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黨治下的「依法治國」
正當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中共召開了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四中全會。兩件事情交織在一起，頗有一點反諷的意味：成千上萬香港學生和市民不得不暫且犧牲法治，以違法抗命的方式追求真民主，而數百名中共要人則在人治、黨治的最高舞台上，試圖以虛假的「黨內民主」方式──眾所周知，中央全會並非中央委員們平等行使議事權、表決權的場所──推動「依法治國」。我們這個國家為什麼如此怪異，本該相互支撐、相得益彰的政治構件變成了相互抵消、相互扭曲的東西，「一國」與「兩制」如此，民主與法治亦如此。而造成這種扭曲局面的，就是共產黨及其領導體制。
中共在香港搞假普選是錯事
共產黨只許香港搞假普選，這不僅是做了一件錯事，也是做了一件蠢事。共產黨有顧慮，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它怕香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不「愛國」，亦即關鍵時刻不接詔、不奉旨、不聽話、不照辦，讓北京感到臉上無光；它更怕一個不「愛國」的特首膽大妄為，與美國、英國，或者與台獨、藏獨，或者與民運、異議分子有所牽連，觸犯了黨國的忌諱，讓中南海沒辦法收場。為此，中共發明了一個含糊不清但堂而皇之的宏大詞組，叫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聯辦的張曉明主任宣稱，不經篩選的香港真普選必將危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什麼其他國家的地方性選舉少有危害該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事情發生？台灣高雄、台南的選民選出反對黨的候選人當了地方首長，也沒聽說危害了中華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反而在擁有「一國兩制」隔離牆的香港，為什麼普選只要向反對派人士公平開放，就一定會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呢？此中道理，過於稀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還有人說，共產黨之所以不許香港真普選，是害怕在內地引起連鎖反應，因為人們也許會問：香港人為什麼那麼特殊，可以大張旗鼓搞真普選，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的選民，全中國其他省市的選民難道就沒有資格也搞真普選？如此一來，共產黨政權就難以抗拒，只好全面崩盤了。應該說，這種假設純屬想像，過於誇張。事實上，香港本來就很特殊，一百五十年來一向特殊，「一國兩制」之後依然保持其特殊地位──這正是「一國兩制」的原意，對此大陸人民早已經習以為常。比如說，香港有《爭鳴》、《動向》，大陸最多有《南周》、《南都》；香港有「六四」維園集會，大陸學者在自己家裡談論「六四」問題都有可能要坐牢，差距就擺在這裡，香港人的言論與集會自由並未衝擊到共產黨在內地架設的專制高壓防線。所以，香港真普選恐怕也不會在大陸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更不會讓共產黨丟掉大陸政權──如果共產黨真是害怕丟掉政權，它也應該更多地在大陸身上而不是到香港去尋找原因。
香港從此變多事之區
說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是做了一件蠢事，是因為這件事徒然激怒了香港市民，卻於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無所收穫。本來，香港一直是一個讓中央很省心、也很省事的地方，即使當年在港英政府治下，香港也從來沒有給中國大陸惹過什麼麻煩：沒有成長出以對抗中國政府為目的的政治勢力，更從來沒有損害過中國的什麼「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而是給封閉落後的中國大陸提供了一個無比優越的開放的窗口、融資的平台、貿易的通道。港英當局都不曾做過的事情，何況主權回歸之後，何況中國「崛起」之際？共產黨究竟有什麼放不下心的事情，值得對真普選嚴防死守呢？
相反，不許港人真普選，這才真是闖下了大禍、惹出了大事。佔中曠日持久，讓特區政府和中央都亂了方寸，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了。「八‧三一決定」有什麼意思呢，即使中共可以順心如意欽定一個聽話的特首，但這樣一位特首將很難獲得港人的真正信賴，尤其是不能得到年輕一代的支持，而缺乏信任和支持的統治一定是低效率、高成本的統治，也一定是不和諧、不穩定的統治，香港從此將變成一個多事之區：一個省心的香港將會變成一個鬧心的香港。共產黨自以為是，終於弄巧成拙，可這又何苦呢？須知，信任是相互的，猜忌也是相互的，中央信不過港人，港人又如何相信中央？
無真普選抗議將長期存在
解決香港危機，港府誠然作不了主，需要中央政府作出重大讓步。但目前港人佔中乃是以綁架自己的方式向北京叫價，壓力只能落在香港警方和港府身上，北京是痛是癢，可能感覺並不是很強烈，所以，北京不大可能在佔中壓力下改變既定的政策立場。不過，佔中僅僅開了個頭，若無真普選、真民主，即使佔中結束，抗議潮流也勢必在香港社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長期存在下去，長此以往，難免會惡化陸港兩地關係的方方面面，到那時，中央只怕悔之晚矣。「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毛病多多、隱患多多的脆弱架構，細心呵護之下才能勉強運行，它是經不起風風雨雨、磕磕碰碰的。香港的未來怎樣，現在我們誰也回答不上來，下個星期會怎樣都不好說，但有一個長遠後果是可以預斷的：恐怕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門需要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後面，再加上一個香港問題。難道這就是黨中央、人大常委會所要的結果嗎？
早知如此，還不如一早就相信香港選民的眼光和智慧，尊重港人在政改問題上的「首創精神」，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放手讓他們「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即使香港選民沒眼光，選錯人，也錯不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再退一步說，即使香港民主潮流最終蔓延開來，波及大陸，讓共產黨丟掉了大陸的政權，那還是與「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無關，畢竟，被選民選掉比被革命革掉要優雅百倍、光榮萬倍，共產黨似乎也沒有必要過分恐懼，說不定有朝一日真民主倒會成為共產黨的護身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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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中共召開了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四中全會。兩件事情交織在一起，頗有一點反諷的意味：成千上萬香港學生和市民不得不暫且犧牲法治，以違法抗命的方式追求真民主，而數百名中共要人則在人治、黨治的最高舞台上，試圖以虛假的「黨內民主」方式──眾所周知，中央全會並非中央委員們平等行使議事權、表決權的場所──推動「依法治國」。我們這個國家為什麼如此怪異，本該相互支撐、相得益彰的政治構件變成了相互抵消、相互扭曲的東西，「一國」與「兩制」如此，民主與法治亦如此。而造成這種扭曲局面的，就是共產黨及其領導體制。
