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已由內爛到外面有目共睹；為禍中國六十多年竟稱：六十華誕盛世興；削刮民脂強自己，民窮得想有兩個銅幣噹噹響也不能，何來：國強民富新紀元？
共產主義是種過時的政治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企圖把個人納入可為政府服務的社群中。這是上個世紀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西方政治理想主義者開創的政經體制，後來又被更現代、更進步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取代。
然而，中國持續鼓吹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以便統治人民，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口號，隱藏共產主義終究是西方意識型態的事實。其實，現今世界各國運用的政府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半都源於西方。
說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倒不如說它是自由的必要條件更貼切。在共產主義領袖口中，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跟共產主義往往相互對立、水火不容，但其實共產主義真正的「死對頭」是自由。簡單地說，民主可以說是自由的培養皿。
美國所選擇的兩黨制是民主的最佳展現。雖然在有限選擇下脫穎而出的這種民主制度不乏缺陷，但美國的政治制度賦予人民最高程度的自由。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議會制是直接民主制的最佳例子，雖然不像美國那麼自由，但議會制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人民都願意將統治權交給政府。瑞典實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人民繳納高稅，共同維持全體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以上所有例子中，民主都不是最終的結果，自由才是。
目前有四種明顯可見的力量，迫使中國人民去思考民主制度的可能。
一是消費主義。無論源於何處，消費主義就是對現代科技的追求，也是新奇事物引發的美好感受，例如時尚，生活方式，當然還有財富。光是消費這個動作，就在鼓勵每個人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無論追求的是汽車或牛仔褲，中國正快速往龐大 C 型社會邁進－－ C 代表的是消費主義〈Consumerism〉，不是共產主義〈Communism〉。
二是教育。中國大力推廣英文教學，為中國學生開了一扇以其他體制的語言閱讀、交談和思考的大門。世界上從未出現過、未來也再不會出現說英文的共產國家。此外，科學研究也包含在教育之內，現今各種科學都無法關起門來作研究，因而打開了全球性議題的討論窗口。
三是電子通訊，包括網路、手機，甚至盜版 DVD，中國人民靠著這些工具故意跟政府作對，逃過當局的監控。各式各樣電子通訊產品基本上被視為一種進步。雖然這些產品傳輸的智慧財產受一心想控制智慧財產的政府操弄，但中國人民會不斷爭取權利，發揮這些電子通訊產品的最大效用。
四是海外旅遊。中國遊客一脫離政府，就會看見不像原先想像那麼面目猙獰的不同社會。去過迪士尼樂園的中國人，沒有一個帶著「美國人是帝國主義者」這種想法回來。到過德國、英國甚至日本之後，中國人會發現民主意味著自由。每個中國遊客就像海綿，吸收著逐漸浸透中國社會的各種不同文化、理想和觀點。
此外，還有另外四種無形但不容忽視的可能壓力，使中國人民懷疑忠於一個從不改變的制度是否有必要。
一是擔憂。如果別的國家在民主制度及其伴隨的個人自由下，不論在社會、藝術和知識上都發展得如此成功，那麼中國要怎麼在共產主義下達到同樣的成果？擔心落後其他國家的心情一直都在，尤其中國人民為求進步發展已經如此拚命。而黨內領導人堅稱共產制度優於其他制度時，更是加重了人民的擔憂。
二是渴望。很多父母都想把孩子送去國外讀書，因為想在世界強國殿堂裡確立自己的地位，不讓其他人專美於前。所有中國人都想跟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平起平坐，而且對「贏」這件事無比熱中，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就是明證。「贏」在中國就代表運作體制十全十美、無懈可擊。
三是個體的獨特性。中國人對老外說話常出現「我們中國人」這種口吻，漸漸會轉變成「我是中國人」，藉以表達個人的觀感和問題，比方說「我想要與眾不同，甚至超越所有人。」與眾不同意味著選擇，選擇到哪裡旅遊、到哪裡求學、如何行動，還有最重要的：思考些什麼。「我思故我在」正在中國重生。
四是對以支配和控制為目標、抹除人民成長及改變之可能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極度不信任。就算是民主國家，難道一國國民就可以無條件信任政府？目前的經濟危機顯示，所有金融組織、政府機關和經濟制度，都不能百介之百保證能給人民真正想要的東西－－真相。
既然如此，什麼樣的人民會支持一個公開表示絕不可能讓人民決定國家領袖的執政者？二零零九年三月，人大委員長也是中國最高立法者吳邦國在年度代表會議上表示，中國絕不允許多黨制也絕不允許成立獨立的司法部門。也就是說，中國不會有「西方」式的民主。吳委員長並沒有說也不會有自由，不如坦白一點。
每個大國都有一套對外宣揚的「理念」。但吳邦國所說的這類常從中國高官口中聽到的話，顯示中國永遠只有一種理念：六十年歷史的共產政府抱持的理念。事實上，無法代表人民也不受國際信任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說出人民真正的希望。中共在創國初期也許還保有人民的信任，但過去的鐵腕統治延續至今，導致近幾十年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銳減。
偉大的國家有偉大的價值主張要向世界闡述。偉大的政權起起落落，他們的價值主張因為被謊言蒙蔽而消失。事實上，中共宣揚的理念缺少了「哲學員理」，而且永遠不會有。他們的理念無法讓人信賴，當然也就對促進未來發展和釐清自己在國際間的地位毫無幫助。中共給人民的只有毫無變化的美夢，只會令人想起過度美化的過往。
近年來，中國人民看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分上，勉強支持現今的政府。他們願意容忍剝奪人民自由的共產主義，只要能夠－－或覺得自己很快就能－－賺到錢，而賺錢的目的就是藉由消費獲得自由。但二零零八年全球經濟衰退一拉開序幕，這種自我安慰的方法也漸漸不管用。
此外，中共早期硬是把人民和黨湊成一對，如今佳偶變怨偶，雙方的關係日漸緊張。但中共仍然拿不出新的對策，說來說去還是兩條旋律，一是經濟，二是控制，再加上譴責反對言論的幕後合音。這兩條從共產主義岔出去的旋律不知不覺滲入各個層面。愛中國就得愛錢。反過來，如果不服從領導你就不能愛中國。
本書的原文書名是《中國社會表層的裂痕：中國可能永遠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因為我們相信這種不祥的預兆〈也許〉可以避免。原因在於，目前有一個聲音也許能夠激發新的未來，或者至少看清邁向偉大的方向，而且這個聲音就在中國不遠處。
至今仍是中國社會一道沉痛傷口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一年，台灣學生也上街要求全面民主，史稱「野百合學運」。中國面對學生抗議的反應是血腥鎮壓，但台灣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卻選擇了很不一樣的路。他邀請學生代表進總統府協商，給予他們支持，並承諾為會台灣民主化努力。他傾聽了人民的聲音，也遵守了諾言。
時至今日，台灣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出了民主培養皿，並持續為人民創造台灣認知中的自由。李前總統的作法清楚證明，中共堅持拒絕「西方」式民主是毫無道理的。台灣人為了實現民主所作的努力，跟「西方」並沒有關係：追求自由是所有民族、所有社會都能支持的一種行動。
中國歷經了兩千年的王朝統治，從來沒有實現過民主，過去六十年更把自己封鎖在共產主義門後。台灣卻因為戰爭跟中國切割，在同樣的六十年內，實現了全面民主。
偉大的聲音從民間對自由的討論開始。這些聲音並不大聲或吵鬧。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仔細傾聽，就會聽見來自台灣的自由之聲。台灣會不會就是「新」中國文化可以發出來的最好也最高貴的聲音呢？我們認為今日的台灣就是中國真正的聲音，是真正說出中國人民心聲的聲音。
中國若要成為泱泱大國，那麼中國人民就必須認清，中國共產黨只是歷史暫時脫軌的結果，只是一個從不尊重或關心它統治的人民的獨裁政權。唯有當中共解開對民主的鐐銬，中國人民才可能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呼應由李登輝最早說出的追求民主的決心。
偉大的起點其實離中國並不遠。只要越過台灣海峽，就能聽見自由之聲。那聲音在空中飄送，越過大海，降臨土地、村鎮、城市，也在大學、工廠、公司裡傳送，最後在擘劃中國未來的黨中央會堂和走廊裡迴盪。
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仔細聽吧！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五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中國的纏足世界聞名。目的是要讓女人有「三寸金蓮」，只有三寸的小腳。
孔子說，一個「好」女人首先應該服從父親，然後服從丈夫，丈夫死了就服從兒子－－雖然哲人說，真正的烈女會在丈夫死後就自我了斷。
所有人類社會多多少少都歧視女性，但很少國家像中國這樣把女性歧視制度化。以幾百年的儒家思想為基礎，中國女人在父權色彩重、階級分明的體制中地位低落。儒家思想贊成把女人當成商品交易〈賣給人當妻妾〉，並要求女人無條件順從和服侍男人。
中國傳統社會中，女人不受教育不僅很平常，甚至是正確的選擇。孔子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約在西元前一千年完成的《詩經》中也說，「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棠，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生男孩就讓他睡在床上，穿漂亮衣服，給他玉石玩；生女孩就讓她睡在地上，穿普通衣服，玩破磚瓦。〉這種觀念在中國流傳數千年，至今仍存在父權文化中。
中國的纏足世界聞名。纏足始於唐朝〈編按：纏足源於何時眾說紛紜，做出最終仲裁者是清代史家趙翼，他主張起源於十世紀，即唐末五代時期〉，也許是為了取悅男人最極端的一種殘害身體的方法。目的是要讓女人有「三寸金蓮」，只有三寸的小腳。小女孩五、六歲大時，就用布把腳綁起來，抑制腳繼續發育，有時母親甚至會把女兒的姆趾骨打斷。隨著女孩漸漸發育，腳經常腐爛或化膿，滲出鮮血和膿，因此裹腳布都灑上大量香水。換布時，味道相當強烈。
但在中國男人眼中，小腳十分性感，小腳女人走起路來婀娜多姿。而且他們認為這種走路方式會使女人的陰道收緊，增加女人的性魅力。於是小腳成了一種性感象徵，甚至是迷戀對象，但真正的腳永遠藏在繡工精緻的鞋子底下，不讓男人看見〈即使在床上〉，不讓人看見底下潰爛的肉和變形的骨頭。
上流階級的女人不纏足就嫁不出去。一開始只有貴族女性纏足，因為小腳女人無法工作，纏足即為富裕的象徵。此外小腳女人也無法走得很遠，對男人來說，這樣的 女人會更守婦道。經過幾百年，纏足越漸普遍，但一直是漢文化的專利，也成為漢人展現漢人優越感以跟其他民族區別的工具。清朝是滿族人所建，並不時興纏足這 種漢人風俗，甚至試圖禁止，只是並未成功。清朝滅亡後，新統治者才著手根絕纏足文化。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即以建國後通過的第一部法規矯正數百年來的王朝高壓統治。這部一九五零年頒佈的婚姻法，目的就是要保障女權、提高女人的地位。這些改變無疑是女權的一大進步，一改傳統社會看待、對待女人的方式。毛澤東時代初期，女人獲得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平等地位。雖然粗重工作仍由男性負責，例如採礦，但女性在其他至今仍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也能發揮才能，例如工程。
奇怪的是，毛澤東死後，中國女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似乎也一落千丈。女人之所以難出頭，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商界的女性寥寥可數。中國確實出了幾個傑出的女性， 例如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二零零六年獲選《富比士》全球最有影響力女性第三名〉、中國最大鋼鐵製造商寶鋼集團董事長謝企華、聯想電腦副總裁馬雪征〈二零零六登上《富比士》全球最有影響力女性榜〉，但這些例子少之又少。
謝企華二零零七年退休之前都是業界唯一的女性上司。吳儀也在二零零八年退休，並由男性接替其位，目前〈二零零八年底〉中國政府高層全無女性。馬雪征也在二零零七年因「個人因素」退休，但《富士比》暗示她退休跟聯想收購 lBM 全球 PC 業務引發的問題有關。
中國的政治和商業圈是男人的世界。中國人大的女性只佔二成，全國政協僅一成六。中國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省長顧秀蓮。全國共一千五百萬名女性公 務員，佔總公務員人數的三成八，但多半是低階人員，省長級或部長級的女性只佔9.9％。根據媒體二零零五年的報導，最高政府部門只有2％的女性。商界的 「企業家級」女性只佔二成。不過在女性經營的公司中，女員工比例佔總員工的一半以上〈全國男女員工比例約六比四〉，可見是女老闆為女員工打開了就業之門。
現今中國女性的地位肯定比一百年前好很多，但並沒有像中國政府所說的差距那麼大。而且大多數據顯示女性的地位不進反退。
二零零五年初，一份全國性調查發現七成一女性曾被性騷擾。其他調查的結果也大同小異。同一年又對八千多人進行調查，發現七成八男性表示從未被性騷擾，但女 性僅二成一。中國社科院的調查發現，任職私營及外商公司的女性近四成遇過性騷擾。二零零五年抽樣調查三千名女性，結果發現六成女性偶爾會碰到性騷擾，一成 七常遇性騷擾。二零零五年又有調查發現，北京有六十萬人為憂鬱症所苦，主要原因是婚姻不幸福和家暴。同年另一份調查指出，在工作場所和其他地方遇性騷擾的女性有八成六。
二零零二年，全國政協委員巫昌楨表示她正在「考慮」提出立法遏止家庭暴力的提案。她說，「家庭暴力日漸普遍，對中國社會安定構成的威脅日益嚴重，最大的受 害者就是小孩、老人，尤其是女人。」媒體報導一九八零年代到一九九零年代間，家暴案例增加了25.4％。，但到二零零八年底，筆者正在撰寫本書時，都未見這類法規通過。甚至，二零零八年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副主席莫文秀仍在疾呼「將家暴防治法併入未來五年計劃的法律規劃中」。全國婦聯並指 出，二零零五到零七年的家暴案增加了一倍。
中國並不是沒有防治家暴的法規，但都定義不明也效力不彰。二零零二年的修訂版婚姻法確實明訂婚姻暴力是違法行為，但並未定義何謂暴力，使受害人停留在法律 的灰色地帶。而一九八零年修訂的婚姻法則完全沒提到家庭暴力。化中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一九九二年通過〉禁止對女性施暴，但並未舉出防治措施，甚至未 指出由哪個政府單位負責。而且這些法規都只針對已婚夫婦，不涵蓋同居人。巫昌禎表示，「中國婦女要實現從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實上的平等仍需要很長一段時 間。」她本身也是全國婦聯的成員，並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婚姻法。
