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朝廷的為官與為奴之道
子承父"貴"其子倒買中共教育資源貪瀆過億而被捕的土共教育部長袁貴仁。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教育部長袁貴仁在教育部一次宣傳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稱：「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的教材進入課堂；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此言經報道後，一片譁然。有公民在網絡上發出聯署動議：呼籲袁貴仁下台。網絡「討袁」的小戲劇高潮是，網民們借反腐敗東風，朝袁貴仁後路下手，一篇揭露袁貴仁兒子違規送審教材獲利的舉報信在網絡瘋傳，這篇寫給中紀委的實名舉報信有細節有數據，有署名有電話，可信度相當高。袁貴仁有沒有關說或者關聯交易，雖不能下結論，但袁貴仁身為教育部長，兒子卻在出版社做教材買賣，令人不由得不質疑。
教育部長為何出此教人愚昧之言？他難道不瞭解世界大勢和社會訴求麼？深諳中共朝廷為官和為奴之道的袁貴仁，一定對自己的講話「九死未悔」。因為，做官為奴的全部奧秘，不僅在私下的關係運作，而且更在台面上的站隊、跟風。講話是一種表態，是一種政治市場上的出價和投資。袁貴仁為官多年，當然深諳中共官場寧左勿右的道理，又摸準了當今習慶豐帝的底蘊和愛好。
按說教育部長對一國之民的教育負有相當重大的責任，應該為將國民培養成獨立有尊嚴，有創造力的文明公民而殫精竭慮；但現時紅朝教育部長卻不必有此考慮，恰恰相反，怎樣打造奴民，怎樣制止大學校園對普世價值的訴求，怎樣永葆紅色江山特權利益萬年，才是其考慮的重中之重。
大船左轉，獨裁趨深
中國大船在習慶豐帝登基之後全面左轉，已是不爭的事實。鄧時代兩大政策已被全面拋棄，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另是：「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現在門面和遮羞布全然不要了，意識形態的爭論和鬥爭重啟，不斷加深本已撕裂的社會思想壕溝。
轉捩點以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為標誌。這篇講話一改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和不爭論的策略，主動地對普世價值進行防禦和反擊，給思想文化界定下「打左燈，向左轉」的基調。
鄧時代鑒於毛時代的集權災難，提倡集體領導制，實際上是寡頭集體領導制，結果輪到胡錦濤為總書記時，已經是弱主當朝。九龍治水，主弱臣橫，腐敗更烈，多人負責形同無人負責。習氏當政，逢太上皇江氏老邁，中紀委儼然廠衛利器，一舉拿下前朝權臣周永康，令計劃等人，一時朝廷上下悚然，驚呼新君手段了得。
中原文人二月河氏效法郭沫若吹捧毛太祖，對習慶豐帝讚譽為當代雍正，認為其反腐敗舉措可勝雍正。然以老夫愚見，習慶豐帝確可與雍正有一比：雍正登基前韜光養晦，終登大寶；慶豐帝登基前則貌似無為，以致薄三貝勒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外媒傳聞薄三貝勒私下議之為阿斗和漢獻帝。薄三狂妄之極，志大才疏，原不足成事。習慶豐登基前身段柔軟，君不見到重慶為薄三貝勒站台的九鐵帽子王爺（常委），除胡、溫、李克強，均為唱紅打黑背書麼？習王爺也不例外。今日薄三貝勒身在秦城，一定對中南海延續其政策切齒不已。
如同雍正拿下年羹堯隆科多一樣，習慶豐帝拿下周永康和令計劃後繼續集權。繼九個小組長「黃袍加深」，更出台國務院、人大、政協、高法、高檢黨組向常委匯報工作之舉，卻把中紀委黨組排除在匯報之外，此舉意味深長。主管國務院，人大的這些常委低頭匯報之際，儼然臣子而非助手。高檢、高法匯報純粹是撫慰下國務院，人大的這些常委。而中紀委又不匯報，則說明中紀委的核心之秘，不宜在常委會上共享，或者中紀委超然於這些匯報組織之上，儼然與常委會鼎足？
中共的「民主」和集權，完全依領導人強弱而定，各種擴大會、生活會，都是固權和弄權的手段，完全看在哪一個層級自己的支持者人數多寡而定。
習慶豐帝似已坐穩大寶，定於一尊，高官大吏紛紛下獄，朝廷百官能不驚恐？教育部長能不驚恐？能不趕緊跟進表忠心？
「周小平」們雲集朝廷
大勢如此，主上皺皺眉頭，聳聳鼻子，臣下們早就觀察出主上的所好與朝廷風向。
主管網絡的臣下們早就一馬當先，提出幾個底線的論調，雷霆迅猛地抓捕網絡大Ｖ多人，以行政手段鉗言封口。
主管文化的臣下則組織文藝座談會，以為毛時代「文藝與工農結合」的忽悠還能有還魂丹的作用，結果捧出了周小平，遭到了左右各方的齒冷。