中共在香港搞假普選是錯事
共產黨只許香港搞假普選，這不僅是做了一件錯事，也是做了一件蠢事。共產黨有顧慮，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它怕香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不「愛國」，亦即關鍵時刻不接詔、不奉旨、不聽話、不照辦，讓北京感到臉上無光；它更怕一個不「愛國」的特首膽大妄為，與美國、英國，或者與台獨、藏獨，或者與民運、異議分子有所牽連，觸犯了黨國的忌諱，讓中南海沒辦法收場。為此，中共發明了一個含糊不清但堂而皇之的宏大詞組，叫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聯辦的張曉明主任宣稱，不經篩選的香港真普選必將危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什麼其他國家的地方性選舉少有危害該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事情發生？台灣高雄、台南的選民選出反對黨的候選人當了地方首長，也沒聽說危害了中華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反而在擁有「一國兩制」隔離牆的香港，為什麼普選只要向反對派人士公平開放，就一定會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呢？此中道理，過於稀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還有人說，共產黨之所以不許香港真普選，是害怕在內地引起連鎖反應，因為人們也許會問：香港人為什麼那麼特殊，可以大張旗鼓搞真普選，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的選民，全中國其他省市的選民難道就沒有資格也搞真普選？如此一來，共產黨政權就難以抗拒，只好全面崩盤了。應該說，這種假設純屬想像，過於誇張。事實上，香港本來就很特殊，一百五十年來一向特殊，「一國兩制」之後依然保持其特殊地位──這正是「一國兩制」的原意，對此大陸人民早已經習以為常。比如說，香港有《爭鳴》、《動向》，大陸最多有《南周》、《南都》；香港有「六四」維園集會，大陸學者在自己家裡談論「六四」問題都有可能要坐牢，差距就擺在這裡，香港人的言論與集會自由並未衝擊到共產黨在內地架設的專制高壓防線。所以，香港真普選恐怕也不會在大陸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更不會讓共產黨丟掉大陸政權──如果共產黨真是害怕丟掉政權，它也應該更多地在大陸身上而不是到香港去尋找原因。
香港從此變多事之區
說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是做了一件蠢事，是因為這件事徒然激怒了香港市民，卻於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無所收穫。本來，香港一直是一個讓中央很省心、也很省事的地方，即使當年在港英政府治下，香港也從來沒有給中國大陸惹過什麼麻煩：沒有成長出以對抗中國政府為目的的政治勢力，更從來沒有損害過中國的什麼「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而是給封閉落後的中國大陸提供了一個無比優越的開放的窗口、融資的平台、貿易的通道。港英當局都不曾做過的事情，何況主權回歸之後，何況中國「崛起」之際？共產黨究竟有什麼放不下心的事情，值得對真普選嚴防死守呢？
相反，不許港人真普選，這才真是闖下了大禍、惹出了大事。佔中曠日持久，讓特區政府和中央都亂了方寸，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了。「八‧三一決定」有什麼意思呢，即使中共可以順心如意欽定一個聽話的特首，但這樣一位特首將很難獲得港人的真正信賴，尤其是不能得到年輕一代的支持，而缺乏信任和支持的統治一定是低效率、高成本的統治，也一定是不和諧、不穩定的統治，香港從此將變成一個多事之區：一個省心的香港將會變成一個鬧心的香港。共產黨自以為是，終於弄巧成拙，可這又何苦呢？須知，信任是相互的，猜忌也是相互的，中央信不過港人，港人又如何相信中央？
無真普選抗議將長期存在
解決香港危機，港府誠然作不了主，需要中央政府作出重大讓步。但目前港人佔中乃是以綁架自己的方式向北京叫價，壓力只能落在香港警方和港府身上，北京是痛是癢，可能感覺並不是很強烈，所以，北京不大可能在佔中壓力下改變既定的政策立場。不過，佔中僅僅開了個頭，若無真普選、真民主，即使佔中結束，抗議潮流也勢必在香港社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長期存在下去，長此以往，難免會惡化陸港兩地關係的方方面面，到那時，中央只怕悔之晚矣。「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毛病多多、隱患多多的脆弱架構，細心呵護之下才能勉強運行，它是經不起風風雨雨、磕磕碰碰的。香港的未來怎樣，現在我們誰也回答不上來，下個星期會怎樣都不好說，但有一個長遠後果是可以預斷的：恐怕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門需要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後面，再加上一個香港問題。難道這就是黨中央、人大常委會所要的結果嗎？
早知如此，還不如一早就相信香港選民的眼光和智慧，尊重港人在政改問題上的「首創精神」，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放手讓他們「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即使香港選民沒眼光，選錯人，也錯不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再退一步說，即使香港民主潮流最終蔓延開來，波及大陸，讓共產黨丟掉了大陸的政權，那還是與「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無關，畢竟，被選民選掉比被革命革掉要優雅百倍、光榮萬倍，共產黨似乎也沒有必要過分恐懼，說不定有朝一日真民主倒會成為共產黨的護身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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