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遺禍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根據北京政府的數據，目前中國的「玻璃小孩」已超過一億人。這批人就是一九七九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節育計劃〉以來獲准出生的小孩。叫他們「玻璃」小孩是因為這些人似乎有很類似的身體和心理問題、都很好看透或看穿。此外，這些玻璃小孩也非常脆弱。
這些「小皇帝」和「小公主」是家中唯一的孩子，集爸媽、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寵愛於一身，常被稱為「六個口袋」小孩。男生通常比女生更受寵，但男女都受父母 溺愛，教養方式用任何國家的標準來看都會認為過分縱容。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評論家形容他們被寵壞了、自我中心、亟需管教。」，只要爸媽說個「不」字， 很快就會暴露他們內在的脆弱。
中國城市的一般家庭花在獨生子女身上的錢比父母和裡父母加起來還多，家中一半以上的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
主要城市天津有次調查發現，城市裡的學齡前兒童三個有一個有心理困擾。二到四歲的兒童三成一行為上有問題，例如寡言或其他極端的暴力行為，像是欺負弱小、 不守規矩、打架。這些孩子有憂鬱症、恐懼和缺乏自信等問題。五到六歲的小孩37.3％有心理障礙；24％過動或無法集中精神。天津市某醫療服務單位的劉旭 年〈音譯〉認為，這都是父母溺愛造成的。
典型的玻璃小孩常因睡眠不足而影響心理健康。中國的城市裡，七一．四％學童的睡眠時間少於政府建議的一天十小時。上海教育委員會主任沈曉明說，這「可能危害學童的健康，引起各種行為上和心理上的問題。」
會照顧自己，也缺乏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傳統家庭觀。
他們在家庭生活中展現的心理特質，多半會帶到工作場所上，把「自我」放到比團體需求更高的位置，導致他們在工作上越來越常被排斥。雇主覺得獨生子女摸索新 工作時比較吃不了苦，也經常換工作，因為他們碰到難題只會逃避，不會面對。「獨生子女比較柔弱、自負，」一名勞工對《中國日報》表示。「本身是獨生子女的 員工有六成常換工作。而我的公司很重視堅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難的衝勁。」
另一份研究訪問了七千名十五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其中六成感到孤單，五成八承認自己自私又任性，六成六遺憾自己沒有兄弟姊妹。不過這份二零零五年的調查也 發現，一成四的受訪者慶幸自己是獨生子女。受訪者吳葉〈音譯〉一九八二年出生，目前在北京工作。她說，「我不想要有弟弟妹妹跟我瓜分爸媽的關愛，我希望爸 媽永遠只愛我一個。」吳小姐還說她也不想要小孩，因為「我會很愛他，我怕這樣會分去我對自己的照顧，這我無法接受。我不想要小孩。」托這個例子指出獨生子 女可能有的心理轉變。
獨生子女通常也很不會管錢，這對各地的金融機構都是一個警訊。山西大學社會學教授刑媛說，「一胎化世代沒有節約的觀念」。刑教授也指出，大學畢業生常把薪水花光光，再靠父母養。
儘管一胎化下的子女有這麼多心理弱點，他們卻是中國歷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人。九千多萬個獨生子女形成了中國社會的第二個危險族群。這些人擁有大學學 歷，很多會成為官員、將領、領導者，但不是一般認知中的軍隊領導者，而是探索內在的領導者。這個族群裡開始有人提出類似「我是誰？」這種簡單而危險的問題。
中國歷史上，家族控制一直是社會的核心。遠從帶有神話色彩的夏朝〈西元前二一零零~一八零零年〉開始，軍人違紀就會連同兒子被殺。這種方式一直保留到真實 性較確定的商朝〈西元前一七零零~一零二七年〉。戰國時代的商秧將此制度發揚光大。他創立了「法家」這個政治思想學派。儒家強調以仁治國，法家則主張以嚴 刑峻法治國。商秧廢除了將權力層層下放給大地主的封建制度，改為將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
商秧為達目的創立了「連坐法」制。五或十戶人家為一組，互相監督，一家犯法，其他家也一同受罰。這種方法也移植到軍隊裡，士兵五人一組，一人違紀全體受罰。商秧變法使秦朝得以實施中央集權，中國首度統一，由此建立延續二千年的王朝制。
他主張對家庭和個人自由加以「支配和操控」，這一直是「連坐法」的內容之一，且影響力很快擴散，超過了起先的變法。婚姻成了有利控制家庭的社會工具，一人榮辱關乎全家榮辱，這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常看見舉家受罰的例子。到了明代又把這種舉家受罰制向外延伸。學者方孝儒因為觸怒了明成祖，連學生也跟著受害〈滅十族〉。
中國的末代王朝清朝廢除了連坐法。但清朝滅亡後，有個政黨又重建此制度，以十戶家庭為單位，互相監督，那就是國民黨。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權後，開始實施另一 種政策，重新編排家庭結構。一九五四年第一個實施的錯誤政策，就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即集體耕作土地，但土地仍維持私有。一九五五年政府廢除了家庭的土地所 有權，甚至規定人民在公共食堂吃飯。
不過表面下還是維持舊傳統。中共沿襲舊法，一人犯法全家連坐，尤其在慘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家人還為了討好黨互揭瘡疤。現今中國社會仍然留著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父母和祖父母都擺脫不了這場他們不願面對的迫害行動造成的心理陰影。
一九七九年實施一胎化政策後，中國的家庭生活走上了不同的方向。這跟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相反，當時節育被斥為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思想」，因為黨鼓勵大家庭，讚揚母性的偉大。
一胎化先在城市裡實施，後來漸漸普及全國，但少數民族一般不包括在內。鄉下夫妻頭胎生女可再生第二胎，本身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妻可生兩胎。鄉下地區多半不管規定，因為一般人家都是大家庭，而且仍有重男輕女的觀念，但通常會對戶口調查員隱瞞第三和第四胎。
然而，鄉下地區常有強迫墮胎的事，不時傳出婦女被迫終止懷孕或絕育的駭人傳聞。不過很多地方官都會對違規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很清楚鄉下農民老年唯一可能的依靠就是成群兒女。至於那些沒報戶口的小孩可能暫時沒事，但長大卻無法申請入學或就醫，甚至連姓名都不具法律效力。相反的，那些隨著經濟發展致富的 人，只要付清罰款〈最高可到十三萬美元〉，就可以躲過生一胎以上的法律制裁，用不著躲躲藏藏。
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刑罰差距很大，因為罰款是根據模糊的「養育小孩的社會成本」來計算。之前我們提過中國的社會差距極大，因此這種計算標準極不準確。在南方 富庶的深圳市，一對夫妻被罰七十八萬元，因為他們一九九七年生下一子，二零零三年又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嬰。報導揭露，他們的房子被「依法」查封，大門貼上有 地方法院印信的白紙條。報導指出，依法還可切斷這家庭的電源。政府也有權切斷違規者親戚家中的電源。古代的「連坐法」顯然又在「新」中國重生。
然而，也有地方規定罰款為當地平均薪資的三倍。二零零七年有些地方為了遏止違規生子，把罰款提高到平均薪資的六倍。最近中國東部省分的相關單位為了譴責違 反一胎化規定的人，宣佈實施「公佈名單」的政策。其中一省的家庭計劃官員張文表說，「大家很清楚有些名人直接花錢了事，這種行為一定要制止。」然而調查發 現，不管政府怎麼規定，約六成中國人想生一胎以上。
上海市政府最近宣佈頒給無子女的退休夫妻四千六百元獎金。家庭計劃官員陸廣華表示，這「不是鼓勵夫妻不要生小孩，而是在表揚對國家家庭計劃有貢獻的人。」 長子或長女十六歲前因車禍導致肢體殘障，後來卻不再生育〈雖然法律准許〉的夫妻，也可獲得獎金。但領養孩子的夫妻卻拿不到獎金。也許給孤苦無依的孩子一個 家，不算「對國家有貢獻」。
類似政策也在鄉下實施。六十歲以上、只生一胎的夫妻可得獎金，但一年只有六百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認為，這對解決鄉下貧窮問題有很大幫助。 中國幾億鄉村人口將近八成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生活全依賴存款和子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衛建民坦承，「每人每年六百元數目很小。」
中共也開始懲戒超生的官員。例如，二零零七年陝西省官員秦懷文，因跟妻子生育三女、跟二奶生育一子一女而被免職並開除黨籍。當初是因為二奶不滿他給的養育費太少，事情才會爆發。他還多了個「通姦」的罪名。
這比廣西省很多鄉下農民受到的懲罰輕很多。二零零七年五月家庭計劃官員嚴格取締超生家庭。懷孕婦女被迫墮胎，女性也被迫做健康檢查。據當地人陸文華〈音 譯〉說，超生的家庭罰約一千三百美元，但有些報導說罰款從七百八十到七千八百美元不等。陸說，當地一般收入的家庭約罰一百三十美元。取締人員身穿軍服、手 拿大槌。
取締行動後來引起大暴動，多達兩萬民眾丟石頭、砸窗戶和到處放火。有些報導說最多造成五人死亡，但當局全盤否認。另一名吳姓村民說，「取締人員好像當年的 日本軍隊，如果不付罰款就拿走全部東西，還把房子毀了或拆了，甚至把人家的柵門和碗都搶走，剩下一個空蕩蕩的房子。」
這種蠻橫的手段導致中國人民只好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險。中國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說，「有些不敢申請生育補貼，怕超生受罰，就選擇在家生產或在價格低、不合格 的私人診所接生。」在私生子普遍的鄉下地區，二零零三年平均每十萬名母親就有65.4人生產時死亡，比城市的比率高很多〈每十萬人有27.6人〉。同年美 國的比率是每十萬人中9.3人生產時死亡。
婦女服用受孕樂以增加壞雙胞或三胞胎機率〈不算違反一胎化政策〉，也可能危害健康。女性到藥局就可買到受孕藥，但很多人卻不清楚其中的風險：過量使用可能患卵巢癌或乳癌。政府當局並未紀錄多胎生產的人數，但根據南京市醫院的數字，多胎率比前十年多了一倍。
經濟較寬裕的夫妻設法到國外生產，這樣新生兒可以入外國籍，就能兔受國內家庭計劃法規的制裁。管越來越多富裕家庭兒女成群，漸漸引起民眾的反感。二零零七 年初有份調查發現，六成受訪者覺得名流富豪比一般家庭還多子女很不公平。此外，也有人花錢買到第一個孩子的身體或心理殘障證明，這樣就能放心生第二胎了。
除了上述的嚴峻手段以外，當局也有一些不露痕跡的節育方法。中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是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比很多國家都高，目的就是要提高女性生頭胎也是唯 一一胎的年齡，因為傳統認為婚後的第一要務就是生小孩。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表示，「國內有些地方仍盛行早婚，尤其是鄉下地區，這跟家庭計劃政策相悖。」
政府無意放寬一胎化政策。二零零六年底，北京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李芸莉說，「北京目前的家庭計劃政策不會改變。」針對有些大學學歷的人要求多生一胎，李回答，「這些人不一定樣樣都突出，因為人格特質是個複雜的問題，學歷高不是絕對的保證。打個比方，這些人的孩子可能就沒有鄉下孩子那麼健壯。」李 還說，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比鄉下居民多，因此該把超生名額先保留給鄉下居民。對李來說，能多生一胎就是對鄉下居民的獎勵，完全不考慮鄉村地區有沒有充 分的醫療、教育和經濟資源，確保孩子健康成長。
世界上有很多種節育方法，最多的是直接墮胎，間接方法有戴保險套或吃避孕藥等。或者像中國的情況，由政府強制實施。中國政府傲稱自己的家庭計劃政策十分成功，常說中國因此少了四億人口並將此視為一大「成就」。
如果不從中共政策預設的觀點來看，這四億人本來是九千萬獲准出生者的家人、手足，是可能給這些獨生子女正常家庭、信任、快樂和血緣傳承的末出生幽靈。選擇 不要小孩和被迫不要小孩，兩者之間有心理上的差距。有些社會認為夭折的胎兒也有靈魂。若從這個觀點來看那些無法出生的胎兒，那麼他們精靈魂肯定是股強大無 比的力量。
玻璃小孩也許有一天會認為，自己爸媽先是受騙上當最後被迫投入這個節育計劃，其規模之大，在任何非戰亂國家都前所未見。第二個危險族群背後跟著四億不見天日的幽靈，有一天將會反過來採用「連坐法」，為自己父母和中國家庭討回公道。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四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共產黨猶如蝗蟲般啃食著中國固有文化遺產。
在外太空看不到萬里長城。第一個上太空的中國人楊利偉說他二零零三年十月繞行地球軌道時，看不到萬里長城。不過，如今連在地表上也越來越難看到萬里長城了。
英國人林賽〈William Lindesay〉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研究長城，二零零七年展出長城照片，局部一一對照，呈現長城百年來的改變。舊日的長城照片跟今人看到的長城很不一樣。照片中的長城角樓和高塔羅列，通道安全堅固，城牆毅然屹立。但今日實際看到的長城卻一片破敗，通道殘缺朽壞，過去的壯觀美景如今大多成了碎石堆。
其中有張百年前照片呈現的是人稱「姊妹樓」的長城一隅。照片中兩座巨大的烽火臺砌在樹木點綴的山腰上，俯看著大河，看上去堅固又雄偉。那是力量、自信和榮 耀的展現，是中國人引以為榮的標誌。但林賽拍的照片呈現塔樓今日的景況，令人心驚。昔日的塔樓如今只見其中一樓殘留的基石，另一樓整個消失，徒留一片幻 影。兩張照片放在一起戲弄你的心智。一開始是震撼，接著覺得驚奇，等意識到「消失」是永遠的時候，悲傷就會浮現。
連河流也不見了，因為過度使用河水和疏於管理而乾涸殆盡，錯就錯在當局認為經濟發展應該先於史蹟保存。山腰上只見幾株零散的樹木，和一片光禿禿的山壁。
當地的八十二歲老居民呂文財告訴林賽，「姊妹樓都沒了，都破壞了。」呂說，起先是二戰期間被日本轟炸機破壞，不過真正嚴重的破壞在一九七零年代，解放軍搭 鐵路通到這裡的時候。他們拆了樓，拿石塊去建臨時藏身處；士兵走後，當地人也把磚塊拿去利用。呂說的故事在長城沿途一再重演。數十年的疏忽和破壞，就這麼 毀了人類最偉大的建築成就之一。
中國常哭訴：『我們是外強干預的受害者』，很多時候外強確實對中國造成極大阻礙。然而，長城毀壞和乏人維護，卻都是「中國人自己的疏忽造成的」。感覺上「中國」和「文化」簡直是水火不容。
「長城在上個世紀所遭到的破壞實在慘不忍睹，」林賽對路透社表示，「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我還會看見農民拿著鋤頭來拆樓，把磚塊放在籃子上扛下山，用來蓋豬圈、外屋和廁所。」，「長城目前最大的威脅是急速發展的觀光業，」林賽說。「八達嶺在世紀之交的照片中，是視野壯觀、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長城，因為接近北京，可從北京進入，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就成為觀光發展重點。然而這裡的改建卻俗不可耐，有高速公路直通，還出現了纜車、庸俗商品、卡拉 OK，「八達嶺化」使長城失去了宏偉氣勢。」
二零零四年中國媒體報導，「長六千三百五十公里的長城現在只剩三分之一，而且持續縮短中。」媒體舉了河北省的一個例子：「調查小組發現六百年歷史的紅峪口長城斷了十四公尺時大吃一驚。被搬離的城牆磚塊就堆在一旁和缺口兩旁，」而且兩邊延伸而去的斷裂牆面都塗上水泥。
一九九九年內蒙古某公司為了建路，拆了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建成的一段長城。該公司被罰一萬美元。長城專家也是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董耀會表 示，「這種根本像笑話的小額罰款簡直是叫人民儘管拆。」董一九八四到八五年間徒步走完長城，可能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人。
也許正是因為處罰輕微，二零零六年才會有另一間內蒙公司開挖某段二千二百年歷史的長城，用挖出來的土填屯他們正在建造的工廠。內蒙古文物管理處處長張海斌 說，遭毀的部分有九十八公尺長、五．八公尺寬、三．四公尺高。『只是一堆土嘛，』某村長郝正軍〈音譯〉說。他帶領並幫忙工人搬土，明知道城牆受政府保護還 強辯。是啊，但這『一堆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心臟，還有應該尊崇而不是破壞的數百年歷史成就，中國就好像「敗家子」一樣，把自己故有的歷史遺跡毀滅怠盡。
二零零七年，古蹟單位也宣佈將對陝西省和內蒙古邊界的煤礦公司展開調查。這些公司在明代建成的一段長城鑿洞讓卡車通過，這樣就不用付過路費。同年，媒體報 導甘肅省的長城可能因為沙塵暴侵蝕，二十年內就徹底消失。之所以有沙塵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九五零年代起環境持續遭到破壞。二十年來，西元前二百年即已 建成的四十公里長城已經消失。
中國在二零零二年〈《文物保護法修訂案》〉、二零零三年〈《長城保護條例》〉通過了許多保護長城的相關法案。但這些法規跟中國很多法規一樣，都定義不清也 無具體指出哪個部門負責什麼、由誰執法、懲罰方式以及如何監管？或他們更關切並貫注於他們的『網路長城』〈資訊封鎖〉；而有如巨龍般的長城一直代表龍的傳 人的中國人象徵，亦正正毀於中國人自己手裡。有這麼多解放軍可利用，萬里長城卻無人看管，實在令人納悶。
儘管嚴重破壞持續不斷，中國卻一直到二零零六年底才首度通過第一個真正可保護長城的法規。此法禁止人民在長城上塗鴉和騎機動車〈不可思議！〉，也禁止搬運 長城的泥土或磚塊、種樹、刻畫城牆或進行任何無法保護城牆的工事。上面明訂違法者可處一萬到五萬元罰款；違法公司可處五萬到五十萬元罰款，但沒提到重刑， 例如坐牢。
中國對長城的態度，清清楚楚呈現了「文化滅絕」的過程，即一國為了經濟發展而摧毀文化遺產的過程。
自毀文化在中國已有一段歷史。中國很多珍貴文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這場毛澤東為了鞏固權力而引發的動亂，造成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大規模毀滅。其中大 多由人民操刀，他們全心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湮滅中國歷史。沒想到毛輕易就說服全國上下群起破壞珍貴無比的歷史文物，而且幾乎無人反對。
