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去年十二月初的幾天，不時有上海友人送來這條短信：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徐元章是上海的水彩畫家，但讓他出名引發上海人關注的，不是他的畫作，而是他曾是上海私家第一豪宅──寶慶路三號戶主。十年前，他因財產繼承權糾紛捲入轟動上海的一場官司，他先是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的苦主，然後又成為「私佔住宅」的被告。二○○七年，他被趕出住了五十六年的老宅，搬入只有五十幾平方米的陋室。
走出老宅時徐元章幽靈般地對人低吟，「離開寶慶路三號，我是要死忒的呀。」果然，好好一個六十出頭的人，不出幾年就鬱悶死了，得知他死訊的老上海們不無惋惜地哀歎：「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寶慶路三號和顏料大王周宗良
寶慶路三號位於淮海路和寶慶路交叉路口，是原法租界的高級住宅區，緊鄰商業繁華的淮海路段，門前馬路上的高大法國梧桐樹茂密成蔭，鬧中取靜，是上海黃金地段中的黃金位置，如今寸土寸金，是名副其實的「地王」。宅邸佔地近五千平米，有近四千平米大的花園，裡面草坪翠綠樹木蓊鬱，五棟歐式房屋矗立其間，建築面積一千多平米。
宅院原主人是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他是百年前上海灘上的傳奇人物。周宗良出生於寧波一個牧師家庭，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講一口好英語，憑此進了德商美益顏料行工作。一九○五年，周宗良到上海闖蕩，進入德商的謙信洋行，得到老闆賞識後當上了買辦。一戰爆發時，老闆將謙信的所有染料低價賣給周宗良。戰時亞歐間運輸斷絕，進口染料成了緊俏品，周宗良一躍成為「顏料大王」。
一九三○年，周宗良買下德國人建了沒幾年的寶慶路三號，再進口最好建材續造了幾棟洋房，分設客廳樓、主人樓、客人樓、傭人樓，成為上海灘第一私人花園。一九四八年，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周宗良撇下上海家業，帶著資金和三個兒子移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在那裡過世。
周家的磨難和迴光返照
四九年後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滿寶慶路三號的房子。一九五一年，周宗良讓女兒周韻琴一家入住，周韻琴七歲的兒子徐元章隨父母開始以此為家。
在毛統治的階級鬥爭時代，大資本家的周家大宅難得安寧，文革時各路造反隊上門抄家，屋裡昂貴的中西式家具器物不是被擄走就是被損壞，還有單位強行入住洋樓公用。沉溺於繪畫的徐元章，為了生活不得不去街道工廠繞了近二十年線圈，直到一九八五年辭職當自由畫家。
徐元章畫作的靈感源自寶慶路三號，他只畫上海的景物，絕大部分是老洋房。他畫中的上海屋宇，靜謐中隱蘊著生氣，閒適中坦露著自由，飄逸著夢幻的氛圍，看上去是熟稔的上海，又與人們眼前的不同，那是活在畫家心靈深處的老上海。
九十年代中期，徐元章不甘把老上海停留在畫布上，他要在生活中恢復老上海的舊時光，便重開四十多年前每周舉辦的「老克勒」（老上海的洋涇浜英語，為old clerk「老白領」意譯，又有class的意味，指老上海有層次、會享受的上流紳士）home party（家庭舞會）。不少名門望族的後人應邀而來：昔日鋼鐵大王的孫女、麵粉大王的孫子、上海名醫的兒子，其中不少七老八十滿頭銀髮……他們多數畢業於老上海的聖約翰、滬江等著名大學，能講一口流利英文。他們喝著香醇咖啡，伴著英文爵士老歌翩翩起舞，虛幻地復現老上海的浮華。
「老克勒」舞會的名聲傳開來，寶慶路三號成為老上海「最後的貴族」的據點，還吸引了在滬工作的外國人，許多駐滬總領事成了常客。最壯觀的一次有一百七十多位外國人聚會，以致在老外中流傳著「沒有到過寶慶路三號，就不算真正到過上海」。
寶慶路三號被拍賣
寶慶路三號舞廳的彩燈不過是迴光返照。
一九九一年政府給寶慶路三號繼承人頒發國有土地使用證，引發周家後人提出分割房產的要求；媒體對「老克勒舞會」的報道，加劇了爭奪這座樂園的紛爭。
二○○二年，周宗良的三媳婦周遂良等七人向上海第一中級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分配寶慶路三號這份遺產。周族有繼承權的十三人多數散居世界各地。二○○四年，法庭裁定，寶慶路三號實物無法分割，只能採用競價方式變現款按遺囑分配。當時市價近二億的寶慶路三號，由法院將產權以七千三百萬元賣給了上海地產集團。
按周家協議要所有繼承人都簽字才能出售產權，但十三人中有七人不簽字，他們明白，法院（代表政府）和企業聯手利用周家的矛盾耍了他們。他們向上海市高級法院上訴，要求撤銷七千三百萬轉讓的競價結果。二○○六年五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了一審法院對房屋產權歸屬及折價款數額認定的判決。徐元章的母親周韻琴有繼承權，但她五七年去香港奔喪後移居英國，迄今下落不明，徐元章無法代位繼承。
