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金鐘
● 劉曉波在中共法庭上宣示的「我沒有敵人」，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推賞，引起華人社會的重視和各種反應。他的觀念來自何處？
在莊嚴的奧斯陸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安排挪威演員全文朗誦劉曉波一年前在北京中級法院審判時宣讀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似乎將一場爭論提升了層面，甚至給中國思想界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被稱為「無敵論」的這個命題，突然具有了一種異乎尋常的爆炸性。這也許是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最驚人的效應－－這只有中國人才會明白：一九四九年以來，「敵人」這個字眼在中國大地上的出現頻率大大超過今日電腦上使用率最高的關鍵詞。因為前三十年的毛時代，政府和百姓都生活在「敵我」的陰影和噩夢之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家喻戶曉的第一試題。後三十年雖然金錢掛帥代替階級鬥爭，但「革命」「敵人」這些公開和潛在的國家意志，從未被刪除過、否定過。那麼，一個被當作「國家公敵」的囚犯，宣稱他「沒有敵人」，而且被諾貝爾的崇高殿堂所認同，無論如何是值得弄清楚的事。
信仰二十年，不改初衷
自從劉曉波獲獎後，對待「無敵論」大約有三派評論。激進的反對派認為，無敵論會瓦解人民反暴政的鬥志，是向北京統治者諂媚，阻撓中國民主化；中立派解讀是劉曉波認定中共強大而頑固，不容你反對，反對亦無效，只有選擇妥協和解，是一種現實主義的主張；擁劉派則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情操、蔑視中共的思想境界，超越一般民運水準。有利於結束中國以暴易暴的傳統，用愛取代仇恨。
劉曉波這番「無敵」高論，最早見於文字是八九年「六二絕食宣言」。當時，我在香港，對那宣言中的句子「我們沒有敵人」還約略有印象，因為和當時的對抗氣氛太不協調。今天重溫六二宣言，可見他的「無敵」觀念乃是二十年一脈相承。宣言鮮明的強調「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妥協、討論和表決，甚至宣稱「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宣言著力譴責的是「敵人意識」，提倡民間對政府的制衡。有一句名言：「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
這些民主ＡＢＣ在一天之後，就被柴玲帶頭的宣誓「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所掩埋，隨著是在「打倒法西斯」聲中撤離廣場。六月六日，劉曉波被捕。現在，他的最後陳述，仍在重覆二十年前的宣示，他說「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他要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府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香港的專訪中對我發表了那樣異端的言論之後，只不過半年，就變成一位理性的非暴力鼓動家，直到今天。因而這篇最後陳述也就有幸和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一樣，言簡意賅地流傳下來。
不必和甘地的「不抵抗主義」作大師級的對比，但可以毋須爭辯地指出，曉波的「無敵論」，絕對是對毛式的階級論鬥爭哲學的顛覆，而且是深層次的顛覆。他多次強調，階級鬥爭把中國小農傳統的仇恨心理推向極端，而造成「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了社會的寬容與人性。包括這次對他的「以言獲罪」都是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對於一位在本刊發表過震驚朝廷的大作《混世魔王毛澤東》的作家，我絕不懷疑他的無敵論，是基於深刻的歷史教訓作出的邏輯判斷。他已經把宣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無產階級大作家高爾基遠遠地拋在後面。
末日獨白：八九六四的罕見記錄
一九九二年撰寫，在台北出版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是一本了解曉波、研究曉波的必讀書。這是一本非常獨特的六四回憶錄，由於他那近似「精神自虐症」的自我剖析與自我批判，鞭笞自己的功利、虛榮和野心，這本書帶來許多對他的誤解。說他「否定了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而他又是多麼懦弱、自私地向中共屈服。魏京生甚至指責他「幫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撒謊，上電視說沒有看見血流成河的天安門廣場死人。」（對此，我曾在九○年七月的台北，向侯德健作過一次拷問式的通宵訪問並予發表，從而相信廣場沒有死人是事實，後來也有多位目擊者出面證實。但那些傳播「血流成河」的人，迄今不願面對事實。）
針對朝野的、國內外的、關於六四事件的各種謊言，劉曉波在書中從八九年四月下旬自紐約飛回北京，投入廣場，被捕入獄，到九一年一月底釋放，夾敘夾議，記錄下他的活動、見聞與想法。有無情的描述、坦白的懺悔，字裡行間流泄出罕見的真實與真誠。
沒錯，這本書對八九學潮的批評，從頭到尾，沒有保留。他批評學生組織的混亂、沒有民主程序，對吾爾開希的描述最多，也批了王軍濤等人，罵了流亡海外者。同時詳述了被迫撤離廣場沒有死人的真相和他關押期間被迫寫「悔罪書」的經過。他指「打倒共產黨」是一個不民主的口號；他受不了國際歌，說明這不是「偉大的民主運動」，而是「奴隸們的反抗運動」。他尤其反感知識份子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因此，他對學潮只稱「八九抗議運動」，不稱「八九民主運動」。
當然，和後來大量的政論一樣，他的鋒芒不會放過中共體制。即使他痛悔的悔罪書，也只是照人民日報的批判文章，巧妙地抄一遍，忽悠過關而已，沒有揭露，更無害人之嫌。