不過某部分中國歷史倒是得到許多關注，例如圓明園。此園歷經清朝六個皇帝陸續建成，一八六零年遭英法兩軍火燒並洗劫，當作給中國的「教訓」。此後它就一直是片廢墟。到了二零零四年某會議討論該不該重建圓明園，大家一致認為沒必要。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葉廷芳表示，「那片廢墟是西方所犯暴行最具體的證據，該像犯罪現場一樣保存下來。荒涼冷清的遺跡是對西方侵略行動的無聲控訴，也是進行 「愛國教育」的理想地點。」另一位評論者說，「維持原樣圓明園才能清楚呈現西方聯軍犯下的罪行。重建圓明園，說不定日子一久人民就會忘了這段沉痛的歷史。」
二零零八年，有人提出另一種方案。中國某公司想斥資二十八億美元，在浙江省複製一座圓明園。但圓明園管理處發言人宗天亮說，圓明園紀錄了一段歷史，而歷史 不可能重複。國際知名的建築專家阮儀三指出，「複製沒有必要，因為圓明園已被聯軍摧毀，目前的遺址就是那段歷史恥辱的證據。」受害者心態又來了！
不過常見的情況是，加害中國的不只是外強，還有中國人自己。其實有很多文物逃過了英法聯軍的洗劫，但數十年來也日漸消失，因為中國人一點一滴將園內物品 「搜刮殆盡」。另外，文化大革命間破壞得更徹底，群眾推倒八百公尺長的院牆，砍倒一千棵古樹，洗劫或摧毀了無數物品。結果有誰呼籲建立一座中國自毀文化的 紀念碑？沒有。因為對中國這個『受害者』來說，侵略者一定來自國界以外。
北京的傳統住宅胡同也快速消失。胡同是院落式的一樓灰磚建築，屋頂鋪磚，別有韻緻。一九八零年代北京有三千六百多條胡同，四百五十八條從明朝就有了。其中 四成在一九八零年代拆掉開路和蓋摩天樓。現在北京近七成古老胡同已經毀壞或殘缺，一成五徹底拆除，換上現代建築，其他的也嚴重受損。
中國媒體說，「很多人擔心北京失去了老京城的某種神髓。」雖然國內不是沒有保護文物的法規，但多半不受重視。也許中國人民是從毛澤東身上得到的靈感；當初就是毛澤東下令拆毀北京城牆，對「新中國」該怎麼看待文化遺產下了第一道指示。
北京某建築保存協會的成員胡兆年〈音譯〉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表示，「確實有單位執法保護古蹟，但不是一直都這麼做。當局跟房地產商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二零零七年二月，北京某區單位要求八十戶人家在五月前遷出東四八條胡同。這條胡同從明朝就有了。除了歷史悠久之外，中國的文化名人京劇大師梅蘭芳也曾住在 那裡。另外，當局也宣佈拆除廣和劇場〈梅十歲初次登台的地方〉，完全不尊重一代大師留下的歷史記憶。廣和劇場建於明朝，後來觀眾流失，年久失修，二零零零年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將它列為「不安全」建築。北京的城市規劃師馬德凱二零零七年說，老劇院會被「美國好萊塢那種現代而專業的場地取代，一年到頭都有表演，還有高檔精緻的節目。」
東四八條胡同雖然在北京二十五個受保護地區之列，還是為了興建商業大樓預定拆除。當局夷平一片院落，但居民發起抗議，只好延後拆除日期-----但不是取 消。一名區代表說重新開發案並未因此喊停，並表示「拆遷組會持續跟居民協商補償金額。」居民很失望拿到的補償金不到現今一間市區公寓價格的一半。
這裡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官員和人民爭論的不是摧毀文化的問題，而是「錢」的問題。這種一致不尊重文化的態度正以可怕的速度抹去中國的歷史古蹟。很多胡同居民 迫不及待想搬出去，因為胡同裡空間狹窄，而且往往不太衛生。當局似乎沒錢為這些生活環境差的居民安排新居，或是整修胡同以保留中國的文化遺產，卻有數十億 元投入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周邊的宏大建設。
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又如何？馬廄已被時代淘汰，但馬房住宅現在大受歡迎又昂貴，有些就是舊馬廄改建的。只要有正確的態度，翻新歷史建築並不難，又可幫助社區發展。
上海過去也到處可見傳統住宅：石庫門。這種石料跟磚塊結合的住宅，最大的特色就是門口的石頭門框。雖然是中西合璧的建築概念，但終究是中國獨有的混合樣 式。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上海有三千條石庫門弄堂。上海同濟大學歷史建築研究員林維航說，到二零零四年石庫門弄堂已經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拆，「照這種速度，不到十年這些僅剩的老巷弄就會消失。」
二零零六年，也在同濟大學任教的國際知名中國傳統建築專家阮儀三表示，上海這種大小的城市應該約有五萬筆受保護建築，但上海當局只宣佈了六百三十二筆。上 海當局確實公佈了全市列入保護的花園別墅、豪宅、公寓和住宅巷弄，但同樣沒有明訂違規懲罰辦法，這表示規定了也是白規定。
然而，光是口頭建議並無法保存文化，當然也無法保存中國大城的傳統建築。由於缺乏規劃和對建築遺產的重視，上海批准了四千多件高樓建設案，基本上能利用的土地都不放過。從空中看，感覺就像經濟之神在上海這城市撒滿了摩天大樓。
「上海新天地」這個耗資一億七千萬美元的再開發案，目的在阻止石庫門被千篇一律的辦公大樓取代，呈現的是二萬平方公尺大的餐飲和娛樂中心。過去這裡是住宅 區，住了很多上海人家，原居民遷離，多半搬到偏遠的郊區。裡頭仔細保護的建築確實展現了石庫門的風格，但居民大批遷離，原來的建築意涵也跟著遠去。取代原 居民的高級精品店、酒吧、餐廳和俱樂部，形成了一個迪士尼化的資本主義殿堂。
今日中國可見許多歷史弔詭，一個就是：中共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一大〉、拓言終結貧富差距的地點，就是在新天地。當年參加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是否想得到他們為國家制訂的政策，將徹底改變並摧毀中國的文化傳統。
中國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二零零七年表示，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再開發案，造就了「一千個一模一樣的城市。」他痛批政府「盲目追求大、新、異國情調」，並說中 國面臨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三輪大破壞，前兩輪分別是一九五零年代末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六到七六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跟仇保 興一樣，批評地方政府「草率決定」拆毀失修的珍貴歷史建築，以假造的文化遺跡代替。他說「這就像把無價的真跡撕毀，拿廉價的複製畫代替。」他指的可能就是 新天地這類開發案。新天地成功創造商機，中國各城紛紛仿效跟進。
文物局局長單霽翔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表示，「鄭州.....有二千七百多年歷史，當地開發商有三成在我們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動工，然後突然間什麼都沒了。」單有次發言更令人心驚：「我們這一代人很可能把大半人類最珍實的遺跡摧毀耗盡。」
這樣破壞自己的文化，往往使年輕一代以為外國文化較有價值。缺乏文化敏銳度漸漸形成另一種普遍心態。頗具聲望的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系訪問了三千多名學生，發 現九成三認為英文非常重要，但僅八成七認為中文很重要。「顯然英文全面勝過中文，」調查負責人於海表示。「英文的影響力太大，連中國文化似乎都被擠到邊緣。」同一份調查發現，只有五成二的學生說得出中國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而有四成一說不出除了幾大國定假日之外的傳統中國節日。
建築的「在場」和身體的文化敏銳度下降，這兩者的關係深遠又值得探討。沒有建築文化展現中國獨特輝煌的歷史，年輕一輩的中國人就會找不到文化觀的支點。
中國節日日漸冷清，西方節日反而越來越受歡迎。中國大城都熱烈慶祝情人節和聖誕節。上海商業區為聖誕節精心佈置已經成了常態，而且到哪裡都聽得到《紅鼻子馴鹿》、《聖誕老人要進城》、《白色聖誕節》等聖誕歌。二零零六年，網路發起抵制聖誕節的活動。中國最大網站之一新浪網對此作了調查，得到四萬多筆迴響， 其中五成三同意應該抵制聖誕節，三成認為慶祝聖誕節是個人選擇。
「變質」的聖誕節在中國構成兩大威脅。第一，年輕人歡慶且重視聖誕節，反而忽略了對傳承中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中國傳統節日。第二，中國人慶祝聖誕的狂熱方 式，把一種文化上、經常也是宗教上的慶典消減為一種無意義的狂歡派對，年輕人慶祝聖誕的方式就是去迪斯可舞廳跳舞。怪外國人腐蝕中國文化倒很方便，但事實 上最無情踐踏中國傳統文化的，是中國人自己。
國營的中央電視台主播芮成鋼，在部落格上指控星巴克故宮店「破壞故宮的莊嚴氣氛，踐踏中國的文化。」雖然這家星巴克早在二零零零年就開張，芮的文字還是引 發熱烈討論，五十多萬網民響應他的訴求。二零零七年七月這家星巴克關門。然而當初星巴克會在故宮設點，其實是受故宮管理者之邀，因為他們亟需經費維護故宮 設施。
故宮博物館發言人馮乃恩表示，「這家分店並未造成任何傷害，也融入周圍環境.....我們會批准是因為想要提供更多國際水準的服務。」馮還說星巴克的租金 都用在維護工作上-----那麼星巴克關門，故宮可要失去一筆收入了。要是中國人民真的關心「故宮的莊嚴氣氛」，也許該先確認故宮的維護工作是否全由政府 贊助。
筆者跟當地人討論到文化保存之類的問題時，都會問，「中國文化屬於誰？」最常聽見的答案是：中國人民。我們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說「中國文化難道不屬於全世界嗎？全球人類難道不能享受你們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成就嗎？」他們會停下來想一想，十之八九會同意。我們接下來會問，「那麼如果不完全屬於你們，你們為什麼要一直破壞它？」對方的答案就不會每次都那麼肯定了。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交通亂象在大陸只是亂象的鳳毛鱗角而已。
上個月你闖了幾次紅燈？上週呢？昨天呢？如果你是中國人，一天闖三四個紅燈並不稀奇。
在中國，大家都對日常規則視而不見。腳踏車和輕機車騎上人行道。行人隨便穿越馬路，連在公路上也一樣。地鐵乘客不等車上的人先下車就擠進車廂。好好的隊伍變成你推我擠一片混亂，因為越來越多人直接插隊。顧客跟商家說好不拿收據，表示雙方都免繳稅。街角有人發放廣告單，提供從小耳朵和假文憑應有盡有的非法商 品。
漠視規定的情況太普遍，根本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警察或相關單位也接受甚至容許，而且很少直接挑戰這種現象。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這個國家比你想像的還要自由得多。當然不是全部中國人都不守規矩，但周圍都是誘惑，難免會把持不住。
筆者在中國期間從沒看過交警攔過車，也沒看過公路巡警攔下闖紅燈的車開罰單。我們在中國待了近二十年，起碼看過一次吧，但真的沒有。一次也沒有。我們倒是 常看見警車停在十字路口附近，而警員就坐在車裡聊天或抽菸，好多車就在他們面前闖紅燈。夏天時，他們的藉口是『車上冷氣太強，車窗都起霧，看不清楚車輛違規』。
我們也滿常看見中國警察騷擾路邊攤，這些小販通常是中國最窮的一群人，只是想賺錢糊口。感覺上你跟你居住的城市關係越遠，就越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也 會更加嚴格執法。鄉下人可要當心！難道現今在中國，錢越多，就越可以不把法規放在眼裡嗎？是，這樣沒錯！鄉下人享有的權益較少，如果違抗警察就有被趕出城 市的危險，但城市居民就沒有這層顧慮，不管有沒有誠實納稅都一樣。
可想而知，人民不尊重法規，當然也就不會尊重執法人員。在中國只要發生道路衝突，小至行人發生口角，大到兩部車擦撞，一定都會引來熱心的群眾圍觀，警察通 常會出面調解。警察忙著調解時，圍觀人群就會大喊大叫甚至咒罵警察，甚至伸手去戳警察的襯衫。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光是對執法人員大小聲都可能被捕。在中國，值勤時遭人侮辱似乎是工作內容之一。據二零零七年的媒體輔導，「〈二零零六年〉因公殉職的警員平均年齡比二零零五年低。據公安部調查，去年的平均年齡 約四十歲，比前年少四歲。」
在中國，大家漠視的是小規則，而且社會普遍覺得無所謂。比方違反地方規定亂吊衣服，搭大眾交通工具投假幣，在許可時間以後繼續施工。再加上中國缺少可轉換金融工具，如果善加利用這點，誰會知道你手中有多少現金？絕對不是稅務員。
漠視規則也是一種生活規則。漠視規則不算什麼，尤其當社會大眾都這麼認為時。但違反規則可就不一樣了，違反規則需要勇氣。在今日中國，站起來說「停！這是錯的，我抗議！」需要莫大的勇氣。而且很危險。缺少有勇氣站起來說「我抗議」的人民，是中國跟偉大無緣的最重要原因。有勇氣站起來的少數人則會面臨想像不 到的危險。
想想蔣彥永醫生的例子。他就是二零零三年揭露中國政府隱瞞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疫情的醫生。他的勇敢迫使中共坦承事實：疫情已經失控，造成 多人死亡。當時，蔣醫生成為舉國推崇的英雄。後來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政府承認一九八九年出兵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抗議群眾是個錯誤，當時他也是照顧大屠 殺受害者的醫護人員之一。為此他遭公安拘禁了好幾個月，獲釋後持續被監視，並禁止對媒體發言。
二零零七年蔣醫生榮獲紐約科學院的裴杰斯科學家人權獎，但他服務的政府單位不准他辦旅遊簽證、赴美領獎，儘管北京當局一句話都沒說。
另一個挺身而出的是吳立紅。他揭發工廠把污染物倒進太湖因而遭到迫害。跟蔣醫師的情況類似，一開始媒體把吳捧上天，家鄉江蘇省的環保單位也封他為二零零五 年中國十大環保鬥士。但當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繼續揭發不公時，馬上引起當局很不一樣的反應。二零零七年四月，他被捕並被控勒索持續污染湖泊的公司。據媒體 報導，「檢察官說吳在日記中詳細紀錄了勒索目標的名單，還有他打算從污染環境的公司或企業敲詐的數字。」
開庭當日，他就被判刑三年及繳回據說他敲詐得來的五萬五千元，另外還得支付三千元罰款。中國媒體自然沒報導他太太和朋友都認為這些指控不實，是「那些想封 他嘴的地方官誣賴他」。他們也沒報導吳說他在看守所遭毒打，還有他原本打算赴北京把詳細調查結果呈給中央，沒想到就在這個節骨眼被捕。
二零零八年，維權人士黃琦被捕。罪名？幫助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中痛失子女的父母，揭露倒塌的校舍偷工減料。他甚至在被捕後三個月才見到自己的律 師。在網路上公布倒塌校舍照片的老師劉紹坤，同樣被捕並送往勞改營一年。這些舉發者往往還沒跨越從地方政府到北京當局這段官僚上的距離，就會碰上離奇的不 幸。
吳立紅的妻子許潔華在丈夫入獄後持續為環保努力。她控告國家環保總局將老家宜興市命名為「全國環保模範城市」不符事實。她對路透社表示，「這裡的污染嚴 重，居民常抱怨。我們認為這城市沒有資格當環保模範城市。」法院拒不受理，但她對路透社說除非環保總局收回此稱號，不然她不會放棄。
向國際發聲，中國也不允許。一場旨在幫助中國愛滋患者爭取法律權利〈普遍不受重視〉的愛滋病會議遭到停辦，這場原訂於二零零七年中舉辦的國際會議，本來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專家。
在杭州某藥廠工作十七年的女員工周歡喜也發現了不法事件。她向當局舉發任職公司在孕婦用藥中摻入假的或末經許可的成份。《洛杉磯時報》報導，周表示地方單位不但不採取行動，還反過來指控她。後來她被判刑三年。
《洛杉磯時報》也報導了中國盛行的賄賂文化，並指出收賄者有時會受罰，但行賄者卻很少有事。報上說，「收受超過六百六十五美元的賄款就可能惹上官司，行賄者卻要送出一千三百美元以上才會被起訴。」
山東省一千餘農民也因舉發不法而受到騷擾。從一九九三年起當地政府就逼農民放棄土地，意圖霸佔土地成立開發區，農民因此失去了謀生工具。一九九七年當局接 收農民的土地，二零零三年強迫村民遷村。村民抗議政府強行將人驅逐，結果被捕。然而據媒體報導，到二零零七年為止該地還有逾十三公頃被強佔的土地末利用。 村民說政府寧願空著土地，也不讓他們重回當地耕作。
大城市的居民碰到不法官員同樣莫可奈何。上海在陳良宇市長的帶領下，投入數十億元提高上海的知名度，但人民卻很少受惠。《紐約時報》報導，「近年來高層貪腐傳得沸沸揚揚，陳在市政府開會都得部署大批保安，陣容可比外國領袖來訪，因為示威人群不斷出現。」但人民再怎麼勇敢抗議都沒有實質效果。陳在二零零七年下台，不是因為民怨沸騰，而是領導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
儘管政府經常漠視甚至迫害舉發者，北京卻在二零零七年鼓勵公職人員告發濫用經費建造豪華政府大樓的上司－－這在中國很常見。政府會出此對策，是因為 爆發了河南省濮陽縣貪瀆案之類的醜聞。媒體報導，「濮陽雖是中國最貧窮的縣之一，濮陽縣政府卻花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興建辦公樓.....調查發現該縣勞動及社會保障局挪用某化肥廠託管的資遣員工退休金和生活補貼金共七百七十萬元，用於建設辦工樓和培訓中心。」六月初，二十名官員因超標準修建辦公樓而受處 分。由於舉發上司日後恐遭報復和悽慘下場，官員當然不太可能願意出面舉發日後可能晉升黨幹部的瀆職官員。
網路「通緝令」在中國日漸盛行，也許就是因為公開揭發不公平事可能惹禍上身。這種社會現象始於二零零六年初，當時網路上出現一條虐待動物的影片，片中的女 人穿著高跟鞋踩踏小貓。憤怒的網友發起追查此女的行動，不到幾天就找到人。網友把該女的姓名、住址、身分證甚至車牌號碼都公佈在網路上。後片中的她本人和 拍片者都被停職。
這次「成功」出擊之後，網路伸張正義行動激增，很多人利用網路追捕擾亂社會秩序的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教授劉莘認為，「網路通緝令有助於提升社會規範」。但那些發出「通緝令」的人果真是網路英雄，還是不敢露臉的膽小鬼？目前為止從來沒有網友要求追捕天安門大屠殺的凶手。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徐翔就認為，「大多時候這種網路通緝令是一種私人恩怨引起的網路暴力或折磨，跟提升社會規範無關。」
「網路通緝令」其實呈現了中國社會對「規定」的態度，並建立在「人多就安全」這個原則上。有數千或數百人同仇敵愾，就沒有任何一個人必須站出來。同理，說到漠視規則，社會大眾以「大家都這麼做」為藉口漠視規則，同樣指向「人多就安全」這種心態《註:人群共犯心理》。
漠視小規則只能讓有如壓力鍋的國家排出鍋內多餘的蒸氣，法治在這種國家中毫無力量。要是一個社會乖乖接受領導者要他們接受的這種狀況，就不可能進步。唯有藉由探究、面對，甚至打破規則，一個社會才可能改變和進步。甚至變得偉大。
