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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7日 星期二

哀中國--二十七年了



微博精粹:我們的社會和妓院相似組圖。
方勵之將劉遼引為知己
前兩天得知北師大物理系的劉遼教授去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許良英先生發起的多封公開信上,都有劉遼的簽名,他不僅是一位有專業成就的物理學家,更是一位有良知、有風骨的知識人,曾與許良英、方勵之一起站在爭取人權、民主的行列中,作為愛因斯坦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者、闡釋者,他們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經歷一九八九年的時代風暴,那一代有擔當的知識人正在凋零,中國依然在幽暗的中世紀長夜中徘徊,曾讓多少人懷抱希望的一九八○年代被坦克碾碎了,國在人心碎,國在山河破,每天耳聞目擊都是令人沮喪的消息,這一切都是二十七年前當局用鐵血手段鎮壓正義呼聲的結果。
方勵之夫人李淑嫻女士得知劉遼先生去世的噩耗,托人送上哀思:「我幾乎沒有面見過劉遼,但我從我丈夫方勵之的言談中知道,劉遼是一位學識淵博、人品高尚、也曾經歷過我們同樣的『五七』之災,且能奮起,不僅在學術上達到高水平,道德上一直保持獨立的人格。這都使方勵之將劉遼引為知己。……二○一二年,方勵之不幸在不期情況去世,劉遼當時已在病中,得此消息,淚流滿面,並囑他的學生發來悼念的信。這都標誌他們的友誼不同尋常。我被阻隔在遙遠的大洋之外,願你和勵之在天庭相會。那裡,不再有禁錮,你們又可以自由地交談。」
二十七年前,方勵之夫婦首遭中共通緝,方勵之自述的前言即以《對一張通緝令的注釋》為題,通緝令證明了他們在八十年代推動中國歷史進程的努力,即使通緝令下達之後,仍有許多朋友認同他,願與他同「罪」。他特別提及,當他一年後離開中國,到達英國後,曾收到摯友許良英從北京寄給他的信,附了兩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由公安部副部長顧林昉署名的文章,一篇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的文章。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論證對要求民主自由者的通緝及鎮壓是正確的。許先生要他注意,文中嚴厲批判的最「反動」的言論之一正是自己說過的話,那也是他們在那個時代所達到的認識。相距二十七年,他們已陸續離開這個世界,如今認同他們觀點和選擇的劉遼先生也走了。時間的改變並沒有更新眼前的世界,中國還是那個古老的中國,我心中常常浮出這些少年時熟悉的詩句:
我被釘在監獄的牆上/黑色的時間聚攏,一群群烏鴉/從世界的每個角落從歷史的每個夜晚/把一個又一個英雄啄死在這堵牆上(江河)

許良英倡民主科學為精神財富
二十七年了,我手頭仍保存著兩篇大批判文章,那是許先生從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出版的《半月談》特刊《時事報告》月刊上複印下來的。署名「鍾禮」的這篇就是中宣部理論局的大作,題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理論上的主要表現》,概括了五個方面,「一、在經濟領域鼓吹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二、宣揚政治多元化,主張多黨制」;「三、歪曲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四、在民主、自由、人權問題上製造混亂」;「五、大談反傳統,搞所謂新啟蒙運動」。此文批判的對象有《世界經濟導報》、王元化主編的《新啟蒙》叢刊、電視政論片《河殤》涉及的言論,有被點名的蘇紹智、嚴家祺、方勵之、李洪林、包遵信、金觀濤、蘇曉康等的言論,有未點名的溫元凱、許良英等的言論。其中,有關民主、自由、人權的言論,集中批判了這些觀點──
把民主視為「普遍的人性的體現」,說什麼「民主的本質是沒有階級性的,也不存在國界。何謂東方特色,不過是傳統的封建專制的烙印……」提出:「民主與科學是全人類共同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一切現代化國家的立國之本。」這些集中反映了在民主問題上的自由化觀點。
上述言論全部來自許良英發表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世界經濟導報》上的一篇二千來字的短文,原文說:
在理論上,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因此,民主與科學更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國之本。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沒有認識到:民主與科學是全人類最寶貴的共同精神財富,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和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建設。
……
過去,人們習慣於把西方發達國家早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稱為「資產階級民主」,而輕率地予以否定,並宣稱我們應建立有東方特色的民主。只要我們認真考查一下世界文明發展史,對東西方文明的歷史和現狀作一客觀的比較,就不難發現:民主同科學一樣,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是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即區別於獸性的人性)的體現,它沒有階級性,也沒有國界。所謂東方特色,實際上是封建專制的烙印,主要表現為特權思想、等級制、世襲制和人身依附關係,這是同民主水火不相容的。
批判文章的摘引與原文不完全吻合,就是以下的反駁也顯得軟弱無力──
其錯誤在於:首先,把民主看成「普遍的人性的體現」,這是離開社會關係抽象地看待人性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它就像把自由或自私看成人的固有本性一樣的荒唐。其二,由此出發,認為民主是超階級、超國界的,而且美其名曰「民主的本質」。再次,把「民主」、「自由」、「人權」作為「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其目的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

