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行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
二○○七年五月九日，最高檢察院偵監廳長楊振江、副廳長宋寒松不約而同表示：「不揣腰包的腐敗」更堪憂。宋寒松說：「貪污犯罪個案平均十五萬元，瀆職侵權犯罪的平均個案損失二百五十八萬元。」瀆職個案平均損失是貪污的十七倍！統計顯示，檢察機關二○○三年以來查辦的各類瀆職犯罪，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高達三百五十七點三億元。四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瀆職侵權犯罪案件近三萬件。
二○○九年，上海巿檢察機關共受理職務侵佔案件四百零七起、五百六十七人，移送法院三百五十件、五百零一人。二○一○年，受理四百二十三起、七百二十二人，移訴法院四百零八起、六百六十一人。職務侵佔已蔓延至農村，村官犯罪越來越普遍。職務侵佔動輒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上億元。
一些企業的職務犯罪也相當嚴重。科龍電器董事長顧雛軍等九名高管挪用資金七億四千六百萬元、侵佔企業資產四千萬。健力寶集團董事長張海侵佔集團資金一億二千餘萬元、挪用八千六百四十四萬元。
跳樓現場的道德
上海記者沈戩專跑突發新聞。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第六次採訪跳樓現場。每次都有人等得不耐煩，向跳樓者喊：「你爽氣點兒，要跳趕快跳！」「跳樓跳樓，我腳都站麻了，再不跳我就走了。」甚至有人在下面就「跳與不跳」打賭：「肯定不會跳，如果跳，晚上我請你！」每當自殺者在猶豫中最後跳了，竟會贏得一片掌聲。這種刺耳的起哄聲，二○○七年出現海口、成都；二○○九年出現上饒、成都；二○一○年出現鞍山；二○一一年出現上海。清華教授萬人俊認為：「很多人認為別人的災難與己無關，甚至覺得看到他人災難是自己的幸運。……社會現在非常危險，人們已經沒有羞恥感，沒有好惡觀了。」
上海某社區一名女大學生爬上四樓窗台欲跳，樓下圍觀群眾起哄，或冷言冷語，或譏笑嘲諷，女孩最終縱身跳下，幸好落在鋪好的氣墊上，僅受輕傷。最令人寒心的是圍觀者的評論：「這麼矮，根本摔不死」。作家梁曉聲認為這是中國當代文化中缺失人文理念。
法學副教授打教授
二○一二年四月，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少林毆打林莉紅教授，因為「沒能評上教授」，而林教授則是評審委員。此前，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王進文為自家拆遷維權，也是通過發公開信的形式，以引起媒體關注。王進文說他已通過正常管道，窮盡正當途徑，萬般無奈才訴諸非法律手段。《文摘報》以法學副教授打出了法學悲哀予以報道。連法學界高知都不相信法律，只能遵循「叢林法則」，大陸法律的社會信賴度，一斑可見。
政法書記失信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貴州交通廳負責的六盤水高速公路工地，因拿不到工錢，民工張剛、譚勇分別爬上兩座塔吊。僵持七十天後，六盤水政法委副書記承諾：「下來就給錢，不追究責任」。等兩人下來後，不僅沒給工錢，還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刑拘。兩位民工並非願意爬塔討薪，他們「能去的部門都去了」，沒人管，種種壓力之下，他們選擇了自虐式途徑──爬塔吊，因為「爬上去就有人重視了」。二○一一年初，《刑法修正案（八）》將「惡意欠薪」列入犯罪。饒是政府工程，仍會發生欠薪事件。最可怕的是：政法委書記說話都會不算數！
十八年十任市長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至二○一一年三月十九日，河北邯鄲巿長十八年間換了十人，每位任期不到兩年。邯鄲經濟發展不僅落後唐山，與滄州都存在差距。市民與基層幹部都認為邯鄲發展滯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市長換得太勤。頻換市長，當然不是全巿九百六十三萬人民的意志，而是長官意志。一句組織需要，根本不需要你全巿人民同意，甚至不需要走人代會程序。河南汝州、江蘇連雲港等地，也頻換市長。
新官上任一般得先瞭解情況，然後確定思路，接著調整幹部以貫徹意圖。新任市長大致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成這一程序。五年任期是保證政策穩定性連續性的下限時間，也是檢驗政績的必須時間。頻換市長，說明根本不考慮百姓利益，換人如換衣，隨便得很，反正沒人會追究，怎麼做都有一句響噹噹托辭──「組織決定！」