直到二零零五年修訂完成一九九二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政府才正式宣佈男女平權為國家政策。不過我們不禁懷疑此法的效力，因為直到二零零八年七月中國才出現性騷擾判刑首例。犯案者名叫劉侖，是成都市某公司的人事經理。他強吻女職員陳丹，被判刑五個月。
家暴防治網從二零零零到零一年對三個省、九個城市進行抽樣調查，發現34.7％的家庭有家暴問題。中國媒體二零零六年表示這是目前最新的數據，但全國婦聯二零零四年公布的調查也呈現類似的結果：中國二億七千萬已婚婦女中，有三分之一受到家暴。婦聯也指出，每十個家庭就有一個發生家暴，五分之三的離婚案因家 暴而起。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謝麗華說，中國鄉村每年約有十七萬女性自殺案，六成六是家暴引起。她指出三分之一以上農村婦女每幾個月就會遭受家暴。
二零零六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的李瑩律師說，目前的法規太籠統，不能有效保護受害者。身兼人大委員和法官兩種身分的買玉娥表示，犯案者常利用法規對家暴和相關刑罰缺乏明確定義來逃避刑責。
全國婦聯說前來求助的家暴受害者快速增加，二零零三年共四萬五千餘件，是二零零零年的兩倍，其中有二百六十三件導致死亡。全國婦聯的另一位高層人員鄧麗 說，「近年來家暴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問題，嚴重危害婦女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和安全。」據二零零四年媒體報導，山東省一所女子監獄內，近幾年殺人犯等重刑犯佔了一半，其中大多是抵抗丈夫施暴才犯案。警方懲戒抵抗家暴而犯案的婦女效率倒是很快，卻無法一開始就阻止悲劇發生。
二零零零年有份調查抽樣訪問了四千名城市居民，發現性騷擾主要有六種：男性上司吃女性職員豆腐、前夫騷擾、在公車上對女性毛手毛腳、在路上對女性吹口哨， 以及醫生對女病患或老師對學生進行猥褻。該調查也發現，女性認為謀殺、綁架、強暴、婚姻暴力和婚姻內性侵害是女人常遭受的傷害。但上海專門幫女性打官司的 葛珊南律師表示，她從沒打過性騷擾的官司，因為受害女性都不願說出當時的情形。
為了明確定義性騷擾，中國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公佈《婦女保障法》修訂版，更新性騷擾的涵蓋範圍。二零零一到零五年間，只有十件性騷擾案告上法院，其中只有一名原告勝訴。一名！雖然女性明顯需要更多權力才能免受侵犯，但《婦女保障法》卻跟其他旨在保護女性的法規一樣漏洞百出。條文中並無定義何謂性騷擾，因此女性很難名正言順控告犯案者。
連立法中心－－北京，也在二零零三年才首次出現對簿公堂的性騷擾案。後來法院以證據不足及被告聘請的醫學權威診斷原告有「妄想症」為由，駁回此案。 同一年武漢市某老師也控告上司對她性騷擾。法院判她勝訴，被告必須公開道歉並賠償她二千元。但後來中級法院以當事人並未受到嚴重傷害為由推翻此案。
周美珍是上海婦女兒童心理熱線的主持人，她說「幾乎每個女人都至少遇過一次公車性騷擾。我們建議女性同胞要學習保護自己，鼓起勇氣反抗，不要默默承受。」周說很多來電求助的人都沒對家人透露，因為「擔心別人覺得是她們自己行為輕浮才被性騷擾。」
據採訪女權議題多年的記者熊蕾說，侵犯女性的現象晚近才出現。她提到自己一九九二年發表過的一篇文章，文中說到杜科院第一個開始調查性騷擾的研究員唐燦。 他曾訪問過三十名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她們表示二十年前幾乎沒聽過性騷擾的例子。熊蕾的結論是，「過去中國人比現在親矩守禮多了，尤其是中國男人。」或者是 現代中國女性覺得不能再保持沉默。隨著年輕一輩的性觀念越來越開放，女人也更勇於說出自己遭遇的性騷擾。
「我們的社會缺少的是過去珍惜的某些理想。」熊女士說。她撰文指出，幾十年前「大家真心相信男女平等、兩性該互相尊重。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並未完全擺脫封 建思想和女性歧視，但一般都認為這些觀念是錯誤的，大家也覺得被視為沙文主義是件丟臉的事。」這番話似乎顯示，熊女士連對女性自由的記憶都充滿了迷思和一廂情願的想法。
國家的性侵害防治法效力不彰，很多地方政府只好自立自強。例如，西安市就在二零零七年初制訂性騷擾防治法。當地女子劉麗援引此法，控告上司張峰二零零四年 強行「親吻及撫摸」她，並在二零零五年更進一步非禮她。她要求被告賠償她一萬二千五百美元的精神損失。過不久上海也通過性騷擾防治法，明訂「性騷擾包括口語、文字、圖片、簡訊騷擾和身體接觸。」該法也賦予受害者向雇主、相關部門和公共安全組織申訴的權利。
不過，二零零六年曾對四千名白領階級所作的一項調查發現，九成白領「認為穿著火辣的女性分明在誘人佔她便宜。」
性騷擾演變成一種社會問題，也跟性在中國是禁忌話題有關。避而不談就表示兒童對性侵害的了解有限。二零零四年媒體報導，「中國人民看到的都是別的國家的性侵害案，很多人似乎都不知道國內也有這種問題。大多父母和兒童對這個問題完全忽略也認識有限。」中國直到一九九一年才把性侵兒童列為犯法行為。有份調查訪 問了六千多名中小學生，發現只有一半對性侵害有粗淺模糊的認識，三份之一的「觀念嚴重偏差」。負責調查的雜誌主編鍾銀平說，「如果孩子不知道什麼是性侵 害，當然就不知道碰到危險情況時自己有權保護自己或該如何保護自己。」
二零零三年有份調查訪問了一萬名中小學生和一萬七千名家長。訪問者要受訪者說出兒童面臨的主要危險，最常聽見的答案是車禍〈五成七兒童、五成八家長選此答案〉、上學放學途中遇搶〈一成八學生、二成五家長〉。性侵害〈可能是信任的老師所為〉則排在最後一名。教育部直到二零零七年才頒佈綱領，教導年幼學子辨別 並應對性侵害。
對中國女人來說，性侵害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綁架女人強迫賣淫或結婚也十分猖獗。聯合國駐華協調代表馬和勵〈Khalid Malik〉二零零四年表示，「再過八到十年，這裡就會有四千到六千萬失蹤女性。」四千到六千萬！這麼多人遭遇不幸，一個原因是中國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加劇，數以千萬計的男人討不到老婆甚至無法滿足性慾－－除了經由強暴和買春等非法行為。
北京的家暴受害者熱線人手和經費都不足，來電者有九成六是女性。其中一名來電者四十出頭，女性，住在福建省，她告訴熱線服務人員她二十歲那年從四川省的老家被人綁到這裡，賣給她現在的丈夫，但他丈夫婚後就常常打她。她跟政府單位求助過很多次，但都沒人願意幫助她。她說打老婆在她住的村子裡很普遍，而且沒有 人想要插手管別人家的家務事。
另一個來電者是個八歲女孩的母親，她說她「再也無法忍受丈夫十年來的性虐待。她不但身體飽受創傷也得了嚴重的婦科病。有時她丈夫甚至強迫她在親戚和小孩面前性交。」她曾經因為求助無門而考慮自殺或殺了虐待她的丈夫。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這種婚姻內性侵害是犯法行為。比方一九九四到二零零零年間，全中國僅約二十件婚姻內性侵害案。除此之外，男性對安全性行為的認知同樣薄 弱。二零零七年初媒體報導，竟有八到九成的鄉下女性有生殖器感染的問題。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主任蕭揚說，為治療這些婦女所作的努力未收成效，因為男人不了 解安全衛生的性行為有多重要，所以都拒絕一同接受治療。當代中國社會難以擺脫對女性的歧視，而且這種觀念往往父傳子，代代相傳。筆者曾看過一個父親餵兩歲的兒子白酒〈一種高酒精濃度的酒〉，還說「喝下這個才會長成真正的男人。」
上海婦女聯合會二零零七年的調查顯示，女性覺得很難找到理想的另一半。在一個性別失衡日漸加劇而導致女性嚴重「不足」的社會，這種結果似乎不合常理。但女性難覓如意郎君，追根究底是傳統觀念加上節育政策造成的後果。
在其他層面也可發現中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一九七八年中國通過一項法律，規定任職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的女性該於五十五歲退休，男性為六十歲。女性藍領勞工更早，五十歲就要退休。「立法規定女性比男性早五年退休是為了女性健康著想，完全出自善意，」二零零五年媒體報導，「立法者作夢也想不到幾十年後，好意會 被視為性別歧視。」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媒體宣佈北京將實施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男女同齡退休的制度。此法若通過，北京就是中國第一個實施男女同齡退休的城市。
中國成年女性常因離婚、喪夫或分居而獨自生活，而且完全得不到前夫或家屬的資助。這些女性的就業機會有限，往往只能接受低於本身教育程度的職務或過去擔任 過的工作。至於數以千萬計無學歷的女性，例如工廠或紡織廠女工，退休後能從事的工作不外乎打掃街道、操作電梯、廚房幫傭等薪水低於法定最低薪資的工作。
而且中國男性多半不喜歡獨立自主的女人。上海婦聯會的調查發現，「男性喜歡娶各方面都比自己差的女人，所以找〈結婚〉對象就更難了。」中國民間流傳一種說法：「現在有三種性別，男生、女生、女研究生。」意指有博士學位的女人尤其難找到結婚對象。
目前，中國女性困在權力三角中，每個角之間的距離都相等。第一個角是滲入女性生活各層面的古老父權文化。第二個角是目前的男女比例失衡問題，而且諷刺的 是，這是男性自己造成的問題，且正慢慢地、間接地影響他們對自己命運的支配權。最後也是中國歷史走到這個關卡之際最重要的一個角：一胎化政策下的獨生女所受的教育越來越高。事實上再過二、三十年，中國女性的平均教育程度就會創下歷史新高。這些受過教育洗禮的女性將漸漸茁壯，越來越嚮往平等、個人自由，還有男女平權。
中共會在這個權力三角中扮演一角嗎？我們不認為。六十年來，中共一直未能透過法制改革或立法規範實現男女平權。當這些教育程度高、思想獨立的單身女性日漸增加，傳統的父權社會結構將會由內而外產生變化。對待女性的既有方式將會改變。女性律師、法官甚至是政治人物將會利用她們的發言權，徹底顛覆目前中國的沙文主義社會。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九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假人體血清白蛋白注射液充斥大陸市場及醫院真假難辨，隨時救命變喪命。
你在當地火車站等車，身上帶了不少錢－－比實際需要的還多。你注意到有幾個年輕人瞄著你、正在談論你。他們靠了過來，突然間，好像有把木棍往你臉上一揮。你拔腿就逃。你擺脫掉他們了，而且半路上剛好看見一部警車，太幸運了。警車停下來幫你忙。
這位農民三十七歲，名叫葉正生。一幫搶匪想搶走他身上的一萬元，他倉惶逃走，途中看見警車使攔下公安，然後隨公安回派出所。筆錄中他說自己很怕又遇搶，所以不敢離開公安半步，一直緊緊抓住某個公安。
之後公安將他帶往當地的精神病院丟下，沒留下任何聯絡電話給醫師。醫院院長很快就診斷他精神異常。葉拒絕服藥也不願進食，這樣堅持了十天，之後他只要發脾氣就會被注射昏迷藥。經過四十天的「治療」，他塞給護士一千元懇求她打電話給他的家人。護士答應幫忙，當天葉的兩名親屬抵達醫院。但院方不肯放人，最後是家屬求助警方，葉才重獲自由。
王萬星的遭遇更悽慘。當局以「有誇大妄想、訴訟妄想和明顯增強的病態表現」為由，把他關進精神病院長達十三年。但二零零五年出院後，經荷蘭精神醫師診斷指出，「他並無罹患任何需要住院治療的精神疾病」。當初王是因為批評中國共產黨才被拘禁。根據人權觀察亞洲分會的負責人亞當斯〈Brad Adams〉說，「專家的結論證實我們長久以來的懷疑。不斷有人指控中共把精神醫學當成政治打壓的工具，但一直到王離開中國，我們才得以證實確有其事。」
「這個結論總算證實了王十三年來的說詞：他會入獄不是因為中國政府判定他是「危險的精神病人」，而是因為他和平表達了反對意見，」全球精神病學行動組織〈GIP〉的祕書長范弗倫〈Robert van Voren〉說。王說在醫院裡，他被迫服用鎮定藥，醫護人員還用電針懲罰病患。人權觀察的另一位成員孟若〈Robin Munro〉指出，中國醫師「明顯表現不及格。王先生在中國的診斷是依據蘇聯時代一些飽受批評的理論，他們把異議思想和行為也歸於嚴重精神病。這完全不符合現今的國際標準。」
王萬星和某些人得到過多的精神醫療照顧，但其他人卻得到的太少。
二零零七年中國公佈布第一次全國精神疾病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國約有八百萬人患精神分裂症，其中三成未進行藥物治療，不是因為「太麻煩」就是怕有副作用。醫生表示精神患者的數目正日漸增加。此外，中國至少有二千六百萬憂鬱症患者，還有更多未受診斷的患者。其中有一到1.5成企圖自殺；而自殺身亡或企圖自殺的人當中有五到七成有憂鬱症。但九成患者都末受治療，而且臨床診斷為憂鬱症的患者大多害怕遭受異樣眼光，醫生說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普遍不了解憂鬱症，習慣把錯怪在病患身上。
二零零七年湖南省有對夫婦因為貧窮〈而非憂鬱症〉投江自殺。丈夫陳正先三十八歲，患有 B 肝和腎結石等病，但負擔不起醫藥費。他跟妻子綁在一起跳入長江，留下十二歲的兒子和老母親。二零零五年他們為了治兒子的病花光了積蓄，還欠下八千多元。現在連一家四口共六十元的醫療保險費都付不出來。這對夫妻死後，村人募集了一萬一千元幫他們治喪並照顧他們的遺孤。也許太少了，但肯定太遲了。
同一篇報導也引述衛生部部長高強的話。他說國家會改善醫療體制，讓更多人得到價格合理的治療和更完善的保險，卻沒有明確指出如何進行及何時著手。
中國的老年人得到的醫療照顧也很有限。根據衛生部二零零七年的調查，國內六十五到七十四歲的長者98.4％有蛀牙，但九成以上未接受治療。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平均掉了十一顆牙，7％牙全掉光。媒體指出中國至少還需七萬名牙醫，全國97.6％的人有蛀牙或牙周病等牙病。
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成家庭有天生缺陷兒。全國三千萬戶家庭有天生缺陷兒，每年將近一百萬新生兒有兔唇、神經異常、多指〈趾〉、心臟問題和腦水腫等天生缺陷。其中七成除了父母的照顧以外，全無接受治療，四成一輩子身體殘缺，三成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即死亡。
就算有能力接受治療，未來還是要面對許多危險。因為市面上充斥著假藥。二零零七年爆發許多假藥案，另外還有一件大規模的假血清蛋白醜聞。當局在吉林省18家醫院和39間藥局查獲二千瓶這種假血清蛋白。其他省分也查出假藥，但中國官方並未提供確切數據。雖然假藥的包裝跟真藥很像，但假藥的濃稠度較低。儘管如此，仍有醫護單位提供假藥，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國營媒體揭露這種假藥的製造成本約1.3美元，卻以38美元的高價賣出。當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簡稱藥監局〉表示他們沒有發言人可回答相關問題。
就算把假藥問題擺在一旁，劣質藥品的問題仍然很大。例如，二零零六年傳出因接種不合格疫苗而感染狂犬病的死亡病例。當時藥監局說，「不合格的疫苗將原地查封並依法嚴辦。」又一次回應得太少也太晚了。
另外有些兒童注射了日本腦炎疫苗而身體癱瘓，問題也出在劣質疫苗上。梁永立是其中一名兒童的父親。他說他大老遠騎腳踏車到北京求助。梁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我填了很多表，可是都沒人給我回應，雖然他們答應我一兩個月內會給我答覆。有個官員說是我運氣不好，說是我的命。」
到處都危險潛伏。二零零四年，國營媒體公佈三十九萬人因接受不安全注射而早夭，但沒指出時間範圍。三十九萬人！該報導說，三成預防注射和五成治療注射不安全，此外在中國西部的貧窮鄉下地區，只能使用一次的「拋棄式」注射器有七成事實上未經有效消毒就重複使用。雖然拋棄式注射器只比可重複使用針頭貴一分美元，卻很少人用。中國一年可以製造十七億個拋棄式針頭，但年銷售量卻停留在一億個。