仰慕西方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如果和港台媒體在六四期間一面倒的反共姿態相比，這本《獨白》當然是異己的另類。曉波自豪自信之處在於，他是北京那批知識精英中唯一深入廣場，和學生混在一起，不滿他們卻和他們共命運的一個。他比那些指手畫腳的精英們更了解真相，因而更有話語權。他的結論是，學生們只是「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應有的民主運動。
我們在海外接觸過各種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許多人都有我行我素、特立獨行的個性或傾向，只是其公眾的影響力大小不同而已。他們的言談舉止全憑個人的良知與專業素養，非常自我，可以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可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活在自由世界，不在乎被人扣左派右派的帽子，歐美的教育也是重視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挑戰傳統。劉曉波以他外向的天性和成長的時代背景，成為一名仰慕當代先進思潮的西化派讀書人，那是毫不奇怪的事。他是文革後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大蛻變的弄潮兒，他的脫俗的才華和青春朝氣，因緣際會發揮到最大值。八九年六四一役，他全情投入，改變了他學者的人生路向，為今天登上諾貝爾高峰奠定基礎。
從文壇「黑馬」到六四「黑手」再到《零八憲章》；從「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我們可以看到劉曉波二十多年的思想軌跡，他的本質角色就是做一名忠於自我的、誠實的、有尊嚴的西方式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有如他的摯友侯德健、白杰明？）他既不是中國傳統的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文人，也不是準備「拋頭顱、灑熱血」民運鬥士。他身上有著一個古老帝國被現代風潮所裹脅時，不斷尋找人生定位的知識人的所有可愛與弱點。他跑到決戰前夕的廣場去講民主啟蒙，設想一個被中共獨裁專制激怒的年輕部落，實行西方議會的民主程序，那是他留下的一個天真可笑的傳奇。
崇尚和平友善的諾貝爾教授們選中劉曉波，可謂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他們欣賞的是劉曉波在中國人權危機日深的背景下的勇氣和才情畢露。他們一攬子收下「無敵論」，也是一份意外的驚喜：西方基督教信仰的無敵意識，在一位中國無神論的知識份子筆下竟然表述得如此不謀而合、動人心弦。
我們樂見「無敵論」消弭國人戾氣的潛移默化作用，但是，眼看中南海處理這次「諾貝爾突襲」的如臨大敵，要統治者相信「沒有敵人」，只有善與惡、只有罪與非罪，入此仙境，何年何月？誰能預測？
來源轉自：
● 劉曉波在中共法庭上宣示的「我沒有敵人」，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推賞，引起華人社會的重視和各種反應。他的觀念來自何處？
在莊嚴的奧斯陸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安排挪威演員全文朗誦劉曉波一年前在北京中級法院審判時宣讀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似乎將一場爭論提升了層面，甚至給中國思想界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被稱為「無敵論」的這個命題，突然具有了一種異乎尋常的爆炸性。這也許是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最驚人的效應－－這只有中國人才會明白：一九四九年以來，「敵人」這個字眼在中國大地上的出現頻率大大超過今日電腦上使用率最高的關鍵詞。因為前三十年的毛時代，政府和百姓都生活在「敵我」的陰影和噩夢之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家喻戶曉的第一試題。後三十年雖然金錢掛帥代替階級鬥爭，但「革命」「敵人」這些公開和潛在的國家意志，從未被刪除過、否定過。那麼，一個被當作「國家公敵」的囚犯，宣稱他「沒有敵人」，而且被諾貝爾的崇高殿堂所認同，無論如何是值得弄清楚的事。
信仰二十年，不改初衷
自從劉曉波獲獎後，對待「無敵論」大約有三派評論。激進的反對派認為，無敵論會瓦解人民反暴政的鬥志，是向北京統治者諂媚，阻撓中國民主化；中立派解讀是劉曉波認定中共強大而頑固，不容你反對，反對亦無效，只有選擇妥協和解，是一種現實主義的主張；擁劉派則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情操、蔑視中共的思想境界，超越一般民運水準。有利於結束中國以暴易暴的傳統，用愛取代仇恨。
劉曉波這番「無敵」高論，最早見於文字是八九年「六二絕食宣言」。當時，我在香港，對那宣言中的句子「我們沒有敵人」還約略有印象，因為和當時的對抗氣氛太不協調。今天重溫六二宣言，可見他的「無敵」觀念乃是二十年一脈相承。宣言鮮明的強調「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妥協、討論和表決，甚至宣稱「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宣言著力譴責的是「敵人意識」，提倡民間對政府的制衡。有一句名言：「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
這些民主ＡＢＣ在一天之後，就被柴玲帶頭的宣誓「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所掩埋，隨著是在「打倒法西斯」聲中撤離廣場。六月六日，劉曉波被捕。現在，他的最後陳述，仍在重覆二十年前的宣示，他說「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他要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府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香港的專訪中對我發表了那樣異端的言論之後，只不過半年，就變成一位理性的非暴力鼓動家，直到今天。因而這篇最後陳述也就有幸和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一樣，言簡意賅地流傳下來。