中國把外國人的理論，主要是列寧和馬克思理論，當成自己的政治動力。這些外國『英雄』成了楷模甚至偶像。但中國本身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偶像，只有像毛和鄧這樣的追隨者。
中國的異議份子也有類似的問題。他們沒有可當成指標的抗爭傳統，至少沒有中國本土的傳統。他們的偶像和楷模也是外國人，比方華勒沙、索忍尼辛、哈維爾。還 有美國偉大的自由夢想家，金恩博士。勇敢的中國異議人士是中國的稀有動物，而且幾乎全遭中國社會忽略或滅絕。中國沒有遊行隊伍要求政府釋放良心犯。怎麼可 能？政府不讓人民知道這些犯人的存在，知道的人大多也不想說出來，大概是怕遭到類似的命運。
想想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十九世紀初他為了廢除奴隸制度作了那麼多事。想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二十世紀初她積極爭取婦女投票權。想想卡森〈Rachel Carson〉，她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掀起了全球環保運動。這些人都不只是漠視規則，而是打破規則，使國家能夠在生機盎然及正面發展下，越來 越自由。
中國並不是缺少這種人，問題是這些人不肯把頭露出圍牆。現今的中國文化和社會都把順從和一致擺在第一位。大家一致漠視規則，也一致拒絕打破規則。當中國人感到恐慌，恐慌自己看到的國家毫無改變，政治自由也毫無長進時，那股電流才會攀過圍牆，衝向最前線。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二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立國之本是靠神話及謊言兩大元素。
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說過，「如果你說的謊夠大，而且不斷重複，人民終究會相信它。這個謊要延續下去，國家就絕不能讓人民知道這個謊導致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因此國家運用所有權力打壓異議，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真相是謊言的死敵，由此往下推，真相也是國家最大的敵人。」
中共領導人把這番話發揮極致，現今的中國實際上就是個謊言王國。幾乎所有官方新聞稿和官方聲明都是一半真相和全部謊言混和而成的結果，有時不著痕跡扭曲真相，有時睜眼說謊話幾乎讓人信以為真.....直到想起謊言意圖隱瞞的苦難才猛然清醒。
中共現今的偽善發言建立在他們捏造和杜撰的歷史上。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二零零七年中宣佈贈與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新史料就是一例。他說日本有些設法淡化大屠殺的政 治人物，「試圖抹殺或掩蓋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的作法將遭到國家社會的譴責。」他還表示「試圖抹除大屠殺記憶的人缺乏正確的歷史觀和面對歷史的勇氣」，並說「中國希望日本以負責的態度妥善處理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你可以想像日本外交部發言人說，「日本希望中國以負責的態度妥善處理天安門大屠殺 等歷史問題」嗎？偽善也要考慮對象，不能自說自話。
中共以不負責任的方式處理歷史，不斷編造故事美化自己的行動，而且往往以犧牲他人為代價，這已經成了他們的一貫手法。例如，真正的「長征」《譯注：中共紅軍 遭國民政府圍剿失利後展開的逃亡，但中共將之塑造成可歌可泣的萬里長征》跟中共對外宣稱的版本截然不同；而毛澤東導致數千萬人死亡所犯的許多錯誤《編按： 作者指的應是一九五八至六零年的「大躍進」》，這些都從官方紀錄上抹除，至少從中國歷史書上抹除了。
中國政府聲稱，「中國從未先發制人攻打任何國家，這不是國防部會採取的策略。」這是中共為了否認五角大廈對中國龐大的軍事花費產生的疑慮，而氣沖沖提出的聲 明，但這完全是謊言。中國一九五零年代攻打韓國，明顯就是「先發制人」的武力行動，一九七九年更是在「完全沒受挑釁」的情況下就攻打越南。
在這些歷史謊言的調教下，也難怪對現今中國政府來說，神話和謊言就等於「真相」。而「最真實的」謊言始於最高層。二零零七年中，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見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鮑森〈 Henry Paulson 〉時表示，中國仍是貧窮國家，因此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經濟威脅。她說，「中國能威脅誰呢？我們沒那種能力。現在和未來我們都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吳儀提出中國還有兩
千三百萬人生活貧困的事實，支持自己的論點。她也提到鮑爾森的青海之行，表示很高興鮑親眼看見了當地的貧窮程度。
中國確實有好幾千萬人連溫飽都有問題，但整體國家絕對稱不上貧窮。吳說這些話的同時，她任職的政府累積了一兆三千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一座超乎想像、快速 增加的錢山，但青海省的窮人顯然分不到。到二零零八年底，這座錢山已經漲到一兆八千億美元。中國富有並不表示貧人也會受惠。
中國總是很快否認自己可能對別國構成威脅，另一方面卻隨時準備指控別國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根據中共中央委員會台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說 法，二零零七年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作法，「證明陳水扁是徹頭徹尾的陰謀家和破壞者，會毫不猶豫犧牲台海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然而中國卻一再威脅要攻 打台灣，並在台海周邊部署大軍並持續增兵。
中國也在二零零六年發表美國人權紀錄指控美國侵犯人權：「五角大廈調查小組監視了五千餘聖戰士的網站，每天鎖定二十五到一百個最偏激活躍的網站。」上面還 說，「二零零六年五月，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譴責美方在伊拉克拘禁約一萬四千名俘虜卻不起訴也不送審。」然而，中國不只投入大批資源監視激進分子的網站， 甚至監視人民在網路上的一舉一動，並封鎖許多網站，連他們用來批評美國的國際特赦組織也包括在內。
國營媒體在相關報導中說，「中國提出的資料也指責美國未能保障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並指出「少數民族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我們在本書其他地方提過，中國政府經常以極其橫蠻的方式侵害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是中國最貧困的一群人。
二零零七年中國人權研究會代表團訪美期間，代表團團長董雲虎說，「中國在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和保障公民政治權利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顯著進展。」他接著說， 「中國將人權保障的制度建設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擺到了顯著地位，先後制定了《監督法》和《物權法》等一系列重要法規，從法律制度上加強對公 權力的制約、監督和對公民政治權利的保障。」
童話故事大多以「很久很久以前....」起頭，但在中國卻以「中國把....擺到顯著的地位」起頭。這是中國編造謊言、假裝解決問題時慣用的辭令。
儘管把保障人權「擺到了顯著地位」，二零零七年卻有報導證實北京政府狠狠剝奪了個人的自由。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共掌控的天主教會〉五十週年致詞時說，愛國會「培養人才卓有成效.....維 護天主教徒的合法權益」，一句話就點出當局界定的『信仰自由』。他鼓勵天主教愛國會「凝聚廣大的宗教人士，進一步加強工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貢 獻更多。」顯然唯有當人民的「權益」跟黨的目標一致時，才能獲得重視。人民的信仰自由和黨的政治目標結合，會生出什麼樣的後代？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一項調查，證實了黨的謊言效力有多大。這份調查訪問了七千多户家庭，發現「74.9%的中國城鄉居民認為中國社會『十分和諧』或『相當和諧』，約75.8%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相當穩定』或『非常穩定』。」可是目前，中國每年都有八萬多宗抗議不公的暴動或遊行。
這份調查也發現，「約八3.4%的受訪者『相當同意』或『非常同意』中國目前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暫時的.....約91.6%『相當同意』或『非常同意』黨和政府有能力將國家治理好。」中共知道你住在哪裡、說了什麼，只要看中國的任何一份民意調查就知道！
二零零七年，媒體報導黨中央有份報告「展現了....為 建立一個持久的內部民主機制所作的努力」，並指出二零零三到零六年間，有一萬五千名黨員「經由公開選舉晉升到領導位置。然而，仔細檢驗就露出馬腳。媒體 說，「〈一萬五千人中〉三百九十多人是縣幹部，約三千八百人是鄉領導幹部。」這表示這些『領導位置』多半是鄉級以下幹部，因此沒什麼影響力。
「專家指出，在黨內發展民主是政治改造和在中國建立政治文明的重要步驟，」媒體如是說。典型的中國式說明，聽起來不無道理，畢竟發展民主當然是好事，但裡頭完全沒提民主要怎麼創造，或是怎麼交到人民手中！
二零零七年夏天，一連串真真假假的劣質食品弊案相繼爆發，政府發表了許多呼籲和聲明。政府部門，例如黨的宣傳部門，即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提 出聲明，「提醒國家媒體和管理地方媒體的省宣傳部要「復興新聞倫理」並「維持中國媒體的形象和可信可靠」。」這份聲明上說，「誠實是新聞工作的命脈，不實 報導是它最大的敵人。」「誠實」貴為「新聞工作的命脈」，但在中
國化為實際行動時，真的真實可靠嗎？其實是暗諭媒體「小心點說話」的意思。
二零零六年六月，中國媒體公佈西藏經濟改善的大好消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記者會宣佈，二零零六年中國的西藏自治區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一萬零三百九十六元......首度超過一萬元。」還有：「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說，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來，在中央委員會的關懷、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還有西藏各民族不懈的努力下，經濟和社會都大範圍進步，如今已經走進新的發展階段，正大步往前邁進，建立安樂富裕的社會。」
西藏的漢人移民霸佔了土地，賺進大把鈔票，但一般西藏人卻沒那麼好過。藏人多半只能從事農業，農民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是二千四百三十五元，不到媒體公佈的 「確實」數據的四分之一。儘管如此，藏人也無可奈何。副總理回良玉說，「少數民族不能跟漢族分割，漢族也不能跟少數民族分割。」提醒中國所有受壓迫的非漢 族居民，他們永遠不可能自由。
中共不只把神話和謊言文化套用到他們的屬地，例如西藏、內蒙古和新疆這些「自治」區，連他們想殖民的地區也不放過，例如被他們納入中國領海的廣大海域。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媒體報導中日雙方就東海主權爭議進行「有建設性」的協商。爭議範圍就位在中日外海中間，蘊含豐富油田。日本提議劃一條中間線，雙方各得約一半海域。但中國劃的線卻大幅超越日本提議的中間線，把全部油田歸中國，日本什麼也得不到。
中方代表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胡正躍。他說這些協商是個「新開始」，中國已經準備好要跟日本一同促進協商。同一天的另一篇報導中，中國日本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馮昭奎說，「我們可以說，著重在能源發展上互相合作一直是中國發展雙邊關係的一大重點。」
隔天中國媒體又刊出一篇報導，這次引用了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的話。姜說，「中國希望推動協商過程並早日達成共同發展計劃，也要重申中國反對日本提議的分界 線，」並強調「中國從來沒有、未來也不會接受中間線，也不可能接受中間線作為協商共同發展的基礎。」姜瑜的這番話表明了中國無意放棄自己中國貪婪強取的慾 望，硬是要把油田利用到極致，不願跟別國分享。
表面上講和，實際上根本不打算讓步，在當代中國的生活各層面都可看見。官員「道歉」也是其中一個列子。
山西省的省長于幼軍為煤礦的高死亡率〈在該省簡直成了生活常態〉，發表幾乎史無前例的公開道歉。媒體說，「政治領導人物出面道歉，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大進 步。」于省長的道歉看起來的確很誠懇，尤其是據報山西省已經讓二零零零年每百萬噸煤礦造成一百八十五人死亡，降低到二零零五年每百萬噸煤礦造成八十五死 亡。其他官員看于省長公開道歉也紛紛跟進。
媒體指出，「于道歉後幾個月，一名副總理、一名教育部長、環保部門首長，〈還有〉三亞市副市長陸續坦承自己的疏失，保證會改進」，看來「有些官員似乎想得到大眾的諒解，藉此避免更大的麻煩。他們好像覺得只要夠嚴肅，道歉夠真誠，也許原本該受罰的事就會得到原諒。甚至.....有人說他們根本是假哭。」
然而，政府似乎真信了那些眼淚。二零零七年五月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也就是政府的肅貪反腐單位，宣告「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的官員在六月底 前主動認罪可從寬處理。」隔月就有一千七百九十人認罪，牽扯的弊案達七千七百八十九萬宗。中紀委發言人干以勝沒有詳細說明這些官員會受什麼懲罰，倒是說 「依中紀委規定，三十天內自動認罪的人，政府會從寬處理。」顯然連道歉都免了，還有一點像教堂的罪人向神父告解的模樣。
從其他報導也可看出當局對違法官員多麼縱容〈也許是無意的〉。警察登上一艘在廣東省沿岸漂流的船，發現船上載滿五千餘珍禽異獸，都是要成為桌上佳餚的食材。 船員顯然棄船而逃，由於船沒登記，警方也很難追緝到走私者。媒體說，「當地最猖獗的非法國際交易中，以規模來看，動物走私僅次於毒品走私。」
廣東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的資訊中心主任李滔〈音譯〉說，「幾乎所有廣東高級官員都拒吃野生動物，這是一個良好的示範。」「幾乎所有」表示不是全部，而且沒說不守承諾的官員要受什麼懲罰。
中國政府擅長操作詞義模糊事實，發表動聽的聲明，例如「地方政府星期五召開緊急會，指示教育單位加強對所有學生的心理輔導，避免校園發生心理問題引發的意外 事故。」之所以發此聲明，是因為有五名小五生試圖自殺。王娟〈化名〉拒絕班上某男生的追求，引起班上閒言閒語，王覺得「不自在」，並以一種不成熟、衝動且 相當情緒化的方式反應出來。她決定自殺「以維護自己的名譽」，她的四個知心朋友決定陪她。五人喝了紅酒和啤酒之後投水自殺，王娟和另一個女生相繼死亡。中 國根本沒有這麼多心理學家能處理這個問題。事實上，對兩個女孩唯一的追念，就是說得動聽卻空洞無比的政府聲明。
必要的時候，中國政府也會「好萊塢化」。甘肅省的官員就採取這種作法：在一條主要道路上搭起兩公里長的圍牆。為了什麼？媒體說是為了「不讓駕駛人和行人」看見破敗的住屋。村民張萍說，「建牆就圖個好看唄，從馬路上經過的人就看不到我們的破房子了。」她說她「沒錢整修屋子或建新屋，地方政府才會搭水泥牆遮住這片破敗景象。」但這道牆使村民的生活更苦。圍牆搭好後，村民張天智不得不收掉在路邊開的小店。該縣副縣長說，「建牆是為了美化村子」。中國解決貧窮的方式 是「不讓人看見窮人，而不是去幫助窮人」！
中國擁護的神話也從追求歷史光輝的過程中獲得能量。中國考古學家在某處挖到一個頭骨，頭骨上有個顯然是人為鑿出的平滑小孔。查驗後確定此頭骨有五千年歷史。媒體說，「經過多年研究調查，專家學者推測這個孔洞應是開顱手術鑿出的。」「患者動了開顱手術後不會立即死亡，至少能再多活兩年。這表示當時中國的神經外 科技術已經相當進步。」然而專家學者並沒有提供病患心理狀況的醫學報告，也沒有告訴我們醫生為什麼會在他腦袋上開洞。
中國頂尖建築師艾末末，也許一語道破了中國對過去-----和現在-----的態度。艾是北京「鳥巢」奧運體育館的設計師之一，他覺得奧運是種「虛偽的笑容」。「人們怎麼能去這樣慶祝一個忽視歷史的國家並以它為榮？」他問。「你是否有徹底自我反省的自信，而不是在臉上露出這樣的假笑.....就是這種假笑讓人覺得噁心，」他向路透社表示。
艾親身經歷過中國可恥但往往隱藏起來的過去，因為他父親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詩人之一艾青，後來被打為「國家的敵人和右派」並送去勞改。他說：「我和父親在一 個農場生活了五年，而他要做的就是打掃廁所。」他還說今日的中國在隱藏無止盡的錯誤：「有太多東西了，整個政治體制、民權狀況、腐敗、污染、教育，不勝枚舉。」艾在中國發表了這些看法，非常勇敢。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廣西省警方逮捕涉嫌收賄的法官黎朝陽。黎卻在四月二日突然死亡。據黎的親屬表示，「他身上有傷痕，嘴唇有傷口，門牙缺了一顆。」然而官方調查卻是「發現黎精神不穩定，常大喊大叫，放風後拒絕回到監舍.....調查人員說他多次試圖逃跑，看守所人員只好給他戴上鐐銬。」「三月二十八日，黎又逃跑卻滑倒在地，臉撞上一塊角鋼，上嘴唇嚴重割裂，門牙掉了一顆。值班人員將他送醫治療，將六公分的傷口縫合。」
調查的結論呢？黎的死因是『青壯年猝死綜合症』。桂林醫學院的法醫人員表示，這「可能是精神不穩定、睡眠和飲食習慣不正常引起的。」『青壯年猝死綜合症』。捏造最新的神話和謊話，在中國是種高超技術。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世界最大盒的玩具兵。
中共對人民解放軍的組織細節相當保密，從基地的地點到實際的經費等軍隊資料，大多不公開，這方面跟世界上其他軍隊都一樣。不過中國多達二百三十萬人的軍力，已經在全球引起恐懼不安和要求中國「說明」其軍事意圖的聲浪。
為了營造中國對軍事活動公開又誠實的假象，中共公佈了一些資料：「陸軍未設獨立的領導機構，由四總部行使領導機關職能，各軍區直接領導所屬陸軍部隊。陸軍機動作戰部隊共有十八個集團軍。」解放軍分十級軍階：上將、中將、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解放軍軍階是在一九五五年建立，後來在一九六五年廢除，一九八八年又恢復軍階制。二零零七年，國營媒體宣布主席胡錦濤將三位高級軍官晉升為上將，使中國軍方上將的人數增至一百六十七人，但外人對解放軍的指揮架構還是一知半解。