另外，一年有二十萬人因不當用藥而死。「應該提醒民眾不能隨便吃藥，所有藥物都有副作用，吃藥不能像吃飯一樣，」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的金世明教授在二零零七年的用藥安全會議上說。「比方說，有些人不知道某些藥不能配酒吃，所以才會送命。」
腐敗的醫療人員也對病患的權益造成危害。牟取暴利是中國醫院的主要問題，這在藥物買賣中最常見，藥價高得誇張不說，很多藥根本不必要開。藥品還沒送到醫院藥局就已經貴得要命，因為中間經過一大堆批發商和零售商。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砍了數千種常用藥物的價格後，很多製造商乾脆停產，轉而生產另一種成分類似但不同包裝且價格更高的「新藥」。
二零零七年五月，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簡稱糾風辦公室〉表示，牟取暴利和玩忽職守的行為該要「遏止」，對醫生和護士的教育也該「加強」，並要阻止他們收取患者的紅包－－醫界另一種歪風。糾風辦公室並沒有說這類行為應該立法禁止。
欠缺專業的醫療人員也是一大問題，目前中國大約還缺五百萬護士。二零零五年底，中國約有一百三十五萬名護士，相當於每一千人可分到約一名護士。世衛組織的標準是每五百人分配一名護士。這就是為什麼九成五病患住院期間僅能靠親屬準備營養食品和二十四小時看顧，在西方這些工作應該由專業醫護人員負責。
二零零七年五月，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提出了不同的數據。他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護士與總人口的比例約為千分之五，而我國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他表示護士太少的一個原因是醫院重新將護士歸為「臨時工」，降低其薪資，迫使很多護士離職。另一原因是醫院主管較喜歡雇用醫師，認為醫師較能吸引患者，就能增加收益。
護理人員不足，表示很多醫院都用不合格人員替代。上海每年約缺一千名護士，為了確保護士的專業能力，他們在二零零七年率先舉辦護士資格考。主要考試科目是基本護理知識、注射方法、照護技巧等，由資深護士評核。二零零六年，衛生部表示所有護士都「應該」〈應該！〉持有執照。但上海醫學高等專科學較副校長章雅青說，護士不足就表示很多重要職位都由無照人員擔任。中國的護士大多待女性，男性只佔1％。二零零五年，上海四萬名護士中只有三十九名是男性，等於是0.0009％。
中國未來醫療發展的重要角色會是社工人員，但目前社工也嚴重不足。中國社工協會會長徐瑞新說，「社會工作在中國仍在起步階段。」中國至少還欠缺約三百萬名社工，他表示「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很多年。」雖然每年有一萬多名社工系學生畢業，但社工這一行尚不發達，使他們很難找到工作。政府未設公共衛生管理組織，就表示沒有一個體制架構可讓社工系畢業生有機會發揮專才。
無照醫師也是一個問題。晆國榮和晆國良兩兄弟沒有行醫執照卻在宿州市立醫院行醫。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他們為十名白內障患者進行眼部手術，其中九名患者因為手術感染而必須摘除一邊眼球。晆國榮被判六年徒刑，處罰金三十萬元：睦國良被判五年徒刑，處罰金二十萬元。眼科醫師徐慶一直縱容晆氏兄弟，後來也被吊銷醫師執照，本書寫作之時，他正在等待審判。還有，徐醫師和晆氏兄弟是從上海到宿州醫院進行營利性手術。末申請就擅自到外地行醫在中國是違法行為。
二零零七年初，衛生部公佈前兩年處理約十七萬四千宗無照行醫案，懲處五萬八千個雇用無照醫師的醫療單位，沒收八千萬元非法薪資，共處二億八千萬元罰金。衛生部沒說這些罰金是否用在醫護工作上。衛生部還說他們將安徽省兩醫師停職六個月，因為這兩人任用無照醫師治療女嬰，後來女嬰死於誤診。治療女嬰的五名醫生中只有兩位有執照。
二零零六年中國媒體報導，上海是全國唯一要求醫師升遷前需證明自己熟悉臨床試驗、系統評價和統合分析等項目的城市。同一年中央電視台揭露海南島某醫院的醜聞，該院醫生的薪資以開藥數目計算，一半薪資都來自藥品權利金，而售藥所得的收入有一成五落入醫師口袋，其他歸醫院和院內各科。一名內部人士說他並無行醫執照，但醫院仍對外宣稱他是有名的泌尿科醫師。他會「分析」患者的病情，偽稱他們得了性病，再開給他們多餘又昂貴的藥。
根據衛生部二零零七年的數據，二零零六年住院病患的平均費用為四千六百六十九元，比二零零一年增加了四四％。醫院唯利是圖就表示病患若付不出醫藥費就會遭醫院拒收，連急診患者也一樣。有鑑於此，中國政府規定醫院不得拒絕無力支付醫藥費的急診患者。但只有六％的醫師支持此規定，一八％反對，其他人持懷疑態度，納悶該由誰來支付多出的醫藥費。
政府未提供醫院財務上的補助，而且醫院每年也有好多未付帳單，因此更擔心誰來買單。衛生部不是不知道醫院的狀況，但副部長馬曉偉卻說，「醫院不該以此為藉口拒收病患。」一位不願具名的醫師說，「我們醫院規定急診醫師要幫付不出醫藥費的患者出錢。這對我是種打擊，傷害了我行醫救人的職志。」他這番話是對目前中國醫護行業的強烈指控，這個體制內的許許多多醫療專業人員肯定也感同身受。
中國媒體指出這種「未盡人意的情況」會危害「社會安定」，卻完全沒提這個問題的人道主義層面。窮人得不到醫療服務，遂導致某罹患骨髓病的年輕農民犯下搶案，因為入獄是他唯一能得到治療的途徑。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媒體報導他終於如願以償，在警方看守下進行治療，保住一命。
醫院靠金雞母賺錢，例如整形外科，尤其中國中產階級越來越時興整形。一九九九年上海幾乎沒有專業的整形醫院，二零零七年卻累積近一百家。最常見的手術是除皺、消脂、豐胸和割雙眼皮，主要是受西方美感標準影響。
孕婦也是一大商機。二零零六年底璽悅婦產醫院在上海開張，號稱是國內第一間「五星級」醫院。最便宜的房間一個月要四萬元，最貴的兩樓豪華套房一天一萬元，還附廚房和歡唱吧。院方表示這個價格很「合理」，他們希望提供優質服務，一來因為二零零七年是中國農曆金豬年，是生產吉年，二來因為中國傳統認為婦女產後應一個月不出門，免遭凶神惡煞侵擾。連現代醫院也支持這種習俗，靠「坐月子」獲利。
追著錢跑的不只有醫院。很多專科醫師一星期只看診一兩天，醫院便採用掛號排隊制，規定患者先掛號才能看診。但「假病患」一大早就去排隊掛號，再把號碼以原掛號費的兩倍價賣給真病患。這些「號販子」有的甚至把病人從大醫院騙到小醫院，或無照診所。
連媒體都很難讓大眾認清國內醫療制度的各種弊端。二零零七年有群記者企圖揭發地方上醫院的醜聞。他們到杭州的十家醫院進行尿液檢測，提供的尿液其實是茶。其中六家醫院「診斷出」泌尿道感染，五家開了價格高達四百元的藥物。有個記者被診斷出「尿道發炎」，治療費是一千三百元。
後來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批評這些記者的行為。他說「如果大家都拿啤酒或醬汁來作尿液檢測，醫院就得多加一道測試採樣真假的程序。」醫生和醫療專業人員一致反對此提議。《上海日報》報導，毛也說媒體揭發問題時應該更深入了解科技和醫療服務，因為醫療科技相當複雜。
香港媒體報導，二零零七年初衛生部部長高強受到不折不把的質問。九名資深醫學專家直言衛生部缺乏效率、喪失權威。專家呼籲政府成立委員會監督公共衛生事務，但當他們徵詢部長意見時，高部長卻不願正面回應。專家也質疑為什麼政府的醫療預算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6％，也就是六千九百億元，但二零零六年國內稅收就增加了八千億元。
醫療服務當然應該普及全民，不管是急診或長期治療。舉例來說，殘障人士在中國普遍受到歧視，而且大部分無法養活自己。根據中國的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中國殘障人士約八千三百萬人，但受雇的只有二千二百六十六萬人。打二零零七年政府立法解決此問題，規定殘障者至少要佔國營企業或政府機關總職工的1.5％。而中國的殘障人口和總人口的比例，較接近事實的數字是六比一百。
該調查訪問了全國各地二百五十多萬名殘障者，鄉下地區的殘障者只有5.1％獲得政府補助，都市則有13.3％。一九八七年，十五歲以上的殘障者有五成九是文盲，二零零六年降到四成三－－人數減少了，但若考慮中國當時的經濟榮景，這個減幅並不大。
污染程度快速擴大，嚴重危害中國人民的健康。健康專家指出，二零零六年癌症成為國人第一大死因，背後的原因就是水污染和過度使用農藥和食品添加物。另外九大死因是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心臟疾病、受傷及中毒、消化系統疾病、內分泌營養和代謝疾病、泌尿生殖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和精神障礙。的據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的專家陳智周說，「癌症病例越來越多，首要原因是環境、水和空氣污染日漸加劇。」衛生部曾對三十個城市進行調查，發現近幾年都市的癌症發生率增加一成九，鄉村增加二成三，不過媒體並未指出調查時間。
二零零六年由中共中央黨校進行的另一項調查更令人擔憂。該調查訪問了三千多名官員，發現六成以上對愛滋防治缺少認知，而且竟有三成八以為中國已經研發出愛滋疫苗。連政府官員都對健康問題缺乏認知，難怪每次政府想要解決問題，都會因為無知而提出漏洞百出、千篇一律的對策。
二零零七年春，政府公佈禁止人體器官交易的新法案。但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坦承其法律架構尚未完成，因為法規中末明訂如何定義死亡。這點很重要是因為，要移植人體器官必須在心跳停止後十五分鐘內摘除器官，不然該器官就無法使用。因此，大部分國家都以腦死而非心跳停止定義死亡，這樣就能早點摘取器官，讓器官發揮最大功用，造福他人。
中國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只有一萬個器官可供移植，可見提出有利器官捐贈的方法多麼重要。但中國人普遍認為生命直到心跳停止才結束，目前腦死即摘除器官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儘管學術界從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就推動相關法案，卻無實質成效。黃副部長說，腦死法案還要三到五年才會完成。
政府官員對醫療問題常有的回應，就是捉出模糊的宣言並表示「應當採取行動」－－但很少明確指出是什麼行動，或者只是敷衍了事。例如，中國鄉村嚴重缺乏醫師。全國二百萬有證醫生八成都集中在都市，其中在大醫院服務的佔了八成。目前，並沒有要求醫生行醫初期必須先在鄉下執業的配套措施。「政府有責任不斷提升社區醫療服務，讓負擔不起昂貴醫療費的人民更易獲得醫療照顧。」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說。她呼籲地方政府改善社區的醫療服務。但她完全沒提到中央會不會撥經費，也沒設定具體的目標。
政府面對金融問題總是迅速提出政策和指示，反觀醫療和社會保險問題卻只會得到政府官員幾句「模糊的宣言」，表示會想辦法解決目前的問題。然而，未能立即處理問題已使問題的規模和嚴重性擴大，再也不是幾句「模糊的宣言」就能解決的了。
假設你是個父親，帶著患血癌的女兒到醫院看病，她需要進行骨髓移植手術。但醫藥費賣得嚇人，你沒有那麼多錢，那麼你會怎麼辦？在中國你只能把女兒丟在醫院。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河南省某農民為了治療患血癌的女兒花光了積蓄，只好把十八歲的女兒丟在醫院。之前，他曾帶女兒到北京某醫院看病，但借來的八萬元都已花光，他不得已只好留下五千元，把女兒周煥留給醫院照顧，說自己要回家借錢。三天後，他打電話給醫院說自己籌不出錢，只能請醫院照顧他女兒。醫生說骨髓移植手術要二十萬元〈但得先找到合適的骨髓捐贈者〉。地方單位則表示要先審核周家的財務狀況是否符合條件才可申請救助。
那些沒把女兒丟在醫院的人，除了中國政府提供的醫療照顧外，沒有其他選擇。沒有直昇機載患者到國外接受專業治療，也無法求助國外醫學或醫師。只能面對痛苦，最後是恐懼，因為眼睜睜看著心愛的人拼命想活下去，明知道還有希望－－只要有錢。只要有偉大國家理當提供人民的醫療照顧。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長江三峽大壩建成後淹沒了許多千年古蹟和遺址，數百萬人必須遷移，此外還有不少嚴重的副作用。
中國似乎比任何國家更會製造形形色色的問題。這些問題不一定是粗心大意、貪得無厭或疏於管理造成的，卻足以毀了規模較小的國家。
大自然反撲
中國民間的浩大工程造成了一些前所未料的副作用。長江三峽大壩建成後淹沒了許多千年古蹟和遺址，數百萬人必須遷移，此外還有不少嚴重的副作用。
二零零七年夏天，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周圍的二十二個地區爆發鼠災，估計兩億隻老鼠到處肆虐。中國農業大學鼠害防治實驗室主任施大釗，將問題歸咎於三峽大壩和地球暖化。由於水庫儲存大量的水，導致周圍幾百哩的地下水位下降。這表示大片土地缺水乾枯，成為老鼠繁殖的溫床，老鼠才會激增。再加上湖周覆蓋一大片蘆葦，雖然這些蘆葦是種來造紙的，但也剛好成了老鼠的食物來源。
這一年長江氾濫，洞庭湖水位上升，淹沒老鼠洞也趕走了老鼠。媒體報導，某縣「沿湖的水溝塞滿了老鼠，居民拿起棍子和鏟子活活打死老鼠，」結果總共死了二百三十萬隻老鼠，重達九十噸。這些數據當然無從證實。據說好幾卡車的老鼠被送到廣東省，因為廣東人視鼠肉為美味佳餚，儘管二零零三年政府為了防止 SARS 擴大早已禁食鼠肉。據國內某報報導，雖然此禁令並未解除，但仍有卡車深夜偷偷抵達廣東的市場，想趁此機會大賺一筆。不過，當局當然馬上否認。
廣東省昆蟲研究所的戚根賢教授說，「要一次抓到那麼多活田鼠很難，怎麼可能從湖南省運來這麼多車的活老鼠？」於是報紙上問，「要是從湖南省運來的是死老鼠呢？」接著又答，「不可能的。湖南某官員說「怎麼可能有好幾卡車死老鼠？」要是洞庭湖附近的居民聽到，肯定會鬆一口氣。」
當局很快向民眾保證不會有爆發疫病的危險。湖南省衛生廳副廳長陳小春說，「湖區不可能爆發鼠疫。」卻沒解釋他為什麼這麼肯定，也沒提醒民眾滅鼠之前要小心被咬。
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鄧址指出，建造水壩「違反了生態規則。它不僅必然引發洪水，還給田鼠創造了生存條件。」但中國熱中於三峽大壩這類龐大的民間工程，國內的生態環境又急遽改變，未來這一類災疫可能會更常出現。
空中塞車
中國東部和大城的生活水準快速提升，國內航空業也水漲船高，造成「危及安全標準」的空中塞車－－這是國內航管員二零零七年的說法。過去十年來，中國的飛機多了一倍，光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中國的飛航乘客和運輸量就增加近二成。民航總局局長楊元元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說，「我們的人力和設備負荷不了這麼快速的成長。」上海分析師馬嬰也說，國內的航空基礎建設和人員培訓趕不上快速成長的航空業。
然而，中國媒體大多簡單帶過這類新聞，著重報導「正面」新聞，例如燃油附加費調降，還有機場「保證會在二零零八北京奧運期間提供安全完善又舒適的飛航服務」，至於國內航空市場日漸浮現的問題只會點到為止。但有些人就不那麼沉默了。民航大學的趙一〈音譯〉教授說，「北京的飛航處理能力已經達到極限。此外，機場也必須處理航管人員和通訊設備不足的問題以及自然緊急狀況，例如暴風雨。」
中國目前的飛航事故發生率較國際平均率低〈每百萬飛行時數平均零點二九宗事故，全球平均零點七件〉，當局似乎對此相當自得。媒體報導中國直到二零零六年才成立民航安全學院，並引用民航局長楊元元的話說，「安全是評價一國飛航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學院院長王昌順表示，他們會在五年內開設一系列完整的飛航安全課程，目標是年培訓量達到八千人次。」，但資金從何而來、會有哪些課程、有哪些專業師資，都沒有透露。
但中國的航空業擴張計劃大得驚人，學院要能迎頭趕上實在很難。二零零七年，中國計劃新增一百五十五架飛機，只淘汰二十五架。二零零六年新開五座機場，〈民航機場〉共達一百四十七座。此外，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二零零六至二零一零年〉計劃興建或擴張六十座機場，估計二零零七年會載運一億八千七百萬乘客、三百八十五萬噸貨物。
