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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7日 星期日

加納和中國之間的風風雨雨


加納和中國之間的風風雨雨。
加納是西非重要國家，也是今天中國在非洲最重要的貿易對象。中國在加納的投資、開發和大量合法和非法打工的勞工，既給加納的發展注入了資本和技術，也給這個國家帶來了新的麻煩。
筆者的系主任歐賽教授原籍加納，雖然在美國近三十年了，但仍然心繫故國，每年都回去考察，對中國在加納的經濟滲透有很多觀察。從國家政治的層面，他擔心中資在加納的活動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和政治精英內部交易達成的，尤其是中國給加納的長期貸款達成的方式和附帶條件，只會加重非洲政治本來就有的封閉性和壟斷性，給加納今後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隱患。
在草根層面，他告訴筆者很多中國勞工在加納非法採金的活動，他們到處亂挖，很多地方被弄得百孔千瘡、烏煙瘴氣。歐賽教授告訴筆者的這些情況其實也並非什麼內幕，甚至中國自己的媒體和觀察家也有類似的揭露，難怪加納的警方近些年來已經發起了對中國非法勞工和非法採金活動的打擊。追溯歷史，加納和毛時代的中國的關係也很值得作一個簡單的回顧，供今天的讀者瞭解中非關係的歷史提供一些背景。
恩克魯瑪照搬毛主義建一黨專政
加納原名黃金海岸，曾經是英國殖民地，一九五七年獨立成為英屬非洲殖民地中第一個獨立的國家。領導加納獨立的民族主義領袖恩克魯瑪在非洲獨立浪潮中有很高威望，但獨立後他拒絕實現民主憲政的諾言，照搬蘇聯尤其是中國的模式，建立了一黨專制和個人崇拜。加納一獨立，恩克魯瑪就把加納人民對民主的追求說成是西方的陰謀，宣佈罷工非法，而罷工恰恰是加納人民用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最主要工具。他也對報刊的自由言論嚴加限制，甚至規定有些言論要由他親自審查。一九五八年他制定了「預防性拘留法」，這個法律給予政府不經過法律程序拘留和逮捕任何人的權力。同時，將他控制的加納人民大會黨成為加納唯一的政黨，建立了黨國體制，用他的話來說：「黨就是國家，國家就是黨」。他說黨和政府的關係是前者創造後者，黨踞於國家之上，規定加納所有政府機構的各級官員都必須是黨員，所有的群眾組織都必須是黨的分支。
更重要的是，恩克魯瑪本人又高踞於這個黨之上。他說：「當我說黨是至高無上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那就是我本人──所宣佈的決定不受任何約束。」一九六四年他宣佈自己為黨的終生總書記、加納終生總統。他建立了「恩克魯瑪思想研究所」，就像中央黨校規定幹部都要到這個研究所來進修，他們對待恩克魯瑪思想的態度必須表現「對待宗教那樣的虔誠和熱情」。黨的宣傳說「在我國的國情下，人民需要一個可以崇拜的領導，一座在他們的前進道路上可以仰頭眺望的燈塔。」
在經濟建設上，恩克魯瑪廢除了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用政治權力來統一分配國家資源，不顧起碼的經濟和技術常識，獨立後十年不到就上了一大堆重大項目，常常用個人拍腦袋來決定經濟政策。加納盛產黃金、可可和木材，在西非殖民地中經濟基礎很好，但恩克魯瑪十年不到的執政不但把國家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而且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帶來了經濟領域的腐敗，執政黨幹部和國家官員利用計劃經濟給予的權力為自己斂財。民間流傳高官用公款進口高級轎車和高官太太訂製鑲嵌黃金的豪華大床等等醜聞。
恩克魯瑪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專制使得他喪失了在獨立運動中積累起來的威望和信任。一九六六年二月，以軍方將領為首的政治反對派趁他在中國訪問之際發動政變，將他推翻。
中國在非洲輸出革命的基地
恩克魯瑪的加納和中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六○年代上半期中國要推動世界革命，把爭取獨立的非洲作為一個重要對象，中國的這個世界革命戰略和恩克魯瑪的非洲大陸革命思想一拍即合。恩克魯瑪很像列寧和毛澤東，列寧認為離開歐洲革命，俄國革命不能單獨勝利，而毛澤東也把中國革命的勝利看成亞洲革命的先鋒，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後大力支持亞洲各國左派尤其是共產黨。恩克魯瑪主張泛非主義，即整個非洲在反殖民主義鬥爭中的團結，但其實質是由他的加納領導，灌輸加納模式，凡是與此不合的都是殖民主義的陰謀。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恩克魯瑪建立了「非洲事務局」，招募和訓練非洲一些國家所謂的「自由戰士」，在加納的一些秘密營地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和遊擊戰的訓練，最有名的包括曼可隆和奧貝尼瑪西，其教官、教材和裝備很多來自中國。毛澤東有關游擊戰的論述經常被引用，例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所謂「紙老虎」的論述和「群眾路線」的方法等等。
