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鰍被譽為「水中人參」，有著高度的營養價值，是很好的食療保健聖品。（Fotolia）
（記者李熙綜合報導）
泥鰍又稱魚鰍，肉質鮮美，味道獨特，自古以來即為餐桌上受歡迎的佳餚。其又被讚譽為「水中人參」，有著高度的營養價值，適合一般人食用，是很好的食療保健聖品。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記載：泥鰍有暖中益氣之功效，能夠滋陰壯陽、補脾益氣。尤其在炎炎夏日，可與新鮮荷葉同燉成泥鰍湯，或是與豆腐結合，做成泥鰍鑽豆腐等美味菜色，皆具有開胃、滋補等效用。
補中益氣 強精壯體
食用泥鰍好處多多，其富含蛋白質、鐵、磷、鈣、多種維生素及人體所需的胺基酸等營養成分，具有進補的效果，當身體無力、形體消瘦，食用後可迅速恢復體力、防止衰老。最重要的是泥鰍屬於高蛋白低脂肪食物，與鰻魚相比脂肪含量極低，膽固醇更少，鐵、鈣等微量元素則高出3倍，有「三高」的成年男性常食用可補中益氣，達到滋補強身的效果。
中醫認為，泥鰍可補中益氣、養腎生精，具有藥用價值，十分適合身體虛弱、脾胃虛寒、體虛盜汗、心血管疾病，及急慢性肝炎等人食用。泥鰍當中含有一種類似廿碳戊烯酸的不飽和脂肪酸，有助於清除血管壁上的膽固醇，並降低血液的濃度，預防血管衰老及心血管疾病。研究發現，泥鰍有改善肝功能的功效，因此自古以來，即為醒酒的食品，可以減少酒精對肝臟的損害，經常喝酒者宜多食用。
泥鰍有益腎助陽的作用。專家表示，其所含的賴氨酸為人體必需胺基酸，為形成精子的必要成分，所以常吃泥鰍能養腎生精，增強精力，中醫常用於腎陽不足之陽痿的治療。泥鰍還有利水的功效，可除濕退黃、祛濕止瀉，因此孩子如有盜汗現象，一週飲用泥鰍湯2－3次，能夠補氣虛、暖脾胃、止虛汗，且有助於改善營養不良，並促進生長發育。
養顏美容 延緩衰老
美國《醫學日報》表示，泥鰍的含鈣量多於牛奶。人體缺少鈣質容易導致骨質疏鬆、失眠及脾氣暴躁等問題，泥鰍為魚類中的補鈣冠軍，還富含維生素D，有利於鈣的吸收。泥鰍還含有豐富的亞精胺和核苷，能提升身體的免疫力，增加皮膚的彈性與濕潤度，對延緩衰老、美容養顏有顯著作用。此外，泥鰍皮膚會分泌「泥鰍滑液」，具有抗菌、消炎的效用，可利尿通淋、解毒消腫，治療小便不通、中耳炎和熱淋便血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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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在年初被中紀委帶走，立即引發廣泛關注。官員倒台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他的垮台，除與周永康案件不無關係外，更與南京乃至江蘇官場的內鬥有關。
二虎相爭
楊衛澤落馬後，他與前南京市長季建業的矛盾方浮出水面。矛盾焦點之一是季建業曾力推耗資一百八十三億元的雨污分流工程。其實，下水道建設從來是腐敗重災區，季建業從二○一○年起盯上這塊「肥肉」，而二○一一年「駕臨」南京的楊衛澤未能從中明顯獲益。在季建業於二○一三年十月垮台後不久，南京市宣佈全面暫停雨污分流工程。
季建業下台前，在南京市委「民主生活會」上所作「自我批評」的主要問題正是雨污分流工程。他連續三次交「自我剖析材料」，都被楊衛澤打回。到季建業被帶走接受調查時，打電話通知的正是楊衛澤。他在隨後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以「秋高氣爽、天高雲淡，令人心曠神怡」開場，想必尚未充分考慮季建業倒台對他的全部影響。
除在南京的兩年多時間，楊衛澤與季建業兩人仕途還有過短暫交集。楊衛澤在二○○一年初出任蘇州市委副書記、市長時，季建業為蘇州下屬昆山市的市委書記。不久，季建業被提拔為揚州市委副書記、代市長，於是兩人分別在江南、江北「發財」。
兩人實際上還有一些相似之處。楊衛澤在蘇州、無錫大搞拆遷，季建業在揚州也大搞拆遷；楊衛澤在無錫推過雨污分流，季建業在南京也力推雨污分流；楊衛澤比較霸道，季建業也甚為「彪悍」；兩人都有「政績饑渴」，也都有「性饑渴」：楊衛澤的情婦至少包括無錫新區宣傳部部長余敏燕，季建業情婦至少包括揚州市環保局局長金秋芬、發改委副主任周冰等。
季建業落馬後不久，其岳父高德正住到北京，並時常到中紀委實名舉報楊衛澤，包括他任無錫市委書記期間以及早前在江蘇省高速公路建設指揮部期間的問題。滬寧高速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全線貫通，十一月正式通車。而楊衛澤在該年九月由江蘇省交通廳規劃計劃處處長升為副廳長。報載當時有關該公路的重大腐敗線索被強行捂下來，顯然楊衛澤有靠山，導致他未被查處，反而升官。那時高德正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但未像現今這樣執意到中紀委告狀。