加重飛航建設和設備的負荷固然危險，但加重工作步調已經越來越快的航管員、機長、技工和地勤人員的負荷說不定會鬧出人命。而且正如中國常有的狀況，這些問題不會停在原地。例如中國有超過七千名飛行員未達國際航空的語言標準。目前，他們依賴機上翻譯員傳譯英文通訊，但這些翻譯員將在兩三年內退休〈因飛機設備更改〉。民航總局的陳廣成說，根本沒有足夠的合格考官能面試這些飛行員。
官運亨通
二零零七年，「新中國」建立將近六十年，封建制度和迷信照理說已經是前朝舊事，但仍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員相信「看相、看星象、占夢和求籤」。據該領域專家程平指出，「官員工作壓力大卻找不到出口也無人求助時，就會轉向迷信。」他也說，腐敗官員害怕東窗事發、丟官又失權而轉向超自然力量，同樣使迷信更加盛行。
教育程度低的社群迷信也許較容易理解。舉例來說，鄉下農民經常不願意花錢買保險，他們認為要生了病才會知道付出的有沒有回報，這樣很不吉利。然而當領導者也聽從神祕力量引導時，中國成為健全發達國家的可能性或許就會受到質疑。例如某官員為求官運亨通，將袒先陵墓移到幾千哩外新疆省知名的聖山－－天山的山腳。
西方擁有投票權的人民很熟悉那種得天獨厚、佔盡便宜的領導者，而沒有投票權的中國人民也許會發現，若要除掉黨內的「巫師」，民主是比「求籤」更好的選擇。
遊客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媒體指出，「隨著觀光業快速成長，國人不文明的舉止日漸使中國蒙羞。有些專家認為之所以會有這些粗魯的行為，是因為中國人民不懂愛惜公物和太過自私。」
北京著名歷史遺跡圓明園的工作人員張澎向媒體表示，常有遊客在園內亂畫，而且要清除這些塗鴉一定會對建築造成更多傷害。實在不可思議，因為這些遊客是中國人，他們侮辱破壞的是自己的國家。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正值中秋節，很多人到海南島遊玩，依習俗跟親友一同賞月。天上月色也許賞心悅目，地上情景卻一片狼籍，隔日清潔員花了一整天才把海灘的垃圾清掃乾淨。十月一日是中國的國慶日，每年都有很多人到天安門廣場慶祝。二零零六年的這一天，清潔員掃了將近四十噸的垃圾，全是中國遊客丟的。果真是「國威浩蕩」。
「得體的行為展現出一國的國格。」勞長春說，他是退休的加拿大華裔官員，常為中國官員安排海外旅遊。「遊客在不同國家應該學習社會習俗、餐桌禮儀和一般禮節。」他在加國政府服務逾三十年，如今回到北京定居。
國營媒體提醒人民，「勿隨地吐痰、亂丟垃圾或大聲喧嘩。勿大聲講手機，飯前飯後洗手。」還加上，「這些不是幼稚園小孩的生活守則.....〈而是〉基本規矩。」二零零七年八月，外交部再度設法改進人民的規矩，為出國旅遊的國人出版新的行為手冊。手冊中建議遊客勿大聲喧嘩或叫囂、勿跟人起衝突，還有若在國外遇上麻煩，勿塞錢了事－－中國同胞在國內旅遊可能就會這麼做。
出國旅遊的中國遊客直線增加，預計在二零二零年將達一億人，了不起的數字。想像一億中國人每人只丟一件垃圾或只隨地吐一口痰，小小疏失總加起來，就是中國在全球的聲名和製造的問題。重點不是人，而是這些人加起來的龐大數目。
不斷縮小的中國
中國海岸線有成千上萬個小島，而且正快速消失中，從海面上徹底消失，大自然賦予那些小島的資產也隨之消失。
「墾地建設導致有些珍貴島嶼消失，」二零零七年中國的國家海洋局曾說。「到處採石和傾倒垃圾加速島嶼生態系統惡化。」媒體報導。「情況日漸嚴重，主要因為光是一個計劃就可能毀掉十幾座類似的小島。」媒體公佈了保護全國一萬六千五百餘小島的新法案，卻說還要兩年才能實施。所以說小島快速遭破壞的情況還會持續兩年，而且正式執法、逮捕並起訴違規者不知道還得等多久。這表示繪圖者未來一定會忙著重劃中國地圖、刪除小島。
媒體也暗示政府突然關心起小島的真正原因－－不為環保，而是領土。『中國界定的七十七個領土基點中，有七十五個是島嶼。』也就是說，中國利用這些島嶼畫出國界〈就是海上領土，這對中國未來的戰略需求非常重要〉。「但這些小島普遍缺乏保護，意味著中國的安全和主權面臨潛在的危險。」
二零零七年，水利部副部長鄂竟平在類似的情況下說，到二零一零年中國可能因侵蝕作用而喪失六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整塊瑞士〈四萬一千二百八十四平方公里〉和科威特〈一萬七千八百一十八平方公里〉都丟到海裡也沒那麼大。媒體指出，土地侵蝕的主因是「過度放牧、砍伐林地、山坡地開墾、挖礦和建路。」那副部長指出，二零零一到零五年間，侵蝕的土地增加了115％，中國一年就喪失了約四十五億噸土壤。相當於男女老幼一人三噸多的土壤，而且是短短一年。
這塊土地應該得到政府還有它養育幾千年的子孫更多的保護。
竊銅案
國際銅價飆高，中國需求量龐大是主要原因，這也導致銅線竊盜案激增。政府沒有這類竊案的具體數據，不過中國網通〈中國主要的電信公司〉提供了一些線索。他們說光是河南省二零零六年前十個月就發生二萬零四百九十一宗竊銅案，平均一天六十七宗。
二零零五年一天平均僅十六宗。但現在連小偷也看得出市場正熱。中國網通的袁新峰〈音譯〉說，「有些小偷覺得偷電線就好像跟銀行提錢，缺錢就去剪個幾公尺就好了。」但他沒說要剪幾公尺才夠買棟房子。
公安部說，電纜線遭竊對全國網路造成影響。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說，「電力、電信和廣播電視設備是國家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環節，但一些非法分子卻受經濟利益驅使，大肆竊取破壞這些設備。」尚未徹底了解狀況，他就譴責這些竊賊利欲薰心。
遭竊的電纜線當然只能賣到市價的一部分，但電信公司卻必須以市價購入，重新安裝－－導致全球銅價節節上揚，於是小偷更有偷竊的動機。令人納悶的是，偷來的銅要拿去冶煉再製成電線，這整個過程要重複幾次才能保證有「高經濟報酬率」呢？
氣象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政府宣佈從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軍事敏感區域、尚末對外開放區域：及其他涉及國家安全的區域不得設立涉外氣象探測站」。「涉及國家安全」的區域在中國可以指任何一個地方。
氣象局局長鄭國光說，越來越多境外組織和個人來中國進行氣象探測，「其中一些非法的探測活動不僅侵犯了我國的主權，而且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國防安全。」他沒說明氣象預測會怎麼『嚴重影響國防安全』。
中國政府也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末經批准的境外組織、機構和個人提供氣象探測場所和氣象資料」－－等於把氣象視為『國家機密』。實施新法的目的之一，當然是想盡可能壓低自然災害的數據。中國直到二零零五年為止，都把自然災害數據歸為國家機密，擅自報導者可能被判重刑。
二零零五年國家保密局發言人沈永社說，解密因自然災害導致死亡人員總數，有利於做好救災工作也能確保人民的知情權，有利於進一步做好防災救災工作。這番話也許是過於樂觀了。但看來現在政府又改變主意了。不管法律怎麼規定，中國政府也許能禁止境內媒體報導自然災害，但對境外媒體的掌控畢竟有限，因此才會先拿氣象開刀〈水文研究也一樣〉，嚴禁氣象報導。
在中國如果你不能阻止壞天氣，最好完全否認它的存在。
服務品質
近來，國營媒體報導國內飛機乘客對機上服務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乘客對國內線的航空服務抱怨連連，連民航局都出面懇請不滿飛航服務品質的乘客收斂。面對乘客的批評，中國的處理方式很簡單卻令人跌破眼鏡，對應方法竟然是要乘客降低期待。
服務差勁的空服人員、形同虛設的影音設備、載滿乘客的飛機停在跑道上遲遲不起飛，導致乘客怨聲載道，幾乎爆發肢體衝突。但航空公司卻認為錯在乘客的飛航知識不足。
「我們希望提升乘客對民航業特性的認知，一同創造更舒適和諧的旅遊環境，」民航局表示。「安全是飛航旅行的根本，也是機上服務的核心考量。因此機上餐點的種類有限，而且餐點也必須先冷藏，之後再加熱，味道自然會較差。」飛機餐難以下嚥的原因「終於」公諸於世了。
中國南方航空還有另一個「有用的」訊息要昭告大眾，那就是乘客應該多用機場廁所，少上飛機上的廁所。航空公司表示這麼做可節省成本，廁所水箱如果只有六分滿，一年就可省下四千七百萬元。
二零零七年上半中國航空業獲利四十六．二億元，而且業績持續快速成長。但航空公司不願花錢提升品質，反而要乘客降低期待。乾脆叫乘客降低標準算了。原來忍受劣質服務已經成了一種「美德」。
謠言滿天飛
像中國這樣新聞直接受政府控制的國家，人民都知道不能太相信媒體。大眾靠著口耳相傳和流言風聲互通消息，而且因為手機簡訊和網路電子信普及，可疑或荒謬的消息有時會博得滿城風雨。二零零七年的「香蕉含SARS病毒」傳言，就是一個例子。
SARS 全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二零零三年在中國爆發。一開始政府封鎖消息，因而演變成全球傳染病。當時就算只是一點點風吹草動，大家都會瘋狂發訊，迫不及待把祕密告訴別人，雖然大 家都好像知道了。
二零零七年初，有則手機簡訊到處流傳，上面說海南島的香蕉含有類似SARS的病毒。農業部市場信息司副司長張興旺說，「這純屬謠傳。世界上還沒有人類感染植物病毒的案例，也沒有任何科學根據。」農業大學的李懷方教授也說，「從來沒有科學家發現植物病毒會傳染給人類。」
但還是沒用。消費者寧可信其有，香蕉價格慘跌。媒體報導，海南島某張姓女農民說，二零零六年她種的香蕉每公斤賣二元，SARS 傳言之後跌到每公斤零點二元。海南省香蕉協會秘書長張錫炎表示，謠傳造成的損失一天就高達二千萬元，對海南島衝擊很大，其香蕉產量佔全國六分之一。
在大多人都不相信官方消息的國家裡，這類謠傳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但「香蕉含SARS病毒」的謠言傳得尤其快，因為二零零三年中國政府隱瞞疫情，反而造成人心惶惶。
都市化
一九九五到二零零四年間，中國的都市化程度〈住在都市的人口數〉從二九．零四％激增至41.76％。二零零零到二零零五年間，進行都市建設的土地從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增至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平方公里，多出了一萬平方公里。
具體來說，這樣的面積相當於倫敦市〈一千六百二十三平方公里〉、華盛頓市〈二千九百九十六平方公里〉、巴黎市〈二千七百二十三平方公里〉、曼谷〈一千零一十平方公里〉、羅馬〈八百四十二平方公里〉和哥本哈根〈八百一十六平方公里〉的總和－－而且短短五年內就出現。
同時期，中國的住宅存量〈以平方公尺為單位〉從四十四．一億增加到一百零七．七億，都市人口密度從每平方公里四百四十二人增至八百七十人。媒體在二零零七年指出，中國的都市人口有五億六千二百萬，且正快速增加中，因為經濟快速發展需要人口從鄉下移往都市以維特快速的發展步調。
光看東北部的遼寧省就一目了然。該省二零零六至二零一零年「五年計劃」的規劃人就說，「計劃興建.....十個人口介於二十萬到五十萬的中型都市，還有十個人口介於十萬到二十萬的小型都市。這些新城市都從小城鎮漸漸發展，大多集中於沿岸地區。」
二零零五年建設部總規劃師陳曉麗說，「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城市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她說「中國城鎮化水平提高十個百分點，從鄉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規模相當於日本的總人口，提高二十個百分點就相當於美國的總人口。」
中國急於展示土地「綠化」的成果。二零零四年當局宣佈上海晉升為「國家公園城市」，並稱「該城的綠地比例達35.78％，人均綠地有9.2平方公尺。」
但二零零七年其他報導提出質疑。「北京和上海都市叢林的居民，住在高樓大廈、繁忙道路和閃亮霓紅燈日漸增加的灰暗街巷中，缺少綠地和開闊的休閒空間，」《中國日報》記者王珊珊寫道。「很多百姓感覺不到城市擴大帶來的好處，令人懷疑中國快速都市化是否是件好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陸大道也指出，「大家都想要小孩老人走路五分鐘就可到達的公共設施，裡頭有樹有椅子。但往往事與願違，因為有些官員認為這無法令上級印象深刻。」
媒體報導，快速都市化「導致都市貧戶增加，農地消失，五千萬農民的土地被徵收。」很多農民只得到極少的補償。以北京為例，當局以每市畝〈相當於六分之一英畝，是中國常用的計算單位〉十萬元的價錢，向郊區的「幸運」農民收購土地，再把同樣的土地以每市畝好幾百萬元的價錢賣給開發商。「倒楣」的農民每市畝只拿到三千元。
政府持續推動都市化。二零零五年，媒體根據社會科學院提出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指出，「徹底解決中國農業和農村地區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減少農耕人口，讓鄉下人口移居城市。」該報告還說，到二零五零年中國的都市人口將達十一億，都市化付出的成本將達十五、六兆元。這表示屆時七成五的中國人口都住在都市，跟已開發國家的比例相仿。那麼中國將在數十年內經歷其他地方要數百年的社會變遷。
二零零六年，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及全國政協委員郭樹清表示，「都市化的腳步必須再加速。」但「加遠」的代價會是什麼？燒掉好幾兆元、消耗大量資源、掠奪自然土地、破壞幾百年的農村傳統，還有史無前例的龐大城鄉移民。面對這些巨大的變遷，也許「穩定」和「和諧」會成為第一個受害者。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七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涉巨貪搞軍中腐敗已在2014~2015年間落馬受查的郭伯雄。
二零零六年底，中國政府發表了《二零零六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書中聲明中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
已開發國家都會清楚劃分軍事和政治權力，而軍隊通常要向由人民選出的領導者負責。在中國可不一樣。很多中國將領同時也是政府官員。例如國防部長曹剛川也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他一九五四年加入解放軍，從此步步高陞，一九九八年當上將領及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
他經常表示解放軍隊對中國共產黨忠心耿耿。二零零七年夏天他說，「全軍官兵要進一步弘揚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傳統。」接著呼籲「全軍官兵要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四周.....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他也曾說，「聽黨指揮是解放軍的建軍原則，是黨和人民對解放軍的最高政治要求。」
以下說法更加彰顯他的政治立場：「敵對勢力把解放軍作為西化、分化的重點，竭力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圖使解放軍脫離黨的領導。」
另一位解放軍將領郭伯雄說，「我們要堅守黨對軍隊有絕對指揮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並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的指揮。」郭也是政界高官，目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最高政治機構之一〉。從他的一番話可見，人民解放軍根本不是人民的軍隊，而是黨的軍隊。
很多經歷豐富的解放軍將領，也在中國最高政治機構擔任要職。曹剛川和郭伯雄都是先加入解放軍再入黨，這在任職於政府部門的軍官很常見。又例如，徐才厚（涉巨貪受查期間於2015年3月15日膀胱癌病逝。），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的辦事機構、協助政治任命事宜〉書記，也是一九六三年加入解放軍，但一九七一年才入黨。