中國對加納的非洲大陸革命的指導和幫助是秘密進行的，嚴格保密防止給西方國家提供口實，離間加納和非洲獨立運動的關係。但一九六六年政變後，反恩克魯瑪的軍事政權不但公佈了很多有關中國和恩克魯瑪政權之間的秘密材料，驅逐了據說數百名中國顧問和其他人員，而且開放了幾處有中國顧問參與的訓練基地，讓本國人和外國人去參觀，說明確有其事。新政權譴責中國對加納內政外交的干涉，和中國斷絕了外交關係。這是中國當時在非洲的一大挫折。
恩克魯瑪下台與毛澤東擔心政變
恩克魯瑪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出訪過程中被推翻的。他那次出訪，是為了在美國和中國在越南戰爭問題上做調解人。當時美國擴大在越南的干預，和中國有衝突的危險，恩克魯瑪不自量力，想做世界級領袖，自告奮勇先去河內，再來中國。中國方面雖然不歡迎他的調解，但看在中加關係的面子上還是接待了他。就在他乘坐中國派到河內的專機前往北京的途中，周恩來在去機場接他的時候接到外電報道，說恩克魯瑪已被推翻。周恩來對他還是以禮相待，在中南海裡給了他住處。過了一周，由蘇聯派來一架專機將他送到了畿內亞，他在非洲唯一的鐵杆兄弟賽古‧杜爾將他收留。
恩克魯瑪是中國在非洲的盟友，他的名字當時在中國家喻戶曉，就像同一時期越南的胡志明一樣。他不但模仿中國，建立了一套政治和經濟制度，而且還建立了對他的個人崇拜，官方用語是「不朽的恩克魯瑪」，就和中國當時的「毛主席萬歲」一個意思。但政變就是由他信任的軍方領導人發動的，消息一發佈就受到加納人民的擁護，說明他受到人民「無限的熱愛和崇拜」基本是宣傳部門製造的假象。軍政府領導人的文告說「對於恩克魯瑪來說，加納的獨立就意味著他可以根據他的個人喜好任意行事。他處心積慮地建立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他無所不能，他相信自己成了上帝。」
對文革歷史有一定瞭解的人都會記得，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中南海政治中忽然出現了有關「政變」的議論，毛澤東多次提出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就在中共中央通過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後兩天，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作了關於政變的講話，對研究文革早期歷史很重要，林彪說最近世界上政變成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即西文中政變之意）」。其他領導人也在一些場合有類似的講話，似乎在「警惕政變」的緊張氣氛中為自己作澄清或者表態。
當時反修防修、階級鬥爭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很常見的政治言論，「防止政變」在這個時候出現，顯得非常突然和特殊，不能不讓人產生聯想。與此同時，中央對軍隊的人事和北京衛戍區的守衛作出重大調整，有關部隊也作了調動，是文革早期政局中的詭異現象。
如何解釋這個突兀的現象？毛澤東在大躍進失敗和大饑荒之後，一直擔心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一九六四年十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突然被表面上對他一直恭恭敬敬的其他領導人在軍方支持下趕下台，對毛可能有一定的刺激，儘管他並不喜歡赫魯曉夫。此後恩克魯瑪這個加納的「紅太陽」又被政變推翻，而且是在他訪華期間被推翻的，中國領導人一定對此印象深刻。我猜想，文革初期這些有關政變的言論和軍隊的調動，很可能顯示了毛澤東在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之爭激化時的神經過敏，是他從國際事件中得到了防止政變的警示。
來源轉自：
【2015年12月號 動向總364期（美國）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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