉下地區，這跟家庭計劃政策相悖。」
政府無意放寬一胎化政策。二零零六年底，北京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李芸莉說，「北京目前的家庭計劃政策不會改變。」針對有些大學學歷的人要求多生一胎，李回答，「這些人不一定樣樣都突出，因為人格特質是個複雜的問題，學歷高不是絕對的保證。打個比方，這些人的孩子可能就沒有鄉下孩子那麼健壯。」李 還說，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比鄉下居民多，因此該把超生名額先保留給鄉下居民。對李來說，能多生一胎就是對鄉下居民的獎勵，完全不考慮鄉村地區有沒有充 分的醫療、教育和經濟資源，確保孩子健康成長。
世界上有很多種節育方法，最多的是直接墮胎，間接方法有戴保險套或吃避孕藥等。或者像中國的情況，由政府強制實施。中國政府傲稱自己的家庭計劃政策十分成功，常說中國因此少了四億人口並將此視為一大「成就」。
如果不從中共政策預設的觀點來看，這四億人本來是九千萬獲准出生者的家人、手足，是可能給這些獨生子女正常家庭、信任、快樂和血緣傳承的末出生幽靈。選擇 不要小孩和被迫不要小孩，兩者之間有心理上的差距。有些社會認為夭折的胎兒也有靈魂。若從這個觀點來看那些無法出生的胎兒，那麼他們精靈魂肯定是股強大無 比的力量。
玻璃小孩也許有一天會認為，自己爸媽先是受騙上當最後被迫投入這個節育計劃，其規模之大，在任何非戰亂國家都前所未見。第二個危險族群背後跟著四億不見天日的幽靈，有一天將會反過來採用「連坐法」，為自己父母和中國家庭討回公道。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四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共產黨猶如蝗蟲般啃食著中國固有文化遺產。
在外太空看不到萬里長城。第一個上太空的中國人楊利偉說他二零零三年十月繞行地球軌道時，看不到萬里長城。不過，如今連在地表上也越來越難看到萬里長城了。
英國人林賽〈William Lindesay〉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研究長城，二零零七年展出長城照片，局部一一對照，呈現長城百年來的改變。舊日的長城照片跟今人看到的長城很不一樣。照片中的長城角樓和高塔羅列，通道安全堅固，城牆毅然屹立。但今日實際看到的長城卻一片破敗，通道殘缺朽壞，過去的壯觀美景如今大多成了碎石堆。
其中有張百年前照片呈現的是人稱「姊妹樓」的長城一隅。照片中兩座巨大的烽火臺砌在樹木點綴的山腰上，俯看著大河，看上去堅固又雄偉。那是力量、自信和榮 耀的展現，是中國人引以為榮的標誌。但林賽拍的照片呈現塔樓今日的景況，令人心驚。昔日的塔樓如今只見其中一樓殘留的基石，另一樓整個消失，徒留一片幻 影。兩張照片放在一起戲弄你的心智。一開始是震撼，接著覺得驚奇，等意識到「消失」是永遠的時候，悲傷就會浮現。
連河流也不見了，因為過度使用河水和疏於管理而乾涸殆盡，錯就錯在當局認為經濟發展應該先於史蹟保存。山腰上只見幾株零散的樹木，和一片光禿禿的山壁。
當地的八十二歲老居民呂文財告訴林賽，「姊妹樓都沒了，都破壞了。」呂說，起先是二戰期間被日本轟炸機破壞，不過真正嚴重的破壞在一九七零年代，解放軍搭 鐵路通到這裡的時候。他們拆了樓，拿石塊去建臨時藏身處；士兵走後，當地人也把磚塊拿去利用。呂說的故事在長城沿途一再重演。數十年的疏忽和破壞，就這麼 毀了人類最偉大的建築成就之一。
中國常哭訴：『我們是外強干預的受害者』，很多時候外強確實對中國造成極大阻礙。然而，長城毀壞和乏人維護，卻都是「中國人自己的疏忽造成的」。感覺上「中國」和「文化」簡直是水火不容。
「長城在上個世紀所遭到的破壞實在慘不忍睹，」林賽對路透社表示，「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我還會看見農民拿著鋤頭來拆樓，把磚塊放在籃子上扛下山，用來蓋豬圈、外屋和廁所。」，「長城目前最大的威脅是急速發展的觀光業，」林賽說。「八達嶺在世紀之交的照片中，是視野壯觀、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長城，因為接近北京，可從北京進入，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就成為觀光發展重點。然而這裡的改建卻俗不可耐，有高速公路直通，還出現了纜車、庸俗商品、卡拉 OK，「八達嶺化」使長城失去了宏偉氣勢。」
二零零四年中國媒體報導，「長六千三百五十公里的長城現在只剩三分之一，而且持續縮短中。」媒體舉了河北省的一個例子：「調查小組發現六百年歷史的紅峪口長城斷了十四公尺時大吃一驚。被搬離的城牆磚塊就堆在一旁和缺口兩旁，」而且兩邊延伸而去的斷裂牆面都塗上水泥。
一九九九年內蒙古某公司為了建路，拆了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建成的一段長城。該公司被罰一萬美元。長城專家也是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董耀會表 示，「這種根本像笑話的小額罰款簡直是叫人民儘管拆。」董一九八四到八五年間徒步走完長城，可能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人。
也許正是因為處罰輕微，二零零六年才會有另一間內蒙公司開挖某段二千二百年歷史的長城，用挖出來的土填屯他們正在建造的工廠。內蒙古文物管理處處長張海斌 說，遭毀的部分有九十八公尺長、五．八公尺寬、三．四公尺高。『只是一堆土嘛，』某村長郝正軍〈音譯〉說。他帶領並幫忙工人搬土，明知道城牆受政府保護還 強辯。是啊，但這『一堆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心臟，還有應該尊崇而不是破壞的數百年歷史成就，中國就好像「敗家子」一樣，把自己故有的歷史遺跡毀滅怠盡。
二零零七年，古蹟單位也宣佈將對陝西省和內蒙古邊界的煤礦公司展開調查。這些公司在明代建成的一段長城鑿洞讓卡車通過，這樣就不用付過路費。同年，媒體報 導甘肅省的長城可能因為沙塵暴侵蝕，二十年內就徹底消失。之所以有沙塵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九五零年代起環境持續遭到破壞。二十年來，西元前二百年即已 建成的四十公里長城已經消失。
中國在二零零二年〈《文物保護法修訂案》〉、二零零三年〈《長城保護條例》〉通過了許多保護長城的相關法案。但這些法規跟中國很多法規一樣，都定義不清也 無具體指出哪個部門負責什麼、由誰執法、懲罰方式以及如何監管？或他們更關切並貫注於他們的『網路長城』〈資訊封鎖〉；而有如巨龍般的長城一直代表龍的傳 人的中國人象徵，亦正正毀於中國人自己手裡。有這麼多解放軍可利用，萬里長城卻無人看管，實在令人納悶。
儘管嚴重破壞持續不斷，中國卻一直到二零零六年底才首度通過第一個真正可保護長城的法規。此法禁止人民在長城上塗鴉和騎機動車〈不可思議！〉，也禁止搬運 長城的泥土或磚塊、種樹、刻畫城牆或進行任何無法保護城牆的工事。上面明訂違法者可處一萬到五萬元罰款；違法公司可處五萬到五十萬元罰款，但沒提到重刑， 例如坐牢。
中國對長城的態度，清清楚楚呈現了「文化滅絕」的過程，即一國為了經濟發展而摧毀文化遺產的過程。
自毀文化在中國已有一段歷史。中國很多珍貴文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這場毛澤東為了鞏固權力而引發的動亂，造成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大規模毀滅。其中大 多由人民操刀，他們全心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湮滅中國歷史。沒想到毛輕易就說服全國上下群起破壞珍貴無比的歷史文物，而且幾乎無人反對。
不過某部分中國歷史倒是得到許多關注，例如圓明園。此園歷經清朝六個皇帝陸續建成，一八六零年遭英法兩軍火燒並洗劫，當作給中國的「教訓」。此後它就一直是片廢墟。到了二零零四年某會議討論該不該重建圓明園，大家一致認為沒必要。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葉廷芳表示，「那片廢墟是西方所犯暴行最具體的證據，該像犯罪現場一樣保存下來。荒涼冷清的遺跡是對西方侵略行動的無聲控訴，也是進行 「愛國教育」的理想地點。」另一位評論者說，「維持原樣圓明園才能清楚呈現西方聯軍犯下的罪行。重建圓明園，說不定日子一久人民就會忘了這段沉痛的歷史。」
二零零八年，有人提出另一種方案。中國某公司想斥資二十八億美元，在浙江省複製一座圓明園。但圓明園管理處發言人宗天亮說，圓明園紀錄了一段歷史，而歷史 不可能重複。國際知名的建築專家阮儀三指出，「複製沒有必要，因為圓明園已被聯軍摧毀，目前的遺址就是那段歷史恥辱的證據。」受害者心態又來了！
不過常見的情況是，加害中國的不只是外強，還有中國人自己。其實有很多文物逃過了英法聯軍的洗劫，但數十年來也日漸消失，因為中國人一點一滴將園內物品 「搜刮殆盡」。另外，文化大革命間破壞得更徹底，群眾推倒八百公尺長的院牆，砍倒一千棵古樹，洗劫或摧毀了無數物品。結果有誰呼籲建立一座中國自毀文化的 紀念碑？沒有。因為對中國這個『受害者』來說，侵略者一定來自國界以外。
北京的傳統住宅胡同也快速消失。胡同是院落式的一樓灰磚建築，屋頂鋪磚，別有韻緻。一九八零年代北京有三千六百多條胡同，四百五十八條從明朝就有了。其中 四成在一九八零年代拆掉開路和蓋摩天樓。現在北京近七成古老胡同已經毀壞或殘缺，一成五徹底拆除，換上現代建築，其他的也嚴重受損。