二零零三到零五年間，解放軍裁軍二十萬人，光是省軍區就裁減六萬餘人。這是近幾十年來的第三次裁軍，一九九七年裁軍五十萬人，一九八七年竟多達一百萬人。儘管裁軍眾多，解放軍還是規模龐大，達二百三十萬人之多。根據二零零六年的白皮書說，「團以上機關部門共減少三千餘個，團以上機關直屬單位減少四百餘個。農副業生產機構、文體單位、駐鐵路車站軍代表處、物資機構等有較大壓縮。全軍共減少院校十五所、訓練機構三十一個。」
這份白皮書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的架構倒是交代得比較清楚：「武警部隊總員額現為六十六萬人.....主要由內衛部隊組成。」說武警是二十四小時的美國國民警衛隊應該很貼切。很多部門都屬於武警警總部隊，包括金礦、森林、水電和交通部隊。另外，公安邊防、消防、警衛部隊也列入武警。
白皮書上說，「武警總部是武警部隊的領導指揮機關.....負責領導管理武警內衛.....指導列入武警部隊序列的其他部隊.....武警部隊每天有二十六萬餘人輪流值勤.....平均每年制止侵害警衛目標、制止在押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逃跑事件上百起。」上面還說：「武警部隊有力維護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了社會穩定和國家法律的尊嚴。」當然了，武警完全效忠中國共產黨。
武警比解放軍要公開得多。不過中國媒體儘管對解放軍的架構三緘其口，卻仍希望至少讓人民知道軍中的日常生活樣貌。但呈現在眾人眼前的，通常是一個融洽的、社會主義化的「童軍團」，住進軍營是為了同志情誼而非作戰。
媒體在二零零七年報導，「中國軍隊從一九九零年代展開通訊技術革新。數位科技讓指揮官能二十四小時電子監視邊界，而同時間在營區廚房裡，廚子正在準備好吃的，參考從廚房電腦上找到的電子食譜。」報導上說，「營隊.....離市區很遠，以前士兵都得跑好遠去買牙膏。但二零零七年一月，該地區的軍隊區域網上出現了一個線上購物站。如今駐在偏遠邊防站、望著山腰的士兵只要在網站上點擊幾下，他最愛的那家年糕就會送到他面前。」但也許擔心太多高科技會腐化軍隊，中國媒體不忘說明「生活節儉、紀律嚴明，隨時準備服務人民的傳統美德在軍中依然沒變。」你幾乎可以想像年輕小伙子為了很難獲得的「節儉」獎章相互競爭。
為了提醒士兵這些美德的重要性，解放軍都會放《霓虹燈下的哨兵》這部片名引人遐想的「經典」中國電影給新兵看。這部四十年歷史的老片，講的是解放軍某部八連駐在上海有名的南京路上不改高尚情操的故事。這部片呈現「士兵在五光十色的上海路上巡邏.....如何抗拒這繁榮城市的各種誘惑，仍舊生活節儉，紀律嚴明，隨時準備服務人民。」目前擔任該八連連長的張道光說，「我們都會放《霓虹燈士的哨兵》給新兵看，要他們延續這一連的傳統美德。」張說，現在軍方也要求「士兵節省每一分錢、每一張紙、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配電。」
地方報紙上常出現解放軍的生活照。近來有張「和平使命二零零七」軍事演習的照片，照片中動百名士兵在運兵列車前排成一列，對著各自的洗衣盆洗衣服。洗衣服可能是中國軍隊團結眾心的傳統活動，但溼衣服要掠在哪裡實在令人懷疑。另一張照片中，軍隊在陽光高照的沙灘上訓練，士兵裸着上身，皮膚曬傷，紅通通像要著火。武術高手露一手的照片也常登上報章。
隔年中國又舉辦「傭兵二零零八」軍事演習，並邀請國際軍事觀察家參加。《中國日報》引用國防部外事辦公室綜合局副局長耿雁生的話說，這場動員五千官兵的軍演「顯示中國誠摯希望增進跟外軍的正面交流和合作」。
中共對士兵的心理健康跟品德一樣關心，二零零七年第一次為新兵做心理健康測驗。《解放軍日報》上說，這些測驗「目的是要確認報名者適不適合從軍。」「因為日漸意識到士兵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解放軍總部去年公佈了新的募兵規定，要求軍校招募軍官時要先進行藥物和心理測驗，」而且「從二零零六年起解放軍就將之納入募兵程序中。」報上這麼說。
二零零七年，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副部長石寶華表示，「軍方會建立新的人事訓練和教育制度，結合基礎及進修教育、學術和軍事教育以及海內外訓練。」媒體解釋了新訓練計劃背後的思路，「未來的中國軍官會戰術更強，學識更高，更擅於操作最高科技的軍武；創新的軍事訓練計劃將在資訊時代培養出更精良的部隊。」
中國空軍表示，他們在二零零七年前七個月已經招募一千四百多名飛行學員，其中一千三百名是中學畢業生。從一九八七年至今，空軍已經招募了兩萬五千名中學畢業生。另一方面，解放軍直到二零零六年才開始任用平民支援國軍。過去，所有工作都由現役軍人負責。這樣的改變表示，「人數有限的現役軍官主要負責指揮和作戰即可。」二零零七年解放軍又招收了兩萬名非戰鬥人員，額外增收六千人。
二零零六年中共開放大型軍事演習讓媒體參觀，傲稱這是「中國軍隊.....力求更加透明化」的一大進步，此言出自軍事專家陳虎之口。這次演習就是「友誼二零零六」中國巴基斯坦聯合反恐軍事演習，從十二月十一日進行到十八日。沒想到中國竟然允許媒體報導某些小失誤，好像這就代表透明公開似的。以下是報紙登出的幾個失誤：
．分隊隊長二二久延誤發動攻擊，導致第一梯攻擊小組在敵軍進攻位置上滯留五十分鐘以上；
．分隊要求火力支援，卻無提供確切時間和目標；
．新飛彈對著五個目標發射卻只擊中兩個；
．個別小組沒架好無線電台，只好使用對講機和軍用手機通訊。
中國媒體和軍隊的一舉一動都受國家操控，這些報導會有多開放？這次演習國際媒體當然沒受邀。
不過，二零零七年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午，國際觀察家倒是受邀參觀解放軍展現其強大武器和科技。媒體登出阿根廷羅亞諾上校〈Rolando Moyano〉的感想，「我們在那裡學了很多先進的指揮理論，也跟中國的指導員相處融洽。」來自奈及利亞的扎凱上尉〈S．A．Zakai〉說，「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軍隊對人民還有人民對軍隊的愛。」少將羅援說，「邀請武官參加閱兵表示中國軍隊越來越跟得上國際潮流，越來越自信和透明。」他指出，「中國非常重視軍事交流，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中國軍隊不斷在尋求對全體有利的發展，而非毫無收穫的競賽。」
但巴基斯坦的空軍上尉拜格〈Shahid Biag〉似乎只對解放軍的新制服感興趣，「我認為新制服時髦、摩登又特別，跟其他國家很不一樣。」根據國營媒體興奮地報導，「正式又輕便的全新制服還有新工作服........七月一日在香港回歸中國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中國士兵為之熱烈歡呼。」
據中國軍需裝備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吳宇說，「跟其他國家的軍服相較之下，〈我們的〉軍服鬆垮又單調。〈新的〉男裝則強調肩寬，看上去更高大強壯。」身為軍中少數女性的吳宇意外地說，「女裝收窄腰身，看上去更時髦好看。」不知道招兵海報上會不會印上女性著軍服的照片，呼應美國常用的口號「成就自我.........更加時髦好看」？
總後勤部部長廖錫龍表示，「雖然有些改變，但制服仍然保有「解放軍最重要的元素和符號」〈值勤時的重要視覺標誌〉，象徵軍隊聽中國共產黨指揮，服務人民，勇敢純熟應戰。」有新制服預估要花六十億元。廖上將說，「這筆花費是必要的，因為軍服就像一國的名片，顯示出一國軍隊的紀律和架勢。」軍需裝備研究所所長楊廷欣說，「我的感覺是軍中的高級將領希望士兵看上去俐落、穿起來舒服。他們的思想很開放。」
廖上將也指出，除了讓士兵看起來俐落亮麗之外，國防部也很注意士兵的飲食，將每人每日的食物津貼提高一成-----從十元提高到十一元。多出的一元等於美元十三分，那麼中國軍人每日的食物津貼共是一．四五美元。調高津貼「有助於緩和物價上漲的衝擊並改善士兵的飲食，畢竟軍事訓練需要充沛的體力和強健的身體。」上將還說，「中央政府和軍事高層希望士兵在餐盤上就能看見國家的經濟蓬勃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了。」
中國媒體持續打公關攻勢，指出「越來越多外國人想進一步了解中國軍隊」，還整理出「外國將領和高級軍官最常問的問題」。媒體公布的幾個問題有：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敵人嗎？
．你們訓練時把誰當成假想敵？
．中國軍隊如何加強政治教育？
．軍官夫人來探望丈夫時都住在哪裡？
．軍官有幾天休假？
．你們為什麼在營地養豬種菜？
媒體說，「軍官和士兵總是坦承回答這些問題，這也促進了中軍和外軍的交流。這種開放透明的應對方式也凸顯中國軍隊強大、正直、文明和愛好和平的形象，有助於增進中國和他國軍隊的友誼及交流合作。」
我們認為以下幾個較露骨的問題，可能會得出更有趣的答案：
．假如共產黨拒絕攻打灣但解放軍執意侵台該怎麼辦？
．假如解放軍攻台，可以接受民/軍死亡比率是多少？
．假如台灣攻擊中國的基礎建設，如三峽大壩或沿海城市，中國可以接受的經濟損失是多少？
．朱成虎少將認為如果美國支持台灣對中國發動攻擊，中國就應對美發動核武攻擊，你同意嗎？
．解放軍該用武力對付爭取政治和社會自由的同胞嗎？
．你認為一九八九年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上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之後有什麼感覺？
解放軍還用其他令人玩味的方式慶祝建軍八十週年，其中一個就是重啟「南昌起義」紀念碑。
一九二七年爆發南昌起義，約兩萬名士兵脫離〈基本上就是背叛〉國民黨軍隊，後來成立解放軍。這個紀念碑關閉一年進行整修，花費約兩千萬美元。這種變節行為換成是在今天，中國政府一定會貼上「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罪名。
另一個「慶祝活動」竟然不是解放軍而是中國聯通〈中國兩大電信業者之一〉安排的。聯通宣佈推出一項新服務：用戶可將解放軍的軍事活動短片下載到手機。「中國那麼多軍事迷，我相信〈新服務〉一定會大受歡迎。我們的資料庫有三十多萬張武器和軍事名人的照片，還有數百支短片。」聯通的高層人員余彭〈音譯〉說。「這不單純只是賺錢，也是藉由此活動慶祝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這個服務一個月要十元。余還說，「過程中〈我們〉也透過手機提供更多健康的內容。」
要看解放軍更「健康」真實的一面，可能要從這裡切入：一九四九年至今有三十萬餘現役軍人死亡。有這還是官方數據，通常比外界的個別預估少很多。比方說，北京政府估計韓戰死亡人數約十四萬人，但史學家張戎說鄧小平提出的非官方數據是四十萬人。
軍人為國犧牲應該具有某些意義，比方達成目標或爭取自由。但三十多萬名中國士兵喪命代表什麼？他們達成了什麼目標，爭取到什麼自由？中國不斷譴責日本過去的侵略行動。但我們可以說一九四五年後日本的軍事紀錄比中國好很多。幾十年間，中國喪失了至少三十萬名士兵，日本卻毫無軍事傷亡。一個也沒有。零。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九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主張無神論，自以為自己可規範自己，終致全國人道德淪喪，貪腐盛行，共產主義要多爛便有幾爛。
二零零七年夏天，中國媒體宣佈二十五年來國內共印製了四千三百萬冊聖經，還說「中國境內有一千六百多萬名基督徒〈沒提及天主教徒〉，五萬五千多處教堂和聚會 所，還有三萬六千多名牧師。」同一份報導還說，「另有十萬餘名教會義工協助牧師的工作。十八所神學院和教會學校培養出約五百名學生。光二零零五年就有約兩 萬六千名教會義工受省級訓練。」
二零零七年的另一篇報導引用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鄧福村的話，「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有利的條件和健全的環境，讓五大宗教能夠和諧共存。」五大宗教指的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媒體報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丁文方表示，伊斯蘭教「提倡兩個世界〈現世和來世〉的幸福和樂，也就表示不同社會和民族之間和諧共處。」中國道教協會副會 長黃信陽說，道教徒一直相信「要活在愛與善當中，還有萬物皆平等。」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求的和諧社會目標也是宗教人士的目標。」
根據官方的說法，當今中國信仰自由，各宗教「和諧共處」。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個無神論政黨，卻極力表現出尊重並鼓勵信仰自由的一面。
一九八二年通過的中國憲法三十六條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人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也不得歧視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接著是，「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可是「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保護」基督教會的工作，由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監督，兩者都是「政府控制」的組織。中國基督教協會表示，「重建神學的主要工作是闡釋基督教的 基本信仰和道德標準，以跟中國的國情和文化結合。目的是要在中國土地上以更有效的方式傳教，幫助信徒健康地追求信仰，幫助教會適應社會。」，由此可見，在 黨的眼中，基督教必須「重建」以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特色的基督教，成了一種包山包海的黨意識型態。
「三自愛國運動」的三自指的是自治、自養、自傳，建立在十九世紀末，旨在引領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教條上，而且得跟共產黨攜手合作。所有基督教團體都要向這兩個組 織登記，其代表直接管控基督教團體的活動。天主教會則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監督。愛國會也是政府機構，監控中國各天主教會任用的主教，並強迫教會接受避孕和 墮胎等國家政策，這些政策因違反梵蒂岡教令，成為每任教皇頭痛問題。
由此可見中國確實有「信仰自由」，只是受到黨嚴厲且徹底地監控。中國的基督徒只能在國家認可的教堂聚會，活動、人數和出席狀況都受監視。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二零零七年表示，「中國政府持續有計劃且肆無忌憚違反宗教或信仰自由。過去一年，中國的宗教團體快速增加，官方核准的宗教活動在很多 地方也漸漸增加。」可是，「中國所有宗教團體都受到限制、監視和掌控，而且對沒加入政府核准的七大宗教組織下的宗教團體來說，宗教自由反而惡化了，政府視 這些人為「狂熱信徒」，這些人多半是少數民族。最常成為箭靶的有維吾爾的伊斯蘭教徒、西藏的佛教徒、『地下』羅馬天主教士、「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就是不 受政府直接掌控的教會〉，還有各種宗教組織，例如法輪功。」
而且，「不斷傳出知名宗教領袖和非宗教人士因為宗教或信仰的緣故被監禁、刑求、『失蹤』、入獄，或遭受其他虐待的消息。政府提出法律改革，承認要加强維 護宗教自由，但實際上並未終止濫權行為，甚至還把法律當成逮捕和設限的藉口。」例如，二零零七年七月，中國監禁了兩名在政府核准的基督教會以外活動的牧 師。張革命和孫慶文牧師在發放聖經時被捕，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兩人經司法外的程序定罪，也就是說，他們末經正式審判就被判一年勞教。
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實施公開審判制度，只有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或未成年案件可依法不公開審判。」顯然張與孫的案子並未依法辦理。中國憲法實際上並 無「法治」這種概念作為後盾。無獨有偶，二零零八年九月張忠心牧師也面臨類似處境，他被處兩年勞教後上訴，當局卻關起門來討論這宗上訴案。他的「罪名」是 訓練傳教士和傳播基督教。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不讓他見律師或家人。
二零零六年，中共逮捕了兩名未登記的天主教教堂的領袖，控告他們「冒充他人身分非法出境」。根據位於香港的中國人權和民主資訊中心的消息，中國極少發給地下 教會成員簽證，為的是要阻止他們跟海外神職人員接觸。其中一名神父邵祝敏一九九九年因違法印製聖經被判刑六年，二零零三年提前獲釋。
同年，中國處死了某地下教會的領袖徐雙富和他的十一名助手。徐是名為「三班僕人」的非法地下教會的創辦人，此會一度稱信徒已達一百萬人。法院以謀殺罪名判他 死刑，但教會成員說法庭完全根據刑求其他教會成員而得的口供定罪。徐的律師李和平說，法院沒拿出具體證據。根據中國的法律，光是口供不足以將嫌犯定罪。但 看來這次當局又一次漠視法律。
同樣在二零零六年警察逮捕記者昝愛宗，因為他在網路上揭露當局拆毀某教堂、鎮壓基督徒的事件。拆毀行動展開時，當地有三千名基督徒前去抗議。昝被控「散播有害杜會的謠言」並遭行政拘留一週。被釋後他也丟了記者站站長的職位，他說他日後要在報業找到工作很難。
中國憲法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或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憲法上的條文常常末落實到真實生活中。
一九九六年，當局拆了河北省東閭村的某教會，因為這所未登記的天主教堂有數千名信徒都相信自己在那裡看見聖母瑪利亞顯靈。執法人員逮捕了這間地下教堂的主教 蘇志民。他被釋後銷聲匿跡了一年半，一九九七年十月又被捕，之後就毫無音訊，下落不明。據人權觀察組織說，中共當局也夷平了蘇主教之前的范學淹主教墓，以 免天主教信徒前來致敬。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約瑟夫．龔〈Joseph Kung〉 在一場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我們非常需要知道蘇主教是死是活。我有聽說主教還活著，但全身病痛、健康堪憂。」龔是龔品梅樞機主教基金會的負責人。龔品梅 也是宗教領袖，一九六零年因拒絕加入政府掌管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而被判無期徒刑，一九八五年才獲釋，之後繼續遭軟禁到一九八七年。後來他逃到美國住了下 來，直到一九九零年逝世。
