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去年十二月初的幾天，不時有上海友人送來這條短信：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徐元章是上海的水彩畫家，但讓他出名引發上海人關注的，不是他的畫作，而是他曾是上海私家第一豪宅──寶慶路三號戶主。十年前，他因財產繼承權糾紛捲入轟動上海的一場官司，他先是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的苦主，然後又成為「私佔住宅」的被告。二○○七年，他被趕出住了五十六年的老宅，搬入只有五十幾平方米的陋室。
走出老宅時徐元章幽靈般地對人低吟，「離開寶慶路三號，我是要死忒的呀。」果然，好好一個六十出頭的人，不出幾年就鬱悶死了，得知他死訊的老上海們不無惋惜地哀歎：「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寶慶路三號和顏料大王周宗良
寶慶路三號位於淮海路和寶慶路交叉路口，是原法租界的高級住宅區，緊鄰商業繁華的淮海路段，門前馬路上的高大法國梧桐樹茂密成蔭，鬧中取靜，是上海黃金地段中的黃金位置，如今寸土寸金，是名副其實的「地王」。宅邸佔地近五千平米，有近四千平米大的花園，裡面草坪翠綠樹木蓊鬱，五棟歐式房屋矗立其間，建築面積一千多平米。
宅院原主人是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他是百年前上海灘上的傳奇人物。周宗良出生於寧波一個牧師家庭，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講一口好英語，憑此進了德商美益顏料行工作。一九○五年，周宗良到上海闖蕩，進入德商的謙信洋行，得到老闆賞識後當上了買辦。一戰爆發時，老闆將謙信的所有染料低價賣給周宗良。戰時亞歐間運輸斷絕，進口染料成了緊俏品，周宗良一躍成為「顏料大王」。
一九三○年，周宗良買下德國人建了沒幾年的寶慶路三號，再進口最好建材續造了幾棟洋房，分設客廳樓、主人樓、客人樓、傭人樓，成為上海灘第一私人花園。一九四八年，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周宗良撇下上海家業，帶著資金和三個兒子移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在那裡過世。
周家的磨難和迴光返照
四九年後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滿寶慶路三號的房子。一九五一年，周宗良讓女兒周韻琴一家入住，周韻琴七歲的兒子徐元章隨父母開始以此為家。
在毛統治的階級鬥爭時代，大資本家的周家大宅難得安寧，文革時各路造反隊上門抄家，屋裡昂貴的中西式家具器物不是被擄走就是被損壞，還有單位強行入住洋樓公用。沉溺於繪畫的徐元章，為了生活不得不去街道工廠繞了近二十年線圈，直到一九八五年辭職當自由畫家。
徐元章畫作的靈感源自寶慶路三號，他只畫上海的景物，絕大部分是老洋房。他畫中的上海屋宇，靜謐中隱蘊著生氣，閒適中坦露著自由，飄逸著夢幻的氛圍，看上去是熟稔的上海，又與人們眼前的不同，那是活在畫家心靈深處的老上海。
九十年代中期，徐元章不甘把老上海停留在畫布上，他要在生活中恢復老上海的舊時光，便重開四十多年前每周舉辦的「老克勒」（老上海的洋涇浜英語，為old clerk「老白領」意譯，又有class的意味，指老上海有層次、會享受的上流紳士）home party（家庭舞會）。不少名門望族的後人應邀而來：昔日鋼鐵大王的孫女、麵粉大王的孫子、上海名醫的兒子，其中不少七老八十滿頭銀髮……他們多數畢業於老上海的聖約翰、滬江等著名大學，能講一口流利英文。他們喝著香醇咖啡，伴著英文爵士老歌翩翩起舞，虛幻地復現老上海的浮華。
「老克勒」舞會的名聲傳開來，寶慶路三號成為老上海「最後的貴族」的據點，還吸引了在滬工作的外國人，許多駐滬總領事成了常客。最壯觀的一次有一百七十多位外國人聚會，以致在老外中流傳著「沒有到過寶慶路三號，就不算真正到過上海」。
寶慶路三號被拍賣
寶慶路三號舞廳的彩燈不過是迴光返照。
一九九一年政府給寶慶路三號繼承人頒發國有土地使用證，引發周家後人提出分割房產的要求；媒體對「老克勒舞會」的報道，加劇了爭奪這座樂園的紛爭。
二○○二年，周宗良的三媳婦周遂良等七人向上海第一中級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分配寶慶路三號這份遺產。周族有繼承權的十三人多數散居世界各地。二○○四年，法庭裁定，寶慶路三號實物無法分割，只能採用競價方式變現款按遺囑分配。當時市價近二億的寶慶路三號，由法院將產權以七千三百萬元賣給了上海地產集團。
按周家協議要所有繼承人都簽字才能出售產權，但十三人中有七人不簽字，他們明白，法院（代表政府）和企業聯手利用周家的矛盾耍了他們。他們向上海市高級法院上訴，要求撤銷七千三百萬轉讓的競價結果。二○○六年五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了一審法院對房屋產權歸屬及折價款數額認定的判決。徐元章的母親周韻琴有繼承權，但她五七年去香港奔喪後移居英國，迄今下落不明，徐元章無法代位繼承。