中國媒體說，「很多人擔心北京失去了老京城的某種神髓。」雖然國內不是沒有保護文物的法規，但多半不受重視。也許中國人民是從毛澤東身上得到的靈感；當初就是毛澤東下令拆毀北京城牆，對「新中國」該怎麼看待文化遺產下了第一道指示。
北京某建築保存協會的成員胡兆年〈音譯〉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表示，「確實有單位執法保護古蹟，但不是一直都這麼做。當局跟房地產商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二零零七年二月，北京某區單位要求八十戶人家在五月前遷出東四八條胡同。這條胡同從明朝就有了。除了歷史悠久之外，中國的文化名人京劇大師梅蘭芳也曾住在 那裡。另外，當局也宣佈拆除廣和劇場〈梅十歲初次登台的地方〉，完全不尊重一代大師留下的歷史記憶。廣和劇場建於明朝，後來觀眾流失，年久失修，二零零零年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將它列為「不安全」建築。北京的城市規劃師馬德凱二零零七年說，老劇院會被「美國好萊塢那種現代而專業的場地取代，一年到頭都有表演，還有高檔精緻的節目。」
東四八條胡同雖然在北京二十五個受保護地區之列，還是為了興建商業大樓預定拆除。當局夷平一片院落，但居民發起抗議，只好延後拆除日期-----但不是取 消。一名區代表說重新開發案並未因此喊停，並表示「拆遷組會持續跟居民協商補償金額。」居民很失望拿到的補償金不到現今一間市區公寓價格的一半。
這裡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官員和人民爭論的不是摧毀文化的問題，而是「錢」的問題。這種一致不尊重文化的態度正以可怕的速度抹去中國的歷史古蹟。很多胡同居民 迫不及待想搬出去，因為胡同裡空間狹窄，而且往往不太衛生。當局似乎沒錢為這些生活環境差的居民安排新居，或是整修胡同以保留中國的文化遺產，卻有數十億 元投入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周邊的宏大建設。
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又如何？馬廄已被時代淘汰，但馬房住宅現在大受歡迎又昂貴，有些就是舊馬廄改建的。只要有正確的態度，翻新歷史建築並不難，又可幫助社區發展。
上海過去也到處可見傳統住宅：石庫門。這種石料跟磚塊結合的住宅，最大的特色就是門口的石頭門框。雖然是中西合璧的建築概念，但終究是中國獨有的混合樣 式。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上海有三千條石庫門弄堂。上海同濟大學歷史建築研究員林維航說，到二零零四年石庫門弄堂已經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拆，「照這種速度，不到十年這些僅剩的老巷弄就會消失。」
二零零六年，也在同濟大學任教的國際知名中國傳統建築專家阮儀三表示，上海這種大小的城市應該約有五萬筆受保護建築，但上海當局只宣佈了六百三十二筆。上 海當局確實公佈了全市列入保護的花園別墅、豪宅、公寓和住宅巷弄，但同樣沒有明訂違規懲罰辦法，這表示規定了也是白規定。
然而，光是口頭建議並無法保存文化，當然也無法保存中國大城的傳統建築。由於缺乏規劃和對建築遺產的重視，上海批准了四千多件高樓建設案，基本上能利用的土地都不放過。從空中看，感覺就像經濟之神在上海這城市撒滿了摩天大樓。
「上海新天地」這個耗資一億七千萬美元的再開發案，目的在阻止石庫門被千篇一律的辦公大樓取代，呈現的是二萬平方公尺大的餐飲和娛樂中心。過去這裡是住宅 區，住了很多上海人家，原居民遷離，多半搬到偏遠的郊區。裡頭仔細保護的建築確實展現了石庫門的風格，但居民大批遷離，原來的建築意涵也跟著遠去。取代原 居民的高級精品店、酒吧、餐廳和俱樂部，形成了一個迪士尼化的資本主義殿堂。
今日中國可見許多歷史弔詭，一個就是：中共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一大〉、拓言終結貧富差距的地點，就是在新天地。當年參加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是否想得到他們為國家制訂的政策，將徹底改變並摧毀中國的文化傳統。
中國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二零零七年表示，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再開發案，造就了「一千個一模一樣的城市。」他痛批政府「盲目追求大、新、異國情調」，並說中 國面臨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三輪大破壞，前兩輪分別是一九五零年代末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六到七六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跟仇保 興一樣，批評地方政府「草率決定」拆毀失修的珍貴歷史建築，以假造的文化遺跡代替。他說「這就像把無價的真跡撕毀，拿廉價的複製畫代替。」他指的可能就是 新天地這類開發案。新天地成功創造商機，中國各城紛紛仿效跟進。
文物局局長單霽翔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表示，「鄭州.....有二千七百多年歷史，當地開發商有三成在我們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動工，然後突然間什麼都沒了。」單有次發言更令人心驚：「我們這一代人很可能把大半人類最珍實的遺跡摧毀耗盡。」
這樣破壞自己的文化，往往使年輕一代以為外國文化較有價值。缺乏文化敏銳度漸漸形成另一種普遍心態。頗具聲望的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系訪問了三千多名學生，發 現九成三認為英文非常重要，但僅八成七認為中文很重要。「顯然英文全面勝過中文，」調查負責人於海表示。「英文的影響力太大，連中國文化似乎都被擠到邊緣。」同一份調查發現，只有五成二的學生說得出中國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而有四成一說不出除了幾大國定假日之外的傳統中國節日。
建築的「在場」和身體的文化敏銳度下降，這兩者的關係深遠又值得探討。沒有建築文化展現中國獨特輝煌的歷史，年輕一輩的中國人就會找不到文化觀的支點。
中國節日日漸冷清，西方節日反而越來越受歡迎。中國大城都熱烈慶祝情人節和聖誕節。上海商業區為聖誕節精心佈置已經成了常態，而且到哪裡都聽得到《紅鼻子馴鹿》、《聖誕老人要進城》、《白色聖誕節》等聖誕歌。二零零六年，網路發起抵制聖誕節的活動。中國最大網站之一新浪網對此作了調查，得到四萬多筆迴響， 其中五成三同意應該抵制聖誕節，三成認為慶祝聖誕節是個人選擇。
「變質」的聖誕節在中國構成兩大威脅。第一，年輕人歡慶且重視聖誕節，反而忽略了對傳承中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中國傳統節日。第二，中國人慶祝聖誕的狂熱方 式，把一種文化上、經常也是宗教上的慶典消減為一種無意義的狂歡派對，年輕人慶祝聖誕的方式就是去迪斯可舞廳跳舞。怪外國人腐蝕中國文化倒很方便，但事實 上最無情踐踏中國傳統文化的，是中國人自己。
國營的中央電視台主播芮成鋼，在部落格上指控星巴克故宮店「破壞故宮的莊嚴氣氛，踐踏中國的文化。」雖然這家星巴克早在二零零零年就開張，芮的文字還是引 發熱烈討論，五十多萬網民響應他的訴求。二零零七年七月這家星巴克關門。然而當初星巴克會在故宮設點，其實是受故宮管理者之邀，因為他們亟需經費維護故宮 設施。
故宮博物館發言人馮乃恩表示，「這家分店並未造成任何傷害，也融入周圍環境.....我們會批准是因為想要提供更多國際水準的服務。」馮還說星巴克的租金 都用在維護工作上-----那麼星巴克關門，故宮可要失去一筆收入了。要是中國人民真的關心「故宮的莊嚴氣氛」，也許該先確認故宮的維護工作是否全由政府 贊助。
筆者跟當地人討論到文化保存之類的問題時，都會問，「中國文化屬於誰？」最常聽見的答案是：中國人民。我們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說「中國文化難道不屬於全世界嗎？全球人類難道不能享受你們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成就嗎？」他們會停下來想一想，十之八九會同意。我們接下來會問，「那麼如果不完全屬於你們，你們為什麼要一直破壞它？」對方的答案就不會每次都那麼肯定了。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交通亂象在大陸只是亂象的鳳毛鱗角而已。
上個月你闖了幾次紅燈？上週呢？昨天呢？如果你是中國人，一天闖三四個紅燈並不稀奇。
在中國，大家都對日常規則視而不見。腳踏車和輕機車騎上人行道。行人隨便穿越馬路，連在公路上也一樣。地鐵乘客不等車上的人先下車就擠進車廂。好好的隊伍變成你推我擠一片混亂，因為越來越多人直接插隊。顧客跟商家說好不拿收據，表示雙方都免繳稅。街角有人發放廣告單，提供從小耳朵和假文憑應有盡有的非法商 品。
漠視規定的情況太普遍，根本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警察或相關單位也接受甚至容許，而且很少直接挑戰這種現象。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這個國家比你想像的還要自由得多。當然不是全部中國人都不守規矩，但周圍都是誘惑，難免會把持不住。