學術界也俗了
二○○六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室任玉嶺向政協委員們公佈一項調查結果：一百八十位博士接受調查，百分之六十承認曾花錢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相近比例者承認抄襲過他人學術成果。復旦大學圖書館，長年拒絕幾百萬回扣，經費開支公佈於眾，屬於鶴立雞群，木秀於林。
二○一一年八月十七日，北大生命科學院長饒毅教授落選中科院士初選，因為他二○一○年九月與清華教授施一公聯合撰文《科學》，內有一句：
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與官員與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評審院士的關鍵時刻，初選會議前，他又發表《減少中國科學界浮躁的一個必要步驟》。這位「海歸」學者遭遇逆淘汰後，科學網上發博客：不再候選中科院士。
醫生跑穴
「心臟支架」醫生，每週只有一天半在本院上班，其餘時間都跟著「支架經銷商」走穴小醫院，每跟經銷商出去一趟，收入兩萬以上。保守估計，一年走穴收入五百萬以上。一位專家告訴記者，他每月收入可買一輛新款奧迪（六十萬），支架經銷商王明理估計這位專家的身價已數千萬。這位經銷商悄悄捅給記者：病人是否需要安裝及安裝多少支架，完全取決醫生的醫德與良心，但在巨大利益面前，醫德與良心往往脆弱不堪。根據他的經驗，那些可裝可不裝的病人，專家一般都要求裝。一個國產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三千，賣給醫院二萬七；進口支架出廠價六千，賣給醫院三萬八。醫院進貨後再加價百分之十五賣給病人。幾乎所有專家後面都跟著幾位支架經銷商，他們願意為專家幹一切，包括送小孩、買早點、搞裝修。一位經銷商耗時三年接送某專家孩子，終於依靠專家「發」了。
讀書與有錢成反比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人民日報》：「一方面是需要讀書的群體因為貧困而難以讀書，另一方面是富裕階層很少讀書。」據中國出版研究所調查：購書最多的群體月收入在三千至五千元之間，高收入群體很少買書。這一現象折射出整個社會價值導向的扭曲。那些不讀書的人怎麼會成為有錢人？讀書人為什麼錢不多？這難道不是社會價值明顯出了問題？歐美港台的大老粗一般不可能發大財，就算發了財，大老粗也不會因無知而自豪。在一個知識就是力量的社會，無知者怎麼可能因無知而自信？而在中國恰恰顛倒過來，讀書與有錢一直成反比。
大學生入黨
一位碩士生大學時被「拉伕」入黨，他只上過十二次幾百人的黨課，一期短訓班。由於是團支委，得積極動員團員入黨，想想自己好像應帶頭。學長也來動員：如果不入黨，獎學金、評先進、保研什麼的，都與你無緣，說得好可怕，便入了。然後填一張表，一切OK。
有的地方學生入黨較麻煩，要參加三級培訓班：積極分子培訓班；黨員發展提高班；新黨員培訓班。每個培訓班半年，週五晚上課，周日討論或思想匯報、讀書報告，然後還要機考，做選擇題。一般「大三」才讓入，一學期發展一次，每次發展三至四名，看學校給多少指標，不是所有「入黨積極分子」都能入黨，得看「綜合素質」。所謂黨課，每次班長點名，學院書記或老師講課，講端正入黨動機、黨的光輝歷史。所謂「思想匯報」，就是寫上課後的感受。
最小願望都沒實現
大陸人民最匱乏的還是實現願望的可能。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大會堂，滬視第二屆「中國達人秀」現場，亞軍菜花甜媽──五十五歲皖婦蔡洪平被主持人問到「最大的人生目的」，她回答：「能夠來到人民大會堂，我已經很滿足了。這次來，我沒告訴我女兒。因為我這輩子連一個最小的願望都沒實現過，我怕這次也實現不了。」編導缺乏政治修養，未加刪削就播出了。「這輩子連一個最小的願望都沒實現」，一句簡約的人生感言，內含多少辛酸！至少有二三億這樣的「國家主人」，卑微一生，「連一個最小的願望都沒實現」。這樣的社會環境，墊撐得起您的「偉光正」麼？
一則美國細節
芝加哥一影院，銀幕出現臨時添加的字幕，擋了一部分畫面。散場時，工作人員在門口發放同片免費票，抱歉地說：「今天有兩位聾啞觀眾，所以要打上字幕，影響了大家，歡迎再來。」雖然一粒水珠，但這是一粒在中國大陸不可能出現的水珠。任何一家大陸影院都不可能為兩位聾啞觀眾臨時製作字幕，更不能貼本發放「歡迎再來」的道歉影票。人文差距總是體現在細節上。大陸「革命人民」一生只聽吆喝不被尊重，毫無權益感，「主人翁的自豪」只在報紙上，不在現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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