軍人任職於各政府單位，例如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周坤仁，他是在二零零零年當上解放軍將領。軍人也任職於各地方政府，甚至活躍於學術界。中國最富聲望的學術機構社會科學院，其副院長李慎明是一九九七年就當上解放軍少將。
非軍人出身的中共領導人，經常要求這些將領在各種場合宣示對黨的忠誠。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上說，「聽黨指揮，是黨和人民對人民軍隊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軍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人民解放軍鑄就的靈魂，就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他說。「正是由於高度自覺聽黨領導，人民解放軍才始終保持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保持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始終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機活力。」
這麼說來，中國特色的軍隊不會為了人民或為了國家戰鬥。根據胡錦濤的說法，軍隊戰鬥力只能藉由聽從「黨的領導」展現。更早之前他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要求解放軍「忠於黨、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永不改變。」
解放軍以黨為天的說法之前就有了。例如，二零零一年媒體報導，解放軍參謀長傅全「要各層軍事單位加強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解放軍應當時時牢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的一連串重要指導。」
二零零五年，解放軍建軍七十八週年，解放軍發行的《解放軍報》批評，「敵對勢力鼓吹中國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企圖動搖〈解放軍的〉根本。」簡單說，非黨化、非政治化的軍隊，就是由人民指揮的軍隊－－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條件。該文稱「解放軍在黨堅定的指揮下立下豐功偉業，日漸茁壯強大，贏得一次又一次勝利」，因此「我軍的歷史，就是聽黨指揮的歷史。」
雖然中共已經一再強調解放軍要聽黨指揮了，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這樣的要求卻越來越大聲。為什麼？也許是因為中共認為，掌控不了軍隊就掌控不了人民。
利用軍隊鞏固權力這種一貫的方式，導致中國政冶圈裡到處都是高級軍事將領。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還不需要到處宣揚軍隊聽黨指揮，因為這是無庸置疑的既定事實。毛鄧兩人都直接指揮軍隊，跟軍隊關係密切，他們就是士兵直接效忠的對象。但現今軍隊和領導者的關係不再那麼密切，課堂訓練出來的政治領袖通常被視為文官。在軍隊裡，士兵跟將領的關係，比跟距離遙遠、面目模糊又養尊處優的北京高層要緊密多了。
過去中國社會爆發動亂時，中共都能動員指揮解放軍鎮壓無辜百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當時根本無法想像軍隊會造反，因為不只解放軍對鄧小平忠心耿耿，廣大人民也大力擁護鄧小平。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現今的政治領袖只能勉強獲得人民消極的、默許的支持，再也無法像毛鄧時代那樣廣受人民崇拜－－無論那種崇拜多麼教條式。不管是解放軍士兵或一般百姓，中國目前的領導者都激不起他們的崇仰效忠之心。
二零零七年，胡錦濤在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紀念會上說，「在八十年的頑強奮鬥中，人民解放軍培育和形成了優良革命傳統。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集中起來就是聽黨指揮.....。」未必盡然，不然就不需時時強調解放軍聽黨指揮。中共再也無法信任軍隊會絕對效忠黨。地方政府舞弊營私、高官顯要偏袒親信以及台灣問題暫時擱置，都使解放軍再也無法不假思索地聽黨指揮。
未來中國社會如果又爆發動亂〈筆者認為無可避免〉，到時候情況肯定會很不一樣。
「主義」是中國很流行的政治用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拿破崙主義」的出現，將使某個中國拿破崙，也就是解放軍將領，在麾下部屬的支持下輕易奪得政權。這些有朝一日可能統治中國的將領，個個都位居政府要津，而且地位難以動搖。只具備黨員身分的政治人物一但丟了官就喪失了權力。但身兼將領的政治人物就算丟了官，也仍然可以輕易保有部屬對他的忠誠。
再說，軍事將領早就把勢力範圍擴展到中國各級統治階層，因此拿破崙主義不會是場血腥革命。到時候不會有太激烈的暴力事件，只會順利快速地接收政權。整個國家不會爆發革命，只會換人當家作主。在自己的人馬和廣大解放軍的支持下，中國拿破崙將很快控制全國，最多只要消滅軍中仍傻傻效忠黨的殘餘分子就行了。
接著，軍隊會發表平平淡淡的聲明，說政治領導人已經下台或被撤職。沒有軍事背景的政治高層將悄悄地快速消失，由軍政府取代其位，而新政權將會呼籲人民保持冷靜，並表達政府促進穩定和諧的決心，畢竟這是他們早就滾瓜爛熟的主旋律。
以上，中共都很清楚也害怕成真，所以才會不斷操作政治語言強調解放軍聽黨指揮。可是到最後，再怎麼強調也敵不過某個人的領袖魅力，儘管對外總是大言不慚地說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
這個大人物，這位中國拿破崙，今日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解放軍將領。但有朝一日，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會知道他的名字。目前人民解放軍有一百六十七位將領。選一個吧！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五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中共Ａ股堪稱中共圈錢騙局，升跌不存在商業因素，只為政治考慮，你猜會是誰勝誰敗？於2015年7月開始一直暴升（國企泵錢）暴跌（散戶沽貨逃命），三個月還未停止震盪，致令散戶每人輸掉平均30萬人民幣過外，令散戶對Ａ股信心盡失，繼而又讓人民幣貶值。
中國快速成為經濟強權的過程中，領導人一直遵循鄧小平的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創造出越來越富、受盡嬌寵的「上流階層」。時至今日，鄧小平的這句話應該改成「讓一部分人越來越富」才適當。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打開了中國大門，也等於打開了世界最大賭場的大門，正式宣佈十三億人都可以賭它一把。
鄧小平也提出「致富光榮」的口號。中國的中產階級也樂得到處挖掘這種榮耀。因為如此，中國快速發展的城市漸漸成為超級消費殿堂。因為如此，儘管要買到比方仿冒的 LV 手提包輕而易舉，卻仍有很多年輕多金的中國人民寧可花錢買真品，而且一出手可能就是好幾個月的薪水或是鄉下居民一整年的收入。也難怪二零零六年中國人購買的奢侈品佔全世界12％。例如，賓利豪華轎車推出的Mulliner 728〈一部一百二十萬美元〉在北京的銷售量比任何城市都好。遊艇、車子、房子、珠寶、國際旅遊，都是中國新富階級爭相購買的商品。
根據研究員胡潤〈Rupert Hoogewerf〉整理的中國「富豪榜」，中國身家超過五百萬美元的超過十五萬人，超過一千萬美元的有三萬五千人，億萬富翁至少五十人。對一個常說自己窮、形容自己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來說，這樣的數字不算壞。
這個「貧窮」國家的外匯存底將近二兆美元〈二零零八年末的數據〉，數字和成長速度都居世界之冠。二零零六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價值約二千九百億美元，但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僅五百五十億美元。據估，中國到二零一零年就會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場〈美國保持第一〉，產值約五兆美元。屆時，中國將進口約一兆二千億美元的商品，約二千億美元的服務。
但這些中產階級〈中國的經濟奇蹟〉之所以能崛起，靠的是剝削生活普遍窮困、教育程度低的廣大鄉村居民。換句話說，中國快速累積的財富，是建立在低薪、高失業率和外資上。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激增，將對這種舒適安穩的環境構成極大壓力。GDP提高，勞工就會要求薪水隨之提高，因而破壞了中國企業賺大錢的最大利器：「廉價勞工」。薪資調高，製造商就會想辦法從其他地方賺錢－－主要是在製造過程中偷工減料。中國企業早就因為劣質或危險商品惡名在外，將來仍會使用廉價的原料、不安全的化學添加物力求「節約」，品管制度也拿他們沒辦法。另外，生產線的勞工減少，也將使工傷事件大幅增加。
中國勞工市場的問題已經漸漸浮現。二零零六年年底媒體報導，「雖然政府數據指出，中國仍有一億五千萬民工等著到城市裡打工，但種種跡象顯示國內的勞工資源漸趨縮減。」該報導也說，經濟蓬勃的廣東省已有每年減少二百萬勞工的趨勢。雖然報導指出，過去三年廣東的民工月薪已從六百元提高到一千元〈一百二十五美元〉，表面上似乎提高不少，但此數字只道出部分真相。據其他報導指出，廣東省居民的月薪比民工高很多〈約二百三十三美元〉。二零零五年，全國民工平均年薪是一萬八千四百元，較前一年的一萬六千零二十四元高。儘管調高幅度不小，但還是比不上國營公司，其勞工薪水提高了二成。
過去，中國曾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廠，如今其他「開發中國家」可能也來搶奪這塊市場。勞工短缺的問題逐日逼近，原因不在於人不夠，而是勞工得不到合理的待遇。缺少遏止剝削勞工的有效措施，再加上工會掌握在政府手心，使民工面臨「接受或離開」的抉擇。未來，很多勞工會直接選擇離開，目前已經可以看見這股趨勢。北京人民大學的溫鐵軍教授表示，「為了存活，有些工廠壓低勞工薪資，也不幫勞工辦社會保險。薪水低、福利差使這些民工的心涼了大半。」媒體也指出，「從鄉下到城市打工的民工，因為公司福利太差已經開始返鄉。」
這並不只是中國自己的問題。外資湧入，刺激中國經濟成長，中國公司和跨國公司聯手壓低薪資－－也聯手壓榨勞工。外商要求壓低薪資甚至還得白紙黑字寫進合約，不顧一切只想賺進獲利，這意味著中國幾千萬窮苦大眾不只被國內的中產階級剝削，也被全世界剝削。
市場競爭激烈，外商不斷要求降價，原料成本也日漸提高，兩面夾攻下，也難怪中國製造商常常偷工減料了。在這麼競爭的市場中，分毫之差可能就是贏得或失去合約〈公司可能破產〉的關鍵，而「生存之道」就是欺騙、使用劣質原料，再提出捏造的品質證明給買方－－這在中國並不困難。如果你覺得中國的仿冒品品質很好，你應該看看這些產品附的假品質保證書。
最直接面對此難題的，是養尊處優的中國中產階級。他們享受的繁榮富裕，是建立在對貧苦同胞的剝削上，而跟全國同胞分享這份繁榮富裕的唯一方法，就是讓窮人漸漸擺脫貧窮－－也就是說，讓他們加入排外的中產階級團體。但這個過程如果成真，中國的工廠勢必要更具競爭力、創新力和獲利力才行。
中國顯然正面臨低廉勞工短缺的問題。媒體在二零零八年指出，「國內大量的低廉勞工是中國經濟大幅擴張的支柱，但一兩年內勞工人數可能停止增長，八到十年內開始減縮。」中國本身並沒有勞工不足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不願意付國內窮苦勞工更公平且合理的薪水。
而中國的弱勢族群絕對不可能拿到合理的薪資。一般接受的美式觀念「做好一天的工作就得到一天應得的工資」，在中國這個大賭場並不適用。事實上，中國政府不得不維持高失業率和低薪資，因為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就是建立在一場危險的賭局上：數千萬窮苦勞工將繼續默默忍受這種殘酷無情的剝削。
不過，中國投入的高風險賭局還不只這一個。中國目前的股市熱是國內最瘋狂、最貪婪也最危險的社會現象之一。想要投資的人沒有太多選擇。銀行利率低得可憐，黃金買賣被禁止，政府控制貨幣匯率也使一般人很難投資海外市場。中國政府因此為本國人民提供了一個專屬賭場：中國 A 股指數，深圳和上海都有。在此國內證券交易所內，只有中國公民和合格機構可買賣證券。由於這幾乎是人民唯一可以快速致富的途徑，所以相當受歡迎。歷史給中國人民的教訓是，他們的錢財可能一夕之間跟著政府化為雲煙，因此他們總有股「有錢可賺就要賺」的直覺衝動。
二零零六年，中國股市總值增加了150％。二零零七年一月到五月又增加50％。湧入股市的資金簡直超乎想像。這真的是中國，那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嗎？光是二零零七年四月，就有二千五百億資金投入股市，其中約一千七百億元來自散戶而非公司企業。
媒體指出，「上海股票指數僅十八個月就從一千點爬上二千點；從三千點到四千點只花了四十八個交易日。」，二零零七年一月到四月間，光是上海的儲蓄帳戶轉入股市的金額就有七百億元。股市在五一假日後重新開市，投資人迫不及待要重新下注，單單一天就多了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個股票帳戶。
二零零七年八月中國證券基金會發表一項調查結果，指出散戶有七成把三分之一家中積蓄投入股市，超過13％投人全部積蓄，11％借錢投資。這些錢多半來自不完全合法、也就是不明的來源，例如地下錢莊。高利貸的業績也跟著蒸蒸日上。
甚至有人抵押房契借錢買股票。北京某大型典當行的總經理嚴興農說，每個月約有十個股票投資人到他店裡抵押房契。《中國證券報》報導，只北京一個地方，抵押房契借款的金額就達十五億元，這些錢幾乎全流入股市。媒體試算後發現，典當行一般只提供典當品市價70％的貸款，而且每月收3.2％利息，那麼「如果投資人拿市值一百萬元的住宅去抵押，股票投資報酬率是50％，那麼一年也僅賺八萬一千二百元。」
賭博狂熱令人欲罷不能。狂熱就表示沒有太多深思熟慮的空間。不玩股票在朋友鄰居面前就沒面子，比為了可疑的報酬率賭上自己的家還要丟人。
股票是城市裡唯一的賭博遊戲，這表示每個人都想玩，不懂股票的人也一樣。連專家都覺得這個股市很難操作，因為中國企業的財報大多模糊不清，而且經常捏造數字。據說，中國企業都有好幾本帳簿，一本給稅務員看，一本給投資人看，一本公司自用。每個版本都訴說著不同的故事，只有最後一本接近事實。股市裡充斥著黑箱作業，很多未上市公同未經批准就發行股票，也有不少地下据客出售未上市公司的股票。
不過也許這並不重要。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股市是種情緒投資，不是商業投資。確實，玩股票也許是種自由的展現。各種流言和它本身的投機性驅使人一頭栽進去。而且當你的鄰居、朋友和同事都在談自己投資的股票時，實在很難抗拒誘惑。唯恐錯過賺大錢的機會以及怕沒面子的心情，超越了傾家蕩產的恐懼。再怎麼微不足道的謠言或毫無根據的推測都可能影響股市。例如，當中國太空人第一次上太空時，科技公司股價大漲，連跟太空研究只沾上一點邊的公司也是。你說內線交易是嗎？中國有什麼不是內線交易？
就好像設法讓窮人繼續窮下去一樣，中產階級也同樣受中國政府操弄。誰不知道中國股市完全是情緒化的賭博遊戲。當局採取過很多冷卻市場的措施〈比方提高證交稅〉，但都無顯著效果。政府也會暗示股民大量買進或發行過去政府控制的股票，操縱民眾的情緒以維持股市熱絡。