筆者在中國期間從沒看過交警攔過車，也沒看過公路巡警攔下闖紅燈的車開罰單。我們在中國待了近二十年，起碼看過一次吧，但真的沒有。一次也沒有。我們倒是 常看見警車停在十字路口附近，而警員就坐在車裡聊天或抽菸，好多車就在他們面前闖紅燈。夏天時，他們的藉口是『車上冷氣太強，車窗都起霧，看不清楚車輛違規』。
我們也滿常看見中國警察騷擾路邊攤，這些小販通常是中國最窮的一群人，只是想賺錢糊口。感覺上你跟你居住的城市關係越遠，就越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也 會更加嚴格執法。鄉下人可要當心！難道現今在中國，錢越多，就越可以不把法規放在眼裡嗎？是，這樣沒錯！鄉下人享有的權益較少，如果違抗警察就有被趕出城 市的危險，但城市居民就沒有這層顧慮，不管有沒有誠實納稅都一樣。
可想而知，人民不尊重法規，當然也就不會尊重執法人員。在中國只要發生道路衝突，小至行人發生口角，大到兩部車擦撞，一定都會引來熱心的群眾圍觀，警察通 常會出面調解。警察忙著調解時，圍觀人群就會大喊大叫甚至咒罵警察，甚至伸手去戳警察的襯衫。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光是對執法人員大小聲都可能被捕。在中國，值勤時遭人侮辱似乎是工作內容之一。據二零零七年的媒體輔導，「〈二零零六年〉因公殉職的警員平均年齡比二零零五年低。據公安部調查，去年的平均年齡 約四十歲，比前年少四歲。」
在中國，大家漠視的是小規則，而且社會普遍覺得無所謂。比方違反地方規定亂吊衣服，搭大眾交通工具投假幣，在許可時間以後繼續施工。再加上中國缺少可轉換金融工具，如果善加利用這點，誰會知道你手中有多少現金？絕對不是稅務員。
漠視規則也是一種生活規則。漠視規則不算什麼，尤其當社會大眾都這麼認為時。但違反規則可就不一樣了，違反規則需要勇氣。在今日中國，站起來說「停！這是錯的，我抗議！」需要莫大的勇氣。而且很危險。缺少有勇氣站起來說「我抗議」的人民，是中國跟偉大無緣的最重要原因。有勇氣站起來的少數人則會面臨想像不 到的危險。
想想蔣彥永醫生的例子。他就是二零零三年揭露中國政府隱瞞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疫情的醫生。他的勇敢迫使中共坦承事實：疫情已經失控，造成 多人死亡。當時，蔣醫生成為舉國推崇的英雄。後來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政府承認一九八九年出兵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抗議群眾是個錯誤，當時他也是照顧大屠 殺受害者的醫護人員之一。為此他遭公安拘禁了好幾個月，獲釋後持續被監視，並禁止對媒體發言。
二零零七年蔣醫生榮獲紐約科學院的裴杰斯科學家人權獎，但他服務的政府單位不准他辦旅遊簽證、赴美領獎，儘管北京當局一句話都沒說。
另一個挺身而出的是吳立紅。他揭發工廠把污染物倒進太湖因而遭到迫害。跟蔣醫師的情況類似，一開始媒體把吳捧上天，家鄉江蘇省的環保單位也封他為二零零五 年中國十大環保鬥士。但當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繼續揭發不公時，馬上引起當局很不一樣的反應。二零零七年四月，他被捕並被控勒索持續污染湖泊的公司。據媒體 報導，「檢察官說吳在日記中詳細紀錄了勒索目標的名單，還有他打算從污染環境的公司或企業敲詐的數字。」
開庭當日，他就被判刑三年及繳回據說他敲詐得來的五萬五千元，另外還得支付三千元罰款。中國媒體自然沒報導他太太和朋友都認為這些指控不實，是「那些想封 他嘴的地方官誣賴他」。他們也沒報導吳說他在看守所遭毒打，還有他原本打算赴北京把詳細調查結果呈給中央，沒想到就在這個節骨眼被捕。
二零零八年，維權人士黃琦被捕。罪名？幫助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中痛失子女的父母，揭露倒塌的校舍偷工減料。他甚至在被捕後三個月才見到自己的律 師。在網路上公布倒塌校舍照片的老師劉紹坤，同樣被捕並送往勞改營一年。這些舉發者往往還沒跨越從地方政府到北京當局這段官僚上的距離，就會碰上離奇的不 幸。
吳立紅的妻子許潔華在丈夫入獄後持續為環保努力。她控告國家環保總局將老家宜興市命名為「全國環保模範城市」不符事實。她對路透社表示，「這裡的污染嚴 重，居民常抱怨。我們認為這城市沒有資格當環保模範城市。」法院拒不受理，但她對路透社說除非環保總局收回此稱號，不然她不會放棄。
向國際發聲，中國也不允許。一場旨在幫助中國愛滋患者爭取法律權利〈普遍不受重視〉的愛滋病會議遭到停辦，這場原訂於二零零七年中舉辦的國際會議，本來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專家。
在杭州某藥廠工作十七年的女員工周歡喜也發現了不法事件。她向當局舉發任職公司在孕婦用藥中摻入假的或末經許可的成份。《洛杉磯時報》報導，周表示地方單位不但不採取行動，還反過來指控她。後來她被判刑三年。
《洛杉磯時報》也報導了中國盛行的賄賂文化，並指出收賄者有時會受罰，但行賄者卻很少有事。報上說，「收受超過六百六十五美元的賄款就可能惹上官司，行賄者卻要送出一千三百美元以上才會被起訴。」
山東省一千餘農民也因舉發不法而受到騷擾。從一九九三年起當地政府就逼農民放棄土地，意圖霸佔土地成立開發區，農民因此失去了謀生工具。一九九七年當局接 收農民的土地，二零零三年強迫村民遷村。村民抗議政府強行將人驅逐，結果被捕。然而據媒體報導，到二零零七年為止該地還有逾十三公頃被強佔的土地末利用。 村民說政府寧願空著土地，也不讓他們重回當地耕作。
大城市的居民碰到不法官員同樣莫可奈何。上海在陳良宇市長的帶領下，投入數十億元提高上海的知名度，但人民卻很少受惠。《紐約時報》報導，「近年來高層貪腐傳得沸沸揚揚，陳在市政府開會都得部署大批保安，陣容可比外國領袖來訪，因為示威人群不斷出現。」但人民再怎麼勇敢抗議都沒有實質效果。陳在二零零七年下台，不是因為民怨沸騰，而是領導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
儘管政府經常漠視甚至迫害舉發者，北京卻在二零零七年鼓勵公職人員告發濫用經費建造豪華政府大樓的上司－－這在中國很常見。政府會出此對策，是因為 爆發了河南省濮陽縣貪瀆案之類的醜聞。媒體報導，「濮陽雖是中國最貧窮的縣之一，濮陽縣政府卻花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興建辦公樓.....調查發現該縣勞動及社會保障局挪用某化肥廠託管的資遣員工退休金和生活補貼金共七百七十萬元，用於建設辦工樓和培訓中心。」六月初，二十名官員因超標準修建辦公樓而受處 分。由於舉發上司日後恐遭報復和悽慘下場，官員當然不太可能願意出面舉發日後可能晉升黨幹部的瀆職官員。
網路「通緝令」在中國日漸盛行，也許就是因為公開揭發不公平事可能惹禍上身。這種社會現象始於二零零六年初，當時網路上出現一條虐待動物的影片，片中的女 人穿著高跟鞋踩踏小貓。憤怒的網友發起追查此女的行動，不到幾天就找到人。網友把該女的姓名、住址、身分證甚至車牌號碼都公佈在網路上。後片中的她本人和 拍片者都被停職。
這次「成功」出擊之後，網路伸張正義行動激增，很多人利用網路追捕擾亂社會秩序的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教授劉莘認為，「網路通緝令有助於提升社會規範」。但那些發出「通緝令」的人果真是網路英雄，還是不敢露臉的膽小鬼？目前為止從來沒有網友要求追捕天安門大屠殺的凶手。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徐翔就認為，「大多時候這種網路通緝令是一種私人恩怨引起的網路暴力或折磨，跟提升社會規範無關。」
「網路通緝令」其實呈現了中國社會對「規定」的態度，並建立在「人多就安全」這個原則上。有數千或數百人同仇敵愾，就沒有任何一個人必須站出來。同理，說到漠視規則，社會大眾以「大家都這麼做」為藉口漠視規則，同樣指向「人多就安全」這種心態《註:人群共犯心理》。
漠視小規則只能讓有如壓力鍋的國家排出鍋內多餘的蒸氣，法治在這種國家中毫無力量。要是一個社會乖乖接受領導者要他們接受的這種狀況，就不可能進步。唯有藉由探究、面對，甚至打破規則，一個社會才可能改變和進步。甚至變得偉大。
中國把外國人的理論，主要是列寧和馬克思理論，當成自己的政治動力。這些外國『英雄』成了楷模甚至偶像。但中國本身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偶像，只有像毛和鄧這樣的追隨者。
中國的異議份子也有類似的問題。他們沒有可當成指標的抗爭傳統，至少沒有中國本土的傳統。他們的偶像和楷模也是外國人，比方華勒沙、索忍尼辛、哈維爾。還 有美國偉大的自由夢想家，金恩博士。勇敢的中國異議人士是中國的稀有動物，而且幾乎全遭中國社會忽略或滅絕。中國沒有遊行隊伍要求政府釋放良心犯。怎麼可 能？政府不讓人民知道這些犯人的存在，知道的人大多也不想說出來，大概是怕遭到類似的命運。
想想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十九世紀初他為了廢除奴隸制度作了那麼多事。想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二十世紀初她積極爭取婦女投票權。想想卡森〈Rachel Carson〉，她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掀起了全球環保運動。這些人都不只是漠視規則，而是打破規則，使國家能夠在生機盎然及正面發展下，越來 越自由。