楊、季「二虎相爭」，先是「必有一傷」，最終「兩敗俱傷」。他們在中紀委反腐中內鬥，中紀委則在他們內鬥中反腐。以往的中紀委，壓下不少大案，保住不少高官。到王岐山時代，中紀委對一些大案不再壓下去了──比如此次的楊衛澤案件，但目前還不能肯定它對所有大案都如此。
南通幫
季建業是女婿黨，楊衛澤據說也是。季建業的岳父是高德正，而楊衛澤的岳母（或乾岳母）據傳是顧秀蓮，但至今未證實。顧秀蓮是江蘇南通人，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九年曾任江蘇省委副書記、省長；楊衛澤祖籍常州，但在南通出生、長大。江蘇政壇有「南通幫」之說，過去江蘇省的主要領導陳煥友、季允石都是南通人。在中央工作的也有一些南通人，包括劉延東、曹建明、丁薛祥、張志軍等。
楊衛澤曾獲快速提拔，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八年期間他在江蘇省交通廳由處長躍升為廳長──這是炙手可熱的正廳肥差。陳煥友在此期間為江蘇省委書記，季允石任江蘇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看來楊衛澤的非常規提拔應與陳、季兩人有重要關係。 我們應當關注的是楊衛澤如何從蒼蠅變成老虎，又是哪些更高的官員在「養虎為患」──他們或為更大的老虎。這些老虎中，就包括「南通幫」老虎。
楊衛澤的下屬中，也有南通人，比如原南京建鄴區委書記馮亞軍，報載兩人有時會用家鄉話交流。楊衛澤二○一一年三月任南京市委書記，馮亞軍同年六月出任建鄴區委書記，相差三個月左右。馮亞軍倒台在二○一四年九月，楊衛澤被帶走則在二○一五年一月，相差不到四個月。在此附帶一提的是，馮亞軍倒台與季建業的檢舉有關。 此外，因為季建業倒台，楊衛澤得罪的應不僅是高德正一人。在江蘇政壇，由於蘇州經濟發展較快，蘇州官員包括本地出生官員升遷較多，勢力不小，當可稱為「蘇州幫」，比如季建業與其前任南京市長蔣宏坤同為蘇州張家港人。另就季建業曾任職的縣級市昆山而言，先後有數任市委書記出任江蘇地級市市長。如果楊衛澤遭到部分「蘇州幫」成員的敵視，其仕途難免會受影響。
楊、季兩隻老虎再次提供證據，說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腐敗社會主義、拆遷社會主義、裙帶社會主義、褲帶社會主義，還是幫派社會主義。
牆倒眾人推
在楊衛澤倒台前，他搞強拆引發民眾實名舉報，而國內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一直不予報道。他剛一倒台，媒體立即採訪了無錫訪民，包括自稱在強拆中損失達三點五億元的吳兆禎。
在季建業剛被查處時，媒體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但卻迴避談及他與楊衛澤之間的矛盾，而這正是他倒台最重要的原因。直到楊衛澤被帶走後，南京這兩位前高官的矛盾才浮出水面，此時公眾方能對季建業案件有更全面的認識。
看來目前國內的傳統媒體僅能發揮「牆倒眾人推」的作用，很難揭露現職官員腐敗，很難為訪民「雪中送炭」。目前中共的新聞控制，雖難收到愚民的效果，卻可以保護一批腐敗官員，使他們的惡行劣跡不被曝光──無論楊衛澤還是季建業，都曾是這種新聞控制的受益者。只有當他們倒台後，公眾才能從傳統媒體知道其任職期間的種種醜聞，包括情婦究竟是誰等。
實際上，無論楊衛澤還是季建業，都是「邊腐邊升」者，他們的升遷過程都有一些疑點。這些疑點本來有重要新聞價值，並有可能牽出其它老虎；然而，官方嚴格控制的傳統媒體，至今未對此進行深入報道。
另一方面，儘管大陸網路媒體也一直處於官方監控下，但幾年來關於楊衛澤的負面傳聞時有出現，即便較為零散甚至僅為隻言片語。其中有些看似「謠言」者，後來成為「遙遙領先的預言」。這也無怪乎網路，而非報刊、廣播、電視，成為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的更全面也更多元的信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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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光澳洲悉尼編譯報導）
澳洲北部行政區的醫學研究人員在對抗生素越來越具耐藥性的超級細菌金黃色葡萄球菌中發現了一種新的「銀色」菌株。