龔於二零零四年曾在另一場國會聽證會上說，「蘇主教.....至少被捕了五次，入獄至今約二十八年，在獄中遭毒打，聽覺嚴重受損。他一九九四年一月跟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見面，史密斯走後，他馬上被捕並拘禁九天。」龔還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有人無意間看見蘇主教被送進保定的某家醫院，這是第一次有人看見他。中國政府發現被人看見就馬上神不知鬼不覺把人帶走。」
龔品梅樞機主教基金會表示，「目前地下羅馬天主教會大約有四十五個主教，每一個人不是入獄、遭軟禁、受到嚴密監視，不然就得隱藏形跡。」
此外，根據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執行委員會二零零五年的年度報告，「中國政府雖然明確想跟羅馬才願意展開協商。」
該委員會的二零零六年度報告指出，「過去一年中國政府打壓未登記天主教會的次數增加。根據非政府組織的調查，去年政府在十三宗行動中扣押河北和浙江省共三十 八名地下神職人員，前一年在五宗行動中扣押了十一名神職人員。政府鎖定大型地下天主教會的主教，給予最嚴厲的懲罰。河北省正定教區地下教會的賈治國主教去 年幾乎都在牢裡度過，他從二零零四年起至少被拘押了八次。」
這份報告還說，「中國嚴重打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伊斯蘭教活動，尤其是維吾爾人的活動：政府對該地的宗教打壓其實包含在更大規模的政策底下，目的在削弱維族 人的民族認同，加強政府對該區的控制。當局持續監禁和平表達異議和參與其他非暴力活動的維族人。作家努爾莫哈提．亞辛和史學家拖乎提．吐尼雅孜，分別因為 一篇短篇故事和研究維吾爾史而入獄。」二零零七年的年度報告指出，「中共對宗教人士和信徒的騷擾、打壓和迫害日漸增加。」甚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宗教打 壓.....伴隨著對該地更大規模的鎮壓，都是為了削弱維族人的民族認同。」
二零零八年，中國連宗教音樂也不放過。世界知名的古樂學會樂團預定十月在北京國際音樂節上表演韓德爾的《彌賽亞》。但演出之前，官員堅持只讓「受邀者」入場，導致大批觀眾無法進場。再者，羅馬管弦樂團本來要演奏莫札特的《安魂曲》，但主辦單位卻要樂團經理帕拉米德西〈Stefano Palamidessi〉把此曲從戶外演出曲目上刪除。這首曲子本來計劃在都江堰-----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重災區-----演出，希望能為受害者募款，但同樣遭到中共阻撓。
道教和佛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跟西方宗教的生命觀很不一樣，因此得到較大的包容。西方宗教崇拜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神，跟非民主國家常見的極權主義往往互相衝 突，反觀中國主要的宗教信仰，卻都符合「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壞社會秩序」的既定社會結構。雖然道教有很多派別，但都以「無為」為核心原則。道教雖然也傳 授道德觀念，如「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但中心思想還
是修身和自然無為。佛教跟道教一樣派別眾多，但中心思想也是「出世」。
不過中共特別注意的是，由特定領袖擁護的宗教信仰，例如達賴喇嘛。一九九五年，達賴喇嘛指定六歲西藏男童更登確吉尼瑪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即西藏第二高位的 宗教領袖。後來中共將他逮捕，並將其挑選的男童堅贊諾布拱上台，此後更登確吉尼瑪就下落不明。大多藏人不承認中共強迫他們接受的人選。中共表面上說的宗教 「自由」背後，一直有個不變的主題，那就是信仰要仔細消毒、合乎他們的規格，清空其中的革命狂熱之後，才能灌輸給信徒。
另一個常在西方媒體曝光的中國宗教是法輪功，中共至今仍將它歸為非法組織。半結社、半信教、半練功的法輪功信徒利用國際認同的宗教抗議方法-----和平示威，引來當局的注意也惹禍上身。
一九九九年大批信徒聚在中南海，即中共最高領導人在北京的住所，抗議受到的不公平對待。這麼多人挺身抗議政治打壓，令中共高層大為緊張。幾週內，中共就毫不 留情取締這場運動。國際特赦組織不久即報導，「數萬名法輪功成員遭警方蠻橫拘禁，有些短期進出監獄數次，被迫放棄信仰。很多據說在牢裡遭毒打和虐待，有些 被關進精神病院，而那些公開說出取締後成員受到迫害的人則遭到嚴厲鎮壓。」
二零零七年三月，國際特赦指出，「海外的法輪功組織估計鎮壓以來已有兩千多名法輪功成員在拘禁期間死亡。最近據傳，很多拘禁期間死亡的法輪功成員器官「被摘」，用在器官移植手術上。特赦組織正在調查這些傳聞，但目前尚未證實（註：如今已證實，聯合國已開始立案聲討中－2015）。」
同年六月，中國回應美國對一連串鎮壓行動的關切時說，「取締反社會教派法輪功完全合法，這是民意的展現，政府採取行動維護公民權利。」中國又進一步指控美國 「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實」，並要求美國不要藉由宗教議題干涉「中國內政」〈不過十天前，中國才支持巴基斯坦政府鎮壓一間支持塔利班的清真寺，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秦剛說，「身為巴基斯坦的好鄰居，中國支持巴國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作法。」〉
相對來說，儒家思想較受中國政府肯定，也可算是中國主要的信仰系統之一。雖然它不像道教和佛教是種宗教信仰，卻是形塑中國人倫理觀的主要元素。儒家思想強調 「仁」的概念，卻把「仁」放在相當嚴謹的社會結構中。儒家思想強調，每個人在秩序井然的社會中都該知道自己的位置、本份。過去，「新中國」無情鎮壓儒家、 道教和佛教思想。但現今中共又開始擁護儒家思想，利用孔子推動「和諧」的目標－－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孔子。在中共的包裝下，孔子一開始就是個共產主義者，紅色的耶穌。
佛教也日漸普及。中國媒體說現今中國有一億名佛教徒。隨便走進一家佛寺就會看到眾多信徒對著佛像鞠躬，老少都有，幾年前這根本難以想像。大多人是來祈求好 運、成功、健康或好姻緣。佛寺都有甕、雕像、噴泉等物，可讓信眾丟錢許願。如果銅板有碰到雕像之類的，就表示丟錢的人會財運亨通。
中國的傳統信仰以「我」為中心，無論是古老的道教和佛教那種超脫的自我，還是祈求神賜與名利的純功利的自我。但自我並不等於個人主義。
中國明顯缺少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共有的行善扶弱倫理觀。古今中國人都相信擁有財富就表示上天保佑。連鄧小平都說「致富光榮」。財富不是上天要人拿來幫助窮人 的，而是上天給人的獎勵。有錢人就是好人，往往就能免受指責，這點從一些罔顧大眾福利、自然環境甚至基本良知的中國淘金客身上就可看見。「光榮」在中國跟 高尚無關。
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受崇敬的作家魯迅曾說，「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 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會中，不獨老者難於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於生活。」魯迅還說，「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 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和民眾毫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另一位二十世紀的知名作家林語堂，把中國人的消極避世說成「政治體制的致命弱點」。他在一九三五年寫下，「中國人消極避世的習慣有如英國人出門帶雨傘，因為 政治氣候對那些試圖單獨做點冒險事業的人來說，總是不太正常。換句話說，消極避世在中國有明顯的『活命價值』。」接著他寫，「中國青年與外國青年一樣，都 有公眾精神。中國的那些熱血青年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青年一樣都對『參與公共事業』表示出極大的熱忱。但是大約在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起來了， 獲得了消極避世的品德，從而大大有助於他們的老成溫厚等文化習性的養成。」
林語堂說消極避世是由於個人的權利缺乏保障，「一個人可以有參與精神，那是在個人權利有保障的條件下，他只要不犯毀謗罪就行了。然而沒有這種保障的時候，我們自我保護的本能告訴我們，消極避世是我們個人自由的最好的憲法保證。」
雖然魯迅和林語堂都是上個世紀的人，卻一針見血預見了中國現今的樣貌。要是知道自己準確道出數十年後中國人的處境，他們會開心嗎？還是會對今日中國人對政府、對國家和馬克思思想普遍缺乏信心的事實，感到沉痛？
宗教是種慰藉。中國有很多生命缺少慰藉，心靈的空虛只會使更多宗教湧入。中共至今尚未想到這一波可能的災難，不過共產主義絕不會是給人慰藉的宗教之一。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一貫作風是操縱媒體，宣傳自己，隱惡揚賤。
二零零七年初夏，一名男子走進《成都晚報》的辦公室，把他想刊登的廣告交給值班的年經女職員。廣告的內容是：「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一開始女職員接受了這則廣告。過了兩天，她打電話向男子查證六月四日是什麼日子，對方說是某礦災的紀念日。女職員遂安心將廣告登出。其實這個日子指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共極力否認這件事並徹底淨化教育體制，所以這位年輕女職員才對六四全無概念。
公開提起天安門事件會觸動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公開討論六四會有危險，一般人都不敢玩命，以致很多跟這名女職員年齡相當的人聽到六月四日傍晚在天安門實際發生的事情時，通常都不敢置信。當局已經有效清除這個事件，對事件了解有限的年輕人甚至贊成政府採取的取締行動。《成都晚報》的女職員幾乎對天安門事件一無所知，但這只部分反映了中國媒體受國家嚴格並有效掌控的事實。因為如此，十幾億中國人不只不知道自己國家的過去，甚至對中國以外的世界認知扭曲。
到《成都晚報》登廣告的男子也試了城裡另外兩家報社。但兩家報仕的職員起了疑心，打電話請示上級並得到予以拒絕的指示。沒有媒體報導該名男子是否被捕。《成都晚報》刊出廣告後，副總編輯和其他兩名編輯遭到解雇。
這個事件除了顯示中共對討論中國當代史之真相的恐懼幾近病態以外，也揭露今日中國媒體內部利用重重的謊言、真假難辨的輔導和錯誤的消息編織了一個超級大網，這個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光是中國媒體的規模，就對宣傳黨的政令相當有利。到二零零六年為止，中國境內有九千四百六十八種全國發行的期刊，每天、每週、每月印行的刊物加起來有二十五億份，另有一千九百三十八種報紙，印行量多達四百二十四億五千二百萬份。之所以有這麼多報紙，原因之一是過去政府會強迫人民訂報。這種制度直到二零零三年才逐漸廢除。當時政府關閉了六百七十餘家報社，因為它們「對社會或經濟並無幫助，也可減輕農民和民間企業的財務負擔。」這些報社共收十八億元的訂報費，砍掉這些報社，就少印了十五億四千萬份報紙。
舉個例子，四川省某貧窮村落的鄉黨委書記朱玉龍就說，他的辦公室每年都訂二十份報紙和雜誌，一年要花十五萬元。可是他辦公室的行政預算總共才三萬元，他說「每年傳媒銷售代表來訪我就頭痛。要我從哪裡吐出錢？可是如果拒絕，他們就會一直跟著我，這些人都是政府機關的代表。」
《上海消防》是上海關閉的雜誌社之一，由上海消防局發行。過去消防局強迫上海某大型物業管理公司一個月訂二十本月刊。這家公司的某經理說，「這本雜誌提供了一些預防火災的有用資訊，可是另外十九本都沒人看，錢都白白浪費掉了。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們只會訂一本。」
取消強迫訂閱的制度之後，國營媒體還報導報業日漸「對市場敏感」。換句話說，現在即使對黨來說，獲利也比宣傳社會主義的福音更加重要。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認為，這一次的新聞改革將「幫助媒體更有效地監督政府、維護社會正義，這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改革目標。」但喻國明的這段評語基本上毫無意義，看媒體的其他報導就很清楚。二零零四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某官員談到相關的媒體改革，他說「不管怎麼推動改革，黨對新聞媒體、幹部和大眾媒體及媒體資源的「指導角色」，絕不會改變。」
北京口口聲聲說要「改革」媒體，但有個原則非常清楚：黨會絕對控制新聞媒體的刊載內容。控制中國大量報章雜誌是十分浩大的官僚作業，要花費數百萬元和數千萬工時。中國有很嚴密的監控系統，政府在最局位置經由層層而下的組織監督新聞業者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這個系統嚴格又有效力，因此新聞業者日漸養成自我監督的習慣。
電視也受嚴格管控。中央電視台是「政府的傳聲筒」，其晚間新聞約有一億四千萬人收看，節目安排千篇一律，都以地位由高而低的高級幹部的政治活動為主。新聞主播也一板一眼，很少像自由社會的新聞播報員一樣幽默風趣。因為節目形式不容更改，新聞部的六個主播近十年都沒換過。二零零六年底，央視末先預告就啟用兩名新主播李梓萌和康輝，呈現較輕鬆的播報方式。雖然報導的內容跟以往一模一樣，但他們親切的態度激起了較多的網路討論。
末先預告人員調動的作法也可見中共對人民的態度：人民只是消極接受的容器，黨認為什麼適合他們，他們就該接受。舉個例子，二零零三年中國第一次把太空人送上太空，這在其他國家應該是舉國歡慶的大事，但中國卻未實況轉播。二零零五年第二次發射太空船雖然實況轉播，卻在前一天才公佈消息，而且確切的發射時間在發射前幾分鐘才公佈。
要是越出黨「認定的界線」，該新聞就會面臨立即而殘酷的處罰。中國入獄的報章記者比世界其他國家都多。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對媒體的控管甚至比前主席江澤民更徹底。
中國相對來說較敢言的雜誌之一《冰點》二零零六年被迫停刊，因為有篇文章暗指中國教科書未說出中國全部的歷史真相。作者袁偉時大膽批評的還不是教科書上歌頌的共產黨「功業」，而是書中呈現的中國末代王朝清朝。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袁的文章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北京政府總是快速撻伐日本教科書扭曲歷史，但卻不以同樣的標準要求自己，往往刻意刪掉「負面內容」，重構歷史。
《冰點》後來又獲准復刊，但撤掉了前衛敢言的編輯李大同和盧躍剛。兩人在日後發表的聲明上問：「人民要的是什麼？」根據亞洲自由電台的報導：「是憲法賦予的新聞、言論自由，是對自己生存環境有價值的信息，是對人間不公的調查和披露，是對強勢集團的遏制和對弱勢人群的扶助，是對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深刻思考。」亞洲自由電台還引用另一名敢言的中國律師及人權鬥士浦志強的話，「我想問題在於宣傳部違反了中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種作法肯定是違憲。」
在「黨指導報章」的原則下，中國媒體不准報導《冰點》停刊的相關新聞。李盧兩人被貶到新聞研究所，李對主張新聞自由的「保護記者委員會」說，這是個「給老人和小孩待的地方」。但這兩個勇敢的人總算躲過了入獄或更悽慘的遭遇，很多想做好新聞工作的記者都逃不過這種命運。
再看看另一個例子。記者蘭成長二零零七年初到山西省調查某非法煤礦，遭礦坑人員毆打致死。地方官說他沒有得到正式許可，所以沒有採訪資格。後來又有人指控蘭成長以刊登不利礦場的文章為要脅敲詐礦主。最後礦主侯振潤被判無期徒刑，其他涉案人被判五到十五年徒刑。另外侯也要付蘭的家屬約五萬美元的賠償金。
二零零五年底，浙江省台州市的記者吳湘湖寫了篇批評警察對電動摩托車亂收費的文章，引起台州公安部底下的椒江交警大隊隊長李小國不滿，要求更正文章、懲戒記者。李甚至攻擊吳，隨後叫來三十多名警察，強把吳從五樓辦公室拖進警車。中國媒體雖然報導了大致過程以及李小國遭停職的消息，卻沒提吳兩年前才動過肝臟移植手術，由於不堪毆打終究身亡。
另外，《紐約時報》研究員趙岩被控「洩露國家機密」並入獄三年。他犯了什麼罪？據說《紐約時報》猜測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將在二零零四年九月退休，就是他洩的「密」。但後來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無法成立，一個原因是《紐約時報》否認趙岩提供消息。儘管如此，二零零六年八月趙仍因被控先前在北京某報社工作期間涉嫌詐財而判刑三年，在這之前他已在獄中等候判決兩年。中國媒體後來再也沒提起《紐約時報》那篇江澤民將退休的報導，反正找到罪名他們就滿足了。趙岩二零零七年九月服滿三年徒刑出獄，沒有減刑〈儘管判決前他就坐了兩年牢〉。
二零零五年四月，新加坡《海峽時報》的中國記者程翔因間諜罪被捕，隔年被判刑五年。據說調查證實他出賣中國的政軍機密給台灣人。他的太太和雇主都否認，他被捕一事也引起國際抗議。他在二零零八年二月假釋出獄，但之前已經坐了將近三年牢。程翔出獄之際，呂耿松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四年。他犯了什麼錯？撰文揭發中國大規模的貪瀆事件。
鼓吹新聞自由的團體「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二零零七年初中國就拘禁了三十一名記者，「新聞編輯固定會收到一張禁止報導的題材單，也許是農民示威、失業人口或藏人的新聞。什麼都逃不過審查，因此編輯室籠罩著一種惶惶不安的氣氛。」他們還說，「一連串紀念日正在籌備期間，包括毛澤東逝世三十週年和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新聞出版總署在七月提出警告：『新聞出版是意識型態教育的重要工具，嚴控新聞製作才能維護國家安全。』「嚴控新聞製作」這種說法好像新聞是在工廠裡生產的產品，可以任意調整其大小、色彩、內容和包裝，而大眾就好像別無選擇接受了某項商品，只能狼吞虎嚥接受，不能有疑問。
二零零六年中國公佈新法，禁止海外通訊社發送中國的新聞，規定只有中共控管的新華社有此權利。中國媒體聲明，「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應當經由新華通訊社批准，並由新華通訊社指定的機構代理。」新法還規定，「外國通訊社不得在中國境內直接發展新聞信息訂戶。國內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新聞信息，應當與新華通訊社指定的機構簽訂訂用協議，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訂用、編譯和刊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信息。」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這是為了規範外國通訊社在中國發佈信息和國內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信息，促進新聞信息「健康」有序的傳播，保護外國通訊社和國內用戶的合法權益。」秦也說了官員常說的謊：「中國是個開放的社會。」