中國並不是缺少這種人，問題是這些人不肯把頭露出圍牆。現今的中國文化和社會都把順從和一致擺在第一位。大家一致漠視規則，也一致拒絕打破規則。當中國人感到恐慌，恐慌自己看到的國家毫無改變，政治自由也毫無長進時，那股電流才會攀過圍牆，衝向最前線。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二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立國之本是靠神話及謊言兩大元素。
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說過，「如果你說的謊夠大，而且不斷重複，人民終究會相信它。這個謊要延續下去，國家就絕不能讓人民知道這個謊導致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因此國家運用所有權力打壓異議，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真相是謊言的死敵，由此往下推，真相也是國家最大的敵人。」
中共領導人把這番話發揮極致，現今的中國實際上就是個謊言王國。幾乎所有官方新聞稿和官方聲明都是一半真相和全部謊言混和而成的結果，有時不著痕跡扭曲真相，有時睜眼說謊話幾乎讓人信以為真.....直到想起謊言意圖隱瞞的苦難才猛然清醒。
中共現今的偽善發言建立在他們捏造和杜撰的歷史上。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二零零七年中宣佈贈與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新史料就是一例。他說日本有些設法淡化大屠殺的政 治人物，「試圖抹殺或掩蓋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的作法將遭到國家社會的譴責。」他還表示「試圖抹除大屠殺記憶的人缺乏正確的歷史觀和面對歷史的勇氣」，並說「中國希望日本以負責的態度妥善處理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你可以想像日本外交部發言人說，「日本希望中國以負責的態度妥善處理天安門大屠殺 等歷史問題」嗎？偽善也要考慮對象，不能自說自話。
中共以不負責任的方式處理歷史，不斷編造故事美化自己的行動，而且往往以犧牲他人為代價，這已經成了他們的一貫手法。例如，真正的「長征」《譯注：中共紅軍 遭國民政府圍剿失利後展開的逃亡，但中共將之塑造成可歌可泣的萬里長征》跟中共對外宣稱的版本截然不同；而毛澤東導致數千萬人死亡所犯的許多錯誤《編按： 作者指的應是一九五八至六零年的「大躍進」》，這些都從官方紀錄上抹除，至少從中國歷史書上抹除了。
中國政府聲稱，「中國從未先發制人攻打任何國家，這不是國防部會採取的策略。」這是中共為了否認五角大廈對中國龐大的軍事花費產生的疑慮，而氣沖沖提出的聲 明，但這完全是謊言。中國一九五零年代攻打韓國，明顯就是「先發制人」的武力行動，一九七九年更是在「完全沒受挑釁」的情況下就攻打越南。
在這些歷史謊言的調教下，也難怪對現今中國政府來說，神話和謊言就等於「真相」。而「最真實的」謊言始於最高層。二零零七年中，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見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鮑森〈 Henry Paulson 〉時表示，中國仍是貧窮國家，因此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經濟威脅。她說，「中國能威脅誰呢？我們沒那種能力。現在和未來我們都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吳儀提出中國還有兩
千三百萬人生活貧困的事實，支持自己的論點。她也提到鮑爾森的青海之行，表示很高興鮑親眼看見了當地的貧窮程度。
中國確實有好幾千萬人連溫飽都有問題，但整體國家絕對稱不上貧窮。吳說這些話的同時，她任職的政府累積了一兆三千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一座超乎想像、快速 增加的錢山，但青海省的窮人顯然分不到。到二零零八年底，這座錢山已經漲到一兆八千億美元。中國富有並不表示貧人也會受惠。
中國總是很快否認自己可能對別國構成威脅，另一方面卻隨時準備指控別國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根據中共中央委員會台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說 法，二零零七年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作法，「證明陳水扁是徹頭徹尾的陰謀家和破壞者，會毫不猶豫犧牲台海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然而中國卻一再威脅要攻 打台灣，並在台海周邊部署大軍並持續增兵。
中國也在二零零六年發表美國人權紀錄指控美國侵犯人權：「五角大廈調查小組監視了五千餘聖戰士的網站，每天鎖定二十五到一百個最偏激活躍的網站。」上面還 說，「二零零六年五月，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譴責美方在伊拉克拘禁約一萬四千名俘虜卻不起訴也不送審。」然而，中國不只投入大批資源監視激進分子的網站， 甚至監視人民在網路上的一舉一動，並封鎖許多網站，連他們用來批評美國的國際特赦組織也包括在內。
國營媒體在相關報導中說，「中國提出的資料也指責美國未能保障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並指出「少數民族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我們在本書其他地方提過，中國政府經常以極其橫蠻的方式侵害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是中國最貧困的一群人。
二零零七年中國人權研究會代表團訪美期間，代表團團長董雲虎說，「中國在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和保障公民政治權利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顯著進展。」他接著說， 「中國將人權保障的制度建設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擺到了顯著地位，先後制定了《監督法》和《物權法》等一系列重要法規，從法律制度上加強對公 權力的制約、監督和對公民政治權利的保障。」
童話故事大多以「很久很久以前....」起頭，但在中國卻以「中國把....擺到顯著的地位」起頭。這是中國編造謊言、假裝解決問題時慣用的辭令。
儘管把保障人權「擺到了顯著地位」，二零零七年卻有報導證實北京政府狠狠剝奪了個人的自由。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共掌控的天主教會〉五十週年致詞時說，愛國會「培養人才卓有成效.....維 護天主教徒的合法權益」，一句話就點出當局界定的『信仰自由』。他鼓勵天主教愛國會「凝聚廣大的宗教人士，進一步加強工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貢 獻更多。」顯然唯有當人民的「權益」跟黨的目標一致時，才能獲得重視。人民的信仰自由和黨的政治目標結合，會生出什麼樣的後代？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一項調查，證實了黨的謊言效力有多大。這份調查訪問了七千多户家庭，發現「74.9%的中國城鄉居民認為中國社會『十分和諧』或『相當和諧』，約75.8%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相當穩定』或『非常穩定』。」可是目前，中國每年都有八萬多宗抗議不公的暴動或遊行。
這份調查也發現，「約八3.4%的受訪者『相當同意』或『非常同意』中國目前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暫時的.....約91.6%『相當同意』或『非常同意』黨和政府有能力將國家治理好。」中共知道你住在哪裡、說了什麼，只要看中國的任何一份民意調查就知道！
二零零七年，媒體報導黨中央有份報告「展現了....為 建立一個持久的內部民主機制所作的努力」，並指出二零零三到零六年間，有一萬五千名黨員「經由公開選舉晉升到領導位置。然而，仔細檢驗就露出馬腳。媒體 說，「〈一萬五千人中〉三百九十多人是縣幹部，約三千八百人是鄉領導幹部。」這表示這些『領導位置』多半是鄉級以下幹部，因此沒什麼影響力。
「專家指出，在黨內發展民主是政治改造和在中國建立政治文明的重要步驟，」媒體如是說。典型的中國式說明，聽起來不無道理，畢竟發展民主當然是好事，但裡頭完全沒提民主要怎麼創造，或是怎麼交到人民手中！
二零零七年夏天，一連串真真假假的劣質食品弊案相繼爆發，政府發表了許多呼籲和聲明。政府部門，例如黨的宣傳部門，即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提 出聲明，「提醒國家媒體和管理地方媒體的省宣傳部要「復興新聞倫理」並「維持中國媒體的形象和可信可靠」。」這份聲明上說，「誠實是新聞工作的命脈，不實 報導是它最大的敵人。」「誠實」貴為「新聞工作的命脈」，但在中
國化為實際行動時，真的真實可靠嗎？其實是暗諭媒體「小心點說話」的意思。