據澳洲廣播公司報導，研究人員希望這種銀色葡萄球菌可以幫助他們瞭解，受到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病人是如何對標準的青黴素類抗生素，如甲氧西林產生耐藥性的。
據估計金黃色葡萄球菌生存在世界約20％的人口皮膚上以及鼻腔內。這種細菌可以引發一系列的溫和的病症，從粉刺和癤子之類的皮膚感染，到長癰和生膿腫。還有可能產生危及生命的疾病，包括肺炎、腦膜炎和敗血病等。
從1950年到1960年，在醫院有40％攜帶金色葡萄球菌的人對青黴素有耐藥性。到了1960年，該數字已上升到了80％。
孟席斯健康學院（Menzies School of Health）的史蒂芬.唐（Steven Tong）教授說，北部行政區的土著社區，在過去的15至25年中，耐藥率從6％上升到了25％。
唐教授表示，導致甲氧西林抗藥性的遺傳因素似乎可以在我們標準的金黃葡萄球菌中以及這種新的葡萄球菌中跳躍，而這對於澳洲和世界其它地區都非常重要，因為現在人們可以查看這種特殊的細菌，並瞭解它可能會引發的臨床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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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逐步放緩，有錢的中國人感到不安，開始拋棄中國向國外轉移大量資金。(AFP)
（記者劉毅綜合報導）
進入2015年，人民幣在每個工作日開盤幾乎重複同樣的動作，上海市場開盤後，人民幣迅速跌至接近每天中共央行定的2%的跌停線。有報導稱，中國經濟發展逐步放緩，有錢的中國人感到不安，開始拋棄中國向國外轉移大量資金，同時外國投資商對中國經濟前景也越來越懷疑。
據《紐約時報》報導，在今年的每個工作日，人民幣都有著相同的走勢，上海市場開盤，人民幣迅速跌至接近每天中共央行定的2%的跌停線，然後中共央行購買人民幣，出售美元以阻止人民幣進一步下跌，這是一種不祥的徵兆。
人民幣的下跌反映出資金正在從中國流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逐步放緩，富有的中國人感到不安，向國外轉移大量資金。外國投資商對中國也越來越懷疑。銀行、商人及很多公司逐漸認為，人民幣會逐步貶值。為了做好準備，它們開始將資金轉移出中國，把賭注押在人民幣繼續貶值上。
澳大利亞澳新銀行(ANZ)中國經濟學家劉利剛表示，人民幣貶值或使之前在海外借債的中國銀行和公司支付更多的人民幣，「公司可能會被推入拖欠債務的困境」。
1月大陸流失千億資金
2月17日，中共官方公佈了1月份金融機構外匯佔款減少了1082.61億元人民幣，略低於2014年12月份人民幣1,184億元的減少幅度，這已經是外匯佔款連續兩個月減少，華僑銀行(OCBC)駐新加坡經濟學家謝東明表示，外匯佔款減少部份原因是資金外流。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分析，外匯佔款連續第二個月下降，與銀行結售匯逆差規模收窄趨勢一致；反映出在強美元格局下，國內個人和企業結匯意願低迷，而購匯意願較高，增持外匯資產。
多數分析師認為企業對人民幣未來不看好，把外匯都放在手裡，沒有兌換成人民幣。交通銀行認為，數據顯示境內淨結匯明顯減少，資本流出增多，在歐央行實施QE、美聯儲有加息預期、中國經濟上半年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情況下，預計外匯佔款將延續低迷態勢。
市場看空人民幣
2月17日，人民幣創2月份低點，距離跌停線僅僅5點，這是人民幣即16日後再次逼近跌停線，面對中國經濟疲軟的現狀，許多投資者開始看空人民幣。
Cambridge Strategy首席投資官Russell Thompson向《華爾街日報》表示，中國經濟開始放緩的大背景意味著人民幣今年將繼續貶值。我們從2014年第四季度開始轉為看空態度，中國可能會陷入債務陷阱之中。
管理規模達到2400億美元的先鋒資產貨幣策略主管Paresh Upadhyaya稱，人民幣單邊升值已經成為歷史。市場此前還沒有經歷過中國經濟出現如此的放緩，因此趨勢的轉變對一些海外投資者而言可能會代價慘重。
據《香港經濟日報》導道，東方匯理銀行（Credit Agricole）駐香港經濟學家科瓦爾奇克（Dariusz Kowalczyk）表示，出口商和個人對人民幣前景沒有信心，不想繼續持有。他認為，這是外匯佔款減少的關鍵原因，市場預計人民幣將進一步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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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前處長曾廣豫