「民主沙龍」與《新五四》刊物
由公安部副部長顧林昉署名的那篇文章《從動亂和暴亂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鬥爭》,強調「這場風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長期泛濫的惡果」,「他們從三個方面採取行動,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了這場社會動亂和反革命暴亂。」
「一是製造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方面輿論。」列舉了于浩成、嚴家其、方勵之等人的言論,其中也有不實之辭,比如說:
王若水、許良英等人紛紛登台亮相,搞什麼「首屆倖存者詩歌藝術節」,給「西單牆」過十歲生日,大造推翻共產黨的輿論,鼓吹要形成最大的「壓力」,要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為爭民主而鬥爭。
所謂「大造推翻共產黨的輿論」一看就是危言聳聽,與當時的事實不合。許良英先生在旁邊用紅筆寫了一句話:「這個會係北島發起,雖有請柬給我,但我因路遠沒有去,方勵之夫婦倒是去了的。」
「二是搞簽名上書活動,要求釋放政治犯,向黨中央施加壓力。」列舉了方勵之和北島發起的三十三人、許良英發起的四十二人、戴晴等發起的四十三人這一系列簽名運動。
「三是蠱惑和煽動高校的青年學生,挑起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主要列舉北大研究生劉剛和在校生王丹搞的「民主沙龍」,邀請方勵之、吳祖光、許良英等人演講──
在「民主沙龍」活動的基礎上,王丹等人籌辦了《新五四》刊物,聘請了三十名「顧問」,都是李淑嫻介紹的,大部分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包括許良英、方勵之、李淑嫻、于浩成等人。據頭面自己透露,他們通過這個沙龍,第一步要在校園裡建立民主堡壘,達到校園生活充分自治,像波蘭一樣形成「壓力集團」。第二步要聯合嚴家其之類的所謂「精英」,建立自治組織,成立反對黨。第三步就打算聯合黨內「民主派」,搞多黨制,三權分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胡耀邦同志逝世後,他們自以為時機已到,加快了製造動亂的步伐。
這一指控沒有來源,只是含混其辭地說「據他們自己透露」,與歷史的事實不合,屬於誇大其辭,上綱上線。當然,到了「六四」之後,坦克登場,赤裸裸以武力說話,出現這些子虛烏有的說法也沒有什麼好吃驚的。如果真像這篇大批判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知識人如此有準備、有謀劃、有組織,二十七年前的那場民主風暴也不會如此慘烈的收場了。王丹回憶錄提及《新五四》的顧問夏衍、冰心是邵燕祥介紹的,此外有吳祖光、孫長江、林自新、牧惠等,與此頗有出入,更不要說那三「步」謀劃。
二十七年後,重讀官方當年的大批判文章,令人遺憾的是,即使那個時代最露頭角、最有見地、最有擔當的知識人,也並沒有像官方批判的那樣走得那麼遠,至少八十年代他們對於改革還是抱有希望,絕大多數人對共產黨的自我更新沒有絕望,他們還是在尋求「補天」之路,即使在廣場的山呼海嘯中,絕大多數青年學子又何嘗不是如此。悲劇就是這樣演成的,坦克出場,只是為了維護絕對權力,不惜流血、不惜後果,不計一切代價。斲喪的卻不止是一代人,而是整個民族的正氣,走向現代文明的正常道路又一次被折斷。哀哉,中國!

來源轉自:
【2016年5月號 動向總369期(大陸)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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