徐元章不服判決提出申訴：他在老洋房居住了五十六年，期間一直在出資維修，應該享有房子的居住權。他的申訴不但遭到否決，一年後他自己成了被告：得到產權的上海地產集團上告徐匯區法院，要求徐元章搬離寶慶路三號。二○○七年八月，法院判決徐元章三十日內搬出寶慶路三號，他上訴市中級法院被駁回。
徐元章只得認命，他知道自己身處的社會。四九年後，上海近萬棟洋房和其他民居絕大多數被充公，由私產變成了國家財產（公產），實質卻是名副其實地被「共產」。如今，丁香花園等上海久負盛名的「十大名宅」早已「國有」，另有三千多棟豪華獨立花園洋房中產權屬私人的不到一百套，寶慶路三號是其中之一已屬萬幸。當年要不是外公周宗良英明，讓他們一家入住，寶慶路三號早就歸公了。這樣說來，他已經「白賺」了便宜，在豪宅多享五十六年「清福」，還爭什麼？
殘存的最後輓歌
隱居寶慶路三號那些年，徐元章「躲進小樓成一統」，對外面的「日新月異」視而不見，像玻璃缸的一條金魚，活在夢中的老上海，「優哉遊哉」自得其樂。搬進「有關方面」出於「可憐」配給的「臨時蹲蹲」的小屋後，他才開始體驗「新上海」生活。
當年，周宗良等一大批老上海的創業者逃離，許多洋房人去樓空，不久上海「解放」，從市長到各基層部門幾乎都換上不會說上海話的領導，在這股政治大潮的衝擊下，遠東文化和工商業第一大都市從此風光不再。到了文革結束尤其是八九年後，類似周宗良的許多後輩及「解放後」長大的各類老上海精英移民出國，整個上海幾乎人（才）去城空。同時，政府強拆賤賣上海人的住宅建樓盤，大批外來的暴發戶湧入上海買豪宅，不會說上海話的土豪一統天下，在這股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按時下的流行說法，如今的上海窮得只剩下錢和水泥森林。
徐元章蝸居在逼仄的水泥森林中，經不住長年忍受窒人的氣息，如他自己預言地「死忒了」！對於人事皆非的「新上海」而言，他活著，不過是個唯美卻無用的人，他那老派的貴族精神無論如何誇大，都不過是屍居餘氣。老上海的輓歌早就隨他外公和母親的出走而奏響，他的「死忒了」，僅是輓歌殘存的音符的徹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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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史上的山頭政治
中共的山頭政治有其歷史和文化根源，與清末民初甚囂塵上的軍閥主義一脈相承。中共憑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從佔山為王起步。出身農家、初識馬列的毛澤東之所以在黨內異軍突起，靠的不是理論功底，也不是組織才能，而是鑽山溝、佔山頭，開創了暴力革命的井岡山模式。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岡山乃是中共第一山頭，是取之不盡的政治富礦。毛一輩子胡作非為，其一切「偉大革命事業」無不以井岡山上所掘取的「第一桶金」為基礎。直到晚年，每遇黨內發生重大鬥爭，「偉大領袖」若憑胡攪蠻纏不能服眾，便會祭出他的致命法寶：「你們不跟我走，我就回井岡山找紅軍去！」毛以此向高層同僚耍賴皮，亦以此逼不服氣的對手認輸。
紅軍時期的各大根據地、三個方面軍，抗戰時期的八路軍、新四軍、各大敵後根據地、黨的白區組織，「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四個野戰軍、六個大區，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也都是有一定份量的政治山頭。戰爭年代，山頭是中共組織體系的結構性因素，甚至可以說，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於各山頭之中──去掉了這些山頭，中共就只剩下一副空殼，與「八個民主黨派」無異。每個山頭各有相對獨立的政治資源，有基於歷史淵源和戰鬥情誼而形成的人事班底，有基於軍功和統治地盤而形成的勢力範圍。每個山頭都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勞，於是乎，也就有了論資排輩、論功行賞的機會，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資格──老一輩死了，「紅二代」、「紅三代」們還打算著世襲這一資格。
毛澤東「五湖四海」用人術平衡各山頭勢力
中共所謂「五湖四海」的幹部任用制度，說白了，就是各個山頭都要照顧，各路人馬都有機會，大家一起瓜分官職、利益均沾的意思。中共建國以後，無論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的名額，部委、軍區和各省的權力分配，還是元帥、大將、上將的授銜與排位，都曾刻意在各個山頭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比如說，李先念之所以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不倒翁」，除了其世故圓滑、投機取巧的性格之外，也是因為在張國燾叛逃、陳昌浩被踢出局、徐向前靠邊站之後，毛澤東要為四方面軍、西路軍的眾多部將留下一個朝廷的席位；抗戰初期就已經脫離軍務的徐海東之所以在開國大將裡緊隨戰功赫赫的粟裕位列第二，是因為西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謝子長早死，高崗已經倒台，本屬四方面軍的徐海東遂以先於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經歷勉強充當西北紅軍的首席代表；林彪摔死後毛澤東主動提出給賀龍平反，並要求「不要核對材料了」（毛當然知道那些整人材料太假，沒有核查的必要），平反的主要理由是「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賀龍）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