已退休十四年的消防處前處長曾廣豫近日患感冒，昨晨他在九龍塘廣播道住所吃早餐時，感到身體不適，家人決定陪同往看醫生，惟他突然暈倒，妻子報警將他送院，但搶救十五小時後終告不治。
七十一歲的曾廣豫與妻子同住廣播道八號一單位，據悉，曾最近患有感冒仍未痊癒。昨晨六時，他起床後並無異樣，但在家中享用早餐期間，突然感到身體不適，匆匆吃過早餐後，叫家人替他取外套帶他往看醫生，數分鐘後家人往取外套返回時，赫見他昏倒床上無反應，妻子報警求助。救護員到場將他送往廣華醫院搶救；其間，大批親友及舊同袍獲悉後趕往醫院探望，但他的病情一直沒好轉，家人憂心忡忡，搶救至晚上九時二十九分，終告不治。
任內經歷多宗大火災
一名女親友致電通知家人曾的死訊時，語帶哽咽道：「阿Sir走咗喇！」事後有親友致電曾的舊同袍指他離世時安詳，並透露曾早前有少許感冒底，但是否有關抑或其他病發導致，則有待了解。
在消防處工作三十六年的曾廣豫於二○○一年一月退休，任內曾經拯救超過一千人，在職期間經歷過多宗特大火災，包括嘉利大廈五級大火、新一代卡拉OK三級火和美孚新邨三級大火等，幾宗大火共奪去近百條性命。
退休前他接受電台節目訪問，談及自己的消防生涯時稱，每日戰戰兢兢，「冇覺好瞓」，時刻擔心「午夜凶鈴」響起，「每逢深夜有電話響起，總會為我帶來莫名的恐懼，深怕又有災難性火警發生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並謂退休後終可以安睡。
■記者江寶龍、溫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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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方面批憲政，另一方面又未真正找到避免「亡黨」路。有人稱二○一五年是「依憲執政」元年，可如今的中國，誰才有資格違憲？誰最有權力違憲？圍繞「依憲治國」是否屬「憲政」等問題，《環球時報》、《解放軍報》發文認為，互聯網、憲政、基督教是美國扳倒中國（共）的三大法寶。
新華社北京一月十一日電：中紀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習近平關於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論述摘編》，在全國發行。該書摘錄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大後的兩年來，有關反腐九個專題及二百一十六段的論述。習不得不承認，中共的命運取決於人心向背，稱「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
中共「法治」涵義
中共作出「依法治國」決定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在《人民論壇》發文《論敵對勢力把法治作為招牌》，顯示習近平真實的「法治」涵義。該文稱：「有些人把法治作為招牌，大肆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圖從法治問題上打開缺口，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共全會後，官方幾乎出動所有文宣部門進行宣傳，「依憲執政」不是西方的憲政。例如，《人民日報》等刊發了對莫紀宏的採訪，莫認為：「『依憲執政』不能簡單地認為等同於『憲政』，『依憲執政』就是指中國共產黨依照憲法治國理政」。
作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人之一的胡雲騰稱，「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一度被從《中共依法治國決定》中拿掉。去年十二月十日，《環球時報》發表中國國家戰略學會高級顧問、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王海運的文章《西方代理人階層在中國已經形成》，該文稱：「西方代理人階層在我國已經形成，而且氣焰囂張。他們能量很大，甚至在媒體和網絡上建立了某種話語霸權。他們以西方的學術理論和價值觀念研究中國、批判中國，為此不惜製造謠言。」；「社會上仇官、仇富、仇國企的情緒泛濫。遇到事情，很少有人為政府說話，抹黑共產黨大行其道，這固然與腐敗有關，同時不可否認，背後有敵對勢力在煽動。」；「同時必須切斷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連的管道，奪回嚴重丟失的輿論陣地」。