主管學術的也不甘寂寞。社科院長王偉光重提階級鬥爭，在社科院防止敵對勢力的風聲日緊。
宣傳系統也「佳作」頻現。《遼寧日報》記者沒有把調查的鋒芒指向高官大吏，反而指向卑微如老九的大學教師，指責他們在課堂上發牢騷；《求是》雜誌又刊登浙江宣傳系統人員大作，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大學教師賀衛方與前大學教師陳丹青。
各種拼圖已經拼出了一副文革捲土重來的畫卷，而且鋒芒都指向了黨爭奪的意識形態重地──高校。高校不僅事關思想文化走向，更事關學生思潮。學生是追求民主、自由，向當局索要民主人權，還是俯首為奴，俯首聽黨的指揮驅使，這更是當局的心頭大患。
這種態勢下，教育部長袁貴仁再不及時跟進表態，他的烏紗帽還能保得住麼？
一百年前，作家吳趼人在《糊塗世界》中提及做官秘訣：要把上司當爹娘一樣伺候。上官所好就是下官所好，上官所惡就是下官所惡。今日中共朝廷，做官專家輩出，人人奮勇，個個爭先。陛下說要七不講，臣下敢講麼？臣下忙不迭地說要盯住西方原版教材，不讓它們「腐蝕」青年學生，才是升發保官之道。
遙想春秋時代，講學自由，著述自由，自嬴政得鼎，太監趙高，丞相李斯等三人的著作成為欽定教材，萬世一系，系到如今，紅朝開國之初羞答答唬人的講學著述自由早不見於憲法；紅朝從小學語文教材即有「共產黨萬歲」的洗腦迷魂香，到大學教材制止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滲入，教育部長──紅朝太常卿、太僕等親貴忠於職守，制止西學滲入，是為對朝廷有功，宜加官進爵，皇上應賞黃袍馬褂才是。
貴仁早成貴人，貴人還能早生貴子──不僅生出主管出版社教材的總編輯貴子，還生出一系列狙擊西方先進文明和普世價值的果子──愚不堪言的中國大中小學奴民教材。老夫在中國一大學執教文學時，對著課間休息時仍為毛鄧三課（毛鄧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學說的簡稱）考試發愁的女大學生，調侃毛鄧三課說：「這種高深的學說，咱是一萬年也搞不懂的！」想必在貴人們看來，老夫也屬於高校中那抹黑和宣泄之輩。
關河萬里無窮事，豈獨教育成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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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貴"其子倒買中共教育資源貪瀆過億而被捕的土共教育部長袁貴仁。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教育部長袁貴仁在教育部一次宣傳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稱：「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的教材進入課堂；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此言經報道後，一片譁然。有公民在網絡上發出聯署動議：呼籲袁貴仁下台。網絡「討袁」的小戲劇高潮是，網民們借反腐敗東風，朝袁貴仁後路下手，一篇揭露袁貴仁兒子違規送審教材獲利的舉報信在網絡瘋傳，這篇寫給中紀委的實名舉報信有細節有數據，有署名有電話，可信度相當高。袁貴仁有沒有關說或者關聯交易，雖不能下結論，但袁貴仁身為教育部長，兒子卻在出版社做教材買賣，令人不由得不質疑。
教育部長為何出此教人愚昧之言？他難道不瞭解世界大勢和社會訴求麼？深諳中共朝廷為官和為奴之道的袁貴仁，一定對自己的講話「九死未悔」。因為，做官為奴的全部奧秘，不僅在私下的關係運作，而且更在台面上的站隊、跟風。講話是一種表態，是一種政治市場上的出價和投資。袁貴仁為官多年，當然深諳中共官場寧左勿右的道理，又摸準了當今習慶豐帝的底蘊和愛好。
按說教育部長對一國之民的教育負有相當重大的責任，應該為將國民培養成獨立有尊嚴，有創造力的文明公民而殫精竭慮；但現時紅朝教育部長卻不必有此考慮，恰恰相反，怎樣打造奴民，怎樣制止大學校園對普世價值的訴求，怎樣永葆紅色江山特權利益萬年，才是其考慮的重中之重。
大船左轉，獨裁趨深
中國大船在習慶豐帝登基之後全面左轉，已是不爭的事實。鄧時代兩大政策已被全面拋棄，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另是：「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現在門面和遮羞布全然不要了，意識形態的爭論和鬥爭重啟，不斷加深本已撕裂的社會思想壕溝。