毛澤東是玩山頭政治的高手，既擅長拉山頭、樹山頭，更擅長削山頭、奪山頭，拉自己的山頭讓它壯大。井岡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頭，被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彭德懷兩部人馬其後上山，被毛澤東「會師」了。四方面軍本是張國燾的山頭，張與毛在長征途中尷尬會師，兵強馬壯、人多勢眾的張部不肯臣服於衣衫襤褸、彈盡糧絕的毛部，悍然另立中央，最終被毛打散了（西路軍的慘敗一直被毛記在「張國燾錯誤路線」賬上，其實不然。毛死後，李先念、徐向前根據存檔的電報還原了西路軍所有重大軍事行動均由毛和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的事實，此結論經過了陳雲的確認。）國統區的黨組織、中共長江局、新四軍本該是周恩來的山頭，毛對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熱。皖南事變後，毛聯合劉少奇予以接收改組，再經延安整風，周系山頭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國際派更慘，雖曾長期以中共理論權威、意識形態正統自居，卻一直未獲得拉山頭、建實力的機會。張聞天做了七年名義總書記，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山頭作後盾，始終根基浮淺，腰杆子硬不起來，毛澤東「只需動一動小手指頭」，就輕而易舉將他推倒下台了。這說明，在中共的政治氣氛裡，雖有派系，若無山頭，也終究站不住。
山頭與正統：從井岡山到陝北
中共山頭不光有大小之分，還有正統、非正統之別。在毛時代的中共官場，最正統的革命資歷首推井岡山老革命，即以一方面軍一軍團為正宗；其次是長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紅軍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為正宗）；再次是陝北老革命。毛澤東從井岡山起家，在陝北發家──從地方割據走向統治全國，陝北堪稱中共福地。毛在延安整風時曾說過，「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大正統，陝北是小正統」。這話只能毛澤東說，別人說也是犯忌的──畢竟陝北這座山頭是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之下搞起來的，其創建和發展與毛本人或毛派並無絲毫歷史淵源。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陝甘邊根據地創始人之一，一九六二年因小說《劉志丹》無辜蒙冤，被毛澤東誣以「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當時向康生揭發習仲勳的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上將就是抓住了「正統」二字大做文章。閻指責小說把陝北根據地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寫得比井岡山還「正統」，目的就是要借拔高劉志丹以吹捧習仲勳，且「為高崗翻案」，以便毛主席死後習仲勳繼承大統「接班當皇帝」。這個罪過可不小。一本紀實小說，閻紅彥勾起了陝北革命江湖的歷史恩怨，康生抓住了「配合主席」的天賜良機。打倒習仲勳是毛劉反目之前二人最後一次親密無間的政治合作。於是，「利用小說反黨」演變成了「習、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案」，賈拓夫被整死後又變成了「習、馬（文瑞）、劉反黨集團案」。這個「反黨集團」再往上升級，最後成為「彭、高、習反黨集團」，往下擴散，成為「西北反黨集團」，株連數萬人，死傷慘重，陝北革命舊部幾乎全軍覆沒！幾年後，告倒習仲勳的閻紅彥也被「革命群眾」給嚇死了。毛澤東就是這樣報答陝北根據地的養育之恩的。