兩個憲法世界
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的二○一四年九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弘毅著《憲法學的世界》，作者為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
該書認為，美國憲法具有了一種普遍主義的文明代表性與道德魅力，構成了一個嚴格的憲政主義「規範世界」，與此世界對照而立的則是非西方文明的「轉型世界」。這兩個世界的價值與制度衝突既是文明衝突，又是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命運衝突。作者對西方普遍主義的憲政理論堅信不疑，無論是思想史還是制度史的考辨，均致力於證明憲政及「道德上的善」和「世界潮流」，因而包含了一種普遍主義邏輯下的「歷史終結論」。另一方面，作者對中國憲政轉型複雜性以及儒家思想的可行性懷抱「同情的理解」。這本書若在中共全會後，很有可能就出版不了。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環球時報》發表了《「憲政」背後包含政治盤算》，《憲政主義是一套意識形態》，《西方憲政派和民主派一直在吵架》，《法治更是文化和信仰》四文。這些文章認為，一九八九年後，西方一些勢力進行了反思，他們得出結論在短時間改變不了中國現行制度的政權，需要改變對華策略，「憲政」是其中一個方案；甚至認為「黨和憲法是一體的，這是質的關係，不是量的關係，是中國制度根本」，還認為法治這個東西源自於古羅馬，我們血液中沒有這個東西。
勿忘曹思源
曹思源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六十八歲。曹思源以「曹破產」聞名，而今天人們更以「曹私有」、「曹憲政」的美譽稱呼他，這都源於他多年公開倡導私有化，反覆提出數十項修憲建議而不懈努力。
曹認為建立憲政前，可先行私有化。他認為，國企不像企業，而像救濟院。如今國企依然建立在壟斷地位上享受低廉的資金成本、土地成本和政府項目支持，本質上還是在接受社會「救濟」。曹對企業家說：「中華民族的華夏文明是在私有制的澆灌、培育之下發展起來的。沒有五千年的私有制，就沒有我們中國的今天」。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思路與哈耶克不謀而合。他認為，不僅國有企業需產權多元化，甚至應該允許私人資本創辦銀行。他在二○○二年預測，到二○○五年之前的私有銀行要遍地開花。在他晚年起草的《憲法修正案》，大膽提出包括政治多元化、改國名、軍隊國家化、建立憲法法院、取消專政、建立憲政和實現普選等主張。晚年重病的曹思源先生還十分天真和理想化，認為中央會討論他的《修憲建議》。我在與他的交流中坦言，習近平這一屆中共政府是不會採信他的修憲建議，就作為給後人當鋪路石吧。曹十分高興。
批「憲政」人心大失
當今，國人普遍認為，「央視」新聞聯播中的中國是一片光明；網絡中的中國屬天翻地覆、地動山搖；現實中的中國卻腐敗蔓延，癌細胞擴散。
面對國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信息、幹部腐敗等長期處於保密或半保密狀態，國內法律界人士不斷呼籲盡快出台《國企透明法》。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最高法院、人大法工委、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數十位法律界人士在二○一四年中國資本市場法治論壇上，呼籲盡快建立國有企業信息披露制度，賦予和保障十三億國人股東的知情權。參會人士呼籲，借鑒外國企業透明度與信息披露的先進經驗，盡快出台《國企透明法》。眼下，中國的《公司法》、《證券法》僅為上市公司設定強制性的信息披露義務。與之共存的，卻是國企幹部監守自盜的犯罪頻發，但受到追究的人員，僅是其中的一個零頭。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會議上說，「腐敗是社會毒瘤，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中國歷史上因為統治集團嚴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由於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脫離群眾導致失去政權的例子也舉不枚舉啊！」