二零零六年六月，中國媒體公佈西藏經濟改善的大好消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記者會宣佈，二零零六年中國的西藏自治區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一萬零三百九十六元......首度超過一萬元。」還有：「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說，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來，在中央委員會的關懷、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還有西藏各民族不懈的努力下，經濟和社會都大範圍進步，如今已經走進新的發展階段，正大步往前邁進，建立安樂富裕的社會。」
西藏的漢人移民霸佔了土地，賺進大把鈔票，但一般西藏人卻沒那麼好過。藏人多半只能從事農業，農民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是二千四百三十五元，不到媒體公佈的 「確實」數據的四分之一。儘管如此，藏人也無可奈何。副總理回良玉說，「少數民族不能跟漢族分割，漢族也不能跟少數民族分割。」提醒中國所有受壓迫的非漢 族居民，他們永遠不可能自由。
中共不只把神話和謊言文化套用到他們的屬地，例如西藏、內蒙古和新疆這些「自治」區，連他們想殖民的地區也不放過，例如被他們納入中國領海的廣大海域。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媒體報導中日雙方就東海主權爭議進行「有建設性」的協商。爭議範圍就位在中日外海中間，蘊含豐富油田。日本提議劃一條中間線，雙方各得約一半海域。但中國劃的線卻大幅超越日本提議的中間線，把全部油田歸中國，日本什麼也得不到。
中方代表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胡正躍。他說這些協商是個「新開始」，中國已經準備好要跟日本一同促進協商。同一天的另一篇報導中，中國日本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馮昭奎說，「我們可以說，著重在能源發展上互相合作一直是中國發展雙邊關係的一大重點。」
隔天中國媒體又刊出一篇報導，這次引用了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的話。姜說，「中國希望推動協商過程並早日達成共同發展計劃，也要重申中國反對日本提議的分界 線，」並強調「中國從來沒有、未來也不會接受中間線，也不可能接受中間線作為協商共同發展的基礎。」姜瑜的這番話表明了中國無意放棄自己中國貪婪強取的慾 望，硬是要把油田利用到極致，不願跟別國分享。
表面上講和，實際上根本不打算讓步，在當代中國的生活各層面都可看見。官員「道歉」也是其中一個列子。
山西省的省長于幼軍為煤礦的高死亡率〈在該省簡直成了生活常態〉，發表幾乎史無前例的公開道歉。媒體說，「政治領導人物出面道歉，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大進 步。」于省長的道歉看起來的確很誠懇，尤其是據報山西省已經讓二零零零年每百萬噸煤礦造成一百八十五人死亡，降低到二零零五年每百萬噸煤礦造成八十五死 亡。其他官員看于省長公開道歉也紛紛跟進。
媒體指出，「于道歉後幾個月，一名副總理、一名教育部長、環保部門首長，〈還有〉三亞市副市長陸續坦承自己的疏失，保證會改進」，看來「有些官員似乎想得到大眾的諒解，藉此避免更大的麻煩。他們好像覺得只要夠嚴肅，道歉夠真誠，也許原本該受罰的事就會得到原諒。甚至.....有人說他們根本是假哭。」
然而，政府似乎真信了那些眼淚。二零零七年五月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也就是政府的肅貪反腐單位，宣告「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的官員在六月底 前主動認罪可從寬處理。」隔月就有一千七百九十人認罪，牽扯的弊案達七千七百八十九萬宗。中紀委發言人干以勝沒有詳細說明這些官員會受什麼懲罰，倒是說 「依中紀委規定，三十天內自動認罪的人，政府會從寬處理。」顯然連道歉都免了，還有一點像教堂的罪人向神父告解的模樣。
從其他報導也可看出當局對違法官員多麼縱容〈也許是無意的〉。警察登上一艘在廣東省沿岸漂流的船，發現船上載滿五千餘珍禽異獸，都是要成為桌上佳餚的食材。 船員顯然棄船而逃，由於船沒登記，警方也很難追緝到走私者。媒體說，「當地最猖獗的非法國際交易中，以規模來看，動物走私僅次於毒品走私。」
廣東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的資訊中心主任李滔〈音譯〉說，「幾乎所有廣東高級官員都拒吃野生動物，這是一個良好的示範。」「幾乎所有」表示不是全部，而且沒說不守承諾的官員要受什麼懲罰。
中國政府擅長操作詞義模糊事實，發表動聽的聲明，例如「地方政府星期五召開緊急會，指示教育單位加強對所有學生的心理輔導，避免校園發生心理問題引發的意外 事故。」之所以發此聲明，是因為有五名小五生試圖自殺。王娟〈化名〉拒絕班上某男生的追求，引起班上閒言閒語，王覺得「不自在」，並以一種不成熟、衝動且 相當情緒化的方式反應出來。她決定自殺「以維護自己的名譽」，她的四個知心朋友決定陪她。五人喝了紅酒和啤酒之後投水自殺，王娟和另一個女生相繼死亡。中 國根本沒有這麼多心理學家能處理這個問題。事實上，對兩個女孩唯一的追念，就是說得動聽卻空洞無比的政府聲明。
必要的時候，中國政府也會「好萊塢化」。甘肅省的官員就採取這種作法：在一條主要道路上搭起兩公里長的圍牆。為了什麼？媒體說是為了「不讓駕駛人和行人」看見破敗的住屋。村民張萍說，「建牆就圖個好看唄，從馬路上經過的人就看不到我們的破房子了。」她說她「沒錢整修屋子或建新屋，地方政府才會搭水泥牆遮住這片破敗景象。」但這道牆使村民的生活更苦。圍牆搭好後，村民張天智不得不收掉在路邊開的小店。該縣副縣長說，「建牆是為了美化村子」。中國解決貧窮的方式 是「不讓人看見窮人，而不是去幫助窮人」！
中國擁護的神話也從追求歷史光輝的過程中獲得能量。中國考古學家在某處挖到一個頭骨，頭骨上有個顯然是人為鑿出的平滑小孔。查驗後確定此頭骨有五千年歷史。媒體說，「經過多年研究調查，專家學者推測這個孔洞應是開顱手術鑿出的。」「患者動了開顱手術後不會立即死亡，至少能再多活兩年。這表示當時中國的神經外 科技術已經相當進步。」然而專家學者並沒有提供病患心理狀況的醫學報告，也沒有告訴我們醫生為什麼會在他腦袋上開洞。
中國頂尖建築師艾末末，也許一語道破了中國對過去-----和現在-----的態度。艾是北京「鳥巢」奧運體育館的設計師之一，他覺得奧運是種「虛偽的笑容」。「人們怎麼能去這樣慶祝一個忽視歷史的國家並以它為榮？」他問。「你是否有徹底自我反省的自信，而不是在臉上露出這樣的假笑.....就是這種假笑讓人覺得噁心，」他向路透社表示。
艾親身經歷過中國可恥但往往隱藏起來的過去，因為他父親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詩人之一艾青，後來被打為「國家的敵人和右派」並送去勞改。他說：「我和父親在一 個農場生活了五年，而他要做的就是打掃廁所。」他還說今日的中國在隱藏無止盡的錯誤：「有太多東西了，整個政治體制、民權狀況、腐敗、污染、教育，不勝枚舉。」艾在中國發表了這些看法，非常勇敢。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廣西省警方逮捕涉嫌收賄的法官黎朝陽。黎卻在四月二日突然死亡。據黎的親屬表示，「他身上有傷痕，嘴唇有傷口，門牙缺了一顆。」然而官方調查卻是「發現黎精神不穩定，常大喊大叫，放風後拒絕回到監舍.....調查人員說他多次試圖逃跑，看守所人員只好給他戴上鐐銬。」「三月二十八日，黎又逃跑卻滑倒在地，臉撞上一塊角鋼，上嘴唇嚴重割裂，門牙掉了一顆。值班人員將他送醫治療，將六公分的傷口縫合。」
調查的結論呢？黎的死因是『青壯年猝死綜合症』。桂林醫學院的法醫人員表示，這「可能是精神不穩定、睡眠和飲食習慣不正常引起的。」『青壯年猝死綜合症』。捏造最新的神話和謊話，在中國是種高超技術。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世界最大盒的玩具兵。
中共對人民解放軍的組織細節相當保密，從基地的地點到實際的經費等軍隊資料，大多不公開，這方面跟世界上其他軍隊都一樣。不過中國多達二百三十萬人的軍力，已經在全球引起恐懼不安和要求中國「說明」其軍事意圖的聲浪。
為了營造中國對軍事活動公開又誠實的假象，中共公佈了一些資料：「陸軍未設獨立的領導機構，由四總部行使領導機關職能，各軍區直接領導所屬陸軍部隊。陸軍機動作戰部隊共有十八個集團軍。」解放軍分十級軍階：上將、中將、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解放軍軍階是在一九五五年建立，後來在一九六五年廢除，一九八八年又恢復軍階制。二零零七年，國營媒體宣布主席胡錦濤將三位高級軍官晉升為上將，使中國軍方上將的人數增至一百六十七人，但外人對解放軍的指揮架構還是一知半解。
二零零三到零五年間，解放軍裁軍二十萬人，光是省軍區就裁減六萬餘人。這是近幾十年來的第三次裁軍，一九九七年裁軍五十萬人，一九八七年竟多達一百萬人。儘管裁軍眾多，解放軍還是規模龐大，達二百三十萬人之多。根據二零零六年的白皮書說，「團以上機關部門共減少三千餘個，團以上機關直屬單位減少四百餘個。農副業生產機構、文體單位、駐鐵路車站軍代表處、物資機構等有較大壓縮。全軍共減少院校十五所、訓練機構三十一個。」