轉捩點以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為標誌。這篇講話一改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和不爭論的策略，主動地對普世價值進行防禦和反擊，給思想文化界定下「打左燈，向左轉」的基調。
鄧時代鑒於毛時代的集權災難，提倡集體領導制，實際上是寡頭集體領導制，結果輪到胡錦濤為總書記時，已經是弱主當朝。九龍治水，主弱臣橫，腐敗更烈，多人負責形同無人負責。習氏當政，逢太上皇江氏老邁，中紀委儼然廠衛利器，一舉拿下前朝權臣周永康，令計劃等人，一時朝廷上下悚然，驚呼新君手段了得。
中原文人二月河氏效法郭沫若吹捧毛太祖，對習慶豐帝讚譽為當代雍正，認為其反腐敗舉措可勝雍正。然以老夫愚見，習慶豐帝確可與雍正有一比：雍正登基前韜光養晦，終登大寶；慶豐帝登基前則貌似無為，以致薄三貝勒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外媒傳聞薄三貝勒私下議之為阿斗和漢獻帝。薄三狂妄之極，志大才疏，原不足成事。習慶豐登基前身段柔軟，君不見到重慶為薄三貝勒站台的九鐵帽子王爺（常委），除胡、溫、李克強，均為唱紅打黑背書麼？習王爺也不例外。今日薄三貝勒身在秦城，一定對中南海延續其政策切齒不已。
如同雍正拿下年羹堯隆科多一樣，習慶豐帝拿下周永康和令計劃後繼續集權。繼九個小組長「黃袍加深」，更出台國務院、人大、政協、高法、高檢黨組向常委匯報工作之舉，卻把中紀委黨組排除在匯報之外，此舉意味深長。主管國務院，人大的這些常委低頭匯報之際，儼然臣子而非助手。高檢、高法匯報純粹是撫慰下國務院，人大的這些常委。而中紀委又不匯報，則說明中紀委的核心之秘，不宜在常委會上共享，或者中紀委超然於這些匯報組織之上，儼然與常委會鼎足？
中共的「民主」和集權，完全依領導人強弱而定，各種擴大會、生活會，都是固權和弄權的手段，完全看在哪一個層級自己的支持者人數多寡而定。
習慶豐帝似已坐穩大寶，定於一尊，高官大吏紛紛下獄，朝廷百官能不驚恐？教育部長能不驚恐？能不趕緊跟進表忠心？
「周小平」們雲集朝廷
大勢如此，主上皺皺眉頭，聳聳鼻子，臣下們早就觀察出主上的所好與朝廷風向。
主管網絡的臣下們早就一馬當先，提出幾個底線的論調，雷霆迅猛地抓捕網絡大Ｖ多人，以行政手段鉗言封口。
主管文化的臣下則組織文藝座談會，以為毛時代「文藝與工農結合」的忽悠還能有還魂丹的作用，結果捧出了周小平，遭到了左右各方的齒冷。
主管學術的也不甘寂寞。社科院長王偉光重提階級鬥爭，在社科院防止敵對勢力的風聲日緊。
宣傳系統也「佳作」頻現。《遼寧日報》記者沒有把調查的鋒芒指向高官大吏，反而指向卑微如老九的大學教師，指責他們在課堂上發牢騷；《求是》雜誌又刊登浙江宣傳系統人員大作，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大學教師賀衛方與前大學教師陳丹青。
各種拼圖已經拼出了一副文革捲土重來的畫卷，而且鋒芒都指向了黨爭奪的意識形態重地──高校。高校不僅事關思想文化走向，更事關學生思潮。學生是追求民主、自由，向當局索要民主人權，還是俯首為奴，俯首聽黨的指揮驅使，這更是當局的心頭大患。
這種態勢下，教育部長袁貴仁再不及時跟進表態，他的烏紗帽還能保得住麼？
一百年前，作家吳趼人在《糊塗世界》中提及做官秘訣：要把上司當爹娘一樣伺候。上官所好就是下官所好，上官所惡就是下官所惡。今日中共朝廷，做官專家輩出，人人奮勇，個個爭先。陛下說要七不講，臣下敢講麼？臣下忙不迭地說要盯住西方原版教材，不讓它們「腐蝕」青年學生，才是升發保官之道。
遙想春秋時代，講學自由，著述自由，自嬴政得鼎，太監趙高，丞相李斯等三人的著作成為欽定教材，萬世一系，系到如今，紅朝開國之初羞答答唬人的講學著述自由早不見於憲法；紅朝從小學語文教材即有「共產黨萬歲」的洗腦迷魂香，到大學教材制止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滲入，教育部長──紅朝太常卿、太僕等親貴忠於職守，制止西學滲入，是為對朝廷有功，宜加官進爵，皇上應賞黃袍馬褂才是。
貴仁早成貴人，貴人還能早生貴子──不僅生出主管出版社教材的總編輯貴子，還生出一系列狙擊西方先進文明和普世價值的果子──愚不堪言的中國大中小學奴民教材。老夫在中國一大學執教文學時，對著課間休息時仍為毛鄧三課（毛鄧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學說的簡稱）考試發愁的女大學生，調侃毛鄧三課說：「這種高深的學說，咱是一萬年也搞不懂的！」想必在貴人們看來，老夫也屬於高校中那抹黑和宣泄之輩。
關河萬里無窮事，豈獨教育成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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