憲政是治理腐敗最有力的利器，中共是選擇亡黨失政路，還是選擇憲政被國人監督的路？路不僅在習近平的腳下，更在十三億人的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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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被捕異議者超胡溫時代總和境外人士聽到、看到中共特色的警察維穩手段，可能會覺得習李時代比胡溫時代更倒退。但具體倒退有多少倍？恐怕只有內地的當事人感受更深。
進入二○一五年以後，湖北武漢的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秦永敏，一月份突然遭拘留十天──理由是寫文章和接受外電採訪太多。當然，對於維穩警察而言，隨意限制異議人士的人身自由，如同家常便飯，甚至不需要理由。當秦永敏家屬請來兩名辯護律師維權，可律師居然無法會見當事人：找拘留所，拘留所讓找辦案單位即公安局，公安局又讓找派出所，相互踢皮球，最後居然說會見秦永敏必須出具由秦永敏親自簽署的委託書。問題是律師見不到秦永敏，如何簽署委託書？他妻子簽署的委託書，難道就無效？最後警察實在找不到理由，也不需要找理由，就稱無此案，律師只得無功而返。
當然，這種由政法系統主導的打壓異議人士的態勢，不因周永康被抓而改善，而是一年比一年嚴厲，二○一四年所抓的人比二○一三年要多，在二○一三年還平安的異議人士浦志強、高瑜、王藏、唐荊陵、鐵流、郭玉閃、呂耿松、陳樹慶、張淼等等，二○一四年被「一網打盡」，被抓的人數超過胡溫時代的總和。
異議人士紛紛逃離中國
這一年，當局還宣判了許志永。其實許志永是中共的有功之臣，他呼籲多年的異地考生與本地考生同等待遇得以實現，並成為中共高考改革的新政，但諷刺的是他們卻把提出這一新政的人送進監牢。相對於浦志強更為敏感的異議人士，比如滕彪，若不是遠避美國，可能凶多吉少。這一年前後流亡出去的學者吳祚來、夏業良、笑蜀、凌滄洲等人，一旦回國可能就意味著危險。為了逃離監控和不受連累，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的兒子朱卬，王東海的女兒王梓怡這一年先後逃離中國，遠赴美國，奔向自由。
把人禍悲劇辦成喜劇鬧劇
二○一四年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創辦人之一的王榮清病逝，送葬時居然遭暴力清場，當地異議人士無一人到場，殯儀館大小門口守著警察，就這樣把一場葬禮變成悲劇。諷刺的是，二○一四年的最後一天，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三十六人遇難，可中共居然把這樣的悲劇辦成喜劇，領導如何批示云云，救援如何抓緊云云，至於如何問責，如何看到真相，你只能死了這條心吧。
維穩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當局的新常態就是把負面的信息、不良黨國執政的因素統統消除，著名的谷歌郵箱這一年在大陸被徹底封鎖，包括移動設備的客戶端，不翻牆就無法使用。而極其諷刺的是這一年當局隆重召開了世界互聯網大會，中宣部副部長、國家網絡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居然成為被大陸防火牆徹底封鎖的facebook的座上客，仿佛是愚人節的笑話，居然都真實地發生了。
更為奇葩的是，這樣的笑話和鬧劇一樁接一樁發生。北京異議人士胡佳，不是其所用的汽車被噴紅漆、車窗玻璃被破壞，就是被不明來源的恐怖電話暴力威脅，他報警時照樣接到這樣的威脅電話。如此嚴重的刑事案件居然發生在警察眼皮底下，警察卻遲遲不破案，仿佛這就是他們自導自演的一齣鬧劇。香港「佔中」期間，胡佳被軟禁，幾乎與世隔絕，訪客若是探望胡佳，除非衝破其樓下警方守衛的封鎖線，否則就不能見到胡佳本人。還有浙江大學的教師莊道鶴，「佔中」期間沒出訪香港，卻被派出所傳喚，警察所問也都是所謂他參與「佔中」的問題，莫須有之事，當局煞有介事，威脅警告一番。
國保無處不在，無所不能