中國也以其他方式操控外國對中國的報導。二零零七年，中國環境保護部企圖打壓世界銀行進行的中國污染死亡人數調查報告，儘管這份報告其實是跟中國政府機關協力完成的。只不過北京對結果不滿意-----報告指出一年因污染死亡的人數有七十五萬－－最後還是將此數字從報告中拿掉。環保總局副局長周建表示，「我認為世界銀行的報告缺乏準確的科學基礎，不管它說中國有多少人死於污染都一樣。」然而，世界銀行說這份報告的最後版本要再商議，而較早的版本「沒有納入一些仍在討論中的議題。」
中國人民多半都知道媒體受政府箝制，但很少人察覺政府的箝制多麼徹底。中國人嗜喜閱讀，週末走進任何一家書店，都會看見好多人在挑書、讀書、買書。可惜書市跟報章雜誌一樣受到嚴格控管，近代史方面的書籍尤其是。二零零七年初，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禁止八本書上市，包括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和胡發雲的《如焉@SARS.com》。章的前幾本書也遭禁，因為書中提到中共想從歷史上抹除的政治運動，不過她本人說她並未接獲最近一本書遭禁的原因。胡的書也許是比較明顯的查禁目標，因為只要提到二零零三年在中國爆發、北京卻隱瞞的呼吸道疾病SARS，就會引來高度注意。
中共隱瞞SARS疫情，導致疾病蔓延全球，造成本可避免的人員死亡，但他們還是沒有學到教訓－－或者根本不在乎。二零零八年中國高官又掩蓋毒奶粉的新聞。這些奶粉摻雜了三聚氰胺，此化合物可於奶粉送檢時提高其蛋白質含量。但三聚氰胺一般用來製作塑料，吃了會引起腎結石，前後至少造成四名兒童死亡，五萬餘人住院。毒奶粉事件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底爆發，但中共隨即封鎖消息，因為擔心同年八月的北京奧運受影響。痛苦和死亡就跟SARS一樣，對中共來說比不上形象來得重要。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事發好幾個月後，北京才承認「實際」受害人數將近三十萬人。
近幾年網路在中國快速普及，一部分是因為人民厭倦了單調刻板且受政府管控的官方新聞。不過大多數人還是仰賴國家控制的線上媒體，不會往外尋求其他聲音。即使是有中國的英文媒體會發出負面新聞〈較符合事實〉，但主要是給外國人看的，目的在營造自由媒體的假象。以英文報導的新聞可能無法以中文面貌出現。不過中共在各級學校推廣英文，說不定會打造一批在英文媒體中尋求另類意見的年輕族群。
現在全球媒體幾乎每天都會出現中國的新聞，中共就想把本國的媒體政策延伸到世界舞台上。政要頻頻亮相、不斷發送中國經濟發展的相關新聞，再把自己營造成受害者以贏得國際同情等手法，都成了更全面「嚴控新聞製作」的策略。現在，中共甚至批評某些國際媒體報導的國內或國際事件，認為這些報導傷了「中國人的感情」。
二零零七年六月，布希總統出席紀念約一億名共產政權受害者的紀念碑落成典禮，秦剛以中國官員越來越常見的教訓口吻說，「美國一些政治勢力出於『冷戰』思維和政治需要，挑動意識型態、社會制度對立。」他還說，「中方要求美方放棄「冷戰」思維和以意識型態劃線的錯誤作法，停止干涉別國『內政』。」所有政治制度或戰爭造成的死傷不都同樣值得紀念嗎？在中共眼裡可不是，對他們來說黨的指示比事實更重要。
中共當局要費很大功夫才能守住它脆弱的遮幕，畢竟電子媒體越來越遮不住表象，甚至已呈半透明狀態，使人民得以「看穿」國營媒體，望見國際媒體的開放窗口。可惜中國人民接收了數十年的假新聞，短時間內不會了解持「相反立場」的國際媒體不會傷害中國，反而會提高他們尋覓國際對策及解決全球問題的機會。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六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共一直捏造假英雄及泡製「抗日幻想劇」來維持自身執政合法性，雷鋒是其中表表者之一。
政治人物想贏得選民的支持就要有巨星般的魅力。想想柯林頓，想想布萊爾、薩克奇或小泉純一郎，想想前途看好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編按：作者撰寫本文時 美國大選尚未落幕》。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充滿魅力。這些領袖藉由爭取群眾的支持而贏得權力，也就是向人民展現他們有遠見，也了解國家的需求。他們的權力是 爭取來的。儘管有些政治人物緋聞纏身，但絕不會徹底失去那股明星特質，那股魅力。
但中國的政治人物從來不以這種方式爭取權力，也從來不需要回應他們「假意服務」的人民。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利用暴力、恐嚇和威脅而 非爭取人民的支持來守住權力。如果你是中國政治人物，根本沒有必要具有魅力。不過，中國的政治人物確實必須回應某一群人，那就是高級幹部，這群人一不高興 就可以把你整垮。在中國要發展政治事業就得在黨內一步步往上爬，通常要靠建立「親信」，打通所謂的「關係」，也就是「人脈」，再加上一心效忠黨的目標，才 可能成功。
今日的新進政治人物都經過中央黨校的訓練，也必須長年小心翼翼讚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最近的江澤民「三個代表論」。此外也要發展自己的理論，那通常是三四個繞口的主張。胡錦濤的理論就是「四個堅持」。不僅如此，政治人物也必須遵守其他穿著和舉止的「規範」。比方一律穿戴同樣的正式深色西裝和單色領帶，頭髮一律「染黑吹過」，免得露出灰髮洩露年齡。舉止動作基本上要嚴肅、冷峻、有距離。有他國領袖在場時，要盡量顯出「帝王氣 度」，給人比身旁其他國家領袖更「不凡」的印象。研究過程中，我們很難找到中國政治人物低頭看年輕女星乳溝的照片，這類照片在西方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中很 常見。當然了，雪茄完全不可能。
這些往權力中心叩關的高級幹部，也必須在中國各省執行黨的政策，證明自己適任公職。中國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可以說是在治理西藏期間獲得晉升高層的通行證。從 一九八八到一九九二年間，他在西藏實施嚴厲統治。據自由西藏促進會的說法，「胡錦濤當上西藏黨委書記後，該地區相對自由的十年從此劃下句點，他推動的政策 也使十年間逐漸復甦的宗教和文化活動從此停頓，藏人的生活因此受到更全面的監控。」，胡錦濤因為在西藏徹底落實黨的強硬政策，從此平步青雲坐上最高位置。
要在中國政冶圈裡步步高升，重要的是融入而非搶風頭。當上國家主席固然很難，但一旦當上主席，挑出一個願意跟隨你並忠心耿耿的接班人也不容易。胡錦濤是鄧小 平指定為江澤民的接班人，而江澤民也是鄧小平指定的。長久以來大家都認為胡錦濤最可能的接班人是李克強，曾任遼寧省委書記，但近幾年又出現另一對手習近平 《編按：習也有地方歷練，曾任浙江省委書記和上海市委書記》。
實際上，跟中國歷任國家主席比起來，胡錦濤更是靠著不出風頭才獲得肯定。他的官方傳記上說，「胡曾說一個好的領導人一定要信念堅定，理想崇高，要苦幹實幹， 不求名利，擺脫官僚氣，體察民意。」這本傳記上還提到，「他在中國共青團工作時，常在派對上獨舞。另外他的桌球也打得很好。」然而從他自己一個人跳舞這 點，可見他也和所有中國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
因此，中國共產黨主要是靠內部共識和堅守黨規來加以推動的。二零零七年，國務院三十多年來第一次任用黨外人士，讓致公黨的萬鋼坐上科技技術部長的位置。致公黨是中國當局承認的八個非共產政黨之一，但他們完全沒有實權〈沒有投票權哪裡的權力？〉，顯然只能透過共產黨才能積極參與治理國家的工作。當媒體一窩蜂 報導非黨員萬鋼擔任公職這個驚天動地的大新聞時，卻沒有一家媒體問：「為什麼政府要這麼久才肯任用黨外人士？」
中國的政治生活單調乏味，受政府監控的中國媒體也要負一部分責任。所有新聞都按照黨內幹部的階級輩份編排，而非政治人物的言行的重要性或參考價值。媒體不會深入探討政治人物的個性作風，只會反映黨內的權力結構。中國觀眾通常是透過這些幹部獲得的新聞地位，來評估黨內最高階層的權位起落。在這種體制下，政治人物變得有如西洋棋盤上的棋子，只是反映權力鬥爭的符號，而不是活生生會呼吸的人。
事實上，在一片灰色調中，太過突出反而有危險。一九九五年上海新市長徐匡迪上任，他出身學者而非政治家庭，直到一九八三年、他四十六歲那年才入黨。當時國營 媒體自豪地報導，他是「中國本土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學者市長。」徐的表現十分突出，無論在經濟上或社會上都大大提升了上海的國際形象。徐市長擅於社交，人緣也佳，比中國其他政治人物贏得更多國際媒體注目，甚至有報導說：「徐匡迪聽起來其實比較像務實的美國市長，比方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或洛杉磯市長里歐登，較不像出自《毛主席語錄》那種冷冰冰又一板一眼的機器人。」二零零一年，儘管工作表現出色，他卻突然被降級、免職、換掉，最可能的原因是，「跟〈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朱鎔基不合，還有跟上海市委書記黃菊不合。
徐為市長工作帶來的活力和朝氣，在他的上級眼中跟派系鬥爭相比根本不算什麼。他被降級之後流言四起，很多人猜測太出風頭是他被降級的一部分原因。徐現在是中國工程院院長兼第十屆人民政協的副主席，後者基本上是個沒有實權只負責蓋章的組織。
中國近代沒有充滿魅力或領袖氣質的政治人物，像甘迺迪或邱吉爾。這兩位獨具魅力的政治家雖然不無缺點，但也有許多助他們帶領國家進步的強勁特質。即使是「新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所具有的少數正面特質，也被他帶給國家的苦難所抵銷了。中國歷史上沒有林肯或華盛頓，沒有狄斯雷利，沒有納爾遜。中國沒有伊麗莎 白女王或維多利亞女王。沒有山姆大叔《譯注：美國的綽號》或約翰牛〈群注：英國的綽號〉。沒有聖誕老公公，沒有哈利波特，當然也沒有米老鼠。
中國有愛說教、不親切、控制狂的孔夫子。還有軍事專家孫子，如果你很迷戰術就會知道這號人物。當然還有雷鋒。
現代中國領導人可能意識到自己的群眾魅力有限，便創造了一個「神話」來推動目標。這個神話的主角就是雷鋒，人民解放軍的一員。雷鋒一九六二年逝於意外事故， 年僅二十二歲，死後他的日記被人發現，裡頭對毛澤東歌頌有加。為了回報他的讚美，毛澤東在演說中將他神化，鼓舞人民「學雷鋒」向毛主席致敬、增強中國的國 力。雷鋒對毛澤東效忠，被詮釋成「對黨效忠」。
但歷史學家張戎指出，「除了象徵徹底效忠毛澤東之外，戰士雷鋒也證明了一點：「仇恨是好的」這種觀念，而且還強迫人民接受這種觀念，尤其是年輕人。據說雷鋒在日記上寫『我對待同志如春風一樣溫暖.....對待敵人如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仇恨被包裝成必要的東西，如果你愛人民的話。』
據說雷鋒還寫了：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為人民服務之中去。
．在工作上，要向積極性最高的同志看齊；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齊。
．人生總有一死，有的輕如鴻毛，有的卻重如泰山。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顆糧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顆最小的螺絲釘，你是否永遠堅守在你生活的崗位上？
雷鋒至今仍是中國文化風景的一部分，甚至是全國學童必讀的國家「歷史」之一。二零零三年國營報紙登出，「對中國人來說，這名二十二歲即英年早逝的年輕戰士還活在大家心中，他的愛國意識、同情心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已經成了十三億人口的部分道德準繩。」
三月五日是 「學雷鋒日」，學生會到社區裡做好事。二零零六年上海媒體報導，「城裡的老年人在學雷鋒日這天被訪客團團包圍。據一名吳姓護士說，三月五日這天有七組人來安養院探望、關懷老年人。一名很會唱歌的八十歲老先生得唱七次他最拿手的歌，表達他的感激。吳說：『我們真的很感謝他們來，可是老人希望他們定期來訪，不 要只有一天。』」
二零零六年，中共設法重新塑造這名虛構的偶像，使他更「符合」現代社會。中國媒體發佈《雷鋒，一九四零~一九六二》的出版消息，說「書裡收了三百多張雷鋒的珍貴照片，書中把雷鋒描寫成一個愛玩又時髦的年輕人.....很 多中國人知道的都是十本日記中那個效忠黨、效忠軍隊、效忠中國當時的主流意識型態毛澤東理論的雷鋒，但很少人知道他也像書裡呈現的那樣，熱愛唱歌和跳舞。」「書中的雷鋒留著軍隊禁止的長髮，穿戴時髦的毛衣、皮外套和手錶，都是當時的奢侈品。」我們不禁懷疑，在雷鋒短短的生命中投入那麼多時間和精力行善 助人，怎麼會有時間完成十本日記呢？
雷鋒還在二零零六年成了電腦遊戲的主角。玩家要一直做好事才能晉級。一名六年級的學生說，「新手只能靠縫紉和補襪子累積經驗值和晉級。」遊戲的最高獎勵是什麼呢？跟毛主席「見面」，並獲得一本他的著作。
二零零七年甚至有人提議立法「保護」雷鋒和其他中國英雄，還建議把中國的偉人分成五類：歷史英傑、民族英雄、革命領袖、革命英烈和英雄模範，並仰仗法律保護他們的名譽。根據北京律師王鳳鳴認為，「英雄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王律師指出，自然人只要權利受損，無論是他本人或親屬都可以採取法律行動。「但偉 人的名譽如果受損，影響要大很多，〈所以〉精神賠償和公開道歉都是不夠的，因為傷害的是民族的自尊，」中國媒體引用他說的一番話。
真正的「英雄」當然不需要法律保護。但像中國這種捏造並操作「英雄」以達政治目的的國家，當局會有這種看法也許並不令人意外。同樣地，防止醜聞爆發也是。在 其他國家鬧得滿城風雨的政治醜聞，例如普羅富莫事件《譯注：英國陸軍大臣普羅富莫的婚外情醜聞》或柯林頓性醜聞，在中國政冶圈全看不見。不過這不表示這類 事情沒發生。
二零零七年夏天中國媒體宣佈一項打擊賄賂的新法令。媒體報導，「找個達適婚年齡的年輕情婦不只在貪腐的中年官員之間很流行，也是收賄的最佳掩護。」很多貪污 官員都透過家眷或情人收賄。這項新法令意味著「檢察官從此以後不需要拿出包養情婦的證據，就可以將收賄官員定罪。」浙江省的交通首長趙詹奇依新法規定被判無期徒刑。他透過情婦汪沛英收了五十五萬元賄款，助某機場建商如願得標。此外他還透過兒子拿了五百六十萬元的不義之財。
但除非犯案官員下台，不然情婦絕不會曝光。這更證明了中國政治人物永遠缺乏「人性的」一面，只是個遙遠而模糊的人物。中國人民無從感覺自己跟領導人有何關 連，國家領導人也沒有足以使人民欣賞或仿效的個人特質。連一九一一年協助推翻滿清政府而被奉為「國父」的孫逸仙〈又稱孫中山〉也跟人民距離遙遠。其實清朝滅亡之際他人在美國。他在報上讀到史稱武昌起義的事件，當時軍隊佔領了湖北省並說服其他省脫離滿清統治。幾週後他返回中國並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四十五天 後請辭。他最大的「醜聞」就是娶了小他二十七歲的宋慶齡。
中國人民未來也許會拉近跟全球人民的距離，但很可能是因為崇拜西方領袖和偉人才有這種轉變。現在中國年輕人要是說自己的偶像是毛澤東，一定會遭同儕排擠。
筆者在中國期間從沒遇過哪個中國大人像美國大人一樣對孩子說：「你長大也可以當總統。」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五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中國式教育，應付考試能力高絕，但創造力缺乏，所以中國出不了多少真正的科學家。
打從國小開始，你的生活就是不停唸書。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八點前到校，五、六點放學，回家還得做功課。因為沒時間運動，所以你弱不禁風，而且唸書時間太長，早就近視。在學校要交到知心朋友很難。週末得八點起床上鋼琴課然後是家教課。好累人的生活方式。
上了高中更慘。有無止盡的政治課程教你如何思考、告訴你黨為人民做了什麼事。每天幻想的甜蜜戀愛往往會被老師粉碎，他們絕對不會讓幻想取代現實。爸媽永遠在 後面叫你讀書讀書讀書，永遠在鞭策你每分每秒都不要浪費，要你拼命把知識塞進腦袋，等到大學聯考，也就是你年輕時代最重要的一次考試那天，再把死記的東西 一股腦吐出來。
大考前幾個月簡直是地獄。睡覺是種奢侈，頭痛、消化不良和姿勢不良引起的背痛是家常便飯，而開懷大笑成了遙遠的記憶。短短四天的考試卻造成幾乎難以承受的龐大壓力。聽說附近學校有跟你同年的學生受不了，自殺了。
這就是中國學生為了將來有出息所過的生活。父母和老師逼著他們承受沉重的壓力，塞給他們一般人都吃不消的課業負擔，於是他們漸漸變得反常，只為了擠進有名大學，就像機器人一樣盲目爭取高分。
好，你通過了考試，而且是高分過關。理論上，全國任何一間大學都會收你，科系任你挑，相當民主。而分數比你低的人只能挑比較冷門、校方得想辦法填滿人數的科系。分數更低甚至沒通過的人只好重考或去從事卑微的工作。
只希望你爸媽會同意你讀環境科學，不會逼你讀金融、會計、經濟、電腦或你討厭的國貿。現今在中國，唸書唸書唸書已經被從商從商從商取代。大部分父母都認為從商才是正確的路。那麼，最大的問題來了。你就讀的大學允許你思考嗎？
升學壓力之所以這麼大，跟近幾十年中國的高等教育經歷巨變有關。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關閉，重新開放後三千六百萬名學生入學就讀，此後中國的高等教育急遽擴 張。一九九九年大專院校收了一百零八萬學生，二零零二年增加到二百七十五萬。二零零七年教育部說將有五百七十萬名學生入學，二零零八年報導說該年度至少有 五百五十九萬名學生畢業-----比二零零七年增加一成三。媒體還說二零零八年約有六百萬名新生入學。
因為入學人數大增，畢業後出人頭地的壓力就更大，唯一的途徑就是讀名校。在中國，事業成功的保證不是你學了/想了什麼或學/想得多好，而是你讀了什麼學校。儘管上了「一流」大學，接下來等著你的通常是三、四年的刻板教育，欠缺尊重的對待和幻滅失望，而不是豐富的知識之旅。
不管選了什麼科系－－更常見的狀況是在父母或體制的逼迫下選了某科系－－你都得上些跟主修無關的必修課。最麻煩的是政治教化課，比方「毛澤東理論」、「鄧小平理論」，當然還有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目的都在弘揚幾乎沒人〈甚至老師自己都不〉相信的政治理論。政治教化課一直延續到博士班，而且要死記和背誦很多政治偉人的生平。課堂上很少有創新思考或提出異議的空間，膽敢反駁毛澤東偉大思想的學生，不管多麼能言善辯，那堂課一定被當，這麼一來就拿不到學分。很多大學也有「中國革命史」這類課程，想當然是政治領袖詮釋的中國近代史。另外還有「道德教育」，主要在形塑國家認可的是非善惡觀。