這份白皮書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的架構倒是交代得比較清楚：「武警部隊總員額現為六十六萬人.....主要由內衛部隊組成。」說武警是二十四小時的美國國民警衛隊應該很貼切。很多部門都屬於武警警總部隊，包括金礦、森林、水電和交通部隊。另外，公安邊防、消防、警衛部隊也列入武警。
白皮書上說，「武警總部是武警部隊的領導指揮機關.....負責領導管理武警內衛.....指導列入武警部隊序列的其他部隊.....武警部隊每天有二十六萬餘人輪流值勤.....平均每年制止侵害警衛目標、制止在押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逃跑事件上百起。」上面還說：「武警部隊有力維護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了社會穩定和國家法律的尊嚴。」當然了，武警完全效忠中國共產黨。
武警比解放軍要公開得多。不過中國媒體儘管對解放軍的架構三緘其口，卻仍希望至少讓人民知道軍中的日常生活樣貌。但呈現在眾人眼前的，通常是一個融洽的、社會主義化的「童軍團」，住進軍營是為了同志情誼而非作戰。
媒體在二零零七年報導，「中國軍隊從一九九零年代展開通訊技術革新。數位科技讓指揮官能二十四小時電子監視邊界，而同時間在營區廚房裡，廚子正在準備好吃的，參考從廚房電腦上找到的電子食譜。」報導上說，「營隊.....離市區很遠，以前士兵都得跑好遠去買牙膏。但二零零七年一月，該地區的軍隊區域網上出現了一個線上購物站。如今駐在偏遠邊防站、望著山腰的士兵只要在網站上點擊幾下，他最愛的那家年糕就會送到他面前。」但也許擔心太多高科技會腐化軍隊，中國媒體不忘說明「生活節儉、紀律嚴明，隨時準備服務人民的傳統美德在軍中依然沒變。」你幾乎可以想像年輕小伙子為了很難獲得的「節儉」獎章相互競爭。
為了提醒士兵這些美德的重要性，解放軍都會放《霓虹燈下的哨兵》這部片名引人遐想的「經典」中國電影給新兵看。這部四十年歷史的老片，講的是解放軍某部八連駐在上海有名的南京路上不改高尚情操的故事。這部片呈現「士兵在五光十色的上海路上巡邏.....如何抗拒這繁榮城市的各種誘惑，仍舊生活節儉，紀律嚴明，隨時準備服務人民。」目前擔任該八連連長的張道光說，「我們都會放《霓虹燈士的哨兵》給新兵看，要他們延續這一連的傳統美德。」張說，現在軍方也要求「士兵節省每一分錢、每一張紙、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配電。」
地方報紙上常出現解放軍的生活照。近來有張「和平使命二零零七」軍事演習的照片，照片中動百名士兵在運兵列車前排成一列，對著各自的洗衣盆洗衣服。洗衣服可能是中國軍隊團結眾心的傳統活動，但溼衣服要掠在哪裡實在令人懷疑。另一張照片中，軍隊在陽光高照的沙灘上訓練，士兵裸着上身，皮膚曬傷，紅通通像要著火。武術高手露一手的照片也常登上報章。
隔年中國又舉辦「傭兵二零零八」軍事演習，並邀請國際軍事觀察家參加。《中國日報》引用國防部外事辦公室綜合局副局長耿雁生的話說，這場動員五千官兵的軍演「顯示中國誠摯希望增進跟外軍的正面交流和合作」。
中共對士兵的心理健康跟品德一樣關心，二零零七年第一次為新兵做心理健康測驗。《解放軍日報》上說，這些測驗「目的是要確認報名者適不適合從軍。」「因為日漸意識到士兵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解放軍總部去年公佈了新的募兵規定，要求軍校招募軍官時要先進行藥物和心理測驗，」而且「從二零零六年起解放軍就將之納入募兵程序中。」報上這麼說。
二零零七年，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副部長石寶華表示，「軍方會建立新的人事訓練和教育制度，結合基礎及進修教育、學術和軍事教育以及海內外訓練。」媒體解釋了新訓練計劃背後的思路，「未來的中國軍官會戰術更強，學識更高，更擅於操作最高科技的軍武；創新的軍事訓練計劃將在資訊時代培養出更精良的部隊。」
中國空軍表示，他們在二零零七年前七個月已經招募一千四百多名飛行學員，其中一千三百名是中學畢業生。從一九八七年至今，空軍已經招募了兩萬五千名中學畢業生。另一方面，解放軍直到二零零六年才開始任用平民支援國軍。過去，所有工作都由現役軍人負責。這樣的改變表示，「人數有限的現役軍官主要負責指揮和作戰即可。」二零零七年解放軍又招收了兩萬名非戰鬥人員，額外增收六千人。
二零零六年中共開放大型軍事演習讓媒體參觀，傲稱這是「中國軍隊.....力求更加透明化」的一大進步，此言出自軍事專家陳虎之口。這次演習就是「友誼二零零六」中國巴基斯坦聯合反恐軍事演習，從十二月十一日進行到十八日。沒想到中國竟然允許媒體報導某些小失誤，好像這就代表透明公開似的。以下是報紙登出的幾個失誤：
．分隊隊長二二久延誤發動攻擊，導致第一梯攻擊小組在敵軍進攻位置上滯留五十分鐘以上；
．分隊要求火力支援，卻無提供確切時間和目標；
．新飛彈對著五個目標發射卻只擊中兩個；
．個別小組沒架好無線電台，只好使用對講機和軍用手機通訊。
中國媒體和軍隊的一舉一動都受國家操控，這些報導會有多開放？這次演習國際媒體當然沒受邀。
不過，二零零七年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午，國際觀察家倒是受邀參觀解放軍展現其強大武器和科技。媒體登出阿根廷羅亞諾上校〈Rolando Moyano〉的感想，「我們在那裡學了很多先進的指揮理論，也跟中國的指導員相處融洽。」來自奈及利亞的扎凱上尉〈S．A．Zakai〉說，「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軍隊對人民還有人民對軍隊的愛。」少將羅援說，「邀請武官參加閱兵表示中國軍隊越來越跟得上國際潮流，越來越自信和透明。」他指出，「中國非常重視軍事交流，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中國軍隊不斷在尋求對全體有利的發展，而非毫無收穫的競賽。」
但巴基斯坦的空軍上尉拜格〈Shahid Biag〉似乎只對解放軍的新制服感興趣，「我認為新制服時髦、摩登又特別，跟其他國家很不一樣。」根據國營媒體興奮地報導，「正式又輕便的全新制服還有新工作服........七月一日在香港回歸中國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中國士兵為之熱烈歡呼。」
據中國軍需裝備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吳宇說，「跟其他國家的軍服相較之下，〈我們的〉軍服鬆垮又單調。〈新的〉男裝則強調肩寬，看上去更高大強壯。」身為軍中少數女性的吳宇意外地說，「女裝收窄腰身，看上去更時髦好看。」不知道招兵海報上會不會印上女性著軍服的照片，呼應美國常用的口號「成就自我.........更加時髦好看」？
總後勤部部長廖錫龍表示，「雖然有些改變，但制服仍然保有「解放軍最重要的元素和符號」〈值勤時的重要視覺標誌〉，象徵軍隊聽中國共產黨指揮，服務人民，勇敢純熟應戰。」有新制服預估要花六十億元。廖上將說，「這筆花費是必要的，因為軍服就像一國的名片，顯示出一國軍隊的紀律和架勢。」軍需裝備研究所所長楊廷欣說，「我的感覺是軍中的高級將領希望士兵看上去俐落、穿起來舒服。他們的思想很開放。」
廖上將也指出，除了讓士兵看起來俐落亮麗之外，國防部也很注意士兵的飲食，將每人每日的食物津貼提高一成-----從十元提高到十一元。多出的一元等於美元十三分，那麼中國軍人每日的食物津貼共是一．四五美元。調高津貼「有助於緩和物價上漲的衝擊並改善士兵的飲食，畢竟軍事訓練需要充沛的體力和強健的身體。」上將還說，「中央政府和軍事高層希望士兵在餐盤上就能看見國家的經濟蓬勃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了。」
中國媒體持續打公關攻勢，指出「越來越多外國人想進一步了解中國軍隊」，還整理出「外國將領和高級軍官最常問的問題」。媒體公布的幾個問題有：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敵人嗎？
．你們訓練時把誰當成假想敵？
．中國軍隊如何加強政治教育？
．軍官夫人來探望丈夫時都住在哪裡？
．軍官有幾天休假？
．你們為什麼在營地養豬種菜？
媒體說，「軍官和士兵總是坦承回答這些問題，這也促進了中軍和外軍的交流。這種開放透明的應對方式也凸顯中國軍隊強大、正直、文明和愛好和平的形象，有助於增進中國和他國軍隊的友誼及交流合作。」
我們認為以下幾個較露骨的問題，可能會得出更有趣的答案：
．假如共產黨拒絕攻打灣但解放軍執意侵台該怎麼辦？
．假如解放軍攻台，可以接受民/軍死亡比率是多少？
．假如台灣攻擊中國的基礎建設，如三峽大壩或沿海城市，中國可以接受的經濟損失是多少？
．朱成虎少將認為如果美國支持台灣對中國發動攻擊，中國就應對美發動核武攻擊，你同意嗎？
．解放軍該用武力對付爭取政治和社會自由的同胞嗎？
．你認為一九八九年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上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之後有什麼感覺？
解放軍還用其他令人玩味的方式慶祝建軍八十週年，其中一個就是重啟「南昌起義」紀念碑。
一九二七年爆發南昌起義，約兩萬名士兵脫離〈基本上就是背叛〉國民黨軍隊，後來成立解放軍。這個紀念碑關閉一年進行整修，花費約兩千萬美元。這種變節行為換成是在今天，中國政府一定會貼上「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罪名。