曾組建中華愛國民主黨的山東異議人士黃金秋（清水君），出獄後找到工作，不久就被發現，很快失去工作。二○一四年他暫住杭州，居住證都辦好，卻接二連三被驅逐出境。為了留在杭州，取得杭州戶口，把生米煮成熟飯，黃金秋貸款購買了杭州余杭區閒林鎮綠城房產公司開發的西溪房產，房產證、契稅、水電和有線電視一一辦妥，杭州國保警察居然出具公函給銀行，指控黃金秋出具的收入證明是虛假的，指控黃金秋涉嫌騙貸。問題是該案有沒有受害人？銀行嗎？開發商嗎？都不是，黃金秋按月還款，沒有拖欠；開發商收到了全部房款，開具了完稅發票，是合法購房，購房還可以把戶籍轉進來，但杭州公安局威脅讓開發商退房，讓銀行解除按揭貸款合同，最後除了黃金秋損失近三萬元等各種稅費外，沒有一個受害人。黃金秋在購買杭州綠城的房產之前，在杭州濱江購買了一處房產，被無所不在的杭州國保發現，被迫退房。至於警察是如何發現黃金秋在杭州購房的，一個明顯的地方就是購房貸款都需要出具身份證，身份證本身內置芯片，當銀行身份證查驗系統讀取芯片內容的瞬間，信息同時傳遞到公安、國安等系統，很快被發現，即使你有心想把生米做成熟飯，但他們可以把熟飯再變成生米。滑稽還是恐懼？當然，除了黃金秋，因戶籍不在杭州而被強迫離開杭州的還有王成律師、中國民主黨人吳義龍、胡俊雄、胡臣等；至於短期在杭州訪友的作家野渡、記者殷雨聲等，一旦他們的行蹤在杭州出現，等待他們的同樣是被驅逐出境。不但杭州如此，武漢也是如此，到秦永敏樓下探訪他，隨時都有可能挨打。北京也不例外，德國《時代周報》駐京記者、德國人安可馨被誣為幕後組織發動香港「佔中」的境外敵對勢力，誣為「間諜」，連遭審問，她的助手張淼還被抓，一個荒唐的理由是「尋釁滋事」。「佔中」期間，安可馨和張淼都在香港採訪，張淼在微信上發佈「佔中」信息，目前已被逮捕，這意味著將判刑。二○一五年一月，安可馨已離開北京，返回德國，她可能將無法再度獲得回到中國的簽證。
至於二○一四年出獄後的高智晟，二○一○年劉曉波獲獎後的劉霞，也根本沒有任何自由可言。中共的維穩新政武裝到牙齒，對於異議人士，當局的維權措施更是五花八門，更加瘋狂，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被封口、被喝茶、被旅遊、被失蹤，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已經裸奔，你無可奈何。二○一五年，對於異議人士而言，可能將遇到更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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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星曾志偉2011年來連任廣東省江門市政協常委，卻從未出席江門市政協會議，有報導稱，曾志偉已於近日致電江門政協請辭，並表示歉意。（蔡雯文/大紀元）
（記者劉曉真報導）
祖籍江門的香港明星曾志偉2011年來連任廣東省江門市政協常委，卻從未出席江門市政協會議，有報導稱，曾志偉已於近日致電江門政協請辭，並表示歉意。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曾志偉祖籍江門市江海區禮樂街道，1953年4月生於香港。2011年1月中共江門市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上，曾志偉被選為政協常委，但本人並未出席會議。其後2012年江門市「兩會」，江門市政協換屆，曾志偉連任為江門市政協第十二屆常委會委員。本屆政協迄今已召開四次大會，曾志偉從未出席，任職以來也沒有提交過委員提案。
江門市政協此前確認曾志偉今年再次請假不參會。而曾志偉同時作為廣州市政協委員，出席了2月1日開幕的中共廣州市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
近日有港媒報導稱，曾志偉已致電江門政協請辭。但據南方都巿報引述江門市政協方面報導，仍未收到曾的電話或書面辭呈。
新浪娛樂其後引述曾志偉的話稱：「真的很不好意思，因為同時有廣州兩個政委擔當，時間這麼巧也撞了，我個人以廣州為主，所以都向江門那邊請假。我已經打去江門那邊辭去職位，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每一年也沒去。」但南都報導稱，記者查詢近年兩地政協會議時間，發現並非每年會期都衝突。
中共兩會的委員，尤其政協，聚集了一堆影視體育明星，早已成為中共治下的大陸特色。而這些明星委員中大多都是在本人不知道的情況下，被「選為」委員。
除了曾志偉之外，還有許多香港演藝界人士在中國大陸的不同地方擔任政協委員職務，例如周星馳、吳小莉是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艷星彭丹是甘肅省政協委員、成龍也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歌星張明敏是中共全國人大代表。
實際上，在擔任中共各級政協委員的演藝和體育界名人之中，大部份的明星委員來自中國大陸。
BBC報導稱，對於中共各級政府來說，為了現實地方利益，需要挖掘「名人資源」，借明星擴大影響。