不過這也算魚幫水、水幫魚。中國人民也知道政府不會眼睜睜看著股市崩盤，尤其大家都對二零零八北京奧運寄予厚望。就因為這樣，根據中國證券基金在奧運前的一次調查，六成股民「認為漲勢會持續到二零零八北京奧運。」他們相信政府 這個超大經濟賭場的莊家－－神通廣大，可以讓每個玩家都贏到錢，就是這股信心使股市撐到現在。這種巧妙的公關戰連賭城都會覺得不可思議。〈編按:本文撰寫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實際發生的狀況是，京奧一開幕，中國股市就大跌，到年底封關後比前一年下跌 65％。〉
有數億中國人民雖然也看到股市在向自己招手，卻沒辦法加入，因為他們在他人的土地上辛苦掙來的收入連養活自己都不夠。鄧小平從沒說富人什麼時候才要停止追逐財富，轉過頭，把手伸向沒他們這麼幸運的人。
目前，玩家大排長龍，手裡抓著現金，準備好要聽從老鄧的建議，但現在卻沒有一個同樣洞察機先的領導者來告訴他們：「夠了，到此為止。」因此在二零零九年，世界經濟將會讓中國知道，雲霄飛車會以多快的速度飛出軌道、又將飛到多遠。也許不一定會如此收場，但如今中國領導者已經跟其他成群結隊一副要投海自殺的西方集團站到同一線上。
經濟大蕭條〈當然是中國特色的經濟大蕭條〉如果發生，至少中國每個人都看見了經濟民主〈譯註：指不讓少數人控制經濟發展，尊重市場機制〉。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四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實施一胎化政策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嚴重。
中國沒有反墮胎遊行。沒有基督教徒領軍的反墮胎集會，你看不到帶頭者對著底下信徒講道，信徒聽到又有胎兒「被殺」都不約而同搖頭嘆息。週末他沒有群眾到指定墮胎醫院示威抗議，換作其他地方，你就會看見憤怒的抗議群眾猛拍車蓋，威嚇試圖進入「撒旦」診所的孕婦不要扼殺肚子裡的小生命。
『人獨自來到人世，也獨自離開。』這句話在中國有特殊的延伸義，如果你剛好是個尚未出生的胎兒的話。也許你「從受胎那天起就孤孤單單」，因為有一天，你可能會感覺到墮胎工具正要吸出你剛成形的身體，這時候你最好緊緊抓住子宮內壁，因為只有你一個人獨自對抗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沒有人會幫助你討論這樣的狀況蘊含的道德意涵。沒有「道德的大多數」。連「沉默的大多數」這個錯誤的名稱也要忘掉，因為在中國，大家都對墮胎議題保持沉默，其他議題差不多也一樣。
沉默或者不在意。據上海的醫生說，來墮胎的年經女性將近一半都是單獨前來，她們很清楚爸媽不會諒解他們。這些醫生表示，告訴爸媽的人當中，七成以上「被痛罵一頓，而非得到支持和指引 。」
中國墮胎盛行背後有幾個原因，比方年輕人的性知識普遍不足〈只上過基本的性教育〉，還有實施一胎化政策。另外一個原因是傳宗接代的守舊觀念。這是「重男輕女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造成的結果」，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劉伯紅說。她指出「歧視女性一直是中國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嚴重的主要原因」。
在自然情況下，人類社會中的男嬰會比女嬰多，比例約105比100，不同民族的比例會稍有不同。中國某些地區男女比例約為138比100。有些父母不遵守一胎化規定，這個時候男女比例就更懸殊。第二胎的男女比例是143.22比100；第三胎是152.88比100。「生第二胎或更多胎的夫妻顯然會去作產前性別鑑定，」中國媒體在二零零八年指出。男女比例失衡將會使許多男性找不到對象結婚、生子、組織家庭、傳承世代。而這批在人為干預下出生的人口有多少，各方的估計都不太一樣，據估計，到二零一零年會有三千萬到四千三百萬不等。也有報導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指出現今在中國出生的男嬰中，十個有一個將來討不到老婆。
就連「性別失衡」這個詞都未勾勒出實際的狀況。應該稱為「墮胎造成的性別失衡」才準確，因為這是人為現象，跟自然無關。
很早就有研究發現，女性對男性有安撫的力量。無法結婚的男人往往會變得浮躁、兇暴、挑釁，可能破壞社會安定。不幸的是，說到孕育下一代，中國的女人就成了政治人物的犧牲品，而且別忘了，中國政冶圈幾乎都是男人的天下。雖然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到一九六四年間國家提倡節育，但中國人口還是從六億增加到七億。「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期間，當局禁止節育，因為毛澤東認為人口越多，國家越強大。這時期『人多力量大』是常見的宣傳口號。
但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的馬寅初教授估計，如果中國人口以當時的速度繼續增加，不到五十年就會暴增到二十六億人。有鑑於此，他發表文章呼籲政府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只可惜中共高層不同意他的看法。馬教授遭到嚴厲批判，人口研究也幾乎中斷，但他並未放棄。後來他甚至被迫辭掉辭去北大校長職位，從此退隱。直到一九七九年，毛澤東死後三年，他才獲得平反。
由於政府打壓人口研究，所以很難掌握中國過去的出生率。不過根據某份資料，一九六零年代中國婦女平均每人生7.5個小孩。到一九七零年代出生率略降，但平均仍有5.8個。文化大革命展開的前幾年，節育被批為「反馬克思異端」。根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計生委〉的政策法規司司長於學軍指出，「一九七零年以前，國家並無任何家庭計劃政策，所以人口基本上是飛速成長。」
節育政策就這樣反反覆覆，直到一九七零年代末鄧小平掌權，政府才又鼓勵人民節育，並在此基礎上漸漸確立現今惡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現在中國政府常說一胎化政策使中國少了四億人口。但朝令夕改對人民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傷害，只有當中國政府拐彎抹角地說國家正面臨一個「複雜的情況」時才會隱約浮現。
二零零七年，政府指出「我國多年來都維特低出生率，如今可能回升；整體的人口素質不高；就業人口龐大，就職環境更加嚴峻；人口日漸老化對社會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持續的性別比例失衡對社會安全構成威脅。」
第五個危險族群－－逾四千萬名討不到老婆的單身漢－－就是性別失衡引發的後果。這些人無法藉由結婚成家提升生活，造成的不安會逐漸升高，破壞社會安寧。這些單身漢身上一輩子都綁著人口統計學上的定時炸彈。就算男女出生比例馬上翻轉，這些人還是無法娶妻生子。未來，這些討不到老婆的男人多半來自鄉下，也就是性別失衡最嚴重的地方。他們的教育機會有限，注定會成為無一技之長的勞工，如此一來要討老婆更難。
第五個危險族群之所以形成，跟殺害女嬰的行為密不可分。數百萬女嬰在時間推移中死去，使這個族群越來越多單身漢。有些單身漢可能將無情地傷害「存活下來」、降臨人世的女性。嫖妓的需求增加、買賣童養媳、對女人施暴〈如強姦〉，都會增加自然秩序外的不穩定因子，這些全都是政府的錯誤政策造成的。
二零零零年，全國的男女平均比例是110：100。二零零五年增至117：100，二零零七年是119：100。這個平均數據掩蓋了其他更驚人的數據。二零零六年頭十一個月，在北京出生的男女嬰比例是109：100；海南島135：100；江西省138：100。
這個問題過去就存在了。現代作家程乃珊寫過一個晚清的故事，說到鄉下地區對待女嬰的方式：
鄉下人家的生活很苦，女嬰在大家眼裡是沒有必要的負擔，殺害女嬰這種事很普遍。是啊，秀珍上面有個哥哥，她自己剛出生的時候就差點沒命，要不是她奶奶出面，說「可以留她下來幫忙廚房的事還有照顧哥哥弟弟」，她早溺死在水塘裡了.....突然間，母親把剛出生的妹妹放進井裡，拿掃把壓住拚命掙扎的嬰兒的畫面浮現她眼前。掃把是拿來防止嬰兒浮出水面的.....秀珍猛地冒了一身冷汗。
中國雖然致力於「現代化」，但重男輕女的舊觀念幾乎沒有改變。改變的是，現代科技讓夫妻很快就能確定胎兒的性別，而且中國的墮胎規定寬鬆，夫妻想拿掉女胎並不困難。
那麼，所謂一胎化使中國少了四億人口的「正面」數據，就有了另一種觀察角度。從目前的性別失衡現象可見，七十年代初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之後，夫妻並不是選擇不生小孩，而是先懷孕再鑑定胎兒性別，若是女生就去墮胎。因此，減少的四億人口，其實應該再加上數百萬拿掉的女胎。但從來沒人把這部分算進去。
政府對日漸逼近的性別失衡危機，還有其他各種危機，都只提出片面零散的回應。例如，二零零三年媒體報導中國政府「禁止」利用超音波選擇胎兒性別及選擇性人工流產，卻都沒有真正立法禁止。二零零六年底，報紙指出「雖然規定醫院不得對孕婦透露胎兒性別，但並未列入違法行為。」
該報告也說，「今年已將刑法修正案交由人大常委會審查，該法規定取得非醫學用途的胎兒性別鑑定最高可判三年徒刑、緩刑及罰款。但此修正案後來因為立法者意見分歧而遭到否決。反對者主張女人有權知道胎兒的性別。」在禁止選擇性墮胎法案遭到否決後，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只好發表一份文件，規定「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鑑定及選擇性墮胎的人當受嚴懲。」跟往常一樣只是消極勸誡。
報導上說，該文件承諾加強保護女嬰且指出「任何殺害、拋棄或傷害女嬰或虐待女嬰母親者當受嚴懲」。「當受嚴懲」在一個法規尚未確立的國家裡，成了一個無實質效力的法律用語。此外，該文件也指出使用超音波技術和墮胎藥的醫療單位，將受到更嚴格的「監督」。文中並說政府打算把家庭計劃經費提高，二零零五年是每人十元，計畫到二零一零年提高到每人三十元。
中國的醫藥產業充斥著白領犯罪。二零零三年，媒體報導「很多醫生收取額外費用，偷偷提供這種服務，有時費用高達一千元。」墮胎費直直上升，市場需求高必會導致這種結果。特媒體也報導，「國內很多地方都違規進行胎兒性別鑑定，但中央政府至今末立法明訂罰責。」
政府採取的方法是在二零零零年展開「關愛女孩行動」，鼓吹男女平等，並獎助鄉下全生女孩的家庭。但二零零零年起性別失衡就快速惡化，可見以上政策效力不彰。政府又祭出另一種方法：允許重男輕女最嚴重的鄉下家庭可生第二胎，前提是第一胎要是女嬰。這個方法同樣效果不大，畢竟可生第二胎可能反而讓生子傳後的壓力更大。重男輕女的家庭肯定不會疼愛第二個女嬰。這些試圖遏止墮胎的措施充其量只是作作樣子。
看民權人士陳光誠的例子就知道了。他收集了北部地方官強迫婦女做後期墮胎和絕育手術以壓低人口的證據，並自學法律幫助村民打官司。二零零六年八月，檢方以「故意破壞財產罪」將他起訴並判刑四年。國際特赦組織稱這次審判「非常不公」。陳在獄中遭其他犯人毆打，據他妻子表示，這些犯人說「這麼做黨會給我們加分〈提早出獄〉」。他向獄方反應自己的肋骨被打斷，但獄方拒絕讓他照 X 光或接受任何治療。國際特赦認為陳有生命危險，而且是因申請上訴才遭獄方懲罰。但他每個月只有三十分鐘的探監時間，想上訴也難。獄方對陳的妻子說，是陳先動手大家才會打起來。陳從小就雙眼失明。
相較之下，福建省處理性別失衡的方法較為積極。地方政府撥二億元給四十九萬戶家庭作為女兒保險基金，每年更讓十萬女童免費入學。在這之前，中國人口最多的省分河南省〈人口將近一億〉，通過禁止選擇性墮胎的法案，親定運法者罰款一萬到三萬元不等。該法也要求嚴控超音波技術、染色體技術、墮胎手術和藥物，並規定醫療目的的胎兒性別鑑定至少須獲三名醫師批准。墮胎則至少須獲一個縣政府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局批准。
然而，如果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不改變，不論採取多少矯正性別失衡的措施都沒有用。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人口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表示，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中國社會幾百年。她說有些鄉下居民直接就把女嬰丟在孤兒院外，而且老外領養的中國兒童有九成九是女童，進一步加劇性別失衡的問題。
如果政府成功遏止人民進行胎兒性別鑑定，急著想生兒子的夫妻很可能走回殺害 女嬰 的老方法，到頭來造成的悲劇只會更多。殺害女嬰的現象一直存在。據中國上一次〈二零零零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城市的新生男嬰死亡率是8.61％，鄉村是28.28％。但城市的新生女嬰死亡率卻是10.69％，鄉村更高達41.6％。中國媒體輕描淡寫解釋，「男女新生兒死亡率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一些人有重男輕女的觀念。」
二零零四年浙江省對二十到四十歲的民工進行調查，發現其中有九成覺得寂寞，三成五感情不順。新華社轉述某未具名精神科醫師的話，「如果沒有適當的壓力宣洩管道，他們可能走上酗酒、自殺、強暴，甚至殺人之途。」負責此調查的浙江大學教授易容指出，這是因為到城市打工的男性比女性多，而且到城市打工的鄉下女性理想的結婚對象是城市人，而非鄉下人。他還說，「城市女性也不太可能嫁給鄉下男性。」
教授說，民工「常覺得自己是城市裡的弱勢族群。如果有心愛的人和舒適的窩，他們比較會有安全感，對城市的敵意也會減少。」有鑑於此，住在風光明媚的杭州市的湯勉才會為民工成立免費的婚姻介紹所。她說，「我只是希望他們有人可以說說話。這些年輕人過得很辛苦。」可是介紹所一百三十五個會員中，一百二十人都是男性。
毛澤東有句名言：「婦女撐起半邊天」。可是他的文章從來沒提到男人是不是能撐起另外半邊天，無論男人比女人多多少。撐起另外半邊天的，肯定不是第五個危險族群的單身漢。有朝一日，他們將尋求激烈而陽剛的反叛方式，抗議政府干預自然法則。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中國一向不願跟國際組織分享衛生資訊，二零零三年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爆發就是明證。
王賓跟著爸爸入了行，他爸爸的爸爸也是這樣。他是老么，上面還有兩個哥哥，要供他上學很勉強。他好像打從出生就開始賣雞賣鴨似的，五歲那年他第一次割破雞 的喉嚨。現在他四十五歲了，太太從早上六點到下午六點都在旁邊幫他，除非雞鴨都賣完了才能休息。王的雞鴨生意上了國際報紙頭版。不過他完全不知道世界爆發 了名叫 H5N1 的流行病－－一般稱之為禽流感。
他肯定地說，「我祖父那個時代都沒問題，我父親那時候也沒問題，我的雞鴨都很健康。」接著他又說，「如果有雞鴨生病，只要算便宜點，也有客人不介意，所以 很快就賣出去了，沒啥問題。」王賓大半輩子都跟他的雞鴨住在一起，有時也養雄雞或其他找得到的奇特禽類。他說什麼種類都有人買。
站著吃過午飯後，他把餐盒放在擠滿雞鴨的籠子上，準備睡個午覺。他把簡便床拖到籠子旁，市場的客人在他身邊來來去去。這時他太太繼續賣出客人自己挑的雞鴨。客人選好後她動作熟練地把鳥禽夾在胳臂下，然後把脖子往外拉，刀子一畫。接著她隨手把還在掙扎的鳥禽丟進大大的黑色塑膠桶，還可以聽見牠垂死前在油膩漆黑的桶子裡碰碰撞撞的聲音。
他們夫妻很幸運還有電和清涼的自來水可用。水是花園裡的水管接來的，水管不知道是哪接來的。不過頭上的市場屋頂抵擋不了風吹日曬，他們的生活還是很辛苦， 尤其是夏天。那股臭味嗆得很！但那些鳥禽走過的短短生命更悽慘。牠們全都擠在小到不行的籠子裡，一隻疊著一隻，最底下的張著一雙警醒的眼睛接收上面的排泄物。
王賓表示，「政府想要改變這種買賣方式，可是我的客人都想買現宰的雞鴨。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當翻譯員告訴他西方報紙報導可能爆發全球流感，而且要是 H5N1 變異為人可互相傳染的病毒，可能造成幾百萬人死亡時，他笑了一聲，「胡說！」
但這並不是胡說。最近一份研究估計，如果 H5N1 真的變異成人可互相傳染的病毒，將會奪走六千萬以上的人命，而且多半集中在開發中國家。
禽流感一直存在於自然界中，H5N1 就是禽流感的最新變異。它比之前的病毒類型更強大，而且跟中國關係密切。第一個禽流感病歷就出現在廣東省，再傳至香港，然後亞洲。現在蔓延到全世界。二零 零七年三月加州大學科學家指出，「H5N1 的各種亞型是從廣東省開始進行地區性和國際性的向外擴散。」