另一個「慶祝活動」竟然不是解放軍而是中國聯通〈中國兩大電信業者之一〉安排的。聯通宣佈推出一項新服務：用戶可將解放軍的軍事活動短片下載到手機。「中國那麼多軍事迷，我相信〈新服務〉一定會大受歡迎。我們的資料庫有三十多萬張武器和軍事名人的照片，還有數百支短片。」聯通的高層人員余彭〈音譯〉說。「這不單純只是賺錢，也是藉由此活動慶祝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這個服務一個月要十元。余還說，「過程中〈我們〉也透過手機提供更多健康的內容。」
要看解放軍更「健康」真實的一面，可能要從這裡切入：一九四九年至今有三十萬餘現役軍人死亡。有這還是官方數據，通常比外界的個別預估少很多。比方說，北京政府估計韓戰死亡人數約十四萬人，但史學家張戎說鄧小平提出的非官方數據是四十萬人。
軍人為國犧牲應該具有某些意義，比方達成目標或爭取自由。但三十多萬名中國士兵喪命代表什麼？他們達成了什麼目標，爭取到什麼自由？中國不斷譴責日本過去的侵略行動。但我們可以說一九四五年後日本的軍事紀錄比中國好很多。幾十年間，中國喪失了至少三十萬名士兵，日本卻毫無軍事傷亡。一個也沒有。零。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九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主張無神論，自以為自己可規範自己，終致全國人道德淪喪，貪腐盛行，共產主義要多爛便有幾爛。
二零零七年夏天，中國媒體宣佈二十五年來國內共印製了四千三百萬冊聖經，還說「中國境內有一千六百多萬名基督徒〈沒提及天主教徒〉，五萬五千多處教堂和聚會 所，還有三萬六千多名牧師。」同一份報導還說，「另有十萬餘名教會義工協助牧師的工作。十八所神學院和教會學校培養出約五百名學生。光二零零五年就有約兩 萬六千名教會義工受省級訓練。」
二零零七年的另一篇報導引用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鄧福村的話，「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有利的條件和健全的環境，讓五大宗教能夠和諧共存。」五大宗教指的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媒體報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丁文方表示，伊斯蘭教「提倡兩個世界〈現世和來世〉的幸福和樂，也就表示不同社會和民族之間和諧共處。」中國道教協會副會 長黃信陽說，道教徒一直相信「要活在愛與善當中，還有萬物皆平等。」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求的和諧社會目標也是宗教人士的目標。」
根據官方的說法，當今中國信仰自由，各宗教「和諧共處」。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個無神論政黨，卻極力表現出尊重並鼓勵信仰自由的一面。
一九八二年通過的中國憲法三十六條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人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也不得歧視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接著是，「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可是「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保護」基督教會的工作，由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監督，兩者都是「政府控制」的組織。中國基督教協會表示，「重建神學的主要工作是闡釋基督教的 基本信仰和道德標準，以跟中國的國情和文化結合。目的是要在中國土地上以更有效的方式傳教，幫助信徒健康地追求信仰，幫助教會適應社會。」，由此可見，在 黨的眼中，基督教必須「重建」以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特色的基督教，成了一種包山包海的黨意識型態。
「三自愛國運動」的三自指的是自治、自養、自傳，建立在十九世紀末，旨在引領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教條上，而且得跟共產黨攜手合作。所有基督教團體都要向這兩個組 織登記，其代表直接管控基督教團體的活動。天主教會則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監督。愛國會也是政府機構，監控中國各天主教會任用的主教，並強迫教會接受避孕和 墮胎等國家政策，這些政策因違反梵蒂岡教令，成為每任教皇頭痛問題。
由此可見中國確實有「信仰自由」，只是受到黨嚴厲且徹底地監控。中國的基督徒只能在國家認可的教堂聚會，活動、人數和出席狀況都受監視。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二零零七年表示，「中國政府持續有計劃且肆無忌憚違反宗教或信仰自由。過去一年，中國的宗教團體快速增加，官方核准的宗教活動在很多 地方也漸漸增加。」可是，「中國所有宗教團體都受到限制、監視和掌控，而且對沒加入政府核准的七大宗教組織下的宗教團體來說，宗教自由反而惡化了，政府視 這些人為「狂熱信徒」，這些人多半是少數民族。最常成為箭靶的有維吾爾的伊斯蘭教徒、西藏的佛教徒、『地下』羅馬天主教士、「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就是不 受政府直接掌控的教會〉，還有各種宗教組織，例如法輪功。」
而且，「不斷傳出知名宗教領袖和非宗教人士因為宗教或信仰的緣故被監禁、刑求、『失蹤』、入獄，或遭受其他虐待的消息。政府提出法律改革，承認要加强維 護宗教自由，但實際上並未終止濫權行為，甚至還把法律當成逮捕和設限的藉口。」例如，二零零七年七月，中國監禁了兩名在政府核准的基督教會以外活動的牧 師。張革命和孫慶文牧師在發放聖經時被捕，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兩人經司法外的程序定罪，也就是說，他們末經正式審判就被判一年勞教。
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實施公開審判制度，只有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或未成年案件可依法不公開審判。」顯然張與孫的案子並未依法辦理。中國憲法實際上並 無「法治」這種概念作為後盾。無獨有偶，二零零八年九月張忠心牧師也面臨類似處境，他被處兩年勞教後上訴，當局卻關起門來討論這宗上訴案。他的「罪名」是 訓練傳教士和傳播基督教。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不讓他見律師或家人。
二零零六年，中共逮捕了兩名未登記的天主教教堂的領袖，控告他們「冒充他人身分非法出境」。根據位於香港的中國人權和民主資訊中心的消息，中國極少發給地下 教會成員簽證，為的是要阻止他們跟海外神職人員接觸。其中一名神父邵祝敏一九九九年因違法印製聖經被判刑六年，二零零三年提前獲釋。
同年，中國處死了某地下教會的領袖徐雙富和他的十一名助手。徐是名為「三班僕人」的非法地下教會的創辦人，此會一度稱信徒已達一百萬人。法院以謀殺罪名判他 死刑，但教會成員說法庭完全根據刑求其他教會成員而得的口供定罪。徐的律師李和平說，法院沒拿出具體證據。根據中國的法律，光是口供不足以將嫌犯定罪。但 看來這次當局又一次漠視法律。
同樣在二零零六年警察逮捕記者昝愛宗，因為他在網路上揭露當局拆毀某教堂、鎮壓基督徒的事件。拆毀行動展開時，當地有三千名基督徒前去抗議。昝被控「散播有害杜會的謠言」並遭行政拘留一週。被釋後他也丟了記者站站長的職位，他說他日後要在報業找到工作很難。
中國憲法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或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憲法上的條文常常末落實到真實生活中。
一九九六年，當局拆了河北省東閭村的某教會，因為這所未登記的天主教堂有數千名信徒都相信自己在那裡看見聖母瑪利亞顯靈。執法人員逮捕了這間地下教堂的主教 蘇志民。他被釋後銷聲匿跡了一年半，一九九七年十月又被捕，之後就毫無音訊，下落不明。據人權觀察組織說，中共當局也夷平了蘇主教之前的范學淹主教墓，以 免天主教信徒前來致敬。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約瑟夫．龔〈Joseph Kung〉 在一場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我們非常需要知道蘇主教是死是活。我有聽說主教還活著，但全身病痛、健康堪憂。」龔是龔品梅樞機主教基金會的負責人。龔品梅 也是宗教領袖，一九六零年因拒絕加入政府掌管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而被判無期徒刑，一九八五年才獲釋，之後繼續遭軟禁到一九八七年。後來他逃到美國住了下 來，直到一九九零年逝世。
龔於二零零四年曾在另一場國會聽證會上說，「蘇主教.....至少被捕了五次，入獄至今約二十八年，在獄中遭毒打，聽覺嚴重受損。他一九九四年一月跟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見面，史密斯走後，他馬上被捕並拘禁九天。」龔還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有人無意間看見蘇主教被送進保定的某家醫院，這是第一次有人看見他。中國政府發現被人看見就馬上神不知鬼不覺把人帶走。」