徐元章不服判決提出申訴：他在老洋房居住了五十六年，期間一直在出資維修，應該享有房子的居住權。他的申訴不但遭到否決，一年後他自己成了被告：得到產權的上海地產集團上告徐匯區法院，要求徐元章搬離寶慶路三號。二○○七年八月，法院判決徐元章三十日內搬出寶慶路三號，他上訴市中級法院被駁回。
徐元章只得認命，他知道自己身處的社會。四九年後，上海近萬棟洋房和其他民居絕大多數被充公，由私產變成了國家財產（公產），實質卻是名副其實地被「共產」。如今，丁香花園等上海久負盛名的「十大名宅」早已「國有」，另有三千多棟豪華獨立花園洋房中產權屬私人的不到一百套，寶慶路三號是其中之一已屬萬幸。當年要不是外公周宗良英明，讓他們一家入住，寶慶路三號早就歸公了。這樣說來，他已經「白賺」了便宜，在豪宅多享五十六年「清福」，還爭什麼？
殘存的最後輓歌
隱居寶慶路三號那些年，徐元章「躲進小樓成一統」，對外面的「日新月異」視而不見，像玻璃缸的一條金魚，活在夢中的老上海，「優哉遊哉」自得其樂。搬進「有關方面」出於「可憐」配給的「臨時蹲蹲」的小屋後，他才開始體驗「新上海」生活。
當年，周宗良等一大批老上海的創業者逃離，許多洋房人去樓空，不久上海「解放」，從市長到各基層部門幾乎都換上不會說上海話的領導，在這股政治大潮的衝擊下，遠東文化和工商業第一大都市從此風光不再。到了文革結束尤其是八九年後，類似周宗良的許多後輩及「解放後」長大的各類老上海精英移民出國，整個上海幾乎人（才）去城空。同時，政府強拆賤賣上海人的住宅建樓盤，大批外來的暴發戶湧入上海買豪宅，不會說上海話的土豪一統天下，在這股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按時下的流行說法，如今的上海窮得只剩下錢和水泥森林。
徐元章蝸居在逼仄的水泥森林中，經不住長年忍受窒人的氣息，如他自己預言地「死忒了」！對於人事皆非的「新上海」而言，他活著，不過是個唯美卻無用的人，他那老派的貴族精神無論如何誇大，都不過是屍居餘氣。老上海的輓歌早就隨他外公和母親的出走而奏響，他的「死忒了」，僅是輓歌殘存的音符的徹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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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初的幾天，不時有上海友人送來這條短信：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徐元章是上海的水彩畫家，但讓他出名引發上海人關注的，不是他的畫作，而是他曾是上海私家第一豪宅──寶慶路三號戶主。十年前，他因財產繼承權糾紛捲入轟動上海的一場官司，他先是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的苦主，然後又成為「私佔住宅」的被告。二○○七年，他被趕出住了五十六年的老宅，搬入只有五十幾平方米的陋室。
走出老宅時徐元章幽靈般地對人低吟，「離開寶慶路三號，我是要死忒的呀。」果然，好好一個六十出頭的人，不出幾年就鬱悶死了，得知他死訊的老上海們不無惋惜地哀歎：「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寶慶路三號和顏料大王周宗良
寶慶路三號位於淮海路和寶慶路交叉路口，是原法租界的高級住宅區，緊鄰商業繁華的淮海路段，門前馬路上的高大法國梧桐樹茂密成蔭，鬧中取靜，是上海黃金地段中的黃金位置，如今寸土寸金，是名副其實的「地王」。宅邸佔地近五千平米，有近四千平米大的花園，裡面草坪翠綠樹木蓊鬱，五棟歐式房屋矗立其間，建築面積一千多平米。
宅院原主人是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他是百年前上海灘上的傳奇人物。周宗良出生於寧波一個牧師家庭，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講一口好英語，憑此進了德商美益顏料行工作。一九○五年，周宗良到上海闖蕩，進入德商的謙信洋行，得到老闆賞識後當上了買辦。一戰爆發時，老闆將謙信的所有染料低價賣給周宗良。戰時亞歐間運輸斷絕，進口染料成了緊俏品，周宗良一躍成為「顏料大王」。
一九三○年，周宗良買下德國人建了沒幾年的寶慶路三號，再進口最好建材續造了幾棟洋房，分設客廳樓、主人樓、客人樓、傭人樓，成為上海灘第一私人花園。一九四八年，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周宗良撇下上海家業，帶著資金和三個兒子移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在那裡過世。
周家的磨難和迴光返照