習仲勳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閻紅彥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長的陝北老革命。陝北原本是個小山頭，但山頭雖小，卻山頭裡面有山頭，又分成陝北與陝甘邊兩塊，形成了謝子長、閻紅彥一派與劉志丹、高崗、習仲勳一派，兩派不和，內鬥很激烈。「三嘉原事件」兩派火拼，閻紅彥充當謝派打手，親手槍殺了劉部骨幹趙連璧，繳了劉志丹的槍，還就地解散了劉好不容易拉起來的隊伍，從此兩派結下不解的仇怨。原四方面軍徐海東部進入陝北後與謝派結盟，陝北的內部傾軋更加複雜。一九三五年陝北肅反是山頭矛盾惡化的結果，劉志丹派是挨整的一方，陝甘晉省委的朱理治、郭洪濤、聶洪鈞（及其上司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徐海東部紅二五軍的肅反專家戴季英是整人的一方。當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劉志丹派幹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殺，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陝甘邊根據地創始人均被嚴刑拷打、殘酷虐待，命在旦夕。習仲勳回憶說：「毛主席再晚來幾天，我們就被活埋了。」此後高崗成為毛的親信，高又將習仲勳推薦給毛，延安整風時毛親自召集西北高幹會議，追究當年肅反責任，並將高崗樹為「陝北正確路線的代表」。但閻紅彥們不服輸，閻一直認為劉志丹派不過是打家劫舍搶女人的土匪，謝子長才是陝北革命的正統，言下之意謝死之後他才是陝北的代表人物。閻以此與高崗、習仲勳為敵，從不放過任何一次落井下石的機會。倒是當年差點被他們整死的高、習對仇人更加寬容一些。何家棟先生回憶說，遭受了十多年牢獄之災習仲勳提及苦難往事，並沒有抱怨過閻紅彥一句。可憐習仲勳，一生兩次九死一生的無妄之災，竟都與陝北歷史上山頭主義的無謂「正統」之爭有關。
中共始終未擺脫山頭主義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掃蕩山頭主義的傑作，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各黨內派系均遭重創，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山頭均被「摻沙子」、「挖牆角」、換班子。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山頭、以高崗為代表的陝北山頭異軍突起，地位上升，成為毛的「親密戰友」，七大以後成中共政壇顯貴。毛是鬥爭高手，在延安與劉少奇打得火熱仍不忘未雨綢繆，提升高崗乃是毛為了制衡以至對付劉少奇預做埋伏，因為毛素知高崗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為中共正統，厭惡且瞧不起劉少奇及其「白區黨」，認為白區起家的劉少奇不配獲得「接班人」地位。一九五三年「五馬進京，一馬當先」，「東北王」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身份進京，關於此中深意，習仲勳曾對李銳說過，毛澤東明確告訴高崗，調他進京就是去頂替劉少奇當「接班人」的。高崗大概是把毛「陝北是小正統」的言論也當真了，結果成了毛劉鬥爭最早的犧牲品。如今，當年陝北山頭的血統傳人，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終於坐上了大位，這似乎應驗了「小正統」之說，由此依稀可見中共政治的山頭主義和血統主義底色。
最近，中共「打虎」戰場上傳出「黨內決不容忍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那一套」的「最高指示」，坊間傳言薄、周、徐、令是「新四人幫」；人們已經看到「石油幫」、「四川幫」、「政法幫」、「山西幫」、「江西幫」，接下來可能還有「江蘇幫」。這些幫派（其實應該叫山頭）「盤根錯節，頃刻瓦解；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毛澤東語）；軍隊也正在仿照毛鄧「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方式進行人事重組，反腐運動似乎越來越變成了一場反山頭運動：腐不腐倒在其次，要害在於有沒有山頭。而另一方面，習近平主政閩浙滬時期的昔日「從龍之士」，以及家族世交、本人舊友紛紛走上了各級黨政軍領導崗位，「習家軍」隱然成形，這似乎又是一場拉山頭運動。奪人家的山頭，樹自己的山頭，習近平的「治國理政」風格確乎神似當年老毛。但拉山頭也好，砍山頭也好，以山頭反山頭是走不遠的，正如以腐反腐是行不通的，當今社會唯憲政化民主化為去山頭化之康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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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江國強（譯音）指稱2012年5月26日在機場警署內男廁跣倒，頭部撼牆，造成昏迷及失憶。他認為事件因警隊疏忽造成，現入稟高等法院向警務處處長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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