不必和甘地的「不抵抗主義」作大師級的對比，但可以毋須爭辯地指出，曉波的「無敵論」，絕對是對毛式的階級論鬥爭哲學的顛覆，而且是深層次的顛覆。他多次強調，階級鬥爭把中國小農傳統的仇恨心理推向極端，而造成「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了社會的寬容與人性。包括這次對他的「以言獲罪」都是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對於一位在本刊發表過震驚朝廷的大作《混世魔王毛澤東》的作家，我絕不懷疑他的無敵論，是基於深刻的歷史教訓作出的邏輯判斷。他已經把宣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無產階級大作家高爾基遠遠地拋在後面。
末日獨白：八九六四的罕見記錄
一九九二年撰寫，在台北出版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是一本了解曉波、研究曉波的必讀書。這是一本非常獨特的六四回憶錄，由於他那近似「精神自虐症」的自我剖析與自我批判，鞭笞自己的功利、虛榮和野心，這本書帶來許多對他的誤解。說他「否定了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而他又是多麼懦弱、自私地向中共屈服。魏京生甚至指責他「幫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撒謊，上電視說沒有看見血流成河的天安門廣場死人。」（對此，我曾在九○年七月的台北，向侯德健作過一次拷問式的通宵訪問並予發表，從而相信廣場沒有死人是事實，後來也有多位目擊者出面證實。但那些傳播「血流成河」的人，迄今不願面對事實。）
針對朝野的、國內外的、關於六四事件的各種謊言，劉曉波在書中從八九年四月下旬自紐約飛回北京，投入廣場，被捕入獄，到九一年一月底釋放，夾敘夾議，記錄下他的活動、見聞與想法。有無情的描述、坦白的懺悔，字裡行間流泄出罕見的真實與真誠。
沒錯，這本書對八九學潮的批評，從頭到尾，沒有保留。他批評學生組織的混亂、沒有民主程序，對吾爾開希的描述最多，也批了王軍濤等人，罵了流亡海外者。同時詳述了被迫撤離廣場沒有死人的真相和他關押期間被迫寫「悔罪書」的經過。他指「打倒共產黨」是一個不民主的口號；他受不了國際歌，說明這不是「偉大的民主運動」，而是「奴隸們的反抗運動」。他尤其反感知識份子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因此，他對學潮只稱「八九抗議運動」，不稱「八九民主運動」。
當然，和後來大量的政論一樣，他的鋒芒不會放過中共體制。即使他痛悔的悔罪書，也只是照人民日報的批判文章，巧妙地抄一遍，忽悠過關而已，沒有揭露，更無害人之嫌。
仰慕西方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如果和港台媒體在六四期間一面倒的反共姿態相比，這本《獨白》當然是異己的另類。曉波自豪自信之處在於，他是北京那批知識精英中唯一深入廣場，和學生混在一起，不滿他們卻和他們共命運的一個。他比那些指手畫腳的精英們更了解真相，因而更有話語權。他的結論是，學生們只是「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應有的民主運動。
我們在海外接觸過各種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許多人都有我行我素、特立獨行的個性或傾向，只是其公眾的影響力大小不同而已。他們的言談舉止全憑個人的良知與專業素養，非常自我，可以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可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活在自由世界，不在乎被人扣左派右派的帽子，歐美的教育也是重視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挑戰傳統。劉曉波以他外向的天性和成長的時代背景，成為一名仰慕當代先進思潮的西化派讀書人，那是毫不奇怪的事。他是文革後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大蛻變的弄潮兒，他的脫俗的才華和青春朝氣，因緣際會發揮到最大值。八九年六四一役，他全情投入，改變了他學者的人生路向，為今天登上諾貝爾高峰奠定基礎。
從文壇「黑馬」到六四「黑手」再到《零八憲章》；從「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我們可以看到劉曉波二十多年的思想軌跡，他的本質角色就是做一名忠於自我的、誠實的、有尊嚴的西方式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有如他的摯友侯德健、白杰明？）他既不是中國傳統的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文人，也不是準備「拋頭顱、灑熱血」民運鬥士。他身上有著一個古老帝國被現代風潮所裹脅時，不斷尋找人生定位的知識人的所有可愛與弱點。他跑到決戰前夕的廣場去講民主啟蒙，設想一個被中共獨裁專制激怒的年輕部落，實行西方議會的民主程序，那是他留下的一個天真可笑的傳奇。
崇尚和平友善的諾貝爾教授們選中劉曉波，可謂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他們欣賞的是劉曉波在中國人權危機日深的背景下的勇氣和才情畢露。他們一攬子收下「無敵論」，也是一份意外的驚喜：西方基督教信仰的無敵意識，在一位中國無神論的知識份子筆下竟然表述得如此不謀而合、動人心弦。
我們樂見「無敵論」消弭國人戾氣的潛移默化作用，但是，眼看中南海處理這次「諾貝爾突襲」的如臨大敵，要統治者相信「沒有敵人」，只有善與惡、只有罪與非罪，入此仙境，何年何月？誰能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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