四九年後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滿寶慶路三號的房子。一九五一年，周宗良讓女兒周韻琴一家入住，周韻琴七歲的兒子徐元章隨父母開始以此為家。
在毛統治的階級鬥爭時代，大資本家的周家大宅難得安寧，文革時各路造反隊上門抄家，屋裡昂貴的中西式家具器物不是被擄走就是被損壞，還有單位強行入住洋樓公用。沉溺於繪畫的徐元章，為了生活不得不去街道工廠繞了近二十年線圈，直到一九八五年辭職當自由畫家。
徐元章畫作的靈感源自寶慶路三號，他只畫上海的景物，絕大部分是老洋房。他畫中的上海屋宇，靜謐中隱蘊著生氣，閒適中坦露著自由，飄逸著夢幻的氛圍，看上去是熟稔的上海，又與人們眼前的不同，那是活在畫家心靈深處的老上海。
九十年代中期，徐元章不甘把老上海停留在畫布上，他要在生活中恢復老上海的舊時光，便重開四十多年前每周舉辦的「老克勒」（老上海的洋涇浜英語，為old clerk「老白領」意譯，又有class的意味，指老上海有層次、會享受的上流紳士）home party（家庭舞會）。不少名門望族的後人應邀而來：昔日鋼鐵大王的孫女、麵粉大王的孫子、上海名醫的兒子，其中不少七老八十滿頭銀髮……他們多數畢業於老上海的聖約翰、滬江等著名大學，能講一口流利英文。他們喝著香醇咖啡，伴著英文爵士老歌翩翩起舞，虛幻地復現老上海的浮華。
「老克勒」舞會的名聲傳開來，寶慶路三號成為老上海「最後的貴族」的據點，還吸引了在滬工作的外國人，許多駐滬總領事成了常客。最壯觀的一次有一百七十多位外國人聚會，以致在老外中流傳著「沒有到過寶慶路三號，就不算真正到過上海」。
寶慶路三號被拍賣
寶慶路三號舞廳的彩燈不過是迴光返照。
一九九一年政府給寶慶路三號繼承人頒發國有土地使用證，引發周家後人提出分割房產的要求；媒體對「老克勒舞會」的報道，加劇了爭奪這座樂園的紛爭。
二○○二年，周宗良的三媳婦周遂良等七人向上海第一中級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分配寶慶路三號這份遺產。周族有繼承權的十三人多數散居世界各地。二○○四年，法庭裁定，寶慶路三號實物無法分割，只能採用競價方式變現款按遺囑分配。當時市價近二億的寶慶路三號，由法院將產權以七千三百萬元賣給了上海地產集團。
按周家協議要所有繼承人都簽字才能出售產權，但十三人中有七人不簽字，他們明白，法院（代表政府）和企業聯手利用周家的矛盾耍了他們。他們向上海市高級法院上訴，要求撤銷七千三百萬轉讓的競價結果。二○○六年五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了一審法院對房屋產權歸屬及折價款數額認定的判決。徐元章的母親周韻琴有繼承權，但她五七年去香港奔喪後移居英國，迄今下落不明，徐元章無法代位繼承。
徐元章不服判決提出申訴：他在老洋房居住了五十六年，期間一直在出資維修，應該享有房子的居住權。他的申訴不但遭到否決，一年後他自己成了被告：得到產權的上海地產集團上告徐匯區法院，要求徐元章搬離寶慶路三號。二○○七年八月，法院判決徐元章三十日內搬出寶慶路三號，他上訴市中級法院被駁回。
徐元章只得認命，他知道自己身處的社會。四九年後，上海近萬棟洋房和其他民居絕大多數被充公，由私產變成了國家財產（公產），實質卻是名副其實地被「共產」。如今，丁香花園等上海久負盛名的「十大名宅」早已「國有」，另有三千多棟豪華獨立花園洋房中產權屬私人的不到一百套，寶慶路三號是其中之一已屬萬幸。當年要不是外公周宗良英明，讓他們一家入住，寶慶路三號早就歸公了。這樣說來，他已經「白賺」了便宜，在豪宅多享五十六年「清福」，還爭什麼？
殘存的最後輓歌
隱居寶慶路三號那些年，徐元章「躲進小樓成一統」，對外面的「日新月異」視而不見，像玻璃缸的一條金魚，活在夢中的老上海，「優哉遊哉」自得其樂。搬進「有關方面」出於「可憐」配給的「臨時蹲蹲」的小屋後，他才開始體驗「新上海」生活。
當年，周宗良等一大批老上海的創業者逃離，許多洋房人去樓空，不久上海「解放」，從市長到各基層部門幾乎都換上不會說上海話的領導，在這股政治大潮的衝擊下，遠東文化和工商業第一大都市從此風光不再。到了文革結束尤其是八九年後，類似周宗良的許多後輩及「解放後」長大的各類老上海精英移民出國，整個上海幾乎人（才）去城空。同時，政府強拆賤賣上海人的住宅建樓盤，大批外來的暴發戶湧入上海買豪宅，不會說上海話的土豪一統天下，在這股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按時下的流行說法，如今的上海窮得只剩下錢和水泥森林。
徐元章蝸居在逼仄的水泥森林中，經不住長年忍受窒人的氣息，如他自己預言地「死忒了」！對於人事皆非的「新上海」而言，他活著，不過是個唯美卻無用的人，他那老派的貴族精神無論如何誇大，都不過是屍居餘氣。老上海的輓歌早就隨他外公和母親的出走而奏響，他的「死忒了」，僅是輓歌殘存的音符的徹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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