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被捕異議者超胡溫時代總和境外人士聽到、看到中共特色的警察維穩手段，可能會覺得習李時代比胡溫時代更倒退。但具體倒退有多少倍？恐怕只有內地的當事人感受更深。
進入二○一五年以後，湖北武漢的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秦永敏，一月份突然遭拘留十天──理由是寫文章和接受外電採訪太多。當然，對於維穩警察而言，隨意限制異議人士的人身自由，如同家常便飯，甚至不需要理由。當秦永敏家屬請來兩名辯護律師維權，可律師居然無法會見當事人：找拘留所，拘留所讓找辦案單位即公安局，公安局又讓找派出所，相互踢皮球，最後居然說會見秦永敏必須出具由秦永敏親自簽署的委託書。問題是律師見不到秦永敏，如何簽署委託書？他妻子簽署的委託書，難道就無效？最後警察實在找不到理由，也不需要找理由，就稱無此案，律師只得無功而返。
當然，這種由政法系統主導的打壓異議人士的態勢，不因周永康被抓而改善，而是一年比一年嚴厲，二○一四年所抓的人比二○一三年要多，在二○一三年還平安的異議人士浦志強、高瑜、王藏、唐荊陵、鐵流、郭玉閃、呂耿松、陳樹慶、張淼等等，二○一四年被「一網打盡」，被抓的人數超過胡溫時代的總和。
異議人士紛紛逃離中國
這一年，當局還宣判了許志永。其實許志永是中共的有功之臣，他呼籲多年的異地考生與本地考生同等待遇得以實現，並成為中共高考改革的新政，但諷刺的是他們卻把提出這一新政的人送進監牢。相對於浦志強更為敏感的異議人士，比如滕彪，若不是遠避美國，可能凶多吉少。這一年前後流亡出去的學者吳祚來、夏業良、笑蜀、凌滄洲等人，一旦回國可能就意味著危險。為了逃離監控和不受連累，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的兒子朱卬，王東海的女兒王梓怡這一年先後逃離中國，遠赴美國，奔向自由。
把人禍悲劇辦成喜劇鬧劇
二○一四年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創辦人之一的王榮清病逝，送葬時居然遭暴力清場，當地異議人士無一人到場，殯儀館大小門口守著警察，就這樣把一場葬禮變成悲劇。諷刺的是，二○一四年的最後一天，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三十六人遇難，可中共居然把這樣的悲劇辦成喜劇，領導如何批示云云，救援如何抓緊云云，至於如何問責，如何看到真相，你只能死了這條心吧。
維穩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當局的新常態就是把負面的信息、不良黨國執政的因素統統消除，著名的谷歌郵箱這一年在大陸被徹底封鎖，包括移動設備的客戶端，不翻牆就無法使用。而極其諷刺的是這一年當局隆重召開了世界互聯網大會，中宣部副部長、國家網絡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居然成為被大陸防火牆徹底封鎖的facebook的座上客，仿佛是愚人節的笑話，居然都真實地發生了。
更為奇葩的是，這樣的笑話和鬧劇一樁接一樁發生。北京異議人士胡佳，不是其所用的汽車被噴紅漆、車窗玻璃被破壞，就是被不明來源的恐怖電話暴力威脅，他報警時照樣接到這樣的威脅電話。如此嚴重的刑事案件居然發生在警察眼皮底下，警察卻遲遲不破案，仿佛這就是他們自導自演的一齣鬧劇。香港「佔中」期間，胡佳被軟禁，幾乎與世隔絕，訪客若是探望胡佳，除非衝破其樓下警方守衛的封鎖線，否則就不能見到胡佳本人。還有浙江大學的教師莊道鶴，「佔中」期間沒出訪香港，卻被派出所傳喚，警察所問也都是所謂他參與「佔中」的問題，莫須有之事，當局煞有介事，威脅警告一番。
國保無處不在，無所不能