山東大學的孫文廣教授二零零六年表示，「這些課程灌輸了學生一此毫無用處甚至反科學的東西，目的只是要宣揚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使人民相信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 又正確，還有毛澤東多麼偉大。」「其中很多思想都是錯誤的。比方說，有些課教的是鄧小平的理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我寫了文章談這些課程，我認為這些 課程應該全部廢除。為什麼要灌輸學生既沒用，又有害的東西，比方階級鬥爭？」孫教授說，「有些對歷史的陳述是扭曲的。灌輸學生這些虛假不實的觀念，我認為 是很大的問題。」
體育也是必修課。這樣規定好不好值得商榷〈尤其現在中國年輕一輩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不過體育分數太低會影響學生的平均成績。還有解放軍為期兩週的軍事訓 練也得修。中國教育部規定，「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的評量分數，會納入每個人的個人紀錄中。」這些訓練有時在炎夏舉行，有些平常備受保護的學生便因而昏倒。
大學生一定要學英文。如果沒通過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就畢不了業，所以有些人會為了過關而作弊。另外，大一新生修的都是各式各樣的通論課程，第二年也一樣，要到大三大四才專攻主修。
承襲自孔子思想的尊師重道觀念，也直接對創新思考造成阻礙。劉先生就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爸媽總是要我『聽老師的話』，他們認為老師說的永遠是對的，學生質疑老師是很無禮的行為。」孫先生則說：「國中高中這整段時間，我印象中只有一個學生曾經站起來質疑老師。大家都說他是麻煩人物，但我心裡其實很崇拜他。從來沒有人敢質疑老師說的話，我上了大學還是一樣。」
對教育過程百依百順是中國的一大問題。耶魯大學校長理察．列文(Richard Levin)在二零零六年上海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發言時說，「未來十五年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創新要務是批判思考。」列文認為中國的大學必須鼓 勵學生更加主動，勇於挑戰反駁教授、跟教授辯論。但中國並不打算真正落實。學較教學都以講課的方式進行，小組討論〈創新辯論最理想的訓練場〉幾乎沒聽過。
校方極少嚴格要求學者的品質。南京大學校長陳駿表示，「很多教授容易鬆懈下來或把大多時間精力投入自己的營利事業中，因為表現一般就能通過定期的審核。」直到二零零零年中，才開始有學生對他們認為不夠盡責的教授，行使某種形式的否決權。例如二零零四年上海交通大學就有一名電腦科學系的教授被開除，因為有九名 博士班學生揭發他強迫學生替他的公司工作。
大學生在各個層面都得不到校方應有的尊重。比方宿舍也是大學生得克服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大學生沒有自己的住宿空間，必須四到六個人擠一間宿舍，大部分大學不准學生住校外。
從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發生的一起事件，就能看清中國大學對學生的態度。這間學院的宿舍沒有冷氣或暖氣，中國其他大學幾乎都是。但上海的冬天相當冷。有群學生請 求校方安裝暖氣，並願意自己付錢，校方卻予以拒絕，副校長俞光虹說：「學校宿舍向來禁止使用暖氣設備，因為可能造成危險。」中國媒體報導上海市的國小也沒 有暖氣，某小學副校長表示從小就該訓練學生適應刻苦的環境。
大多大學宿舍晚上十一、二點就會切掉電源，確保學生準時就寢並減少「其他活動」。有群學生抗議校方切斷電源－－但只是抗議世界盃足球賽期間斷電。那是四川大學的九千名學生發起抗議，要求校方晚上供電讓他們看球賽。憤怒的學生把瓶子甚至洗臉盆丟出宿舍窗外，還放火燒了輕機車。後來校方終於同意供電。
只有關係到未來的前途時，學生才比較可能挺身反抗專制的學校領導者。例如下面這件事：升達學院是河南省首屈一指的鄭州大學的分校。學生發現校方未如預期發放鄭州大學的畢業證書，只發較不知名的升達學院的畢業證書，便憤而發起暴動。
升達的職員利用鄭州大學的名氣吸引大學聯考成績不佳的學生，並索取比鄭州大學高四倍的學費。當學生發現畢業證書上印的是「鄭州大學升達經貿管理學院」都氣憤 不已，這跟當初簡章上說的不一樣。畢業證書上只印「鄭州大學」會更有利於找工作。於是學生群起抗議，砸爛燒毀汽車，摧毀學院創立人的雕像，還要求教職員辭 職。當局的反應迅速且不難猜想。警方關閉校園並嚴禁出入。所有相關報導都被壓了下來。
校方對學生的威權管制延伸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性行為也是大學管制的項目之一。例如上海大學就開除了一名讓女朋友在宿舍過夜的大學生。
這名學生叫朱斌。他說他就讀別所大學的女朋友來找他，但錯過了最後一班回家的公車，「我本來打算安排她到附近的網咖過夜，可是女孩子一個人跟其他陌生男子一起過夜太危險了」，所以他才把女友帶回宿舍。他原本想讓女友睡床上，自己睡椅子，但因為發燒才躺到女友身邊。隔天早上他的一個室友向學校通報，老師進宿舍發現他跟女友躺在床上。朱堅稱「什麼事也沒發生」，等於證實了性很可恥這種觀念。他母親還肯定地說，「我知道我兒子錯了，可是事情不像老師想的那樣.....校方應該給他自新的機會。」
二零零四年廣東省的計劃生育委員會想在八所省立大學設置保險套販賣機，但校方堅決反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宣傳部負責人孔小明說，「我們堅決反對在校內設置保 險套販賣機。這種行為在校內絕對禁止，我們絕不允許學生在校發生性行為。」仍同年，北京大學〈中國數一數二的學府〉也拒絕在世界愛滋病日當天發放保險套， 理由是「在校內公開發放免費保險套不適當。」
中國為擴展高等教育所作的努力令人讚嘆，但卻是用極權主義一貫的中央管制法達成。中國領導人在科學和工程學科投入大筆資金，卻忽略了大部分人文學科，只有金融和經濟相關學科例外。這一定會造成社會發展失衡，但學生似乎很少反彈。主要原因是大眾認為這些領域是致富的捷徑。在現代中國，成功的標準是賺錢多寡而非快樂與否。
《上海英文星報》唐小燕〈音譯〉撰文指出，「上海女生挑丈夫有三個標準：銀子、房子、車子。」唐說，「這麼多中國學生讀商是因為經濟需求，主修商業或電腦找工作比較容易，如果主修歷史可能得多花一年半的時間找工作。」二零零六年的一項調查證實了這種致富渴望。調查發現中國學生遠比其他國家的學生更有野心。有71.7％美國學生說只要過「一般生活」就滿足，中國學生僅45.8%有同感，而且是調查中百分比最低的，低於包括韓國、日本等國在內的學生。
但要實現野心並不容易。隨著學生人數增加，薪資逐漸降低。例如，二零零三年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相較於二零零二年降了四成，原因是畢業生太多、職缺太少。到了二零零四年情況更加惡化。據新華社報導，「令應屆畢業生沮喪的是，勞工過剩使他們的起薪平均降了二成五。」人力資源管理專家汪大正指出，「求職人數激增，起薪降低，兩種狀況將會同時存在好一陣子。」
到二零零七年，光北京就有二十萬名大學畢業生，但僅八萬七千個職缺。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二零零六年中國共有四百一十三萬名畢業生，約三成沒有畢業後即找到工作。如果再加上前幾年的求職學生人數，和二零零七年即將投人就業市場的四百九十五萬名畢業生，問題勢將更加龐大，說不定會讓學生覺得受高等教育還不如去賭博。
中國媒體報導了應屆畢業生求職時遇到的一些問題。某王姓學生在餐廳裡應試，他說是因為「公司想測試我會不會喝酒和八面玲瓏談成生意。」最後他「面試」沒過，據他說是因為「我在餐桌上的表現不佳，一來毫無準備，二來我不會喝酒。」
據人民大學教授也是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說，高學歷的學生常從事低階工作。他說，「像有些中國銀行就雇用碩士生當出納員，這不但浪費人力資源也破壞就業市場的秩序，這麼一來要把更低學歷的人擺在哪裡？」
從另一方面來看，錢也是大學教育的一大問題。一九八九年，一學期的學費是一百元，現在一學期約五千元。二零零五年，政府規定大學學費不能超過六千元。同年， 陝西省的西安美術學院卻擅自將學費調至一萬五千元，多收了逾五百五十萬元學費。廣東省的南華理工大學則多收了二百一十八萬元：南京審計學院多收了一百六十 四萬元：河南師範大學多收了一百一十七萬元。
中國的大學還有很多募資的辦法。比方把一年平均一千二百元的住宿費加進學費。反正現今中國學生樣樣都得付錢。媒體報導上大學一年的學費約一萬元。但我們問過很多學生都說實際費用更高。比方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設於城外的松江校區，有些學生說學校規定他們一年要多繳一萬元的「建設費」資助新校區建設。但這筆錢據說是付給建商的，不算在學費之內。
曾有媒體報導，若把平均收入考慮進去，中國的大學學費是世界最高的。中國當局也坦承政府的助學補助急速增加。二零零六年的助學補助方案金額為十六億元，二零零七年估計將達一百五十七億元，二零零八年增至三百零八億元。三百億元是每年中國人民浪費在沒必要的家居裝潢上的金額，佔了兩週期間的北京奧運總花費的一成。三百億元也是全國各地每年公務車花費的十分之一，而國營媒體報導說全部花費〈三千億元！〉將近有七成「被私吞.....拿去私用還有.....花在根本不必要的維修和燃料費上。」
中國一直把大學生當成大孩子對待，又不鼓勵獨立的思想、言論和行為，因而造成了莫大的損失。中國的高等教育講堂無法培養一個偉大國家所需的人才。同時，許許多多聰慧腦袋也因只吸收抽象理論而無實務訓練而日漸失去優勢。
學生是一國的末來。貶低學生，中國就是在貶低自己。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1再修訂）
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說，中國每年有十萬名兒童死亡、四十萬名殘廢。
身為長住中國的作家，我們這段期間一直不斷觀察周遭事物。問問題是個簡單的方式，因為大多中國人都很樂意跟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文化和感受。而我們在社交場合幾乎逢人必問一個問題：你認為誰比較愛小孩，中國父母還是西方父母？每次對方都會不假思索、斬釘截鐵地說：中國父母！有時我們會擺出苦惱的表情，其實只是質疑對方的觀察細膩度。他們看了很快會說：「我相信你們也有疼愛孩子的另一套方式－－文化不同嘛。」
中國家庭當然很愛孩子〈多半是獨生子女，因為一胎化政策〉，看他們在孩子身上投入許多金錢和心血就知道。中國父母常拿孩子沒轍，什麼都依家裡的小祖宗。但中國人似乎一次只愛一個孩子，因為國內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名兒童慘死或受傷。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二零零七年公佈的數據，中國每年因車禍傷亡的兒童有三萬五千名，因各種意外死亡的兒童總共有七萬名。很嚇人的數字。可是準確嗎？二零零三年，中國國務院〈中國最高權力機構之一〉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說，中國每年有十萬名兒童死亡、四十萬名殘廢。隔年，中國媒體卻報導中國每年有二十萬名兒童死亡。這些數據都只包含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二零零八年媒體又改口說，每年死於車禍的兒童人數是一萬六千名，而非二零零七年說的三萬五千名。
中華醫學會急診分會小兒部門副組長張靈恩教授說，「如果採取適當措施，所有傷亡都可以避免。」二零零七年，也就是張教授發表此意見後三年，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發言人也說了同樣的話：「兒童交通意外大多可以避免。」更驚人的是，這是中國第一次對兒童交通意外進行全面調查後提出的結論，直到二零零七年四月該調查才完成。
但中國不只漠視無數幼小生命的交通安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江西的土塘中學放學時，數百名學生多麼開心，因為當天是禮拜六，他們卻留校到晚上八點半。當學生急 著回家蜂擁下樓時，卻因為你推我擠紛紛摔在彼此身上。結果造成五女一男死亡，十一人重傷。要是當時有人管秩序〈如校規所訂〉，也許就不會有這種結果。不幸 的是大多老師都在一樓改考卷。
照料兒童不夠專業，似乎是中國兒童在學校恆常面臨的危險。二零零七年四月，中部某幼稚園的小朋友正在吃早餐，像一般小孩一樣嘻笑玩鬧。後來卻有五十名幼童食 物中毒送醫不治死亡，原因是他們喝的豆漿沒有煮沸。警方扣押了幼稚園園長和三名廚師。但這只是中國校園一連串食物中毒案的一宗。
二零零六年九月，四川省有九十二名小學生食物中毒，同月湖北省也有五十五名學童食物中毒，黑龍江省有一百七十一名，其他省分還有二百四十名。就在同月底，內蒙古某中學又有二百一十七名學童食物中毒送醫。警方再度扣押該負起責任的校方人員，結果發現學童吃的餐點裡摻了過期食物。隔月，新疆某幼稚園有十六名二到 五歲的幼童吃了豆子做的菜餚而食物中毒。同月，也就是二零零六年十月，廣州省又有五十名學生在學校食用豆漿和紅豆蛋糕之後腹痛嘔吐。兩個月內就有八百四十 一名學童食物中毒。
中國兒童還要面臨化學中毒的危險。二零零六年九月，甘肅省九百五十四名兒童經檢驗後發現血液鉛含量過高。鉛中毒是以每公升幾毫克為標準，超過一百就表示血鉛過高。然而甘肅省鉛中毒的兒童中，有一名的血鉛含量高達六百一十九毫克/公升。
其中一件化學中毒案的污染源來自徽縣有色金屬冶煉公司。當局完全知情，早就勒令該工廠停業。但這家工廠照樣偷偷營業，為了賺錢不顧數百名兒童的健康。大人鉛中毒尚能痊癒，小孩卻不一定，腦部可能從此受損。冶煉廠的老闆冉宏二零零七年五月被控「破壞環境資源」，另有「十九名官員遭撤職、警告或記過等處分，其中大多是縣府和都市環境單位的官員。」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福建省七里村有四十七名小學生鉛中毒，其中一名年僅七歲的男童還得住院。是什麼危害這些孩子的健康？當地官員說是當地一家使用危險技術的冶煉公司。
河南省也有三百名兒童化學中毒，因為地方官批准一家造成污染的煉鉛廠在該省盧氏縣成立。環保局副局長駱梅英二零零四年初批准這家未提環境衝擊報告的工廠成 立。同年中，駱梅英到廠裡巡視，發現廠內使用的是污染程度超標、政府早在一九九七年就禁止使用的熔爐。然而駱梅英竟讓工廠繼續營運，其他的地方高官也助紂為虐。
這家工廠持續污染當地環境到二零零七年一月，報上說當時近一千三百人申請驗血，因為「村裡很多孩子燒了好幾天，大人則是反應記憶力衰退。」「檢驗後發現三百三十四人血鉛量過高，其中五十九人輕微中毒，四十四人中度中毒，裡頭有三百二十七人是兒童。」
媒體也指出工廠每月會給這些兒童一百五十元賠償金，「可能延續到三、五或八個月，看他們的血鉛量而定」，但上面沒說即使血鉛沒有了，孩子的身心也可能一輩子受創。不過媒體倒是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報導了盧氏縣委的節儉美德：「五千一百四十九名受訪者中，61.3%認為盧式縣委低調的辦公方式值得讚賞。」
雖然媒體有報導涉嫌污染弊案的官員已被捕並送審，但一直到二零零八年年底都無進一步的審判結果。普遍的實情是，大部分兒童從沒做過血鉛檢驗，因為地方醫院大多沒有檢驗設備。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山西省有六名兒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原因是學校附近有部疏於維修的發電機。二零零七年五月，遼寧省有四百名學童因為學較桌椅的油漆含汞而中毒送醫。官員調查生產桌椅的工廠，發現其產品的汞濃度約是安全濃度的十倍。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南部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有一百一十二名兒童在學校發病送醫，檢驗證實他們全患了肝炎。學校用水的主要來源是僅五公尺外的一條排水溝。我們會另僻章節指出，像這樣漠視基本衛生是今日中國的一大問題。
二零零八年仍然不斷傳出兒童中毒事件。廣西省六十名兒童喝了學校的水之後身體不適，後來發現飲用水含殺蟲劑。警方懷疑有人故意下毒，但地方教育局卻指控校方管理不善。
可悲的是，危害中國兒童健康的不是只有環境。本該提供他們最多照顧的人－－老師，也是一大威脅。青海省某國小老師因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強暴一名十歲學生而被判十八年徒刑。四十八歲的楊長忠老師要該名女學童把作業帶到辦公室，趁機對她下手。他在法庭上坦承曾猥褻其他十名六到九歲的女學童，此案爆發，震驚社會。
之所以發生這些慘劇，都是因為尊師重道的傳統觀念加上性知識不足所致。據《上海英文星報》報導，「有名八歲女童跟她父母說，老師喜歡把她抱在膝上，撫摸她的身體。她問爸媽這是不是表示老師喜歡她。」根據一份調查發現，五成二的兒童從未聽過師長提起性侵害的問題。由於性教育不受重視，青少年墮胎也日漸增加，光 北京就有數以千計的女孩需要墮胎。
另一名老師在二零零六年九月犯下更駭人聽聞的案件。二十八歲的李恆毅對十一歲的學生章耀尹拳打腳踢，後來還抱起動也不動的女童，從四樓窗口丟下去。事後發現他毆打學生的行徑已有多年，只是之前因診斷出他精神異常，所以無須負法律刑責。死者的母親氣憤地說：「學校為什麼會讓一個精神病人來當老師呢？誰還我女兒 的公道呢？」
二十一世紀初的前五、六年，報章突然出現許多校園暴力的報導。這表示以前都沒有這類事件，還是這些都像中國境內其他事件一樣被封鎖？這種新現象似乎接二連三快速累積案例，但最近這類報導卻漸漸減少。
一連串校園暴力似乎是在二零零四年八月某天早上拉開序幕。那天北京一家幼稚園的學童在運動場上開心玩耍，但沒多久，學校大門警衛徐和平突然持刀襲擊學生。他 鎖上大門，不讓孩童逃走。學校老師聽見慘叫聲趕緊前往制止他，但等他們將凶器奪走，已有一名學童死亡、十五名學童和三名老師受傷。最小的學童才兩歲，最大 的六歲。警方調查後發現徐有精神病史。
同年九月，一名持刀男子闖入蘇州一家托兒所砍傷二十八名幼童，因為警方迅速反應，孩童才保住性命。警察趕到現場時，四十一歲的兇嫌正要點燃汽油和炸藥。
不到十天，名為賈慶友的校車司機砍傷山東省第一實驗小學的二十五名學童，並挾持一名九歲的女學童。這次同樣無人死亡，警方救回人質，但有其他男女學童的臉和 手受傷送醫。賈慶友為什麼要瘋狂砍人？起因於他跟當地的沈某人口角，想報復對方，但找不到人，結果就把氣出在無辜又毫不知情的孩童身上。
同年十月，湖南省某小學有四名學童被人砍死、十二名受傷。更令人震驚的是，凶手竟是學校老師。媒體未提他的殺人動機。
同月，慣犯付賀功闖入一所北京幼稚園偷東西，被一名值班老師發現，他將女老師姦殺後，又殺了一名看見他闖入的五歲男童，然後將屍體塞進洗衣機。最後他被判死刑並在法庭上跟母親道歉，對死者家屬卻毫無表示。
隔月，也就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又發生一宗殺人案。一名男子持刀闖入湖南省汝州市某學校宿舍殺害八名學生。凶手行兇後逃遁，但隔天就因為他母親報了案而落網。凶手閆彥明二十一歲，兩個月後執行死刑；中國媒體的簡短報導上說共九人死亡，全是十六、七歲的學生。
二零零五年持續傳出殺人案。十月，三十三歲男子劉世斌分持自製手槍闖入某校射傷十六名學生，顯然是因為自己沒有小孩，心理不平衡。當地人轉述他的話，「我沒有小孩，所以要殺了其他人的小孩。」此外，他患有精裨疾病這件事似乎並沒有讓人留心他可能做出危險舉動。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歲的白寧陽闖入河南省鞏義市的某幼稚園二樓，先鎖上門，再把帶來的兩罐汽油潑在教室並點火引燃。兩名五歲兒童死亡，十三名受傷。據報導，白寧陽先把一名學生送走之後才鎖上門，因為他認識該名學生的父母。據當地人說白寧陽是因為追求該班級老師不成才殺人洩憤。但也有報導說白是因某村人不准他進入一條剛鋪好的道路才犯案洩憤。
