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網（網路版）: 烏坎是中國的一個坎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烏坎是中國的一個坎

如果說當年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是回歸鄉村生產生活常識的話，現在，廣東烏坎村，則需要中共回歸鄉村政治常識，就是政治自治經濟自主，還地權與政治權於民。這道政治坎不邁過，中國鄉村擺脫不了動盪與悲劇。
小崗到烏坎，鄉村政治沒進步
這次烏坎事件剛開始之時，網絡上流傳一則視頻，一名副鎮長來到烏坎開會，當媒體記者對他攝像時，這位副鎮長的態度非常蠻橫，不允許記者拍攝，甚至要用手上的傘來揮打記者，幸好被旁邊的記者阻攔。
這則視頻讓我們看到，烏坎村民不屈服，他們在長幅的白布上簽名，要求釋放他們選舉出來的村長，要求有關當局歸還村民被掠奪走的土地。
毛澤東時代，給人們留下歷史印記的農村，一是毛號召農業學的大寨，位於山西貧困山區的大寨是由國家出資金扶持出來的樣板，另一個則是紅旗渠，如果沒有國力扶持，我們仍然難以想像，村民們能夠出資買得起那些昂貴的炸藥還有開鑽山石的工具。
中共主導的改革時代以來，已載入歷史的是安徽小崗村，而歷史還將銘記的，則是廣東烏坎村。
毛時代的農村政策失敗了，為什麼？靠精神方式鼓勵農民種田，既無市場自由，又無私產保護，農村必然走向困境，農村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大寨不可能被推廣，紅旗渠也救活不了無數乾旱的村莊。
而小崗村民們將所謂集體的土地分包到戶，既沒有向國家要機械設備，也沒有向國家求助種子肥料支持，他們就收穫了衣食自給，不再逃荒要飯。國家給了他們什麼？國家什麼也沒給，國家只是歸還了他們擁有的耕種自由，或者是沒有「依法」抓捕他們，因為在當時，私分土地承包到戶，會面臨牢獄之災。
小崗村民們聯合簽名的合約，現在還保存在國家博物館裡（原始契約已遺棄，這則合約是後來補簽的）。這則合約讓我們看到了什麼呢？一是村民們的恐懼與免於恐懼的方式，農民們對改變農民土地生產方式，感到恐懼，因為國家明令禁止土地承包，農民們必須在一起勞作、一起收穫，無論貧困還是饑餓致死，都要是一個共同體，這是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如果改變土地耕作方式，就是改變了社會性質，這是反革命重罪；二是讓我們看到，農民們通過合約，規避恐懼，分田地的帶頭人可能被捕坐牢，所以村民們要通過合約，保證一旦事發，就要保護與供養他們家人。這份契約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使村民們成為一個共同體，使帶頭人免於因自己坐牢而家人遭災的恐懼。
好在有一個開明的省級領導人萬里，還有當時的時勢，小崗村村民免於被當時的政策拘獄，而國家，也因此邁過了一個坎。邁過了這個坎，中國農民讓整個國家有了衣食自給，同時邁入小康之境。
近四十年過去了，中國歷史又面臨一個坎。
當年的坎，被「無知」而膽大的小崗村民們衝過去了，而當年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自己到皖北村莊裡看到，許多農村不僅沒有基本的食物，一些人家甚至連衣服都要互相借穿，而這樣的饑荒慘狀，卻是中共的政策造成。中共只要回歸常識，讓農村生產生活恢復小農經濟常態，農民即可實現自給自足。
今年習近平到了安徽小崗村，承諾農民承包土地的政策不變，似乎是給農民吃了定心丸，其實，是農村政策沒有實質性的進步，土地仍然在集體手上，開發商與村支書或各級政府只要看中了農民土地，還是可以隨意徵收，也許小崗村土地暫無市場價值，但烏坎村的市場價值，正在被廣東地方政府吞蝕。當林祖戀與村民們動議奪回屬於自己的地權與利益之時，懸在頭頂上的利劍就立即落下。
鄉村政治改革乃國家重要基石
烏坎村民不願意將自己的土地維權運動政治化，無論是被抓捕的村支書、村民主任林祖戀，還是示威遊行中喊口號的村民，都刻意迴避將烏坎視同當年安徽的小崗村，甚至在示威時加上擁擠共產黨的口號。這顯然是維權的一種策略，因為一旦政治化，問題就變得複雜起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烏坎事件來顛覆共產黨政權之類的帽子，就會蓋到烏坎村民頭上。
現在我們看到的，當局對烏坎的打壓，一是通過製造林祖戀的腐敗受賄，來讓村民維權流產，因為林祖戀作為村支書，已於六月十九日開始啟動集體上訪程序，要向有關當局討回村民原有的被侵佔的土地；二是有關廣東當局儘管暫時沒有將烏坎維權行動政治化，但卻對來自境外的媒體蘋果日報與端傳媒等予以警告，認為他們參與了某些策劃活動，有政治目的。
當年汪洋主政廣東之時，「和平」解決了烏坎村當時面臨的問題，所以才有林祖戀成為村支書與村主任，汪洋當年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是宏大敘事，說中共執政為民，所以要幫助村民維護村民的根本利益；二是迴避政治領域的「創新」，認為這是落實村民組織法與基層選舉方面的法規，並無政治創新。
為什麼汪洋主政之時順應民心與落實基層選舉法規，使人們看到當局的某種善意與政治創新意味？因為幾乎所有的基層選舉都被各級政府「造空」。他們內部物色自己的政治或經濟代理人，然後通過虛假的選舉，使這些代理人成為合法的基層組織負責人，看起來這是有利於黨和政府管控基層民間社會，但實質上，是基層各級組織為謀取私利、造空基層選舉法規的暗箱操作。
省級政府需要縣級政府聽話，縣級政府需要鄉鎮政府聽話，鄉鎮政府不能沒有自己的下家，自己的下家就是村一級的村民委員會與村支書，如果村民真的實現了自治，那麼，鄉鎮一級的管治就落空，特別是經濟利益無法得到保障。無論是城市擴張，還是企業徵地，都是在向村集體的土地伸手，如果村級與鄉鎮一級的權力鏈斷裂，地方政府就找不到自己的利益空間，說穿了，村莊是基層中國政府的政治經濟空間，現在中國的維穩「內戰」，正在這個空間裡展開，這場戰爭是土地保衛戰，也是一場持久的街頭戰爭或巷戰。這場戰爭看起來農民保護的是土地權益，但本質上是政治權益的失落。
行文至此，看到一則自由亞洲電台的新聞報道：甘肅永靖縣近日舉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至少有五名獨立參選或被推選的維權人士被警方帶走。獲民眾提名、但不獲官方正式提名的獨立參選人瞿明學經證實已被警方刑拘罪名是「破壞選舉」。至二十一日當地多名被捕人士均與外界失去聯絡。
中共高層既不想地方政府過度腐敗，又想強化地方基層的管控能力，中共各級官員的心裡，都有一個灰色的空間，這個空間，決定了他們的灰色收入空間，而表面上，或者有一定的實質性的意義，就是這個灰色空間，對中共穩定基層組織與民間社會，有消極的價值。
人民不能變成公民，民間社會不能有獨立的人大代表參選，不能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村支書與村主任。這是當代中國基層政治的一道坎，這道坎邁不過，中國基層腐敗不可能遏制，民間社會的動盪，也不會停息。中國鄉村政治必須從小崗村的一點零版本，升級到烏坎村的二點零版本。中國鄉村政治改革無望，則中國政治進步無望。
（作者為大陸旅美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來源轉自：

【2016年7月號動向總371期（美國）吳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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