曾組建中華愛國民主黨的山東異議人士黃金秋（清水君），出獄後找到工作，不久就被發現，很快失去工作。二○一四年他暫住杭州，居住證都辦好，卻接二連三被驅逐出境。為了留在杭州，取得杭州戶口，把生米煮成熟飯，黃金秋貸款購買了杭州余杭區閒林鎮綠城房產公司開發的西溪房產，房產證、契稅、水電和有線電視一一辦妥，杭州國保警察居然出具公函給銀行，指控黃金秋出具的收入證明是虛假的，指控黃金秋涉嫌騙貸。問題是該案有沒有受害人？銀行嗎？開發商嗎？都不是，黃金秋按月還款，沒有拖欠；開發商收到了全部房款，開具了完稅發票，是合法購房，購房還可以把戶籍轉進來，但杭州公安局威脅讓開發商退房，讓銀行解除按揭貸款合同，最後除了黃金秋損失近三萬元等各種稅費外，沒有一個受害人。黃金秋在購買杭州綠城的房產之前，在杭州濱江購買了一處房產，被無所不在的杭州國保發現，被迫退房。至於警察是如何發現黃金秋在杭州購房的，一個明顯的地方就是購房貸款都需要出具身份證，身份證本身內置芯片，當銀行身份證查驗系統讀取芯片內容的瞬間，信息同時傳遞到公安、國安等系統，很快被發現，即使你有心想把生米做成熟飯，但他們可以把熟飯再變成生米。滑稽還是恐懼？當然，除了黃金秋，因戶籍不在杭州而被強迫離開杭州的還有王成律師、中國民主黨人吳義龍、胡俊雄、胡臣等；至於短期在杭州訪友的作家野渡、記者殷雨聲等，一旦他們的行蹤在杭州出現，等待他們的同樣是被驅逐出境。不但杭州如此，武漢也是如此，到秦永敏樓下探訪他，隨時都有可能挨打。北京也不例外，德國《時代周報》駐京記者、德國人安可馨被誣為幕後組織發動香港「佔中」的境外敵對勢力，誣為「間諜」，連遭審問，她的助手張淼還被抓，一個荒唐的理由是「尋釁滋事」。「佔中」期間，安可馨和張淼都在香港採訪，張淼在微信上發佈「佔中」信息，目前已被逮捕，這意味著將判刑。二○一五年一月，安可馨已離開北京，返回德國，她可能將無法再度獲得回到中國的簽證。
至於二○一四年出獄後的高智晟，二○一○年劉曉波獲獎後的劉霞，也根本沒有任何自由可言。中共的維穩新政武裝到牙齒，對於異議人士，當局的維權措施更是五花八門，更加瘋狂，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被封口、被喝茶、被旅遊、被失蹤，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已經裸奔，你無可奈何。二○一五年，對於異議人士而言，可能將遇到更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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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一五年以後，湖北武漢的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秦永敏，一月份突然遭拘留十天──理由是寫文章和接受外電採訪太多。當然，對於維穩警察而言，隨意限制異議人士的人身自由，如同家常便飯，甚至不需要理由。當秦永敏家屬請來兩名辯護律師維權，可律師居然無法會見當事人：找拘留所，拘留所讓找辦案單位即公安局，公安局又讓找派出所，相互踢皮球，最後居然說會見秦永敏必須出具由秦永敏親自簽署的委託書。問題是律師見不到秦永敏，如何簽署委託書？他妻子簽署的委託書，難道就無效？最後警察實在找不到理由，也不需要找理由，就稱無此案，律師只得無功而返。
當然，這種由政法系統主導的打壓異議人士的態勢，不因周永康被抓而改善，而是一年比一年嚴厲，二○一四年所抓的人比二○一三年要多，在二○一三年還平安的異議人士浦志強、高瑜、王藏、唐荊陵、鐵流、郭玉閃、呂耿松、陳樹慶、張淼等等，二○一四年被「一網打盡」，被抓的人數超過胡溫時代的總和。
異議人士紛紛逃離中國
這一年，當局還宣判了許志永。其實許志永是中共的有功之臣，他呼籲多年的異地考生與本地考生同等待遇得以實現，並成為中共高考改革的新政，但諷刺的是他們卻把提出這一新政的人送進監牢。相對於浦志強更為敏感的異議人士，比如滕彪，若不是遠避美國，可能凶多吉少。這一年前後流亡出去的學者吳祚來、夏業良、笑蜀、凌滄洲等人，一旦回國可能就意味著危險。為了逃離監控和不受連累，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的兒子朱卬，王東海的女兒王梓怡這一年先後逃離中國，遠赴美國，奔向自由。
把人禍悲劇辦成喜劇鬧劇