科學家認為禽流感擴散的原因是密集養殖豬和鳥禽，如果鳥禽、豬和人住得很近，人類就可能感染。發展中國家常見這種現象，中國東部的密集養殖區尤其是。目前 人類只有跟感染的鳥禽直接接觸才可能染病。但是科學家最擔心 H5N1 可能會變異為人類之間的傳染病。要是如此，估計可能會造成幾百甚至幾千萬人死亡。H5N1 可能持續在〈中國〉出現並蔓延，」加大科學家費奇〈Walter Fitch〉說，「如果能控制源頭，就能有效防治。」
但中國卻使「控制源頭」的工作難以進行。除了不著手改善鳥禽販的工作環境以外，中國也對國內的疫情絕對保密，並一如往常妨礙為掌控並防治傳染病所作的研究。例如，中國直到二零零六年八月才坦承，第一宗禽流感死亡病歷其實發生於二零零三年，而非之前說的二零零五年，原因是他們到了二零零四年才檢查死者的病毒採樣。檢查採樣通常只要幾天，大不了數週，但中國竟然要一年之後又過一年才公佈結果。而且是因為中國研究員在《新英格蘭期刊》上先揭露，中國政府才不得不公佈。
禽流感一旦爆發，家畜就會遭殃，農民的生活也會受害。根據二零零五年的報導，一九九零年代中共當局要求農民為家禽注射一種名為金剛烷胺的藥物，使之對殺傷 力較低的禽流感產生抗體，防止疫情蔓延。這種藥原是用於人類身上，國際家畜管理規則禁止此藥用於家禽。但中國漠視此規則，而且「這樣濫用可能導致禽流感病 毒產生抗金剛烷胺的毒株。無論如何，目前醫學和藥學專家都同意金剛烷胺已經無法預防人類感染全球大流行的禽流感。」
另一種替代藥物克流感較難製造，因此價格可能較高。此外，克流感的效力也較差。只因為中國漠視基本的衛生規定，導致全世界馬上得著手研究新藥。中國不承認 曾要農民使用該藥，辯稱這些指控「不符事實」。但中國人民解放軍農牧大學發行的手冊上，明明詳細列出為家禽注射金剛烷胺的方法，實在令人難以認同中國政府所謂的「事實」。
暫且不管金剛烷胺的問題，很多人懷疑養殖方式也是爆發流感的原因。舉例來說，青海湖是很密集的家禽養殖區，但農家都把動物糞便、羽毛和糞肥等廢料當成田裡的肥料或農場的魚飼料。世衛組職指出，禽流感病毒最多可在鳥禽糞便中存活三十五天。
世衛是帶頭調查禽流感的組織，但中國一再拒絕提供採樣。二零零七年四月，世衛表示中國已經將近一年未提供採樣，專家表示防疫研究的進度因此拖慢。中國的回應是，「我國政府一直跟國際團體密切合作，為避免禽流感擴散貢獻一己之力。」
事實上，中國一向不願跟國際組織分享衛生資訊，二零零三年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爆發就是明證。一開始傳出疫情，中國就封鎖消息，因為當時正在舉行一場重要的政治會議，只有好消息能見報。後來即使世 衛建議旅客不要到中國旅遊，中國政府仍稱已控制住疫情。SARS 總共在二十六個國家造成八千零九十八人感染、七百七十四人死亡，有些病癒者出現骨骼方面的嚴重後遺症。
對中國來說，政治主張比健康問題還重要。中國一直阻撓台灣加入世衛甚至「實質參與」世衛活動，因為中共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從各種實際層面來看， 台灣都是個獨立國家。台灣顯然信不過中國處理健康問題的方式。對他們來說 sars 是個人道議題，對中國卻是政治議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資格以會員或準會員名義加入世衛，也沒有資格以觀察員名義加入。」北京這種說法，明顯不把台灣島上二千三百萬人的健康問題放在眼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不管台灣當局怎麼玩把戲，他們想利用健康議題推動台獨永遠不可能成功。」
世衛因中國介入更難做事，但中國竟還要求世衛撥更多經費防治禽流感。衛生部應急辦公室副主任李建國表示，「政府已經投入大筆經費防治禽流感也給予高度關 注，但我們需要更多金錢和技術支援來加強戒備。」回想北京政府如何回應台灣當局想為島上居民健康把關的希望，就知道李以上的這番話只想到中國自己。
政府對衛生保健的態度直接反映在人民身上，中國民間也普遍漠視公共衛生。在公共場合吐痰在中國相當常見，還有比方像隨地小便和大力擤鼻涕這種不衛生的舉動也一樣。
上海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簡稱衛委會〉曾經監看城裡十個公共場所的吐痰情形，發現光一個地方半小時內就有一百六十四人隨地吐痰。市政府決定實施新法，規定計程車要附「吐痰袋」，司機和乘客有需要即可使用〈計程車司機常把頭伸出車窗外吐痰〉。試辦過後，衛委會再度監看該地的吐痰情形，發現半小時內「只有」四十六人隨地吐痰。於是，政府規定市內所有計程車都要附吐痰袋。
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指出，吐痰、挖鼻孔、咳嗽不摀嘴是中國遊客常有的行為，連在大眾交通工具上等擁擠空間也不例外。各地方政府現在正努力要使 人民改掉這些壞習慣。二零零七年五一連假期間，國家旅遊局也要旅行社和導遊糾正這類錯誤行為。還有為了要在二零零八北京奧運之前掃除這種行為，政府也在北 京發送數百萬個吐痰袋。此計劃負責人張慧光說，「把痰吞下去對身體不好，所以我們要幫助大家用文明的方式吐痰。」但她也很清楚「提高人民的素質和文明不可能一兩個月、甚至一兩年就辦到。」
亂丟垃圾也是中國很多城市常見的行為。吐痰袋可想而知也會加入隨手丟在地上的垃圾陣容。有位市民告訴我們，「大家都沒有責任感，只想到自己，所以在自己住家附近不會吐痰，到別的地方就不管了。他們心想反正不住那裡，用不著清理。」
中國目前的愛滋患者相對來說並不多〈二千人中約一個〉，但增加的速度很快〈一年增加11％〉，就是因為人民對傳染途徑普遍缺乏認知。根據一份針對北部省分 進行的調查發現，近六成政府官員對愛滋病連基本的認知都沒有。恐懼隨著無知擴散。全國約五成人民覺得愛滋患者不該繼續工作或唸書。
對四百餘名男同志所作的調查發現，只有15％知道自己有感染愛滋病毒的危險。另一份調查訪問了二百多名男同志，發現僅20％使用保險套。另有報告指出，八 成男同志表示不知道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由於同性戀在中國仍然蒙受污名，而且很多男同志都因社會壓力而接受異性戀婚姻，使他們更難面對自己的性向，他們的妻子和兒女可能因此更容易感染愛滋病。
二零零四年之前，同性戀在中國都被歸為「性心理偏差」。直到對同性戀的定義改變，官方才勉強提出有關同性戀的數據。不過，並非只有男同志圈才缺乏對愛滋病 的認知。中國政府直到二零零六年初才第一次提出因應愛滋病的詳細方針。但文件中卻沒提到非政府組織能夠扮演什麼角色。非政府組織在中國一直遭受懷疑的眼光。即使只是進行無害的活動，例如送玩具給貧困兒童，工作人員也可能遭到逮捕。
二零零七年初，北京紀錄的愛滋病帶原者和患者共三千四百六十二人。北京衛生局表示實際總數可能高三倍，但北京的愛滋病專家盧聯合醫師說即使是一萬二千這個 數字，也只是「冰山一角」。政府為控制愛滋病擴大所採取的措施效果並不彰。二零零六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市內所有飯店在房間提供保險套，結果六百五十八間有 星飯店只有六十家照辦。另外，只有三成夫妻做過免費的婚前健康檢查。過去這些是強制性檢查，二零零三年十月之後改成自由前往。
政府對愛滋病如此無知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記取現代史上最重大的健康醜聞。
一九九零年代，「血頭」在中國內陸到處採集貧窮農民的血液賣錢，其中又以河南省最多。因為傳統中醫認為捐血對身體不好，再加上為了要更符合經濟效益，血頭 會從抽取的血液中萃取出有用成分，再把差不多的血量輸回人體。但這些血液都按照不同血型集中在一起。這就代表如果某人有血液病，很可能因為混合的血液輸回 人體而將疾病傳染給別人。而這些血液並未做過愛滋檢驗。聯合國估計，中國約有五萬五千人因此感染愛滋。中國愛滋專家張可估計實際人數超過十七萬，這些人都是在河南省賣血給血頭。
驚人的是，另有十三萬人是在醫院接受治療時染上愛滋。很多患者根本不需要輸血，輸血只是院方的生財之道。可是中國社會幾乎都不知道這件醜聞，除了受害者及其家屬。涉案的醫生沒有人遭懲戒。官員就更不必說了。
血頭案期間，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是李長春。他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五的常委。接任其職位的李克強也幫忙掩蓋血頭案，他目前是國務院副總理，被視為中共第五代的核心領導人之一。
報導指出，二零零七年仍然有人偷偷採血。廣東省多名官員接受數百人集體非法賣血的調查。但調查過程保密，我們當然有理由懷疑調查單位使用的體檢標準。二零 零八年，媒體報導去年通報的非法採血案有二百八十宗，有四千九百一十五家血庫因違反採血親定而被取締。該報導也指出，二零零五年起被取締的地下醫療組織就有二十萬一千家。
高耀潔醫師是少數揭露血頭怪象的醫師之一。高醫生不辭辛勞地呼籲政府關注受害者。但政府的反應卻是不斷騷擾她，監聽她的電話，監視她的行動，偷看她的信 件，甚至沒收她的照片。二零零一年中共不准她出國接受全球衛生組織頒給她的曼恩衛生與人權獎，二零零三年又禁止她到菲律賓領取麥格塞塞獎。這就是高醫生這 樣的民權鬥士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她揭發了不可告人的內幕，例如賣血人平均一次可賺五美元，經常還附帶感染愛滋的慘痛後果。
二零零七年，高醫生以八十歲的高齡受邀赴美領取婦女組織「生命之音」的獎項。當時她仍被軟禁在河南家中，無法前往北京申請簽證。在國際社會的施壓下，河南 政府終於停止軟禁她，她才取得簽證前往美國。回國後她又被軟禁，電話也被切斷。她對路透社表示，「我寧可死了算了，這樣政府也省得花錢監視我。」
悲哀的是，她的故事並非特例。其他愛滋鬥士也有類似的遭遇，例如萬延海。他是愛滋救助團體愛知行研究所的負責人，愛滋運動者打算站出來抗議不公之際，他就 遭到了當局的威嚇。警方趕到愛知行的北京辦事處，強行取消兩天後就要舉辦的愛滋研討會，之後他就失蹤了。失蹤前他曾跟一名同事短暫交談，說到自己遭到質問。三天後他才又出現，並被迫取消愛滋研討會，原本他希望藉此會議召集各國專家，幫助中國解決問題。
胡佳本身也是愛滋工作者，他呼籲國際媒體關注中共對待高醫生的方式，後來自己也遭到軟禁。胡佳的妻子曾金燕走到哪裡，警察就跟到哪裡，這是中共對麻煩分子 的家屬一貫的騷擾方式。警察跟蹤她去上班、購物，不是跟在後頭就是擋住她的路。不管她開車到哪裡，都會有一兩部警車跟著她。
未來之路似乎很不樂觀。二零零七年四月，清華大學愛滋病研究中心的景軍教授表示，「我認為中國漸漸走進抗愛滋疲乏階段。現在政府官員都質疑該在這個領域投 入多少資金，有些研究愛滋的學者也轉到其他領域.....政府投入的資金不夠。」他說，「去年投入約三十億元，僅相當於北京二十公里長的高速公路。」
到二零零六年底，根據衛生部的資料，愛滋病歷增加了三十％，到該年度十月為止達十八萬餘人。其中有四萬人發病，四千零六十人死亡。但是在二零零五年底，衛 生部的報告是說中國約有六十五萬愛滋帶原者，發病者約七萬五千人。據說這比二零零三年的數據〈八十四萬愛滋帶原者，發病者約八萬四千人〉準確。
梅毒在一九六零到一九八零年間幾乎已經消失，如今卻漸漸成為中國的一大問題。一九九三年時，每十萬人僅零點二個病例。到一九九九年增加到每十萬人6.5個病例，二零零七年北京每十萬人有24.9例，上海更驚人，每十萬人有55.3例。梅毒分一期、二期、三期。二零零五年，前兩期梅毒患者每十萬人有5.7例。已開發國家的比率通常低很多，例如美國是每十萬人2.7例。先天性梅毒〈胎兒在母親子宮中即感染〉一九九一年每十萬新生兒僅0.01例，二零零五年卻增加到19.68例。這可能造成死胎或各種身體上的毛病。中國曾經成功消滅梅毒，上述的數字表示現今中國人民對梅毒的自然抵抗力較弱。再加上年輕一代的性觀念越來越開放、貧富差距大，以及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導致妓女大增〉都使梅毒快速擴散。
肝炎患者也快速增加。肝炎是病毒引起的，會對肝臟造成損害，主要有A 型、B 型和 C 型，較少見的有 E 型、F 型和 G 型。A 肝通常會自然痊癒，但 B 肝和 C 肝可能對人體造成一輩子的傷害，甚至致死。A 肝通常經由食物傳染，B 肝和 C 肝經血液傳染。中國有一億二千萬 B 肝帶原者，發病者有三千萬人，臨床的症狀類似感冒，例如全身疲累、肌肉酸痛，嚴重者可能肝衰竭甚至死亡。中國每年約有三十萬人死於這種併發症。
有種疫苗可使人類對 B 肝產生抗體。但某份調查訪問了三百三十四名非傳染病專科醫生，發現五個中就有四個對 B 肝的傳染途徑沒有充分的理解，也不知如何有效預防。就算是傳染病專科醫生也只有三分之二熟悉肝炎的完整療程。
一半以上的 B 肝患者表示自己受到親友、同事和社會大眾的歧視。有 B 肝的主要傳染途徑是未戴保險套跟帶原者發生性行為、一起吸毒、共用針筒，或母親生產時傳染給胎兒。它並不會經由食物或水、共用餐具、哺乳、擁抱、親吻、咳 嗽、打噴嚏或不經意的身體接觸感染。但中國很多工作單位都排斥 B 肝帶原者，包括公職在內，這讓帶原者要謀生更加困難。
二零零三年四月，浙江省某大學生殺了一名公務員，因為對方知道他是 B 肝帶原者〈非患者〉就不准他入公職，即使他已通過全部筆試和口試。二零零七年有次調查訪問了三千五百人，其中四九％拒絕跟 B 肝帶原者一起工作，五五%以上不願雇用 B 肝帶原者。
中國的 C 肝帶原者約四千一百萬人。北京地壇醫院肝病專家徐道振教授表示，C 肝是「無聲的傳染病」。目前並無 C 肝疫苗，不過最近的研究指出五年內可望出現 C 肝疫苗。C 肝最大的危險是患者初期往往不知道自己罹病。二零零四年徐教授呼籲將 C 肝納入健康檢查中。但無人理會他的訴求。兩年後，肝病學會主任委員莊輝又提出相同的呼籲。二零零五年全國共有三萬個新感染病例，二零零三年時僅二萬。但中國醫院目前仍末例行性篩檢 C 肝。
C 肝感染人數激增的一個原因是，中國藥廠生產的一種血液藥會活化 C 肝。當局回收了約九萬劑新藥，並對涉嫌此案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局長鄭筱萸展開調查。鄭在二零零五年六月被免職，隔年十二月接受調查，因為他「未善盡監督藥品市場的責任、濫用職權批准新藥、收受賄賂，並放任親戚和下屬營私舞弊。」我們在第七章提過，後來他被處以死刑。
其他幾乎已經消失的疾病又重新席捲新中國。目前中國最致命的疾病不是愛滋或肝炎，而是肺結核和狂犬病。
跟梅毒一樣，狂犬病在展開經濟改革之前很少聽見。毛澤東時代，狗是「資產階級腐敗墮落的象徵」，但現今中國的中產階級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狗也成了很受歡 迎的寵物。可是，養狗許可證的費用很高。以廣州為例，一張許可證要一萬元，之後還得繳年費六千元。因此很多人沒去申請，這「肯定增加了罹患狂犬病的風險」，南華農業大學寄生蟲學教授朱興全說。這就是廣州五萬隻狗中只有一千隻注射疫苗的原因。在上海養隻狗每年可能要花一萬四千元，因此全市四十萬隻狗有登 記的很少。據估計，中國總共約有一億五千萬隻家狗。
公共場所嚴禁溜狗且禁帶寵物進大眾運輸系統，更使狗主人寸步難行。他們堅持下去有兩個原因，一是養狗花費不低，也算是種地位象徵，二是一胎化家庭把狗當成 生活上的伴侶，代替搬出家裡的孩子。但人大〈領導階層有時會參考此政治機關的意見〉代表非但不簡化養狗的規定，以便國家管理，反而還提議對狗主課稅以增加稅收。雖然養狗限制不少，但都市的路邊攤常販售健康狀況不明的小狗，售出時也未附獸醫紀錄。
一九九六年，有一百五十九人死於狂犬病。的二零零六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一十五人。於二零零七年頭兩個月，光湖南省就有六十一人死於狂犬病，湖南省省長於是下 令撲殺野狗。二零零六年雲南省牟定縣傳出三宗狂犬病死亡病例，當局於是撲殺了逾五萬隻狗。當時縣內只有四千二百九十二隻狗打過狂犬病疫苗。
肺結核也日漸成為中國人民主要的健康殺手。根據衛生部的數據，二零零六年全國有三千三百三十九人死於肺結核。這裡同樣要注意的是，中國有關疾病的報導經常 落差很大。二零零四年，媒體曾引用北京肺結核胸部腫瘤研究所研究員吳啟秋的話說，肺結核每年造成十三萬人死亡、六百萬人健康受損。不過，所有的報導都同意 感染病例多半發生在鄉下地區。因為接受治療避免症狀惡化的費用很高，鄉下人付不起。
患者咳嗽、打噴嚏、說話、親吻、吐痰都可能把病菌傳染給人，接觸到患者未消毒的餐具也會。
一個噴嚏可能就含四萬滴具傳染性的飛沫。
排在肺結核和狂犬病後面的健康殺手是：愛滋、B 肝和 B 型腦炎。二零零六年 B 型腦炎造成四百六十一人死亡，是前一年的兩倍。淋病和痢疾病例也有增加趨勢。二零零六年共有四百六十八萬八千宗傳染病病例，造成一萬零七百二十六人死亡。