政協委員出現請假、缺席，不履行責任等問題，中國很多批評人士將原因歸咎於這些委員對自己的責任認識不清，或者是委員的產生機制有問題，或者是對委員的管理缺乏權利和義務的清晰界定，但事實上，在人大都被稱作「橡皮圖章」的情況下，人們對中共政協又能有什麼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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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毅報導）
2015年大陸經濟持續下滑，整體經濟下降影響了大陸民眾的收入，大批白領階層人士工資面臨下降的壓力，家庭收入增長更是停步不前。
至中國新年前夕出台的大陸各項經濟數據紛紛顯示大陸經濟持續下滑，有金融界人士認為大陸經濟已經進入通縮軌道，而通縮將造成企業負債升高，員工工資下降。
白領、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
據《悉尼先驅晨報》引用龍洲經訊分析師庫伊（Ernan Cui）的預測，如果中國2015年的家庭收入增長幅度持續遵循整體經濟的下行趨勢，中國的消費情況將令人失望。
文章列舉調查數據顯示，教育程度高的白領工作者及大學畢業生的工作越來越難找，要找到一個高端工作職缺的機會更是可遇不可求，因此這些白領面臨工資標準下行的壓力，家庭年收入增長更普遍呈現停滯不前的窘況。
從大學畢業，即將走入社會要尋找白領工作的大學生更是難上加難。
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到創記錄的727萬，大學畢業人數創新高使2014年成更難就業季。中國大學生就業越來越難也成為社會熱門話題。中共人社部承認，中國高校畢業生總量大，就業矛盾相當突出。
據統計，201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已經達到699萬，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而2014年突破700萬人，成為2013年後的「更難就業季」。中共教育部稱，2013大學畢業生能找到工作的只佔一小部份，比例空前的低。北京只有28%的本科生和碩士生能在4月份以前找到工作。而目前暗淡的經濟前景或造成大學畢業生更困難的就業局面。
在「找工作難，找好工作更是難上加難」的情況下，數萬大學生迫不得已選擇「啃老」；即使已經工作一年的人，對工作的滿意率也只有47%。很多大學生將目光鎖定在考公務員上，於是出現了蔚為壯觀的報考公務員熱。
大陸貧富懸殊越來越大
在大陸經濟下滑，民眾收入下降的同時，大陸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大。
美國研究高資產富豪的智庫機構Wealth-X統計，中國淨資產達3000萬的「超級富豪」，在2014年的資產增長驚人，總資產達160萬兆美元，約佔中國總財富的7.3％。該報告表示，2015年中國「超級富豪」綜合資產淨值將成長5.2％，聚集了高達800億的財富。這些富豪約六成分佈於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及廣州等。
在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是基尼係數，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2年12月9日在北京發佈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係數為0.61，大大高於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報告結論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見。」
九十年代後期中共官方公佈的基尼係數連年增長：1996年為0.375，1997年為0.379，1998年為0.386，1999年為0.397，2000年為0.412，超過了「警戒線」。之後，官方再也沒有對這項統計公佈過具體數字，而只發佈農村居民的基尼係數。有媒體表示，基尼係數之所以消失十幾年，是被中共「和諧」了。
基尼係數數值在0和1之間。數字越大，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聯合國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時，貧富兩極的分化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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