龔品梅樞機主教基金會表示，「目前地下羅馬天主教會大約有四十五個主教，每一個人不是入獄、遭軟禁、受到嚴密監視，不然就得隱藏形跡。」
此外，根據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執行委員會二零零五年的年度報告，「中國政府雖然明確想跟羅馬才願意展開協商。」
該委員會的二零零六年度報告指出，「過去一年中國政府打壓未登記天主教會的次數增加。根據非政府組織的調查，去年政府在十三宗行動中扣押河北和浙江省共三十 八名地下神職人員，前一年在五宗行動中扣押了十一名神職人員。政府鎖定大型地下天主教會的主教，給予最嚴厲的懲罰。河北省正定教區地下教會的賈治國主教去 年幾乎都在牢裡度過，他從二零零四年起至少被拘押了八次。」
這份報告還說，「中國嚴重打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伊斯蘭教活動，尤其是維吾爾人的活動：政府對該地的宗教打壓其實包含在更大規模的政策底下，目的在削弱維族 人的民族認同，加強政府對該區的控制。當局持續監禁和平表達異議和參與其他非暴力活動的維族人。作家努爾莫哈提．亞辛和史學家拖乎提．吐尼雅孜，分別因為 一篇短篇故事和研究維吾爾史而入獄。」二零零七年的年度報告指出，「中共對宗教人士和信徒的騷擾、打壓和迫害日漸增加。」甚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宗教打 壓.....伴隨著對該地更大規模的鎮壓，都是為了削弱維族人的民族認同。」
二零零八年，中國連宗教音樂也不放過。世界知名的古樂學會樂團預定十月在北京國際音樂節上表演韓德爾的《彌賽亞》。但演出之前，官員堅持只讓「受邀者」入場，導致大批觀眾無法進場。再者，羅馬管弦樂團本來要演奏莫札特的《安魂曲》，但主辦單位卻要樂團經理帕拉米德西〈Stefano Palamidessi〉把此曲從戶外演出曲目上刪除。這首曲子本來計劃在都江堰-----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重災區-----演出，希望能為受害者募款，但同樣遭到中共阻撓。
道教和佛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跟西方宗教的生命觀很不一樣，因此得到較大的包容。西方宗教崇拜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神，跟非民主國家常見的極權主義往往互相衝 突，反觀中國主要的宗教信仰，卻都符合「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壞社會秩序」的既定社會結構。雖然道教有很多派別，但都以「無為」為核心原則。道教雖然也傳 授道德觀念，如「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但中心思想還
是修身和自然無為。佛教跟道教一樣派別眾多，但中心思想也是「出世」。
不過中共特別注意的是，由特定領袖擁護的宗教信仰，例如達賴喇嘛。一九九五年，達賴喇嘛指定六歲西藏男童更登確吉尼瑪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即西藏第二高位的 宗教領袖。後來中共將他逮捕，並將其挑選的男童堅贊諾布拱上台，此後更登確吉尼瑪就下落不明。大多藏人不承認中共強迫他們接受的人選。中共表面上說的宗教 「自由」背後，一直有個不變的主題，那就是信仰要仔細消毒、合乎他們的規格，清空其中的革命狂熱之後，才能灌輸給信徒。
另一個常在西方媒體曝光的中國宗教是法輪功，中共至今仍將它歸為非法組織。半結社、半信教、半練功的法輪功信徒利用國際認同的宗教抗議方法-----和平示威，引來當局的注意也惹禍上身。
一九九九年大批信徒聚在中南海，即中共最高領導人在北京的住所，抗議受到的不公平對待。這麼多人挺身抗議政治打壓，令中共高層大為緊張。幾週內，中共就毫不 留情取締這場運動。國際特赦組織不久即報導，「數萬名法輪功成員遭警方蠻橫拘禁，有些短期進出監獄數次，被迫放棄信仰。很多據說在牢裡遭毒打和虐待，有些 被關進精神病院，而那些公開說出取締後成員受到迫害的人則遭到嚴厲鎮壓。」
二零零七年三月，國際特赦指出，「海外的法輪功組織估計鎮壓以來已有兩千多名法輪功成員在拘禁期間死亡。最近據傳，很多拘禁期間死亡的法輪功成員器官「被摘」，用在器官移植手術上。特赦組織正在調查這些傳聞，但目前尚未證實（註：如今已證實，聯合國已開始立案聲討中－2015）。」
同年六月，中國回應美國對一連串鎮壓行動的關切時說，「取締反社會教派法輪功完全合法，這是民意的展現，政府採取行動維護公民權利。」中國又進一步指控美國 「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實」，並要求美國不要藉由宗教議題干涉「中國內政」〈不過十天前，中國才支持巴基斯坦政府鎮壓一間支持塔利班的清真寺，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秦剛說，「身為巴基斯坦的好鄰居，中國支持巴國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作法。」〉
相對來說，儒家思想較受中國政府肯定，也可算是中國主要的信仰系統之一。雖然它不像道教和佛教是種宗教信仰，卻是形塑中國人倫理觀的主要元素。儒家思想強調 「仁」的概念，卻把「仁」放在相當嚴謹的社會結構中。儒家思想強調，每個人在秩序井然的社會中都該知道自己的位置、本份。過去，「新中國」無情鎮壓儒家、 道教和佛教思想。但現今中共又開始擁護儒家思想，利用孔子推動「和諧」的目標－－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孔子。在中共的包裝下，孔子一開始就是個共產主義者，紅色的耶穌。
佛教也日漸普及。中國媒體說現今中國有一億名佛教徒。隨便走進一家佛寺就會看到眾多信徒對著佛像鞠躬，老少都有，幾年前這根本難以想像。大多人是來祈求好 運、成功、健康或好姻緣。佛寺都有甕、雕像、噴泉等物，可讓信眾丟錢許願。如果銅板有碰到雕像之類的，就表示丟錢的人會財運亨通。
中國的傳統信仰以「我」為中心，無論是古老的道教和佛教那種超脫的自我，還是祈求神賜與名利的純功利的自我。但自我並不等於個人主義。
中國明顯缺少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共有的行善扶弱倫理觀。古今中國人都相信擁有財富就表示上天保佑。連鄧小平都說「致富光榮」。財富不是上天要人拿來幫助窮人 的，而是上天給人的獎勵。有錢人就是好人，往往就能免受指責，這點從一些罔顧大眾福利、自然環境甚至基本良知的中國淘金客身上就可看見。「光榮」在中國跟 高尚無關。
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受崇敬的作家魯迅曾說，「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 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會中，不獨老者難於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於生活。」魯迅還說，「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 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和民眾毫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另一位二十世紀的知名作家林語堂，把中國人的消極避世說成「政治體制的致命弱點」。他在一九三五年寫下，「中國人消極避世的習慣有如英國人出門帶雨傘，因為 政治氣候對那些試圖單獨做點冒險事業的人來說，總是不太正常。換句話說，消極避世在中國有明顯的『活命價值』。」接著他寫，「中國青年與外國青年一樣，都 有公眾精神。中國的那些熱血青年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青年一樣都對『參與公共事業』表示出極大的熱忱。但是大約在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起來了， 獲得了消極避世的品德，從而大大有助於他們的老成溫厚等文化習性的養成。」
林語堂說消極避世是由於個人的權利缺乏保障，「一個人可以有參與精神，那是在個人權利有保障的條件下，他只要不犯毀謗罪就行了。然而沒有這種保障的時候，我們自我保護的本能告訴我們，消極避世是我們個人自由的最好的憲法保證。」
雖然魯迅和林語堂都是上個世紀的人，卻一針見血預見了中國現今的樣貌。要是知道自己準確道出數十年後中國人的處境，他們會開心嗎？還是會對今日中國人對政府、對國家和馬克思思想普遍缺乏信心的事實，感到沉痛？
宗教是種慰藉。中國有很多生命缺少慰藉，心靈的空虛只會使更多宗教湧入。中共至今尚未想到這一波可能的災難，不過共產主義絕不會是給人慰藉的宗教之一。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傈族九成以上都生活貧困。少數民族的貧窮率節節升高，二零零四到零五年增加1.8%。佔總人口一成的最窮人口，二零零一到零三年間的收入不增反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