幾天後，同一省的農民楊新龍跟鄰居吵架，先殺了鄰居又持刀闖入當地國小劫持十九名學童當人質，他在殺了一名人質後，遭到警方狙擊手射傷制服。
同年十二月，烏魯木齊一名三十三歲男子攻擊過馬路進校門的小學生。一名學生當場死亡，另一名學生送醫不治死亡，三名學生和一名老師受傷。凶手阿不都哈力克．米吉提隨即被捕。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們訪問了上海教育局的某高官。她表示很清楚問題所在，但市府肯定這種事不會再發生，因此不打算採取防範措施。但看西方的模仿殺人案就知道 這種事遲早會重演。我們認為政府可在各校門口派一名解放車站崗。中國軍力龐大，人員調度應該不成問題，這麼一來那些似乎源源不斷的精神異常、心懷怨恨或嫉 妒的人，對兒童下毒手之前應當會三思。但教育局的人員不願把我們的建議呈給上級。
威脅中國兒童安全的，還有任意懲戒學生的老師。二零零六年十月，陝西省有名老師發現兩名女學生把髮捲和信件帶來學校。他罰兩個學生喝下一瓶白酒，這種烈酒的酒精濃度高達4、50%，後來女學生送醫，有個抱不平的男學生則遭到該老師毆打。
廣西省的桂林舞蹈職業學校的女學生，二零零六年九月竟到離家數百哩遠的杭州當陪酒。這些十五、六歲女孩的工作是說服客人買酒，但客人常對她們上下其手。校方要她們謊稱十八歲並跟家裡人「報喜不報憂」。這些女孩當然家境不好，陪酒一晚可賺一百元，但一半要交給仲介，二十五元交給校方。
就算這些問題可以避免，但還有很多等在後面。例如，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販賣兒童問題日漸嚴重，中國也是。原因主要有兩個：貧窮和傳統觀念。生活貧苦的鄉下父母到都市打工，留在家鄉的孩子常被幫派抓去當乞丐、小偷、性奴隸或賣給想要小孩的父母。
傳統觀念也使孩子成為歹徒的目標。中國人一般認為結了婚就要生小孩，而且最好是兒子。因此生不出小孩或怕生出女孩的夫妻就想花錢買個男嬰。光昆明這個城市，一年就有兩百名兒童被綁架。
這個數字的來源令人意外，是名叫王興普的男子二零零四年提供的數據。他是社工、警探，還是關心民間的政府官？都不是。他是到城裡打工的民工，育有兩男一女， 但兩個兒子都被拐了。他到處找兒子，過程中碰到同病相憐的父母，並收集了兩百個失蹤兒童的資料，全是一到六歲在同地區被拐走的小孩。
二零零二到零三年間，警方救出四萬兩千餘名被綁架的婦女和小孩。更新的數據不得而知，因為中國並無調查全國失蹤人口的數據，王興普在尋兒過程中也發現了這點。的確，中國對此問題的態度就如《中國日報》某記者寫的：「有些地方官不認為買小孩犯法。」
也有女嬰被買去當童養媳。現今中國的女孩越來越少，因為既然鑑定胎兒性別或墮胎都很容易，父母就會一心求男。這就是為什麼有些父母想要買女嬰當童養媳的原因。二零零三年警方破獲一個嬰兒走私集團，發現廣西省的一輛巴士藏了二十八個新生女嬰。這些女嬰裝在塑膠袋裡，手腳都被綁住，看上去好像牲畜，而不是寶貴 的人命。該集團偷了約兩百名嬰兒，獲救的人數卻很少。後來警方在二零零四年又破獲另一個涉嫌偷走七十六名嬰兒的集團。
有些集團將綁架來的幼童訓練成扒手或乞丐。據慈善組織兒童救助會估計，貧窮的中國西部地區有「數以萬計」的兒童被人拐走，為的就是從事這些工作。二零零五年，有個拐走五十六名幼童的集團落網，這些被拐的孩子都不滿五歲。歹徒的手法是闖入民宅，持刀從父母手中搶走嬰兒，或趁父母在公園和超市等公共場所不注意時偷走嬰兒。只有二十五名兒童獲救。
大多受害家庭都是民工家庭。因中國民工多半生活艱困。很多民工到城市打工，期望賺更多錢回家，因此現在中國估計有二千三百萬名兒童被留在家中，可能由父母其中一人或祖父母照顧，更常見的情況是無人照顧。
「中國反對拐賣兒童婦女行動計劃」直到二零零八年才實施。公安部的袁小尹說，「二十六個部會將共同討論計劃細節及如何一同推動。」中國的官僚體系錯綜複雜，令人懷疑這麼多部會參與這項計劃到底是好是壞？
但中國還有另一群兒童也前途堪憂：受刑人的子女。中國司法部估計受刑人的末成年子女數約六十萬人。沒有政府部門特別照顧他們，這群孩子就被親戚推來推去甚至遺棄。這些孩子的生活水平幾乎都在貧窮線以下，並遭受歧視和虐待。
大連兒童村〈中國少數為受刑人子女設立的機構〉的社工楊梅說，「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父親犯了罪，作兒子的也會做壞事。」更悲慘的是，兒童村一直資金不足，再加上政府干預，好心的負責人想向國際募款也難，只能靠自己的收入和畢生積蓄維持下去。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二零零七年底報上說，村裡的工作人員將一大部分捐款挪為私用－－或者貪污本來就是中國各地的常態。
那麼自殺成了年輕族群的一大問題也許就不令人訝異了。有份問卷調查了十四萬名高中生，發現其中兩成想過自殺，六．五%有過具體的自殺計劃，五成覺得孤單，四成一直有睡眠困擾。調查員指出，這是因為中國人不習慣坦承自己的感受，也不知道怎麼探究自我認同。調查員要他們形容自己理想的世界時，他們想像的是一個不硬性規定制服和髮型、可以逃離爸媽和老師掌控的世界。
二零零八年深圳的一份類似調查發現，城裡12.1%的青少午想過自殺，6.6%計劃過自殺，2.2%該年度曾嘗試自殺。深圳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周麗說，「就我所知，心理問題在其他城市一樣普遍。」二零零八年另一城市的調查證實了她的看法，該調查發現17%的國中女生想過自殺。
先前我們提到，有些中國人發現我們聽到『中國人愛小孩勝過任何國家』這句話時臉色一沉，便試圖安慰我們。可是中國人為什麼不對所有中國小孩都一視同仁，不再讓中國幼童受傷、受害或死亡呢？除了一些合理的改變，例如規定騎腳踏車戴安全帽、由警衛護送學生過馬路、嚴格執行交通規則、校內雇用專業的營養專家、加強校園安全、增加兒童心理醫生等等簡單的政策之外，一些更深入的思想層面短期不可能改變－－未來可能也是。
也許一胎化政策使大人都把心力放在孩子身上，所以根本看不到他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也許政府一直強調國內人口過剩，大人就忽略甚至不顧每個孩子都要盡心盡力照顧的重要性。今日中國遵行一胎化政策的父母，都期望孩子對他們盡孝道。過去是兄弟姊妹一同孝敬父母，現在這個責任卻得由一個人扛起。這種微型核心家庭的架構養大了自掃門前雪的心態。
有個自豪的父親告訴我們，「我們沒時間管別人，別人也沒時間管我們。」他的兒子在一旁聆聽，學習現代中國的生存「法則」。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0再修訂）
中共領導人的終極政冶等式是個雙向等式 :「和諧＝社會安定」和「社會安定＝和諧」。真正的等式是：和諧＋社會安定＝持續的共產主義箝制，只不過他們絕不會告訴中國人民。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零零七年的新年賀詞中提出和平發展和社會「和諧」的目標。他說：「二零零七年是中國人民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一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人民政協〉也在二零零七年的年度會議最後，期許社會和諧發展。
中共領導人的終極政冶等式是個雙向等式 :「和諧＝社會安定」和「社會安定＝和諧」。真正的等式是：和諧＋社會安定＝持續的共產主義箝制，只不過他們絕不會告訴中國人民。簡單的說，中共領導人對「和諧」著了迷，現代中國社會的每個重大議題一定都要扯到「和諧」。
原因非常簡單。「和諧」其實是「權力」和「掌控」的代名詞。對中共來說，「和諧」就代表中國人民該把各種問題和全部信任交給國家領導人。但中共沒針對今日中 國面臨的各種問題提出有意義的回應，只忙著鞏固政權。任何質疑中共權力的人或事，就對「和諧」構成威脅。由此可見中國的安定和樂明顯跟欠缺政治自由有關。 因此，很多中國人認為不對中國的政治未來表達任何興趣，就是愛國和好公民的表現。
和諧－－和平－－安定這個等式過於簡單，只能確保短暫的和平。儘管中共有效建立了一個人民不敢隨便說話的國家，但它面臨的問題太大又太獨特，人民勢必還是會集結起來，而且每個族群都代表一種社會現象。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中國的五個危險族群，每個族群都可能製造動盪或不安，甚至動搖世界上最專制的政府的「和諧控制」。這五個族群不是軍事專家或退伍軍人組成的，而是因為政府有意或不小心導致他們寸步難行的平民。這些族群身不由己地逐漸累積力量，而且政府多半都渾然不知。這些人不是異議分子也不是革命分子，他 們只是人為了適應自然或是當權者沒有適時伸出援手而導致的結果。
第一個族群：窮人
．出沒地點：主要是中國農村，但最近窮人分散到全國經濟版圖，尤其是餐桌上很多殘羹剩飯的中產階級聚集的都市。
．性別：男女各半。
．規模：有五千五百萬〈中共的估計〉到一億五千萬〈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人民只靠一天一美元或更少的收入維生。
．教育程度：低。貧窮地區的教育資源有限，都市的學費又貴，大多人根本不可能繼續升學。
．歷史先例：當然有。窮人常是迫使中國王朝改革的一股力量。
．危險程度：非常。一日三思識到沒什麼可以失去，窮人就會起來反抗。
．政治目的：父親想要合理的工作，母親想要可以定居的地方，孩子想要希望。政府給他們的只有政治修辭包裝的夢想，只會讓他們對政治和政治人物更加反感。
世界看到的是經濟蓬勃發展的中國。現代中國給人的印象就是簇新的摩天大樓，或是斥資數十億、規模無人能及的民間工程。但中國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國內的數千萬窮人。二零零七年中國有超過兩千萬人，一年只靠不到八十八美元維生，三千五百萬人年收入不到一百二十六美元。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有一億五千萬人一天賺 不到一美元。
中國人自古就常因民不聊生而起義叛亂。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出生於農民家庭，後來到佛寺棲身，未料佛寺因資金不足而關閉，他也淪為乞丐。當時中國正值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反叛和暴動日漸猖獗。朱元璋帶領一群反叛者漸漸征服全國。
具體而言，中國政府給窮人的幫助很少。除了在鄉村鼓吹「和諧」和「安定」之外，中共並沒有實際解決鄉村居民〈很多都是少數民族〉的困境。二零零六年中國鄉村 有八萬多起抗議活動，但如果中國的經濟成長持續把第一個危險族群排除在外，這八萬多起抗議活動就會只是冰山的一角。窮人一日三思識到自己可以推翻讓他們無 法翻身的中共，中國鄉村就會因為示威抗議四起而大亂。
． 解決方法：中國不把該貧窮視為一種數據，應該把它當作人權問題來處理。就算把窮人放到人為操控的低貧窮線之上《譯注：貧窮線就是最低收入的門檻，低於此門 檻就算低收入戶：低貧窮線則是指將最低收入壓低，使低收入戶減少》，也無法解決貧窮問題。只有維護窮人的基本尊嚴，才能減輕這群人的怨憤。
第二個族群：獨生子女
．出沒地點：一胎化政策使經濟繁榮的中國城市充滿了獨生子女。這群人跟鄉村人口關係疏離。
．性別：男女皆有，幾乎清一色是漢人。
．規模：一億，且因實施一胎化政策而日漸增加。這群人其實就是最極端的「唯我」世代。
．教育程度：中國史上最高，中英溝通能力皆強。此外，女性受到女性主義思想洗禮，將會成為另一股政治力量，說不定會帶領此族群爭取民主。
．歷史先例：無。這群人代表的社會現象史上前所未見，而且完完全全是人為的產物。
．危險程度：政治上很危險，這群人很多是共產黨員，若反抗國家政策，後果不堪設想。
．政治目的：這群人的弱點在於，就算政府倒台，也希望繼續過好日子，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而在此同時他們又認為自己就是中國未來的領袖。這群人受過高等教育，懂得協力合作，因此對國家存亡勢將舉足輕重。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數目龐大的獨生子女，多達一億以上。這群人多集中在城市，因為城市是一胎化政策最早也是最嚴格執行的地區。這群人肯定會被更為現代的 自由觀念所啟發；從金錢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將成為中國社會的富裕階級；而他們所想要的思想自由也勢必將超出國家所願意給予的程度。然而他們也有別人所沒有 的問題：由於是在沒有兄弟姊妹的環境之下備受細心呵護地長大，以致往往較為自我中心、不懂人情世故。在情感上，他們還背負著四億個幽魂-----他們家因中共的獨裁政策而無法出世的兄弟姊妹。
這個族群的成員天生就是孤立主義者，喜歡獨來獨往。但要是政府無法給他們美好生活和幸福家庭的希望，他們勢必會團結起來以表達不滿，而這一切都源自於政府強迫他們的父母投入史上最大的社會控制實驗。
．解決方法：最為困難，因為政府透過教化薰陶，迫使這群人專注於累積財富。這群人史上前所未有，所以沒有前例可循。即使在一個心理學家齊備的國家，要處理一億人的心理問題都相當棘手；更何況心理健康在中國仍然是個禁忌話題，要針對此問題提出有意義的對策，很難。
第三個族群：民工
．出沒地點：從中國鄉村到都市工作的勞工。這群人離鄉背井卻是為他人建立美好社會，更使他們有如不定時炸彈。
．性別：男性居多，有些離家數千哩遠。
．規模：兩億，每年增加一千三百萬人。
．教育程度：多半末受教育，但歷練豐富且足以拆解〈故意摧毀〉他們搭建的基礎建設。
．歷史先例：中國沒有。中國的社會階層直到最近才鬆動，這群人才得以到城市求職。古今中國都嚴格管制社會運動，但這群人令人想起美國二十世紀初的勞工運動。
．危險程度：這群人宛如前線士兵。其中已經有些挺身反抗地方政府。他們的優勢在於可串連各個工地和城市，但先送命的也是這群人。
．政治目的：希望在他們建立的新中國有一席之地。他們想把家人帶來城市，也希望認真工作就能得到合理〈且準時發放〉的薪資。
大批民工是現代中國的建立者及維護者。這些人多半是男性，從貧困的農村到城市工作，以賺取更多薪資。中國對非技術性勞工的需求似乎永無止盡，但從事這類工作的民工常面臨黑心雇主、超時工作、工作條件惡劣、居住環境不佳、工作福利差的問題。此外，都市人往往瞧不起鄉下人。
這個族群雖然來自鄉下，但因為到繁榮富裕的中國城市裡打工，所以有別於第一個危險族群。這群人建立的基礎建設使中國的經濟得以蓬勃發展，但他們卻無法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 解決方法：可能解決。完成必要的都市建設、轉變成已開發國家之後，中國對民工的需求會日益縮減。如果政府現在就未雨綢繆，採取行動，應該能把這群人的不滿 減到最少。政府可以為他們規劃良好的住所和完善的社會福利，說不定即能滿足這群人的需求。這群民工靠著雙手建立的最後一座城市，說不定就是他們自己的城 市。
第四個族群：罪犯
．出沒地點：中國各地、社會各階層，但主要集中在中國都市，多金的地方。
．性別：幾乎全是男性，但可能有女性幕後人員，尤其是中國的白領和紅領罪犯。這群人分成三類：藍領罪犯，涉偷竊和身體傷害；白領罪犯，涉偷竊和貪污；紅領罪犯，涉賄賂和貪污。
．規模：不明，但引發的恐懼可能使其勢力大得不成比例，藍領犯罪集團就是明顯的例子。
．教育程度：依「顏色」而定，偷的錢越多往往表示此人的教育程度越高。
．歷史先例：這種規模前所未見。資本主義和杜會主義激盪出各種機會，為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犯罪活動開了一扇門。
．危險程度：極端危險。自從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開放中國後，這群人天天都在摧毀人民對共產黨是否有能力打擊犯罪分子的信心。
．政治目的：無。所有行動都源於自私的動機，所以政治主張大可免了。
中國的犯罪活動猖獗，但為了促進「和諧」和「安定」，中共刻意低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很難確定這群人的規模。即便如此，根據已知的資料顯示，單單二零零六年一年，中國警方偵辦的刑案就有四百六十五萬宗。
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內的貪污已成常態，貪污網路龐大，多以黨員的親友或小團體為掩護。據估計，每年約有四萬宗共產黨員的貪污案，在二零零六年有約十萬人受懲處，其中大多是低階黨員。
另外，金融業的貪污規模雖然不明，但二零零五年的金融詐欺金額即將近一千億美元，可見問題有多嚴重。上述兩者之外，還要加上日漸增加的、由社會底層人口所犯下的暴力案件和各式小案，這些人眼看著別人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而自己卻沾不到邊，從而萌生歹念。
． 解決方法：可以解決，但可能性不大。藍領犯罪只要加強治安就能解決，而白領犯罪和紅領犯罪則要仰賴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可由人民監督政府官員，這樣就能削弱 紅領罪犯的權力，進而削弱紅領掩護白領罪犯的實力。然而中共絕不可能由人民監督政府官員，最多只會推出幾個小官當替死鬼，所以要阻止這個族群繼續犯案，很難。
第五個族群：單身漢
．出沒地點：中國各地，但集中於鄉村，傳宗接代壓力最大的地方。
．性別：清一色男性。
．規模：三千萬到四千三百萬，持續增加中，看鑑定胎兒性別的超音波掃描器數量多寡而定。
．教育程度：低，通常從事勞力工作，勿跟獨生子混淆。
．歷史先例：無。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導致的性別失衡現象，因政府的一胎化政策更加惡化。
．危險程度：沉默的少數族群，但破壞力驚人，伺機宣洩不滿，第一目標是他們得不到的女孩，第二是限制他們活動的政府官員。
．政治動機：無。不過他們有個一致的動機：宣洩心中的怨憤，如果集結成眾，這股怨憤就會成為他們的利器。
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再加上實施一胎化政策、要得知胎兒性別及墮胎都不困難，導致中國人口性別日漸失衡。男女差距在城市較小，在觀念傳統的鄉村地區較大且急遽拉大中。在中國出世的男嬰遠多於女嬰，據估今日十個男童中就有一個長大討不到老婆。
． 解決方法：無法解決，想解決也太遲了。就算中國能馬上拉平男女出生率〈根本不可能〉，先前幾十年出世的男性還是討不到老婆。他們將永遠獨自一人穿越中國的人口金字塔，無法結婚或安定下來。當這群人想辦法發洩鬱悶時，強暴、賣淫、綁架女性的事件就會增加。這幾個族群代表了北京政府難以控制的龐大問題，但他們 卻很少思考這些擺在眼前、步步逼近的大災難。中共專注於追求「和諧」和「安定」，卻緊緊封住以上這些問題，不是拒絕承認就是淡化處理。但這麼做有害無益。 現在中共有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這兩大後盾，尚且能壓下這些問題，只是這種情況不可能長久。一旦再也壓不住，這股爆發力將對中國造成莫大衝擊。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0再修訂）
傈族九成以上都生活貧困。少數民族的貧窮率節節升高，二零零四到零五年增加1.8%。佔總人口一成的最窮人口，二零零一到零三年間的收入不增反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