中國日漸增加的中產階級越來越盛行出國旅遊。據估計，到二零一零年出國旅遊的中國遊客將達五千萬人，到二零二零年達一億人，而且說不定更快。中國民眾的健康常識普遍不足，理所當然令人擔憂這波指日可待的觀光潮將擴大健康問題。早就有社評家指出這些隱憂。
此外，越來越多中國勞工湧入非洲，往後中國在抗愛滋行動上將會面臨比目前更大的考驗。中國大手筆投資的非洲國家中，多數愛滋病猖獗，再加上中國民眾對愛滋的認識有限，中國社會也不認為嫖妓有什麼大不了，中國勞工返國後將愛滋病毒傳染給他人的危險性勢必提高。
中國可能成為瘟疫中心除了有技術、科學和經濟上的理由外，還有其他無形的原因將導致中國成為下個超級病毒的培養皿。而筆者指出的四個無形的理由，幾千年來在中國社會已經悄悄累積力量。
．無知
．自私
．守舊
．要面子
無知是教育的一大敵人。大人和父母無知的程度，甚至兒童在學校裡對著彼此咳嗽，都很令人訝異。很多教育報告、電視紀錄影片、報紙，甚至一般常識就是明證。連咳嗽這種簡單的動作所隱藏的危險，中國民眾也覺得難以理解。
這裡所謂的自私是說，一般人對旁人都很冷漠，無論是男人、女人或小孩。本書不斷指出，中國無法成為偉大的國家，很多問題都出在自私上。將某些信念奉為最高圭梟可能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但全無圭梟又可能成為傳染病擴大的有利條件。
現今中國社會盲目跟隨傳統，帶來的痛苦遠大於幫助。另外政治人物也利用傳統美化歷史。有些飲食和衛生習慣延續了幾千年卻有害健康，勢必使細菌到處肆虐。
要面子也許是中國人面對生活的方式，但世界漸漸變成一個國際村，面子也成了多餘甚至有害的堅持。表面上安定和諧，實際上問題重重，更使中國顯得缺乏現代認知下的國際觀。
中國處理 SARS 的方式、不願提供目前病毒傳染病的資料，以及拒絕接受所有世界公民〈如台灣〉都該有發聲管道，清楚證明了其一國獨大的心態。中國彷彿一直還活在帝國時代，一直以世界中心、天下霸主自居。不幸的是，下一場瘟疫很可能就打破這種假象。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一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中國決不是從來就這麼窮的。直到清代中葉以前，中國經濟都在世界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清朝乾隆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51％，遠遠高於現在的比重（4％）（大紀元圖片）
二零零二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應該是中共最坦白承認中國共產制度失敗的一次。
他說：「 我們要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當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增強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 凝聚力。」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背後，隱藏了相當驚人的訊息，因為江說要吸收入黨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指的其實就是私人企業主。換句話說，就是資 本家，這裡指的就是中國的有錢人。
中國媒體自然把這看成社會主義目標的一大進步。有意在中國上市股票的某財團董事聽了之後，表示感覺很像「吃了顆定心丸，所有疑慮都一掃而空.....我們希望成為國際知名品牌，為國爭光。」
這個也許是全世界最封閉的俱樂部，如今門戶一開馬上有富有民眾大排長龍，迫不及待想衝進去。權貴階級張開雙臂迎接富裕階級。事實上，這不啻於承認中國共產主義已經拿不出實質的東西給國內人民或全世界〈只是全世界還執迷不悟〉。所謂的「定心丸」並不表示中共將大力幫助國內商人，只是說中共不會再像以前一樣任意沒收私人財產。
中共也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引進財產權的觀念並承諾立法保障私人財產」。媒體指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加強立法保障私人財產將有助於加快中國的經濟發 展、緩和就業壓力並刺激人民創業。」不過，中共接納資本家的真正動機也許不是想幫助他人，而是出於控制欲和貪欲。今日的中共什麼都想掌控。過去他們打壓經商者，現在卻張開雙臂迎接他們。畢竟，經濟引擎的燃料就來自這些新鈔票，而這些新鈔票就是中國的新上帝。
從尹明善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政府對商人的態度明顯轉變。政府態度轉彎之際，國營媒體就報導尹加入《財星》中國五十大百萬富翁的行列。他是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重慶市工商聯合總會會長，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不過媒體沒說他大半生都慘遭中共迫害。一九六零年他因發表「右派言論」被退學，三年後入獄，出獄 後過著社會邊緣人的生活，後來到農場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中共葬送了他將近二十年的歲月，卻一聲抱歉也沒有。然而當他開始創業，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摩 托車製造商之後，中共突然豎起耳朵聽他說話了。發財和發達對現今的共產主義者來說遠比道德重要，當然也比個人自由重要。
中國社科院私營企業研究中心主任張厚義撰文指出，「從經驗中我們得知，私人企業跟經濟繁榮是相輔相成的。國內一半以上的私人企業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東 這類富裕地區。相比之下，所得較低的內陸省分，私人企業就少很多。但目前經濟成長的方向已經趨於平衡，私人公司的發展空間也會更寬廣。私人企業已經是一股 不可抵擋的力量，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更加成功茁壯。」
中共在第十六屆全國人大上為滾滾錢流打了綠燈號誌〈或者該說是愛國為民的共產紅燈標誌？〉，也許只是為貪官污吏又開了一扇方便之門。二零零七年中紀委前特 約研究員劭道生說，「過去四年黨內高官被調查和逮捕的人數比任何時候都多。」他指出「〈近來〉貪污案最驚人之處，就是黨官商勾結盜取高達數十億元。」
政府打擊公務員集體貪污的方法，就是禁止官員經營私人公司。媒體報導，「其他列入賄賂行為的還有：高薪的掛名工作〈通常是官員的親屬〉、以遠低於市價的價 格購置地產或汽車，甚至企業人士故意輸了賭局再把錢塞進官員的口袋也算。」拿了錢的交換條件通常是「政策讓步、核准利多土地交易案或招標案，誰叫這個封閉 排外的政治體系缺少分權制衡的機制。」
二零零七年，媒體公佈了政府的肅貪新「行動」〈已經不是第一次〉。這一次，這個做做樣子的行動鎖定商業賄賂，「一般指公司行賄，經常是公司賄賂官員要求特別關照。」媒體指出從二零零五年以來，共查辦了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九宗商業賄賂案，累計總值達五十二億元。
打從中共張臂接納商業活動之後，媒體報導越來越著重於私人企業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而企業人士快速致富，企業主的名聲日漸響亮，意味著創業經商在今日中國是件很酷的事。因為如此，中國年輕一輩很多都想讀商，都說將來想當老闆。
然而，這股商業熱潮把中國帶上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向。二零零六年，福建廈門市的廈門大學宣佈將高爾夫球納入課程。這門課並非休閒管理系底下的課程，根據校方 的說法是為了「拓展學生的前途」。校長朱崇實說，「主修管理、法律、經濟和軟體工程的學生一定要修高爾夫課」，其他學生可選修。他認為「把這門課列入必修 對社會有益.....教育制度最具體的功能，就是用一流的教育栽培社會菁英。」
後來上海財經大學也跟進。該校教職員陳曉教授說，「我們學校專門培養商業人才。現在商人都喜歡在高爾夫球場上談生意，我們希望學生也能精通高爾夫。」據媒體報導，上海其他大學正跟陳教授討論興建校內高爾夫球場事宜。共產主義者打高爾夫，這本身就是史無前例的事。
在這種嶄新的重商氣氛中，有些社會部門突飛猛進，有些卻落後不前。例如，社會主義時期，中國人民幾乎對個人所得稅毫無概念，如今不管政府怎麼努力教育人 民，並給予這種資本主義常規適當的尊重，大家對納稅這件事仍一知半解。二零零七年初，年所得十二萬元以上的國民必須申報個人所得這條新法正式實施。但申報期限即將截止，申報人數卻只有二成。逾期申報者最高罰款一萬元，逃稅者可能坐牢並罰款五倍稅金。
中國政府心中的緊張拉踞，看國稅局新聞中心主任牛新文的回應就知道。牛表示國稅局預期的稅務收入是機密。資本主義所需的開放社會，跟一向作風神祕、擅於掩 飾的中國政府就是格格不入。所幸現在在中國，聽到「同志，你納稅了嗎？」，已經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見紅衛兵問「你是走資派嗎？」那麼令人膽寒了。
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習以為常的其他面向，中國也同樣患了適應不良症，例如慈善捐款。據中國媒體報導，二零零五年底中國企業僅1％捐過款。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約0.05％貢獻給慈善事業，美國是2.17％。
不過這顯然不是因為中國企業缺乏善心。中華慈善總會的發表人說，他們不捐款行善主要是因為國家稅法的限制。某商人說，「捐得越多，納的稅就越多。」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徐永光說，「中國的稅收政策對捐款的免稅率太低，尤其對企業起不到激勵作用。」媒體也報導，目前只有捐款給七個有登記的慈善團體才可免稅，這也使情況更加惡化。這當然意味著北京政府對生活各個層面都想控制。
中國的稅法也許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政府卻想盡辦法掌控每一塊錢的流向。
如今中共對資本家敞開大門，日後他們會立法掌控人民的錢包，當成榨取資本家肥油的途徑嗎？接納商人其實是中共精打細算之後的偽善策略。自古以來，共產主義者多半看不起商人、為錢而活的生活態度。接納資本家明顯偏離了社會主義的目標。但中共暗地裡一點一點向資本主義靠攏，表示兩種制度間早已明顯的緊張關係， 未來只會更加緊張。
中國政府滿口社會主義理想，實際上只要能增加財富或鞏固權力，任何政治策略它都會張開雙手擁抱。廣大的中國人民，那些未入黨、經濟能力有限的人民，如今已經越落越遠。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人前說自己如何清廉，轉頭便因貪瀆被捕。
紅色犯罪是城裡最有綽頭的遊戲，不過你得先入黨才能拿到「入場券」。紅色犯罪是第四個危險族群最後一個組成分子，自從中共掌權之後就大行其道。偏袒自己人基本上也許不算犯罪，但層層而下鈔票終會進了某人的口袋。
幹部〈公職人員〉和黨部高層嘴上大談政治理想，同時也在構思新方法和新政策，利用高明的手段一點一點從成千上百萬人民身上榨取好處。另外，紅色犯罪也為中國大報和世界媒體提供頭條新聞。舉凡盜用公款、賄賂、敲詐、性交易、任用親信都算是紅色犯罪，這些在黨部裡已經司空見慣，而且黨員的配偶、情人、子女和親戚也成為共犯。貪腐對現今的中共政府不過是種生活方式而已。
中國刑法列出五十五種跟玩忽公職有關的罪行。每年國內調查的貪污舞弊案近四萬宗。根據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簡稱中紀委〉委員幹以勝指出，二零零六年黨內有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人因貪污受懲戒，其中三千五百三十人吃上官司。貪污黨員可能被開除黨籍，或進行察看後才決定要不要除名。二零零七年前半年，有二萬四千八百七十九宗貪污案進入調查，貪污金額累計約九億美元。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第一次明訂貪污賄賂罪的法律才正式實施。新法規定，公職人員若貪污、組織「迷信會」、嗑藥、從事性交易或有其他瀆職事項，可予以解職或降級。濫用權力惠及情人也會受罰。中共的思考邏輯有時令人傻眼。新法還規定，末對長輩盡孝道的公務員也適用相同的懲罰。好好照顧爸爸媽媽，黨就會照顧你。
據商務部指出，一九七八年〈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到二零零四年間，約四千名黨員涉嫌貪污，計有五百億美元公款流向海外。雖然近來中國提議跟已開發國家簽訂引渡協議，但因被引渡者會被判死刑而受阻。
二零零四年以來的情況無疑更加惡化，因為連負責肅貪的官員也貪污。二零零七年四月，湖南郴州紀委書記曾錦春被控收受三千萬元賄賂，名下還有五千萬元來源可疑。他會被捕是因為另一名高官李大倫將他抖出來。李本人因收受逾一百六十萬美元賄賂被捕，另有近四百萬美元的不明資產。意想不到的是，二零零六年曾錦春三度被調查都成功脫罪。調查發現，涉嫌李大倫貪污案的官商人士共一百五十人。某地方官說，「如果你不同流合污，就會覺得被孤立。」
李曾兩人的貪瀆案在二零零八年四月送審。媒體報導「法院未做出判決」，理由為何並未說明。到目前為止〈二零零八年底〉，筆者還找不到此案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的貪污案，最大的特點就是參與盜用公款的人數。貪污集團運作的時間、從國庫裡盜取的金額，都跟參與這場騙局的人數有直接關連。
紅色犯罪是個無底洞。二零零七年，湖南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周政昆被免職，因為他「利用職務之便牟取私利」。另一名紀委高層杜湘成曾以「反腐鬥士」聞名。二零零四年，他負責查辦某高官收賄近十萬美元的弊案，當時他說高官幹部「也是人，也有各種慾望，必須經受得住考驗。」彷彿是對未來的預告。二零零五年，警方發現他在北京某飯店跟一名白俄羅斯女子進行性交易，或許杜正是在「考驗自己」。二零零七年他被撤職，可見黨的正義巨輪轉得多慢。中紀委下令徹查他的資產和財務狀況。
大家都想擠進公職抱鐵飯碗，現今的大學畢業生也是，甚至願意放棄薪水更高的私人企業，選擇公職。原因想當然是「額外」的機會多多，更別提舒服的皮椅、一個半小時的午休時間，還有輕鬆的工作氣氛。中央組織部前部長張全景便表示，「年輕一輩的〈新進〉人員跟老一輩上過戰場的資深人員不一樣。他們比較自我中心，想要的不外乎權力、薪水、地位、房子和醫療保險。這種心態很容易見人好就眼紅，也會助長買官的風氣。」不用說，花錢升官的人日後只要放任同事貪污就能回收資金。他們集權力和財富於一身，也為子女打開公職之門，下一代模仿上一代，形成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
貪污名單長之又長。
二零零六年十月，國家統計局局長丘曉華因捲入一百億元社會保險基金詐欺案而被革職。同一年，國家指派的體育彩票中心副主任張偉華也被控濫用權力。張作惡多端，其一就是成立空殼印刷廠賺進一億二千萬元。上海市黨委書記陳良宇二零零六年涉嫌濫用四億元社會保險基金，遭撤職查辦，成為十年來被免職查辦的最高官員。二零零八年四月他被判十八年徒刑。二零零七年，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因收賄數百萬元而被停職。
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以上這些弊案都足以使民主方式選出的政府垮台。但中國並沒有獨立的監察機關，國庫裡的錢還是會滾滾向外流。
表面看來，第四個危險族群底下的紅色犯罪者似乎是最邪惡的一群。可是目前中國共產黨黨員已經超過七千萬人，而且黨每年會吸收約二百三十萬人，這麼一來，「邪惡的外表」說不定就要變得跟隔壁的叔叔阿姨一樣熟悉了。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三十九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