二○一四年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創辦人之一的王榮清病逝，送葬時居然遭暴力清場，當地異議人士無一人到場，殯儀館大小門口守著警察，就這樣把一場葬禮變成悲劇。諷刺的是，二○一四年的最後一天，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三十六人遇難，可中共居然把這樣的悲劇辦成喜劇，領導如何批示云云，救援如何抓緊云云，至於如何問責，如何看到真相，你只能死了這條心吧。
維穩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當局的新常態就是把負面的信息、不良黨國執政的因素統統消除，著名的谷歌郵箱這一年在大陸被徹底封鎖，包括移動設備的客戶端，不翻牆就無法使用。而極其諷刺的是這一年當局隆重召開了世界互聯網大會，中宣部副部長、國家網絡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居然成為被大陸防火牆徹底封鎖的facebook的座上客，仿佛是愚人節的笑話，居然都真實地發生了。
更為奇葩的是，這樣的笑話和鬧劇一樁接一樁發生。北京異議人士胡佳，不是其所用的汽車被噴紅漆、車窗玻璃被破壞，就是被不明來源的恐怖電話暴力威脅，他報警時照樣接到這樣的威脅電話。如此嚴重的刑事案件居然發生在警察眼皮底下，警察卻遲遲不破案，仿佛這就是他們自導自演的一齣鬧劇。香港「佔中」期間，胡佳被軟禁，幾乎與世隔絕，訪客若是探望胡佳，除非衝破其樓下警方守衛的封鎖線，否則就不能見到胡佳本人。還有浙江大學的教師莊道鶴，「佔中」期間沒出訪香港，卻被派出所傳喚，警察所問也都是所謂他參與「佔中」的問題，莫須有之事，當局煞有介事，威脅警告一番。
國保無處不在，無所不能
曾組建中華愛國民主黨的山東異議人士黃金秋（清水君），出獄後找到工作，不久就被發現，很快失去工作。二○一四年他暫住杭州，居住證都辦好，卻接二連三被驅逐出境。為了留在杭州，取得杭州戶口，把生米煮成熟飯，黃金秋貸款購買了杭州余杭區閒林鎮綠城房產公司開發的西溪房產，房產證、契稅、水電和有線電視一一辦妥，杭州國保警察居然出具公函給銀行，指控黃金秋出具的收入證明是虛假的，指控黃金秋涉嫌騙貸。問題是該案有沒有受害人？銀行嗎？開發商嗎？都不是，黃金秋按月還款，沒有拖欠；開發商收到了全部房款，開具了完稅發票，是合法購房，購房還可以把戶籍轉進來，但杭州公安局威脅讓開發商退房，讓銀行解除按揭貸款合同，最後除了黃金秋損失近三萬元等各種稅費外，沒有一個受害人。黃金秋在購買杭州綠城的房產之前，在杭州濱江購買了一處房產，被無所不在的杭州國保發現，被迫退房。至於警察是如何發現黃金秋在杭州購房的，一個明顯的地方就是購房貸款都需要出具身份證，身份證本身內置芯片，當銀行身份證查驗系統讀取芯片內容的瞬間，信息同時傳遞到公安、國安等系統，很快被發現，即使你有心想把生米做成熟飯，但他們可以把熟飯再變成生米。滑稽還是恐懼？當然，除了黃金秋，因戶籍不在杭州而被強迫離開杭州的還有王成律師、中國民主黨人吳義龍、胡俊雄、胡臣等；至於短期在杭州訪友的作家野渡、記者殷雨聲等，一旦他們的行蹤在杭州出現，等待他們的同樣是被驅逐出境。不但杭州如此，武漢也是如此，到秦永敏樓下探訪他，隨時都有可能挨打。北京也不例外，德國《時代周報》駐京記者、德國人安可馨被誣為幕後組織發動香港「佔中」的境外敵對勢力，誣為「間諜」，連遭審問，她的助手張淼還被抓，一個荒唐的理由是「尋釁滋事」。「佔中」期間，安可馨和張淼都在香港採訪，張淼在微信上發佈「佔中」信息，目前已被逮捕，這意味著將判刑。二○一五年一月，安可馨已離開北京，返回德國，她可能將無法再度獲得回到中國的簽證。
至於二○一四年出獄後的高智晟，二○一○年劉曉波獲獎後的劉霞，也根本沒有任何自由可言。中共的維穩新政武裝到牙齒，對於異議人士，當局的維權措施更是五花八門，更加瘋狂，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被封口、被喝茶、被旅遊、被失蹤，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已經裸奔，你無可奈何。二○一五年，對於異議人士而言，可能將遇到更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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